來源：南方日報
     1976年9月9日,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主要締造者和領導人毛澤東在北京與世長辭。今天,2009年9月9日,毛主席逝世已整整33年,新中國也即將走過甲子歲月。在這個特別的日子裡,我們透過毛主席的外孫女孔東梅的講述,重溫歷史細節。
    
    北京798藝術區深處,“菊香書屋”的玻璃門,隨着年輕人進進出出的步伐,把傍晚的陽光來回推擋。純白襯衫,鮮紅圍巾,孔東梅在這座屬於她的包豪斯藝術空間內顯得悠閒自在。背景中一排關於外公毛澤東的傳記、雕塑、書畫……這些是798“菊香書屋”的標識,當然也是孔東梅身上抹不去的印記。一眼便能識別的,是她下巴上一顆與外公一樣“卓爾不群”的偉人痣。
    
    1949年至1966年的中南海豐澤園“菊香書屋”,是毛澤東那段時間裡大部分活動的場所。之所以要將菊香書屋“搬”到798,孔東梅既想為之留下點什麼,“也是我們這一代對紅色文化的解讀”。除了孔東梅從798買回家的一張外公的巨大畫像外,母親李敏對孔東梅的“後現代”解讀是無法理解的,“但是她寬容接受”。
    
外婆賀子珍與毛澤東生了10個孩子仍孤獨一世

    
screen.width-500)this.style.width=screen.width-500;">此主題相關圖片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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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敏(左)、賀子珍(中)和孔東梅。受訪者供圖
    
    “我不想告訴別人這是什麼,那是什麼,存在的就是合理的,以它們存在的狀態展示給別人,至於如何評價是別人的事。”孔東梅努力要做的,是還原外公的人性,“而不是外界傳揚的神話,他是個領袖,同時他也是個丈夫、父親和我的外公……”
    
    “你為什麼不常來看我呢”
    
    從毛澤東患病到去世,李敏一共只見了他三次。去往中南海的路上,李敏以為父親已轉危為安,沒想到到達後看到的卻是父親的遺容。“媽媽失聲痛哭,要求為外公守靈”,卻遭到江青拒絕。無奈之下,李敏也只能排着隊,隨着首都瞻仰毛澤東遺容的長長隊伍進入靈堂,向父親告別。
    
    孔東梅得以降生於世,還得歸功於外公的一句話。“之前母親是不打算把我生下來的。”上世紀70年代初,“文革”如火如荼,要不要把腹中的孩子生下來,懷孕的李敏面對動盪的社會局勢產生了猶豫。其向父親毛澤東徵詢意見,得到的回答是:“要,生活再困難,也是應該要這個孩子的。”
    
    孩子降生後,李敏將孩子的照片拿到毛澤東跟前,毛澤東當即給她取名“東梅”,“東”是他名字裡的一個字,“梅”是他最喜愛的花。“文革”中,李敏很難見到父親。“那時候,中南海近在咫尺,母親卻覺得它遠在天涯。”
     1960年,孔東梅的哥哥出生在中南海。毛澤東煞是高興,時常抱起小外孫親個沒完。然而江青卻一貫對李敏一家冷漠置之。李敏考慮再三,向毛澤東提出搬出中南海。毛澤東聽聞,頗有感觸:“手心手背都是手上的肉啊!”最後李敏夫婦商量,先搬到中南海內較偏僻的一棟平房居住,自己做飯,同時保持與父親的來往。毛澤東則有空便去看看女兒一家,說說笑笑,三代同堂氛圍祥和。一段時間後,一家人便搬出了中南海,出入中南海的證件也被收回。
    
    1964年,李敏夫婦搬到了兵馬司胡同的一所普通民居里,開始了真正意義上的民間生活。離開中南海後,“母親從未主動和外公談起出走的原因”。毛澤東一次問起,她也僅是簡單回答:中南海門檻太高了。
    
    “文革”開始後,許多當年與賀子珍一同鬧革命的老同志遭受迫害,被強行疏散到邊遠地區,幾近被人們遺忘的賀子珍突然被想起。當時中央警衛局負責人汪東興回憶,“中央文革小組”組長陳伯達提出把賀子珍下放到大西北,他自己不願出面,於是讓汪東興轉報毛澤東。毛澤東一聽說便否決:“我不同意,這是誰出的主意?”在毛澤東的干預下,賀子珍最終免遭下放,然而孔東梅的父親、孔從洲將軍之子孔令華卻被扣上了“保皇派”的帽子。
    
    1974年,在“批林批孔批周公”運動中,李敏夫婦認為江青有野心。“父親、母親搜集了江青的言行做了分析,準備一份材料,希望直接送到外公手中。”但是,中南海門前的衛兵卻把李敏擋在門外,記得她大喊:“你們不讓我見爸爸,他知道了也不會贊成你們這麼做的。你們這樣做是封鎖主席,為的是干見不得人的事情。”材料終未送成,“媽媽很委屈,回到家中大哭了一場,外婆知道後也氣得放聲大哭”。
    
    從毛澤東患病到去世,“母親一共只見了外公三次”。第一次是在陳毅去世那年,毛澤東出席陳毅追悼會,李敏去看他,他拉着女兒的手說:“嬌嬌,你為什麼不常來看我呢?你要常來看我啊!”李敏不便訴苦,只是含淚點點頭。“第二次是在父親部隊駐地,接到毛遠新電話,說外公病重,讓媽媽去看他。”但是等李敏趕往中南海見父親時,江青卻要求她看一眼就走,並說:“主席搶救過來了,好多了,你走吧。”
    
    李敏堅持不肯走:“這個時候,我要守在爸爸身旁。”“你待在這裡,主席出了什麼問題,你負得起責任嗎?”江青堅持要李敏離開,“你要這樣,以後再也不讓你來看了。”李敏一時氣不過,回答說:“我看爸爸還要你允許嗎?”正守候在一旁的汪東興和華國鋒看着兩人僵持不下,只得勸說李敏先離開。
    
    “此後,再也沒有任何人告訴媽媽外公的病情。她到中南海門口去,請求見面,沒有獲准。”第三次見到父親的時候,是在毛澤東去世前幾天。“她看到中央文件中談到外公病情後,不顧一切衝到中南海門口,要求見面。”這一次,她見到的父親,仰臥床上,面容憔悴,神志卻十分清醒,他拉着女兒的手,說話的聲音十分微弱:“嬌嬌你來看我了?你為什麼不常來看我呢?”
    
    面對病弱的父親,李敏內心複雜。“她知道如外婆所說,外公其實是十分孤獨的,他希望得到家人的愛。”毛澤東問李敏:“你今年多大了?”“39歲了。”“不,你38歲。”重病中的毛澤東清楚記得女兒的生日。李敏難抑心頭感傷,努力讓眼淚不掉下來。毛澤東抬手,用右手拇指和食指連成一個圈,說了句話。李敏沒有聽清楚,若干年後,“她試着猜想外公的意思,大概是外婆的乳名叫‘桂圓’,他放心不下外婆。”
    
    幾天后,中央辦公廳給李敏打電話,讓她去看望父親。去往中南海的路上,李敏以為父親已轉危為安,沒想到到達後看到的卻是父親的遺容。“媽媽失聲痛哭,要求為外公守靈”,卻遭到江青拒絕。無奈之下,李敏也只能排着隊,隨着首都瞻仰毛澤東遺容的長長隊伍進入靈堂,向父親告別。
     聽到毛澤東去世的消息,遠在上海的賀子珍反反覆覆自言自語着一句話:“他不是身體一直很好嗎?怎麼一下子就走了……”三年後,賀子珍生平第一次到北京,把一個花圈敬獻在毛澤東坐像前,花圈上寫着:“永遠繼承您的遺志,戰友賀子珍率女兒李敏、女婿孔令華敬獻”。1984年,賀子珍在上海病逝。
    
    從現代視角講述外公外婆故事
    
    2001年從美國完成學業回國的孔東梅為了重新了解外公和外婆,她開始踏着他們的足跡,遍訪他們當年接觸過的人,走過的路,留下的遺蹟。她說她要從一個現代女性的角度繼續講述關於外公外婆的故事。1999年,孔東梅入讀美國賓夕法尼亞大學。在那裡,沒有人知道她是毛澤東的外孫女,她不再有毛家光環的籠罩,卻享受到了自在的求學生活。
    
    西方的政治教學課上,“教授講課時說:全球三大獨裁家:希特勒、斯大林、毛澤東”。孔東梅當即站起來用今日中國的繁榮強大反駁老師。2000年, 母親李敏的新書《我的父親毛澤東》出版,遠在異國的孔東梅夜以繼日讀完母親的書,幾個晚上無法入眠。“外公外婆的崢嶸歲月,外婆和母親在蘇聯的艱苦經歷, 總是在夜深人靜的時候進入我的腦海。”孔東梅決定要重新了解外公和外婆。
    
    2002年秋天,孔東梅和母親一起來到了井岡山。“75年前,也是一個深秋時節,外公率秋收起義餘部輾轉千里上井岡山。那年8月,外婆隨永新暴動隊伍步行數百里上井岡山。兩個革命者就在這裡第一次相見、相識、相戀。”1965年5月,汪東興陪同毛澤東重上井岡山,毛澤東興致勃勃,說起往事滔滔不絕,有次一講就講了兩個多小時。汪東興表示,他負責警衛工作十多年,難得聽到主席講了這麼多話。
    
    在《汪東興日記》中記述了當時毛澤東說的一段話:1927年8月7日,中共中央在漢口召開緊急會議,在這次會議上我才被選為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後來,瞿秋白他們在湖南弄到了一個小冊子,裡面有我說的“槍桿子裡面可以出政權”的話,他們大為惱火,認為“槍桿子裡面怎麼能出政權呢?”於是就把我的政治局候補委員給撤了,以後又說中央委員也要撤了。
    
    這件事不知怎麼傳到井岡山,說是把我的黨籍也開除了,這樣一來井岡山人也火了,不服氣,為我打抱不平,要向中央寫報告恢復我的黨籍和名譽。我勸他們不要寫了,開除就開除了,有啥子要緊?他們真開除了我的黨籍,我還是要干共產黨的。井岡山人聽了我的話,很認真地說,開除了你的黨籍,你就不能當黨代表了,但師長總還是可以當的吧。
    
    那一次重回井岡山時,大家問毛澤東:您知道現在還有哪些井岡山時期的老同志健在呢?結果毛澤東一口氣數了11位,“最後一位就是我外婆”。在到井岡山之前,孔東梅所知道的地名只有八角樓。“那是一篇在小學課本上的課文:《八角樓的燈光》。”井岡山上最難熬的是冬天,“外公外婆在這裡度過了兩個山頂之冬”。
    
    中國工農紅軍的高級指揮員袁文才叮囑妻子謝梅香為毛澤東夫婦各做一套棉衣。“外公不肯要,袁文才硬是把棉衣留了下來,最後外公還是把棉衣送給了山上一位凍得難熬的老人。”毛澤東在夜裡揮毫寫作,凍得連筆都拿不住時,這位老人為他送來了一簍木炭。“外婆把炭盆生着,放到外公腳旁,又把唯一的禦寒裝備灰毛毯披在外公身上。外公寫累了,又凍得睡不着,就乾脆和外婆說起話來,奇寒的冬夜不知不覺中過去了。”
    
    新婚的賀子珍與毛澤東在井岡山度過了柔情似水的蜜月期。然而由於革命事業,他們卻鮮有在八角樓前、茅坪河邊一同散步聊天的機會。耳鬢廝磨的神仙眷侶時光並不長久,1937年底,賀子珍丟下才幾個月大的李敏選擇出走。此時的賀子珍27歲,身上九處中彈,並懷有第六個孩子。賀子珍這一去便是數十年。當她再度聽到毛澤東聲音的時候,已經是1954年。
     那一年第一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召開,毛澤東在開幕式上的講話,被中央人民廣播電台反覆播放。“外婆已經17年未聽到外公的聲音了,她開着收音機,一夜未眠,直到收音機燒壞,她也再一次病倒。”其時賀子珍已經從蘇聯回國7年之久。
    
    得知賀子珍病倒的消息後,60歲的毛澤東第一次在李敏面前落下了眼淚。他提筆寫了一封信,讓女兒轉送。在這封信的作用下,賀子珍在醫院積極配合醫生的治療,病情很快得到控制。而女兒李敏,則成了父母之間的信使。聽聞賀子珍的收音機燒壞了,毛澤東特意給她買了當時最好的熊貓牌收音機,同時附上了 1000元錢。
    
    對話：回到原點,把他“人化”
    
    記:聽說您在美國的時候才開始系統地了解外公,您讀到您媽媽跟您外婆在蘇聯那一段的時候,好幾個晚上睡不着,為什麼?
    
    孔東梅:我外婆這一生,非常坎坷,和我外公結婚十年,懷過十個孩子,生孩子對一個女人來說是多大的事情啊!那個時候在革命、在長征,那樣的狀態下懷十個孩子,生了六個孩子,長征路上還生了一個孩子。包括解放以後也非常坎坷,沒有跟外公走完一生……我媽媽也是,三歲就被送到蘇聯,在那裡也是非常艱苦。剛開始去的時候根本無法適應,我外婆曾經跟我外公說,在蘇聯的日子比長征還要苦。要去伐木,人要晝夜不停地織毛衣、毛襪子給前線的戰士,每一天都在為一片麵包而拼死拼活,非常非常艱苦。屋子裡沒有暖氣,杯子裡的水都是結冰的,我外婆那時候還帶三個孩子。
    
    記:這些是您在美國讀書的時候看到了解的?
    
    孔東梅:因為媽媽後來寫了書,整理得比較系統。我們家的人,都是公家人,沒有什麼私心,母女之間很少有交流。當時怎麼想,包括外婆都不跟我們交流。只有通過別人寫,才知道一點當時的艱苦。也不知道媽媽外婆內心真正的狀態是什麼。慢慢的一點一點,我留心去了解之後才知道。
    
    記:您之後了解到的外公跟您之前想象的,或者說比較零散的印象有什麼差別?
    
    孔東梅:過去因為我太小,沒有接觸過那個時代,對外公的感覺就是通過媽媽講啊,還有讀他的書啊,包括別人對他的回憶。大家都說他是個偉人,這毫無疑問。可是我從看外公給外婆寫的信等等渠道,漸漸了解到,他也是一個父親,也是一個丈夫,他也有很多難處,他其實也是個有血有肉的人,情感豐富。
    
    記:聽說您後來寫的很多書也是想要回到人性的起點去揭示真實的毛澤東。
    
    孔東梅:因為我覺得試圖從偉人的角度解讀他的書已經足夠多了,這幾十年看到的書和文章太多了,但是作為情感豐富、人性化的毛澤東又有多少人了解?
    
    記:廬山會議之前,您外公把您外婆接到廬山去,當時您外婆也不知道是為什麼,是什麼事,後來據說這是您外公跟您外婆見的最後一面?
    
    孔東梅:之前22年沒有見過面。當時是讓汪東興來辦這件事,我外婆事先都不知道的,到了那裡才知道的。見面太突然,外婆一直在哭。1個多小時的見面,成了兩人的最後一面。這也充分體現了外公是一個很講感情的人。他和外婆是患難夫妻。到局勢好轉了,可以有個穩定的局面時她卻要走……
    
    記:您媽媽和家裡面怎麼評價江青?
    
    孔東梅:從沒評價過。
    
    記:外公那麼忙,對他的孩子們應該都沒時間管吧?
    
    孔東梅:也會管,看怎麼說了,點點滴滴的。比如說有一次印尼總統蘇加諾來訪,送了一些咖啡,因為我媽媽和岸英舅舅都是從蘇聯回來的,都喜歡吃西餐,還買了麵包什麼的,吃了一頓,後來外公知道以後就批評他們開“家庭會議”,說人民還在餓肚子,你們在這裡“開洋葷”。還說中國的饅頭也很好嘛,把它切成片也跟麵包差不多。
    
    記:您母親對您現在從事的工作是什麼看法?
    
    孔東梅:父母不太灌輸“你是誰誰誰,你應該怎麼走”,你自己想做什麼就做什麼,你要融入這個社會當中。
    
    記:您從事紅色產業,是不是自己有個理想,還是覺得有責任感?是你喜歡,還是認為要把一種偉大的東西、一種精神傳給後代?
    
    孔東梅:因為有時候感覺有一些危機,年輕人可能不太了解歷史,很快就會遺忘,這種遺忘的速度可能你都料想不及。你想我上世紀70年代出生的,我們公司還招聘了不少“80後”,那些小伙子小姑娘聽見毛主席都覺得好奇怪。對他們來說是太遙遠的事情。我覺得一個民族如果對歷史遺忘太快,是社會的悲哀,這個民族就沒有根了。
    
    記:您更想告訴今天的年輕人一個什麼樣的毛澤東呢?
    
    孔東梅:我不太想告訴別人什麼是什麼,我覺得用一種年輕人能夠接受的方式去接受就非常成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