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中國歷史,論影響最大的,應該是汪精衛.

難道不是嗎?

 

辛亥革命前期的思想引導主力,是<民報>,主將是汪精衛,連孫中山的"三民主義",說白了也是汪先生寫出來的."民族.民生"的闡述,連章太炎也折服.影響直到今天;<民報>與康梁的論戰,深遠影響着五四之前之後的國民思想;

辛亥革命那一槍,火種還真是汪刺清王的那些炸彈留下來的;

辛亥勝利,力勸孫文讓權給袁的是汪;

二次革命,籌餉鼓氣的主力又是汪;

孫文托國,國是遺囑還是汪來寫;

日本來劫,赤手空拳入地獄保民命的還是汪

甚至到中國最後一個神,毛先生,由"知識分子"走向"革命",還正是汪先生做舉保人的,毛先生出士後相當長一段時間,還直接是汪的嫡系部屬,毛先生詩詞的正師,也正是汪精衛.

 

可汪被一個"漢奸"的大蓋帽蓋住了.

 

引刀成一快 不負少年頭

　　——韶華時光汪精衛

　　

　　1944年11月9日的深夜，在日本名古屋大學附屬醫院外的防空壕內，濕冷的地上，一個瘦成枯架的蒼老男人，在擔架上瑟瑟發抖。

　　外面，爆炸聲此起彼伏。尖銳的炸彈嗚嘯聲，房屋被炸中後的碎片飛擲聲，哭爹喊娘的日本人驚惶的哭叫聲，在那瀕死人的耳中，全部地逐漸黯淡下去。

　　

　　依稀中，我們看到了一張已近脫相的垂死的臉，那是高燒中的汪精衛！

　　

　　他躺在冰冷的防空壕後，任由從掩體未及關閉的門外隙風吹襲。這位前國民黨副總裁，眼睛微闔，面色鐵青，拉風箱一樣地劇烈呼吸着。

　　在彌留的瞬間，汪精衛絲毫沒有與日俱增的肉體病痛所導致的苦痛，他的腦子裡，不停迴轉着兩個大字：漢奸！

　　

　　防空壕內外醫護人員嘈雜、焦急的日語模糊了，黯淡了，一切似乎都要遠去，但是，海嘯一般的漢語，向他劈頭蓋臉涌過來——漢奸！漢奸！漢奸！……

　　

　　汪精衛下意識地側了一下頭，迴避什麼似地抽搐着臉部，痛苦地張大嘴，想呼喊什麼，想辯解什麼，卻沒能發出任何聲音。

　　

　　他掙扎着，輾轉着。突然間，一絲平靜的表情呈現在他的面部，甚至，他的雙眼也睜開了片刻。那雙眸子，在瞬間變得那麼清澈，把瀕死的臉也映襯得明亮起來，使得在場的日本護士驚詫不已。……

　　

　　毫無疑問，在汪精衛意識的最後時刻，他肯定回到了1910年3月。

　　

　　那段時間，是汪精衛人生最輝煌的，最光輝的歲月！

 

　　當時年少春衫薄——革命的喉舌

　　

　　汪精衛，原名兆銘，字季新，籍貫山陰（今浙江紹興），出生於廣東三水。他的生日，是1893年5月4日。（當1949年12月23日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正式規定5月4日為“青年節”的時候，沒有任何人想到這一天還是汪精衛的生日。）

　　

　　至於汪兆銘日後以“精衛”為名，恰恰表明了他要成為革命志士的決心。

　　

　　《辛丑條約》簽訂後，清廷上下欲思振奮，掀起一股海外留學熱潮。由於日本最為近便，不少人負笈東瀛，以求富強救國之策。

　　

　　年甫21歲，青春正盛，汪兆銘就與廣州的胡漢民等人，為官府所派，前往日本法制大學，以“官費生”身份，進入速成科學習。

　　

　　轉年，當孫中山在日本成立“中國同盟會”時，汪兆銘自然心懷雀躍，積極加入，成為同盟會中的得力幹將。因其汪洋恣肆的文風，他躋身同盟會機關報《民報》的主筆之一。

　　

　　文才武備，風采絕倫。翩翩當年的汪兆銘，在當時東京的革命黨人中間，絕對是個光華四射的人物。

　　

　　汪兆銘何其人也？如果究其所為，我們不得不要從他早年的經歷談起。

　　

　　汪兆銘的出生地廣東，自1840年以來， 正是階級矛盾、民族矛盾表現最強烈的地方，更是帝國列強堅船利炮的演技場。而且，作為太平天國的策源地，廣東還具有另外一層特殊的“革命”意義。

　　

　　沿海之地，廣大人民自得風氣之先，銳意求新，也為汪兆銘的童年生活打上了鮮明的烙印。

　　

　　汪兆銘的父親汪淑（王字邊），破落小官僚出身，是三水當地的淳儒。有其父而有其子，他對汪精衛教育極嚴。所以，經書儒典，成為童幼年的汪精衛必讀之書。而王陽明的《傳習錄》和陸游、陶淵明的詩歌，也成為汪兆銘童年時代每日必須背誦的內容。

　　

　　有此尊慈嚴父，汪兆銘國學底子非常深厚。汪淑臨死前一晚，仍不忘督促兒子讀誦儒經。

　　

　　十三歲時，汪淑病死。此後，汪兆銘跟從他博學的叔父繼續研學。青少年時代，他詩辭歌賦，無所不通，被公認為當時當地大才子。

　　

　　十九歲時，汪兆銘考中秀才。

　　

　　整個青少年時代，汪兆銘不僅僅是讀死書、死讀書，而是心中有選擇地汲取學識營養。

　　

　　明末清初兩位大儒黃宗羲、王夫之的著作，深刻影響了他的思想。二位大儒“夷夏之防”的理論，使得年紀輕輕的汪兆銘心中充滿了“恢復華夏”的志向。而他少年時代從父親、叔父等人處所聽來的民族英雄文天祥、岳飛、史可法、陳子壯等人激昂壯烈的事跡，更促成了他民族意識的萌發，一步一步激釀成他反滿排滿的思想。

　　

　　也正是在一個人思想定型的年紀，汪兆銘早期的民族主義思想得以形成。

　　

　　當然，彼時的汪兆銘，還受儒家“君臣之義”觀念束縛，沒有太過激的“革命”念頭。

　　

　　1904年的日本之行，是促成汪兆銘思想飛躍的關鍵。在日本法政大學，他真正開始了國家、憲法等知識的系統研究。盧梭的《民約論》、斯賓塞的《政治進化論》、孟德斯鳩的《萬法精理》，都成為他案頭的必讀書。

　　

　　在日期間，他還親自動筆，把日本的《法規大全》翻譯成中文。

　　海闊天空，受到如此深刻的資產階級思想啟蒙，汪精衛無限憧憬自由、平等、博愛的理念。他心中原先反滿的民族主義，一變而為更積極、激進的“民族帝國主義”。

　　

　　此前他對滿清帝王“君臣之義”的留戀念頭，一時全拋。

　　

　　1905年，汪兆銘終於見到了孫中山，立即成為這位“革命先行者”的信徒。加入了中國同盟會，成為他生命中終生難忘的、最重要事件。

　　這一年的7月30日，在孫中山主持下，中國各省代表、留學生、日僑共七十多人，在東京赤坂區檜町黑龍會首領內田良平的家裡，召開中國同盟會籌備會議。汪兆銘以其倜儻不群的人品和犀利的筆鋒，被公推為章程起草小組成員（僅有八人）。

　　

　　8月20日，中國同盟會在東京赤坂區召開正式的成立大會。同盟會總部下設三部，汪兆銘被任命為評議部的議長，由此可見他當時在孫中山和各位同志心目中的位置。

　　

　　《民報》，是同盟會的宣傳喉舌。而《民報》創刊後的頭條文章《民族的國民》，正是由汪兆銘親自撰寫。

　　

　　《民報》最初的十幾期，汪兆銘作為主要撰稿人，共寫有十餘篇文章，每篇皆泱泱數萬言。當時，他幾乎就是同盟會的發言人，其本人也被視為孫中山“三民主義”理論的最重要闡述者。

　　

　　由於青少年時代的深厚儒學素養，汪兆銘寫得一手好文章，洋洋灑灑，簡明快捷，感染力極強，特別是針對當時康梁為首的保皇黨反“革命”謬論，皆一一駁斥，使對手幾無還口之力。

　　

　　由於汪兆銘的文采華章，爭取了越來越多的人開始贊成、同情革命。

　　汪兆銘絕非頭腦發熱、簡單衝動的革命者，在他下決心要終生獻身革命之後，他以“家庭之罪人”的名義給國內的哥哥寫信，表示自己要“為國流血”，聲明斷絕與汪氏家族的關係以及與劉氏姑娘的婚約。其兄長也很“聰明”，立即把此信上交“有關部門”，表示“驅除逆弟，永離家門”。

　　

　　這種表面的絕決，其實也是汪兆銘對他人的一種保護。在他的性格中，始終存有這種類近柔弱的溫情，大事小事，他對自己以外的事情，總是思慮過多。

　　

　　《民報》時期，是青年汪兆銘生命中光華四射的年代。從那時起，他以“精衛”、“枝頭抱香者”、“撲滿”等筆名，拿起筆來作刀槍，鮮明地闡揚了民族思想。

　　

　　“精衛”，原為我國古代神話中的一種鳥，傳說炎帝的女兒女媧，溺死於東海，就化身為“精衛”鳥，日日不絕，銜西山木石以填東海。所以，國人有“精衛填海”之說，喻指那種持之以恆、長久不懈、不達目的絕不罷休的精神。汪兆銘自取“精衛”為名，就是要昭示他獻身革命的痴絕之心。

　　

　　而“枝頭抱香者”，取自詩句“寧可枝頭抱香死，何曾吹落北風中”，乃南宋遺民鄭思肖在菊花時所題，顯示出汪兆銘對待滿清異族不媚不屈的決心。

　　

　　“撲滿”之意，撲滅滿人也！

　　

　　為行文方便，下面我們提到汪兆銘，就開始用汪精衛這個名字。

　　

　　在汪精衛早期革命思想中，最重要的內容，一是排滿，一是要爭取民族的“奮然自立”。

　　

　　汪精衛當時心中的革命，就是“排滿革命”。

　　

　　帝國列強，對中國蠶食鯨吞，步步逼近。滿洲清政府，對外割地賠款，喪權辱國；對內雜稅盛行，紛亂如絲，取之無度，殘酷擠榨人民，並一直實行極端野蠻、殘酷的民族壓迫政策。

　　

　　汪精衛力主“排滿”。“排滿”的口號，在當時的日本和中國，最能激動人心，也最能煽動民族和革命情緒。

　　

　　當然，汪精衛的“排滿”，並非簡單地“仇滿”，他以大眾能接受的古色蒼然的民族主義為表飾，目的是為了激發人民、引導人民進行偉大的民族救亡運動。所以，他強調種族革命和政治革命要同步進行：

　　“今之政府，異族專制政府也。驅除異族，則不可不為種族革命。顛覆專制，則不可不政治革命。徒驅除異族而已，則猶明（朝）之滅元（朝），於政界不生變革也。若徒欲顛覆專制而已，則異族一日不去，專制政府一日不倒。故種族革命與政治革命豈惟並行不悖，實則相依為命者也！”（《民報》第4號）

　　

　　應該值得我們今人注意的是，日後孫中山的一套說法，幾乎完全是照搬汪精衛這位“追隨者”的原話，不過是更“白話”而已：

　　

　　“我們推倒滿州政府，從驅除滿人那一面說，是民族革命；從顛覆君主政體那一面說，是政治革命，並不是把它分作兩次去作。”（《三民主義與中國前途》）

　　

　　相比康梁保皇黨的“滿漢不分、君民同體”以及章太炎等人過分偏激的“民族復仇”，汪精衛思想更多理性的成分。

　　

　　鄒容《革命軍》、陳天年《警世鐘》、《猛回頭》等小冊子，通俗易懂，痛快淋漓，在下層社會中非常受歡迎。與之相比，汪精衛的文章，旁徵博引，有事實有根據，廣引《大清律例》、《東華錄》、《皇朝通典》以及滿清政府的朝諭，鐵證如山，更加深刻揭露滿清統治者的殘忍罪行。因此，他的文采飛揚的文筆，更易為廣大知識分子階層所接受。

　　

　　汪精衛的“排滿革命”，並非是要殺盡滿州人。在系列文章中，他一直強調中華各民族平等，消除民族壓迫：

　　

　　“漢人之所排滿者，以其覆我中國，攘我主權也，非謂國家之內不許（其）他民族存在。排滿不已，更是而排蒙、排回、排藏也。況漢人非惟無排斥蒙、回、藏之心，且將實行平等制度。”（《民報》第13號《研究民族與政治關係之資料》）。

　　

　　也就是說，在中華多民族國家，他只反對“一族（滿族）居主人之地位，而他族悉為之奴隸”的不平等民族關係。

　　

　　在推翻清政府後，他宣揚以漢族人民為首，進行精神上的中華民族“同化”。

　　

　　如此理論，放之至今，依舊廣具先進性，仍舊沒有絲毫褪色。

　　

　　面對帝國列強當時巧取豪奪中國利益的殘酷現實，汪精衛強烈呼呈國人奮發自立，發憤圖強，以避免遭受清政府和洋人的雙重奴役。對於當時欲圖吞併東三省的沙俄，汪精衛更是痛心疾首地警醒大眾，指出在洶洶瓜分的列強中，“懷抱野心者莫如（沙）俄！”

　　

　　雖然當時年僅二十出頭，汪精衛對國際形勢有着超出常人的分析能力。他不僅指出帝國主義侵略內在的經濟動因，也明確點明了列強之間狗咬狗的矛盾。他告省國人，所謂的“門戶開放”、“領土保全主義”，“韜光養晦”，等等清廷的既行政策，實際上是縮頭烏龜的亡國經。要想興族求國，惟一的途徑，就是爭取民族獨立。如此，奮發向上之間，中國才能由亡而存，由弱而強，由危而安，最終才能雄飛於世界。

　　

　　汪精衛更深刻地認識到，保皇派“革命生內亂”、“革命導致殺人流血之禍”的說法，完全是一派胡言。他旗幟鮮明地指出，革命的目的，最終在於救國強國。如果不革命，在清政府統治下濫死枉死的人民，必然更多於為革命而死者。所以，他振聾發聵一呼道：

　　

　　“與其為野蠻政府蹂躪而死，孰若救國而死！”

　　

　　如果仔細爬梳汪精衛在《民報》時期的文章、言行等史料，就會發現，當時，只有他才是孫中山早期革命思想的真正集大成者。毋需諱言，他其實也是孫中山當時諸多文章、言論的“執刀人”。

　　

　　所以，研究辛亥革命史的人，往往會發現，彼時二人語言、文字存有那麼多“驚人的巧合”——其實，都是一個人寫的。

　　

　　對於此，吳稚暉說得最確切：

　　“學生無先生（孫中山）不醒，先生無胡（漢民）汪（精衛）不盛！”

　　

　　《民報》中汪精衛的文章，不僅在日本獲得留學生、華僑廣泛讚譽，也盛傳於國內，成為當時革命力量的指路明燈。

　　

　　滿清政府對汪精衛恨之入骨，曾經懸賞白銀十萬購其項上人頭。敵人如此看重，更使汪精衛這位翩翩才子享譽海內外。

　　

　　可見，當時的汪精衛，完全是孫中山先生的“文膽”。

　　

 

　　惟有實踐出真知——南洋的鼓動

　　

　　1907年春，經過滿清政府的交涉，日本政府不得不把孫中山“驅逐”出境。表面上說“驅逐”，實則是“禮送”出境——不僅日本政府秘密贈款7000元，大股票商人鈴木九五郎也大手筆送給孫中山一萬元。

　　手中握有這麼大一筆錢，孫中山只留給時為《民報》總編的章太炎兩千元，二人為此鬧翻。

　　

　　意氣用事的章太炎，在日本浪人的挑唆下，徑自把報社內孫中山畫像取下，並四處奔走呼籲，提議革除孫中山同盟會的“總理”一職。

　　章太火等人四下反對孫中山，汪精衛卻一直對這位革命先行者忠心追隨。

　　

　　孫中山跑到南洋後，汪精衛鞍前馬後，竭盡赤誠。

　　

　　1907年8月20日，由南洋華僑捐資，同盟會在新加坡吉寧街十三號創設了《中興日報》。

　　

　　作為新的宣傳喉舌，汪精衛、胡漢民為主筆，竭力宣揚民族主義和民權主義，並與保皇黨人所印行的《南洋總匯報》展開激烈罵戰，爭取和吸引僑眾。

　　

　　當時，孫中山本人在安南（今越南）的河內甘必達街61號設立機關，策劃兩廣、雲南等南部省份的獨立起義。

　　

　　受孫中山委託，汪精衛悉心在南洋各地奔走，以力圖實現孫中山“經營南洋，邊陲起事”的戰略。

　　

　　由於在日本已經落腳不住，同盟會的大本營已逐漸往南洋轉移。

　　

　　彼時的南洋，革命風氣未開，需要極大的毅力去開拓。

　　

　　汪精衛四處奔走，不辭辛苦，親自落實、組織了同盟會分會一百多處，壯大了同盟會的組織架構和人員組成。為了支持孫中山策劃的起義，汪精衛還要費盡唇舌，說服當地華僑捐款。

　　

　　日後，孫中山曾無限感動地表示：“弟前派汪精衛赴河內、海防、西貢、星加坡、暹羅各埠，會見同志，報告軍事，勸募軍需。”（《致鄧澤如信》）

　　

　　所以，自1907年而後的幾百個日日夜夜，青年汪精衛披星戴月，終日奔走，在南洋、日本各地往來穿梭。他辦報、寫文章、籌款、演講，沒有任何私人的閒暇時間，一直令人耀目燃燒着他自己。

　　

　　汪精衛的宣傳幫助工作，成效甚巨，很有萬人空巷的效果。

　　

　　即使根據當代人的審美觀，汪精衛也是不折不扣的美男子。如果以魏晉風度的標準去套，他更是！

　　

　　年青的汪精衛，皮膚白皙，俊眉朗目，在儒雅中閃爍着俠勇之氣，顧盼生輝，令人一見入迷。

　　

　　當年親耳聽過他演說的陳新政，就曾這樣回憶汪精衛：

　　

　　“汪君之演說，題目既簇新，而事事頗得肯綮，因此極得聽眾信仰。南洋華僑之覺醒，實出於汪君之力也！”（《陳新政遺集》）

　　

　　而曾為《中興日報》行政負責人的張永福，對汪精衛當年天皇巨星式的風采，更有鮮明的憶述：

　　

　　“斯時演說諸人最能令人感動者，尤其如（汪）精衛。凡逢他演說之夕，人未登台，而座已擁滿。演講時，雅雀無聲，每至一段精彩處，掌聲如雷”。（《談星洲書報社同德及其他之書報社與中國革命》）

　　而早年與汪精衛最相交好的胡漢民，如此動情地回憶汪精衛：

　　

　　“余前此未聞（汪）精衛演說，在星洲（新加坡）始知其有演說天才，出詞氣動容貌，聽者任其擒縱，餘二十餘年來，未見有工演說如（汪）精衛者！”

　　

　　老丑教授尚能致人癲狂入迷，倘若今日《百家講壇》中有人才、見識、相貌如汪精衛者，可以想見，這個節目，定可令國人億眾皆佇立，日韓以外盡歡呼。

　　

　　從1904年到1908年間，用“階級分析”的觀點去套，汪精衛已經由一個“地主階級”的反滿派，進步成為“資產階級民主革命派”。

　　

　　回顧汪精衛當時的思想，其中的反帝因素，尤其引人注目。他認為，國人要想實現民族獨立，就一定要抵抗外侮。二十世紀初葉的英杜以及美菲之戰，都屬於帝國主義大國侵略弱小民族國家的戰爭。而被壓迫國家人民可歌可泣的頑強抵抗，給汪精衛以極大的精神鼓舞和振奮。

　　

　　由此，他仔細分析了中國的情勢後，滿懷信心地認為：

　　

　　“況中國人數，非菲、杜（可）比，（中國）憑藉宏厚，相去千萬。外侮愈烈，眾心愈堅。男兒死耳，不為不義屈！內儲實力，外審世變，夫然後動，沛然誰能御之！”（《駁革命可以瓜分說》）

　　

　　也就是說，汪精衛堅信中國地大物博，又人口眾多，只要能團結起來，充分準備，完全有條件可以戰勝帝國主義的侵略。

　　

　　他還以“救火”相臂喻，形象地指出，要救火，只能依靠鄰里善眾來救，而不能依靠縱火犯（清政府）來救。而“鄰里善眾”，就是指他常年不離口的“國民”。

　　

　　上述種種，表露出他對於當時中國“民力”有着非常深刻的認識。可見，當時的汪精衛，識見層次之高，遠超同盟會許多元老之上。

　　

　　值得一提的是，正是在南洋期間，汪精衛結識了日後“百年之好”的陳璧君。

　　

　　陳璧君，原名陳冰如，乳名阿環。此人果真是“環肥燕瘦”，少女時代就胖嘟嘟。與日後她受審時的大肉包子臉相比，當時少艾時代的陳璧君，臉也不瘦，小肉包子耳。

　　

　　陳姑娘的爸爸，南洋巨富，號稱“陳百萬”，原籍廣東新會。其母衛月朗，女中豪傑，識見不俗，曾親自攜女到新加坡見孫中山受洗腦，加入同盟會。

　　

　　在檳城，陳姑娘有機會得見翩翩汪精衛在台上宣講革命，頓陷情網。

　　時年24歲的汪精衛，眉目如畫，出口成章。雖有倜儻之貌，本質上他卻是個真正的道德先生。

　　

　　汪精衛，在千人萬眾間，可以侃侃而言，色不稍變。但只要單獨與姑娘相處，總是滿面羞紅，手足無措。

　　

　　對於陳璧君的大膽追求，汪精衛又慌又亂，急忙婉拒：

　　

　　“革命家不結婚。因為，革命家生活無着落，生命無保障，如果結婚，勢必陷妻子於不幸之中。如使自己所愛之人一生不幸，實乃最大的罪過。”

　　

　　汪精衛如此說，絕非嫌棄“肥環”陳璧君長得不好，而是出自實意真心。國共陣營一大咄咄怪事就是，帥哥美男身邊，總伴八怪醜女。然而，這些人皆伉儷情深，數十年如一日。

　　

　　汪精衛愈如此說，陳璧君就愈愛他，堅決要他父親退回原先與富家子弟的婚約，表示想改嫁汪郎。

　　

　　陳百萬聽此，差點氣背過氣——好好門當戶對的子弟不要，非要嫁給一個終日流竄的大清反逆，真真失心瘋！

　　

　　

　　

　　拼卻頭顱刺虜酋——暗殺攝政王載灃

　　

　　在1907年至1909年期間，孫中山為首的同盟會，遙控了國內六次起義，均以慘敗而告終。一敗再敗，而至六敗，不少革命同志意志消沉，意喪氣沮。

　　

　　由於許多款項用處不明，章太炎等人就四處宣稱孫中山貪污公費，在同盟會內部掀起“倒孫”活動，並表示要恢復昔日的“光復會”，不再承認孫中山的領導地位。

　　

　　內鬨外憂，同盟會的活動陷入低潮。

　　

　　目睹如此情勢，鐵血青年汪精衛，準備冒死一搏，以身為殉，道北京去刺殺滿清大酋。

　　

　　至於他去北京的目的，在致孫中山的書信中表露無遺：

　　

　　“無如革命黨之行事，不能以運動為已足。縱有千百之革命黨運動於海外，而於內地全無聲響，不見有直接激烈之行動，則人（民）幾忘中國之有革命黨矣。故運動與直接激烈之行動，相循而行，廢一不可……（我此行目的），使灰心者復歸於熱，懷疑者復歸於信！”

　　對於如此類近自殺的冒險行動，青年汪精衛卻有自己獨特的“理論”根基，即“炊飯”理論。這種思想，他以“守約”為筆名，曾在《民報》第26號上表露過：

　　

　　“不畏死之勇，德之烈也；不憚煩之勇，德之貞者也。二者之用，各有所宜，譬之‘炊米為飯’。盛之以釜，熟之以薪。薪之始燃，其光熊熊，轉瞬之間，即成煨燼。然體質雖滅，而熱力漲發，成飯之要素也。釜之為用，水不能蝕，水不能熔，水火交煎逼，曾不少變其質，以至於成飯。其煎熬之苦至矣，斯亦成飯之要素。”

　　

　　所以，革命黨人，要勇於擔當，甘願為“釜”為“薪”，合為“炊飯”。一伺“飯”熟，即可餵飽“啼飢待哺”的四億民眾。

　　

　　得知汪精衛要親入北京行刺滿酋，好友胡漢民苦勸。

　　

　　汪精衛慷慨作書，解釋自己以逞一烈的原因，信中他仍以“炊飯”為喻：

　　

　　“欲犧牲其身者，其所由之道有二焉：一曰‘恆’，一曰‘烈’。恆乎烈乎？斯二者欲較其難易，權其輕重，非可一言盡也。譬之治飯，盛米以釜，束薪燒之。釜之為用，能任重，能持久，水不能蝕，火不能熔，飯受煎熬，久而不渝。此恆之德也，猶革命黨人之擔負重任，集勞怨於一躬，百折不撓，以行其志者也。”

　　

　　“薪之為用，炬火熊熊，傾刻而燼，故體質雖毀，而熱力漲發，飯以是熟。以烈之德也，猶革命黨人之猛向前進，一往不返，流血溉同種者也。……”

　　

　　他表示，自己日後“雖流血於革命街頭，猶張目以望革命軍之入都門！”

　　

　　如此豪邁悲壯之舉，古今罕見，恰似當年荊柯刺暴秦。

　　

　　明知其不可為而為之，乃那個時代慷慨悲歌的先行者們的大浪漫真旨所在。

　　

　　於是，偕同紅顏（胖紅顏）知已陳璧君，汪精衛與喻培倫、黃復生等七人組成暗殺團，日夜在日本、香港等地秘密籌劃，訓練不輟，準備暗殺滿清高官。

　　

　　想近二十年前，吾兒開希、柴凌等人，口中高喊“民主”，滿懷陰險地攛掇同學們“給我上”，他們本人卻龜縮後退，最終目的不過跑去西洋作洋狗而已。這些人的喊打喊殺，無非是出於自私自利的出國迷心態。

　　

　　相反，當年汪精衛諸人，冒死歸國，獻身就死，一心只想救國愛國。

　　如此巨大的反差，讓人無限嘆息。

　　

　　最早，汪精衛諸人想對清朝廣東水師提督李准下手。在聽到大臣端方調任直隸總督的消息後，幾個人就改道去武漢，於漢口火車站一帶踩點摸路，準備行刺。不料，端方走了水路，刺殺計劃未成。雖如此，汪精衛等人秘密攜至的炸藥不少留在了武漢的孫武處，日後武昌起義，正好供義軍使用。

　　

　　反覆磋商後，汪精衛覺得，還是在北京的滿人權貴多，於是決定潛入京城，伺機動手。

　　

　　如此非常之謀，陳璧君本人不僅步步參與，其母也變賣首飾相助。這樣的英雄母女，真箇是義薄雲天。

　　

　　汪、陳二人先分路，後在東北的大連聚合，然後化裝成夫妻，最終一起抵達北京。

　　

　　此前，喻培倫、黃復生已經先行歸國。他們在北京順治門外租了間房子，佯裝開照相館，制彈弄槍，等待汪精衛的到來。

　　

　　有意思的是，這間本來用作暗殺行動掩護幌子用的“守真照相館”，生意特別興隆，天天擠滿了人前來照相，銀兩還真賺了不少。

　　

　　汪精衛到北京，最早想刺殺慶親王奕劻。但這位王爺特別多疑。受驚兔子一樣，警覺異常。他府邸的保衛也屬於特級，根本下不得手。

　　

　　接着，聽說前往歐洲代表清廷祝賀英王加冕的兩個宗室貝勒載洵、載濤二人要回京，汪精衛就想率人在前門車站用炸彈把二人炸死。豈料，當天火車晚點，接迎的官員又多，滿站台都是紅頂子，根本辯認不出誰是貝勒誰是普通官員。

　　

　　當時的炸彈，不像今天這樣威力大到能炸死幾百人。同時，汪精衛等人也怕誤殺無辜百姓，就只得中止計劃。

　　

　　選來選去，汪精衛遂下決心，要弄就弄最大個的，最終把目標鎖定在攝政王載灃身上。

　　

　　但是，這位“皇爹”身邊，護駕衛兵更是不少，一鐵壺的炸藥量，肯定炸不死他。

　　

　　思來想去，幾個人就專門向鐵匠鋪訂製一個大鐵桶，號碼巨大，可容近五十磅炸藥。

　　

　　行動目標選定後，黃復生負責踩點探路。幾天下來，他發現，載灃上朝，每日必經鼓樓大街。尋摸幾日，幾個人正好在鼓樓附近發現有截矮牆。

　　

　　於是，汪精衛就決定擇日蹲伏於牆後，待載灃經過時，忽然出現，投出炸藥，力爭把他當時炸死。

　　

　　不料，“吉人”天相，清政府忽然派人在鼓樓大街翻新馬路，攝政王載灃一行不再走那條路線上朝。

　　

　　路線一改，幾個人只得作罷。

　　

　　再探了幾日，偵知載灃上朝還必須通由煙袋斜街，汪精衛等人就想在那裡下手。

　　

　　煙袋斜街街道很窄，想搞暗殺，沒地方躲藏，他們只能想辦法在當地租房。當時煙袋斜街無房可租。此計又不通。

　　

　　又尋摸了數天，找來選去，惟剩一處地點可以下手——什剎海旁邊的甘水橋。

　　

　　當時，甘水橋三門環水，居家稀少，水畔有數棵大木矗立，幾可掩人。

　　

　　幾個人在附近的清虛道觀租了一所房子，加緊準備，想在甘水橋下埋放炸彈，等待載灃一行經過時，及時引爆，把他這個滿清大酋送“上天”。

　　

　　行此驚天大事之際，胖姑娘陳璧君不再忸怩，表示說要把自己的女兒身獻給汪精衛。

　　

　　汪精衛慨然不受。但他明明白白地對陳璧君表示：一旦事成後二人僥倖不死，他一定會娶陳璧君為妻。

　　

　　如此純真的革命愛情，人世罕見。

　　

　　宣統二年二月二十一（1910年3月31日），汪精衛，喻培倫，黃復生三個人，趕着一輛騾車，連夜把炸彈運往甘水橋下。

　　

　　他們正要挖坑，突然一隻發情的野狗亂叫，立時周遭吠聲一片，三人匆忙離去。

　　

　　第二天深夜，三人復來，費了很大勁，才刨出一個土坑。挖扒停當，他們把大炸藥罐子埋入橋下。豈料，他們鋪設電線時，因先前算計不精，發現銅線太短，不能引出。無奈之餘，他們只得悻悻而返，準備轉天繼續工作。

　　

　　第三天夜間，一切工具、銅線、鉗鑷準備周全，黃復生、喻培倫先至，二人低頭猛干。

　　

　　唏唏嗦嗦間，深更半夜的，忽然有個人影閃出，出現在橋頭，東張西望，小腦袋還直往橋下探頭。

　　

　　黃復生見此人行蹤跪譎，心內發慌，忙把喻培倫喚至近前，讓他先返回，通知汪精衛不要前來。

　　

　　喻培倫走後，黃復生本人從橋孔另一端潛上，藏在大樹後，伺察來人。

　　

　　眼看那個人，手拎燈籠，橋上橋下一通轉悠，未幾匆匆離去。

　　

　　見此情形，黃復生着急。他即刻下橋，扯起已經放開的銅線，準備攜物撤離。但坑裡的大鐵罐太重，他一個人根本無法再從坑內移出。

　　半個時辰以後，腳步雜沓，出現了三個人，提一盞燈籠，跑至橋下。

　　在黑暗中，黃復生模糊看見，三個人中，除剛才的拎燈籠的人以外，隱約還可看見一個巡警和一個憲兵。

　　

　　至此，這次行刺計劃又遭失敗。

　　

　　其實，先前提燈籠而來的人，不是秘探，也不是政府巡更人，而是個新近戴了綠帽的車夫。三天前他老婆跟野漢子跑了，這車夫心如油煎，夜不能寐，提燈亂找。 “姦夫淫婦”沒找到，卻在甘水橋下發現了革命黨人的驚天大秘密。

　　

　　清政府“有關部門”不敢怠慢，他們很快就把橋下大鐵罐子挖出。

　　擺弄半天，師爺、衙役們誰也弄不清這東西是什麼。

　　

　　最後，他們找來美國、日本使館的人過來看，才赫然發現這是一顆大炸彈。

　　

　　日本“專家”豬臉抖動，仁丹胡猛翹，比劃着說：“這個，威力大大的！爆炸，兩三里地的東西，全死啦死啦的！”

　　

　　清朝官員一聽，全明白了，敢情這是要炸死我們攝政王爺啊。

　　

　　由於主制炸彈的喻培倫專門學過化學，製造工藝很精，美國使館的人察看後，認為這炸彈是“原裝進口”。

　　

　　日本人卻對大鐵罐子的粗陋表示懷疑，雙方爭辯不休。

　　

　　清朝衙役見多識廣，忙熱情送走兩位高矮各異的東西洋人。然後，這些人仔細合計了好久，就忙派人在北京的鐵匠鋪巡察偵問——那大鐵罐子的製作工藝，顯然出於北京城內的鐵匠。

　　

　　清政府私下忙得歡，市面卻很平靜。

　　

　　這一來，汪精衛等人就麻痹了，沒有及時撤離北京。幾個人仍舊呆在照相館，商議下一步新的暗殺計劃。

　　

　　當然，風聲也傳出一些。市井小民們紛紛傳說，誰誰要炸死誰誰――有說有人要炸死攝政王，有說攝政王要弄死慶王，也有說貝子溥倫想把攝政王炸死，他自己取代溥儀當皇帝，還有說亂黨已補被捕獲就地正法云云，但聽上去皆似謠言，不一而足。

　　

　　從武漢到北京，汪精衛等人所帶的一批炸藥基本用光。幾個人商量後，只能再行分工，分別前往日本、南洋找錢找炸藥。

　　

　　在北京，只留下汪精衛和黃復生二人留守。

　　

　　他們有所不知的是，清廷衙役已經發現了鐵罐的製造者——騾馬市大街永鐵工廠。

　　

　　看見一大群衙役如狼似虎而來，那裡的鐵匠鋪東家挺冤：我們是應“守真照相館”的夥計送來的樣式鍛制的，誰知道這大鐵罐子做啥用？

　　

　　又不是鍛刀打劍做武器，鐵匠鋪確實沒責任。

　　

　　順藤好摸瓜。知道了定製鐵罐子的買主是誰，一切就好辦了。

　　

　　衙役們不閒着，翻蹄亮掌，提槍掄棒，很快就一舉端掉了“寫真照相館”，逮捕了汪精衛和黃復生。

　　

　　依據《大清律》，這二人必死無疑！

　　

　　刺殺攝政王，如此驚天大案，當然不能為一般官員主審。清廷委派內務部尚書、肅親王善耆主管此事，親自審問。

　　

　　善耆，乃清朝開國王爺豪格的直嫡子孫。豪格嘛，乃清太宗皇太極長子。

　　

　　庭訊之時，汪精衛、黃復生二人，爭先恐後，各自強言自己是主謀，都把對方說成是從犯。

　　

　　如此情形，時所罕見。

　　

　　特別是汪精衛，玉樹臨風，鐵骨錚錚，言語氣度，卓爾不群，超出凡俗，使得主審官肅親王善耆大加嗟訝。

　　

　　後來，當汪精衛說出他自己正是《民報》的主筆時，使得肅親王立刻大張其嘴，恭身而立——王爺太崇拜面前這位英雄小伙了，雖然他自己身為滿清皇廷血親，可讀了不少期被內廷特務送呈瀏覽的“大內參”《民報》。

　　

　　先前每每讀之，肅親王爺均拍案不已，大叫“漢書可以下酒”，一直深為汪精衛文章中的識見所折服。

　　

　　如今，《民報》的主筆“精衛”，竟然以階下囚身份出現在北京，又是親自策劃刺殺攝政王的大逆之犯，不得不讓肅親王驚為天人。

　　

　　汪精衛自供千餘言，筆下生風，一揮而就。同時，他在庭上當眾抗言清廷“立憲”之虛偽，痛陳中國即將亡於外國列強之現狀，慷慨激憤，鬥志昂揚，毫無一絲懼死畏葸之心。

　　

　　以當時大逆之罪，汪精衛自忖必死。他在獄中朗然獨坐，吟出《被逮口占》四首：

　　

　　

　　

　　街石成痴絕，滄波萬里愁。孤飛終不倦，羞逐海浪浮。

　　奼紫嫣紅色，從知渲染難。他時好花發，認取血痕斑。

　　慷慨歌燕市，從容作楚囚。引刀成一快，不負少年頭。

　　留得心魂在，殘軀付劫灰。青磷光不滅，夜夜照燕台。

　　

　　其中第三首，最為時人欽慕傳誦。

　　

　　獄卒把這幾首詩呈給肅親王善耆。細看誦讀之下，這位滿清王爺百感交集——如此大好青年，竟為大清逆臣！如果他能為國家所用，救亡圖存，共商大事，大清何其有幸也！

　　

　　於是，這位時年44歲的肅親王，放下至尊王爺的身架，屈尊俯就，親入獄中，與27歲的青年刺客、革命家汪精衛共座辯談。

　　

　　這兩人，言來語往，惺惺相惜。

　　

　　他們的核心爭論點，在於君主立憲問題。

　　

　　肅親王善耆諄諄而言，似乎很有道理：

　　

　　“革命黨宣揚滅滿興漢，乃狹隘的民族仇視。如果國內流血革命發生，外人不正好可以趁機侵亂中國嗎？鄰國日本，君主立憲，就是我們大清的成功榜樣啊。”

　　

　　汪精衛斷然否定：

　　

　　“日本明治維新，絕非不流血革命，乃當初西鄉隆盛首發乾戈，用武力倒幕而成。如今中國的‘立憲’，完全是幌子，只有民主革命，只有流血，才能救中國……”

　　

　　這二人，你來我往，辱槍舌劍，雖然不能彼此說服對方，但相互間漸漸生出傾仰之情。

　　

　　在當時，肅親王與汪精衛的這種“化敵為友”，也成為海內外津津樂道的一時佳話。

　　

　　日後，“漢奸”帽子扣上，汪精衛當時這種面對虜王的義士慷慨，也被人潑污成漢奸賣國賊“軟骨病”的提前發作。而汪精衛當時與肅親王的辯論，也變味成了他“很早就與滿清政府在獄中勾結、妥協、出賣革命”。

　　

　　作為肉身的人，汪精衛在獄中作《中夜不寐偶成》，詩中表現出他纖敏、感傷、複雜的內心世界：

　　

　　

　　　　飄然御風游名山，吐咤嵐翠陵孱顏。又隨明月墮東海，吹噓綠水生波瀾。

　　

　　　　海山蒼蒼自千古，我於其間歌且舞。醒來倚枕尚茫然，不識此身在何處。

　　

　　　　三更秋蟲聲在壁，泣露欷風自嗽唧。群鼾相和如吹竽，斷魂欲啼淒復咽。

　　

　　　　舊遊如夢亦迢迢，半敕寒燈影自搖。西風羸馬燕台暗，細雨危檣瘴海遙。

　　

　　結案之時，為了撇清和“避嫌”，清廷的漢官都主張殺掉汪精衛。

　　

　　確實，汪精衛的“罪行”，放在清朝往前的任何一個階段，都有宗族連誅的可能。

　　

　　世易時移，以肅親王善耆為首的滿清親貴，不少人主張免殺——朝廷正在推行立憲，非常應該注重時議。而汪精衛、黃復生二人，只是革命黨派來的暗殺小組中的一個。殺此二人，復來二十人，二百人……冤冤相報，何時可了！

　　

　　所以，肅親王等人主張對汪精衛諸人“從寬”發落。

　　

　　即使是身為刺殺目標的攝政王載灃，也在案卷上批覆道：

　　

　　“我國正預備立憲，該生等（指汪、黃等人）系與政府意見不合，實不知朝廷軫念民庶情形……，該生等躁急過甚，日後當知自誤也。此與常罪不同，為國罹罪，宜從寬典。”

　　

　　也就是說，攝政王載灃認為汪精衛是“為國罹罪”，即救國心切一時糊塗，幹了錯事。這樣，既顯示了清廷的“懷仁寬大”，又顯擺了他本人的“能撐船”肚量。

　　

　　於是，清廷很快以小皇帝名義的“上諭”宣告，汪精衛、黃復生被判“永遠牢固監禁”，其實就是變死刑為“無期徒刑”。

　　

　　只要青山在，何怕沒柴燒！

　　

　　大好人頭保得住，日後萬事如春風。

　　

　　如此結局，大出世人所料。而同盟會的同志親朋，比如胡漢民，早在汪精衛入獄時就寫好了悲痛的“悼詩”：

　　

　　挾策當興漢，持椎復入秦。

　　問誰堪作釜，使子竟為薪。

　　智勇豈無用，犧牲共幾人。

　　此時真決絕，淚早落江濱。

　　

　　其實，身在囹圄的汪精衛，不僅沒吃苦，反而因肅親王之令，廣受優待。

　　

　　小伙子在獄中，新房子，好家具，好吃好喝。如此錦衣玉食囚徒，絕非是賣友賣革命得來，乃是其大義凜然和翩翩風采而致。

　　

　　而在汪精衛入獄時最心焦的，不是別人，正是其紅顏知已陳璧君。

　　煩如釜上蟻，悲似失魂雁。

　　

　　當時，陳璧君正和喻培倫一起回東京買炸藥。聞知心上人被逮，她失魂喪魄，竟然當着同盟會大罵喻培倫臨陣逃脫，留下汪精衛當替死鬼。喻培倫無法自明，只能默默忍受。日後，在1911年4月廣州起義中，為彰明自己的清白，這小伙子身背一筐手榴彈，奮勇殺敵。傷重被俘後，他慷慨就義，留下響徹千古的名言：“學說是殺不了的！革命尤其殺不了！”

　　

　　千辛萬苦下，陳璧君與幾位同志輾轉各地，籌錢、籌款，終於回到北京，想設法去解救汪精衛出獄。

　　

　　在獄中吃着陳璧君托人送回的雞蛋，汪精衛百感交集。他咬破手指寫下五個字：“勿留京賈禍”。

　　

　　在心中，他生怕愛人再遭清廷逮捕。畢竟，刺殺攝政王一事，陳璧君一直有份參與。

　　

　　眾同志紛紛出謀劃策，想營救汪精衛出獄。救人心切的陳璧君，甚至想出挖地道砸牢房的拙計，均告不通。

　　

　　得知汪精衛被捕入獄的消息，孫中山倒有主見：“謀殺太上皇（攝政王）可以減死，在中國歷史亦無先例，況於滿洲！其置汪精衛不殺，乃為革命黨之氣所威懾耳……”所以，孫中山認定要繼續起義，才有日後汪精衛出獄的那一天。

　　

　　孫大炮對於國內諸事，一般皆料不准，惟獨這話說的一點也不錯。武昌起義爆發後，惶駭萬狀的清政府在請袁世凱去鎮壓的同時，在北京抓緊釋放“政治犯”，開放黨禁，力圖以此“高姿態”收買人心。

　　所以，武昌起義的槍聲一響，萬事大吉。

　　

　　26天后，清廷以皇帝名義宣發諭令，把汪精衛、黃復生等人釋放出獄。

　　

　　當天，北京人民數百人，翹首期待，在刑部門前爭睹出獄的美男子汪精衛風采。

　　

　　秋風正緊。陽光照耀在臉色略顯蒼白、憔悴的汪精衛臉上，美男子英神不減，他的面孔與髮際間，有一種難以言表的、悲劇的、崇高的美感。

　　

　　

　　那一刻，是汪精衛一生中最燦爛、最輝煌的時刻！

 

　　血淚已枯心尚赤——多餘的感懷

　　

　　辛亥革命爆發後，汪精衛出獄，擔任南方民軍議和總代表伍廷芳的參贊，多日內一直為國家統一、避免內戰、實現共和而往來奔走。

　　

　　孫中山在南京擔任臨時總統之時，他苦口婆心，力勸孫中山讓位於袁世凱，免蹈太平天國那自相殘殺之覆轍（這日後也成為其一大罪狀）。當是時也，汪精衛完全出於公心。因為，幾乎誰都明白，依時依勢，那時的中國，惟有袁世凱一人能有最大的可能和能力去結束千年帝制。

　　

　　中華民國成立後，年甫三十的汪精衛，依照其人望和資歷，在北京弄個部級官員輕而易舉。但他急流勇退，鼓吹“六不主義”——不做官，不做議員，不嫖，不賭，不納妾，不吸鴉片——瀟灑退出官場。為了深造，他西去歐洲，到法國進修憲政學問。

　　

　　觀國民黨及革命軍高層，所謂功成身退者，當時惟孫中山與汪精衛二人。前者是被迫，後者則完全出於自願。

　　

　　彼時之汪精衛，是擁有無上清廉高尚人格的、萬眾矚目的青年偉人。

 

　　1925年，孫中山病危之際，為這位“國父”起草遺囑的“筆記者”，仍舊是追隨他左右多年的最得力之人汪精衛。

　　

　　往後再推，即使到了1927年蔣介石“4.12”清黨反共之時，汪精衛仍舊堅持容共擁共，高呼“誰要殘害工農，誰就是我的敵人！”他還公開痛斥蔣介石的武力清黨行為。不久，一封共產國際發給武漢中共組織的密令，讓汪精衛頓然變臉。因為，在密令中他看到了如下內容：

　　改組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從內部瓦解顛覆國民黨，組織革命法庭，審判處決“反革命”軍官……

　　

　　由此，汪精衛忽然大變，由容共擁共，變成堅決的反共。

　　

　　1939年，毛澤東在延安模範青年大會上作《永久奮鬥》為題的講話，依舊肯定地說：“汪精衛，‘五四’以前曾慷慨激昂地去殺宣統皇帝的保護人――攝政王。他在那時候，是非常英勇的。……”

　　

　　日後，汪精衛作為“漢奸”的內中原由，太過複雜，本文不想展開剝繭其中隱衷，也沒有替他翻案的意思。讀者可以找他臨終前寫好的《最後之心情》（也有說他與日本合作後提前寫好），仔細參看，自下結論可耳。

　　

　　1910年，熱血青年汪精衛刺殺攝政王載灃。1943年，滯血中年汪精衛到偽滿洲國的偽郡（長春）去拜見載灃的兒子、“康德”皇帝溥儀。

　　歷史，充滿了荒誕戲劇家都無法想到也難以表現的純黑色幽默。

　　汪精衛刺攝政王時，溥儀年僅4歲，估計他當時並不知道“汪精衛”為何人。隨着年齡漸長，這個廢帝肯定會對‘汪精衛’三個字漸有如雷貫耳之感。

　　

　　但是，當年的袖劍英雄奇男子，一朝淪為日本人所扶植的偽政府首腦，或許在同為傀儡的溥儀心中，汪精衛的形象已經一落千丈。

　　

　　一傀儡見一傀儡，着實讓人在可笑之餘，生出幾分悽愴之感。

　　

　　為了按日本人要求，表現出南北呼應的“大共榮圈”團結戲，土肥原賢二安排汪精衛和溥儀會面。

　　

　　想當初，溥儀初為日本人扶上偽帝寶座時，時為南京國民黨行政院院長的汪精衛曾大聲痛斥：“溥儀沒有獨立人格，無論他的名義是‘執政’還是‘皇帝’，都不能改變他傀儡的本質！”

　　

　　十年之後，五十步笑百步，汪精衛一記耳光，似乎狠狠打回在自己的臉上。

　　

　　汪精衛堅持“人格”，非要以賓主相抗的國與國之間的禮儀會見溥儀；而肉傀儡溥儀呢，則在日本人教唆下想以前朝帝王之禮“接見”汪精衛。

　　

　　爭執一番，日本人和稀泥，表示讓二人以“西禮”相見。

　　

　　甫進“皇宮”，溥儀倨立於大殿的上方，看見這位偽君，汪精衛入門後微笑示意。

　　

　　汪精衛未及站定，溥儀侍從官猛然高喊“一鞠躬”。猝不及防，汪精衛的微笑凝固在臉上，只得跟從禮儀官的喊聲，一次一次行三鞠躬禮。

　　

　　厚厚豬腸嘴的康德偽帝眼鏡片後的金魚眼，閃過一絲詭譎的微笑，他自得地注視“汪總裁”向自己低頭致敬……

　　

　　晚夕，汪精衛回到下塌處，思及日間所受屈辱和擺布，不禁失聲痛哭——堂堂男子漢，竟向倭人走狗俯首！爾父爾祖輩旗人，當年均曾向我拱手相敬，而爾一蕞爾偽國小君，竟然如此倨傲，令人髮指！

　　由彼及已，汪精衛越想越氣短。

　　

　　懷持如此悲愴情緒，返程途經北平時，汪精衛受邀在中南海居仁堂演說（北京漢奸政府主持）。

　　

　　在台上佇立良久，汪精衛一臉淒傷。而後，他沉痛言道：

　　

　　“三十多年前，我為滿清政府所逮，其間，有人問我中國何時能富強？我答說：三十年。時至今日，在座諸位，估計還會向我再問同樣的問題……我想說的是，三十年！”

　　

　　言畢，汪精衛淚下如雨。

　　

　　全場周遭，有不少全副武裝留仁丹胡的倭狗握刀嚴視。

　　

　　此情此景，頓使在場不少有識青年人心內產生共鳴。他們目睹昔日大英雄如此落寞情懷，不少人隨之抽泣，悲不自勝。

　　

　　真所謂：“千秋讀史心難問，一句收枰勝屬誰？”（陳寅恪）

　　

　　汪精衛的紅顏知已陳璧君，一生追隨在他左右，不離不棄。抗戰勝利後，她一直被蔣介石關押於蘇州監獄。解放後，她仍然脫不了“漢奸”罪名，依舊被押。

　　

　　由於宋慶齡、何香凝等人與汪氏夫婦有多年之誼，曾向毛主席、周總理進言，勸說釋放她。

　　

　　毛主席當時同意，但前提是讓陳璧君登報發表《悔過書》，進行自我批判，揭發汪精衛和她本人從前的漢奸賣國行為。

　　

　　陳璧君“頑冥不化”，堅決拒絕繼續“抹黑”已經死去的、她終生摯愛的夫君，寧可繼續坐牢。

　　

　　直到1959年病死，陳璧君沒寫一個字詆毀自己深愛了一世的夫君。而與她同獄的尿壺“皇帝”溥儀，卻因為表現良好，被特赦出獄。

　　

　　我們拋開政治倫理不談，汪陳二人如此牢不可破的鑄情，古今罕匹。

　　亂離動盪歲月，潮起潮落，風雲變幻。夫妻之間，我們聽的最多的是互相揭發，互相監視，互相漠視，甚至是“文革”時代的相互落井下石。

　　

　　但是，汪、陳之情，生生世世，一如水清。

　　

　　汪精衛一生所作詩文頗多，筆者摘其青壯年時代詩歌二首，以彰其當時慷慨報國之情：

　　

　　

　　其一：

　　

　　 酒市酣歌共慨慷，況茲揮手上河梁。

　　 懷才蓋聶身偏隱，授命於期目尚張。

　　 落落死生原一瞬，悠悠成敗亦何常。

　　 漸離築繼荊卿劍，博浪椎興人未亡。

　　

　　 其二：

　　

　　 少壯今成兩鬢霜，畫圖重對益彷徨。

　　 生慚鄭國延韓命，死羨汪錡作魯殤。

　　 有限山河供墮甑，無多涕淚泣亡羊。

　　 相期更聚神州鐵，鑄出金城萬里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