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2月6日，中午12點25分，上海市郊突然響起一陣防空警報，近20架國民黨飛機直撲楊樹浦、閘北等地，對位於這一地區的上海發電廠、自來水廠等目標進行輪番轟炸。

慘烈的轟炸，使得這一天成為上海解放後最為黑暗的一天，史稱“二·六”轟炸。“二·六”轟炸駭人聽聞，而更讓人感到驚奇的是，這些突然來襲的飛機在數千米的高空中竟然如此精確地發現了重要目標的存在。那麼國民黨得飛機又是如何準確擊中目標的呢？

國民黨保密局有可能再派遣特務潛往上海，重新架設電台。於是，便秘密搜集情報，在全市範圍內開展了一系列尋找國民黨特務的行動。

那是1949年10月初的一天，擔任上海市公安局副局長的揚帆接到一份來自公安部的通報：匪保密局特務吳思源於8月24日由定海潛入上海，已於9月27日與台灣總台通報。

自從1949年5月27日上海解放以來，破壞反革命活動，搜捕特務一直是公安局工作的重中之重。每天，揚帆都會收到像這樣的關於特務活動的各種情報。

揚帆照例把偵緝特務吳思源的任務交給了市公安局社會處。然而，這不到30個字的通報除了特務的名字，並沒有提供特務到上海的目的和其他詳細情況。要在600萬上海市民中找一個“吳思源”，無異於大海撈針。

偵察員想到，特務要長期潛伏下來，必然要有新的身份做掩護，那就勢必要申報戶口，那麼“吳思源”這個名字就是唯一的突破口。於是，他們只能埋頭在堆成小山似的戶籍檔案中，對“吳思源”及其諧音相似的名字一一排查。然而，排查工作持續了整整兩個月，結論卻是“查無此人”。線索就此中斷，“吳思源”一案的調查工作陷入了僵局。

然而，這個吳思源是誰？他與神秘的地下電台又是否有關聯呢？

由於退居台灣的國民黨不甘心在大陸戰場上的一敗塗地，利用其還占據優勢的空軍力量，制定了對我方進行空中報復性襲擊的計劃。從1949年下半年開始，國民黨就以尚未解放的舟山、定海為基地，多次派遣飛機空襲上海。

社會處的偵察員們立即投入了對地下電台的排查工作。幾個月來排查工作收效甚微，空襲卻在不斷發生。

時間轉眼到了1950年1月初，又一份公安部的通報發到了上海市公安局。通報稱：國民黨保密局發給特務吳思源的活動經費，舊幣775萬元，以汪洋的名義，匯至上海林森中路施家瑞收。“吳思源”的名字讓偵查員眼前一亮。既然從戶籍上難以找到“吳思源”，那麼從這筆經費郵寄的款項上入手，很可能會使案情柳暗花明。偵察員馬上行動，着手調查“吳思源”案。時任社會處辦公室主任的王征明也參與了調查行動。

偵察員逐家調查了經營這類匯款業務的公司，在1 月10 日，終於發現經手這筆匯款的是位於北京東路41 號，一家名叫“合眾興業股份有限公司”的私人商行。可是，等偵察員趕到這家公司的時候，這筆匯款已經在兩個月前，也就是1949年的11月10日被人領走了。據公司職員回憶，領款人是一個普普通通的中年男子。依據匯款的存根上的有收款人地址及姓名，偵察員按圖索驥，找到了這個地址。依據這個地址又能否最終找到吳思源呢？

在林森中路，偵查員查找到了施家瑞的戶籍：施家瑞，男，1921 年生，湖南人，據了解，施加瑞的父親施肖蓮還經營了一家“振記瓷器店”。

“振記瓷器店”開設在上海造幣廠橋下100 公尺處的棚戶區內，這個地方背靠蘇州河，店前是一條不寬的小馬路，路對面是造幣廠高高的圍牆。奇怪的是，從檔案記載上既看不出施家父子同台灣國民黨特務機關有什麼瓜葛，也未發現有什麼複雜的海外關係。而經過調查，偵察員發現，這家瓷器店開始經營的時間並不長，是在施家瑞領走那筆775萬的匯款20天后剛開張的，這是巧合還是其中另有隱情？

與此同時，調查轟炸案的偵察員利用投誠的敵人電台和保密局保持通訊聯繫，以套取情報。這天，社會處辦公室主任王征明向副局長揚帆匯報說，收繳的電台接到了一份奇怪的電報。

揚帆聽完王征明的報告，深深吸了口煙，“吳思源、電台、轟炸結果”，這三個關鍵詞在他眼前迅速閃過。

職業的敏感讓揚帆做出了一個大膽的推測，吳思源案和轟炸案很有可能是同一件案子。1950年l 月11 日晚，上海市公安局辦公樓內燈火通明，揚帆和辦公室主任王征明召集了負責“吳思源”案和轟炸案的全體辦案人員，聽取兩宗案件的綜合匯報。前後三個情報、兩筆經費都指向了同一個人——吳思源，他就是破案的關鍵，找到了他就能找到電台。

於是，揚帆對辦案組下一步行動作了四點指示：一、對已發現有嫌疑的人員和地點，實行24 小時嚴密監控；二、儘快查明“吳思源”其人的真實身份，以確定其性質；三、在周密穩妥的前提下，力爭及早破案，穩、准、狠地打擊敵特；四、在偵查中必須小心謹慎，嚴防打草驚蛇。

第二天，振記瓷器店還在照常營業，但是此時瓷器店附近已經多了幾雙關注的眼睛，一張細密的監視網悄悄張開。偵察員化裝成攤販、三輪車夫、賣報人分散在瓷器店四周，進行監視跟蹤。上海市公安局社會處偵察科長錢明也在其中。

根據這家振記瓷器店戶籍上的記載，小店一共有店主、賬房、職員、跑街和學徒共6人。這些人里是否就隱藏着特務“吳思源”？他們的秘密電台是否就在瓷器店中？ 連續幾天的監視，偵察人員發現這個小小的瓷器店有些不同尋常。

瓷器店登記的這個名叫羅炳乾的跑街並沒有在店中出現，那麼，這個羅炳乾會不會就是吳思源呢？偵查員的目標很快轉移到了這個神秘的跑街羅炳乾身上。根據調查，羅炳乾是施家瑞的妹夫．他一直住在福佑路362號的一個民宅里。而就在幾天前，偵察員在跟蹤施家瑞的時候，多次在福佑路附近丟失目標。難道施家瑞就是來找羅炳乾的嗎？

在當時，福佑路居住的人口眾多，環境複雜，偵察人員很難在這裡展開跟蹤調查，只能藉助技術手段，用電台偵聽的方法調查。於是，王征明想到了一個人，他就是電台技術組組長厲培明，他對電台偵聽十分了解。

很快，王征明找到了他，就在討論案情時，厲培明看到了“羅炳乾”三個字時，這個名字讓他不由大吃一驚。

厲培明所說的羅炳乾系軍統報務員，祖籍湖南華容，1937 年考入軍統技術幹部訓練班，畢業後任軍統重慶總台和鄭州站報務員，抗戰勝利後在國民黨“國防部’二廳偵測總台技術研究室任少校技術員。此人報務技術嫻熟，是個幹練而精明的特務，解放後去向不明。那麼，這兩個羅炳乾又會不會是同一個人呢？

從已經掌握的情況來看，軍統特務羅炳乾與振記瓷器店的“跑街”羅炳乾，姓名和年齡都相符，只是籍貫不同，“跑街”羅炳乾的戶籍記載的是南京，而不是湖南，他的妻子也就是施家瑞的妹妹卻是湖南人。如果有機會讓厲培明看一眼這個羅炳乾，那麼所有的疑問就迎刃而解了。

進而，時間一天一天地過去，嫌疑重重的羅炳乾遲遲不肯露頭，電台依然下落不明。

案情已經進入關鍵階段，偵察員們還是耐心等待着特務的下一次發報。然而，連續三天三夜．設置在福佑路附近的偵測機始卻終未發出偵測信號，技術偵察一無所獲；而且，埋伏在瓷器店周圍的偵察員也始終未見羅炳乾在店中露面。

經過連續幾天的偵察，在羅炳乾住處附近終於有電台發出的信號。

儘管監聽到了一點電台信號，但是，偵測機只能測定大概的範圍，並不能精確到哪一門哪一戶。

為了進一步判斷電台信號是否是從羅炳乾居住的362號發出，偵察員偽裝成賣竹竿的小販，把便捷式簡易測向機藏在竹竿一頭，用布包上，天線則隱藏在竹竿里，沿着福佑路仔細搜尋，信號一直忽隱忽現，直到偵察員走到了福佑路362 號的門前。

偵察員通過電波判斷，正在同台灣保密局總台聯絡的果然就在362號院內。

羅炳乾電台隱藏的地點已經徹底暴露，偵察員幾十天的辛苦總算有了結果，隨即很快接到了抓捕計劃。

就在抓捕行動即將站靠時，國民黨空軍又對楊樹浦等地進行了猛烈轟炸，目睹了轟炸後現場的慘狀，偵察員們感到抓捕特務的行動必須儘快執行。

1月27 日清晨7 時，羅炳乾的地下電台又發出了訊號，守候在這裡的錢明立即下達抓捕命令。

偵察科長錢明率領3 名偵察員，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衝到了羅炳乾的門前。

然而，此時任何的抵抗都無濟於事，偵察員輕而易舉地制服了羅炳乾。

經過審查，這個羅炳乾正是厲培明所熟知的羅炳乾。他從在軍統特務人員訓練班畢業後，長斯在軍統局、保密局任報務員、譯電員。1949 年7 月，從廣州去台灣後，被台灣保密局委任為上海獨立台台長，按規定化名“吳思源”,獨立行動。

1949 年8 月19 日，羅炳乾從台北到定海，隨後化裝成商人攜電台乘漁船於8 月25 日潛入上海。到上海後在福佑路租了一間住房，並與施肖蓮之女結婚。

利用民房作掩護，羅炳乾很快架設起了秘密電台，開始與台灣溝通聯絡。此後他不定時向保密局總部提供上海的天氣、重要目標方位、轟炸結果以及我軍政、財政等情報，他也沒有忘記，在每次報告情報之後都會發上一組“經費用完，請求補發掩護費並酌發生活費”之類的密碼。

1949年11月5 日，羅炳乾收到台灣特務機關從香港匯來的775 萬元活動經費。為掩人耳目，他將這筆錢交給其岳父施肖蓮開辦了“振記瓷器店”，自己則在店中當一個“跑街’，以便隱蔽其特務活動。但他沒有想到正是這筆錢暴露了他的身份。

從1949年下半年開始，正是由於羅炳乾的情報，致使江南造船廠、英聯船廠、楊樹浦發電廠等一批關係國計民生的重要目標遭受到國民黨飛機的毀滅性轟炸，造成了“二·六”轟炸的慘案。

為了有力地打擊敵特的囂張氣焰， 2 月7 日，就在“二·六”轟炸後的第二天，經陳毅市長批示，中國人民解放軍上海市軍事管制委員會軍法處判處羅炳乾死刑，立即執行。

“二·六”大轟炸就這樣結束了，但是它的影響還遠遠沒有結束。雖然這次轟炸使上海市區遭受了巨大的損失，但是它又是我國空軍發展史上的重大轉折點。自此開始，直到1950年底，我國空軍借鑑了很多作戰經驗，加上盟國蘇聯的協助，從只能保護首都安全，發展到可在空中實施攔截敵機，逐步向正規化空軍邁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