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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絳咬人錢鍾書打人
1973年12月7日是一個黑暗的日子，我的丈夫林非被一根大棒毒打，我自己的手指也被咬得鮮血淋漓。那打人的男子用力極狠，手中的大棒當即斷成兩截。那時正值隆冬季節，林非身穿棉襖，擋住大棒的右臂還被打腫和打破，鮮血淤積，一片黑紫，讓我深感恐懼而又心疼不止。
我連忙領着林非去醫院看病，接診的醫生一邊立即替他敷藥包紮，一邊驚嘆打人者的心狠手毒，敷藥包紮之後，她主動地開列了診斷證明書，囑咐我們好生保存，以 防備對方繼續行兇，讓我們有個準備，這份證明書至今還保存在我的手中。我忍受着手指的疼痛，攙扶林非從醫院回家，走進大門就瞧見公用的走廊里，堆積着許多 霉爛的垃圾——吃剩的雞骨頭、長綠毛的橘子皮、碎布條、碎紙片，而打人和咬人的這對夫婦已經走掉了。第二天，在林非單位里“實行無產階級專政”的工宣隊， 就找林非訓話，斥責林非怎麼敢跟大有後台的那男子吵架，說是他已將我們告到自己一位聲勢顯赫的同學，當時炙手可熱的一位高官那裡。工宣隊威脅林非說要遣送 他去北大荒繼續勞動。他們還派人上我教書的學校，找到了主持工作的一位領導人，要他來壓制我。這位先生剛從“牛鬼蛇神”的隊伍中“解放”出來，他在我教書 的學校工作了十幾年，對我十分了解，一聽就知道他們說的不是真話，就把他們打發走了。
此時，我們剛從河南“五七幹校”回來不久，與離別了許久的年幼的兒子團聚，日夜都提心弔膽地害怕林非又被趕到更遙遠的地方去，卻也只好找出家中所有積蓄的 零錢，替林非買了一件厚厚的羊皮大衣，好抵禦那兒冰天雪地的嚴寒氣候。我整天憂愁地思忖着，覺得這對夫婦用心真是兇狠，竟要搬動這麼大的後台來壓垮和摧毀 我們。林非曾在“五七幹校”患過一場大病。為了護理他的身體，並且減輕他精神上的壓力，我打算跟他一起前往，可是兒子又太幼小，不能讓稚嫩的生命隨同我們 去受罪，得保護他很好地長大成人，商量的結果是林非先走，我和兒子等一等再說。幸虧那位當時的高官與我們素不相識，無仇無怨，所以並未聽信一面之詞，將林 非置於死地。
我們好不容易熬過了十年浩劫的歲月，更何況林非早在“肅反”運動中就被指責為立場右傾，“反右派”運動中又被指責為犯有平均主義的錯誤思想，曾在公開的會 議上受到過批判，面對着這樣坎坷的遭遇，他從“文革”開始後，就只敢採取躲避和逍遙的態度，卻還被“造反派”不依不饒地在長篇大字報上稱為“漏網右派”， 常常處於膽戰心驚的恐懼之中。隨着“文革”的結束，好不容易難熬的歲月終於過去了。我們多麼想安安靜靜地度日，高高興興地工作，可是那對夫婦不斷通過口頭 和文字撒謊，再三地進行人身攻擊，最近咬人者又在一張報紙上發難，想用謊言來矇騙不知真相的讀者，所以我不得不放下手頭的工作，把林非被打的實情公諸於 眾，相信善良和公正的讀者朋友們會作出自己的判斷。
事情的經過是這樣的：1968年的春天，我懷孕了，我的婆母知道消息後，放下了由她照看的三個外孫，千里迢迢地從上海來到北京，準備迎接將要誕生的嬰兒。 因為林非是她老人家最小和最疼愛的兒子，所以也十分慈愛地照顧着我。我們三個人擠在一間只有十平方米的小屋裡，除了能放下一張大床、一張小床和一個書桌之 外，幾乎就沒有空地了。我們躲在狹仄的空間裡，卻也享受着親情的溫馨。這一年冬天，我的兒子降生，小屋裡又增添了一個新人，在擁擠的屋子裡洋溢着歡樂的氣 氛。滿屋子都拴上了晾尿布的繩子，上面懸掛着洗過的尿布，竟像是萬國旗一樣。有一天，一位在林非單位里擔任“革委會”主任的文學批評家，騎着自行車來我家 看望，竟騰不出一席之地招待他坐下。
當時幾代同堂住在一間屋子裡，是北京城裡眾多青年知識分子的普遍生存狀態。我們還曾經跟另外三對夫婦同住在一個單元裡面，和諧地相處得像朋友一般，有的鄰 居至今依舊相互來往。這位文學批評家跟我們是同代人，心靈很容易相通，看着我們如此窘迫的處境，就動了惻隱之心。當時正值“文革”的“鬥批改”階段，整個 單位都調整住房，因此也決定分配兩間住房讓我們搬家。在這座四層樓的公用宿舍里，同時搬進了十對中青年夫婦的家庭，在這些被咬人者稱之為“男沙子”和“女 沙子”的人們裡面，“文革”結束後出現了好幾位著名的歷史學家和外國文學研究家。後來大名鼎鼎卻又流亡國外的一位同事，也跟我們同時搬進了這座樓房內。 我原本猶豫着不想搬遷到這陌生的地方去，但是當時的處境實在太困難了。一是我的產假只有56天，第57天必須上班，絕不允許續假，不滿兩個月的兒子白天只 能交給婆母照料，她老人家已經是將屆古稀的高齡，真於心不忍，卻又毫無辦法，只能晚上下班後自己帶着兒子，請老人家休息。二是在全國“清理階級隊伍”的高 潮中間，婆母的女婿也就是我們的姐夫，忽然被誣陷為“叛徒”，隔離審查，不許回家。其實他只是上海一座大型工廠的總工程師，老實巴交，什麼問題也沒有的。 姐姐是小學校長，每天都早出晚歸，三個未成年的孩子無人照管，她精神壓力又很大，頻頻來信，述說困境，希望母親早些南歸。三是居委會一個戴紅袖章的老“紅 衛兵”，常常上我們原來的住處敲門，逼迫報了臨時戶口的婆母離開北京。此時我的生母與我天各一方，無法見面，她當時住在海峽的另一岸，與我生死不能往來。 我的姑母正在遭受殘酷的批判鬥爭，她的幾個兒女已經被逼迫着全部“上山下鄉”。林非和我又必須天天上班，不許請假，在這萬般無奈的緊急關頭，我的女友介紹 了一位家住郊區的農村大嫂，與我們見面相識，說是如果聘請她幫助我們照顧小孩，我的婆母就得以回到上海慰藉她受難的女兒，這也許是解決困境的唯一辦法。這 位善良的農民大嫂提出的唯一條件，就是絕對不能與我們夫婦共居一室，這個要求自然是完全合情合理的，於是我不想搬遷也只得搬遷了。咬人者說我的婆母是為了 分配住房才趕來充數的，這純粹是撒謊。我婆母跟林非之間的母子深情，給我留下異常鮮明的印象。林非含着眼淚抒寫我婆母的散文《記憶中的小河》，就曾被一位 外國漢學家翻譯和發表出去。我慈祥的婆母已經寧靜地安息於九泉底下，再也不會聽到咬人者編造的謊話，再也不會遭受到任何精神上的傷害了。
在我們搬遷之後，開始時還相安無事，也曾稍稍地點頭和說一兩句寒喧的話語。咬人者是很講究保養自己的，吃雞蛋只吃蛋青而不吃蛋黃，吃西瓜也只吃瓜心而不吃 外圈，她要把蛋黃和西瓜的外圈賞給我們，都被我嚴肅地拒絕了。因為我出生於清高的知識分子家庭，從小接受的家教就是“不受嗟來之食”。我們當時是低薪制， 買不起兒童搖籃，我們的兒子從未睡過搖籃，又怎麼能由她丈夫從樓下搬到樓上去呢?她的女婿聽說是北京某著名大學赫赫有名的“造反派”二把手，當時住在校 中，正忙於自己的政治活動，很少在她家中露面，此人我只見過一面，看見的還是他的側面，正在用抹布為他岳母擦拭房門，充當家務小工。他從未跟林非和我說過 一句話，當然就不可能和我們作過任何“交涉”。在當時風雲突變的“文革”狂嘲中，這所大學的“造反派”一把手突然失寵於“中央文革”的旗手，從“旗手”的 “座上客”變成了“階下囚”。這位二把手忍受不了岳母大人種種陰沉和發怒的眼色，竟懸掛在大學校園裡一棵老樹椏上自殺了。我本來是絲毫也不知曉的，自己正 面臨着種種壓力，已經感到焦頭爛額，身心交瘁，哪有閒暇去過問人家的事情，這還是聽到住在旁邊單元里一位紅學大師的夫人匆匆說起的。她還訴說在“文革”開 始時，咬人者的女兒在宿舍的院子裡張貼大字報，表示堅決與父母“劃清界限”。此時林非已和咬人者的丈夫同時去了千里外的“幹校”，怎麼可能跟我高聲嘲笑他 們?抹黑的謠言製造得實在太拙劣了。
從此以後，咬人者和她的丈夫確實顯得有些焦躁，當情緒分外低沉時，就跑進我們的住房，不由分說地抱走我心愛的兒子，放在他們屋子裡當作開心取樂的玩具。她 根本無視我的人格，無視我作為母親的存在。在她的心目中，別人都比她低一等甚或是好幾等，供她頤指氣使地嘲諷和戲弄，包括我幼小的兒子在內，一概都是如 此。她這種霸道的態度，和對我兒子的人格的漠視，實在傷透了我的心，使我意氣難平。而當我有時跟她的眼光交織在一起時，似乎也感覺到了她仇恨的心情，後來 她丈夫如此兇惡地猛擊大棒，更是證明了這一點。看來被毆打和咬噬的命運，從開始時就籠罩於我們的頭頂了。
我和林非在幾年前奉命去幹校時，怕兒子過於幼小，還不適宜去“經風雨，見世面”，只好把兒子託付給那位質樸的農村大嫂，並且把兩人每月薪水的極大部分都留 給她，她也盡心盡力地帶領我們的兒子，跟我們兒子建立了深厚的感情。可是我們幾年來耗盡了原來就是極為低微的工資，經濟情況顯得十分拮据，從幹校回到北京 之後，我們再也沒有能力供養一個保姆了。這位善良的農村大嫂非常理解我們的困境，她也願意另找一家經濟收入比我們高的住戶去幫工，於是她就和我們很友好地 分手了。
我兒子剛滿六個月時，我就被迫去北京遠郊區密雲縣的大山溝里勞動，不久後林彪的“一號通令”下達，又把我和我的同事們趕至河南黃泛區的“五七幹校”(本來 是座關押刑事犯們的勞改農場)勞動——拉耬、起豬圈、打掃廁所、割麥子、插秧、挖魚塘等等，三年多沉重的體力勞動，已經使我產後就未復原的身體疲憊不堪； 我丈夫林非因為在幹校超負荷的沉重勞動，患了腰椎間盤突出症，有三個月都癱瘓在床。回到北京後，我上班的學校離家有二十多公里的路程，每天趕公共汽車早出 晚歸，還得把兒子帶在身邊。那時候常常要跟學生一起去郊區農村“開門辦學”，只好也帶着年幼的兒子，和幾個女學生睡在老鄉家裡的土炕上。又教書，又下地， 又帶兒子，感到勞累不堪。隔一段時間允許回到北京家裡看望，就要照顧時而犯病的丈夫，實在是疲乏到了接近崩潰的邊緣。那時候大家都還沒有見過洗衣機，正好 院子裡有一位幫助人們洗衣服的農村大嫂，大家都稱呼她為“余嫂”，我也請余嫂幫助洗衣服。1973年的12月7日，適逢我剛從郊區農村返京，就請余嫂替我 洗洗從農村帶回來的衣服，因為幾天之後還得帶着兒子下鄉，時間很緊張，讓余嫂趕快洗起來。可是咬人者故意抬槓，堅持要余嫂先給她洗。她的時間比我充裕得 多，為什麼要如此着急，於是就爭論起來了。
在雙方的情緒都很激動的口角中，她忽然伸出雙臂要抓我的臉龐，我長得比她高，趕緊向後仰起頭，並且伸出雙手擋住她，沒想到她竟用自己的雙手緊緊抓住我右手 的食指，飛快地塞進嘴裡狠命咬了一口，當時抽出來就鮮血迸流。她這個動作是如此的突然和迅猛，完全出乎我的意料之外，所以沒有來得及躲閃。中國有句老話 說，“君子動口不動手”，連大字不識半個更畫不成圓圈的阿Q都懂得這個道理，想不到她竟會如此行事。真是十指連心，我疼痛得大叫起來。我丈夫從房間裡奔了 出來，想要解救我。她丈夫也從他的房間裡奔了出來，雙手舉起一根大木棒，朝着林非就殘忍地掄了下來。因為她知道我們保存着林非被毆傷的診斷證明書，所以在 那篇進行人身攻擊的文中也不得不承認，對我們又咬又打，還不得不承認如果林非沒有及時伸手擋住木棒，擊中頭顱的話，後果將會不堪設想。
我們被咬傷和打傷之後，立刻離開房屋去醫院治療，因為我的手指正在流血。咬人者說她的丈夫還踹了林非幾腳，以及她為了“銷滅罪證”，而替林非撣去衣服上的 腳印之事，根本沒有發生過，這是她的主觀臆想。在這整個過程中，我和林非都始終是只動口而未動手。開始發生爭吵時，在場的只有她和我，還有洗衣服的余嫂， 後來她咬了我的手指後，我疼痛得喊叫，林非才從屋子裡趕到我們面前，她丈夫也同時衝出房門，用大木棒將林非打傷。她的女兒當時並不在場，我從未與她的女兒 發生過任何衝突，既未吵過嘴，更絕對沒有打過她。咬人者說我打她的女兒，也是無中生有的主觀臆想。林非在當時是四十掛零的年齡，他們夫婦是六十掛零的年 齡，受傷的卻是我們這對較為年齡的人，他們竟毫髮無損，這不正好是證明了我們並未動手嗎?
她聲稱我們將她提起又摔下了多少次，當時我的 體力已經疲憊不堪，林非的腰病還尚未復原，我們哪裡有這種大力士般的力氣?謊話編造得實在太離奇了。而且既然已經如她自己所說的，跌得暈頭暈腦，怎麼又能 夠像她自己不得不承認的咬我的食指呢?打了和咬了人，竟還要編造如此的謊話。在此次衝突中，我們自始至終都是只動口沒動手，在當時的環境中，吵嘴的事情常 常發生，並不稀奇，稀奇的是他們又動口又動手，咬人和打人之後又搬用在當時聲勢顯赫的同窗，想通過他來整治我們。未能將我們置於死地時，又運用口頭與書面 的謊話對我們進行人身攻擊。面對着她的種種行徑，我深深慶幸自己的人格比她要高尚得無可比擬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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