偷換概念的把戲：你願意回到毛澤東時代生活嗎？ 

千里夜行人

有消息說，2003年俄羅斯科學院綜合社會研究所在全國進行了有代表性的問卷調查，讓受調查者對1917年以前的俄羅斯時代、斯大林時代、勃列日涅夫時代、葉利欽時代、普京時代這五個時代進行評價。結果，受調查者對葉利欽時代評價最低；對1917年以前的俄羅斯時代評價一般；斯大林時代有四項指標——國家有紀律有秩序、經濟發展迅速、在世界威望高、人民熱愛祖國——得分最高；勃列日涅夫時代有四項指標——教育有成就、有社會保障、科學技術有成就、工業強大——得分最高；普京時代有三項與個人有關的指標——個人致富可能、有職業發展和升遷可能、有公民和政治自由——得分最高。最後一個問題：如果可以選擇，你願意生活在哪個時代？結果，願意生活在葉利欽時代的只有1%；其次是斯大林時代，為4%；接着是勃列日涅夫時代，為36%；願意生活在普京時代的最多，為45%。

這個消息顯露出這樣一個問題：為什麼受調查者對斯大林時代的評價那麼高，卻很少有人願意生活在那個時代？調查者完全可以抖者這些調查卷，告訴人民：願意生活在斯大林時代的人那麼少，可見斯大林時代是需要拋棄的。

天下的狼都是一樣的，我們國家的右派也喜歡問我們這樣的問題。我們國家有很多人讚美毛澤東時代，面對這個現象，他們就問：你們讚美毛澤東時代，你們願意回到毛澤東時代生活嗎？毛澤東時代生活水平那麼低，當然沒有人願意回到那個時代生活。即使有人回答願意回到那個時代生活，也要被人笑話成瘋子——現在的好日子不過，就喜歡過窮日子，不是瘋子是什麼？因為沒有人願意回到毛澤東時代生活，所以他們就說：可見毛澤東時代不好，還是現在好。

毛澤東時代真不好嗎？其實，在這裡這些人玩的是偷換概念的把戲，用“生活水平”偷換“制度”。

很多人讚美毛澤東時代，讚美的是當時的制度，不是讚美當時的生活水平。制度和生活水平是兩碼事。人民生活水平的高低取決於產品的總產量，而總產量的多少取決於資源的多少和生產力的大小，那麼生活水平的高低就由資源的多少和生產力的大小決定。資源和生產力的社會的硬件。因為資源的多少是天生的，人不能改變，人能改變的是生產力，所以在理論研究中通常我們不談資源，只談生產力，那麼要提高生活水平就得發展生產力，多生產東西。而制度是軟件，它的作用是對產品進行分配。一個社會，生產的東西多不多，是生產力決定的，而這些東西分配得公平不公平，合理不合理，是制度決定的。私有制度下是按資分配的，並且帝王、官僚、資本家、地主靠剝削掠奪占有大量的產品。公有制度下是按勞分配或按需分配的。

從上面可以看出，一個社會的制度好，也就是軟件好，不一定硬件就好，不一定就富裕；一個社會的硬件好，不一定製度就好，分配得就合理。最好的社會當然是硬件好，軟件也好。硬件代替不了軟件，軟件也代替不了硬件，不能把硬件和軟件混在一起來談，更不要用硬件偷換軟件。

因為制度決定的是分配得公平不公平，合理不合理，所以它決定不了社會的貧富，社會的貧富是生產力和資源決定的。都說朝鮮貧窮，那麼朝鮮貧窮是它的制度決定的嗎？不是，是它的生產力和資源決定的。印度、非洲各國那麼貧窮，也都是它們的制度決定的嗎？不是，都是生產力和資源決定的。美國那麼富裕，也是制度決定的嗎？不是，是它的生產力決定的。

可是，不少人認為國家的貧富是制度決定的，說只要實行美國那樣的制度，就會和美國那樣富。這些人不知道財富是從哪裡來的，不知道財富是靠生產力一點一點生產出來的，好象以為是制度生產出來的，只要一實行富國那樣的制度，財富就會象變魔術一樣一下子就能變出來。一個財主問他的寶貝兒子：“大米是從哪裡來的？”他的寶貝兒子回答：“是從糧店買來的。”這些人和這個財主的兒子一樣聰明。現在通常認為一單幹，糧食產量就提高了，就夠吃的了，就是制度決定貧富的典型理論。這些人根本就不問解放前的幾千年裡都是單幹，為什麼糧食不夠吃？一個理論，只要有一個反例就可以推翻，不需要多。一個被許多反例證明是錯誤的理論，就不要拿出來顯擺。

在制度和生產力上，制度是由人選擇的，生產力則是人不能選擇的，生產力只能一步一步地發展。李世民想造飛機，不可能，生產力不是他能選擇的。但是他那個封建剝削制度是他選擇的，是他所在的那個階級選擇的。所以，如果我們批判李世民，就不能批判他造不出來飛機，而是應該批判他那個階級選擇的那個制度。這個道理沒有人不知道。可是，一遇到一些具體的問題就有人犯糊塗，也可能是故意的。例如，毛澤東時代生活水平低，吃飯靠糧票供應等，這是因為當時的生產力小，可是就有人硬說是毛澤東選擇的制度造成的，這就是和批判李世民時代造不出來飛機一樣。而對這些問題，毛澤東時代的共產黨人就能非常客觀地對待。解放前的幾千年、幾萬年裡，窮人一直都是吃不飽的，這主要就是生產力小造成的，所以毛澤東時代的共產黨人從來就沒有批判過民國、清朝、明朝等時期窮人吃不飽飯，民不聊生完全是當時的統治者造成的，他們也對那些舊社會進行批判，他們批判的是當時的制度，是“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的不合理制度，有的人撐死，有的人餓死，這樣的制度才是他們批判的。當時的生產力小，產量本來就很低，再加上富人對財富的聚集，窮人的日子就更加難過，那麼這種雪上又加霜就是那個制度造成的，是當時的統治者造成的，他們批判當時的統治者批判的就是這一點。

毛澤東時代，制度變了，富人沒有了，也就是說，以前富人多餘的財富被分配給窮人了，但是這時生產力還沒發展起來（制度可以瞬間改變，但是生產力只能一步一步發展）產量仍然不高，所以人民仍然會挨餓受凍，只是比原來財富集中時代略好一些。所以，光有好的制度還不行，同時還要努力發展生產力，使產量提高，那麼全體人民就能滿足需求了，日子就會好起來了。如果制度不好，即使生產力發展起來了，產量提高了，全體人民仍然不能滿足需求，照樣有撐死的有餓死的；有露宿街頭的，有一家有十幾處住所的。

儘管制度和生產力是兩碼事，各管各的一塊，但是接下來又出現一個問題：制度和生產力應該優先發展哪一個？毛澤東是先發展制度，同時發展生產力，他這樣做對不對？可以不可以先保持舊制度不變，先發展生產力，等生產力發展起來後，再發展制度？

應該是發展制度同時發展生產力，毛澤東的選擇是正確的。

上面說，制度的作用是分配產品，其實制度還有一個作用，就是調節和發展生產力。

電腦的軟件能調節硬件工作，好軟件能使各個硬件充分發揮作用，且互相協調，不出矛盾，不死機，制度也是這樣。制度有調節生產力工作的作用，好制度能使各部門的生產力都充分工作，且互相協調。市場經濟制度是靠市場，進一步說，是靠利潤這隻看不見的手來自動調節各部門生產力的，哪種商品的利潤大，哪個部門的生產力就工作得忙，而且其它生產力也會向這個部門及相關部門集中。計劃經濟是靠人來計劃生產力的。計劃經濟里不圖利潤，為滿足人民的需求而生產。人民最急需什麼，就發展哪方面的生產力來生產什麼，然後分配給人民，不圖利潤。如果人民最急需吃的，就優先發展農業；最急需住的，就優先建設住房。什麼轎車、電腦統統靠後。私有制和市場經濟里，因為生產力要一窩蜂地往利潤大的部門集中，沒有整體計劃，這就必然要造成這些部門的生產力相對過剩，出現吃不飽或倒閉現象。公有制和計劃經濟里，是按人民的生活需求量來發展生產力的，有整體計劃，不會出現生產力過剩的情況。

制度還有發展生產力的作用。好制度不僅能使現有的生產力充分發揮作用且協調工作，還能使生產力的發展達到最快。好制度就是公有制，公有制能使生產力得到最快的發展。

首先說，公有制里技術是公開的，而且能集中全社會優秀的技術人才共同協作地鑽研新技術。但是私有制就做不到。私有制里，一個企業擁有某種先進技術，就要保密，這樣就阻礙了技術的推廣應用。其它企業想掌握這種技術，得請技術人員重新從頭研究，這就是重複，是浪費。私有制里，懂這一塊的技術人員被這個企業挖去了，懂另一塊的技術人員被另一個企業挖去了，不能在一起協作研究，而且每個技術人員都要留一手，這樣就阻礙了技術的進步。

其次說，公有制能集中全社會的人力和財力發展生產力，私有製做不到。私有制里，資本家想發展某一生產力，常常受資金的限制。而且還得調查有沒有利潤，能不能賣掉。公有制就沒有這些麻煩。公有制可以集中全社會的人力和財力發展某一生產力，比單個資本家投資要順利得多。公有制也不需要調查市場，只要人民需要就可以生產。重工業和農業的水利是最基礎的生產力，而且是最重要的生產力，要發展生產力就得先發展重工業和水利，但是重工業和水利見利慢，往往還沒有輕工業的利潤大，而且投資巨大，還受下游市場需求的反制約，一發展過快就要造成相對過剩，所以私有制對基礎生產力的發展必然是非常慢的。而公有制也沒有這些麻煩，可以全力發展基礎生產力。印度和中國差不多一塊建國，底子也差不多，自然條件也差不多，為什麼現在印度比中國落後很多？就是因為中國有那二十多年的公有制和計劃經濟，把生產力的基礎打好了，而印度得靠自然發展，靠市場自然調節，所以發展就慢得多。假如中國沒有那二十來年的公有制和計劃經濟，現在會和印度一樣貧窮。都是靠市場調節自然發展的，而且起點差不多，自然條件差不多，你憑什麼比人家發展得快很多？

假如說需要保持舊制度不變，優先發展生產力，等生產力發展到一定程度再改變制度的話，其實解放前的幾千年都是這樣發展的，制度不變，生產力在自然發展，事實證明生產力發展很慢。

所以毛澤東改變制度，同時發展生產力的做法是正確的。假如後來能保持那時的制度不變，發展到現在，會比現在還要好得多，不成為世界第一也得第二（如果蘇聯按原來的制度發展到今天，多數會保持比中國領先的地位成為世界第一），根本就不會出現常常卡得要死的情況，也不會出現貧富嚴重分化的情況。那些把毛澤東時代的貧窮歸於那個時代的制度的人，不是無知就是別有用心。至於毛澤東和斯大林時代搞鬥爭，這不是他們沒事找事做，也不是想維護個人地位，而是因為有人反對那個好制度，要回到舊制度上去，毛澤東和斯大林往前拉，他們往後拽，所以才有鬥爭，所以搞鬥爭的責任不在毛澤東和斯大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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