讓歷史，而不是政治來評價錢學森

送交者: gsm0 2009年11月03日01:41:43 於 [史地人物] 發送悄悄話

讓歷史，而不是政治來評價錢學森 悟空   作為一位歷史人物，錢學森受到人們的質疑是正常的。可是由於各自的價值觀念和意識形態的不同，爭論就永遠不在同一個平台上，應此得不出結果，也沒有任何積極的意義。 首先，我問自己：這個時候可以不可以質疑錢學森？我覺得，如果現在不是時候，那麼什麼時候才是時候呢？在一個公民時代，當鋪天蓋地都是歌功頌德的聲浪，不同的聲音恰恰是最需要的。公民時代沒有“神 ”，也就不需要為尊者諱。對錢先生如果能有一個客觀公正的評價，也是對他在天之靈的告慰。 在中國，對於任何歷史人物的評價，由於缺乏客觀的第一手資料，很難做到完全的公正。我們只能透過一些基本事實，按邏輯來分析以作出結論了。 對於錢學森的爭議，主要集中他的科學貢獻、愛國情操和“畝產萬斤”以及晚年對於“人體科學”的研究上。 在科學方面，我同意“錢學森為中國火箭、導彈和航天事業的創建與發展做出了卓越的貢獻”。否認這一說法的人缺乏基本的事實認知和邏輯判斷。 如果說，“毛澤東對中國革命做出了卓越的貢獻”，大概不會有人反對，雖然毛澤東沒有具體指揮過哪場戰役，更沒有親手殺死過一個敵人。但是，沒有毛澤東，中國革命絕不會按同樣的方式發展，中國也絕不會是今天這個樣子。不過，中國革命給中國、給中國人民帶來了什麼？這是值得深思的。同理，中國的火箭、導彈和航天事業給中國老百姓帶來了什麼，這也不是一兩句政治宣傳就能回答的問題，也許要幾十年，幾百年後歷史才能公正的回答。 “錢學森以高尚的愛國主義精神，50年代錢學森放棄了在美國優越的工作生活環境，衝破種種阻力毅然回國……”對於這個政治結論，我是抱有異議的。 可以說，年青時的錢學森是個十足的書呆子，不懂什麼“主義”，也沒有什麼政治抱負。 我們所了解的事實是，1938年，獲得加州理工學院博士學位的錢學森留校任教，1949 年9月，38歲的錢學森成為加州理工學院古根海姆噴氣推進研究中心主任，負責研究生的研究和教學工作。他被世界公認為力學界和應用數學界的權威，社會地位和生活確實非常優越。也正因此，錢學森希望利用美國的優越條件進一步深造，因此他正式申請了加入美國國籍。 設想一下，如果錢學森真的具有“高尚的愛國主義精神”，他為什麼要申請加入美國籍？他也許會和李四光一樣，在新中國成立後馬上回國，為什麼要等到1955年呢？ 因為，導致錢學森回國的並不是一顆“報效祖國的心”，而是一顆孝心。1950年，錢學森父親重病決定回國探望。而美國海軍次長丹·金布爾立即電話通知司法部，要求無論如何要將錢學森留在美國，因為錢的頭腦里裝滿了美國的軍事機密。此時又恰逢麥卡錫時代，錢學森被懷疑是共黨分子，遭到逮捕，並被軟禁了整整五年。 所以，錢學森本來沒有主動回國服務的意願，是美國政府虧待了他，迫害了他，在“報效”美國無門，深受莫須有的共黨罪名傷害的情況下，通過朝鮮戰爭的戰俘交換方式被遣返回國。 多年以後，金布爾談及此事仍不無遺憾：“這是美國所做的最愚蠢的事。如果說錢學森是共產黨，還不如說我是。我們卻逼他回國了。” 從此之後，錢學森對美國政府虧待他的往事耿耿於懷，以致多次拒絕訪美邀請。 假如錢學森沒有父親病重一事，他可能不會要求回國，繼續留在美國從事研究。誰能想象韓戰爆發，身為美軍上校的錢學森會站在哪一邊呢？ 可惜歷史不能假設，我們只能看見事實：書呆子錢學森不幸捲入了意識形態分歧和國家利益衝突之中，被他曾經渴望入籍的美國拋棄。在別無選擇之下回到中國。 錢學森帶着一顆感恩的心情回到了祖國，中國共產黨也給了錢學森一個施展才華的平台。當時錢學森所受到的禮遇是常人難以想象的：1956年1，在陳賡的邀請下錢學森出任中國科學院力學研究所所長，1956年春，他應邀出席政協會議並在會上講話，2月1日晚，毛澤東設宴招待全體政協委員，特別安排錢與自己坐在一起，錢學森為國務院起草的關於《建立我國國防航空工業的意見書》，周恩來親自主持中央軍委會議，認真討論了這份《意見書》。 從此，錢學森成為了一名真正的愛國分子、一名真正的共產黨員。 可是，歷史總在捉弄人。 1957年，面對整風運動，有了一系列社會政治經驗的錢學森不再是書呆子，他也許接受了被美國政府迫害的教訓，明白了自己的處境，於是和自己曾經遵循的民主理念分道揚鑣。他曾經表態：“（右派分子）要求的民主和自由，是一種不要領導和組織的民主和自由。這種民主自由是沒有的。目前的問題是：要資本主義的領導呢？還是社會主義的領導？……美國每年用在商業廣告等非生產方面和軍事方面的費用有幾百億美元。假設美國沒有資本主義，而是社會主義制度，這些錢就可以拿來為人民服務，人民生活也就會好。……到底應該選擇資本主義的領導，還是社會主義的領導呢？當然，只能選擇社會主義的領導。” 有了這種思想轉變，就不難理解他後來論證的“畝產萬斤”。有人說，錢的那種做法是“跳梁小丑的為虎作倀”，我認為並不十分正確。 在論證“畝產萬斤”之前，錢學森撰文表明了自己的政治立場： “在我們黨的領導下，經過整風以後，全國掀起了一個大躍進的高潮。在這個高潮中，我們每個人也受到了很大的鼓舞。從前看起來不能做到的事，現在也能做到了。……只要我們把我們的心掏出來，把心交給黨，交給人民，我們科學事業的大躍進是一定的。”  我相信，錢學森之所以寫了《糧食畝產量會有多少？》一文，是在他脫離了一個科學家的思維之後，在其嶄新的信仰支配下所表現的一種必然行為，儘管客觀上造成了嚴重的後果。有人說，錢學森的偉大隻欠一個道歉，畢竟那篇文章給中國人民帶來了災難。 我寧願相信，錢學森致死都堅持自己的信仰，一個人如果是出自信仰而做出的行為，則無可非議。信仰面前無對錯，畢竟，科學家不是聖人，科學和信仰更不矛盾，畢竟牛頓最後也皈依了宗教。退一步說，即使錢學森知錯而不道歉，也是一個常人都會犯的錯誤，誰要求錢學森一定要“偉大”了？他本來就是一個普通的人。在那個黑白顛倒的年代，每一個普通人都會做荒唐的事，所以錢學森並不“偉大”。 這就又聯繫到錢學森晚年從事的一系列“人體研究”。如果說錢學森論證“畝產萬斤”還有一些功利成分的話，“人體研究”對錢學森並沒有什麼利益可言，相反，他的許多言行是在一片反對聲中進行的，尤其是他對F論G的支持和對政府鎮壓變相的不支持，更讓人相信他的行為出自自身的信仰。我沒有見過一個人體特異功能者，也沒有看見誰信了F論G後起死回生，所以我沒有理由相信，也沒有根據反對，但我知道目前科學是有局限性的，對我們不了解的東西妄下結論本身不是一個科學負責的精神。 在這一點上，錢學森似乎比某些人做得好，他沒有因“總書記”的勸說而表態支持鎮壓F論G，而某些人卻因為政府用行政手段把F論G定性為“邪教”，就一味盲目支持，更是對身邊持不同意見的人打壓污衊。 那麼錢學森着迷與“人體研究”就抹殺了他作為一個科學家的成就嗎？當然不是，科學要能充分認識自然，認識人的精神活動還有很長的路要走，所以，F論G的信仰者里有一大批科學家也不是奇怪的事。 錢學森着迷與“人體研究”或許還有一個原因，據報道，錢學森曾對秘書塗元季說：“其實搞兩彈，這種工程項目，這是組織上的任務，並不是我的興趣所在。我的興趣是在學術領域，是在思想的創新。” 我們可以把這句話看成是錢學森對自己的反思，那就是對自己的工作並不滿意，他的理想是一名卓越的科學家而不是工程師，況且他所做的，只是讓一個處在冷戰時代的落後國家擁有了核威力，但對與這個國家人民的生活和人類的科學進步、文明的發展沒有提供應有的貢獻——畢竟，錢學森是一個具有超凡天份，起點極高的科學家。 當然，錢學森就是一個普普通通的人，作為科學家，他有嚴謹審慎的治學態度，可作為普通人，他難免有思想和精神上的局限性。他今天之所以被如此拔高，被擁上神壇，是社會的不幸，更是一種悲哀。我們在質疑錢學森的同時，更要反思自己：為什麼一個科學工作者會走向神壇？是政治的需要，還是歷史的必然？當然，人們只有自身淺薄，喪失自我後才會把普通的人看成“偉人”，把人變成神，並不由自主地去崇拜。 我們反思、質疑錢學森，不是要針對他本人，畢竟斯人已去。透過錢學森，我們每個人都問問自己，人生是應該堅守自己獨立的人格，不斷找尋自我價值，還是被迫陷於意識形態紛爭，成為“國家利益”和政治鬥爭的犧牲品。 就今天來說，我們這一代留學生相對有了更大的自由和生活空間，我們應該珍惜這樣的環境，清楚地意識到生活是為了什麼，為了誰？漂亮的政治口號和蠱惑人心的宣傳都不應主宰我們今後的道路。而堅守道德底線，擁有一顆對家人，對朋友的關愛之心，讓自己，讓身邊的人生活的更好，是我們的頭等大事——不管你身在何處，也不管別人會說你愛不愛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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