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t 新中國為什麼出不了大師級人才

隨着錢學森老人的逝世，“中國六十年間為什麼培養不出世界級學術大師和科學泰斗”？成了近日網友熱議的話題。

1949年前一百多年間，中國幾乎一直處於戰爭或半戰爭狀態。然而，卻誕生了錢學森、楊振寧、李政道、錢學森、華羅庚、錢三強、錢偉長、王淦昌、鄧稼先、趙九章、朱光亞等一批令世人景仰的著名學術泰斗和科學家。還湧現出王國維、梁啓超、陳寅恪、趙元任、魯訊、胡適、周作人、郭沫若、梁實秋、徐志摩一大批大師級文化名人。而“新中國”成立後，六十年“太平盛世”，卻培養不出世界級學術大師、科學泰斗和文化大師，原因究竟何在？——當今中國，在高校質量普遍下降、學術腐敗現象日益嚴重、“ 水貨博士”泛濫成災的情況下，反思、反省這個問題十分重要。也十分必要。

“舊中國”能取得的成就，而“新中國”卻不能，根源何在？近日讀了袁祖望先生《西南聯大成就輝煌的教育邏輯》一文之後，猶如醍湖灌頂，心中豁然開朗……

“西南聯大”是“西南聯合大學”的簡稱。它是抗日戰爭期間，由北京大學、清華大學和南開大學聯合組成的。校址設在昆明。設立文、理、法商、工、師範5個院26個系，兩個專修科一個選修班。西南聯大在滇整8年。共招生八千餘人。在極其艱苦的條件下，培養出大批傑出人才。其中有許多是蜚聲中外的第一流科學家。其中包括李政道、楊振寧、鄧稼先、趙九章、朱光亞等著名科學家。1948年中央研究院第一屆八十一位院士，西南聯大人占二十六名；院士里最年輕的三位，陳省身、許寶騄和華羅庚，均為西南聯大師生。當時的中央研究院第一屆五位數學院士，西南聯大占了四席。首批入選美國國家科學院的五位華裔，陳省身、林家翹、楊振寧、李政道和吳健雄，除了吳健雄出自中央大學，前四人清一色為西南聯大師生。“新中國”成立後，黃昆、劉東生、葉篤正三位還獲得國家最高科技獎獲。屠守鍔、郭永懷、陳芳允、王希季、朱光亞、鄧稼先六人是兩彈一星元勛。還有80人成為中國科學院院士。12位成為中國工程院院士。

“西南聯大”在抗日戰爭極為惡劣的條件下，取得近乎神話般的成就，確實讓人驚嘆。更發人深省……

“西南聯大”的成功，是否蔣“委員長”和國民黨的“英明領導”？ 袁祖望先生在《西南聯大成就輝煌的教育邏輯》一文列舉了大量事實表明：“西南聯大”的成功，非但不是蔣“委員長”和國民黨的“英明領導”，恰恰是因為當時的國民政府無力干預高校事務。正如袁祖望先生所言：

“西南聯大的輝煌恰恰由於在一定程度上擺脫了國民黨政府的干預和控制，沿襲了北京大學的自治傳統。蔡元培主張，‘教育事業當完全交與教育家，保有獨立的資格，毫不受各派政黨或各派教會的影響’。民國初年，軍閥勢力不時干涉學校事務，蔡元培多次以辭職抗爭，‘我絕對不能再做那政府任命的校長’，‘我絕對不能再做不自由的大學校長’。今天這個干涉，明天那個訓飭，‘世界上有這種不自由的大學麼，能甘心仰這些官僚的鼻息麼’?當教育超然的理想與政府要求相衝突時，敢於說‘不’。西南聯大期間，從外部原因看，昆明地處偏僻，遠離當時的政治權力中心；抗戰期間，國民黨政府疲於奔命，無暇它顧；雲南地方勢力強盛，具有相當獨立性，地方勢力與中央政府之間矛盾重重，國民黨當局難以過多插手地方事務等等。外在控制力量的軟弱分散，使得西南聯大能在一定程度上按照大學的內在邏輯發展。”

袁祖望先生指出：“西南聯大”的成功，不受政府干預和控制的自治傳統是重要原因一，另則，思想自由、學術自由的寬鬆環境，是重要因素二。蔡元培先生主掌北大時，主張“循思想自由原則，取兼容並包主義”，“無論為何種學派，苟其言之成理，持之有故，尚不達自然淘汰之命運者，雖彼此相反，而悉聽其自然發展”。西南聯大校長梅貽琦先生很好地繼承了北大這一精神傳統，師生享有學術自由。——學生可以隨便閱讀馬列主義書籍。可以隨時聽各種政治立場、各種學術觀點的公開演講；表達觀點的自由，課堂討論可以各抒己見，暢所欲言，觀點可以與老師相左，甚至指出老師的授課錯誤，還可以在校園的 “民主牆”上表達自己對時局的評論、意見和建議；聽課的自由，教師上課一般不點名，學生聽不聽課完全自由，什麼時候聽，願意聽誰的課也有自由，有很大的選擇性；課外的自由，聯大師生課外喜歡泡茶館，邊吃邊看書、聊天、討論問題等，海闊天空，無所不談，有時候辯論起來各不相讓；個人行動的自由，聯大學生學習刻苦，但也有自由散漫者，每人都我行我素，表現出很大的獨立性。

那麼，學術自由與人才輩出之間是否有聯繫呢?袁祖望先生認為：學術自由是思想自由和言論自由的綜合，本質是表達的自由。比較中國歷代或不同時期學術發展的情形，可以發現一個規律性現象，即國家或政府何時放鬆了思想控制，文化教育與學術何時便呈繁榮景象，反之類推。約翰．穆勒認為，知識的探究活動必須在一個自由自在的、不受外界干擾與強制的環境中進行。在思想、言論都受到禁錮環境中的所謂學術不能達成真理的高度，更不會有真正的創造。

袁祖望先生指出：民主辦學，教授治校，也是“西南聯大”成功的另一個重要因素。北大、清華早有教授會之設，依靠教授辦學，教授在學術事務中具有相當發言權。張伯苓主政南開時，提出“校務公開、責任分擔、師生合作”的治校方針。蔣夢麟認為無為才能有為，提出“教授治學、學生求學、職員治事、校長治校”的方針，分權而治。西南聯大延續了三校這種民主辦學、教授治校的優良傳統。……

總而言之：不受政府干預和控制的自治傳統；思想自由、學術自由的寬鬆環境；民主辦學、教授治校的優良傳統，是“西南聯大”走向成功的“三大法寶”。

讀了袁祖望《西南聯大成就輝煌的教育邏輯》之後，時下中國高校教育質量為什麼會普遍嚴重下降，中國六十年為什麼會出不了大師級科學家和文化大師，也就不言而喻了。

讀了袁祖望《西南聯大成就輝煌的教育邏輯》之後，經過“新舊社會”教育的兩種對比之後，一種悲天憫人之心油然而生——當今中國的學人確實太難了！人大校長紀寶成先生所言“我親眼看見一位年輕的處長把一位老教授教訓得說不出話來”，就把中國學人的一切冤屈都襄括其中了！

“西南聯大”成功經驗告訴中國教育部官員：在黨權高於一切；行政權高於學術權；學術自由、思想自由被束之高閣的條件下，中國的大學，只能成為培養工具的搖籃！中國的大學，只能成為精神的荒漠！如此環境下，豈能奢望孕育出偉大的思想家和科學家？更豈能奢望培育出引領這個民族走向世界的精神領袖？

最後，還是以人大校長紀寶成先生一句話作為本文的結束語：——“還學術權力以權力，落實民主辦學、教授治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