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四章   進兩步，退一步：「搶救」的落潮

一   「審幹九條」再頒布後「搶救」為什麼愈演愈烈？

1943年春夏之際，「審幹」逐步轉入「反奸」、「搶救」，延安三萬多黨、政、軍幹部全被捲入進去，「特務」、「叛徒」、「內奸」，如滾雪球般越滾越多，人心浮蕩，個個自危，一片肅殺氣氛瀰漫於各機關、學校。高壓下的人們普遍感到惶恐，不知運動將往何處發展，個人的命運將有何變化。

7月1日，毛澤東在給康生的批示中，提出了「防奸工作的兩條路線」問題。毛說，正確路線是：「首長負責，自己動手，領導骨幹與廣大群眾相結合，一般號召與個別指導相結合，調查研究，分清是非輕重，爭取失足者，培養幹部，教育群眾」。錯誤路線是：「逼、供、信」。[1]此即是所謂「審幹九條方針」的首次表述。毛的這段指示長期被認為是毛反對審幹、肅奸極左傾向的有力依據，可是在這之後，延安的「搶救」反而一步步深入，走向高潮。

在「搶救」正處於高峰之時，康生動了開殺戒的念頭，他提出要以邊區政府的名義公審槍斃人犯。在這緊急關頭，林伯渠立即將這一最新情況向毛澤東匯報，毛澤東否決了康生的提議，避免了一場眼看就要發生的內部殘殺的慘劇。[2]1943年7月30日，毛澤東指示停止「搶救失足者運動」。[3]

1943年8月15日，中共總學委向全黨及延安各機關、學校發出一道指示，要求有系統地進行一次關於國民黨本質的教育，「決定自8月16日至8月31日這半個月中，各單位一律以主要力量來進行這個教育」，並宣布「搶救運動」告一段落。

同日，中共中央又一次作出〈關於審查幹部的決定〉，重申毛澤東關於審查幹部和肅清內奸的九條方針，這是在全黨範圍內第一次公布「審幹九條方針」。該決定宣稱，此次審幹及「進一步審查一切人員」，「不稱為肅反」，並將「逼供信」稱之為「主觀主義方針與方法」。

同日，毛澤東在康生提交的綏德反奸大會材料上批示，提出在「反特務鬥爭中」，必須堅持「一個不殺，大部不抓」的政策。

由此看來，延安的「搶救」應該停止了，因為毛澤東已經多次發話，並對「逼供信」提出了批評。但事實上延安的「搶救」絲毫沒有降溫，反而在8月15日審幹決定頒布後，愈演愈烈，又掀起新的反奸、坦白高潮。此時，運動已易名為「自救」運動，但內容、實質與「搶救」別無二致。9月21、22日，延安《解放日報》連續刊登〈延安縣開展防奸活動〉和〈綏師失足青年紛紛悔過，控訴國民黨特務機關萬惡罪行〉的報道，將所謂參加了「復興社」的十四歲小女孩劉錦楣和特務暗殺組織「石頭隊」的「負責人」、十六歲的小男孩馬逢臣的坦白交待經驗推向社會。10月6日，延安市在邊區參議會會場召開反漢奸特務大會，議期五天，[4]「搶救」的邪火越燒越旺。

難道毛澤東已失去對延安的控制力？難道毛澤東的話不再一言九鼎？難道康生膽大妄為、已不把毛澤東放在眼裡——所有這些答案都是否定的，毛澤東一分鐘也沒失去權力，他只是採取了某些手法，在表面上批評一下「搶救」的「過火」行為，而實際上繼續將「搶救」往更深入的方向推進。

1943年初，毛澤東搬入了戒備森嚴的神秘機構——設在棗園的中央社會部機關，中社部並在通往棗園的要道小砭溝開辦了一家小雜貨鋪，用以監視一切過往的「可疑人員」。毛澤東住進棗園後，與康生的聯繫更加方便，更加頻繁，毛澤東每天起床的第一件事就是聽取康生對審幹、搶救的匯報。[5]在棗園，他雖然多次看到由交際處呈交的關於錢來蘇動態的報告——交際處向毛澤東不斷報告，目的就在等毛的一句話，好解脫錢來蘇——報告詳細反映錢來蘇的焦慮、不安、惶恐以及錢來蘇反覆陳述自己不是漢奸、特務的內容，但是毛澤東就是不明確表示態度，致使錢來蘇長期不得解脫。

人們可能會發出疑問，毛澤東不是已經批評「逼供信」了嗎？他在和一些負責幹部的個別談話中，甚至提出要注重調查研究，不要搞肉刑，為什麼他說的是一套，做的又是一套？

確實，毛澤東隱蔽的思想很難被一般人所發現，許多負責幹部只看到毛批評過火行為的一些詞語，而忽略了他這些話後面的更深涵義，毛澤東所強調的恰恰不是糾偏，而是將運動進一步搞深搞透。

毛澤東的這套謀略，充分反映在被許多幹部視為是糾偏文件的1943年8月15日〈關於審查幹部的決定〉中。

「八一五決定」提出「一個不殺，大部不捉」，是毛澤東鑑於內戰時期「肅AB團」等極左肅反政策的教訓而提出的一個重要方針。毛澤東當然知道當年他自己所作所為的真正動機是什麼，只是現在毛澤東的身分、地位已不同於當年，延安的局面更非往昔江西時期的情況可比。眼下，主客觀條件均不允許再重演「肅AB團」的一幕，因此毛明智地宣布「一個不殺，大部不捉」，此所謂「過一不過二」也。但是這個新方針的基本前提仍然是肯定有大批特務混入革命隊伍，文件強調，「特務是一個世界性群眾性的問題」，指出，認識這個基本前提才有可能採取正確方針。

所謂「一個不殺，大部不捉」，並非認為運動方向錯了，而是着眼於將運動向縱深方向推進。毛澤東解釋道，一個不殺——將使特務敢於坦白；大部不捉——保衛機關只處理小部，各機關學校自己處理大部。毛澤東還具體規定了捕人的規模：普通嫌疑分子，占有問題人員的80%，留在各機關學校接受審查；10％的問題人員送入西北公學、行政學院反省機關；另有10％的人員送入社會部、保安處的監獄系統。毛澤東規定，這三類人員要進行交流，即普通嫌疑問題嚴重者將升格進入二類、一類系統。反之，坦白、交待徹底的特務，也可降到二類、三類系統。

對於留在各單位受審人員的審查和監護，毛澤東也不厭其煩地進行具體指導：一切有問題人員都暫時禁止外出，在延安實行通行證制度，毛澤東並要求，「在一定時候實行戒嚴」。[6]

精明、仔細、對大、小事都要過問的毛澤東，[7]難道不知道在審幹搶救中會發生左傾狂熱？他當然知道，而且了解得十分透徹。「八一五決定」中稱，在審查運動中，一定會有過左的行為發生，一定會犯逼供信錯誤（個人的逼供信與群眾的逼供信），一定會有以非為是、以輕為重的情形發生。可是毛澤東明知故縱，偏不予制止，執意聽之任之下去。「八一五決定」提出，糾左不能太早，亦不能太遲。既然運動已經發生偏差，為什麼不立即制止？毛澤東自有一套邏輯：「對於過左偏向，糾正太早與糾正太遲都不好。太早則無的放矢，妨礙運動的開展，太遲則造成錯誤，損傷元氣，故以精密注意，適時糾正為原則」。[8]恰恰由於毛澤東的這套邏輯，才使審幹、搶救的極端行為惡性發展，因為誰都不知應在何時採取糾偏行為才謂「適時」，而「搶救」的野馬，只有毛澤東才能勒住韁繩，他若不採取明確措施予以制止，誰都不敢，也無權力糾偏。

毛澤東執意擴大審幹，精密籌劃各種具體方法和措施，他提出審幹的正確路線應是「首長親自動手」，於是許多機關學校負責人就親自審問「犯人」，親自動手打人。毛澤東提出要依靠重眾力量審幹，於是各單位紛紛召開群眾大會，造成恐怖的群眾專政的聲勢。毛澤東提出要「調查研究」，擬定有問題與沒問題兩種人名單，對所謂「有問題的人」要結合平時言行，從其交待的歷史資料中找出破綻，對他們進行「勸說」，「質問」，各單位如法炮製，車輪戰、攻心戰，紛紛上陣。毛澤東聲稱「愈是大特務，轉變過來愈有用處」，表揚「延安幾個月來已經爭取一大批特務分子，很快地轉變過來為我黨服務，便利了我們的清查工作」，於是各單位紛紛利用坦白的「特務」進一步檢舉其他特務，「特務」一串一串地被揭露出來。毛澤東別出心裁，要求「着重注意，將反革命特務分子轉變為革命的鋤奸幹部」[9]——按照共產黨的邏輯，「反革命特務分子」與「革命的鋤奸幹部」本是風馬牛不相及的兩個概念，毛澤東究竟是指示「以毒攻毒」，或是暗示「只要為我所用，管他烏龜王八蛋」，語意含混，難得要領，結果是被誣為「大特務」的原中央政治研究室的成全等人，果真被留在中央社會部，轉變為「革命的鋤奸幹部」。

1943年8月以後，在毛澤東有關批評「逼供信」的隻言片語的後面，隱藏着深深的玄機。他的面孔是多重的，有時，他會輕描淡寫說幾句「逼供信」不好，轉眼間，他又會說「既然沒問題，為什麼怕審查呢」，「真金不怕火煉嘛」，[10]毛澤東的「注意正確的審幹方針」只是一句空話，他所關心的是如何徹底查整全黨的幹部。他的目的只有一個：以暴力震懾全黨，造成黨內的肅殺氣氛，以徹底根絕一切個性化的獨立思想，使全黨完全臣服於唯一的、至高無上的權威之下——毛澤東的威權之下。應該說，毛澤東達到了他的目標，幾十年後，當年經歷過審查的幹部還在說，對他們「教育」最大、使他們得到「鍛煉」、真正觸及了靈魂的是審幹搶救運動，而不是前一階段的整風學習。

二   中央主要領導幹部對「搶救」的反應

由毛澤東、康生主導的延安「搶救」和審幹、反奸，是以中央書記處、中央總學委的名義推行的，毛澤東已將中央政治局完全控制於掌中，當他需要時，才主持召開政治局擴大會議，此時的中央政治局實際上已名存實亡，在延安的中央政治局委員大多已處於被批判的地位，被分割在各高級學習組進行整風學習，在毛的高壓下，中共大多數領導幹部都難以表達不同意見。

作為整風頭號目標的王明，自1941年10月住進醫院以後，他的政治局委員、書記處書記和中央統戰部部長等職務雖未免去，但已是形同虛設。1943年春之後。毛澤東作出決定，由他親自掌管重慶辦事處，由任弼時負責駐西安辦事處，在延安的中央統戰部幾乎已無事可做，王明真正陷入了四面楚歌的境地。1943年11月，中央總學委、中央辦公廳召開揭發王明錯誤大會，王明之妻孟慶樹登台為其夫辯護，會場氣氛一度對毛澤東十分不利。毛澤東大為光火，將這次批判大會斥之為「低級趣味」，下令終止這種允許被批判者登台辯解的鬥爭大會。[11]王明沒有任何地方可以渲瀉他的不滿和「怨曲」，他怕蘇聯人去看他，從而招惹毛澤東、康生的忌恨，可是又控制不住想見蘇聯人，只能在前來探病的蘇聯醫生面前「痛哭流涕」。[12]

博古對整風、審幹、搶救極度厭惡，但他也沒有任何可以與之傾訴的對象。他以工作為由，找到蘇聯駐延安代表，痛罵毛澤東。博古深知康生情報機關的厲害，與蘇聯代表講話時，不時出門觀察門外動靜，確定沒有人偷聽，才敢進屋與蘇聯代表傾談。[13]

在延安的幾位德高望重的中共元老林伯渠、徐特立、吳玉章、謝覺哉均非整風目標。四老皆與毛澤東有歷史舊誼，徐特立、謝覺哉還是毛澤東長沙時期的師友，林伯渠、吳玉章早在廣州、武漢國共合作時期即與毛澤東共事，同為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在瑞金時期林伯渠擔任國民經濟部部長和財政部部長，與時任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執委會主席的毛澤東相處融洽。整風轉入審幹、搶救後，林伯渠等諸老日見愈來愈多的同志被打成「特務」、「叛徒」，國統區中共組織被誣為「紅旗黨」，均感到震驚，但是諸老性格各異，對黨內鬥爭的體會各自深淺不同，其反應也是存有差別的。

林伯渠是諸老中唯一擔負實際領導責任的。他曾為錢來蘇一案多次呈文毛澤東，但毛並不明確表態。作為老政治家的林伯渠，深知此類運動能全面展開，非毛澤東批准而絕不可能。因此，他的態度極為謹慎。林伯渠曾勸慰對運動感到懷疑的同志說，運動高潮階段，出現「逼供信」是不足為奇的，但運動後期一定會複查核實。他並表示，大批青年知識分子都經過中共駐重慶、西安辦事處審查才介紹進延安的，他從未聽說過整個大後方黨組織已變質，對此問題，他心裡有數」。[14]

徐特立長期從事教育工作，性格率真，他曾當面質問負責自然科學院審幹搶救運動的陳伯村，憑什麼證據，將一批批師生抓走。[15]徐特立全然不管他實際上已被閒置的處境，憤然道，我是院長，我有責任，為什麼不許我管！[16]徐特立還親自前往窯洞看望被關押的師生，當別人勸他應予以注意時，他再次表示：我是院長，我就是要保護人才。[17]

謝覺哉此時擔任邊區參議會副議長兼黨團書記，1943年7月「搶救」乍起，他在初期也是從好的方面去理解。謝覺哉在7月31日的日記中寫道，「我對某些失足青年憐多於恨，處在反動環境下……生死判諸俄傾，革命與反革命又其模糊，於是乎就失足了。」謝覺哉繼續說：「這次反特務鬥爭，給我們教育不少……沒有這次鬥爭要我們青年黨員知道階級鬥爭不易，就是老年黨員也一樣。」[18]但是很快，謝覺哉就發現「搶救」出了大問題，他說「反奸鬥爭被逼死的人，無法審查了，但其中未必有主要特務」。  ^[19]

謝覺哉對「搶救」的疑問與其經歷過的黨內殘酷鬥爭有關。1932年在湘鄂西蘇區，他曾親眼目睹紅軍內部自相殘殺的慘景，當時謝覺哉也被列入有待處置的肅反名單，只是幸而被國民黨清剿部隊俘虜。才僥倖躲過那場災難（謝被俘後，因國民黨軍隊營長相信因果報應。將自稱是教書先生的謝覺哉和其他紅軍盡行釋放）。時隔十年後，極左狂潮再度席捲中共，心地寬厚的謝覺哉認為，「對反革命優容即是對革命的殘酷，這話很有道理。但我們過去用過了，甚至誤用了，遭了不少慘痛的損失」，[20]於是盡其所能保護自己所在單位的幹部。但因他在1937--1938年曾負責中共駐蘭州辦事處，眼下，中共甘肅工委已被康生打成「紅旗黨」，謝覺哉竟也遭到責難。康生自恃握有上方寶劍，對享有盛望的謝覺哉絲毫不看在眼裡，公然指責「謝老是老右傾」。在搶救高潮中，康生直撲謝覺哉辦公的窯洞，一進門就盛氣凌人地指責謝覺哉，「據XXX交待（筆者註：指張克勤），他的父親是個老特務。看來蘭州地下黨全是特務，是個『紅旗黨』，你這個蘭辦的黨代表可真是麻木不仁啊」。面對康生的責難，謝覺哉明確表示不同意他的看法，竟被康生指責為「庇護特務組織」。謝覺哉一氣之下。「乾脆不去開會，不參加學習，呆在家裡睡覺」。[21]面對搶救野火蔓延，謝覺哉只能自我安慰：「不可能沒有吃冤枉的個人，只求沒有吃冤枉的階級。」[22]

在幾老中間，稍微特殊的是吳玉章，此時吳玉章掛名延安大學校長，但該校實權由副校長周揚掌握，吳玉章只是做些「新文字」（漢字拉丁化）的研究和推行工作，並不具體過問延安大學的審幹、肅奸、搶救工作。或許是因為在莫斯科曾與王明共過事，也可能是因為缺少在三十年代蘇區生活的經歷，吳玉章對來勢兇猛的運動似乎感到有些緊張。吳玉章在「搶救」運動期間曾拄着拐杖、流着眼淚勸說被誣為「特務」的中直機關的青年向黨坦白交代。他還通過寫自傳表態支持「搶救」，吳玉章寫道：

在整風中人人寫思想自傳，並且號召坦白運動。這裡就發現了國民黨派了不少特務到我們黨內來，到我們邊區來，到我們軍隊中，專門作破壞工作，這是整風初期所未料及的。我黨以寬大政策，號召這些被國民黨特務分子陷害了的青年改過自新，已經有不少的特務分子響應了黨的號召，改過自新了，且願為反對特務盡力。至於死心塌地、甘為反革命盡力的少數人，則已逮捕起來。這又是反共分子而料所不及的，真所謂「作偽心勞日拙」。[23]

儘管林伯渠、徐特立、謝覺哉等諸老都對「搶救」表示了懷疑與不滿，但是，他們並沒有就此向毛澤東進言，林伯渠相信，一陣風以後，高潮過了，頭腦發熱的人會清醒下來。[24]他們要等毛澤東自己去糾偏，而不願去冒犯忤的風險。

身為八路軍總司令，但毫無實權的朱德，對毛澤東、康生的行徑心知肚明，知道講話沒用，只能暗暗焦急，而無可奈何。

陳雲此時仍是政治局委員和中組部部長，作為幹部審查和管理的最高機關中組部的部長，陳雲本應直接參與領導審幹、搶救運動，但是毛澤東沒有讓他與聞審幹和「搶救」運動，公開的理由是「毛主席關心陳雲同志的身體，讓他搬到棗園去休養」。然而真實的情況是毛澤東、康生對陳雲領導下的中組部很不滿意，康生曾指責中組部「壞人那麼多，你們組織部都是怎麼搞的呀？」認為中組部「在審查問題上右了，太寬了，使得特務鑽到了我們黨內」。[25]讓陳雲「休養」的另一個原因是陳雲對開展「搶救」運動的態度很不積極。據陳雲當年秘書回憶，當時陳雲「根本就不同意搞這場『搶救』運動」，他認為是誇大了敵情。他也不相信所謂「紅旗黨」的說法，認為這不符合事實。陳雲更認為對許多青年知識分子和老幹部實行「搶救」違背了中央關於如何整風的規定。正是因為陳雲的這種態度，毛澤東就不要他過問審幹、反奸一類事，而是讓陳雲「到他身邊去治療休養」。從1943年3月陳雲住進棗園到1944年3月，他離開棗園，調往西北財經辦事處，恰是審幹、反奸、搶救從開場到落幕的一年，在這一年間，陳雲實際是被「靠邊站」了，他沒有參與有關決策，「許多事情都不知道」。[26]中組部部長一職則由彭真代理，當陳雲調往西北財經辦事處後，彭真就被正式任命為中組部部長。

林彪於1943年7月與周恩來等一行從重慶返回延安，受到毛澤東的特別關照，毛囑林彪休息，林彪只是掛名擔任中央黨校副校長，並不具體過問黨校的具體工作（此時延安除整風、審幹外，沒有任何緊急工作）。林彪在延安對康生一直保持距離，對審幹、搶救持沉默態度，完全置身於運動之外。

身為中央軍委參謀長的葉劍英，在審幹、搶救中，曾向中央負責人反映軍委直屬機關搶救中出現的嚴重問題，他明確表示延安不可能有這麼多特務，不能這樣搞運動。但是葉劍英本人也受到康生的懷疑。康生以葉劍英長期在國統區工作，社會關係廣泛，不時在毛澤東面前進讒言，並對葉劍英在延安的親屬進行「搶救」迫害。葉劍英前妻危拱之，被打成「河南紅旗黨」的特務，從1943年秋至1945年春被長期關押，「身心遭受嚴重損傷」，精神一度失常。[27]葉劍英雖未隔離審查，但兩次被剝奪參加討論內戰時期中共路線的政治局擴大會議。據蘇聯駐延安觀察員透露，葉劍英對康生深惡痛絕。

中共幾位重要將領劉伯承、聶榮臻、陳毅此時均被召回延安，正要對各自在內戰時期及抗戰初期的「錯誤」進行反省，他們雖然均對審幹、搶救中的極端行為不滿，但是，他們的地位和身分都使他們難以開口。

除了少數幾個積極參與康生「搶救」的重要幹部，大多數領導人都對搶救、審幹的過火行為表示不滿。陳雲、王若飛等人均曾在私下對「搶救」有所疑問，但是他們都不曾在毛澤東面前表示。在當時的肅殺氣氛下，這些懷疑和不滿都處在分散狀態，沒有人敢於在重要會議上將問題正式提出，更有甚者，一些重要幹部，包括中央委員們都已中斷來往，大家只有在公眾場合才能見面，互相交談都極為謹慎、小心。[28]

對「搶救」正式向毛澤東、康生表示懷疑的中共高層領導幹部僅有周恩來、任弼時、張聞天、高崗。

1943年7月16日，周恩來返回延安，準備參加中央核心層的路線檢討。周恩來一返回，就發現由他直接領導的國統區中共地下黨已被誣為國民黨特務組織「紅旗黨」，給周恩來造成巨大壓力。周恩來本人甚至也受到康生的懷疑，認為周等「在白區天天與國民黨接觸，靠不住」。[29]周恩來一方面為許多被康生機關及各單位關押的原部下寫證明材料，另一方面，周在與李維漢等談話時，明確表示不存在所謂「紅旗黨」，國統區中共地下黨的情況是清楚的。周恩來此時在黨內的地位十分軟弱，且是帶罪之身。但他仍直接向毛澤東進言，表示了自己對運動的看法。

除了周恩來，敢於向毛澤東表達懷疑的還有任弼時和張聞天。任弼時此時處於權力核心，但他為人較為正直，對毛的一些做法頗不以為然。毛雖感覺到任弼時有些礙於礙腳，但為了利用他作為老幹部的象徵，分化打擊王明、周恩來等，故對任弼時仍予以容忍。在1943年秋冬之際，任弼時兩次向毛澤東提出「搶救」的嚴重弊端，要求予以糾正。

和處於權力核心的任弼時相比，張聞天早已成為失勢人物，且正處在被批判鬥爭的地位。然而，張聞天卻直接向康生表示他對「搶救」成果的懷疑，他明確告訴康生，社會部所編輯的《防奸經驗》全是假的。[30]和那些明哲保身的其他高幹相比，張聞天全不計較個人得失，顯示出他身上仍保有一些書生本色。

高崗在整風、「搶救」中原是一個「積極分子」，但隨着「搶救」不斷深入，他也感到似乎出了問題。據師哲透露，高崗曾向毛澤東反映，搶救的「作法過激」。[31]

在次一級的負責幹部中，也有人通過不同的方式，向毛澤東和中共中央表示對「搶救」的懷疑和反對，在這些人中，最具膽識的是原八路軍駐二戰區辦事處主任王世英和社會部治安科科長陳龍。

1942年整風運動開始後，王世英被調回延安，先在王家坪中央軍委學分會工作，後調入中央黨校參加整風學習。整風轉入審幹後，王世英參加了黨校的審幹小組。但是很快就對運動產生了懷疑，一些過去受王世英領導、在白區從事秘密工作的同志，被人揭發成為「特務」；王世英在經手調查黨校「特務」的案件時，也發現指控與事實不符。對此，王世英在支部會上公開表示了對運動的懷疑，並寫出了〈關於請求中央糾正搶救失足者運動過左問題的報告〉，上書毛澤東、劉少奇、康生。王世英在這份報告裡，明確提出運動發展已經過「左」，要求中央予以糾正，並以自己的黨籍和腦袋作擔保，為已被打成「特務」或「特嫌」的錢來蘇、白天（即以後成為名作家的魏巍）等六人申訴。在這六人中，由王世英親自介紹前來延安的錢來蘇受到長期懷疑，一直未能解脫；另兩人也在車輪戰下供認自己是「特務」。王世英上書的舉動引起康生的強烈反彈，康生連夜給王世英覆信，指責王是「主觀主義」、「好人觀點」。在中央學委會上，康生當面責罵王是「大自由主義者，想逞英雄」，威脅王世英「有幾個腦袋」？[32]不久，果然出現了針對王世英的行動，在中央黨校千人幹部大會上，有人公開指認王世英和孔原是「大特務」。[33]王世英雖然受到「搶救」的波及，但是毛澤東與他曾有過多次個別接觸，對王世英在山西開展的統戰和情報工作較為滿意，因此，王世英並沒有因上書反對「搶救」而遭致較大的不幸。以後他在〈自傳〉中提及此事時說：「問題雖然提出來了（指有人誣指王為「特務」一事），始終沒有向我開火，說明中央是很關心我和愛護我的，而且說明也是很了解我的。」[34]

在王世英為反對「搶救」上書之際，領導「搶救」的社會部內也有工作人員對運動表示了懷疑。治安科長陳龍當面向頂頭上司康生陳述他對運動情況的不理解。依照規定，社會部治安科每周要寫一份簡報，分送毛澤東、劉少奇、朱德、任弼時、康生等五至七人，陳龍和社會部工作人員甘露通過這份手寫的材料，曲折向毛等表示對運動的異議。經陳龍等匯總的材料上有詳細的統計數目，具體反映各單位運動進展情況：奸細、特務的比例，自殺身亡人數，被關押人數等。材料的最後結論是：延安各單位50％以上的幹部已被搶救。[35]陳龍等整理的資料依正常程序上報後，中央總學委原計劃開持續七天的延安黨、政、軍、學校參加的全市規模的「搶救」大會，結果開到第三天就沒再繼續下去。[36]當然，不召開全市搶救大會，並不表明運動就降溫了，陳龍等畢竟不能真正影響毛澤東的決策，以後，各機關、學校在內部繼續開搶救大會，挖出來的「特務」、「內奸」比以前更多。

在延安的中共高層領導幹部對「搶救」極端行為的不滿議論，通過種種渠道傳到毛澤東那裡，然而毛澤東何嘗不知道這些人的態度，他所關心的並非是他們的不滿——毛澤東所要的是另一種效果，這就是，即使中共高層領導幹部腹有怨言，但絕大多數人已不敢在他面前陳述。毛澤東藉助審幹、反奸、搶救達到了他多年來一直孜孜追求的目標，從精神上完全控制住昔日這批敢於與他面爭的同僚。

三    1943年12月22日季米特洛夫來電與「搶救」的中止

周恩來、任弼時等為扭轉搶救、審幹中的極端行為，直言相勸毛澤東究竟有無作用？毛澤東是否立即採納周恩來、任弼時等的意見，下令糾偏，停止運動？與人們一般的推測相反，毛澤東並沒有立即部署糾偏，對於剛愎自用的毛澤東，只有當他自己意識到必須轉彎時，他才會採取行動。所謂「適時糾正」的恰當時機，只有他才能決定，勿需別人多嘴。

毛澤東一點也不認為搶救、反奸有什麼過錯，他不是多次批示「一個不殺，大部不捉」嗎？他不是提出反對「逼供信」嗎？如此，繼續運動又有何害？無非是過左一些，無非是受一點委屈，可是又沒要你們的命，多坐幾天班房又有什麼關係呢？如果不對廣大幹部真正有所觸動，「兩條心」、「半條心」，能轉變為「一條心」嗎？

當然，對於任弼時、周恩來等的意見，毛澤東還是會加以周全考慮的，因為毛心裡明白，延安不可能有那麼多特務，毛總要想出一個辦法，來收拾眼下這個局面。恰在這時，毛澤東收到一份來自莫斯科季米特洛夫的絕密電報，這份電報涉及到一系列重要的問題，客觀上促成了毛對「搶救」的剎車。

季米特洛夫電報全文如下：

1943年12月22日

毛澤東（親啟）

一、關於令郎。我已安排他在軍政學院學習，他畢業後當能在馬克思列寧主義和現代軍事方面獲得紮實的學識。這個小伙子很能幹，我相信您會把他培養成一個可靠的好幫手。他向您致以熱烈的敬意。

一、關於政治問題。不言而喻，在共產國際解散之後，它過去的任何領導人都不得干預各國共產黨的內部事務。但是從私人友情考慮，我又不能不告訴您我對中國共產黨黨內狀況的擔憂。您知道，從1935年起，我就不得不經常密切過問中國的事務。我認為，從反抗外國侵略者的鬥爭中退縮的方針，以及明顯偏離民族統一戰線的政策，在政治上都是錯誤的，在中國人民進行民族戰爭期問，採取這樣的方針，有把黨孤立於人民群眾之外的危險，有導致內戰加劇的危險。這只能有利外國侵略者及其在國民黨內的代理人。我認為，發動反對周恩來和王明的運動，指控他們執行了共產國際推薦的民族統一戰線，說他們把黨引向分裂，這在政治上是錯誤的。不應該把周恩來和王明這樣的人排除在黨之外，而應該把他們保留在黨內，千方百計利用他們為黨工作。另外一件使我擔心的事是，一部分黨的幹部對蘇聯抱有不健康的情緒。我對康生所起的作用也心存疑慮。清除黨內敵對分子和把黨團結起來的黨內正確措施，被康生及其機構扭曲得面目全非，這樣做只能散布互相猜疑的情緒，引起普通黨員群眾的無比憤怒，幫助敵人瓦解黨。早在今年8月，我們就從重慶獲得完全可靠的消息說，國民黨決定派遣奸細混入延安挑動您同王明和黨內其他活動家爭吵，挑起敵對情緒以反對所有在莫斯科居留和學習過的人。關於國民黨的這一詭計，我已及時預先通知了您。國民黨秘而不宣的打算是，從內部瓦解共產黨，從而輕易把它摧毀。我毫不懷疑，康生的所作所為正在為這些奸細助長聲勢。請原諒我這種同志式的坦率。我對您懷有深深的敬意，堅信您作為全黨公認的領袖，定能洞察事物的真相。僅僅由於這一點，我才如此坦率地同您談問題。請按我給您發送這封信的方式給我一封回信。緊緊與您握手。

季〔米特洛夫〕[37]

季米特洛夫來電是一個嚴重事件，自1943年5月共產國際解散以後，毛澤東已徹底放開了手腳，事實上，當毛決定向國際派攤牌之時，他就沒有把莫斯科太多放在眼中。但是問題還有另外一面：共產國際雖解散了，蘇共和蘇聯並沒解散，現在莫斯科已完全知悉延安黨內高層鬥爭的最新動態，斯大林通過季米特洛夫，以間接的方式對毛澤東發出警告，並且特別關注王明、周恩來的政治命運，似乎也影射到毛澤東的個人品質問題。季米特洛夫的來電特別提到康生，直指康生行為可疑，此說亦對毛澤東構成沉重打擊。

接到季米特洛夫來電後，毛澤東立即精密部署，[38]除了頻頻向蘇聯駐延安代表詳剖心跡，強調整風的重要和他的光明正大，又派任弼時、周恩來與蘇聯代表談話，用任、周等的嘴，澄清毛整人的「流言」。毛澤東同時加緊對王明的「誘」、「壓」，迫使王明承認錯誤，讓莫斯科無言以對。

毛澤東出台的措施可謂周密完善：莫斯科要求停止黨內鬥爭，毛偏在此時召開上層會議，逼使所有同僚檢討、反省，用周恩來、王明等人的檢討堵住莫斯科的嘴，給莫斯科造成既成事實；莫斯科指責康生的反奸肅特是執行敵人的分化破壞陰謀，純屬胡說八道，延安的整肅全在毛的一手指揮下進行；莫斯科討厭康生，正說明康生對毛的忠誠不貳，毛全然不顧莫斯科的警告，照樣倚重康生。

然而，在季米特洛夫來電後繼續搶救、反奸的極端行為，似乎已顯得不妥。莫斯科已明確提出反對意見，此時的蘇德戰場形勢已明顯有利於蘇聯，而中共的未來將有賴於斯大林的支持，對莫斯科的意見畢竟不能完全置之不理；黨內怨言繼續蔓延終將損害毛澤東的個人威信，況且，審幹、反奸、搶救所要達到的震懾人心的目的已基本實現，現在應是調整政策的「適時」時候了。

正是在上述背景下，1943年12月22日中央書記處召開工作會議，討論聽取康生作的反特務鬥爭的匯報，任弼時在發言中提出，那種認為百分之八十的新知識分子是特務分子的看法應於否定，新知識分子中的百分之八十至九十是好的，現在應該進行甄別。毛澤東接受了任弼時的意見，同意進行甄別工作。[39]在這次會議之後，延安的「搶救」開始逐漸落潮，但是，毛澤東精密掌握落潮的速度，不使運動驟然停下，避免廣大幹部對運動的「合理性」產生懷疑。1944年初，延安各單位紛紛接待綏德縣「坦白運動先進典型報告團」，該團由綏德師範師生組成，他們住在社會部所屬的交際處租用的旅店，每天分頭到各機關、學校做「現身說法」式的報告。其中一個十二、三歲的女學生，描述自己怎樣受國民黨特務機關派遺，專門施用「美人計」引誘革命幹部……儘管毛澤東已開始着手準備「糾偏」，但是卻放任「搶救」、坦白的鬧劇繼續演下去。

到了1944年2月，延安的報紙又刊登了淳耀「防奸英雄」季志壽的「防奸經驗」，他的質樸、充滿鄉土氣息的語言，生動地表達了毛澤東發動群眾性反奸運動的成效：

特務好象面沒起，蒸的死面饃，色就不正。又象包子底是虛的。這些人都把良心背到脊背上去啦……想把領導我們生產給人民服務的幹部殺，叫大家成了沒王蜂。特務的壞種子下到邊區來，我們要用耙把它耙出來，再拿钁頭挖掉。如果根大自己挖不下，就請政府拿政府尖钁去挖，一定能挖掉，連根拔了才干休。認特務要細心留意哩，好象認眼鏡一樣，看究竟是燒料的還是石頭的。自己認不清就到政府叫幹部認，一定可以認出來。希望大家今後對賣眼鏡的、賣爛衣服爛鞋襪的、賣藥的、野鴿醫生、算卦的、擔蔥的、賣蒜的、跟上黑驢馱炭的各種來歷不明的人，都要好好來盤查。對破壞開荒的、胡說壞話的人，要細心考查，有問題的時候，還要報告政府。[40]

由此可見，「搶救」錯了嗎？一點也沒錯，邊區的群眾難道不是已經普遍提高了對敵鬥爭的警惕嗎？

對錢來蘇一案的處理，也反映出毛澤東欲維護「搶救」的複雜心態。自「搶救」運動開始，一直被軟禁在交際處的錢來蘇心情極為抑鬱，多次表示後悔當初投奔延安。林伯渠等人慾救無力，只能等毛澤東的最後發話，1944年2月8日，毛澤東在交際處處長金城呈交的有關錢來蘇情況的報告上批示：

金城同志：

錢拯(即錢來蘇，引者注)應優待他，他可能不是漢奸，他的子婿是否特務，也還是疑問，如不是，應平反的。[41]

在這個批示中，毛澤東雖然提出應予錢來蘇優待等，但沒有用明確的語言肯定錢來蘇及子婿不是漢奸、特務，毛澤東的模稜兩可，為保留「搶救」成果預埋了伏筆。

四  甄別：在毛澤東「道歉」的背後

1944年春夏之際，審幹、搶救運動進入到甄別階段，各機關、學校原有的審幹小組一變為「甄別委員會」，仍由原先領導審幹、搶救的班子負責對幹部的甄別工作。

所謂「甄別」，有異於「平反」。若乾結論有不實之處，予以改正，謂之「甄別」，「平反」則是推翻原有錯誤結論，給蒙冤的對象恢復名譽。延安的審幹、搶救的糾偏工作，名曰「甄別」不稱「平反」，其含義即在此。

甄別絕非一風吹，而是將受審坦白的人員劃分成六類。據1994年出版的《胡喬木回憶毛澤東》一書透露，1943至1944一年內，延安清出的「特務」共一萬五千人， [42]現在就是要對這一萬五千人作出具體的劃分：

「第一類是職業特務。他們是受一定的特務機關或特務人員的主使，對我們進行過或進行着特務工作（長期埋伏，也是一種潛伏工作），確有真憑實據的」。「但這類職業特務是極少數，僅占全體坦白分子百分之十左右，其中又有自覺被迫首要脅從之別」。

「第二類是變節分子。其中有的破壞過黨的組織，捉過人，殺過人的；有的自首過寫過反共文件，但未做過其它壞事的；有的被敵人短促突擊，接受了敵人的任務，但回來既未實行也未報告的；有的是內戰時做過壞事，抗戰後中立或改過的等等」。「這類人在坦白分子中也是少數」。

「第三類是黨派問題。他們加入過國民黨、三青團或其它黨派。在加入我黨後並未向黨報告，但還不是特務分子，這類人亦占頗大數目。」

「第四類是被特務利用和蒙蔽的分子。有的是在敵人紅旗政策下不自覺的被特務利用和蒙蔽的分子，有的因半條心或幼稚無知，作了特務的工具」。

「第五類是黨內錯誤。如假造歷史，虛報黨齡，與壞人來往，泄露秘密、包庇親友、政治錯誤及貪污腐化等等，在坦白運動中被懷疑而誤認為特務」。

「第六類是在審幹時完全弄錯或被特務誣害的」，「這類人雖然是少數，但確實是有的，甚至在逮捕的人中也還有的」。[43]

從以上對六類被審人員的劃分依據看，被審查人員或多或少都有問題，完全搞錯的只占一小部分，且放在最後一類，以示審幹、搶救的成績巨大，缺點是次要的。在上述劃分標準中，中共中央仍堅持原先對國民黨所謂「紅旗政策」的判斷。顯而易見周恩來對「紅旗黨」的辯誣根本沒被毛澤東等接受，中共在國統區尤其在西南地區的地下組織，在政治上仍不被充分信任。

對於這六類人員如何處理，中共中央也做了規定：

對坦白了的特務分子和變節分子，如果證據確鑿，採取一個不殺，團結抗日的政策；如果沒有真憑實據，不要加以深追，以免造成對立僵局，有礙爭取；或中敵人誣陷同志的奸計。

對有真憑實據的暗藏的破壞分子，應繼續執行寬大政策。即以寬大為主，鎮壓為輔；感化改造為主，懲罰為輔，給改過自新者以將功贖罪的出路。

對一時審查不清的重大嫌疑分子，不要急於求得解決，以免造成逼供信。可以有意識地放鬆一個時期，或暫時按他講的作一個結論，然後繼續進行調查研究和秘密偵查。

對有黨派問題的，被欺騙蒙蔽的，或僅屬於黨內錯誤這三種人，在分清是非後，均應平反，取消特務帽子，按其情況，作出適當結論。對完全弄錯或被特務誣陷的，一經查清，立即平反。[44]

上述這個規定，有許多似是而非、自相矛盾之處，既然沒有真憑實據，為何不立即解脫，何以談上「爭取」，還要爭取什麼？所謂「被特務誣陷」，大量的檢舉揭發全是在逼供信下發生的，這些幹部都是被迫指咬旁人的，又何以能稱之為「特務」？更有甚者，對「一時審查不清的重大嫌疑分子」，還布置「繼續進行調查研究和秘密偵查」，只是在表面上「有意識地放鬆一個時期，或暫時按他講的做一結論」。

有關甄別政策中所隱含的深意，在毛澤東對延安受審幹部的「道歉」中也充分地展現出來。

從1944年春夏至1945年春，由甄別所引發的延安廣大幹部對審幹、搶救的強烈不滿處於半公開的狀態，在這種情況下，毛澤東先後在行政學院、中央黨校、邊區政府等場合，向延安幹部「脫帽」、「道歉」。毛澤東絕口不提「搶救」為一錯誤運動，只是說一兩句：運動搞過火了，使一些同志受了委屈云云。1944年元旦，軍委三局局長王錚帶領一批原受審查、剛被解脫還沒做結論的幹部給毛澤東拜年（軍委三局承擔延安與各根據地的電訊往來業務，工作極其繁重，故最先解脫），在毛住所前黑壓壓站了一片，目的在於向毛澤東討一個說法。毛澤東似真似假地說，本意為同志們洗澡，灰猛氧放多了一些，傷了同志們嬌嫩的皮膚。毛澤東雖然向大家敬一個禮表示「道歉」，但言下之意又似乎在暗責受審幹部斤斤計較，對接受黨的審查耿耿於懷。

毛澤東的這種曖昧的態度，當然影響到各單位的甄別複查工作。自甄別展開後，經過三個月的複查，延安僅甄別了八百人，占坦白人數的四分之一。中直機關、邊區政府、中央社會部、邊區保安處、中央黨校、延安大學、陝甘寧晉綏聯防司令部等七個單位，經過八個月的甄別，在487人中被確定為「特務」的有六十四人，「叛徒」四十一人，合占總甄別人數的22％。其中康生直接掌管的中央社會部甄別二十七人，定為「職業特務」（當時的術語，「特務」分「職業與非職業」兩類）的有六人，「叛徒」二人，兩者占甄別人數的30％。由周興任處長的邊區保安處，甄別了九十六人，其中定為「特務」的有三十六人，「叛徒」二人，占40％。[45] 在甄別複查中，將「特務」、「叛徒」的比例定得如此之高，無非是企圖證明，開展審幹、「坦白」、「搶救」是完全正確的。

中央黨校作為「搶救」的重點單位直到1944年9月才全部轉入甄別階段。一部第六支部書記朱瑞與薄一波、倪志亮等組成一個小組。協助對集中較多問題人物的特別支部進行甄別工作。朱瑞等同情危拱之的遭遇，認為危拱之在「搶救」中雖然有自殺行為，並提出退黨要求，但這都是精神錯亂所致，「結論是沒問題」。然而朱瑞等對危拱之的結論卻受到黨校一部負責人的批評，認為朱瑞等「代危抗辯，沒有原則立場」，朱瑞等為此作了大量的工作，最後才解決了危拱之的結論問題。[46]從這件事可以看出，「搶救」受害者的甄別工作往往會出現波折，一旦被「搶救」，要想完全洗清罪名，並非容易。

甄別、複查進展緩慢，激起延安廣大幹部的不滿，為了平息、舒緩幹部中的不滿情緒，更重要的是，進入1945年後，國內、國際形勢急劇變化，客觀上要求儘速解決大量積壓的審幹、搶救遺留問題。在這種背景下，甄別、複查工作的進度有所加快，到了1945年春，延安各單位的甄別工作已基本結束，對2，475人作出了組織結論。[47]這個數字也許只是當時被關押進幾個重要反省機關的「重犯」被甄別的數目，因為根據胡喬木透露的數目，延安「特務」的總數為一萬五千人。

即使受審人員被作了結論，也絕非意味着萬事大吉。凡受審人員均按四種情況分別給予不同等級的結論：

問題已澄清，完全可以做結論的；

對有關被查重點疑問問題做部分結論的；

在結論中留有待查尾巴，即仍有疑點，有待再查的；

無法查證，不予結論的。

在總計2475受審人員的結論中，有黨派政治問題的約占30％，其中叛徒、特務、自首三類人員各占10％；黨內錯誤問題，約占40％，完全弄錯的約占26％，保留疑問不予結論的約4％。[48]對於這一部分人的處理方法，誰都不敢作主。直到毛澤東最後發話，大意是現在東北快解放了，需要大批幹部，讓他們到前線自己去做結論吧，是共產黨人，一定留在共產黨內，是國民黨人讓他跑到國民黨去，怕什麼呢。毛澤東雖然是這般說了，然而延安不僅沒有釋放任何一個像王實味這樣已「定性」的人，那些未做結論的幹部，也沒有按照黨的組織程序分配至各單位，而是仍然受到社會部的監控。這些幹部雖然沒有跑到國民黨去，但他們在政治上還是繼續受到懷疑與歧視。他們檔案中的「疑點」和「尾巴」，在1949年後仍然被長期揪住不放，給當事人帶來無窮的災難，使他們的大好年華全被葬送在連綿不斷的審幹、肅反等運動中。

彭而寧——錢來蘇之子，背着沉重的「特嫌」黑鍋，在1949年後每一次審幹運動中受審，直到1980年康生被揭露和清算後，才獲徹底平反。

一位匿名女幹部，當年曾被誣為「日特」兼「國特」的「雙料特務」，八十年代沉痛地回憶說，一生前後被審查長達十四年，前七年是我一踏進革命的門就受審查，還是美好的青年時期，當時只有十九歲，後七年正當壯年，是可以很好工作的時期，都喪失在康生的反動血統論和主觀主義的逼供信下了。[49]

張克勤——當年康生精心培養出的一個坦白典型，康生在搶救高潮時還以張克勤為例，自誇自己已將反革命特務分子轉變為革命服務。到了1945年甄別時期，康生還不放過他，堅決拒絕為張克勤做結論，康生要將張克勤作為證明搶救正確性的「成果」繼續保持下去。1945年11月，張克勤隨社會部部分幹部向東北轉移，經歷了嚴峻的考驗，由於得到社會部第三室主任陳龍的關心和照顧，曾一度被安排在北安市公安局擔任股長，但其「問題」一直無法解決。1949年11月，又是在陳龍的關照下，張克勤隨陳龍從哈爾濱去北京，經中組部介紹去西北局澄清其歷史問題。直到1950年4月，「經中央有關部門批准，組織上才作了歷史上沒有問題的結論」，張克勤的黨籍得到了恢復，此時恰是康生在政治上失意，自我賦閒的階段。張克勤以後雖曾官至中共蘭州大學黨委書記，但在各種運動中均被波及。1986年，時任甘肅省政協常委的張克勤無限感傷地回憶道：「今年是我參加革命五十周年，五十年中一半時間是在挨整」。「1943年『搶救』開始就戴上『特務』帽子。抗戰勝利後，戴着『帽子』調到東北」，「1959年又打成『右傾機會主義分子』，『文革』中又被康生點名，關了五年半監獄」。

延安還有一位叫蔡子偉的幹部，曾任邊區中學校長，在《謝覺哉日記》中，還有他在1938年9月活動的記載，以後此人即從延安公眾生活中消失。蔡子偉被長期關押，詳情外界不知，此人在八十年代曾任全國政協委員。

延安最後一批人的甄別，是在1945年8月日本投降後進行的。這批人全是邊區保安處關押的重犯，總數約五六百人。由於當時中共中央要派大批幹部前往東北，催促社會部和保安處抓緊甄別工作，1945年11月9日，中社部負責幹部陳剛和陳龍率二百多幹部步行前往東北。陳剛，四川人，即富田事變中被扣的中央提款委員劉作撫。他在從江西返回上海後長期領導中央交通局，1932年與何叔衡之女何實山結婚，1935年劉作撫和孔原秘密前往蘇聯，何實山稍遲也抵蘇。1937年底，劉作撫夫婦回到延安，1938年春參與組建「敵區工作委員會」，主辦了八期秘密工作幹部訓練班。延安時代劉作撫早已易名為陳剛，在中社部主管人事，1945年參加了中共七大，1948年12月被任命為中社部副部長，從1956年起，陳剛任中共四川省委書記，1963年升任西南局書記處書記。1945年被陳剛帶往東北的幹部，其中有一半人是被「搶救」而未作甄別和結論的，這批人多在建國初才得到甄別。

最後，對那些留在延安參加甄別的原犯人，保安處決定，由他們本人甄別自己，給自己寫出結論，再交保安處三科審閱後，本人簽字定論，到1946年上半年，被關押的大部分人基本甄別完畢。

和那些已作結論或雖然帶着「帽子」仍然被派往東北的那批前「犯人」相比，被繼續關押在保安處的一百多個人的命運就太不幸了，這批人中有王實味等，他們將被作為搶救審幹的犧牲品送上祭壇。1947年春。國民黨軍隊進攻延安，保衛部門押着這批「犯人」向山西臨縣轉移，經康生批准，於黃河邊全部被處決。[50]

這批被殺的人，除了王實味，都沒有留下名字（當然，原保安處會有這批人的詳細檔案）。與此同時，在山西晉綏根據地賀龍轄區，也相繼處決一批受審人員，被譽為「愛國五青年」的藺克義，就是被冤殺者之一。

藺克義被捕前為晉綏《抗戰日報》社出版發行部主任，1936年他在西安師範讀書時即參加了中共地下黨，「在蘭州、西安等地從事地下秘密工作和抗日救亡工作中，一直表現很好。在與國民黨反動當局進行鬥爭中，立場堅定，勇敢頑強」。他在1939年9月到延安，先後在中央青委、中央出版發行部等單位工作，1940年冬被派至晉西北。延安「搶救」展開後，有人被逼供咬出藺克義是「特務」，檢舉材料由中央社會部轉到晉綏《抗戰日報》，藺克義以「特嫌」被單獨看管，最後被轉至晉綏公安總局關押審查。「1947年胡宗南進攻延安，一位負責人指示，要求在歷史懸案（指整風中關押起來的）中，罪行比較嚴重的處死一批」，藺克義便成了這個「負責人」的刀下鬼，時年僅二十九歲，其冤案直到十一屆三中全會後才獲平反。[51]

另據師哲披露，在1947年山西被處決的人中間，還有四名外國人。1944年初，有四名外國人從晉察冀邊區經晉西北押送到延安，其中三名是俄羅斯人，一名是南斯拉夫人，他們本是假道中共根據地設法去南洋或澳洲謀生的。這四名洋人被康生交邊區保安處長期關押。直到1947年初，隨其他「犯人」向山西永坪轉移。康生在轉往山西參加土改、途經永坪時，下令將這四名外國人秘密處決，事後把屍體全部塞進一口枯井，以後被國民黨胡宗南部發現，造成很大轟動，彭德懷、周恩來、陸定一均表示了強烈不滿（毛澤東呢，轉戰陝北時，周恩來、陸定一一直和毛澤東在一起，他不可能不知道此事），於是保安處處長周興代康生受過，「只好自己承擔責任，受批評，挨鬥爭」。  ^[52]

在被殺、或被釋放解脫的人之外，還有另一類人，他們活着被抓進社會部或保安處。卻再也沒見他們出來。在這些神秘失蹤的人中間，有一個叫王遵極的姑娘，1939年奔赴延安時，年僅十九歲。據師哲稱，王遵極「長相漂亮，舉止文雅」，因其是大漢奸王克敏的侄女，一來延安就被關押，經反覆審查還是沒發現問題，經辦此事的師哲建議「在一定條件」下釋放她，卻遭到康生及其妻曹軼歐的堅決反對。師哲稱，「其中原委，始終令人不解」，王遵極以後下落不明。[53]（另據仲侃《康生評傳》稱，王遵極從1939年至1946年在延安被長期關押，暗示她在1946年獲釋，但未交代此人以後的行蹤。參見該書，頁78。）

從1942年揭幕的審幹、坦白、反奸、搶救運動，到1947年王實味、藺克義等被秘密處決，終於完全落幕。1945年3月，蔣南翔給劉少奇寫了一份（關於搶救運動的意見書），對於這場災難進行了較為公允的批評（蔣南翔批評搶救運動「得不償失」）。然而劉少奇本人也與這場運動有千絲萬縷的聯繫，他的主要部屬彭真更是運動的主要領導人之一，因此劉少奇不敢、也不願對這場由毛澤東親自主持，康生幕前指揮的運動說些什麼。不僅如此，蔣南翔的〈意見書〉還被認為是「錯誤」的，蔣本人也受到了黨內批評。從此，「搶救」的歷史被徹底掩埋，凡經歷過這場風暴的人們都知道應對此三緘其口，人們從書本、報刊、報告中只知道「偉大的整風運動」，一直到毛澤東、康生離世後的八十年代初，有關「搶救」的內幕才陸續被披露出來，此時已距當年近四十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