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內心有一種極其偏狹的邪噁心理和犯罪稟賦。他的蠻橫性格很有幾分秦二世胡亥的昏庸加趙高的惡霸氣，他的狡黠心計則帶有更多曹操的城府和狡詐。毛之得逞，奪取政權前，是靠搞亂社會秩序，鼓吹暴動、拉起杆子、打家劫舍；取得政權後，則靠搞亂社會風氣，毀滅正風，摧毀人們正常的感覺系統和思維系統，摧毀人們的常識和公正的價值判斷，以歪風邪氣壓正氣，以荒謬口號和不近人情的種種歪理摧毀正常感覺和判斷，以指鹿為馬壓正直見解，使人莫衷一是，不知如何是好，只能唯他的馬首是瞻，於是他肆其所欲。

⊙　中共中央猶如黑幫團伙

   　　一九五九年七、八月間的廬山會議，說到底，是毛澤東痞子性格的大得逞。倘若彭德懷提出的問題能夠得到正常的、公正的討論和解決，中國後來的歷史則可能走上不同的另一條路，七年後毛澤東策劃的那場罪惡的“文革”也就不會發生，劉少奇等黨人以及眾多知識分子當然也就不會慘死，儘管可能還會出現毛澤東搞的其他形式小動作或大陰謀（毛澤東絕非安分之輩，不甘退居幕後，更不肯自動退出歷史舞台，必然惹事生非，撥亂其間），但卻不容易成氣候了。

   　　在毛的倒行逆施大得逞的整個過程中，有許多幫凶和幫手，諸如康生、林彪、陳伯達、江青等，其他如劉少奇、周恩來、柯慶施等人，亦是不可缺少的重要人物。沒有這些高層人物的幫助或合夥，毛澤東不可能犯下如此歷史大罪。他們吹捧毛澤東，跟隨毛澤東，站在邪惡一邊，毫無良知和政治道德，打擊正義之士，起到助紂為虐的作用，他們後來都自食其果。對別人不公正，就是對自己不公正，“多行不義必自斃”，古人之言確是不易之論。

   　　廬山長達近兩個月的會議，留下許多可疑點。人們讀到若干記載，總感到許多東西語焉不詳，心生疑惑。諸如：彭德懷等人的觀點明顯正確，提出的問題皆是人人切身、可見可感的重大事實，態度極為和氣，語氣極有分寸，而且他致毛澤東那封信是私人之間往來，不過是交換個人看法，卻被毛髮動全體中央委員批判；劉、周諸人對當時中國經濟情況之糟糕，心裡極清楚，為何對彭德懷也落井下石、置之死地而後快？毛澤東對經濟和國情一竅不通，卻混充內行，頤指氣使，以打仗的辦法指揮中國經濟建設，大肆鼓吹“大躍進”“人民公社”“共產風”，造成可怕後果，這是上層人物人人深有所感、看得很清楚的事，為何不趁此良機，支持一身正氣的彭德懷，剎住毛氏這股誤國勢頭？他們到底為什麼如此委瑣昏庸、不辨是非、知白守黑？

   　　一般說來，是非問題是很簡單的，可是中國人總是懷疑自己的良知和感覺。這是中國當代病態政治、陰謀政治給人們造成的心靈疑惑，使人們的理智與感覺分裂。凡是不情之事，必有大奸偽。中國當代政界的怪異現象之一就是：是非很簡單，人事卻不簡單，而且一切均在黑幕中。這就使外界的人很難理解中國政界之事。廬山會議也如此，它的真面目並不神秘，更不高尚，而是非常低級、世俗，如同黑幫團伙。

   　　李銳的《廬山會議紀實》（香港天地圖書有限公司一九九三年第一版）一書，留下珍貴史料，許多蛛絲馬跡，皆從中透露。其中，最有價值的是會議記錄，特別是兩次中央政治局常委會議記錄。發言者的面部表情、聲音色調、手勢動作，雖未見描述，卻有如目睹，那些發言本身已將各自肚腸、潛在欲望、心中癥結乃至靈魂，勾勒得極為生動、深刻。歷史和政治，正是在這種人與人之間的微妙關係、不可明說的自私心理、隱秘欲望、躲躲閃閃的言語作用下發生並且產生重大結果。

   　　這次廬山會議，原本不過是彭德懷、張聞天、黃克誠、周小舟諸人同毛澤東的一場爭論，卻莫名其妙轉化為歷史恩怨、人事關係問題，人人招喚心中的仇神上來撕咬，顯現毛澤東時代政治之貶君子親奸佞特色，庸俗的人事關係完全淹沒了事物本身的是與非、正義與邪惡性質。悲劇和冤案，正是這種政治的必然產物，時至今日，中共還在大肆逮捕提出民主和建黨要求的人士，仍在不遺餘力從事政治迫害、製造冤假錯案，亦可知中國新一代從政者以及中國當代政治，仍無長進。

   　　研究一下毛澤東在廬山會議上打倒對手彭德懷的手段，不僅對了解毛氏其人深有裨益，對了解中共黨內鬥爭實質亦有舉一反三之效。

⊙　耍賴、狡辯

   　　毛澤東一上來使用的手段，就是市井無賴的不認帳態度。他七月二十三日大會講話揭開批彭序幕，對“大躍進”錯誤一方面嘴硬不認錯，另一方面推卸責任，把這些當初被他宣揚為共產主義“新鮮事務”的東西推給群眾。且看他的狡辯：“食堂是個好東西，未可厚非”“食堂並不是我們發明的，是群眾創造的”“可是有個右派出來了：一個科學院調查組，到河北昌黎縣，講得食堂一塌糊塗，沒有一點好處，攻其一點，不及其餘。……食堂哪沒有缺點。無論什麼事都有缺點。無論什麼人都有缺點。孔夫子也有錯誤。我看過列寧的手稿，改得一塌糊塗，沒有錯誤，為什麼要改？食堂我看可以維持，可以多一些，再試試看，試它一年，二年，估計可以辦得下去的。人民公社會不會垮台？我看現在這樣大風大浪裡頭，沒有垮一個，……”（《實錄》第一五三、一五四頁）。把孔夫子的“錯誤”和列寧手稿上的修改痕跡拿來為自己的禍國殃民開脫，是毛常見的毫無邏輯、文過飾非的手法（例如說“馬克思也犯過不少錯誤”來為自己開脫），欺騙和矇混那班群僚大老粗，倒顯得他讀書多、有見識似的，其實不過是個誇誇其談的江湖騙子而已。

   　　問題出來了，他卻推卸責任、不認帳：“（我）根本沒有管，或者略略一管。我不是自己開脫自己，我又不是計委主任。去年八月以前，我同大多數常委同志主要精力放在革命上頭去了，對建設這一條沒有認真摸，也完全不懂，根本外行。”（第一五五頁）那麼，毛是怎麼“略略一管”的、都管了哪些方面？他在下面有一段話又這麼說：“一千零七十萬噸鋼，是我下的決心，建議是我提的。結果九千萬人上陣，補貼四十億，‘得不償失’”“人民公社，我無發明之權，有推廣之權”“小資產階級狂熱性有一點，你們贊成了，也分點成。但始作俑者是我，推不掉”（第一五六頁）。這不是不打自招了麽？其實，他實在是巫師鬼婆似地太會呼風喚雨，管得也實在太多了。對於人民公社，他的推廣之權，必然比發明權更有禍害。毛的講話，都是這種自打嘴巴、毫無道理、虛偽狡辯的讕言騙術。他有這樣一手，在自己無理時先胡攪三分，再施展騰挪之術，轉而滿天胡掄，忽忽悠悠，扯起歷史小故事，冒充滿腹經綸，或講起自己遭遇，貌似婦人之仁，惹人同情之淚，以取柳暗花明、絕路逢生之效。這才是大奸詐者的脫身術、籠絡術。

   毛澤東第二個手段，就是中國下層社會常見的背後惡毒詆毀他人、播弄是非、散布謠言、挑撥關係，頗類叔嫂勃蹊、飛短流長，屬於下流政客手段。在廬山會議期間，毛獨自在房間裡，對他的秘書林克散播對高層同事這種詆毀之言：朱德是個老右派，張聞天也是；李銳這次也是個右派（第一九二頁）；他還對自己身邊的衛士說：“你知道彭德懷原來叫什麼名字嗎？”“彭德懷原來叫彭得華，就是要得中華。”（《紅牆內外》第二七二頁）等等。這類太監奸佞之徒和小老婆枕邊進讒式的詆毀之言，在他與其他常委暗中往來溝通時應當更多。在八月一日政治局常委會上，毛澤東這麼當面挑撥眾人與彭的關係、誣衊彭的人格：“（你）彎彎曲曲，內心深處不見人。人們說你是偽君子，象馮玉祥。”“鄧小平在你面前有顧慮，對你並非沒有意見。”（第二二三頁）八月十一日的長篇講話（題為《論彭德懷及其“俱樂部”》）中，毛有這麼一段話：“（他們）跟許多人不合作，中央常委六個同志，‘俱樂部’的同志沒有一個能合作的。不只是反對我而已。如果單只反對我，其他同志能合作也好嘛！跟七個，還有小平嘛，常委都不合作。政治局委員，候補委員究竟能說得出來的氣味相投的有幾個？我看很少吧。還有元帥，十個元帥，我聽說彭德懷同志跟九個不合作。至於大將、上將能合作的究竟有多少？中將更多了。他們從來不提倡團結的口號。”（第三四三頁）毛是以此孤立彭德懷。毛這番話，正可見彭德懷等人不群不黨、光明磊落的獨立精神和君子氣質，他不靠群狗式的團伙暴力而靠個人的正直和灼見（彭德懷在八月一日常委會上說：“我也一個不拜，孤獨”“管軍隊要純的人。我沒提過任何一個人，無任何私人來往，也沒有私人信件。”）。

⊙　共犯結構：這個黨“辦十件事，九件是壞的”

   　　毛澤東第三個手段是威嚇同黨人：我們都有滔天之罪，事已至此，絕無退路，若是稍退，一同完蛋：“小資產階級狂熱性有一點，你們贊成了，也分點成。”（第一五六頁）這是明說：咱們都在一條賊船上，船翻了，我跑不了，你們誰也別想跑。他還說：“不贊成，你們就駁。你們不駁，是你們的責任，我交待了，要你們駁，你們又不駁。”（第一五六頁）毛的虛偽和無恥，不言自現，大躍進出了大亂子，他就事後耍賴，對整個中共中央耍賴：現在你們來批評我了，當初你們為什麼不吭聲？事實上，當初他就是專橫跋扈、動輒斥為“右派”、“右傾機會主義”或“反黨分子”，誰能說一聲不？

   　　共產黨政治是一個共犯結構。在這個共犯團體中，人人有罪，每個人的心靈都是複雜、陰暗、見不得陽光的，因此，他們對重大事物的考慮以及他們的行為特點，第一個議題的就是：怎麼做對這個團體的最高利益更有利，而不是怎麼做對民族和歷史進步有利。這夥人每當處於重要歷史關頭做出的選擇，總是最壞、最絕、最無人性的方案。這種最壞選擇機制，正是共犯結構的產物之一，正是這個小團體的私慾和私利決定的。毛澤東利用高層人的自私心，使他們明白這是一個共犯團體（別以為彭德懷批評我、與你們無關），拉他們和自己站在一起，共同維護錯誤路線，徹底消滅彭德懷及其代表的那種政治良知和勇氣，以保持黨作為政治團伙的高度一致。所以，即使出了大錯誤，大家需要一起兜着，共同維護中央權威即團伙利益，不能使這個團伙出大醜，儘管它本身及其做的事很醜惡。這種考慮本身，就是一種犯罪者心理和狗苟蠅營者態度，而非政治家之所為。這個時刻，毛等人特別需要團結。而這種團結，本質上是一種犯罪團體串供抵賴、共同謀殺檢舉人的惡徒式“團結”。

   　　毛澤東把他這種心理，在七月二十三日講話中發揮得淋漓盡致：

   　　“一個高級社（現在叫生產隊）一條錯誤，七十幾萬個生產隊，七十幾萬條錯誤，要登報，一年登到頭也登不完。這樣結果如何？國家必垮台。就是帝國主義不來，人民也要起來革命，把我們這些人統統打倒。辦一張專講壞話的報紙，不要說一年，一個星期也會滅亡的，大家無心工作了。……不要等美國、蔣介石來，我們國家就滅亡，這個國家應該滅亡。因為那就不是無產階級黨了，而是資產階級黨了……假如辦十件事，九件是壞的，都登在報上，一定滅亡，應該滅亡。”

   　　這段話顯示，毛澤東對自己及其政黨十年來犯下的滔天罪惡實在太清楚了，他知道這個黨十年來“辦十件事，九件是壞的”，一旦登在報上，“一定滅亡”，否則天理難容。共產黨絕對不能允許新聞自由，這個道理毛澤東在此講得再清楚不過了：若有新聞自由，他本人就得下台、中共就得滅亡，可見這個政權是建立在謊言和欺騙的基礎上的，是從根本上敵視自由和民主的。毛澤東這番話，是將厲害關係向全黨高層講明白，讓他們知道這是一個犯有累累大罪、本該被推翻的共犯團體，十年來民憤甚大，樹敵太多（從知識分子到普通農民），必須團結在他身邊，捍衛本集團的利益。

   　　接下來毛澤東的手段，就有點象威虎山上的胡彪向座山雕威嚇：“有他沒我，有我沒他。三爺，您自己看着辦。”他在七月二十三日講話中說，假如你們要登在報上，自找滅亡，“那我就走，到農村去，率領農民推翻政府。你解放軍不跟我走，我就找紅軍去，我就另外組織解放軍。我看解放軍會跟我走的。”（第一五二頁）他是向中央政治局常委攤牌：我要不計後果、大動干戈、禍亂全國，將你們統統打倒，重演董卓進京故事。

   　　這種軍事恫嚇腔調並非毛氏口頭空言，而是輔以具體行動。他在會議中途突然電召林彪上山，向眾人顯示身邊有鐵杆元帥護航，這是暗示武力威脅和干預的一種強烈信息。這是他動用強硬手段、在對手逼宮時搞軍事政變或政治分裂的一個重要砝碼，在政治局常委會議上帶有明顯威壓性質。此時的林彪，正是鴻門宴上舞劍的項莊，曹操身邊有匹夫之勇的許褚，董卓身後的“三姓家奴”呂布。有此人物滿臉殺氣、持戟而立、保駕護航，他人不敢輕動。毛這個人，從來不信什麼民主不民主、仁義不仁義，始終只信奉“槍桿子裡面出政權”，象商人只認錢、政客只認權、流氓只認勢力和打架。別跟他談什麼仁道信義、溫良教養，他自稱是粗野之人，後來我們又從李醫生那裡知道，此人從來不刷牙不洗澡，連玩弄女性也不講衛生，是個什麼都不信，只將暴力視為最後立身之本的光棍。　　

⊙　劉、林、周：狗苟蠅營

   　　毛澤東也充分利用劉、周諸人膽怯無能、懦弱怕事、自私心重的性格和弱點，使他們選擇助毛倒彭立場，幫他渡過政治生涯中一大難關。這種助惡伐善、既不義也不智的行為，挽救了毛澤東，使中國這個頭號大禍害日後在政壇上更瘋狂地造孽，這種狗苟蠅營行為，也充分暴露了中共高層人物普遍的目光短淺和懦弱自私心性，後來他們一個沒跑脫，均陷入毛澤東的魔掌，作為他們當年犧牲彭德懷的一個報償。

   　　七月三十一日和八月一日兩天政治局常委會，是核心領導層面對面的批彭。然而，這兩次核心會議，水平之低劣、內容之庸俗，是難以想象的，可以當作政治學研究專制主義的絕好材料。毛在七月三十一日會議上這樣挑剔彭：“在幾次路線鬥爭中，你都搖擺，由於挨了整，心裡恨得要死，今後也很難說。（彭插話：我六十一歲了）”。毛繼續挑剔：“我同你的關係，合作，不合作，三七開。融洽三成，搞不來七成。三十一年，是否如此？”完全是小人勃蹊口吻，將治國大業扯到個人關係和幾十年前的恩恩怨怨。彭德懷回答得極好：“政治與感情，你結成一體，我沒有達到這個程度；你提得那麼高，我還沒有了解。”（第二零六頁）可見彭頭腦清晰、敏銳，遠勝毛澤東諸人。

   　　八月一日常委會上，朱德第一個發言，還未講完，毛澤東極不滿意，抬起腿，用手指搔鞋面，粗魯打斷朱德的話，譏諷道：“隔靴搔癢”，朱德臉一紅，停止發言。這是一個絕妙細節，暴露毛的飛揚跋扈，這種低級下流動作與赫魯曉夫在聯合國大會上脫靴敲桌異曲同工。

   　　在這次會議上，毛說了那段極其下流的“操娘話”：“華北座談會操了四十天娘，補足了二十天，這次也四十天，滿足操娘要求，操夠。”云云，（這段下流話在八月十一日大會上毛又重複一遍），完全一副流氓腔，讓人覺得是一群流氓團伙在內鬥。

   　　其他人如何表現？劉少奇避而不談彭德懷提出的意見本身正確與否，卻扯起以往工作中的小矛盾、小恩怨，這樣挑剔彭德懷：“從那以後，覺得此人不簡單。……同彭這樣的人，難搞成朋友。（毛插話：交不親的朋友）”“另一件事，同去看關向應，關流着眼淚說：‘彭總，你不要反對毛主席，鬧派別。我是快死的人了。’覺得我沒發表意見，對我不滿。高岡事件前，講了對我很多不滿的話。……延安整風審幹，也不滿意我。感覺彭的思想有自己的一套，同意主席講的有野心，要按自己面貌改造黨和世界。根本問題在此。”像老婆子坐在門檻上數落陳谷濫麻。

   　　就是在這個時候，劉少奇率先搞對毛澤東的個人崇拜。這後來在文革中泛濫成災，變成舉世聞名的現代崇拜，而劉少奇是始作俑者。他對彭德懷說：

   　　“兩個歌子，反對唱《東方紅》。認為中國也有個人崇拜。中國很需要反個人崇拜。黨章中毛澤東思想領導一條，七大有，八大沒有。原起草時，就不贊成寫毛澤東思想領導那一條。八大決定不要，又反對。（彭德懷回答劉：“這樣推測，就難講話了。陰謀，兩面性。……”）”

   　　劉這番話，既向毛投媚眼，又揭露和出賣彭。彭不喜歡喊“萬歲”，不喜歡唱《東方紅》，不喜歡叫“主席”（見第七十九頁），彭反對毛的個人崇拜，正是他清醒之處。在八月十七日中央工作會議上，劉再次大力宣揚“毛澤東的領導”是“最好的領導、最正確的領導”，並表示：

   　　“我是積極地搞‘個人崇拜’的，積極地提高某些個人的威信的。在七大以前，我就宣傳毛澤東同志的威信，在七大的黨章上就寫上以毛澤東思想為指導思想這一條。”“在二十大以後，有人要反對毛澤東同志的‘個人崇拜’，我想是完全不正確的，實際上是對黨、對無產階級事業，對人民事業的一種破壞活動。”（第三六九頁）雖然劉少奇最後亦死於這“個人崇拜”的刀劍之下，但細讀他當年的話，可知他的私心。

   　　林彪就更是陰陽怪氣：

   　　“不少人說你講假話，有野心。（毛：以真話形式出現的假話。）……好犯上。……總覺自己行。……（周恩來插話批彭：“很驕傲，犯上。”

   　　“馴服就沒有骨頭？所有領導同志都要馴服，否則如何勝利？你的骨頭是犯上。）”

   　　“（你）是個不馴服的黨員。……長期以來獨斷專行。……好名，攬權，要指揮全局，大場面掌握在手。換個名詞：就是野心，派頭氣勢是有的。……很用心的人，又似乎無心。……平時以二杆子、張飛出現，一句話不走火，並不隨便，是假張飛，不是真張飛。一慣跟劉談不來。利用坦率形式迷惑人。……實際是老奸巨滑的本質。（毛：內有二心，外似張飛。）”

   　　“只有毛主席能當大英雄，你我離得遠得很，不要打這個主意，我有暮氣，但沒有這個野心：搞大局面，自己一套拿出來。……這樣大局面，理論知識、精力、威望，只有毛主席有。……都是丘八，就是那麼個材料，那麼大作用。……相處過少人，總覺你特別，威風氣概，不易接近，不平等味道，自負太大，剛愎自用。”　

   　　林彪的虛偽、惡毒、奴才式表白（“我有暮氣”），都躍然紙上。他就是在八月十七日會議上，被任命為軍委第一副主席、國防部長，取代了彭德懷。

   　　周恩來也專門挑剔彭的個性，發言很短，屬於插話式。他的話比劉、林的話要輕，有敷衍之意。應當說，劉的心思和城府遠比周深。

   　　掌握中國命運的這個核心層，把彭德懷提出的救國救民大問題拋在一邊，卻喋喋不休數落個人恩怨的舊賬，把如此重要會議開成飛短流長、嘁嘁喳喳、評頭品足、發泄個人恩怨的炕頭嚼舌根聚會。讀了這樣的會議記錄，便令人釋然：原來毛澤東的“路線鬥爭”是這麼一回事！原來中央常委就是這樣一群狗苟蠅營、裝傻充愣、助紂為虐的黨棍鄉愿！中國怎麽能不餓死幾千萬人呢？

   　　上廬山前，彭德懷曾對周小舟感慨地談到政治局常委內部民主生活不正常，二公（劉）不便講，三公（周）和朱總不能講，陳（雲）和鄧也很難講，小平說話不多（見李銳《毛澤東的功過是非》第一五六頁）。寥寥數語，已將中共核心的病態情景和一群庸奴性格勾勒得一清二楚。七月二十三日下午的會議上，彭對周恩來不在大會上講真實情況而深感遺憾，他與周有這樣幾句對話：

   　　彭：這些情況為什麼不到大會上講一講呢？

   　　周：開始就講這些困難，像訴苦會了，誤會成泄氣不好。

   　　彭：“你們真是人情世故太深了，老奸巨滑”（《實錄》第一六三頁）。　　不必多引，這三句話已將二人不同性格品性勾勒出來。面對這群懦弱無用、患得患失的人，彭德懷出於一個中國人的道義感和責任感，不能不站出來講話。毛澤東的政黨及其政治，培養的是林彪、周恩來式人物，咬死的是彭德懷式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