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處於困境的1956年上半年

——“凌駕”寶座受挑戰

上文提到毛澤東在黨內最高領導層中，處於“凌駕”這一特定地位是在一定歷史條件下形成的，也是毛澤東本人刻意策劃的。嚴格說，這是黨內最高領導層的事。對於一般老百姓來說（包括知識分子在內），他們並不了解這些事。他們從心底里發出的對共產黨的擁護和對毛澤東的熱愛，主要是從建國頭幾年（1949——1955）在黨的領導下所取得令人鼓舞的、震撼人心的成就，所激發出來的。既不是靠什麼宣傳、什麼思想工作，也不是靠什麼“權力”的影響，而是從新、舊社會的對比中得出來的。兩者在各個方面的強烈反差（在政治方面，當年黨的廉政作風與國民黨的腐敗現象；在經濟領域裡，先是頭三年抑制通貨膨脹、穩定社會秩序，而後又步入經濟發展正常軌道，人民生活水平逐年提高。而國民黨根本不抓經濟發展、不管人民死活），使共產黨和毛澤東的威望如日中天。這是從全國老百姓方面來分析的。至於在黨內的最高領導層，那又是另外一回事了。因為最高領導層的成員，都是跟毛澤東長期在一起並肩戰鬥過來的，深知毛的才幹、作風和為人，特別是通過當年的延安整風更加深切地體會到：毛澤東“很英明，但整人也很厲害，……學了些統治階級的權術。”（張聞天語，見李銳《廬山會議實錄》）。在黨的最高領導層內，始於1943年３月的政治局《決議》，已經長期形成毛澤東與政治局其他成員之間的一種不正常的關係，是一種與“凌駕”這一體制相應的“君君臣臣”的關係。有意見也不敢當面講，只能違心地表示認同。他們也深知無論從無產階級政黨的性質、還是從黨的組織原則來說，這種“君君臣臣”的關係是極不正常的。可是從共產國際來看，特別是斯大林，也是搞這種家長式的個人獨裁統治。無論是斯大林還是毛澤東這兩位都有一個共同的特點，他們都是在封建意識很深的國家裡土生土長，不知“自由、民主”為何物。而與毛澤東同一年代的其他領導人，絕大多數都出國留學過，他們痛感中國缺乏民主。可是碰到毛澤東這樣一位不懂民主又不講民主的“君主”，他們一個個都束手無策、無可奈何。當年毛澤東曾誇張聞天為“開明君主”，而他自己一旦大權在手，就“不開明”了。因為他深知：誰“開明”，誰講民主，誰就得準備下台、“交權”。這似乎已經成為中國共產黨黨內的一種傳統，至少在毛澤東之前是如此。為了永不丟“權”，唯一的辦法就是搞“專制、獨裁”。毛澤東死保“凌駕”地位，即在於此。

毛澤東“凌駕”地位受到威脅、挑戰是在1956年初。最重要或者最根本的動因是1956年2月蘇共二十大的赫魯曉夫報告，公開揭露、批判斯大林由於個人專制、獨裁所犯的嚴重錯誤並提出反對“個人崇拜”這一完全順應歷史發展潮流的倡議。這在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在各個社會主義國家內部引起了強烈的共鳴，掀起了一股反對“個人崇拜”的高潮。

 “個人崇拜”，這是封建體制的東西，從馬克思到列寧都是堅決反對的。正是斯大林和毛澤東背離了馬列的教導，把封建的東西硬加在黨的頭上。毫無疑問，這種體制是逆潮流而大動。因此，國際上凡是真正的馬克思主義者都是舉雙手贊成赫魯曉夫反對“個人崇拜”的倡議。在中國共產黨最高領導層內，就產生了極其強烈的反應。絕大多數領導人是主張在中國共產黨內亦應肅清“個人崇拜”的流毒。

對這個問題最敏感的還是毛澤東。他深知在中國這是沖他而來的，令他惱火、發指的是：在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掀起的一片反對“個人崇拜”的大浪潮中，他孤掌難鳴、孤家寡人一個。因此，他只能違心地、痛苦地暫時表示認同，等待時機。毛澤東不愧是出色的軍事指揮家：決不打無準備的仗，不打則已，打則必勝。於是，他採取“忍”的策略。靜觀其變。

在中央政治局內，第一次向毛澤東“凌駕”寶座提出挑戰的是1956年4月召開的政治局會議上發生的。會議討論了周恩來根據在綜合平衡中穩步前進的經濟建設方針，提出的關於1956年度經濟發展計劃。這個計劃是在充分調查研究、反覆論證的基礎上制訂出來的。毛澤東在會上“提出要追加二十億基建預算，受到與會同志的反對，”周恩來的態度更明朗、更堅決，他認為：“追加預算將造成物資供應緊張，……更會帶來一系列困難等等。”周恩來看毛不悅，會後親自去找毛澤東解釋，說“我作為總理，從良心上不能同意這個決定。這句話使毛澤東非常生氣。”（引號內的話均為胡喬木的回憶——見《周恩來傳》上，第269頁）。

在中央政治局會議上，公開否決毛澤東的意見，這是毛澤東1943年3月擁有“最後決定權”以來這長達十三年時間裡，第一次出現。這意味着毛澤東的“凌駕”地位，受到了威脅、挑釁。這當然是毛澤東所絕對不能容忍的，迫於當時國際國內形勢，他強壓心中怒火，他忍了。

接着，為遏制當時來勢很猛的盲目冒進的勢頭，在劉少奇主持下，黨中央、國務院採取了一系列措施，其中包括由中央政治局討論通過的、由《人民日報》於6月20日發表的題為《要反對保守主義，也要反對急躁情緒》的社論。這篇社論的清樣在送毛澤東審閱時，毛認為社論的內容是針對他的，只批了三個字：“不看了”。（在“文革”初期毛澤東曾說：這篇社論是“罵我的”）由此可見毛澤東當時的心態：不得已再次強壓怒火，伺機報復。

本來黨中央領導集體作出的“既防右又防左”的決策，不僅符合當時的國情，也符合經濟發展的客觀規律；因而是完全正確的。可是在毛澤東看來，僅僅因為不合他的心願，就是大逆不道，就是又一次對他“凌駕”地位的嚴重威脅、挑釁。可是當時的形勢是，在國際、國內掀起的一股強勁的反對“個人崇拜”的東風，來勢之猛，毛澤東是絕對無法抵擋的。他又一次吞下了苦果。只好再一次“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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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本節所用史料均源於中央文獻出版社1998年出版的《周恩來傳》（1949—1976）（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