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了黨的利益建議您誹謗自己

　　 　　 　　——莫斯科三次大審判 　　 　　

黃章晉

CCTV主持人崔永元的《電影傳奇》欄目在做蘇聯電影時，俄駐華大使館發出善意勸告，《這裡的黎明靜悄悄》之前的電影不要做了，那些歷史完全是錯的，你能解釋一下，什麼是“托派”麼？

崔永元曾改詞配音的《列寧在十月》，當年有句在中國大陸耳熟能詳的台詞：“快去救列寧，告訴捷爾任斯基，托洛茨基、加米涅夫、布哈林是叛徒！”

托洛茨基、加米涅夫、布哈林三人，均在莫斯科大審判中被判處死刑（托洛茨基缺席死刑）。1988年，加米涅夫、布哈林獲平反昭雪，在戈爾巴喬夫平反順序最後一位的托洛茨基還沒來得及有正式結論，蘇聯解體。

莫斯科大審判一共三次，它是1937－1938大清洗的高潮劇目——赤裸裸栽贓的審判公開審理，且被告一致認罪伏法。


【列寧創建的黨被消滅了】

莫斯科大審判是大清洗最重要的組成部分。三次大審判分別是：1936年8 月 19 日開庭的“托洛茨基－季諾維也夫反蘇聯合中心案”、1937年1月23日開庭的“平行總部案件”、1938年3月的“二十一人審判”。

第一和第二次大審判吹響了“大清洗”的號角，也為大清洗做好了輿論動員：蘇聯各地舉行了無數聲勢浩大的群眾集會，互相檢舉揭發的熱情高漲。全國各地的“大清洗”迅速展開，第三次大審判，則是大清洗的收官之筆。另外，在第二次大審判和第三次大審判期間，圖哈切夫斯基集團案秘密開庭並判決。
三次大審判被告人數分別為16、17、21。除第二、第三次各有3人有期徒刑外，其餘被告全部槍決。而高達數百萬人的槍決、徒刑、流放、遷移則是在全國各地，各個行業、各級領導機關分散進行的。

斯大林的一封信為大清洗指名列方向：在黨的歷史上還存在過其他各種反黨集團……“托洛茨基派”、“民主集中派”、“工人反對派”、“右傾派”和“左右雜俎派”……所有這些派別都應該是追查的對象。因此，所有在各個時期對斯大林領導政策表達不滿或反對意見者均在清洗之列。

大清洗雖然碾碎了大量無辜百姓，但最大的受害群體，是蘇共各級領導和普通黨員。尤其越到高層受打擊越嚴酷。列寧時代的蘇共領導，幾乎被集體清洗掉了。

著名的“列寧遺囑”評價過6個黨的領導人，5個人在審判中被判處死刑，他們是：托洛茨基（缺席）、季諾維也夫、加米涅夫、布哈林、皮達科夫，剩下的就是斯大林。

領導十月革命的第6屆中央委員會成員中有2/3槍決；11大中央委員會的27人有20人槍決；15大政治局的的7人，除斯大林外，6人槍決死或暗殺（布哈林、加米涅夫、季諾維也夫、基洛夫、李可夫、托洛茨基）；第1屆蘇維埃政府的15個成員，除5人已去世外，9人全部槍決。

有人總結，列寧的黨被斯大林消滅了。


【判決是公正的】

莫斯科審判最令人瞠目的，是這種只有罪犯口供而無任何物證的審判，居然是公開進行的，而且邀請了部分西方記者、外交團、獨立觀察人士等參加旁聽。

西方人在審判過程中看到了只有社會主義蘇聯才會出現的不可思議場景：所有被告，沒有一個人為自己辯護，他們一上庭就主動控訴自己的罪惡，把自己描述成不殺不足以平民憤的魔鬼，被告們一致要求槍斃自己……最後他們都用最美好的詞彙讚美斯大林同志。

前政治局委員加米涅夫說：“不管對我作出什麼樣的判決，我都認為判決是公正的。你們不要向後看，要勇往直前，和人民一起跟着斯大林走。”

財政部人民委員格林科說：“對於黨和人民的信任，我的報答是像黑夜一樣卑污的背叛，背叛了黨、祖國、斯大林……我敢說，我因我們惡毒的陰謀被揭露而感到高興”。

前政治局委員布哈林說：“我向國家、向黨、向全體人民下跪”

前部長會議主席李可夫說：“我希望那些尚未被揭露和被解除武裝的人立即和公開地繳械投降。我希望他們通過我的例子相信必然會被解除武裝……”

著名共產國際領導人拉科夫斯基供述：“我從東京回來時口袋裡裝着日本特務的委任狀”。

……

所有被告人的陳述與檢察長的起訴內容一模一樣。

德國左翼作家福伊希特萬格寫道：“……被告是一些保養得很好、穿戴講究、舉止從容的男人。他們喝着茶，報紙插在衣服口袋裡……看上去這更像一場有學問的人在進行交談式的討論……如果委託一位導演把這次審判的情況改編成劇本，那麼他可能要花上許多年，進行許多次排練，才能讓被告進行如此默契的配合……”

不過，另外一些人看到的被告狀態，與福伊希特萬格這位斯大林的客人頗有不同：季諾維也夫，這位曾經熱情洋溢的偉大演說家，神情渙散、浮腫的面龐毫無血色，他如行屍走肉宣讀自己的罪惡——幾乎所有被告都差不多。

被邀請的西方旁聽者事後大都認為審判是公正的。一位英國律師寫道：“我們又一次堅定地認識到控告是正確的、承認是正確的，判決是公正的。”

這是一次空前公開的審判，蘇聯宣傳機器報道了判決和被告陳述的全部內容。

蘇聯有邀請西方記者參加的政治審判的經驗，1930年12月7日“工業黨”案開庭，大批外國記者出席了為期兩周的公開審判。

莫斯科審判不夠完美，出現了本可避免小錯誤：

被告戈爾茨曼供認，他於1932年11月在哥本哈根的“布利斯托里”飯店與托洛茨基的兒子接頭，但丹麥報紙聲明該飯店1917年就被拆除；

被告皮達科夫供認，1935年12月中旬他乘飛機在奧斯陸附近某機場着陸，與托洛茨基策劃借德國軍隊奪取政權，挪威《晚郵報》稱：“奧斯陸附近的機場在整個 12 月間沒有任何一架外國飛機降落過”。


【美國人無法破解的藥劑】

類似莫斯科審判被告主動配合的情形大量出現後，美國中情局50年代曾認為這是對犯人動用腦外科手術、電休克法或服用特殊藥物、毒品、催眠術等辦法。一度投入資金長期研究，試圖破解KGB的藥劑。
這種藥劑不在實驗室。

赫魯曉夫在秘密報告中重述了那個著名笑話：斯大林的煙斗丟了，貝利亞第二天就抓到了10個小偷，他們全都招供了，而斯大林則在自己的沙發下找到了那個煙斗。

葉若夫宣稱，沒有拿不到的口供。

早在20年代，同志們就強烈批評捷爾任斯基手下“契卡”工作人員的“異化”：他們已經完全和我們常人不同，他們冷酷無情，好像只對一件事有樂趣，就是欣賞他人被折磨的痛苦……他們身上已經看不到一點布爾什維克的痕跡。

那個時候，他們就已摸索出一套向犯人要口供的經驗，毒打雖是種最簡單原始的手段，但要人痛苦得生不如死，離目標就不遠了。對犯人精力、精神的無情踐踏和摧毀，令犯人自尊、信心喪失殆盡，便可如願。譬如烏克蘭中央委員會書記柯秀爾很能扛打，但當面強姦他16歲的女兒，他就老實了。

莫斯科第三次大審判整整50年後，布哈林獲平反，他70歲的遺孀一直牢記他《致未來一代共產黨領導人》的每個字，它幾乎感動了整個世界：

“……我向全體黨員申訴！在這些日子裡，在或許是我在生命的最後時刻，我確信，歷史的過濾器遲早必然會清除掉我頭上的污穢。我從來不是叛徒；我會毫不遲疑地獻出我的生命來換回列寧的生命，我熱愛基洛夫，我沒有幹過什麼反對斯大林的事。

我要求年輕而正直的新一代黨的領導人在黨的全會上宣讀我的信，替我平反昭雪，恢復黨籍。

同志們，要知道，在你們舉着向共產主義勝利前進的旗幟上，也有我的一滴血。”

但事實如此殘酷，布哈林向年輕的妻子口述那封信時，他才進牢獄，後來，高貴的靈魂匍匐在巨人腳下。他像棄婦哀求無恩的男人回心轉意，一遍遍給斯大林寫信：

“當和你在一起時，我總有種特殊的感覺……我甚至曾有機會觸摸你。我開始對你產生了像對伊里奇那樣的感情——像親人一樣的親近感、無限熱愛和信任感。對你可以說出一切，寫出一切，抱怨一切……”

“我打算寫一本書。我想把此書獻給你，並請你寫個短短的序言，以便讓所有人都知道，我完全認為自己是你的人。我這裡的處境極為尷尬。要知道，我把每個監獄看守人員都看成‘自己人’，而他們像看罪犯一樣看守着我，儘管有分寸。”

誰能相信，高貴的布哈林與諂媚的布哈林是一個人？他甚至寫了首很長的抒情詩給斯大林，政治局其他同志傳閱後紛紛表態：這是個騙子。

後人容易對高貴的靈魂最終究卑污而失望，可查的檔案表明，大清洗中，惟有前國家安全部副部長留明不曾向斯大林表告饒、表忠心，其餘的，都程度不一的爭相表忠心和摧殘自己，甚至亂咬人。

人的精神和靈魂會崩潰，即使是內務部的頭兒雅戈達和葉若夫也不例外，這兩個人在先後被斯大林拋棄後，立即搖尾乞憐。

從無數人嘴裡撬出口供、直接下令剝奪過無數人生命的雅戈達，與知識分子氣息濃厚的布哈林，在斯大林面前使用了同一個詞：下跪。

雅戈達寫給斯大林的呈文，甚至還不如布哈林：“我跪在全體人民和黨的面前請求赦免，留我一條命。”


【為了黨的利益】

莫斯科審判過程中，西方媒體始終懷疑被告遭刑訊逼供或藥物控制，布哈林為此專門在法庭上申明，那些所謂刑訊和藥物麻醉的說法純粹異想天開的反動猜想。

赫魯曉夫秘密宣讀了那篇轟動世界的《反對個人崇拜及其後果》報告後，曾啟動過兩次對莫斯科審判的重新調查，第一次由莫洛托夫負責，結論是，案件過程中的確存在普遍的刑訊逼供，但完全推翻審判結論存在相當難度。第二次調查的結論是，全系冤案，莫洛托夫亦有重大罪責，但此時赫魯曉夫下台，大清洗問題不了了之，直到戈爾巴喬夫時代。

今天解密檔案顯示，莫斯科審判採用了嚴酷的非法刑訊和精神摧殘手段，很多人是因為顧及妻兒的生命才認罪的。譬如布哈林不招供，他20歲的妻子和剛出生的兒子會立即沒命，克列斯廷斯基如果不在審訊記錄上簽字，他的妻子和女兒就會被槍斃。

布哈林的妻兒很幸運，1956年，在孤兒院長大的尤里打聽到自己還有個剛出獄的媽媽，千里跋涉到了西伯利亞。在牢中當了20年“人民公敵妻子”的母親告訴兒子，你的父親叫布哈林。

加米涅夫認罪後，沒能保住妻子、兩個兒子以及兄弟和弟媳的命；圖哈切斯基元帥一家更不幸，他的母親在西伯利亞為圖哈切夫斯基夫婦被槍決而痛哭時，不知道另外兩個兒子、三個女婿也遭槍決，老太太和一個女兒、一個外孫女和圖哈切斯基元帥的獨生女被送進“古拉格”、她們沒有一個活下來。

為什麼這麼多被冤屈的共產黨人會配合審判者在法庭上承認自己有罪？毫無疑問，葉若夫手中專政機關的殘暴是一個方面，但要他們在法庭上像排演話劇一樣爭先要求嚴懲自己，刑訊並不能完全做到這點。
也許莫洛托夫對季諾維也夫的話是另外一種不可或缺的工具：

“您向黨撒過多少次謊？您的謊言給黨造成了多少次傷害？現在，為了黨的利益建議您誹謗自己。目前，在托洛茨基分裂工人運動和德國人準備進攻我們的時候，您的謊言無疑能夠幫助黨。這一點不容拒絕。要討論什麼呢？如果黨的利益要求這樣做，我們不僅應該獻出我們微不足道的名譽，還應該獻出生命。不過，客觀上並沒有要求您撒任何的謊。您所做的一切客觀上都是背叛黨的利益的行為……”

黨的利益高於一切。越是堅定的布爾什維克越難抗拒黨的利益要求。當求生已無希望、精神已經崩潰，能全心配合審判，是惟一的一次向黨懺悔的機會。

莫斯科大審判時，托洛茨基希望蘇聯政府引渡自己以當庭對質，被理所當然拒絕。但是，他若真的上了法庭，他會與那些向他身上潑污水的已死者一樣。

托洛茨基說過：“歸根到底，黨總是對的，因為黨是無產階級完成其根本任務的獨一無二的歷史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