還我江青、還我春橋、還我歷史公道－紀念毛澤東116誕辰
春雨

目錄
一、中華網上的江青紀念館
二、歷史的結算
（一）叛徒可恥：華國鋒
（二）走資投降派可恨：鄧小平（附陳雲、葉劍英）
（三）糊塗蟲可悲：鄧穎超
（四）假革命派可笑：鄧力群
（五）英雄可佩：江青、張春橋
三、毛澤東社會主義革命的試金石
四、毛主席最開心：遲來的見證，文革終見成效


-----------------------------------------
一．中華網上的江青紀念館
-----------------------------------------

最近，網上有個激動人心的消息，就是中華網上出現的“江青紀念館”。當我接到朋友傳來的消息時立即上網，江青紀念館卻已封閉。但是，在各處的網站上，還可以看到當初紀念館中的一些留言。


以下是流傳很廣的一則留言：
“
希望網友能轉告李訥同志：2009年11月中下旬，在中華網公墓區紀念館，人民給她母親獻花的實際情況：2009年11月16日“李雲鶴紀念館”建立後，短短6天的時間，就有近13萬朵鮮花，8千多個留言，排名從最末的243名，快速飛躍，超越周總理到達第二位，回到主席的身邊。

2009年11月23日上午“李雲鶴紀念館”被刪。

由於抗議的人太多，當天下午15點19分又建立了“李進紀念館”，7個多小時後，晚上22點多，獻花總數就從零朵達到了4萬1千2百44朵，名次再次從最末位的第8頁第243名，飛速上升到了第一頁的28名，第二天早上6點多我看時，獻花總數再次達12萬4千朵。已經再次到達第二位了，重新回到毛主席身邊。才短短的十多個小時啊（還包括了一個晚上的睡覺時間）！當天11月25日上午10點多，紀念館又被刪除，鮮花和留言被清零後，紀念館再次被放了上來，而且同時出現了五個江/青紀念館。

11月25日晚19點左右，當獻花最多的563館獻花總數再次達到7萬朵，排名緊追周總理之後，名列第三時，紀念館第三次被刪；三次被刪除的江/青紀念館內，獻花總數累計達到32萬多朵；在中華網，享有獻花數量高達幾十萬朵者，只有您的父親和母親兩人，居第三位的是周總理7萬多朵，其餘最多者只有五六萬朵。

鄧總設計師紀的念館館，從2009年4月建立至今，六個多月，獻花只有8000多一點；這種現象真的令人感慨良多！李訥同志，您不孤獨，雖然短短兩天之內，網上的紀念館三次被刪，但是他們無法刪除人民心中對他母親的懷念，他們的這種反覆刪館的奇怪行為，只能激起人民更大的憤怒，只能喚起更多的人民群眾追尋歷史的真相，現在，有無數的老百姓和您一樣，都在懷念着您的母親，其中還有很多獻花祭拜者，是曾經因受人蒙 蔽，對她誤解誤會後前來表達深深的愧疚的！
”

江青是被官方妖魔化的第一號人物。人已去世十多年了，在官方嚴禁之下，今天居然有幾十萬人網上獻花，獻花的總數，僅次於毛澤東，遠超周恩來，這件事實在很不尋常。也許有人會說，沒什麼了不起，這些獻花者，都是當初的文革參加者，他們還在念舊，不滿現狀而發泄。這種說詞並不能減低事件的重要性。歷史事件的評價都要等待塵埃落定，念舊就是塵埃落定後歷史的評價。且獻花和留言中不乏沒有參與文革者，僅就當年的參與者來看，事隔幾十年，卻激起數十萬人來紀念，這個“舊”也是有天大的魅力了。一個人如果還年輕，沒有經過文革，他印象中的文革是被抹黑為歷史上的“空前浩劫”，江青被描寫為一無是處的天下第一妖人，卻在今天看到突然出現洶湧的人潮來紀念她而作政治表態，他大概會懷疑過去的印象是否屬實；如果他再讀讀他們激動人心的留言，特別是那麼多發自內心深處的稱頌、道歉和懺悔，這樣誠摯的感情甚至超過了對自己親身父母的懷念，他大概也會為之動容。如果他再繼續反思一下，有什麼樣的人能讓他流露如此深厚的思念，他大概就會推翻過去的觀念，不再相信過去的宣傳了。因為他知道，任何事都可偽裝，只有感情的事很難偽裝，真摯的感情是不會說假話的，數以十萬計的真摯感情的匯聚，比什麼都有說服力。這麼多人對江青的感情就足以證明了江青是一個大人物。如果經歷過文革，他本來就知道當時的江青在年輕人中的聲望，這麼多年後又看到當年的青年如今進入中老年卻還是如此動情，過去的崢嶸歲月又會在腦中再現，他大概也會再考慮，當年的經歷到底是瘋狂呢還是人生寶貴的歷練。他也會質疑：為了政治目的，這樣的誣衊江青、醜化江青，是否太不擇手段了，心中也多少會有同樣的歉疚之感，這麼多年眼見江青被任意糟蹋而無所表示。

無論如何，江青紀念館的出現，具有歷史的重大意義，已經到了還江青（當然也包括張春橋）本來面目的時候了。從1976年至今懸而未決的一筆歷史舊賬，也到了總結算的時侯了。


-----------------------------------------
二、歷史的結算
-----------------------------------------

33年的歷史舞台上，該亮相的都亮相了，原先隱藏的面目也都自我暴露無法掩飾了。誰是誰非，誰奸誰忠，已經一清二楚。歷史顯現出以下各種面貌：叛徒可恥；走資投降派可恨；糊塗蟲可悲；假革命派可笑；英雄可佩。

（一）叛徒可恥：華國鋒

頭一個要算的是華國鋒的賬。華國鋒的三大罪狀：摧毀文革，摧毀黨，背叛毛澤東。

今天，關於1976年10月6日發生的所謂逮捕“四人幫”事件的性質已經明白無疑：不是什麼“四人幫”“篡黨奪權”，而是華國鋒以軍事政變“篡黨奪權”。華國鋒一舉摧毀了毛澤東畢生心血的兩大基業：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和黨的建設。

在經過最後一次的批鄧倒葉，走資派和復辟派已經基本清除，文革已步入收場，文革造反派已經在黨、政和人民群眾三方面建立起領導優勢時，“四人幫”是文革十年培養出來的造反派接班人。政變的發生，十年文革，一朝傾覆。毛澤東的反修防修布局付諸流水。逮捕“四人幫”是中國共產黨內第一次以軍事政變的方式搶奪中央最高領導權，破壞了共產黨的基本原則，從根本上改變了共產黨的性質。毛澤東創建的共產黨已被摧毀。

華國鋒的政變，成為中國革命、反革命的分水嶺：從此，在中國：社會主義轉為資本主義，工農專政轉為官僚、資本家專政，一個獨立自主自力更生的中國，淪落為投靠美國、替全球資本奴役勞工的資本家天堂。中國走向反革命，全世界反帝陣線從大團結到大解體，帝國主義從搖搖欲墜到為所欲為。

從二十世紀八十年代到今天的三十年，稱之謂資本主義全球化時代，大概沒有人會表示異議。但是，在六十和七十年代，卻是東風壓倒西風，全球迅速左轉的反帝和社會主義高潮，大概也很難反對。再從中國來看，情況更是如此：近三十年中國的資本主義化，與其稱之謂“走”，不如稱之謂“跑”；而一個獨立自主的全球大國，卻變成投靠依附國際資本的樣板，國際投資、加工的天堂。這樣的變化從何而來呢？明眼人都可以看出，這個局勢的巨變，得力於兩人，即蘇聯東歐陣營的戈巴喬夫和中國的鄧小平。但是，如果我們再稍加追究，就發現這只是現象，不是原因。

首先，資本主義從氣息奄奄變為空前發展的真正關鍵不在蘇聯，而在中國。蘇聯當時已經走下坡，內外交困；而中國當時則處於上升期。第二，戈巴喬夫是以解散蘇共，宣布蘇聯共產黨為非法，造成原蘇聯體制的內崩；鄧小平則是以裹脅中共的方式，將中國全部朝貢給美國。作為兩霸之一的蘇聯，本身已經是修正主義走資的強弩之末，戈巴喬夫本人正是走資的產物，他的投靠不過是是把自己的陣營摧毀而已。如果有社會主義的中國在，蘇聯陣營的解體，就不見得是壯大了美國霸權，更可能的情形是將被社會帝國主義裹脅的國家、民族的反霸反帝進步勢力，團結在中國的社會主義旗幟下。如果中國不變質，假社會主義蘇聯解體後，東歐和所有第三世界的進步勢力，都將靠攏中國。

所以，真正造成以後的變化的，是中國的變質，而不是蘇聯的解體。但在中國，沒有華國鋒的政變，中國以鄧小平為首的走資派上台根本是不可能的。75年的批鄧和76年四五天安門事件後，鄧下台、葉劍英靠邊站，黨中央的保守復辟勢力已經全部自我暴露而掃空，中央和地方都已經是文革派的天下，中央的軍委和地方的軍區的權力都是通過文革考驗者，即同劉鄧勢力劃清界限者。在這樣的環境下，發動軍事政變也不是復辟勢力所能辦到的。因此唯一的漏洞就是華國鋒本人，而偏偏有這樣的一個人物，利令智昏，為了保證自己的最高領導地位，以不光彩的手法，夥同汪東興發動政變。篡位後的華國鋒表演，就是一幕活生生的猴子稱大王的歷史醜劇。也是華國鋒這個人既壞又蠢的本性徹底暴露。

共產黨步入邪道

政變之後，中國立時成了謠言中心，什麼樣難聽的講法，個人的、政治的，都通過小道消息流傳出來，其內容骯髒下流，讓人不忍聽聞。當然，其中主要的矛頭是針對江青，江青被謠言誣衊得不成樣子。這些謠言在後來被證明沒有一樣是可信的。但是，怎麼在一夜之間，烏七八糟的說法都出籠了呢？是誰放出來的？其中有國民黨造的，有香港、美國中情局造的，有蘇聯造的。這些反對中國和中共的勢力，過去一向造謠，但並沒有發生顯著效果，為什麼突然就大行其道呢？何況，謠言的內容也不是在外面閉門造車的反共宣傳所能發明；而且過去是反共言論專門同中共言論作對，這次卻不同，國外的反共謠言和國內從黨中央傳出的謠言則彼此配合，形成大合唱，這個合唱，一直繼續到後來鄧小平批毛達到頂點。毫無疑問，這次的謠言中心是在中共核心。這些謠言當然是出自華國鋒、葉劍英集團。其實，這次的政治謠言和人身攻擊早已出現在76年3、4月，當時是鄧小平、葉劍英復辟派眼見大勢已去，孤注一擲，打着捍衛周恩來總理的名義，以謠言方式攻擊江青等迫害周總理，挑起文革兩派（周派和激進派）的對立，導致四五的天安門事件。所以，對葉劍英等而言，再次散播謠言是故伎重施，駕輕就熟。而且，上次有毛澤東在，謠言得講分寸；這次是華國鋒大權在握，為掩飾自己政變，就沒有什麼顧忌，極盡誣衊之能事。華國鋒、葉劍英等的打算，是將江青、張春橋等徹底妖魔化；但真正被妖魔化的是中國共產黨。如果這些謠言是事實，那中共早就是比國民黨還更加爛污、更加口是心非的政黨；如果這些謠言不實，而當權的華、葉，居然會採取靠造謠的方式作為誣衊政敵的主要手段，其本身墮落到了什麼田地？共產黨從此就步入邪道。

邀狐狸共舞

華的陰謀政變，除了汪東興參加外，另外只有一人知情，就是葉劍英。華自知在軍隊聲望不夠，怕政變後將帥不服，所以事先拉攏葉劍英，以為政變後的軍中靠山。葉劍英和鄧小平是四五天安門事件的主要後台。毛澤東定四五事件為反革命事件時，葉劍英的軍委副主席也解除，被勒令養病，不許出席中央會議。華國鋒是靠四五事件躍升的，當然了解毛澤東對葉劍英的態度。但是，為了篡黨奪權，華國鋒向這個老狐狸輸誠。葉劍英是十大元帥的最後一名，也是唯一沒有戰功的“元帥”，帶兵的本領沒有，但在底下出點子、搞陰謀詭計卻是在行。邀狐狸共舞，其結果是被葉劍英當猴子耍，耍完扔給豺狼鄧小平消化。

親痛仇快

華國峰為了防止造反派的反抗，一方面“清洗四人幫幫派份子”，對文革造反派痛下毒手。從中央到地方，造反派中支持江青、張春橋的原本占絕對優勢，這一回，被大批逮捕、解職。群眾被白色恐怖籠罩，文革中的進步力量蕩然無存。另一方面，則讓靠邊站的元老復出，向他們示好以換取支持。其實，這本是葉劍英的算計，華不過是被支使而已。首先，是老保老走資的陳雲上台；陳雲上台，同葉劍英唱雙簧，陳施壓力，要求替鄧小平平反，葉當好人，替華國鋒要求主席的保證。軟硬兼施之下，由鄧小平以“堅決擁護以華主席為首的黨中央”的書面保證，就安排了鄧小平的復出。鄧小平復出，華國鋒已經是死人在走路了。離華的政變不過一年多，78年初的批判“兩個凡是”上，華國鋒已經被鄧派當成靶子打得不亦樂乎，連還手的輿論陣地都沒有，但他還是死命抱住黨主席的位子不放，人們所看到的華國鋒，是毫無自尊心、廉恥心、道義感的政治小丑。

沐猴而冠：為鄧小平鋪路

一個為奪權不擇手段的人，照說在維持自己的權位上總該有些本領。事實恰恰相反。世界也會有這樣的蠢人，被葉劍英、陳雲和鄧小平唱紅白臉，玩弄在鼓掌之中，他一再把過去的同僚拋出，以維持自己不倒。連當初聯手的汪東興也都可拋出來，更不要說陳永貴、吳德、紀登奎等人了。76年中央政治局的所有文革派，都是在華國鋒下台之前，即華還是有主席名義之時被整倒。鄧小平、陳雲老奸巨滑，看準了華國鋒打着毛主席接班人名義以貪權固位。也不急於扳倒華國鋒，而讓華在台上，把華國鋒、汪東興的講話作為代表毛澤東思想的靶子來批判，這就是78年的所謂對“兩個凡是”的批判，其實就是在攻擊毛澤東思想，在黨內樹立反毛的理論權威，以為78年底的三中全會鋪路，直到81年的《關於歷史問題的若干決議》全面批毛。華國鋒貪戀權位，即使在三中全會後他已經是孤家寡人一個時，他的下台，還是被鄧小平、胡耀邦趕下來的！

可恥的背叛

在歷史中，叛徒多不勝數，賣身投靠、斷送國家民族大業斷送革命大業的的也所在多有。但是，像華國鋒這樣的革命大叛賣，不僅空前，大概也絕後。為的是什麼呢？只是一個主席的地位！直到今天，還有同情華國鋒的人，認為他是在捍衛毛主席，只是鬥不過鄧小平而已。而華國鋒令人不齒，恰恰就是他生前永遠裝着是毛澤東的忠實信徒。他把毛主席的的妻子莫名其妙逮捕；他把毛主席的心血大業一舉全毀；為了掩飾他的罪行，他永遠在說假話，裝老實，如果他還有絲毫良知的話，大概也會像馬天水那樣早已發瘋了。如果他還有絲毫對毛主席的敬意，他就應該慚愧到不敢面對毛主席的遺體遺像，而這個華國鋒，活得好好的，每年還裝模作樣向毛主席鞠躬，還在做戲，企圖維護自己是毛澤東繼承人的形象；還在欺騙旁人。而鄧小平，就是利用華國鋒這個毛澤東信徒的身份，以批判華國鋒來抹黑毛澤東、逼迫華國鋒承認錯誤來證明毛澤東犯了大錯誤。一個叛徒，怎麼能捍衛毛澤東和毛澤東思想呢？華國鋒這個靶子對鄧小平來說，真是夢寐難求，將一個蠢人當對立面，指桑罵槐，極盡毀謗毛澤東的能事。毛澤東隊伍中的這個沐猴而冠的叛徒，在兩年中對毛澤東造成的傷害無以復加，被鄧小平等侮辱得名譽掃地；與之成強烈對比的，是後來江青和張春橋在審判庭上的大義凜然，捍衛毛澤東的事業，殺盡鄧小平的妖氣。誰是叛徒，誰是烈士，昭然若揭！

兼趙構、王莽於一身

今天的人和將來的人，看到華國鋒的這段歷史，一定會問兩個問題：第一個是，怎麼會有人如此利慾薰心，忘恩負義，陷害忠良，搗毀自己的立足點還自以為得計？第二個是，怎麼會出現如此貪心而又如此無能的人來決定歷史的道路呢？好在我們中國有悠久的歷史，在歷史上，這兩個問題都有代表人物：一是殺害岳飛的宋高宗趙構，二是篡奪東漢天下的王莽。華國鋒這個人兼趙構與王莽於一身。

趙構的心胸

趙構這個皇帝寶座，是天上掉下來的。他本來是被欽宗作為投降談和的人質，被發送給金人的，那裡知道，在半途中徽、欽兩帝已經被俘虜，金人已經不重視他這個人質，他得以脫困南渡，被抗金志士捧出來打着天下兵馬大元帥旗號作為恢復宋室的號召。他從來也沒打過勝仗，只是沒命地向南邊跑，跑到杭州去，以便坐船逃到海上，逃跑的大船永遠停駐備用，幾次前方敵情，高宗就立即收拾上船，連皇宮都不敢呆。這個揀來的帝位，對趙構而言，最擔心的是兩件事，一件是金兵南下，他又同父兄徽欽一樣成為階下囚；另一件事，就是如果父兄回來，他這個皇位難保。最能看穿他這個心情的，就是秦檜。秦檜之所以能當宰相，就是他提出的政見：南為南、北為北。南是指趙構王朝、北並不是指金國，而是指金國樹立的劉豫傀儡王朝，意思就是：只要大金能不南下，他願意處於同劉豫一樣的地位。所以任何稱臣朝貢的條件都可以接受。而秦檜當宰相的任務就是同金人達成稱臣和議。所以，一旦岳飛的軍隊揮師北進，趙構所擔心的兩種情況就可能發生，不是岳飛救出了二帝，就是金兵因此出兵南下，也許兩件災難會同時降臨。貪戀皇位的趙構，連一分鐘都坐不住，就讓秦檜出面殺了岳飛。這個趙構，其忘恩負義到了這個程度，他不想一想，如果不是岳飛等抗金的義師，在重要的戰役中打了勝仗，抵擋住了金兵的南下，他這個皇帝最多也不過是海上的孤家寡人，人們抗金也會再立其他的趙家王族。是岳飛保住他的皇位，他卻殺害了岳飛！他在殺害岳飛時，以叛逆定罪，卻拿不出任何罪狀，也不經過任何程序，這就是歷史上所謂的“莫須有”“罪名”！

華國鋒的這個地位，也完全是天上掉下來的。如果不是鄧葉元老眼見大勢已去孤注一擲，利用人們對周恩來的懷念而導演出四五天安門事件，沒人想到華國鋒會被提升到總理和第一副主席的地位。這根本不是十大的安排，按當時的資歷聲望，也不是華國鋒自己所可企望的，本來黨內外都認為批鄧之後，張春橋會接替周恩來的總理地位，那裡輪到華國鋒。但是，雖然鄧葉的反撲是搬起石頭砸自己的腳，不過是自我暴露而倒台，但事件卻造成文革兩派：溫和周派和以江張為首的激進派的尖銳對立。為了緩和這個被挑起來的衝突，毛澤東才提升了華國鋒（據說是江青提議的），原因是他的派系不明顯。其實，華國鋒在文革的青雲直上，同陳永貴等造反派很不一樣，一直是依靠這種在派爭中的中立身份。無論如何，華國鋒的飆升，只能看成是一個暫時的過渡。那知這個措施之後，首先是唐山大地震，接着是毛澤東逝世，華就處於最高領導人的地位。這種情形，同趙構的情況近似，位置是揀來的。權位在手，他怎麼都不願放。但文革造反派當道，無論在中央政治局或政治局常委或中央委員中，如果以黨內會議的方式決定人選，華沒有聲望、沒有任何指望能保證黨的最高領導位置，此時華又步趙構的覆轍，清除威脅。趙構是皇上，以“莫須有”來定岳飛死罪，華國鋒不能下手令抓人，而以不光明的政變方式抓人，賊喊捉賊，自己“篡黨奪權”，卻以“篡黨奪權”定為“四人幫”的“罪狀”。趙構忘恩負義，殺害有保駕大功的岳飛；華國鋒也忘恩負義，將推薦他上台的江青逮捕。趙構忘本，忘記他的上台本錢是抗金，殺害岳飛向金人表態的結果是自毀了抗金的基業，最終當完顏亮出兵時，他的皇位也被迫放棄；華國鋒忘本，忘記他上台是由於文革造反，他的最高地位更是直接來自四五天安門事件後的批鄧需要，靠文革上台、靠批鄧顯要的華國鋒，卻依靠同鄧勾結老奸巨滑的葉劍英來摧毀“四人幫”，從而摧毀自己的立足點，最終是自掘墳墓。但趙構以皇帝的身份維持了很久才倒台，退居為無權的太上皇；華國鋒卻在不到兩年內就名存實亡，成為歷史的一個大笑柄。

有些人認為，應該在毛主席的墓旁，放一個跪在旁邊的華國鋒塑像。如果把華國鋒說成是現代的秦檜，那江青、張春橋就是當之無愧現代的岳飛。將秦檜加之華國鋒還不十分相當，秦檜出面殺害了岳飛，但真正下金牌的是宋高宗趙構。杭州岳飛墓前，應該再跪一個趙構。

逮捕岳飛的是秦檜：逮捕江青等的是汪東興。秦檜是摸透了高宗的心理；汪東興也摸透了華國鋒的心理。趙構、秦檜聯手除去岳飛；華國鋒、汪東興聯手除去“四人幫”，華相當於趙構，汪則相當於秦檜。所以在江青、張春橋的墓邊，同樣應該跪兩個人：當代的趙構華國鋒和當代的秦檜汪東興。

王莽的才能

“周公恐懼流言日，王莽謙恭未篡時，向使當初身便死，一生真偽復誰知。”白居易的這首詩，好象就是替華國鋒拍歷史標準照。

王莽在沒有篡位前，以講經尊孔、禮賢下士為標榜，在清流界眾望所歸，公認為漢室復興的希望。但是一朝當權，他卻務虛名而不顧實際：為了維持自己的形象，把兩個兒子都殺了；為了篡奪帝位，作出“迫不得已”的姿態，而且要用“動聽”的明目。他旨在篡漢，卻將自己定名為“安漢公”；他要當真皇帝，卻先當“假皇帝”，這位歷史上唯一的“假皇帝”，裝模作樣、巧立名目令人嘆為觀止。尊孔的儀式繁瑣，迷信到了一切都根據“兒謠”和“符簽”行事。從拍馬政客到江湖騙子，都在編造各種“天意”。一個人的名字如果應了兒謠、符簽，吉利的一天就當三公；不吉利的則身首相離。王莽為了表明自己的尊大，一定要將單于的玉璽改成印章，而且要改小一點，因此挑起外爭，卻毫無對策；他在人民已經大起義到面前時，還迷信可以用平妖的儀式驅敵。王莽沒有當真假皇帝前是大賢人；當了皇帝后，造成中國內外的禍亂，被歷史上公認為集虛偽與無能的第一典型。

王莽的虛偽同華國鋒的虛偽何其相似！如果沒有華國鋒的政變，所有的人都認為華是忠厚老實人！王莽搞的是講經尊孔和迷信來自欺欺人；華國鋒將講經尊孔換成自充為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的權威，也是同樣的自欺欺人。王莽在面對國內外的挑戰時，依靠的是符簽、儀式；華國鋒在逮捕四人幫時，用以證明四人幫篡黨的“證據”就是他們把原來的“照過去方針辦”改成為“照既定方針辦”，從“過去”改成“既定”就是天大的陰謀！等到碰到鄧小平胡耀邦的挑戰，要求平反劉少奇時，他所依靠的是“兩個凡是”，希望毛澤東的指示可以對付鄧胡的進攻。這同王莽的符簽退敵何其相似！

趙高的心胸、王莽的才能，這就是華國鋒的最佳寫照。

（二）走資投降派可恨：鄧小平（附陳雲、葉劍英）

毛澤東領導全國人民所開創的宏偉基業，摧毀在兩個人的手裡：華國鋒和鄧小平。華國鋒是肇始者；鄧小平則是一手搗毀者。華鄧之比：就性格而言，華：蠢而貪；鄧：陰而狠。就使奸使壞功力而言，華的伎倆在鄧看來，就只是業餘的玩票，根本不入流了。

劉少奇得讓位給鄧小平

在文革時期，替劉少奇定的案是：叛徒、內奸、工賊。這些都是就劉少奇過去在共產黨革命時期中，在某個時期或某些事件上的具體行為的標籤。（鄧小平當道後就全部推翻，稱之為強加的罪名，而且這也是江青的罪狀之一。但是，當時主持中央工作的是周恩來，是周定案的。論責任就要由毛、周負責，為何挑出江青。問題是，當時是捧周貶江，他可以把任何罪名加於江青，但要加在周恩來總理的頭上，就變成是周、江同路，鄧小平等在那時是沒有這個膽子觸動周恩來的。後來的人，不須多問，僅只將中共分為毛澤東時期和後毛澤東的時期來比較：前期光明正大和後期的虛假欺騙相形之下兩個極端，就可以基本判斷毛、周在世的作為是負責任有信用的；後期的說法，幾乎全是任意編造。鄧小平、胡耀邦上台時銷毀文革時的調查證據不遺餘力就更不用說了。）但就在歷史上所起的作用來說，劉少奇的一些作為，只能證明劉本人不夠堅定或更嚴重的招降納叛；但就歷史進展而言，其影響有限。如果從中國共產黨革命和中國立國的歷史進程來看，叛徒的稱呼就要數華國鋒第一，而內奸、工賊的名稱則非鄧小平莫屬了。當然，中國的赫魯曉夫，第一號走資派也都得由劉轉給鄧了。

說鄧小平是內奸、工賊，是因為以兩個投降，即經濟上投降資本主義，政治上投降帝國主義，是搗毀毛澤東和中國基業的經手人。投降資本主義當然是工賊，投降帝國主義當然是內奸。稱鄧為內奸、工賊其實是客氣了，恰當的名稱是中國最大的走資派和投降派。鄧的走資又是以對國際資本和美國的全面投降為手段。所以，稱之為目前為止的歷史上最大的投降派方為允當。

砍紅旗、樹白旗、以投降來實現走資

從1977年鄧復出，到1997年鄧去世的二十年中，鄧的所有作法，始終貫徹的：一是砍倒毛澤東和社會主義革命這面旗子；一是對美國屈膝叩頭。這兩個方針是一個意圖在國內國外的兩面表現。這個意圖就是以投降來實現走資。走資是目的，投降是手段。在這裡，又是鄧小平讓人們理解到毛澤東的洞見。毛澤東抓住了要害：修正主義的實質是走資；但走資派自己找不到出路，而必定是投降國際資本主義，即帝國主義。蘇聯從赫魯曉夫開始變修，二十多年走資無門，最後是戈巴喬夫向歐美投降；中國的走資派中，不拉好蘇聯，就倒向美國，一樣都是投降。鄧小平選擇的是後者。

鄧小平的罪行，數不勝數，總結為三大罪名：反革命第一元兇，資本帝國霸權的頭號走狗，中華民族的最大奸賊。
說他是反革命元兇，因為他砍紅旗、壞黨、搗毀社會主義，鎮壓革命派，荼毒工農和勞動人民。
說他是帝國走狗，因為他樹白旗，賣身、屈膝、投靠帝國資本主義。
說他是民族奸賊，因為他出賣民族利益，塗炭生靈，斫喪民族生機。鄧禍橫流，遺害無窮。

（1）反革命三部曲：批毛、毀黨、搗毀社會主義

《決議》批毛

批毛是反革命的第一要務。毛澤東是中國工農和人民革命的紅旗，也是全球反帝、反資的革命紅旗。要變革命的中國為反革命的中國，變社會主義為資本主義，首先得砍倒這面紅旗。

從1977年鄧小平一出山以後，鄧小平積極部署批毛，其步驟是鎮壓肅清黨內的革命毛派、老幹部平反、部署鄧派黨內奪權和在黨內和社會上放縱、發動右派以及一切反共的牛鬼蛇神猖狂反毛。被鄧派稱為是改革開放的起點的1978年底的十屆三中全會的召開，是鄧小平反毛部署的第一階段。接着，1980年底到1981年初審判“四人幫”，就是以屠刀架在革命者的頭上，從此開始了黨內的大整肅，以所謂“（打、砸、搶）三種人”的名義，清除異己。鄧陳繼承了華國鋒的“清理幫派份子”對文革的造反派追殺到底，這個對革命黨員和革命群眾的鎮壓，直到鄧小平去世前，沒有一絲放鬆。

在黨內的權力已經掌握後，批毛的步調就加快了。1981年的《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達到批毛的頂點。這個決議，不僅文革十年被定為歷史空前浩劫，而且對於毛澤東的評價，已經基本上否定了毛澤東從反右以來的所有的作為。根據當時會議中間右派透露出來的陳雲講話：毛澤東建國有功、反右有錯、文革有罪。另外，毛澤東的思想也變成不是毛澤東的，而是這些元老功臣共有的；反過來，毛澤東本人在建國後的錯誤都是違反了毛澤東思想的。

這個決議，因為鄧小平本人是反右的主要執行者，沒有對反右定性，但整個文件對毛澤東建國革命的全盤否定，是沒有人看不出來的。《決議》的中心題目，就是替毛澤東定位，這個《決議》的批毛，就性質的嚴重性而言，超過了蘇共20大赫魯曉夫對斯大林的鞭屍。

搗毀共產黨與社會主義

共產黨內以全部黨中央的名義發表《決議》，將毛澤東的建國全部否定，也就表示這個共產黨已經從根本上變質了，是一個反革命的修正主義黨了。一個社會主義的體制的核心，已經變成反革命了，接下來就是這個體制的逐步瓦解。中國的政權性質，就從無產階級工農和人民專政，蛻變為官僚資本專政、工農和人民被專政了。不僅如此，由於全世界人民的紅旗被砍倒，全球的反帝陣營也立即起了大分化，原來的反帝陣營中，群龍無首，失去了向心力，也隨着中國的變化而潰不成軍。

（2）高舉白旗，賣身、屈膝、投靠帝國資本主義

與砍紅旗並行的是舉白旗

鄧小平的稱號是“改革開放的總設計師”。聽起來好像鄧是一個政治工程師。但只要了解到鄧小平的個性和能力的（這在他當權的二十年中已經充分暴露），就看得出鄧是不可能自己動手有始有終的完成任何一件事，鄧只會務虛不會落實，怎麼當工程師、設計師？那他的政治設計有任何政治藍圖來實現嗎？沒有。他所謂的設計，不需要任何藍圖，只要一面白旗就夠了。這個白旗的學問是：上面的投降二字一定要特大，讓美國不可能看不到。怎麼能讓美國和西方相信他投降的誠心呢？最大的輸誠當然就是砍毛澤東這面旗子了。砍紅旗為的是證明他舉白旗的義不反顧，鄧小平批毛之狠，確實也表明投降西方的堅決。

了解到鄧的設計，就很容易看出，以口是心非為家常便飯的鄧小平，只有一件事是心口如一，即向美國的投降。而且你就不難發現，在對美態度上，鄧小平沒有任何一次強硬過，從頭到尾，打不還手，罵不還口，拼命巴結不放。他這個總設計師高舉白旗，讓美國和國際資本以勝利者的身份接管就行了。只要美國和國際資本進駐，中國的經濟體制就併入全球資本體制之內，沒法獨立出來，走資就不可逆轉。這就是鄧的名言：使改革開放成為不可逆轉。

對美國屈膝稱臣

鄧小平得勢後的第一件事，就是急不及待向美國交底投降。1978年年底鄧記把持的三中全會召開的同時，中美建交公報發布。在建交公報的談判中，鄧小平背棄了中國絕不讓步的台灣是中國內政的堅定立場，默認了美國對台售武，從而導致美國對台灣問題的繼續干預；1979年鄧小平訪美：在美國戴兩頂高帽：一頂是費城天普大學的“榮譽博士”帽；一頂是德州的牛仔高帽，不要說舉止不倫不類，但以中國最高領導人自居於美國高帽之下的這種表態方式，也未免太過於諂媚了。除了頂禮參拜外，鄧小平的輸誠入伙實際行動就是替美國打越南：越南是美國戰敗的恥辱象徵，鄧小平自願替美國雪恥。而且，在中國國內還毫無所聞時，鄧小平已向美國媒體公布了預備攻打越南的意願。當時美國新聞界的反應是難以置信。但過不多久，鄧小平果真出兵越南。鄧小平向美國投降的立即效果，就是國會通過、總統簽署了《台灣關係法》，將鄧小平的默認售武擴大為保衛台灣，而且以國內立法形式寫出，台灣問題就變成美國的內政問題了。這樣毫不掩飾干涉中國內政，而且是中國最敏感的台灣問題，鄧小平又一次默認了。

此後，中國國內，崇洋媚外之風大興，美國被認為是人間天堂。在國際上，人們只看到美國對中國的鞭笞，從來沒有看到中國說美國一句壞話。基辛格咒罵鄧小平是“討嫌的小人”；鄧小平恭維基辛格是“中國人民的老朋友”，在中美關係上每次稍微緊張時，鄧立即去求基辛格。在聯合國，中國唯美國是從，放棄否決權，而用以交換蠅頭小利。

鄧小平在世時始終奉行的外交方針：韜光養晦、決不當頭。就是在國際上永遠龜縮，侮辱、吃虧在所不計，就是害怕任何舉動會得罪美國，投降引資受到阻礙。這個縮頭方針，所換來的是，美國公然轟炸中國駐南斯拉夫大使館。此事激起中國人民的憤怒，燒美國在華的領事館，才剎住美國的凶焰。

納入國際資本大循環

經濟上的投降方式，就是讓國際資本進駐中國，鄧小平所致力的對外開放的只有一項，就是開設經濟加工區引資出口。這個投降政策也並不是他的設計。他一再稱頌“四個小老虎”，這個投降政策就是台灣、韓國、香港和星加坡這些美國的占領區、保護區、殖民區所早已施行過的附庸經濟模式。一個獨立的大國，卻效法殖民經濟，附庸經濟，這也是開了先例。

除了加工區外，鄧小平關心的就是如何納入美國控制的國際經濟體系。

中國為申請進入總關稅協定（世貿組織的前身）、世貿組織同美國談判了十幾年。每年讓步，卻每年被美國新加條件，永遠讓步永遠談不成，直到朱鎔基到美國“消氣”，已經讓無可讓，且私下承諾了將對華爾街開放金融，雙方才成交。而中國的經濟主權，就被美國牢牢套住，失去自主了。今天，中國也曉得金融開放的後果嚴重，但已進退維谷。

（3）民族的奸賊：鄧禍橫流，腐蝕民族生機

毛澤東治下的中國，以自力更生、勤儉建國為總方針，以鼓足幹勁、力爭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設社會主義為總路線。中國戰勝一個又一個困難，國力越來越強，人民的信心越來越足，基礎越來越鞏固，本領越來越高明，局面越來越開展，中國的茁壯成長成為舉世矚目的學習榜樣。
而鄧小平統治的中國，能不能舉出哪怕是一件事，中國是走上了軌道的？相反的，過去的成果一個又一個地作踐、毀棄；
中國已經被陷於帝國主義和國際資本主義的網絡之中，難以自拔。本國的系統成為一個不可收拾的爛攤子。今天的中國社會，鄧禍橫流，政治和人心的腐化，使中華民族再度面臨生機喪失的威脅。

慢點，中國的國際聲望不是在目前達到頂點，同美國並肩為G2，你怎麼說得一無是處呢？
我就反問一句，如果國家的實力地位達到了全世界的數一數二，那這個國家的統治者應該躊躇滿志、自信十足，而且大得民心才是，但為什麼中國的官員到外面去形容猥瑣、躲躲閃閃呢？為什麼國內的民怨到達任何一件小事都可發生民眾暴力事件呢？為什麼國內的統治還祭起“穩定壓倒一切”的牌子，實行法西斯的統治，不敢有絲毫的放鬆呢？
任何一個中國人都心裡有數：在經濟成長的外表之內，是一個腐化的官僚統治，隨時都可能潰爛致死！歷史上，經濟繁榮表象背後的政治潰爛並不少見，南宋、南唐的偏安，清朝乾隆晚年的“盛世”，都是例子。何況中國的經濟成長本身，就是國家出賣經濟主權形成的全球化附庸形態，是國際資本將中國作為資本擴展的生產延伸基地的高成長，意味中國經濟的不由自主，國家實力的虛弱，而不是什麼國家實力的高升。

現在，讓我們回顧鄧小平在台上的近二十年（1978到1997），他的政策中有那一個是能維持下去的？以農業和四個現代化為例：農村是鄧小平和陳雲在國內突破社會主義的缺口；從分田、承包、解散公社；今天的三農問題已經是無人能解的老大難；從1984年後，中國的糧食生產就徘徊不進；農田水利早已放棄，合作醫療已經廢棄，鄉村小學撤銷。

鄧作為批毛政綱的農、工、國防、科技四個現代化，其實就是把原來由周總理於四屆人大提出並早已進行的預訂在2000年達到的四個現代化的指標和計劃全部放棄。鄧小平的統治時期，不要說大的突破，連像樣的項目成果也拿不出來，“四個現代化”根本不提了。

除了加工區外，鄧的政策沒有一個是長久的，更無論貫徹了！今天中國有哪一個領域是健康的，有生命力的？找不到一個。每個問題都是在嚴重得無解時，才引起注意；補救的政策也永遠是有始無終，叫嚷一陣後就任其自流，繼續潰爛：教育、醫療、社會安保、環境污染、工傷、礦難等等，那一樣不是不治之症？

再看中國的工農，今天所受的壓迫、剝削到了什麼地步。國營的工人，是中國建國的柱石，貢獻最大，現在都因私有化而下崗，生活無着，沒有前途可言。中國的農民和民工（來自農村）的生產，養活了全國、供給全世界，他們自己卻處於悽慘又沒有發言權的地位，這都是拜鄧小平之賜。這不正是毛澤東所預言的，走資派上台，工農將吃二遍苦，受二茬罪。

國家民族的腐蝕劑

鄧禍的致命性，就在於鄧小平對國家民族的腐蝕。鄧小平的每一步砍紅旗和舉白旗的行動，總是先收買元老，取得中央的同意；再從高級到低級，從黨內到黨外，層層收買。這個收買方式，造成從中央到地方幹部的徹底腐化、權錢交易、裙帶關係、唯利是圖、賄賂公行。所謂“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就是勢利、腐敗、唯利是圖、附庸於國際帝國資本主義的官僚買辦資本主義。這個特色的社會，已經找不到共同一致的社會價值標準，喪失了民族凝聚力，國不成國，民不成民。官員霸道、腐敗、勢利、媚上欺下；共產黨口是心非；民心敗壞，中華民族受到空前的摧殘。

（4）鄧小平是什麼樣的人？

將鄧小平的性格描述得最生動的是毛澤東和周恩來。毛澤東在讓鄧小平再度出山時所說的：綿里藏針，會整人，部下都怕他；周恩來說他自己是舉輕若重，而說鄧小平是舉重若輕。

綿里藏針的意思是外面軟，卻碰不得，一碰就給扎到。其實就是陰而狠。也許有人會覺得奇怪，鄧小平的霸道，根本不容許任何不中聽的話，你如果得罪了鄧小平，就萬劫不復，他的記恨和報復的手段是人見人怕的。但怎麼說鄧“綿”、外面軟呢？不錯，鄧對在他治下，他能管住、欺負的人，不許有絲毫違逆的。在他對付最親信的胡耀邦中顯示無疑。但是，越是欺弱者，越怕強。鄧小平對強者是一個軟骨頭，在他對美國的態度上，諂媚到了極點。

舉重若輕的意思被鄧派解釋為周稱讚鄧能擔當大事。鄧小平在當權後，搞得中國大翻個，不能說不是做了大事。而所做的大事中，他是不是舉重若輕呢？確實也是，他將國家民族的命脈一舉出賣，連眼皮都不眨一下，好像沒事一樣。這就是鄧小平的舉重若輕。也就是說，他是一個沒有絲毫責任感和道德心的人，任何重大的事情，都不會為後果掛心，當然可以輕易拍板了。這就是一般所謂的賭徒性格。這樣毫無歉疚之心的人，只要對自己有利，不計其他後果，當然舉重若輕了。

鄧小平就是這樣的一個不被任何道德標準束縛的冷血陰狠的政治大賭徒。

集權奸之大成

鄧小平所不平常的，是他集權奸之大成：
李林甫的陰狠和姦詐；
趙構的稱臣朝貢；劉豫的傀儡皇帝；石敬瑭的“兒皇帝”；
吳三桂的引清兵入關荼毒漢人；
李鴻章的投降外交、割地賠款；
汪精衛的從左派變為漢奸；
蔣介石的叛變革命、甘心為美帝國的附庸；
鄧小平全有而且其程度則大大過之。

附屬在鄧小平之下的兩大凶魁是葉劍英、陳雲。其他如胡耀邦、趙紫陽、胡喬木等只是嘍羅打手而已。

但是，這個給中國人民帶來無比禍害的鄧禍，卻有一個正面的作用，即擦亮了人民的眼睛，喚起了人民的覺悟。這次江青紀念館上的獻花，就是鄧禍的流毒讓人看清了歷史真相。

在這裡，我們不能不佩服毛澤東的遠見。在文革後期，從批林批孔到儒法鬥爭，其中一個熱點是評水滸，毛澤東指出：水滸好就好在投降，宋江架空晁蓋，接受招安，打方臘去了。這個討論，後來也被葉劍英鄧小平等散布為江青、張春橋等拉大旗整人，找鄧小平等的麻煩。現在，人們回想起來，毛澤東的這些講話，不啻是樹立了一面照妖鏡，已經照出了妖怪的原形，即等待招安的投降派宋江。宋江接受南宋皇帝的招安出兵打方臘；鄧小平向美國輸誠出兵打越南，不正是師法宋江。對照毛澤東的講話，鄧小平的投降派原形人們就看得一清二楚。

（三）糊塗蟲可悲：鄧穎超

如果沒有周恩來去世後的變化，鄧穎超至少可以同其他的中共老革命同列，居於革命開創功臣一員的地位。但是，鄧穎超在鄧小平當權後，居然成為當權的大老之一，儼然以周恩來的繼承者的身份出面。《決議》的討論，鄧穎超應該是參加了的；鄧小平的對台政策，實際上是放棄了解決台灣問題，當時對台工作的出面人是鄧穎超；在六四出兵的決策中，鄧穎超也出席了的；也就是說，在鄧小平的所有反動政策上，她都參加了一份，而且是以決策者的地位參加的。鄧小平將鄧穎超抬到如此高的地位，看重的當然不是鄧穎超的政治才能。其實，鄧小平要培養的全是原來自己系統下的人，如胡耀邦、胡喬木等，用以取代原來掌握實權的周派，他所以捧出鄧穎超，就是穩住周派的陣腳，麻痹周派，假安撫、真取代。當然，鄧小平更險惡用心，還是藉此可利用周恩來的招牌，以周毛對立的方式，批毛貶毛。這樣的政治算計，稍微在政界中翻騰過的，都可一眼看穿。但是，唯獨鄧穎超，這個同周恩來一起參加革命的老資格黨員，卻毫無警覺，參加了鄧幫。鄧穎超出面，鄧小平的狡計得售，以後的結果，就是1981年的《關於黨內若干問題的歷史決議》全黨大批毛；等到批毛目的已達，周派的實權迅速旁落，不再見鄧小平對周恩來表示絲毫興趣，更無論捧周的言行了。當然，鄧穎超的高位只是做樣子而已，鄧小平大全獨攬，鄧穎超根本沒有任何實權。

目前傳出的有關批毛的講法中，並沒有關於鄧穎超批毛的言論，相反的，她手下工作者還傳出：鄧穎超表示過：不能這樣批毛，沒有毛，也沒有周了。如此看來，鄧穎超並不是鄧小平幫派中的一員，是糊裡糊塗地被裹脅進去的。但是，這些話，也說得太晚了，為什麼當初會加入鄧小平的統治集團呢？要知道，鄧穎超的黨員資格雖老，但直到周恩來去世時，鄧穎超根本沒有行政的經驗，更無論國家黨政的重要地位了。在所有同鄧穎超一輩的老革命者中，建國後沒有擔任國家要職的，可能只有鄧穎超一人。周總理在世時，他不擔重任，為什麼周總理去世後，反而趕這趟渾水呢？怎麼沒有自知之明呢？一進泥潭，再洗清就不可能了。比這更嚴重的是，周恩來一身的英名也因此受到污染。鄧穎超的愚昧，真是可悲！鄧穎超這個“老好人”，做出了大壞事。鄧派本來是利用她，實際上是把她看扁了；周派她也保護不住，大概只保舉了一個乏善可陳的李鵬，其他許多人原來本是毛派，後來也後悔被利用來反毛，當然認為鄧穎超陷之於不義；造反派是華、鄧的迫害對象，當然不會對鄧穎超有好感。所以到鄧穎超去世時，不論官方、民間，除了大官去世時的官話外，幾乎引不起任何注意，成了孤家寡人一個。江青被逮捕後，反江的輿論中常以鄧穎超為正面形象來詆毀江青；即使擁毛者也不乏人埋怨江青辜負了毛澤東的期望。現在，江青是經得起歷史考驗的革命者；鄧穎超卻成了對不起周恩來的蠢人，這就是歷史的公道！

歷史上周恩來、鄧穎超必須分開

從表面看，三十多年，被中傷得最厲害的是“四人幫”；被貶損和妖魔化最厲害的是毛澤東；實際上，在這期間聲名受損最厲害的，是周恩來。自從1976年1月周去世後，葉、鄧就以死人壓活人，把自己打扮成周的親信，把自己的所作所為藉口為完成周恩來的遺願。但是壞人做不出好事，時間一久，本來面目就沒法掩飾，人們前後對照，就能作出正確的判斷。毛澤東是以他的實踐，讓中華民族起死回生，替中國人民找到出路，也為全世界的被帝國主義壓在底下的所有人民開拓新路，他是中華民族的民族大英雄、工農人民大英雄，和全世界人民的革命大英雄。這個革命實踐，是不可能用污衊、 醜化抹殺的。周恩來也是革命者，是民族的英雄，但是，同毛相比，份量就差多了。（其實，任何人同毛相比，都遠遠不如。）以周壓毛，如何能行？何況這本來就是一個分裂革命陣營的毒計，最後的結果，當然是周的形象受到了重創。這次，中華網的紀念館中，毛周對比，就顯現出周聲望的衰落。今天，在許多毛派的心中，對周恩來的評價從全面肯定到有些保留。特別是遭受到華鄧慘酷迫害的造反派中，這種情緒更明顯。

如果我們尊重歷史事實，大概會看到：周恩來在生時，他本人是堅定的毛派。在中共的早期，共產國際對中共處於領導地位，而周是共產國際所看重的人物，他在中共黨內的地位也高於毛。但他是在當時的控制黨中央的所謂國際派中，承認自己的不足而最早支持毛澤東的。從此之後，他擁護、追隨毛澤東就始終如一，是毛澤東決策的堅決執行者。

周恩來的聰明才能，無論中外、無論敵友沒有不敬佩的；他對黨、國家和民族的心血傾注，被人比為現代的諸葛亮：鞠躬盡瘁，死而後已；他為人光明正大，一股正氣使奸邪宵小在他面前不敢使壞。任何人有他的一個長處，就已經引以自豪了，但是，最可貴的，是他的大公無私。作為一個共產主義革命者，同過去歷史上的一切革命者的根本差別，就是他所追求的是徹底廢除私有制的社會。因此，無私是共產主義革命者最高的品德標準。在經過蘇聯和中國共產黨變質這段歷史後，人們更可看出，摧毀共產黨、摧毀社會主義制度的就是一個“私”字。在周恩來的所有優點中，最可貴的就是他的無私。或者這樣說更恰當：周恩來的其他優點，都來自他的無私。所謂無私，當然不是完全不考慮自己，而是在公私衝突時，公心戰勝私心。對革命者而言，無私的考驗，是一個終身的考驗，他也許能一時通過，但不見得永久能通過。

逆境的時候是一種考驗；順境時是另一種考驗。在從革命到建國的整個歷程中，不犯錯誤是不可能的。周恩來也不少犯錯誤，毛澤東也多次批評過周，但在這麼多的同志中，可以看見一個共同模式，即地位高到一定程度後，就怎麼都拒絕承認自己的不足和錯誤，失去了自知之明。究其原因，都有“私”字作祟，如果自己承認不行不對了，自己的地位就可能不保；反過來，別人有錯誤就打擊別人以提高自己。中共的十次路線鬥爭，一方面確實是路線的衝突，但在背後都存在權位的問題。早期的陳獨秀、王明、張國燾如此；後來的高饒、彭德懷、劉鄧、林陳亦復如此。華國鋒的權欲薰心就更不用說了。只有周恩來，肯自己承認錯誤，而且也不利用別人的錯誤將之一竿打死。正是這個“公”字當頭，使得周在黨內和人民心中的地位遠高於同儕，毛澤東之下就是他了。建國以後，黨內每次重大路線鬥爭，一定是他出面負責調查評定，無一例外。這也說明周恩來的公正無私，由他出面人人服氣。周恩來有自知之明，了解自己不是像毛澤東這樣能創造歷史的人物，加上沒有私心，就成為輔佐毛澤東的最得力助手，他的參加革命，是革命陣營的莫大幸運。

等到周去世，有人要把話塞進已死的周恩來的嘴裡，同周沒有任何關係，而且對照周恩來生前的光明磊落作風，可以肯定全是編造出來的。鄧穎超自己的表現，當然同周恩來無關。在這裡，我們還必須看到，周恩來對於黨和國家的大事，並不同鄧穎超商量，鄧穎超又怎麼能代表周恩來？何況，華、葉、鄧的所以得成逞，就是靠採取離間毛周的毒計。如果他在認識到華、鄧的十惡不赦後，仍然堅持要分離毛周，那他還是逃不脫華、鄧的陰影。

在對待周恩來的態度上，需要過關的是遭華、鄧慘酷鎮壓的文革造反派。今天，我們看到當初被鎮壓的造反派已經在活動。這些人，同江青、張春橋的遭遇相同，也同樣不低頭屈服，值得人尊敬。他們現身說法、尊毛批鄧、捍衛文革、頌揚江張，還原歷史真相，戳穿華、鄧的謊言，他們的戰鬥意志和活力，再度顯現出當年的造反雄風。但是，唯獨對周恩來的態度上，似乎有意迴避。這個態度表示部分造反派的心理狀態還是停留在文革時期，並沒有接受文革失敗的教訓。

“周派”的歷史過渡

造反派心中的疙瘩，與他們遭受到所謂周派（葉劍英就是打着周派名義搞鬼的）的打擊有很大關係。這個結也到了應該解開的時侯了。從文革開始以來，國家的實權就掌握在周恩來手裡，他身兼黨中央常務召集人和國務院總理兩職，負責包括文革在內的黨國大事。特別是在政府部門，國內國際、外交經濟等都得靠他。所謂日理萬機，鞠躬盡瘁，這是人們對周恩來所以敬重無比的道理；在他手下工作者，當然形成一個處理黨國大事的大系統。這個系統一般稱之為“周派”，其實並不是一個以周恩來為首的政治派別，而是因工作職務需要，以及文革中兩派對立，總有一派激進、另一派溫和，周派就是溫和派、復出的幹部、逍遙派等等的大集合。

現在分析這個派別，可以看出：其實這是文革新舊交替未能完成的一個接班過渡形態，並不是一個有強烈政治意識的政治派別。他們集合，不是自己的選擇，而是在文革一波又一波的潮流衝擊下，原來的環境已經不復存在，都匯聚一處。特別是文革開始受衝擊的老革命幹部，他們的復出都是通過周恩來的安排，周既是他們的老長官、老上司，又是他們的新上司。

文革時周派的形成，就意味文革已經到了結束期。周派並不是再建立一個新的山頭，同造反派勢不兩立；恰恰相反，是因為兩派之分，是文革的必然現象，而周派卻解決了文革兩派勢不兩立的致命問題。因為周派的保護人周恩來本人是處於派系鬥爭之外，不參加派爭的。而且他嚴禁手下的人挑起派爭。讓一方不爭，派爭就不會白熱化。如果我們再深思，就可以看出，以周恩來作為大傘，將文革的兩派分開，也是文革結束之前必需的過程，因為文革的一大缺失，就是兩派你死我活的相爭混淆敵我、彼此結仇。右派、走資派、復辟派、反動派可以在暗中兩邊挑撥，轉移階級鬥爭的矛頭，使運動迷失方向。正是這個原因，文革遲遲不能收場。每次將要收場，又因派爭而陷於僵局。毛澤東看出這個問題，他從階級鬥爭不以人們主觀意志為轉移的角度，不強加捏合，等到最後，有意讓周恩來出面，作為保護傘。毛的這個部署高明之處，就是一方面緩解了兩派對立；另一方面卻讓原來在後台挑撥者跳上前台，自我暴露。但事與願違，周恩來重病去世，周派又亂了陣腳，讓葉鄧抓住了機會，再度興風作浪。

所以，問題並不是出在周恩來的身上，而是出在文革參加者自己的缺陷。文革從一開始就沒法終止的兩派對立，是文革的主要缺失，也是文革十年難以結束的主要原因。兩派的產生和對立不是問題，問題出在對立雙方的勢不兩立。67年武鬥嚴重時毛澤東講“在無產階級內部，沒有根本利益的衝突”就是針對這個“勢不兩立”的問題。但是，成為反對文革者破壞文革的一次又一次的切入點，躲在幕後挑撥，使文革難以收場。造反派在文革中沒有過這一關，今天應該過這個關了。

無論如何，如果所謂的革命把周恩來這樣的一心為公的人排擠在外，那絕對不是共產主義革命。在革命的歷史畫像上：周恩來同鄧穎超要分兩邊站；周恩來同江青、張春橋則是比肩併力，都是革命陣營中的大英雄，後來者的榜樣。

（四）假革命派可笑：鄧力群

老左的“左派”代表名義必須交回

今天中國的年輕人，對兩個名詞的認識十分混亂也違反本義：一個是社會主義；一個是“左派”。原因很清楚，這些名詞在毛澤東時代用，在華、鄧時代也用，一個真用，一個假用。三十年下來，中國內部，打着“社會主義”“左派”旗號的，其實都是華鄧所允許存在的派別，也就是說，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左派”。文革的左派經過華鄧兩代統治，全力鎮壓，黨內和社會上的左派，已經同毛澤東時代的革命左派沒有關係。以蘇聯為例子，就很清楚。鄧小平批毛後的“左”派其實相當於赫魯曉夫批判斯大林後的蘇共內的“左”派，是已經背離革命成為修正主義政黨和反社會主義政權的左右之分。這就是中國的新老兩“左”。就其組成來說，新左比較年輕、成分比較複雜，是鄧當權後的國際國內社會關係中形成；老左則比較單純，由軍政老幹部為核心所組成。新左不一定主張社會主義，同過去的瓜葛少，不以社會主義為政綱。因此，中國三十年來的社會主義左派，是以老左為代表的。特別在國際上，只要談到中國黨內的左派，指的一定是老左。在造反派完全剝奪了發言權的情況下，老左的“左”，比較起來，多少還有不願走資本主義、批判資本主義的意義，因此，社會上因走資所產生的矛盾使得年輕人再度尋找毛澤東和社會主義道路時，老左就自然成為高舉社會主義的重鎮了。這個現象，是一個歷史形成的現象，老左所舉出的社會主義和毛澤東旗幟，正面作用就是在反毛反社會主義的大環境中，至少讓社會主義和毛澤東有露頭的地方；但老左本身是鄧小平反文革的產物，除非改變根本立場，否則是不可能帶動後代走進步革命道路的。所以，人們所看到的老左，頂多不過是偶爾在黨內發出反對的聲音，給人的印象是一個脫離時代的保守勢力。這點，也同戈巴喬夫時代的蘇共內部的保守派類似。但兩者有一點極大的分別，即中國的老左中許多都跟隨毛澤東打過天下，對毛澤東有相當深厚的感情，有感情就有熱力，比起蘇修的純官僚左派要好得多。從反面言，老左的堅決反對江青、張春橋；反對文革，反對造反派，則一直在阻止年輕人對毛澤東革命時代的認識，還是鄧派政策的延續。

無論如何，三十多年來，對社會大多數年輕人而言，老左是代表左派，對左派的印象，也就是來自對老左的印象。老左代表左派，也許不是老左自封的；但是，承擔了名義就得以實際行動來支持。也就是說，老左應該走在工農鬥爭的前列，並繼續毛澤東的道路。老左的核心組成者都是共產黨員，鄧小平控制下的假共產黨的根本路線，就是出賣和壓榨工農，就是使毛澤東的革命道路成為歷史陳跡。請問，他如果不同這樣的黨劃清界限，他怎麼代表工農、返回毛澤東道路呢？頂多不過是口上說說而已。所以，時間越久，不要說工農，連一般小老百姓都基本看清鄧小平改革開放的本質時，老左的口頭或上書左，就越顯示出自己遠遠落於現實之後。正因為這個緣故，三十年來老左在轉化，內部在分化，年輕人進去了馬上就離開。在原來的老左頭面人物中，也有人勇於肯定文革，甚至肯定江張，甚至強烈批鄧，這些人都是敢於承認過去追隨鄧小平或被鄧小平利用的失誤，這樣的胸襟，贏得了人們的尊敬。現在，江張的左派名譽恢復，人們已經不可能再以老左作為左派的代表了。老左的作用已過，其中參與鄧小平批毛者，也到了必須還債的時侯。

所有的老左派，他們在開國、建國、擁毛、捍衛社會主義事業上的貢獻令人尊敬。我們所要求的是，老左為了自身的清白，必須同他們之中的假左派，即替鄧小平的反毛反文革出過死力而至今仍不悔改者，劃清界限。這個假革命的代表人物，就是被右派稱為左王的鄧力群。

鄧力群是文革一開始就遭到批判的劉鄧一夥。同鄧小平的關係非同小可，遠且不說，1974－75年鄧小平復出時成立的理論班子，胡耀邦、胡喬木、鄧力群就是其中的核心。1975年又一次批鄧時所提出的“三株大毒草”，就是胡、鄧等的傑作。更嚴重的是，鄧小平1981年的批毛《決議》，又是胡喬木、鄧力群這幾個筆桿子出了大力。而且，在貫徹《決議》的宣傳上，負責人就是中央宣傳部長鄧力群。也就是說，在鄧小平的批毛行動中，最得力的宣傳助手的頭兩名就是胡喬木和鄧力群。胡喬木是從頭到尾緊跟鄧小平；鄧力群則在鄧小平南巡時期兩人有了意見分歧，大概是有關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等的問題。鄧小平也從此將他冷藏，不再重用。而此後，鄧力群就變為黨內社會主義老左的領袖人物。鄧力群將他參加毛澤東組織的學習蘇聯政治經濟學教科書的筆記整理出來（其實在文革期間就已經有基本類似的版本面世，鄧所出版的有筆記作為根據）並作注釋，又被人認為是解讀毛澤東思想的權威。問題是，這個毛澤東思想的權威在《決議》批毛上也是毛澤東思想的權威，以毛澤東思想不是毛澤東一個人的思想方式將毛澤東的思想分成正確部分和錯誤部分。正確部分不是毛澤東一個人的，錯誤的思想就是毛澤東一個人，而毛澤東本人從反右以來就沒有正確過，當然，要害是，毛澤東晚年大錯特錯，犯了彌天大罪。

《決議》是鄧小平裹挾中共元老的一個惡毒手段，元老中的一部分人都是被動地陷進去，上了賊船下不來，可以算作一半被裹脅，後來多少有些後悔，找機會也說了些毛澤東的好話，黃克誠就是一例。但是，鄧力群絕對不是被裹脅，他是鄧小平毒計的策劃者、執行者和宣傳者。所以，在鄧小平的批毛罪行中，鄧力群、胡喬木是頭號打手。是不是因為後來他同鄧小平分道揚鑣了，他就又變成毛澤東的信徒了？當然不是。正如同華國鋒的批鄧不能成為華是毛的信徒一樣。
當然，鄧力群和華國鋒所處的地位不一樣。華是叛毛的主角，鄧力群是鞭毛的配角。但讓鄧力群來維護毛澤東思想是對毛澤東的侮辱。誰都可以詮釋毛澤東思想，度量大些也無須對鄧力群自封的權威生氣。人們卻一直在等待，這個號稱同鄧小平不同路者，不同在那裡？是不是他已悔不當初了呢？人們等到現在，也看到鄧力群的文章、自傳等，卻看不到正面的與鄧小平決裂，看不到公開批鄧，看不到他對自己批文革鞭毛等行為表示懺悔。也就是說，這個左王，確是只有他永遠正確，毛澤東是文革錯了；鄧小平是不聽他的話錯了，只有他，沒有任何錯，是馬列主義、社會主義的中國權威。似乎在毛鄧之外，還有這一條鄧力群道路，只可惜沒有實現。這樣的假左派可笑復可憎：自大得可笑，死不悔改還裝腔作勢的面目可憎。

如果鄧力群還真正有悔意，真想重會毛澤東身邊，他還有戴罪立功的條件。所謂“解鈴還須繫鈴人”，沒有比當初製作者之一的鄧力群出面來否定《決議》更有力的了。也就是說，如果這個左王，能夠帶頭出面發表公開聲明，宣稱《決議》是錯誤的，是對不起毛澤東的，那就不啻是拋出一顆批鄧的巨型炮彈。

今天，人們衝破封鎖，在網上表達出捧江批鄧，也就最後一次對像鄧力群這樣的兩面討好的人物通告：在歷史上，到底是願作鄧派呢還是願意作毛派？

（五）英雄可佩：江青、張春橋

老奸巨滑的鄧小平、陳雲，企圖趕盡殺絕，將文革“餘毒”徹底掃清，自以為得計，想出了這個審判“四人幫”的方式，將“四人幫”定為罪犯，所有積極參加文革的造反派都是犯了大罪。既然是罪犯，就可以殺頭。在一片殺氣下立威。在這裡，我們又看出鄧小平的媚外。鄧小平同美國的廣播公司簽約，將審判鏡頭賣出，其用意一方面是讓“四人幫”出醜伏罪，另一方面也是讓美國作反共宣傳，民間目睹“文革”的罪惡。

橫眉冷對反革命

但是，這個毒計，結果適得其反，讓鄧小平、陳雲終身後悔：審判場成為正邪的較量場，審判者變成被審判者，審判江、張變成了江青和張春橋審判背叛革命的共產黨叛徒。在華、鄧的輿論宣傳上，人們聽到的江青和張春橋，是兩個政治野心膨脹無惡不作的大壞蛋，是千夫所指，十殺而不赦的大惡人。但是，在審判庭上，人們看到的恰恰相反。在台上表演的所謂“審訊”，是完全公式化的“指控”，出庭的“證人”、“證據”和“罪狀”沒有一點說服力。等到江、張出庭時，整個氣氛都變了。張春橋的態度所表現的，就是他根本不接受這些革命叛徒的權威，對台上的裝模作樣不屑一顧，一言不發，凜然正氣就顯現出法庭做戲的虛偽。正因為他一言不發，全場的注意力都跟着他轉，只要身體有所動作，就引起場內的騷動，變成了場上唯一的變化。這個場面，讓人立即聯想到魯迅的“橫眉冷對千夫指”。華國鋒在逮捕了張春橋後，第一篇刊出的批張文章是魯迅的《評十月的鄉村》，意指魯迅早在三十年代就看出了張春橋的問題。且不問魯迅的一篇文章怎麼定一個人的案；就像魯迅名義所發表的文章中有為瞿秋白所作，並不能以此證明瞿秋白一定是不會犯錯的。如果魯迅目睹了張春橋在庭上的表現，他肯定不會反對張春橋反映出他詩句的精神，承認自己說過頭了。

審判者被審判

江青的出庭，又是另一番景象。控方的每一句控訴，引起的是江青一連串的反質問、反控訴。江青以革命前輩的姿態教訓那些“控訴員”為虎作倀，替反革命服務；她以毛澤東忠實學生的身份教導在場的黨員毛澤東思想，她不僅不認罪，而且為自己的獻身革命感到光榮；為參加文革而自豪。她指斥所謂的“罪名”不實和可笑。人們多半只聽說過革命者面對反動派時的凜然正氣，現在是親眼看到了江青就是這樣一個堅定的革命者。

許多不了解事實真相者，經過這個審判後，很難再相信過去對江、張的誣衊。花了錢的美國電視開始還播放審判的鏡頭，沒有多久，在審判江青中，就根本停止播放了。因為再播放就是替江青、張春橋、替文革宣傳了。

“砍頭不要緊，只要主義真，殺了我一個，自有後來人”。江青、張春橋給人們上了感人的革命情操的一課。一個費盡心機、凶神惡煞的“審判”，造就出兩個為革命獻身的英雄！在正邪較量上，江、張的正氣壓倒了邪氣。江、張以自己的行動證明了他們是毛澤東培養出來的接班人。這次審判，是鄧小平、陳雲的一大失着，為了掩飾這次的大挫敗，我們看到官方已經以各種方式反覆重述“審判”，卻怎麼都不再出示當時審判的記錄。有關這一審判的原始記錄，是一份珍貴的史料。

與江、張相對比的，是“四人幫”的另兩人：王洪文和姚文元。王洪文一點精神都沒有，那裡有工人造反派的氣慨？姚文元還是在咬文嚼字的為他的“罪狀”申辯；更不用說的，是還有赫赫一時的蒯大富，居然出席為指控張春橋的“證人”。同“四人幫”同時審判的還有林彪集團。人們看到陳伯達的俯首認罪，以及吳法憲的痛哭流涕，讓人不能想象這些竟然是筆下《橫掃一切牛鬼蛇神》的文膽，是廬山會議時大鬧廬山囂張不可一世的先鋒，當年“讓地球停止轉動”之勢的氣焰，而今安在！路遙知馬力；日久見人心。真正遭遇到考驗時，真偽立分。

文革的謝幕：真假革命大亮相

這次“審判”，在歷史上就是文革的謝幕。文革遲遲不能結束，其中一個因素就是革命洪流大衝擊，魚蝦俱下，龍蛇混雜。各色人物為適應形勢都唱着同樣革命的高調，卻懷着不同的動機，真假不分。越到後來，反革命、假革命就越懂得如何製造混亂，興風作浪。真假革命派，只有在他們自己跳出來亮相時才能識別。因此，只能一波又一波的洗刷，時間就一拖再拖。當時的參加者，特別是年輕人，就會感到彷徨，不知所從，不知自己立身何處，失去了方向。即此所謂的“當局者迷”。華、鄧就是利用人們的“迷惑”來混淆是非，而遂其陰謀。文革形成的迷惑，卻必須在文革被徹底搗毀後才讓人明了，這就是歷史的辯證法。從華國鋒的政變開始，到鄧小平，以“審判文革”的方式發動開始全面復辟走資時，變成了真假革命者的大亮相：才誰是真革命，誰是假革命，誰是反革命，此時再也隱瞞不住了。

文革十年，中央文革小組成為全國文革的總中心，權力集中也當然成為矛盾的集中。因此，中央文革不段的走馬換將，但從頭到尾堅持下去的，只有江青和張春橋（如果把主持中央的周恩來算上，只有三人）。而在鄧記清算文革的大較量中，只有江、張堅持革命、捍衛文革，捍衛毛，高舉正義的旗子。

當初，造反派稱江青為“文革的旗手”，江青在造反派中的聲望如日中天；江青在革命樣板戲上的成就，可以稱得上是中國歷史上大手筆的文藝變革，也是以“文化大革命”為名義的“文化”樣板。可惜的是，藝術的成熟需要幾十年，上百年，而這個樣板戲藝術改革只是剛開始就遭到封殺，樣板戲還只是開創的雛形，可待改進發展的地方太多，後來不但沒有繼續，而且市儈化。但只要看樣板戲的復活和當權派必須首肯，只是將功勞不放在江青身上，就可見其生命力了。

張春橋則被認為是馬列主義和毛澤東思想的理論大師，是革命隊伍的軍師。張的文章不多，但份量極重，他有名的兩篇“限制資產階級法權”的文章，一篇寫於57年，最早看出走資問題“一月革命”的上海奪權樹立了文革的第一個政治里程，上海成為文革的先行者；張在文革中央的每一次的大陣仗中都處於同走資派對峙的前列：懷仁堂的老帥以張為攻擊對象；廬山會議的林、陳又叫嚷“揪張”；鄧小平復出後，與張勢不兩立，到上海策反馬天水。張不但頂住了一次又一次排山倒海的壓力，而且練就了高明政治鬥爭的本領，真正是經歷文化大革命鍛煉的接班人。毛澤東對張春橋的賞識，人們有目共睹。後來詆毀張春橋的所有罪名中，找不到張春橋的檢討。這在當時是少見的：周總理犯錯檢討；江青犯錯檢討；其餘的老帥元老接受群眾批判和自我檢討更是常事；唯獨張春橋沒有犯嚴重錯誤。後來有人引毛澤東主席關於“小小經驗主義者”的講話用以證明張受到批評的說法，完全是斷章取義。根據所引的原話，毛還特別表示是他自己沒有講明白，不能怪張春橋。九大的政治報告張春橋是主要起草人，也是十大的重要決策人，毛澤東是將他的上升看成文革的重大成果。

江青了不起之處，在她的獨立性和鬥爭性。換句話說，就是她的造反精神。隨着中國革命和建設的迅速發展，中國共產黨已經成為歷史上空前強大的黨。黨龐大到這個地步，結構上的官僚結構也成為龐大機器，形成反作用，變成不是人駕馭機器，而是機器駕馭人。這就是毛澤東從頭到尾予以高度重視的反對官僚主義，最終導致他發動文革自下而上徹底整黨、重新建黨。文革之前，劉少奇的“黨的馴服工具”論就是反映結構的高壓，越來越成為黨的主流，不過是打着毛澤東旗子發展而已。但在這個大機器之下，能看出問題的致命性就幾乎很少，而敢正面挑戰、反抗的就絕無僅有。江青就是這樣的一位造反者。她在三十年代就痛感中共地下黨在上海左翼文藝界的跋扈和唯我革命（正是同時魯迅批四條漢子的感覺）。到建國初期參與文藝界工作，，更是處處都是文化官僚主義。江青在文革期間，談過她建國以後的經歷，從批判“武訓傳”開始，毛澤東所發動重大文藝批判，都有江青的作用在內。這些都是有文件記載的事實，而且也是中共元老從來對江青不滿的主要原因。所以，造反派的江青在文革中冒頭，特別是文革造反派的希望所寄，是一點都不稀奇的。這裡，我們也看出，在中央的高級領導中的婦女，多半都變成陪襯，行為中規中矩時，只有毛澤東才可能鼓勵江青的造反精神，從而培育出江青這樣的黨內造反派。

江青、張春橋不僅代表文革、代表革命、而且也代表中華的民族正氣。


----------------------------------------------------------------------------------------------
三、毛澤東社會主義革命的試金石
----------------------------------------------------------------------------------------------

對江青、張春橋的態度是對待文革、對待毛澤東社會主義革命的試金石。

有人會說，這樣的講法未免太過激了。為什麼要以江青、張春橋來劃革命的界限呢？為什麼一定要說那些反對江青的人是不革命呢？這又是搞上綱上線、唯我獨革？這樣不是把今天許多追隨毛澤東的毛派都排擠在外嗎？這不就是很多人不喜歡“四人幫”的原因嗎？

我的回答很簡單。

首先，這個綱這條線不是誰定的，而是歷史定的，綱和線是三十多年來那些反對江青、張春橋的人所定的。只要看看這33年的歷史，在中國共產黨內，江青、張春橋是怎麼樣被對待的？不管他是華派、鄧派、老左、新左，彼此也許有意見的不同甚至路線的不同，但是，彼此都不是敵人，各個派別只有一個共同敵人，即江青、張春橋。群眾的各個派系中也只有一個造反派被整得永世不得翻身！也就是說，這33年的黨內敵我的界限，是以江、張來劃的。這個現象，不僅在黨內，而且更在所謂的“左派”圈子裡。在這個圈子裡，談江青、張春橋是一個忌諱，如果他說一句江青的好話，那他就被視為異端，排擠在外。問題是，這33年的作法是不是一個政治路線呢？當然是，是一個明白無異的走資路線。這個路線是不是以贊成或反對文革、贊成或反對江、張來兩分呢？這大概也沒有異議。如果走資派以文革、江青劃線，那反對走資派者，革命派者，就以贊成支持文革、肯定江張為當然。

如果說，不對，江青、張春橋政治上有大錯誤，怎麼能以他們劃線？那我要問：人非完人、孰能無錯。重要的是在關鍵時的表現。不管他說的大錯是什麼，到底是真的還是假的，比起他們在屠刀擺在頭上時，英勇地捍衛毛澤東、捍衛工農專政、捍衛社會主義革命、捍衛文革，大長革命派志氣，大滅走資派威風的英雄事跡來，這些“錯誤”都微不足道。為什麼以小疵來挑剔大德呢？所謂試金石，也只是在那些自稱左派、毛派、社會主義革命派，而過去33年中參與華、鄧的的反江、張、反文革的行列中才有意義。並不是贊成文革、尊崇江張的毛派信徒以大帽子來壓他，而是他們已經跟隨着叛徒、投降派所拋出的反革命大帽子來壓人，是他們站錯了邊，助紂為虐。如果說原來是不自覺或看不懂，那經過了三十幾年的歷史現實，如果再看不懂或還繼續堅持過去的看法，還在詆毀文革、詆毀江張等，那就真是不可救藥了。因此，試金也是從反面而言的，並不是要求過去不喜歡江張的人一定要突然大捧江張，主要是他必須對華、鄧的路線表態。如果他不願徹底同華、鄧劃清界線，那他就是自願站在華、鄧一邊，就不要怪人們冤枉了他們。如果他有了覺悟，認識到華鄧確是搗毀人民革命基業的反革命，自然會後悔過去對江張的仇視。今天在江青紀念館留言中，許多感人肺腑的字句，所表達的就是由衷的悔意。

在這裡，我再多舉兩個歷史上的民族英雄作為例子。一個岳飛，一個文天祥。他們是中華民族公認的民族英雄。

岳飛被殺頭時，朝廷里沒有一個元帥、大臣公開替岳飛說過一句好話（包括韓世忠在內。我們現在所說的“莫須有”典故，就是秦檜回答韓世忠的疑問，韓只是事後詢問原因，並沒有出頭衛護岳飛），製造罪狀的是他當時的同僚，出賣他的是他當初親信的部下。所謂“莫須有”，後來有各種解釋，但其實意思相同，秦檜的解釋是：“皇帝要殺人是不須要罪名的”，十二道金牌是高宗下的。當時的南宋王朝內，公開場合那有人敢替岳飛鳴不平的。是到完顏亮出兵消滅南宋王朝時岳飛的名譽才開始恢復。後來的歷史上，岳飛和秦檜就分別成為“民族英雄”和“投降漢奸”的代表人。岳飛到底是否能直搗黃龍府驅逐金人就只能是個人的看法，但他作為抵禦外侮的民族英雄的代表地位，就是歷史的定案；而那些對當時沒有出面替岳飛說話的文武官員，則永遠留下污點。陷害他的張俊，當然留下千秋罵名。

再說文天祥，他早先的生活方式是很奢華的，但當他決心抗元時，將所有的家產全部捐棄；文天祥在沒有被殺頭之前，人們還懷疑他是否等待招安。直到他被砍頭之後，文天祥才被認為是中華民族的大英雄。他死前留在衣帶中的遺言和他在獄中所寫的《正氣歌》成為民族正氣的經典古訓。文天祥不是完人，人們尊崇他的是他在民族危亡之際的慷慨赴義，並不因為他過去的奢靡或打仗本領的不行而有絲毫貶損。

這兩件事所說明的是，歷史對人物的評價，不在小節、不以權勢為準，而自有其公允之道。一旦塵埃落定，正邪自分。

江青、張春橋所要搗毀的現代黃龍府，就是帝國資本大本營；江張遭迫害，同岳飛遭遇雷同；江張在審判庭的氣節，較文天祥的抗元不屈更有過之。對於江張和文革的評價，今天也已經塵埃落定，對曾處身其中的人，這是最後的表態機會。

還我江青、還我春橋、還我革命

熟悉當年歷史的人，一定不會忘記：在江青、張春橋等被逮捕後，上海在怎麼應付突來的變局時，本來是準備行動的，企圖打出“還我江青、還我春橋、還我洪文、還我文元”的旗號，號召全國營救江青等，但由於領導人馬天水、徐景賢的軟弱：馬在北京屈服；徐則臨陣退縮而沒有成事。如果當年的上海真的號召全國文革造反派來聲援江青，到底是什麼結果誰也不知道，但至少證明文革派在經過文革後有了反修的覺悟。因為毛澤東在文革中反覆提出的問題：如果中央出現了修正主義，他們怎麼辦？地方就反對它；如果中國出現修正主義，其他兄弟國家就反對它。而上海的懦弱猶疑，沒有任何行動就被繳械，讓華國鋒的政變輕易得手，則顯示出文革派並沒有過關。從1976年到今天的2009年的33年後，在江青紀念館上面，這幾十萬的獻花、留言，所集中表現的，就是：“還我江青、還我春橋，還我革命”的呼聲。


----------------------------------------------------------------
四、毛主席最開心：遲來的見證：文革終見成效
----------------------------------------------------------------

自76年10月以來，毛澤東的革命事業一瀉千里。其實，毛澤東生前也多少有心理準備。毛主席在67年對阿爾巴利亞訪華團有關文革性質的著名談話中就說過：誰勝誰負，尚未分曉。在他晚年，對文革七三開的評價，當時被人認為是謙虛，其實是毛對文革的實際評價。毛澤東是大革命家、大軍事家；他高出前人的地方，就是他將革命看成歷史的戰役，文革就是走社會主義道路上具有戰略意義的空前大戰役。像這樣空前的戰役，當初發動時，革命派和走資派都感到突然，是受潮流衝擊才逐漸自覺居於那一邊，而形成對壘。陣線模糊，實際就是比賽雙方的自覺性。就階級自覺而言，既得利益的走資派本來就是有成熟政治經驗官僚，劉、鄧、陶等措手不及，接連敗下陣來，就改變了策略，隱蔽自己的身份；但缺少覺悟的造反派，在奪權後立即分裂和分化，彼此敵對，造成文革的可發不可收。有毛澤東在，局勢當然可以掌握；但這場大戰役就反修防修總目標而言是成功的，但在培養接班人這個方面，並沒有造就出能夠肩負起前進重擔的堅實隊伍，這是毛澤東所擔心的，也是他在晚年所說的“腥風血雨”的心情，希望後繼者好自為之。

華國鋒的政變、鄧小平的復辟，革命的大倒退，對眼光遠大、心胸寬廣的毛澤東來說，他雖然不會感覺十分意外，但也高興不起來。第一次讓毛澤東開心的，是江青、張春橋在審判場上的表現，他所培養的接班人不負期望，在敵人囂張的時候，打了漂亮的一仗。這一仗，已經體現了文革的成果；沒有文革，那來這樣的階級覺悟，那來這樣的大無畏英雄正氣。

這一次的江青紀念館獻花獻花，毛澤東就更開心了。因為他所等待的，就是這個時刻。毛澤東對革命的信心建立在對群眾覺悟的信心上。群眾路線是毛澤東革命的生命線，也是毛澤東心胸所以無比寬大的原因。毛澤東在文革初期曾講過文革的目的：運動當前的目標是整走資本主義的當權派；但長遠的目的是提高人民的革命覺悟。毛澤東的這個講話，所有參加文革者都會背下來，可是，在現實的考驗時，卻老是忘記。表示出人民的覺悟還不夠了解文革的意義。也是文革的不足。

人們在勝利時所學不會的，卻在失敗後學會了。獻花的行為，為文革補課，人們覺悟了，真正懂得文革的意義了。毛澤東所等待的，這一時刻，終於來到了。毛澤東的高興是可以想見的。


謹此向江青、張春橋獻花，並以此文紀念毛澤東主席誕辰116周年。

2009年12月2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