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攘外
　　
　　内部不稳且面临着强敌在外的的时候，一个国家和民族的领袖该有什么样的抉择？

　　蒙古人忽必烈的选择是先安内后攘外，打败了和自己争夺汗位的阿里不哥，然后再大军南征，灭南宋，建立元朝。

　　汉人朱元璋选择的也是先安内后攘外，将江南的张士诚、陈友谅一一消灭之后，才打着“驱除鞑虏，恢复中华”的旗号北伐，将元朝赶回草原。

　　历史证明，他们的选择是正确的。
　　而他们的子孙，却没有如祖先那样的睿智，面对着双向的压力，都实行双拳敌四手的方针。

　　面对着中原农民军和东北的后金，崇祯皇帝一面要剿灭“闯贼”，一面要抵御“建虏”，最后，国家元气丧尽，“闯贼”进了北京城，“建虏”成了大清朝。

　　而面对着各部林立，后金压逼的林丹汗，起初时也还算清醒，觉得自己要整合蒙古内部再与后金争雄，“南朝止有一大明皇帝, 北边止我一人, 何得处处称王? 我当先处里, 后处外”[13]。可在实际操作中便不是按着这个既定方针来办了。

　　为了回报明朝给予的互市权益，林丹汗初期积极攘外。

　　1619年，努尔哈赤取得了萨尔浒大捷，明朝再也没有了进攻，完全陷入防守。同年七月，努尔哈赤率得胜之师进攻辽东重镇铁岭，明军兵少将寡，士气低落。铁岭岌岌可危。

　　盟友的损失便是自己的损失，林丹汗迅速采取了行动。内喀尔喀联盟的宰赛率军一万驰援铁岭。可惜，新败的明军没有坚持到这支志愿军的赶到，铁岭陷落，努尔哈赤的得胜之师正面迎击宰赛的援军。士气正盛以逸待劳的八旗军再一次取得了胜利，蒙古军全线溃败，连统帅宰赛及其两个儿子都被俘虏。

　　铁岭之败，对于林丹汗来说，还可算是胜败兵家常事。但对于内喀尔喀联盟来说却是极大的打击，此时，盟主卓里克图洪巴图鲁年事已高，联盟的主要事务，都是由年富力强的宰赛来承当，其人已经成为实际上的盟主和未来盟主的候选人。他的被俘，内喀尔喀联盟惊惧不已，一时不知所措。

　　而努尔哈赤却显示出了自己的手腕，对于宰赛父子，没有简单的杀掉，而是作为自己手中挟制内喀尔喀的人质。内喀尔喀联盟被人捏住了要害，不得不在是年十月遣使求和，要求与努尔哈赤会盟。十一月，内喀尔喀五部所有有实力的首领以卓里克图洪巴图鲁为首与努尔哈赤举行了会盟大会，相约一同针对明朝作战。而对于林丹汗，虽然没有针对性地盟约，但这次会盟，内喀尔喀联盟秉承林丹汗意志抵抗后金的情势，被一朝消解。

　　可以想见，林丹汗的愤怒会是何等的强烈，他派遣使者向努尔哈赤递交了国书，开头便道“统四十万众蒙古国主巴图鲁成吉思汗,问水滨三万人满洲国主英明皇帝,安宁无恙耶”，彻底的居高临下，之后，向努尔哈赤提出警告，不得进攻广宁，因为那是自己和明朝互市的贸易基地，同时，不得再拉拢喀尔喀诸部。

　　已经60岁的努尔哈赤被27岁的林丹汗羞辱，后金诸贝勒大臣全都大怒，“欲斩其使者半,欲将使者剜鼻或耳而后放归者半”[14]。努尔哈赤倒没有立即杀掉使者，只是将使者监押。两个月后，也向林丹汗递交了国书。年纪比林丹汗大出两轮半的努尔哈赤不但对于警告置之不理，而且对于其自称也给予了嘲弄：“尔奈何以四十万蒙古之众骄吾国耶。我闻明洪武时,取尔大都,尔蒙古以四十万众,败亡殆尽。逃窜得脱者,仅六万人。且此六万之众,又不尽属于尔。属鄂尔多斯者万人,属十二土默特者万人,属阿索忒、雍谢布、喀喇沁者万人。此右三万之众,因各有所主也。于尔何与哉。即左三万之众,亦岂尽为尔有。以不足三万人之国,乃远行陈言,骄语四十万,而轻吾国为三万人,天地岂不知之。”

　　举重若轻，努尔哈赤捅到了林丹汗的痛处——你对于蒙古，还做不到一统天下啊！最后还对林丹汗和明朝进行了挑拨：“明畏我,姑以利诱汝耳。且明与朝鲜,言语虽殊,服制亦类,二国尚结为同心。尔与我,言语虽殊,服制亦类。尔果有知识,来书宜云:明,吾深仇也。皇兄征之,天地眷佑,俾堕其城,破其众,愿与天地眷佑之主合谋,以伐深仇之明。如是立言,岂不甚善焉。乃不思祈福于天,全合各主大业,惟利是嗜,以有限金帛,而与我素无嫌怨之国,甘心构怨,皇天后土宁不鉴之。”

　　斗嘴，年轻气盛不是老谋深算的对手，气恼不已的林丹汗也扣押了后金的使者。可在心狠手辣上又输了一招，努尔哈赤已将他的使者杀害。

　　双方已经没有了调和的余地，必须刀枪上见真章。林丹汗积极备战，因为宰赛还在努尔哈赤手中，喀尔喀联盟不能出兵，他暂时忍下了使者被杀的耻辱，寻找着时机。

　　1621年，努尔哈赤攻克明朝辽东重镇沈阳，留少量部队留守，其余大军一鼓作气连下70余城。林丹汗见后金后方空虚，率军兵临沈阳城下，试图解救被拘押的宰赛。但不得不承认，此时的八旗军委实战力惊人，少量的留守部队仍然使这次解救行动流产，林丹汗败退。

　　内喀尔喀联盟见武力解决无望，只得用上万头牲畜的赎金赎回了宰赛，无疑，这对林丹汗的声望，又是一次打击。

　　为了挽回渐渐失去的人望，1622年，领军至山海关协助明军牵制后金的攻势[15]。可这一次再次失败，明朝重镇广宁被努尔哈赤攻陷，林丹汗重要的贸易基地丧失。

　　一连串的失败，兵员、物资以及最重要的声望都损失惨重，林丹汗不得不改变了自己的攘外的方针，收束兵力转为对蒙古部落的统一，挽回自己所失去的。

　　而他下降的威望，将他当初改信红教造成的负面影响放大了。当败退山海关之后，原本就反对信仰红教的重臣，管理左翼三万户的特命大臣锡尔呼纳克杜棱率领所属乌齐叶特部与明安谔勒哲依图台吉所属乌噜特部共三千多户，投奔辽阳城，归顺了努尔哈赤。

　　看到林丹汗已经开始了众叛亲离，努尔哈赤这才开始了对于林丹汗的反击。1623年，单方面要求内喀尔喀联盟改变盟约条款，将共同针对明朝改为针对林丹汗。最有实力的宰赛在上次被俘之后，精神上已经臣服了努尔哈赤，不敢反对。而盟主卓里克图洪巴图鲁虽年迈体衰，倒不失草原英雄的本色，断然拒绝。努尔哈赤杀鸡儆猴，四月出兵攻打喀尔喀联盟中持反对意见最坚决的扎鲁特部首领昂安，昂安猝不及防，本人及儿子战死，所部属民和牲畜全被后金军虏获。

　　卓里克图洪巴图鲁面对公然侵略再不愿忍受，相约林丹汗一同讨伐后金。而此时的林丹汗不愿再冒险面对后金军，而把注意力都集中在了整合内部上，何况，在锡尔呼纳克杜棱投奔后金后，察哈尔八大营中信奉黄教的乌珠穆沁部贵族多尔济、塞棱，苏尼特部贵族素塞巴图噜、浩齐特部贵族策凌伊尔登、阿巴噶部贵族都思噶尔各率所部离开他，投奔了笃信黄教的漠北喀尔喀。

　　他没有回应卓里克图洪巴图鲁的约请，这意味着，积极攘外的林丹汗退缩了，他要先安内。
　　
　（五）安内
　　
　　安内的第一目标，便是死心塌地归附后金的科尔沁。
　　如果说汉人明帝国的崩溃，和大量的汉奸的努力是分不开的话。北元蒙古的覆亡，也得益于众多蒙奸与后金的精诚合作。

　　科尔沁部首领奥巴，便是蒙奸的代表人物。

　　在与后金联姻的蒙古各部中，科尔沁较为特殊，其他人都可说是自保的权宜之计，而他却是自觉自愿的背叛了自己的民族。

　　1624年，奥巴觉得联姻还不过瘾，干脆和后金举行了会盟，将矛头直指蒙古共主林丹汗。这标志着，科尔沁完全和林丹汗决裂，脱离了蒙古阵营。

　　如果不剪除内奸，安内是无从谈起的。林丹汗厉兵秣马，决定武力解决科尔沁。但作为共主，林丹汗还是做了最后的和平努力，1625年，派卓尔济喇嘛前往科尔沁，与奥巴谈判，希望科尔沁能够回头，但结果是不欢而散[15]。

　　是年十一月，林丹汗开始组织东征，调主力山阴察哈尔和山南察哈尔两路并举，计划在十一日会合，十五日出征。同时，向喀尔喀联盟发出命令要求他们参战。

　　然而，林丹汗东征科尔沁的计划，却让内喀尔喀联盟盟主卓里克图洪巴图鲁感到了不安，他完全清楚，如果林丹汗彻底控制了科尔沁，必然实力大增，那时，自己就不再是有条件的服从而是要令行禁止不得违抗了。但要公然帮助科尔沁这个蒙古的叛徒，又说不过去。于是，这个糊涂的老人开始了暗箱操作。

　　当林丹汗正在集合兵马的时候，不但喀尔喀联盟只有扎鲁特部出兵帮忙。而且，他的部队何时会合，何时出征，走哪条路线，主攻方向是哪里等等军事情报，全都通过卓里克图洪巴图鲁传到了奥巴的耳朵里。

　　奥巴得报，知道自己不是林丹汗的对手，连忙向后金求援，努尔哈赤自然不能让归附于自己的人失望，亲率大军增援。林丹汗未战而失先机。

　　十一月初五，林丹汗率部抵达科尔沁境内，科尔沁贵族们不战而溃，四处奔逃。林丹汗兵临奥巴的治所格勒珠尔根城下，四面包围，昼夜攻城。奥巴深知，一旦城破，自己决不会有好下场，因此抱定“死则一命；干则一尘”[16]的信念，拼死固守城池。林丹汗围攻数日不能克。

　　而努尔哈赤初十日便抵达镇北堡，大军驻扎后，派莽古尔泰率领五千精骑驰援，是夜便到达农安塔，出现在林丹汗侧后。

　　钝兵坚城之下，又有腹背受敌的危险，林丹汗无奈，只得撤围。攻而不能胜，又不能打援，撤退似乎是明智的选择。然而，历史却给林丹汗开了一个大玩笑。《满文老档》中留下的记载，让后人看到，努尔哈赤这次支援科尔沁，仅仅是表明一种姿态，他在镇北堡之后稍作休整便北返，给莽古尔泰的命令也是到农安塔为止，不得再前进。如果林丹汗破釜沉舟，科尔沁的覆灭也就是注定的了。

　　可惜，林丹汗并不知道这一切，现在的他除了对功亏一篑的遗憾，便是对卓里克图洪巴图鲁暗中作梗的恼怒。

　　看着林丹汗的功败垂成，卓里克图洪巴图鲁也许还在暗自庆幸自己的得逞——拿不下科尔沁的林丹汗，对自己暂时是不会有威胁的。

　　老人一般会老谋深算，但衰老的脑子也会是顽固、短视的，卓里克图洪巴图鲁葬送了林丹汗的东征，而自己不但让林丹汗恨之入骨，更是首当其冲面对着后金的强大攻势，给自己和部族带来了灭顶之灾。

　　林丹汗东征失败后不到半年，1626年四月，努尔哈赤以大贝勒代善为先锋，兵分八路进攻喀尔喀联盟诸部。卓里克图洪巴图鲁这时才发现自己无处求援，只得率主力与努尔哈赤会战于西拉木伦河。草原上战斗力最强的林丹汗尚且屡败于八旗军，卓里克图洪巴图鲁的孤注一掷自然也不能抵挡征服的铁蹄。一场激战之后，卓里克图洪巴图鲁的侄孙囊努克被杀，部众死伤被俘殆尽，牲畜物资被抢掠一空。喀尔喀联盟乌齐叶特部至此覆灭。

　　后金军乘胜追击，又先后破扎鲁特、巴林等部，各部首领不是战死便是被俘，相继溃灭。

　　卓里克图洪巴图鲁走投无路，只好率残部投奔林丹汗，希望能得到他的庇护。而林丹汗却没有原谅他，乘其穷极来投，兼并了他的人马，并出兵将喀尔喀其他各部被后金击溃的部众收归自己管辖，“服从者收之，拒敌者被杀”，用铁血给予喀尔喀联盟最后一击。原本在草原上有举足轻重位置的喀尔喀五部，在后金和林丹汗的交替打击下，烟消云散。

　　这一年八月，后金开国可汗努尔哈赤病逝，给他的子孙留下了一个蒸蒸日上的国家。他死前发动的宁远之战，是他最大的失败，也是终身的遗憾。而针对喀尔喀的战争，以林丹汗来看似乎是帮了自己一个大忙。若即若离的喀尔喀联盟被干净彻底的解决掉了，林丹汗对各部属民设置“达鲁花赤”，实施直接监管。对于安内的政策来说，似乎是很好的成绩。

　　但喀尔喀各部与科尔沁不同，虽然有过过错，但毕竟是坚决抵抗后金的中坚力量，不止一次的和林丹汗并肩战斗过。何况，他们是在后金的侵略之下而溃散的，本应该得到蒙古共主的怀柔。林丹汗的铁血政策，不但让喀尔喀各部属民伤心，更上原本就矛盾重重的察哈尔本部八大营愈加动荡不安。

　　继承努尔哈赤的皇太极，军事能力稍逊乃父，政治能力却还要高明。登基不久，便开始了对察哈尔本部的分化瓦解工作。1627年初，皇太极派遣黄教的乌木萨特绰尔济喇嘛到奈曼、敖汉两部进行拉拢，两部首领都是林丹汗近支，对于汗廷都是忠心耿耿，虽然对于林丹汗的政策不满，却也不愿背叛。但看到察哈尔内部不稳，后金又咄咄逼人，奈曼部首领衮楚克巴图鲁便希望在林丹汗和后金之间作个调人，促成双方和解，给蒙古以修养生息的机会。于是和敖汉部首领岱青杜棱一起遣使后金，提出讲和。

　　皇太极当然不会同意讲和，但他却把敖汉、奈曼两部遣使后金的消息透露给林丹汗。这出反间计简直就是日后明朝袁崇焕被杀的翻版，只不过早了三年。

　　林丹汗见到自己近支的叔父辈老人竟然也会暗通后金，愤然举兵功掠敖汉、奈曼等部，连克什克腾部也受到牵连。这正入了皇太极的彀中，敖汉、奈曼等部受到这样的打击，心灰意冷，各部首领于是年九月“以数万人东投建虏”[17]，虽然各部属民不愿意跟着首领们背叛大汗，“其部分不肯往，多西投虎墩兔”[18]，可此事件使得察哈尔本部动摇。林丹汗的统治基础开始崩坏。

　　东面的喀尔喀联盟已经不复存在，内部的整合不但没有完成，反而更加混乱，作为盟友的明朝在战略上实施收缩，自己已经孤立无援。面对后金步步紧逼，林丹汗决定西迁，暂避其锋镝，待将西面土默特、哈剌嗔、鄂尔多斯等部收服后再做计较。

　　1627年三月底四月初，林丹汗留多罗特部留守故地，自己率数十万部众西迁，拉开了他人生，也是蒙古历史上的大悲剧序幕。
　　
(六)西迁悲风
　　
　　1627年，明朝天启皇帝驾崩，崇祯皇帝登上了历史舞台。

　　登基伊始，年轻的皇帝便对明朝北部边疆的诸蒙古部落“尽革其赏”[19]。右翼蒙古土默特、哈剌嗔、永邵、鄂尔多斯等部一贯是所有蒙古部落中最富足的，除了其所占之地水草丰美外，很大程度在于和明朝的互市获得巨额利益，这也是“俺答封贡”以来数十年间明朝北部边防晏然无事的原因。崇祯帝的作为，使得“诸部哗然”，但崇祯帝并不在意——哗然又如何，尔等还敢犯我天朝乎？

　　但战火就是烧起来了，1628年六月，大同受到蒙古军攻击，军民损失数万，连大同也险些丢失[20]。而率领蒙古军的，不是土默特等部的首领，竟然是曾经明朝的盟友—林丹汗。

　　林丹汗怎么了？莫非疯狂了不成？
　　不错，此时的林丹汗被暂时胜利的虚火烧得已经接近疯狂了。

　　从西迁开始，林丹汗便没有丝毫的手软，没有派使者，没有劝降，只有一个字：打。
　　四月至七月，扫荡哈剌嗔部，回归到元上都所在地；
　　十月，攻克土默特统治中心呼和浩特，土默特顺义王朴什图的兄弟鄂木布、色令等投降；
　　十一月末十二月初，歼灭哈剌嗔部主力，哈剌嗔汗及儿子仅率800人出逃；
　　1628年正月，攻掠永邵部；
　　三月，击杀顺义王朴什图大将五路黄台吉。

　　不到一年，西部右翼蒙古诸部被林丹汗秋风扫落叶般击溃，西迁的步伐出奇的顺利。而除了收服各部外，林丹汗西征还有一个重要目的便是获得右翼诸部占有的与明朝互市的利益，不料自己获得这一切的时候，明朝皇帝却停了市赏，林丹汗自然不想吃这个哑巴亏，崇祯元年的大同之战，便是对崇祯皇帝的警告。

　　已经在辽东焦头烂额的明王朝，实在没有力量再全面和北方的强敌交战。骄傲的崇祯皇帝无奈，向五朝元老，此时已经八十三岁，总督宣大军务的王象乾问计。这位老臣提出了以夷制夷的计策：“臣能召永邵诸部，合从以抗插。”[21]

　　于是，在明朝的安排下，1628年九月，土默特、永邵、鄂尔多斯三部联军在艾布盖河与林丹汗展开会战。林丹汗大获全胜，各部四散，鄂尔多斯归顺。明朝的以夷制夷之策破产，经过此役,“东起辽西，西尽洮河，皆受插要约，威行河套以西矣。”[22]

　　1629年，后金的攻势愈来愈频繁，对林丹汗的策略又失效。经过激烈辩论，明朝决定恢复市赏，与林丹汗议和。

　　右翼各部或逃或降，明朝也在军事压力下恢复了互市。军事上，经济上林丹汗的收获是空前的，他有理由相信，自己只要再巩固一下到手的成果，便可以和后金正面交锋，夺回自己的尊严。

　　这看似凯歌频传的喜剧，却是悲剧高潮的开幕。
　　一个政治人物，可以暂时放弃经济利益，也可以承受军事上的暂时失败，但决不能在政治上犯错，更不能一错再错。

　　在西迁的过程中，林丹汗完全反其道而行之。
　　右翼蒙古诸部虽然一贯不听从调遣，甚至有截杀商队，停止朝贡等情事。但在内部已经不稳，外部又强敌环伺的时候，最明智的选择是与之联合，即使不能完全为己所用，也会是莫大的助力。

　　一味的施以兵威，虽然取得了胜利，所获得的却是一个残破的局面。原本的富庶之地，因为战争，“畜牧匮乏”[23], 各部流离失所。加上“塞外霜早, 颗粒无收兼厉疫盛行”[24], 蒙古诸部几入绝境。而各部的抵抗也大大削弱了察哈尔本身的力量：“插之疲甚、饿甚、穷甚”[25], 其兵员严重减耗,“插有马约备仅收四万, 插众不满五万”[26]。

　　更可怕的是，为了市赏与明朝动武，虽然逼迫明朝恢复互市，但也标志着明蒙联合对抗后金的局面没有挽回余地的破坏了。崇祯帝君臣将林丹汗视作和后金一样的敌人，这比在辽东时，更为孤立。

　　如此境地，欲说巩固成果，无异缘木求鱼。
　　为了躲避灾荒和瘟疫，更是不愿再继续战争，林丹汗属部的乌珠穆沁、苏尼特、浩齐特等部纷纷离开了他，投奔了漠北喀尔喀。

　　林丹汗此时已经利令智昏，干脆又出兵攻打漠北喀尔喀，如果失败，也许还能让他冷静下来，可惜，他又胜利了，漠北的扎萨克图部和托辉特部被击败。同室操戈的鲜血，越流越多。

　　当林丹汗血战宣大塞外的时候，后金的皇太极却在蚕食林丹汗在故地的领土。1628年二月，后金兵抵大凌河，留守的多罗特部首领古鲁出兵迎击，兵败战死，所部损失一万一千二百余人；五月，后金兵犯阿拉克绰特，因特塔布囊战死；九月，皇太极纠合敖汉、奈曼、扎鲁特、哈剌嗔等部扫荡锡尔博锡哈图、英汤图等地，察哈尔部众“抗拒者杀之，其降者编户”[27]。

　　也是不到一年，林丹汗留守故地的人马全军覆没，辽东一带，完全划归后金版图。

　　林丹汗已经每况愈下，皇太极开始了他的最后一击。
　　1632年四月，皇太极率后金军与土默特、喀喇嗔、伊苏特、扎鲁特、敖汉、奈曼、科尔沁、阿鲁科尔沁等几乎所有归附的蒙古部落，起兵10万，远征林丹汗。

　　大兵压境，林丹汗准备决一死战，但“疲甚、饿甚、穷甚”的部众早已经没有了抵抗的意志，“所部解体”。无奈中，林丹汗率众渡黄河西撤。这场突如其来的撤退，部民大部分毫无准备，人马辎重遗弃的遍地都是，待度过黄河时，已“沿途离散十之七八”。[28]后金军仿佛不是来交战，而是来收集难民和战利品的。

　　这一场攻伐和溃逃，近在咫尺的明朝军队津津有味的做着看客，甚至还帮了后金不少忙。当蒙古余部不少逃入明边,后金方面致书沙河堡明方官员索取察哈尔属部土默特人时, 明人尽还逃入堡中之人和林丹汗的财物[29]。之后，后金趋宣府, 明官吏又献出犒赏林丹汗所余财物, 计缎布及虎豹等皮, 共一万二 千五百件[30]。

　　虽然是不共戴天的敌人，明朝仍然愿意在小范围的和后金合作，全然不顾当年的盟友情分。这枚苦果，却是林丹汗自己种下的。

　　用鲜血换来的西部根据地，没有经过一场像样的战斗，便全部失去，克什克腾部也投降了后金。林丹汗的主力无存，倒是新归附的鄂尔多斯部和他一起进入了千里瀚海的毛乌素沙漠。

　　在那不毛之地，林丹汗将度过他生命的最后两年。
　　
（七）末路
　　
　　沙漠，不适合人类生存，尤其是数万尽失粮秣，仓皇逃命的人。
　　顺理成章的，林丹汗所剩的部众开始“杀人易食”[31]，凄惨之状，无以复加。一些部众忍受不了这样的苦楚，纷纷东归投奔后金，1633年四月，两翼大总官塔什海、虎鲁克寨桑投降后金。六月，巴达西寨桑等5 个头目, 率千余户投降。

　　图谋恢复是以后的事情，现在必须解决吃饭问题。自己没有，就只能去抢。
　　1633年，林丹汗五次攻掠明边，1634年，更是连续在三、四、五月出兵，闰八月甚至和洪承畴交手。这没有什么政治意图，目的只有一个：粮食。
　　这时的林丹汗，几乎又回到了刚刚继位时“穷饿之虏”的起点上，人生的循环，就是如此残酷。

　　跌落到命运的谷底，或者彻底沉沦，或者再继续拼搏下去。林丹汗选择了后者，他不甘心就这样宣布自己的失败。

　　1634年，经过多方联络，统治西藏的藏巴汗、游牧青海的绰克图台吉以及控制康区的白利土司与林丹汗结成了“反黄教联盟”。既然黄教的活佛和僧侣们已经视我为敌人，那就决裂的彻底一些吧。黄教不是庇佑后金吗？那我就反黄教。

　　联盟成立之后，获得了物资补充的林丹汗，向青海转移，那里，可以建立根据地，东山再起。

　　命运出现了转机，但这专机却更像是一次无情的嘲弄——1634年夏秋，林丹汗因天花病死于甘肃大草滩。
　　他只有43岁，如果不是突如其来的瘟疫，他应该还有很多时间。

　　他失去了重振旗鼓的可能，但也避免了亲眼看到自己灭亡的可能，如果他面临崇祯皇帝所面临的最后选择时，他会如何去做？历史没有答案了。

　　林丹汗的死，使蒙古的抗金阵营失去了最后一面旗帜，林丹汗身边最忠心的部众也开始星散，成群结队的人降于后金，仅是年十一月，便有五千户二万余人出降。那尊被林丹汗视为护法神像的嘛哈噶喇金佛也被人送到后金，在皇太极看来，它的载归，昭示着蒙古国运的终结。

　　林丹汗的儿子额哲与母亲苏泰带着最后数千部众困守在大漠，父亲、丈夫不在了，他们不知道自己该怎么办。

　　漠北喀尔喀车臣汗遣使额哲，希望他移帐漠北：“即宜来归，勿再迟延。”[32]汗廷末路，有人便想做曹操了。留下来必然被后金消灭，而北上就会成为傀儡，额哲母子权衡犹豫，彷徨无计。

　　而皇太极却不会给他们权衡的时间，1635年二月，后金以多尔衮、岳托、萨哈璘、豪格为统兵元帅，率精骑一万远征林丹汗余部。四月二十八日，趁着大雾包围了汗廷，后金军派苏泰之弟南楚劝降。额哲母子见大势已去，“遂归降后金”。那块世代相传的传国玉玺，终于落到了皇太极手中。

　　429年的蒙古帝国，364年的元朝，267年的北元，至此终结。

　　1636年三月，漠南蒙古十六部49个大小领主齐聚盛京沈阳，承认皇太极为汗，并奉上“博格达.彻辰汗”的尊号。

　　同年，皇太极即皇帝位，改国号为“清”，改元崇德。

　　林丹汗败死，“建虏无复西顾忧，而东谋朝鲜矣”[33]。而随着朝鲜王国的归附，在东亚清朝最后的要消灭的对手，就是大明王朝了。
　　

　（八）后代们
　　
　　清朝的皇帝们对于投降者，倒是从来不吝啬怀柔之赏，额哲投降后被封为亲王，“位冠四十九旗贝勒之上”[34]。

　　1661年，额哲死，其弟阿布奈袭亲王爵位。阿布奈对于清朝甚为轻视，长达八年“不一朝请”，对于清朝公主为自己所生的儿子也不亲自抚养[35]。1669年，康熙皇帝将他拘押于盛京沈阳。

　　同年九月，阿布奈长子布尔尼袭位，年方十六岁。虽然年轻，却很有头脑，对于清帝十分恭顺，避免重蹈父亲覆辙。

　　1673年十二月，“三藩之乱”爆发，一时间海内喧腾，天下大乱。一直在暗中训练兵马的布尔尼与其弟罗布藏等原察哈尔贵族于1675年起兵反清。

　　清朝迅速以信君王鄂扎为抚远大将军，大学士图海为副将军率军镇压。这时清朝精锐都南下平叛，京中空虚。图海等挑选八旗家奴之中的勇健者数万人组成军队，为了让乌合之众成为虎狼之师，鄂扎率军每到一处便纵兵抢掠，以激励士气。到达察哈尔境内后，更说“察哈尔旧国，数百年之基业，珠宝不可胜计，如能得之，可富贵终身”[36]。清军人人踊跃，于四月二十日在达禄与察哈尔军交战。

　　布尔尼原以为自己高举大旗，蒙古各部都会望风而来，岂料各部归顺清朝40余年，早已经“亲如一家”，无人前来响应。孤立之下，率所部3000人与清军交战，寡不敌众而败，布尔尼兄弟逃走，不久便被追及杀死。

　　康熙皇帝平定布尔尼之后，将拘押在盛京的阿布奈绞杀，察哈尔汗室所有男性成员都被处死。

　　林丹汗的子孙，便在这场不成功的造反当中，被绝灭。
　　
　　
　　[1] 李清：《三垣笔记》“附识”上，第1页。
　　[2]塞瑞斯：《〈达延汗后裔世系表〉笺注》，余大均译，内蒙古大学《蒙古史研究参考资料》，新编第十六辑。
　　[3]缪荃孙：《艺文堂文集》卷三，第31页，1901年刊本。
　　[4]《明太祖实录》，洪武五年十二月壬寅。
　　[5]郑麟趾：《高丽史》卷四十四，《恭愍王世家》。
　　[6]王世贞著，董复表辑：《弇州史料前集》卷十八，《北虏始末志》。
　　[7]汉文典籍中，称为“鬼力赤”。
　　[8]萨囊彻辰；《蒙古源流》卷六：“由珠尔齐特、额里克特、达奇鄂尔三部落，收取贡赋，俾大众安戬。”
　　[9]按照清朝统一蒙古地区之后的人口统计，察哈尔八旗共8.2万余口，这是经历了战乱和分割之后的，林丹汗初继位时，应该略高于此数。
　　[10]《崇祯长编》卷十一，崇祯元年七月已巳。
　　[11]明朝史籍称为“炒花”。
　　[12]万历四十五年五月辛未，蓟辽总督薛三才报告兵部：“虎墩兔憨为虏中名王,尤称桀骜。”
　　[13]《崇祯长编》卷十一，崇祯元年七月已巳。
　　[14]《清实录》天命四年，十月辛未。
　　[15]《满文老档》太祖朝（上），中华书局，1990年，第638、647-648页。
　　[16]《满文老档》太祖朝（上），中华书局，1990年，第647、648-649页。
　　[17]《国榷》，卷八十八，天启七年九月戊子。
　　[18]《明史纪事本末》，补遗卷，《插汗寇边》。
　　[19]《明史纪事本末》，补编卷三，《西人封贡》。
　　[20]同[19]
　　[21]同[19]
　　[22]同[19]
　　[23]《崇祯长编》卷十四，崇祯元年十月壬辰。
　　[24]《崇祯长编》卷二十七，崇祯二年三月。
　　[25]《崇祯长编》卷二十，崇祯二年十月己卯。
　　[26]《崇祯长编》卷二十七，崇祯二年十月己卯。
　　[27]《皇清开国方略》，卷十一、卷十六。
　　[28]《圣武记》，卷三，《外藩》。
　　[29]《清太宗实录》卷十二，天聪六年六月丁卯。
　　[30]《清太宗实录》卷十二，天聪六年六月癸未。
　　[31]《清太宗实录》卷十九，天聪八年六月。
　　[32]《皇清开国方略》，卷二十二，多尔衮缴获车臣汗致额哲书信。
　　[33] 同[19]
　　[34]《圣武记》，卷三，《国朝绥服蒙古记一》。
　　[35]《清圣祖实录》，康熙八年二月辛卯。
　　[36]《啸亭杂录》，卷二，《图文襄公用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