蔣介石是近代中國政治舞台上，相當特殊的一個人物。他影響民國政治四分之一世紀，又主導台灣政局四分之一世紀。個人政治之路屢仆屢起，三次下野之間，更歷盡無數次黨內黨外大小鬥爭。國共內戰，蔣介石終以兵敗飲恨，揮別大陸，敗退台島。當其時，蔣氏內心情緒之複雜萬端，絕非三言兩語所能概括。提綱挈領，歸納而言，於1949年蔣介石敗退台灣之際，有幾項心理反應，與舉止言行之具體例證，值得吾人注意。

羞愧欲死

敗退台灣之後，蔣經國曾經寫過一篇回憶文章，題曰《殷憂啟聖，多難興邦》，這篇文章充分彰顯1949年撤離大陸敗走台灣的生死存亡關頭，蔣介石惶惑複雜的心境。蔣經國回憶：“三十八年底，我奉命到西昌去，臨走的時候，父親對我說：‘你去轉告西昌的將領，人生必須要在國家最艱難的時候，選擇最有意義的死’。父親又說：‘你告訴他們，如果台灣不保，我是決不會走的’……”

初到台灣，蔣介石一直把類似“雪恥”的字眼，掛在嘴邊，寫在日記里。1950年3月，在一次國民黨“擴大總理紀念周”會議的公開談話中，蔣介石說：“老實說我實在沒有面目見人。因為個人的成敗事小，而本黨的組織崩潰，國家紀綱的廢弛，革命所以一敗塗地，最大責任雖說不能完全由我擔負，他人或能為我恕，而我自捫心能不愧怍？我認為這真是我作領袖的奇恥大辱！”

不舍故土

離開大陸，撤退台灣，蔣介石最大的不舍，除了權力，就是對故土山河的依依眷戀。1949年12月 10日，是蔣介石在大陸的最後一天。這天午間，蔣介石在成都陸軍官校召見胡宗南、楊森、王陵基等開會。當天參加會議的文武官員一致要求蔣趕緊離開成都，返回台北，不要再前往西昌。下午二點，蔣介石在召見胡宗南後，蔣介石作例行的禱告午課，再與蔣經國合唱“國歌”。父子合唱“國歌”，這算是蔣介石父子與大陸河山道別的一種“儀式”。臨出門，侍從人員勸告蔣介石走後門，勿走正門，因為劉文輝已經派了便衣人員，在成都軍校大門附近布哨監視，蔣介石嚴詞拒絕說： “我從那個門進來，也要從那個門出去。”蔣介石父子走出成都軍校大門，隨行的“中美號”座機駕駛衣復恩回憶錄說：“12月10日，成都整個局面已難控制，當天下午，蔣‘總統’及蔣經國即由少數侍從人員，循着小路護送到鳳凰山。……我們從此離開大陸，飛向台北。千山萬水，不勝依依，這一飛，竟成蔣‘總統’與這塊土地的最後一別！”

聲東擊西

台灣光復之後，蔣介石蒞臨台灣之次數屈指可數。國民黨在大陸敗跡初露，到底決定將中央機關安置於何處，蔣介石始終拿不定主意，其原因不一而足。但是，值得關注的一個大疑問是，國共內戰敗象愈趨明顯之際，蔣介石始終不願意張揚個人到台灣的行止，箇中原因耐人尋味。

1949年5月11日，陳誠致電蔣介石說：“總裁蔣鈞鑒：職意鈞座應即飛台。又鈞座行動，似不必秘密，以示自由。且因我國一切組織鬆懈，與限於法令，亦無法秘密也。職陳誠。”四天后，陳誠又發一電給蔣，電文說：“乞鈞座徑飛台北，一切不必顧慮。……”

以陳誠和蔣介石關係之密切，都看出了蔣先生將赴台行動當成“秘密”的不尋常舉措。然而，從蔣介石初到台灣那種踟躕不前的情況觀之，益發令人懷疑內情不單純。

1949年5月17日，蔣介石從舟山搭機飛臨澎湖馬公。令人困惑的是，蔣介石何不直接到台北，而選擇駐留馬公？第二天，5月18日，俞鴻鈞（已卸任之中央銀行總裁）從台北到馬公會見蔣介石。5月21日，陳誠、蔣鼎文等人由廣州到馬公見蔣介石。5月25日，上海解放，同日，蔣介石離開馬公，搭座機飛抵台灣高雄。5月26日，于右任、閻錫山、陳立夫、吳鐵城、朱家驊等人，攜李宗仁信函，抵達台北。5月27日，蔣介石在台南召見于右任等一行。6月1 日，蔣介石巡視高雄要塞。

      值得注意的是，從1949年5月17日，至6月20日止，蔣介石先在澎湖馬公，繼而在高雄，始終未曾進駐台北。6月21日，蔣介石從高雄北上，到桃園大溪。6月24日，蔣介石終於到達台北，主持東南區軍事會議，並且從這一天起，移居陽明山第一賓館。

從蔣介石移駐台灣的進程，起初是1949年5月11日，陳誠勸他“不必顧慮”、“不必秘密”，要他“徑飛台北”直接到台北來，可是，蔣介石依舊堅持保持低調，堅決保持隱密，而且硬是不直接到台北，硬是在澎湖、高雄盤桓勾留了一個多月，才迂迴從高雄，再到桃園，最後總算到了台北。蔣介石如此故作姿態、戒慎恐懼、踟躕游疑的緣由何在？估計最主要的因素，是為了擾亂毛澤東的判斷力，讓共產黨猜不透日後國民黨當局，究竟是要把重心擺在廣州、四川、或者台灣。證諸蔣經國1949年12月7日日記有云：“對於‘中央政府’駐地問題，曾經數度研究。其初，擬遷西昌，固守西南，俟機反攻，收復失土。到此乃知大勢已去，無法挽回矣。因於晚間作重要決定，‘中央政府’遷台灣台北， 大本營設置西昌，成都設防衛總司令部。”

可以這麼說，從1949年5月17日，初履台灣澎湖，到1949年12月7日，國民黨當局決定“中央政府遷台北辦公”，這半年間，蔣介石一方面猶抱一線希望，幻想兵敗如山倒的頹勢有逆轉之日；另一方面似乎在和毛澤東玩一場高來高去的“遊戲”，蔣介石故意讓毛澤東猜不透未來行止，猜不透國民黨要落腳何方。

當大陸幾乎已全部解放，蔣介石已沒有必要再和毛澤東打啞謎，蔣介石不但可以“不必顧慮”、“不必秘密”，而且還要台灣省“主席”陳誠舉行盛大歡迎他的儀式。1949年12月7日，蔣介石給陳誠的密電中說：“中定明日飛西昌坐鎮。政府決遷台灣，須特別歡迎。望台省民意機關多有精神擁護之表示。……”這下子，陳誠也終於搞懂了蔣介石的心思，12月8日他趕緊覆電錶示：“西昌總裁蔣鈞鑒：手啟電奉悉。頃將政府遷台消息，向三十九年度行政會議大會報告。當即由黃議長朝琴同志，表示台省民眾，一向擁護‘中央’，自當一致歡迎‘中央政府’來台。全體會員四百餘人（各縣市參議會正副議長及農工商各界代表均參加）熱烈鼓掌，表示擁戴歡迎。除各民意機關團體另電公開表示外，謹聞。職陳誠”。

惟蔣獨尊

中華人民共和國誕生，國民黨當局被逐出大陸後，蔣介石開啟了他所謂“十年生聚，十年教訓”的台灣時代，針對黨、政、軍、特務組織，作了全方位的整頓計劃與行動，以開啟其台灣時期的四分之一世紀政治歷程。

以整頓黨組織的計劃觀之，他首先在1949年7月1日，在台北成立了“總裁辦公室”。從蔣經國1949年6月25號的日記中，似乎可讀出幽微之處，“鄭成功十九歲時，即下決心，從軍創業，二十四歲已能率領大軍，從閩、浙海岸攻至南京附近。…論其豐功偉業，赤膽忠心，誠中華民族之英雄也。父親準備 ‘總裁辦公室’之備案與成立，以及各組組長與設計委員之派定；並親自分析毛之‘中國革命的戰略問題’。一面研擬整黨方案……”蔣氏父子何嘗深思記取，鄭氏小王朝在台灣三世而亡的歷史明鑑。

然而，所謂“黨的改造”，或者蔣經國稱之為“整黨”也者，何嘗不是一次徹頭徹尾的大整肅──把國共內戰期間，被視為反蔣或者被蔣氏父子視為眼中釘的黨內人物，藉此時機，逐出黨的權力核心。同時也方便蔣氏父子，將國民黨當局的黨、政、軍、特務四大體系一元化，衝擊一切的非蔣派系，形成惟蔣獨尊的獨裁體制。

陳誠在1950年6月5日，一份名為“簽呈處分違命亂紀及黨政改造兩問題”的報告中，建議蔣介石對包括陳立夫、谷正鼎、邵華等人，作出相關的處分案，即為一例。陳誠在這份報告中說：“對陳立夫，由鈞座手令，停止其中央執行委員會常委之資格，指定某地，令其閉戶反省。對谷正鼎，由鈞座手令，免去其組織部部長職務，指定地點，責其閉戶思過……”

1949年6月21日的蔣經國日記說：“上午開會，商討情報機構之統一與重建問題”。7月26日的日記又說：“父親於24日由廈門飛返台北。本日決定成立‘革命實踐研究院’。又擬定挑選黨、政、軍幹部之標準，人數以二千人為限，訓練以半年為期。課程分黨務、軍事、哲學、軍政、經濟、教育、人事制度及革命理論與目標等等。”各種跡象印證，一個新的獨裁政治強人政權模式正在台灣形成。只是，這個強人政權的後面，還有一隻更“強大”的手──美國對蔣氏父子政權的影響力，尤甚於抗戰時期乃至國共內戰時期。美國成為蔣介石的“太上皇”。

1949年12月4日，陳誠在一份密電（亥支申台電）中告訴蔣介石，‘外交部長’王世傑拿了一份台灣駐美軍事代表鄭介民和美方代表白吉爾的談話紀錄，談話顯示美國希望蔣介石任命吳國楨擔任台灣省“主席”。陳誠建議，先讓吳國楨做省府“秘書長”，為未來吳氏的任命案鋪路。蔣經國在日記中，則暗諷吳國楨凡事必惟美國馬首是瞻。美國因素籠罩着以兩蔣為核心的新強人政體，形成國民黨退台初期，特殊的政治現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