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周末

核心提示:南北議和，是辛亥革命的重要轉折。議和的結局是清帝退位，這是中國歷史上第一次通過和平談判實現政權更迭的重大事件。清帝退位後，孫中山辭職，南京參議院依法選舉袁世凱為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只是兌現政治承諾而已。於孫無所謂讓，於袁無所謂奪。

1912 年2月16日袁世凱讓助手剪去了自己的辮子。3月10日下午3時宣誓就任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此照為他和部分政府官員與外國使節的合影。他身着的仍為前清 陸軍上將軍常服。左前第一人是孫寶琦；孫右後方是蔭昌；前右二是陸徵祥；蔭昌之右為梁士飴。 采自《莫理循眼裡的近代中國》

辛亥年九月十 一日（1911年11月1日），清軍與民軍在漢口激戰，袁世凱督師到鄂，駐節孝感蕭家港。這一天，上諭電達前線:“袁世凱現授內閣總理大臣，所有派赴湖北 陸海各軍及長江水師仍歸袁世凱節制調遣。”同日，奕劻、那桐、徐世昌總協理大臣及載澤、載洵、傅倫、善耆等親貴大臣均上奏辭職。袁世凱取得了足以控制朝政 與指揮軍隊的權力，他一面奏請朝廷停止進攻，一面命劉承恩給黎元洪寫信求和。

劉承恩是袁世凱的舊部，又是黎元洪的同鄉和朋友，早在袁世凱 來鄂之前，他就給黎元洪寫過兩封信，轉達袁“和平了結，早息兵事”之意。兩信未復，九月十一日，劉承恩給黎元洪寫了第三封信，仍未回信。袁世凱親自致函黎 元洪，表達善意，黎元洪這才覆信:“公果能來歸乎？與吾徒共扶大義，將見四百兆之人，皆皈心於公，將來民國總統選舉時，第一任之中華共和大總統，公固不難 從容獵取也。”（張國淦:《辛亥革命史料》，龍門聯合書局，1958，頁279）九月十九日，身在漢陽前線任民軍總司令的黃興也致函袁世凱，對袁寄予厚 望:“明公之才能，高出興等萬萬，以拿破崙、華盛頓之資格出，而建拿破崙、華盛頓之事功，直搗黃龍，滅此虜而朝食，非但湘、鄂人民戴明公為拿破崙、華盛 頓，即南北各省，當亦無有不拱手聽命者。”（《黃興集》，中華書局，1981，頁81-82）

劉、蔡過江，袁世凱伸出橄欖枝

袁世凱接到黎、黃信後，九月二十日，派劉承恩、蔡廷幹（袁的副官，海軍正參領，他是黎元洪的學友及黎在北洋水師時的同僚）以他私人代表的名義過江議和。

就在這幾天，山西、雲南、貴州、上海、蘇州、浙江、福建相繼獨立，黎元洪通電各省派全權委員赴武昌組織臨時政府，湖北民軍士氣大振，主戰派占了上風。九月二十一日，劉承恩、蔡廷幹赴武昌請見黎元洪。迫於主戰派的壓力，黎元洪勸袁世凱倒戈北伐，克復京師:

“以項城之威望，將來大功告成，選舉總統，當推首選。”劉、蔡摸清了黎元洪的態度，第二天離開武昌。黎元洪又給袁世凱寫了一封親筆信，洋洋灑灑一千二百餘字，作為對劉、蔡談話的補充，交劉向袁復命。

清 廷連發上諭催袁世凱回京組織內閣，九月二十三日，袁進京赴任。審時度勢，他深知民軍士氣正盛，此時求和，尚缺籌碼，惟有攻克漢陽，方能折殺民軍銳氣，把黎 元洪逼上談判桌來，也向朝廷和北洋軍中的主戰派有所交代。袁到京後，英國駐華公使朱爾典前來拜謁，表達了有意調停武漢戰事、促成袁內閣與黎元洪停戰議和的 願望。十月初七（11月27日），朱爾典致英外部葛壘電:“今署理漢口總領事電稱如下:清軍攻克漢陽，革軍退避武昌，軍心已挫。黎都督元洪現預備承認立憲 政府，並因此事已發寄公文。”

清軍大獲全勝，馮國璋準備乘勝渡江，再取武昌。武昌起義元勛中的主戰派見民軍不敵北洋軍，北伐無取勝的希望，更恐武昌失守，丟掉獨立各省盟主的地位，遂同意黎元洪通過英國駐漢口總領事與袁世凱聯絡，接受袁提出的停戰條款。

十 月初十（11月30日），袁世凱再派密使劉承恩、蔡廷幹過江，與黎元洪談判。同日，各省代表由上海來到武漢，因武昌陷於清軍炮火之下，乃假漢口英租界順昌 洋行為會場，召開第一次會議，同意與袁世凱議和。英國駐漢總領事表示，黎元洪須能代表各省，方可開議。為使黎元洪有與袁世凱談判的對等地位，各省代表會議 當日議決:以鄂軍政府為中央軍政府，請黎元洪以大都督名義，執行中央政務。

袁世凱、黎元洪達成停戰協議:從十月十三日早八時至十月十六日早八時（12月3日至12月6日），停戰三天。這是辛亥革命時期，民軍與清軍的第一次停戰，以後又簽署了五次協議，將停戰期一直延續到1912年1月29日。

1913年10月10日，袁世凱就任中華民國第一任正式大總統。

袁世凱委任唐紹儀為議和全權代表，南下議和

十 月十七日，上諭:“著袁世凱為全權大臣，由該大臣委託代表人馳赴南方，切實討論，以定大局。”（《辛亥革命》，卷八，頁200）袁世凱發內閣咨文，委任唐 紹儀為議和全權代表。同日，黎元洪提名伍廷芳為民國議和全權代表，溫宗堯、汪兆銘、王寵惠、鈕永建為參贊，胡瑛、王正廷為湖北特派代表，組織議和代表團， 並頒發照會，鈐 “中華民國中央軍政府大都督之印”。

黎元洪主張南北議和在武昌舉行，藉以主導議和進程，維護湖北的革命中心地位。但江浙 聯軍占領南京後，在武昌的各省代表受同盟會方面的影響，已議決“南京為臨時政府所在地”，並於十月十七日議決“各省代表於十八日同船發赴南京”，他們把議 和地點改在了南京。十月二十一日（12月11日），唐紹儀抵漢口，第二天過江會晤黎元洪，才知伍廷芳不願來武昌，要他到上海談判。原來，伍廷芳受張謇、趙 鳳昌等人勸阻，托英駐滬總領事請朱爾典向袁世凱說項，令唐赴滬議和。於是，袁世凱十月二十三日電令唐紹儀“赴滬討論”。

據在漢口參加各省 代表會議的江蘇代表雷奮說:“……南北協商，由精衛居間說合。凡參與辛亥秘密者，皆甚了解。即精衛本人，雖為中山心腹，亦視此為收拾時局，合理解決之最好 方案。當時協議之條件有三:（一）雙方即日停戰；（二）清廷宣布退位；（三）選舉項城為大總統。……先是獨立各省，對內對外，均感不便。由鄂督黎公電邀各 省，派遣代表赴鄂會議。……各代表抵漢口之次日，已由北京公使電致漢口英領事，轉告各代表，提出三項條件，謂如能照辦，則共和即可成立。各代表討論之結 果，並徵求黎元洪、黃興、程德全之意見，均可行。”（《辛亥革命史料》，頁282-283）

伍、唐達成共識:召開國民會議表決國體

十月二十八日（12月18日）下午，南北議和第一次會議在上海公共租界市政廳舉行。

伍 廷芳首先表達了南方對於議和的基本原則:清帝退位，建立共和。唐紹儀的態度也十分明確:“共和立憲，我等由北京來者無反對之意向。但此為同胞之事，今日若 無清廷，即可實行，既有清廷，則我等欲為共和立憲，必須完全無缺之共和立憲，方為妥善。黃興有電致袁內閣雲:若能贊成共和，必可舉為總統。此電由汪君轉楊 度代達袁氏，袁氏謂此事我不能為，應讓黃興為之。是袁氏亦贊成，不過不能出口耳。共和立憲，萬眾一心，我等漢人，無不贊成。不過宜籌一善法，使和平解決， 免致清廷橫生阻力。今所議者，非反對共和宗旨，但求和平到達之辦法而已。”

會談氣氛良好，伍廷芳對唐紹儀的表態很滿意，他說:“皇室之待 遇，旗兵之安置，自有善法。總之，君既贊成共和，則我等所求者息事後之和平辦法而已。蓋承認共和，則一切辦法皆可商量。”但就實現“和平解決”的途徑， 伍、唐均語焉不詳，爭論一番之後，唐紹儀才亮出底牌:“昨夜見黃興，當以告君。自武昌起事之後，我曾擬一摺，請國民大會決定君主民主問題，服從多數之取 決，清廷不允，現時，我尚持此宗旨，蓋此辦法，對於袁氏非此法不可也。其軍隊必如此可解散。開國會之後，必為民主，而又和平解決，使清廷易於下台，袁氏易 於轉移，軍隊易於收束。竊以為和平解決之法，無逾於此也。”唐紹儀的主張合情合理，伍廷芳未表反對，他說:“各省代表已在南京，現在即可以表決。”唐紹儀 不同意，他認為，獨立各省的代表皆為都督所派，而直隸、河南、東三省、甘肅來滬代表並非官派，只具個人資格，無合法代表權，不能將現在南京的“各省代表會 議”等同於將來的國民會議。這樣，各省代表的資格、人數，召集國民會議的辦法，會議地點及開會時間，就成了伍、唐以後幾次談判的焦點。

伍、唐第一次會議，即在“召開國民大會表決國體”議題上達成共識，出乎中外意料。原來，伍廷芳雖是南方議和總代表，幕後操盤手卻是張謇、趙鳳昌，他們與袁世凱、唐紹儀在議和的關鍵問題上早有默契。

張 謇是江蘇省諮議局議長，實業界領袖，袁世凱的故交。五月十一日（1911年6月7日），張謇從漢口赴京途中在河南彰德下車，拜會罷官隱居的袁世凱，他倆對 如何應對將來時局的變化交換了意見，袁向張承諾:“有朝一日，蒙皇上天恩，命世凱出山，我一切當遵從民意而行。也就是說，遵從您的意旨而行。但我要求您， 必須在各方面，把我的誠意告訴他們，並且要求您同我合作。”武昌起義後，袁世凱果然信守諾言，主要表現在:一、攻克漢陽後，他若要攻取武昌，易如反掌，但 他並未這樣做，反將主張急攻武昌的馮國璋從前線調離，派主和派將領段祺瑞統率清軍；二、當張勳在南京被江浙聯軍圍攻時，他若派清江、徐州的軍隊，兩路過江 增援，至少可以守住南京，但他也沒有這樣做；三、派唐紹儀到南方議和，臨行前他囑咐唐:到上海後，必須想法先與張謇見面，你得告張謇，我必尊重他的意見而 行事。唐紹儀一到上海，果然先見張謇，請示機宜。（劉厚生:《張謇傳記》，龍門聯合書局，1958，頁181-182）

趙鳳昌何許人也？ 他是江蘇常州人，曾是跟隨張之洞多年的親信幕僚，參與機密，言聽計從，後被張派到上海辦洋務，結交了許多南方士紳，他和張謇友情深厚，與伍廷芳、唐紹儀也 是舊交。唐紹儀很信賴趙鳳昌，在和議過程中，他天天都與趙通電話。北方代表團成員張國淦回憶:“伍、唐同鄉老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