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生要找的兩位年輕人，便是王海容和唐聞生。康生為什麼要找這兩位年輕人呢？他深知這兩位年輕人非同一般，可以把他的話轉告深居簡出的毛澤東———她們是毛澤東的“直線電話”！

    康生已經七十七歲了，頭髮和八字鬍都已花白，重病在身，久未露面，他躺在家中，已自知不久於人世。此人與 “四人幫”之中的江青、張春橋，有着頗深的淵源。在“文革”中，康生出任“中央文革”顧問，一直是江青、張春橋的親密夥伴。康老長、康老短，江青和張春橋 叫得好甜哪。

    康生在生命危淺之際，忽然約見“直線電話”，當然有要事轉告毛澤東。王海容和唐 聞生坐着轎車，來到北京城北的舊鼓樓大街小石橋胡同二十四號，“康公館”就坐落在那裡。看上去，那小小的胡同一點也不顯眼。步入二十四號大門之後，嚯，卻 是藏龍臥虎之地。裡面居然既有亭台樓閣，又有假山、噴水池。康生一家幾口，占據了幾十間屋。就連會客廳，也有好幾個——不同級別的客人，康生在不同的會客 室里會見。“小王、小唐，你們走近點。”這一回，康生只能在病床上，用有氣無力的聲音對王海容、唐聞生說，無法像過去那樣擺架子了。

    康生要說什麼呢？他的話，使這兩個年輕人驚呆了：“請你們轉告主席，江青和張春 橋，在歷史上都是叛徒！”等這兩個年輕人從猛烈的衝擊波中鎮靜下來，康生這才繼續說下去：“你們不要用筆記，用腦子記就行了，只向主席報告——江青是叛 徒，我在三十年代就知道的。現在還有活着的證人，可以問王觀瀾。如果主席想仔細了解情況，可以派人去找王觀瀾調查。至於張春橋是叛徒，我是從張春橋的檔案 上看到的。張春橋的檔案，是江青給我看的。主席不妨調閱一下張春橋的檔案，也可以找吳仲超了解。我是一個快要去見馬克思的人了。這算是我對黨的最後一點貢 獻……”這時，康生又記起了一些事，補充道：“江青的叛變情況，在三十年代香港、華南的報紙上也有報道，可以查一查……”康生終於打完“直線電話”，無力 地靠在床上，目送着王海容、唐聞生的離去，仿佛了結了一樁最大的心事。比起張春橋來，康生更加刁滑。這位“中央文革”顧問，明知江青、張春橋的底細，卻一 直到眼看着“四人幫”大勢已去才來個牆倒眾人推。他生怕毛澤東批判“四人幫”會涉及他這個“顧問”，於是打個“直線電話”，以最後保全自己。康生提到的知 道江青是叛徒的王觀瀾，在《毛澤東書信選集》 （註：《毛澤東書信選集》，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 一書中《致王觀瀾》，曾有一注釋，如下：王觀瀾（1906~1982），浙江臨海人。第二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曾任《紅色中華》總編輯，中華蘇雛埃共和國中 央政府土地部副部長。紅軍長徵到達陝北後，歷任中央農民委員會主任、陝甘寧邊區統戰委員會主任等職。1948年曾到蘇聯治病。王觀瀾在病中，毛澤東曾為之 寫信安慰：“既來之，則安之……”這封信在“文革”中曾廣為流傳，成為慢性病者常常背誦的“最高指示”。王觀瀾本人，其實與江青的接觸並不多。康生所以提 及王觀瀾，乃因王觀瀾1937年底在延安與來自上海的徐明結婚，徐明深知江青1934年10月在上海被捕的情況。

    徐明，即徐明清。因為當時延安中央黨校也有一個人叫徐明，王觀瀾為了使妻子的名 字區別於那個人，加了一個“清”字。此後，她便一直叫徐明清。1933年，當時的徐明清叫徐一冰，是上海晨更工學團的負責人，從事地下工作。這年7月，山 東姑娘李雲鶴來到上海，化名張淑貞在晨更工學團當一名教師。這個張淑貞，當時還曾化名李雲古、李鶴，後來成為上海灘上的三流演員藍苹，進入延安改名江青。 藍苹1937年7月下旬，從上海經濟南來到西安時，徐明正在西安婦委工作。靠着徐明的引見，藍苹才受到西安八路軍辦事處的接待，得以進入延安，得以認識毛 澤東，得以先同居而後成為“第一夫人”。

    在西安，藍苹曾向徐明詳細談及自己1934年10月在上海被捕後，如何寫“自首 書”出獄的。確實，徐明清是深知江青歷史的關鍵性人物。康生知道這個人，也知道江青的歷史情況，但是一直守口如瓶。至於吳仲超，乃北京故宮博物院院長。 1936年4月，當張春橋參加吳成志（即宋振鼎）組織的“中國共產黨上海預備黨員委員會”之後，是吳仲超代表中共上海地下組織，找吳成志談話，解散了那個 非法組織。康生對王觀瀾、吳仲超這樣重要的線索，都一清二楚，對江青、張春橋的底細也都了解。他向來是一個擅長摸別人“底牌”的人。他把這些“底牌”捏在 手心中，並不急於甩出去。他是個精於投機的政治商人，直至“行情”最為有利時，他才甩出這些“底牌”。這次“直線電話”，確實是“絕密”的，瞞過了江青和 張春橋。就連老夥計康生都要在臨死前對江青、張春橋來一個“反戈一擊”，“四人幫”在1975年夏、秋已瀕臨日暮途窮之境。

    1975年12月16日，康生結束了他雲譎波詭的一生。他臨終前的這一着棋，既 給毛澤東留下了“忠誠感”，而又因“絕密”未曾得罪了江青和張春橋。於是，中共中央為康生舉行了隆重的追悼會。這個老滑頭，居然在死後騙得三頂金光璀璨的 桂冠：一曰“無產階級革命家”，二曰“馬克思主義理論家”，三曰“光榮的反修戰士”。在粉碎“四人幫”之後，他這個“康老”還作為正面形象出現在中國報 刊。有人說，“康老”同“四人幫”進行了“堅決的鬥爭”——當“四人幫”還在台上時，就向主席報告了江青、張春橋是叛徒。

    直至1980年7月12日，在為原中共中央組織部部長安子文舉行的追悼會上，胡 耀邦在悼詞中替安子文冤案平反時，點了康生的名，指出那是康生製造的冤案。這是康生在死後第一次遭到公開批判。1980年10月16日，中共中央宣布康生 是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的主犯，開除康生的黨籍，撤銷了康生追悼會悼詞，把康生的骨灰撤出了八寶山革命公墓。康生一生演出了一出出精彩的鬧劇，至此才在屏 幕上推出個“終”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