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千里路雲和月(正面抗戰那些事)（十七）

作者:關河五十州

　　上海不是日本陸軍中將植田的福地，因為這裡沒有給他一個證明自己高明的機會。但至少在這一回合中，他顯示出了高手某一方面的潛質。
　　那就是在機會面前，有時必須冷靜到冷酷的地步。
　　23日，白天，空閒升部隊在江灣遭到包圍後被消滅。
　　植田沒有在廟行發起攻擊。
　　晚上，俞濟時師撤防。
　　他仍然坐視不見。
　　24日，從表面上看，金澤師團好象在睡大覺，但其實內部正在做着緊張的戰前準備和動員工作。
　　25日凌晨，是時候了。
　　金澤師團主力傾巢而出。
　　目標：廟行以南。
　　如果用獵物來形容，這個地方正是那處“最鬆軟的部位”。
　　俞濟時師撤離後，接防的是該師新換上來的一個團和19路軍張炎旅的3個團。
　　首先說張炎旅。這個旅從第一次蘊藻浜大戰（與下元的久留米混成旅團遭遇的那一次）開始，就一直在上海周邊打到東打到西，屬於勞模級別的部隊。相信要不是兵力上捉襟見肘，估計這些兄弟也早該下來喘口氣了。
　　且不論體力如何，僅從武器裝備上來看，他們與原駐防的俞濟時師就不是一星半點差距，這3個團跟德械師的3個團也不是一個概念。
　　他們雖然參與了廟行戰役，但主角和配角畢竟不一樣。廣東造的七九式步槍，能否在一馬平川的廟行前線獨挑大梁，也是要打上許多個問號的。
　　再說俞濟時師的那個團。如果查一下戶口，你就會明白，他們其實根本算不上俞濟時的手下，實際是個“黑戶頭”。
　　淞滬開戰後，他們原本是在袖子上套個紅箍箍，協助做些類似於街頭大媽一樣活的地方警備部隊。之所以跑到前線，還打上了德械師的旗號，用蔡廷鍇後來的話說，完全是因為處於包圍之中，“撤退無路”，才加入戰團的。
　　看上去，一個是疲憊之師，一個是業餘選手，無論誰都會為這一對組合感到擔心和後怕。要知道，他們即將面對的，將是機械化作戰的日軍正規師團的全力衝擊。
　　身經百戰如蔡廷鍇，恐怕也想不到植田的動作會如此隱蔽和突然。
　　轉眼間，金澤師團已殺到眼前。
　　植田的計劃眼看就要成功，他可以舉杯慶賀他的生日了（日子就不選了，主要是圖個高興）。可是這時候前線出現了兩個意外。
　　一個意外，他嚴重低估了19路軍將官隨機應變的指揮能力和廣仔們敢於拼命的狠勁。
　　一開始，植田的“鋼鐵三板斧”依舊有着如今大片中才有的效果，上有飛機炸，下有大炮轟，一陣彈雨飆過後，守軍的工事已被砸得七零八落。
　　指揮作戰的是第一次蘊藻浜大戰中嶄露頭角的張炎。他見勢不妙，非常聰明地選擇了退避三舍——惹不起，我還躲得起。
　　反正工事都被炸掉了，再隱蔽在那後面就等於是一群二傻子。
　　張炎旅自動退後一里地，給日軍炮彈和步兵騰出地方。
　　日軍高興了。打完炮，上步兵。
　　這套程序我們今後還將經常遇到。在我看來，這恐怕是世界上最乏味的作戰方法了，連我們講的人都覺得特沒勁。
　　就算你有飛機大炮助陣，也可以玩點別的招呀。
　　日本人之無趣和做事模式化，由此可見一斑。
　　步兵上來，大炮當然得收住一些，要不然就要打到自己人了。畢竟炮步兵不是海陸軍的關係，不存在誰要故意給誰彆扭的事。
　　一看陣地上無人，日軍目空一切的勁兒又上來了，他們認為剛才那頓炮彈準是把守軍的膽都給嚇破了。
　　事實上19路軍都端着槍在工事後面蹲着呢。
　　（224）
　　日軍的“鋼鐵攻勢”領教多了，原駐防這裡的第5軍早就留了心眼，在這裡布置出大縱深的防禦陣地。
　　廟行前沿的工事那是一層又一層，沒有最多只有更多。日本人反正炮彈多，那你就可着勁炸吧，炸完一層還有一層，到處都是我們的窩。
　　在日軍步兵進入100米的有效射程範圍後，埋伏在工事後面的守軍一躍而出，步槍、機槍、手榴彈一齊上，把剛剛有了點感覺的日軍打得措手不及。
　　植田一看不行，沒別的辦法，那就加量加價，增加兵力，增加炮彈，增加飛機，無論如何得把這局給扳回來。
　　與此同時，俞濟時師的那個“黑戶團”也正陷入苦戰。
　　不過這個苦戰的意思是雙向的，守軍苦，日軍更苦。
　　一般來說，中日作戰，死一個鬼子，都要陪上若干中國兵的性命，所不同的只是比例不一樣而已。可是在攻擊“黑戶團”防守陣地時，這個比例卻意外地倒了過來，日軍傷亡人數竟然超過了守軍人數！
　　要知道日本兵可一點不傻。他們的攻擊方式在當年是很先進的。
　　第一， 不能出聲。長官發令後，就要打槍的不要，悄悄地進村。
　　第二， 分散行動。電影上常見的一窩蜂往上沖的情景，在現實生活中是一個標準的欠揍舉動。這種戰術日軍也是絕對不會採用的。
　　第三， 臥式射擊。通常情況下，日軍士兵都是一邊匍匐前進，一邊尋找機會鳴槍射擊。
　　在這種情況下，就算你是防守的一方，要想掃倒一大排鬼子也不是一件輕而易舉的事。更何況，對面的大炮和頭頂的飛機，都不會讓你那麼從容不迫地趴在陣地上練瞄準。
　　所以這支守軍其實是很不簡單的。
　　街頭大媽忽然變成了超級猛男，這一點估計大衛.科波菲爾來了都要感到驚訝，沒準還要忍不住跑到幕後去看看裡面究竟藏着什麼秘密。
　　我不是魔術師，不靠這個混飯吃，所以完全可以告訴你奧妙所在。
　　我們在前面介紹中國守軍的預備隊時，曾提到過有一支“隱性預備隊”。
　　無論在當時還是現在，這確實稱得上是一支非常神秘的部隊，可謂來無蹤、去無影，會戰的時候突然出現，會戰完了又突然消失。別說日軍弄不清它的真實身份，連有些兄弟部隊也覺得莫名其妙，不知道這究竟是哪裡冒出來的神人。
　　請教民國理財高手宋子文，他會自豪地告訴你：這就是我的部隊——稅警總團。
　　話說老蔣在政治舞台上重見天日後，作為大舅爺的宋子文也再次濃墨登場，不僅坐回了財政部長的老位置，還當上了行政院副院長。
　　在老蔣那一幫子親朋裡面，這個小宋是個比較特殊的親戚。
　　從家庭關係上來看，兩人是實在親戚，一個妹夫，一個阿舅，如假包換，應該是親近得不得了。
　　但從工作關係上來看，雙方是既合作又敵視，每遇政見不合，動輒就要拍桌子砸板凳，甚至你一拳我一腳，不給對方身上留點mark誓不罷休。
　　當然，由於老蔣軍人出身，年輕時候估計也練過幾招王八拳，所以在這方面，手無縛雞之力的小宋同志還是很吃虧的。
　　可是老蔣的日子也好不到哪裡去。回到家，自有老婆和岳母等着給他算總帳：妹夫打阿舅，太過分了。
　　枕邊風的威力估計諸位拖家帶口的都是領教過的。老蔣不堪重壓，每次都不得不主動站出來承認自己打人是不對的，並做出相應承諾和補償。
　　總體而言，小宋雖然偶爾會吃點皮肉之苦，但還是賺的。
　　(225)

　　在合起來整治孫科和汪精衛方面，兩人確實能做到同仇敵愾，同進共退，但在對日態度上，宋子文明顯要激烈得多，屬於“憤青”一個類別的。
　　除了小宋年輕，又不擔當主責，在趕潮流方面毫無負擔外（用熊式輝的話來說，抗日是當時最時髦的一件事，至少是之一），還和他與東北少帥張學良的關係有關。
　　都是少年得志，宋子文和張學良曾經好得能穿一條褲衩。
　　張學良被日本人趕出了東北，有家難回，他的哥兒們宋子文幫兄弟一把的心情那是相當急切。
　　可小宋是個文官，本質上與孫科、汪精衛他們沒什麼兩樣，手上都不掌兵，如何幫忙？
　　自然有辦法。
　　要知道，文官與文官可不一樣。訣竅就在於宋子文是個管錢的文官。那年頭，只有你手上有錢，什麼事不能辦？又有什麼事情辦不成？
　　宋子文之所以能被封為“財神爺”，並非徒有虛名，攢錢那是很有一套的。
　　錢從何來？其實就是收稅，重點抓的是鹽稅。
　　鹽的利潤大啊。早在清代，就有天下鹽商最富的說法，可以說，整整一座揚州城的繁華，都是用鹽商的錢堆起來的。
　　但正因為利潤大，漏洞也就大，官商勾結、偷稅漏稅的現象屢禁不止，以至於一網撒下去，國家收不到幾個錢，全被各個食物鏈上的大小蝦米和私鹽販子撈去了。
　　針對這種情況，身為財政部長的宋子文不得不下狠心進行制度改革，搞“大部制”，把原有的三個管理機構並成一個，並開始着手建立直屬財政部的稅警部隊。
　　這就是稅警總團的由來。
　　本來只是一個緝查大隊的規模，從理論上來說，戰鬥力也僅限於抓私鹽販子和保護鹽場。可是在宋子文的領導下，它後來竟然發展到與黃埔軍校教導隊一個檔次了。
　　沒辦法，誰讓人家是財政部長，有錢。
　　稅警總團的軍費，是財政部出的，財政部的這筆錢，又是從鹽稅里撥的。
　　鹽稅收上來，不管多少，當然得由國家統一調撥，不是財政部一家所能做主的。
　　問題是這筆錢，卻是洋人讓給的，連老蔣都管不了。
　　當初孫科之所以下台，一個重要原因就是缺錢，而之所以缺錢，又是因為宋子文不肯幫忙。
　　說起來，這宋家當年真是不得了，估計也要三百年才能出此一家。除了湧現出兩個第一夫人外，作為長子的宋子文也是一個能靠自己混飯吃的牛人。
　　小宋不僅會收稅，還善於向洋人借錢。
　　人老外不是傻瓜，可不是憑你點個頭，哈個腰，就肯把錢借給你用的。
　　第一要看身份，第二要看素質，第三要看你跟他們說不說得到一起去。
　　顯然，這些條件宋子文完全具備。所以，他能從外國銀行借到錢，別人就沒這個本事。
　　借了錢自然要還。政府收上來的鹽稅，有一部分是專門用來償還八國銀行團借款的。但是這裡面實際上存在着貓膩。
　　因為要還的借款不是一點半點，和你交情不好，可以要求限期還清，而如果跟你交情不錯，他也可以緩一緩，今年還一點，明年還一點，或者今年少還一點，明年多還一點。
　　全在老外一句話。
　　還老外的少了，多出來的部分就順理成章撥給稅警總團做軍費。
　　沒多久，稅警總團便成了全國最闊的一支部隊。
　　（226）

　　起初只有2個團，但它的團編制很大，一個團要相當於別人的兩個團。按說招的人也不算少，但你很難進得去。
　　那會不是現在，想參個軍沒準還得開後門。那時候如果不是日子實在過不下去，是沒多少人願意主動去幹這份高風險工作的。
　　正所謂：好鐵不打釘，好男不當兵。更有老輩人傳下來的一句罵人話，叫做“丘八子”。丘八子者，上丘，下八，即為兵。
　 　這與我們當時的宿敵日本有較大差距，在日本，當兵可是個熱門專業，稱得上是理想與現實的最佳結合體，不僅富家子弟要依此光耀門庭，窮人家更把它做為一個 理想出路。所以，我們看日本軍隊裡面，不光是軍官，甚至很多士兵都有一定文化（至於他們為什麼在中國表現得這麼殘忍，那是另外一個關於戰爭如何把人變成獸 的話題）。等到二戰結束，這些人甚至都可以回去當導演或者作家。比如那個著名的《東史郎日記》，如果刨去其中對於殘暴和罪行的記述，文筆還是蠻流暢的（原 諒我用這個詞），而東史郎也只不過是日軍部隊中的一個上等兵而已。
　　文化素質有不小差距，這也是造成中日軍隊戰鬥力不同的一個不容忽視的因素。
　　須知，打仗不光是勇敢就行，很多時候也是要靠腦子的。
　　那麼，為什麼在我們這裡，大家都不願意去當兵呢？
　　很簡單，沒好處。
　　豈止沒好處，壞處多了去了。
　 　首先一個，當兵的沒社會地位，被人看不起。這個大概是有些歷史傳統的，打宋朝時就開始了。想當初，狄青那麼巨猛的一個人，為反擊異族入侵立下過汗馬功 勞，就因為人家是當兵的出身，後來再怎麼使勁補文化課都不行，所謂的士大夫階層就是看他不起，結果鬱鬱而終。自此以後，三百六十行，不管怎麼排，當兵的總 是墊底，差不多要跟乞丐坐一塊兒了。
　　而在民間，一方面是由於大多數中國老百姓都屬於有中國特色的良民，說難聽點就是在性格上都比較膽小怕事，平時殺只雞還沒問題，說到殺人臉色馬上就變了。
　　這位要說了，你前面不是說到過東北錦西民風很強悍嗎（就是日本兵拿了他一捆草，他就準備把一群日本兵全給宰掉的那個），這種地方有（比如後來的廣西湖南），但不算太多，多數還是像江南人這種性格的，有一些懦弱，有一些膽小，說來說去都不是敢鬧事的料。
　　另一方面，由於歷朝軍隊擾民過甚，有時剿匪的比土匪還土匪，導致在老百姓口中，“當兵的人”名聲也越來越差，就成了“丘八子”這樣不招人待見的貨色。
　　當然了，如果待遇足夠好，還是有許多不甘寂寞的人樂於去當兵的。問題是當兵的待遇實在不咋的，本來就拿不到幾個餉銀，還老拖欠工資（這點連中央軍都不能倖免），如果碰上個不厚道的長官再從中抽點肥什麼的（俗稱吃空），你基本上就只能等着去喝西北風了。
　　就算餉銀很少或基本沒有，對一些人來說，當兵這份工作仍然具有一定吸引力，因為至少它可以在需要你為之打仗賣命的時候，讓你吃上兩口飽飯。
　　我們得想想那是什麼時候，萬惡的舊社會嘛，有口飯吃比什麼都強。
　　但是且慢，如果我告訴你，這可能要以送命為代價，你還幹嗎？
　　無論何時何地，性命二字，對於一個人來說，都是頂頂要緊的，腦袋掉了那是既要不回來，也安不上去，至於什麼二十年後還是條好漢，砍頭只是留個mark之類的話，純屬宣傳口號，大家跟着喊喊不要緊，可千萬不能相信。
　　每個人都會算一筆細帳，一邊是自己的小命，一邊是惡劣的待遇和名聲，究竟孰輕孰重？
　　這就是大家都不想當兵的緣故。
　　不過，稅警總團絕對是一個例外。
　　（227）

　　在當時，那絕對是個好單位。想進去人家還不一定要你呢。
　　要進稅警總團，必須經過嚴格的考試，而且卷子還不會比黃埔的那張容易，你得有接受折騰的心理準備。就算進去了，也不等於萬事無憂，裡面採用的是美式教學法，技術性術語特別多，你要是跟不上趟，別等人來催你，自己就捲鋪蓋out吧。
　　它憑什麼這麼牛？
　　條件好啊。
　　你不是嫌當兵的名聲不好聽嗎？那你就大大方方地告訴人家，兄弟可是標準的國家公務員，直屬中央財政部。
　　誰能說不是？
　　至於待遇，聽了都讓你心痒痒。最高的總團長級別月薪300多元，每月特支費1萬元（就是你簽了字可以拿來用的公款），團長月薪200多元，每月特支費2千元。團長以上都配有小汽車。
　　如果用現在的眼光來看，基本就是CEO的水平。
　　最低的是一等兵，每月11元。就這也不錯了，放到別處去， 11塊錢可以用上一年。另外注意了，這11元你都可以寄回家給老婆孩子用的。宋部長充分體恤到了手下的不容易，另外還每月補助士兵伙食費4元5角。
　　列位要問，這都能抵上月薪的一半了，為什麼伙食費這麼高？
　　別忘了，打仗可是個地道的體力活，不吃飽喝足，長好身體，如何能行。
　　這麼高的工資，還不帶拖欠的。每月的第一天準點發放，從不打白條。
　　“九一八”後，國家財政困難，連中央軍都面臨着揭不開鍋的窘境，不知哪位聰明人出了個主意，所有薪餉均改為國難薪，即只能發原來的八成。
　　這下當兵的更慘。本來就領不到幾個錢，還打八折，連飯都吃不飽了。
　　宋子文可不管這些，你們要打折是你們的事，稅警總團是我的，再窮不能窮他們。
　　工資照發不誤，一分不少。
　　如此一來，連廣告都不用做，大家擠破了頭想往稅警總團里鑽。
　　歸根結底，理想主義是要的，思想工作也很有用，但重賞之下必有勇夫這句話才是真正的硬道理。
　　除了報名當兵，想來當官的也有不少。
　　畢竟那待遇也太誘人了，基本上就和大學教授差不多（不是現在的教授，那時的教授大多數貨真價實，工資高也很正常）。
　　但和在這裡當兵要考試一樣，宋子文對軍官的要求那也是相當高的，而且還有自己的一定之規。
　　當年的黃埔軍校由於東征和北伐的原因，已經是聲名雀起，國內部隊均以有黃埔子弟加盟為榮，不過他們要是想去稅警總團就要吃閉門羹了。
　　因為宋子文有一條不成文的規定：凡黃埔出來的，再好也不要！
　　不知他的妹夫蔣校長知道後，心裡會是什麼滋味。
　　那他們要什麼樣的人才呢？
　　西北軍和粵軍中出來的“實踐派”有一些，但很少。
　　其實主要就兩種，一種是東北講武堂的畢業生。
　　這類人才之所以被看中，倒不是學校的牌子有多響亮，說穿了就是因為張學良的關係，愛屋及烏，而且他們本身也只能擔任些基層的連排級職務。
　　想當大一些，那就得有幾把刷子了——
　　第二種人才：美國海歸。
　　簡單點來說，除了第一種人才，稅警總團的排以上軍官，直至總團長，一般都是由這類海歸把持和壟斷着的。
　　這跟宋子文本身的經歷和出身有很大關係。因為這位仁兄就是拿的美國哈佛大學的文憑，接受的也是歐美文化，據說他的外語水平跟顧維鈞差不多，都是英語說得比母語還溜。
　　此君批公文既不畫圈，也不寫“已閱”，而是用“OK”！
　　他這樣的人，自然就認為美利堅的產品獨一無二，像他一樣，都是頂呱呱的。
　　因此之故，稅警總團第一任總團長溫應星、第二任總團長王賡，均為宋一手挑選出來的海歸派。
　　他們的名頭到現在都非常響亮：美國西點軍校畢業生。
　　（228）

　　其中，溫應星還是中國最早的西點軍校生（1905級），而王賡（1918級）則有一個非常有名的同學，他就是後任美國總統的艾森豪威爾。
　　什麼樣的軍官帶什麼樣的兵。溫應星、王賡練兵自然也都是用的美國陸軍那一套，平時官兵問答，“yes or no”之類口頭禪那是張口就來。
　　有趣的是，稅警總團雖然採用美式教育，但武器卻是完全德國正規軍裝備。看來，德國貨質量過硬從那時候起就深入人心了。
　　名為稅警隊，但這支部隊實際上名不符實，平時對緝私、護場這類專業活既不鑽也不研，倒是對野戰攻守、先進武器非常熱衷，屬於典型的不務正業。
　　這一點和他們的老闆宋子文很相像。
　　宋老闆本人就對與日本人幹仗這件事，比在辦公室里劃拉算盤要有興趣得多。早在日軍迫近錦州之前，這位兄弟就給張學良發了電報，使勁兒給少帥打氣，要他一定在錦州“頂住”——
　　如果實在不行，哥兒們願意兩肋插刀，把稅警總團的人都撥過來給你用。
　　無奈，皇帝不急太監急，張學良根本就沒有在錦州抵抗的決心和想法，宋子文再起勁也沒用，只好把一腔熱血化做一聲嘆息。
　　不要着急，家裡藏着這麼好的傢伙，拿出來用只不過是遲早的事。
　　中日在閘北一開火，新任行政院副院長、財政部長宋子文馬上激動起來。現在他的身份變了，身為國家副總理，愛國那是當仁不讓的。
　　他本人屬于堅決的主戰派（還屬於比較激烈的那一種），不僅捐錢捐物，甚至連人都要捐——駐上海的稅警總團的兩個團被他一個不剩地派上戰場，交由19路軍指揮。
　　不過這裡有一個問題，那就是洋人知道了可能會不高興。
　　作為債權方的八國財團願意把稅警總團養肥，那是為了確保中國人能收齊鹽稅，從而給他們還本付息。這跟讓他們掏錢替別人組建軍隊，完全是兩碼事。
　　在這方面，老外一向丁是丁，卯是卯，分得十分清楚。
　　為了防止他們知道後羅里羅嗦，稅警總團對外一直以俞濟時師獨立旅（王賡獨立旅）的番號出現。當然他們並不歸俞濟時管，而是由蔡廷鍇直接掌控，算是19路軍的臨時直屬部隊。
　　起先，稅警總團只是分別在閘北和南翔擔任警戒工作。等到前線越來越緊張，第5軍進入廟行前線後，他們便也順理成章地從預備隊轉向了戰鬥隊。這次在廟行和張炎旅一道堅守陣地的，就是稅警總團第２團（古鼎華團）。
　 　一般部隊和粵軍搭檔多少都有些疙瘩。主要是廣東話聽不太懂（最典型的就是胡漢民胡老的“三味煮雞，蘿蔔大蔥”），對於兩廣以外的人來說，聽他們講話有時 就如同聽老外在講外語一樣，而要求廣仔們都改說普通話也有些勉為其難。不過古鼎華團卻並不存在這個問題。因為這個團的團長古鼎華是廣西人，屬於稅警總團中 比較少見的粵軍出身的軍官。他的隊伍里很多官兵也都是兩廣子弟，彼此說着話都感覺分外親近，一起配合自然十分融洽。
　　公平地說，稅警總團參加抗 戰，完全屬於自覺自愿，並沒有半點被迫或無奈的跡像。實際上，從當時上海戰局的整個態勢來看，主戰場集中於廟行和江灣一帶，城裡閘北的雙方軍隊也是互有攻 守，很多時候還處於對峙狀態，只要想跑，誰都跑得掉，更別說稅警總團這種有兩把刷子的“特種部隊”了。
　　稅警總團的戰鬥力如何，作為總指揮的蔡廷鍇不可能不清楚，那他後來為什麼又要把稅警總團說得如此不堪呢（“該團撤退無路，經宋子文要求撥歸十九路軍指揮”）？
　　（229）

　　無它，所謂時移事易是也。稅警總團是宋子文的人馬，而宋子文的妹夫又是老蔣，雖然小宋和老蔣也拍桌子打板凳，有很多矛盾。但在19路軍將帥眼中，那畢 竟是他們的家事，對外，他們就是一夥子的人。洪洞縣裡無好人，老蔣是壞人，小宋也概莫能外。就立場而言，壞人手下的人，怎麼可能幫它論功擺好呢？當然這是 後話。
　　稅警總團屬於典型的“三高”部隊：官兵素質高、技術高、士氣高，迥異於當時常見的一般國內部隊。讓他們戴着紅袖套在街上巡邏，對他們來說，豈止是人才浪費，簡直算得上是一種侮辱。
　　現在終於被真刀真槍地派上了陣，幾乎每個人都興奮得哇哇大叫，全不把眼前的鬼子兵放在眼裡。
　　你有頭腦，我也不傻，你有好槍，我手裡拿着的也不是燒火棍，雙方互不相讓，來了個火星撞地球。
　　日本兵在武器方面占不到什麼便宜，乾脆也不裝深沉了，端着剌刀就蜂擁着沖了過來。
　　要論飆血，稅警官兵沒有怯場的。
　　就是互捅是吧，這技術我們也天天練呢，還會怕你。
　　沒有親眼看見過肉搏戰的，恐怕是很難想像這一殘酷場面的。我也沒見過，但我知道這是當時最能動搖對方精神和意志的終極打法。
　　是軟蛋還是硬漢，是生存還是死亡，就看那鋒尖的刀光一閃。據說有的新兵初見雙方拼剌刀，當場嚇得尿褲子的都有。
　　古鼎華團堅守的陣地終於出現了一絲鬆動。
　　並不是因為部隊怯弱而退卻，而是頂在最前面的第1營已經全部倒下了。戰後統計，該團可查證的僅排以上軍官戰死者就達16名之多。
　　義無反顧，殺身成仁，誓死不退，無論如何，他們沒有沾污中國美式軍團的名聲。
　　廟行戰鬥持續6個小時後，到中午12點，送呈蔡廷鍇的戰報如下：張炎旅拉到前沿的2個團，5團損失了三分之二，4團陷入了殘酷的肉搏戰，古鼎華團也好不了多少——一半人已經沒了，剩下的一半人繼續在陣地上和鬼子拼剌刀。
　　陣地危在旦夕。
　　援兵，只有援兵，才能緩解刻不容緩的危急。
　　在其它部隊還未到達的情況下，能救急的，除了張炎旅，還是張炎旅。
　　可張炎手上也沒多少人了。
　　他總共就帶了3個團過來，2個已經拉上去了，現在還剩1個。
　　就這個寶貝，前面倒有三張嘴在等着。
　　平均分配肯定不行，考慮到古鼎華團和4團都在拼剌刀，而這種集體性的大規模幹仗一向最缺人手，張炎決定把這個團帶上去增援他們。
　　半小時後，援軍趕到目的地。其中，古鼎華團那裡來了2個營，4團盼來了1個營。
　　雙方在陣地上本已殺到強弩之末的階段，這批人端着剌刀上來猛地一衝，日軍再也堅持不住了，頓時就嘩啦啦地潰退了下去。
　　這邊的陣地倒是穩住了。可是那邊沒有等到援兵的第5團就苦了，乾脆，也來魚死網破的最後一招——拼剌刀。
　　至此，第5團的陣地算是懸了，因為張炎已兩手空空，無兵可派。
　　（230）

　　然而勝利的天平又悄悄地轉向了守軍一方。因為附近的19路軍援兵經過急行軍，終於赴援到位。
　　6個多小時的堅持，為蔡廷鍇贏得了時間，使其可以從容調度。到26日凌晨，被日軍突破的幾個陣地先後恢復，至此，廟行得以鞏固。
　　經兩日血戰，雙方傷亡數字再次突破千人紀錄，其中金澤師團死傷千人以上，而中國軍隊方面，僅張炎旅就傷亡達2千餘人。
　　費了九牛二虎之力，植田再次落得一個兩手空空的下場。
　　實際上，25日上午久攻不下時，他就有了一種不祥的預感，那就是這一次可能又要失敗。因為對廟行的第二次進攻，只有做到迅速、突然、有力，才能取得效果。但在守軍出人意料的抵抗和反擊下，“迅速”和“突然”或者是有，“有力”就根本談不上了。
　　張炎旅的死打硬拼，獨立旅（稅警總團）的一鳴驚人，讓之前的所有精心設計和妙想都成了笑話。
　　戰場的意外因素實在太多了，即使是像植田這樣的“軍中長老”也只能仰天長嘆。他曾經告訴自己要學會忍耐，他曾經告訴自己只需要閃電一擊，就可以解決所有問題，而現實卻再次狠狠地給了他一巴掌。
　　痛，何如哉。
　　但是他也不用太傷心，因為他很快就好象做夢一樣地得到了一件禮物。
　　這份大禮，叫做江灣。
　　送禮的人就是他的對手——蔡廷鍇。
　　對於蔡廷鍇來說，出此下策，也是無可奈何。
　　第二次廟行之戰後，19路軍傷亡較大，兵員不敷使用，蔡廷鍇感到江灣已難以固守，遂從該處撤出。
　　於蔡廷鍇，這是一個不得已的選擇，而於淞滬之戰的全局，卻不能不說是一個很大的敗着。
　 　作為一處易守難攻的戰略要地，江灣一直令植田頭疼不已，實在搞不定，最後才跑到廟行來碰運氣的。因此，對於19路軍退出江灣的消息，他怎麼也不肯輕易相 信，認為一定是蔡廷鍇玩的花招，設的陷阱。直到經過一天的偵察，確信江灣守軍已經撤退後，他才意識到自己糊裡糊塗地抽到了一次大獎。
　　打不贏就得靠運氣，如此說來，時常念念經還是有點用的。至少這一次，神仙大姐還是主動出手，在最倒霉的時候拉了植田一把。
　　在這一回合中，所有人都看到了稅警總團的能量。古鼎華一個團，表現不比張炎旅的3個團差，實在是很給他們的老闆宋子文長臉。
　　宋子文高興了。但是興奮之餘，他應該記住另外一句話。
　　這句話叫做：禍不單行，福無雙至。
　　有人就要給他闖禍了。
　　19路軍放棄江灣的第三天，稅警總團發生了一件大事。
　　俞濟時師獨立旅旅長，也即宋子文最為犄重的總團長王賡，竟然被日本人抓住了。
　　要是在戰場上被俘的倒也算了，令人驚訝的是，他卻是在租界區內被人家活逮的。
　　具體經過據說是這樣的：傍晚時分，雙方都不打仗了。這位王兄卻不打算上床睡覺，而是騎上一輛摩托車進了租界。
　　他要去的地方是美國駐滬總領事館。
　　那年頭不是現在，有摩托車的人很少，加上他西裝筆挺（當然不能穿軍裝），打着領帶，在大街上也是比較扎人眼球的。
　　美國領事館和日本領事館緊挨着，王賡的行蹤遂引起了日本警察的注意。他從美國領事館一出來，這些人就沖了上來。
　　王賡是個高度近視鏡，等看到日本警察時已經遲了。掉轉頭再往美國領事館裡鑽吧，警察又堵往了回頭路。
　　沒奈何，他只好硬着頭皮騎上摩托車，想從租界內硬闖出去。
　　日本警察立即通知海軍陸戰隊。
　　自從野村灰溜溜地從淞滬戰場總指揮的位置上滾下去後，上海就變成了陸軍的市面，海軍只能靠邊站，一向鬱悶得很。聽警察說租界區內來了一個行蹤可疑，而且似乎來頭也很大的人（能在美國領事館隨意出入，當然不是普通人），立即來了勁，開着汽車就追了過來。
　　大片中常見的街頭追逐場面開始了。
　　（231）

　　日本海軍陸戰隊常在這一帶巡邏，對路面相當熟悉，加之上海街道非常狹窄，摩托車開不快，王賡本人又沒有成龍、007那樣的好身手，所以被追得很苦，尾 巴怎麼甩也甩不掉。眼看要追到了，他抬頭一瞧，發現路邊有一家英國人所開的禮查飯店（今浦江飯店），便把摩托車停在門口，然後跑進去避難。
　　看着人進去的，車子都還在外面，陸戰隊士兵哪肯善罷甘休，立即把飯店包圍起來，在派人與公共租界巡捕房進行交涉後，由巡捕進入飯店將王賡抓獲，並帶回審訊。
　　王賡被捕事件在民國前後轟動一時，成為一時之懸案。
　　關於王賡在戰事如此緊張的階段，何以要一個人進入租界區，當時就存在着很多種版本。
　　版本之一，忙裡偷閒說。這主要是從19路軍內部傳出來的說法，他們認為王賡是去租界舞廳跳舞，結果被日本人發現後才被捕的。
　　這個版本算是比較客氣的，畢竟戰時長官搞點吃喝玩樂，又是在大上海，這種現象在舊軍隊中也並不鮮見，可以勉強屬於人民內部矛盾。
　　下面這個就厲害了，相當於敵我矛盾。
　　版本之二，主動投靠說。按照這種說法，王賡平時揮金如土，是因為實在無錢可花，才帶着地圖去投奔了日本人……
　　這就等於是把王賡押上了漢奸兼間諜的審判台。
　　我曾經說過，那是一個比現在還八卦的年代，所以第三個版本也就應運而生了。
　　版本之三，外出探妻說。
　　這裡的妻，指的是王賡的前妻。講到這裡，很有必要先探討一下王賡到底是一個什麼樣的人。
　　在他死後，他的美國母校西點軍校對這個中國學生有一句評價——“西點以他為榮！”
　　1918年，在西點軍校同年級137名學生中，王賡名列第12名。如果套用日本陸軍大學的做法，按此比例，那是可以進入軍刀組的。在學業上，王同學毫無疑問是很優秀的。
　　王賡也並非如很多人想像的那樣，只會紙上談兵。事實上，他回國後，便被孫傳芳委任為參謀長，領過兵，打過仗，稱得上是個兼具理論與實踐經驗的軍事幹才。
　　他的專長之一，是指揮炮兵。這也是當時陸軍中比較有“技術含量”的兵種，像王賡這樣的美國海龜正好能派上用場。在淞滬戰役中，他就曾多次指揮19路軍的炮兵進行射擊。
　　難得的是，王賡還能文能武。除了打仗，文采也很好，與當時的許多大文人，例如胡適等人都交情不淺。
　　在進稅警總團之前，王賡經人介紹，到哈爾濱去謀職。夫妻分居兩地，他怕老婆寂寞，便拜託自己的一位兄弟予以關照——同志們千萬記住了，這世上什麼事情都可以托給兄弟，就是老婆不能托。歷史教訓啊。
　　王賡就是吃了這個虧，托來托去，老婆就真的被托出去了。
　　這位受託兄弟是寫詩的出身，又是在國外求的學，讀的書，對他來說，情感衝破理智那是家常便飯，想擋也擋不住。腦子一發熱，根本就不管什麼“朋友妻，不可戲”，王賡前腳剛剛“輕輕的走了”，他後腳馬上就“輕輕的來了”，一來二去，竟然跟王賡的老婆好上了。
　　說到這裡，你大概已經明白了。我所說的詩人就是《再別康橋》的作者徐志摩，而王賡的前妻就是同樣很出名的陸小曼。
　　徐詩人才高八斗，情商甚高，對很多老話都有自己獨特的理解。比如這一句：兄弟如手足，女人如衣服。他可能是這樣理解的：大街上缺胳膊少腿的到處都是，不穿衣服上街的還很少能夠看到。
　　黃磊版的《人間四月天》中，王賡在得知自己老婆和徐志摩有了一腿後，反應是氣急敗壞，對兩人又威脅又恐嚇，就差拔出槍來崩了這二位了。
　　其實這是拿通常中國男人的態度來想像和形容王賡。
　　（232）

　　出國留學的人，受什麼教育就有什麼樣的想法。比如在日本士官系畢業的，肯定要求老婆要三從四德，至於自己娶幾個妻，納幾個妾，那是另外一碼事。而在美國留學的，耳熏目染的就是自由、平等、一夫一妻這些新潮東東，對很多事情比較想得開。
　 　在這方面，王賡同學就是個典型。在得知徐詩人給自己戴了綠帽子後，他並沒有暴跳如雷，而是用美國人的方式對事情進行了處理。在具體了解徐陸二人的真實意 願和想法後，他選擇了與陸小曼離婚，以成全對方。臨走時，他還留給徐志摩一句話：“請好好對待小曼，若對不起她，我不會饒過你的。”
　　徐陸結婚時，發了喜帖給他。王賡雖未參加婚宴（當然不會去），但仍然很紳士地送了賀禮。
　　坊間輿論對此感慨有加：王賡讓妻，氣度非凡，志摩娶媳，文德安在？
　　在下從來都佩服磊落豁達之人。王賡算一個。
　 　應該說，王賡雖能稱得上是半個文人，但並沒有徐志摩那樣不計後果的瘋狂浪漫，同時他又是一個辦事認真，不愛花天酒地的人，也就是說花花公子這個稱號與他 無緣，而他的前妻陸小曼卻是個耐不住寂寞的交際花一樣的女人，如果不是徐志摩，相信其他人也可能會乘虛而入。徐詩人後來就是經不住這女人折騰，為了多賺點 銀子供其揮霍，蹭了一架不要錢的飛機去北平上課，結果路上出了事，才誤了卿卿性命。
　　正是：不要迷戀哥，哥也會衝動，不要羨慕姐，姐是非主流。
　　依王賡的個性，第一、二種版本可以首先予以排除，所謂“經常去舞廳跳舞”、“花錢如流水”，如果用在他的前妻身上倒是比較合適。
　　當年王賡既能看開一切，灑脫地選擇走開，自不會與陸小曼再藕斷絲連。
　　有人或許會說，當時徐志摩剛剛出事，作為前丈夫，去看望一下前妻也是有可能的。
　　此話對，也不對。“一二八”會戰的時候，離徐志摩身亡已有兩個多月的時間，王賡本人也一直隨稅警總團駐在上海，就是要看早也就看了，幹嘛非要等到這個打仗的節骨眼？
　　況且，他被捕的地點離陸小曼居所甚遠。
　　如此看來，第三個版本也多半是民間炒作，屬於小報記者臆想出來的花邊新聞。
　　那麼，王賡為什麼要去美國駐滬領事館呢？
　 　有一種解釋，認為王賡是奉宋子文之命，去請求美國幫助調解的。我個人覺得這種說法比較牽強。因為宋子文是個堅決主戰派，一直嚷嚷着要跟日本人干到底，立 場比老蔣還要激進，他又怎麼可能拉下臉來找老美辦這種事呢。退一步說，就算他有這個想法，也用不着自己出面，而只要在報告上畫個圈圈，讓外交部或者上海市 政府去一體辦理就行了（實際上也一直在進行中）。
　　其實，我倒覺得王賡本人的說法更符合實際。
　　版本之四，請教專家說。
　　按照王賡自己的講述，事情是這樣的：當時他指揮19路軍的炮兵發炮，但發現實踐過程中存在着一些技術問題，導致炮彈老是打不准目標。為此，他相當苦惱。想找人一道研究吧，19路軍裡面大多是泥腿子，打仗不怕死，但論技術都是一個個白丁，跟他們商量也是白搭。
　　正着急，忽然想起來，美國領事館有一個參贊，是他在西點軍校時的同班同學，為什麼不去找他探討一下呢？
　　於是就去了。
　　他大概認為，自己和同學說兩句話，馬上就能回來，所以也沒及時向身邊的領導和同事告個假，導致直到被日本人抓住，大家才知道他的行蹤所在。
　　從王賡的人品來看，我相信，最後一種版本才是事情的真相。
　　但不管怎樣，王賡在這裡犯了一個很大的錯誤，情急之下的“不請假”、“擅離職守”、“冒險進入租界”，將使他付出幾乎一生的代價。
　　被捕後，日本方面發現了他的真實身份，大喜，認為總算活捉了一個支那軍的高官。他們隨即指責王賡是間諜，威脅說要槍斃他。最後經美國領事出面保釋，才不情不願地把他放了回來。
　　人雖然被放了回來，但受到了嚴重質疑。
　　（233）

　　在王賡被捕前，他曾以俞濟時師獨立旅旅長的身份，參加了19路軍的一次重要軍事會議。就在這次會議上，王賡取走了淞滬作戰的部署地圖和作戰計劃各一份。
　　19路軍的將官們認為，王賡被捕後，日本人從他身上搜走了這些情報，從而導致中國守軍在作戰時非常被動，不得不退守第二防線。
　　如果這是真的，王賡無疑就是這次戰略退守的罪魁禍首，過莫大焉。
　　然而，事實果真如此嗎？
　　王賡本人對此堅決予以否認，表示自己在出門時，已將所有機密文件和地圖交給稅警總團總參議莫雄，自己身邊只留了一本與宋子文通訊的密電碼。
　　這一點，莫雄也有旁證。
　　鑑於王賡受過較嚴格的軍事訓練，起碼的保密安全意識還是有的，我覺得他的這些話有一定的可信度，而從淞滬戰後，日方的反應和當事人的回憶來看，似乎也沒有足夠證據表明，日軍從王賡身上得到了什麼重大啟發。
　　19路軍之所以退守，原因很多，把責任都推到一個人身上，顯然是不夠客觀和公正的。
　　倒霉的王賡此時卻已百口莫辨。
　　十九路軍總指揮部當即解除了他的獨立旅旅長職務，並轉交軍政部軍法司關押。“一二八”會戰結束後，他被翻來覆去審查，但均未發現有泄密情況。最後，軍事法庭作出裁決，以“事先未得長官允許，擅離戒嚴地點”為依據，判處其有期徒刑兩年零六個月。
　　精神上受到沉重打擊的王賡進了牢子後就一病不起，雖然被宋子文提前保釋出來，但已元氣大傷，從此再未能獲得重用。
　　好人一生平安，可信乎？
　　我常常深感疑惑。
　　好人王賡的一生就是一個不折不扣的悲劇。在他的繼任者當中，後來又出現了一個無比耀眼的軍事天才——被稱為中國隆美爾的孫立人，可這跟可憐的王賡已經沒有什麼關係了。
　　只要看看他親自訓練出來的古鼎華團在戰場上的表現，我們就知道，如果能再給他一次機會，這個人的才能和業績也許並不在孫立人之下。
　　可是誰知道呢，這大概就是每個人都難以逃脫的宿命吧。
　　某種程度上，戰場的成敗就是談判桌上的砝碼。中國軍隊頂住了，日本軍隊沒進展，這就使第三次英美調停成了水到渠成的事。
　　2月28日，也就是王賡在租界被日本海軍陸戰隊逮捕的當天，由英國人做東，中日雙方談判代表在英艦“肯特號”上舉行非正式停戰談判。
　　參加談判的中方代表是顧維鈞和19路軍參謀長黃強。日方代表是對外交不算外行的野村吉三郎和日本首相特使松岡洋右。
　　這個松岡洋右並不簡單，我們後面還要介紹。
　　在這次談判過程中，顧維鈞主動提出，中國軍隊可以從現防線後撤40里，但條件是日軍也必須從租界和現有陣地退出。
　　由於戰場上實在沒撿到什麼便宜，野村起初對這一提議倒也沒覺得太吃虧，只是面子問題要緊，堅持中方先撤，他們才能後撤。
　　一下船，野村就後悔了。
　　眼前這種戰場狀況，就算中國軍隊先撤，日本方面也已臉面大失。不知道的，還以為我們是打不過中國人才“乞降”的呢。況且，我們還有王牌在後面，那就是即將到滬的白川大將和更多的援兵。
　　得出的結論是：這事不能幹。
　　可是在談判桌上，已經親口答應人家了。
　　不要緊。看清楚了，這是“非正式停戰談判”，又沒簽字畫押，能賴就賴，能拖就拖吧。
　　於是，“肯特號”談判結束後，野村和松岡全都自動隱身，到哪裡都找不到人了。雙方達成的口頭協約自然也成了畫餅充飢。
　　第二天，他們日思夜想的大救星終於來了。
　　2月29日，“上海派遣軍”司令官白川義則大將乘坐“妙高號”巡洋艦到達長江口的第一停泊點。
　　事實上，從白川離開東京的那一刻起，他就知道留給他的時間並不多。
　　3月4日，是國聯召開特別大會的日子。在這次大會上，將重點討論中日上海案，而從外務省內部透露出來的消息，無論結果如何，都不會對日本有利。
　　也就是說，他必須在這個日子來臨之前在上海擊潰並消滅支那軍隊，否則，就是失敗。
　　從現在開始，還有4天，他必須倒過來計算。
　　（234）

　　姜，還是老的辣。這一點用在白川身上並不為過。在聽取匯報後，他馬上意識到，如果繼續跟着自己的前任們的腳步走，別說4天，40天也未必能真正結束上海戰事。
　 　這並不是危言聳聽。從鹽澤開始，日軍不斷增兵，但是中國守軍卻越打越勇，而且絲毫不見疲軟跡象。一轉眼，一個月過去了，本來氣勢洶洶殺來的金澤師團和久 留米混成旅團不但寸功未立，自己還被人家打得沒了脾氣。雖說拿下了一個江灣，但說出去實在丟臉，因為那地方就等於是人家拱手相讓的。
　　不錯，這次他將把兩個主力師團派上場，可以大大增強前方的攻擊力和戰鬥力。問題是時間來不及，而且中國軍隊也不是沒有後援。其時，第47師（上官雲相師）、第9師（蔣鼎文師）正向上海移動，第1師（胡宗南師）已接近長江北岸。
　　這位說了。人家日本的軍隊說派就派，雖然隔着大海，一個命令下來，沒幾天工夫就能登陸上海灘，怎麼就你們這三支部隊遲遲縮縮，都到家門口了，還不能過來參戰？
　　客觀的原因，是由於雙方軍隊的機動化能力和水平不在一個檔次。
　　更客觀的原因，則是由於我們的制空權和制海權（或曰制江權）都不在自己手裡。
　 　沒了制空權，天空就變成了日機的天下，上海周邊的交通完全堵斷。你想啊，日本轟炸機連難民都不放過，何況是行軍中的部隊，這就導致軍隊運輸非常困難。上 官雲相師和蔣鼎文師雖然早就出發，但大部分時間只靠兩條腿走路，原因就在於沿途多段鐵路線都被炸殘，根本不能使用。就這樣，很多時候白天還不敢走，就是走 也走得膽戰心驚，怕被飛機炸啊。
　　胡宗南師則更為尷尬。
　　由於中國海軍壓根沒參戰，別說大海，連長江都一道丟給了日本海軍。
　　自家海軍不幫忙，渡江部隊頭就大了。先不說日本海軍早就把長江封鎖了起來，聲稱一旦有中國軍隊通過，就要發炮阻擊，光是找船就是一件非常棘手的事。要知道，一個整編師人不算少，可不是一條兩條漁船就能解決問題的。
　　長江，那時候叫“天險”，江面上可沒有如今這麼多大橋等你去閒庭信步。除非你會飛，要想輕而易舉渡過去，可沒那麼容易。
　 　因為這個原因，三支從不同方向趕來的中國援軍就算聽到上海這邊已經打得翻了過來，也只有干着急的份。他們能採用的唯一辦法，就是先保全自己（如果一無遮 攔地任日機這麼炸着，就算能在最短時間內趕到上海，師的建制恐怕也只能變成旅或者團了），然後趁日本海空軍不注意，把部隊分成一股一股，悄悄“溜”過來。
　　2月27日，上官雲相師用這種“笨辦法”，其前鋒1個團最先到達上海近郊黃渡。
　　至3月1日，整師主力才靠近上海。
　　現在是2月29日，三個師的主力都在望“滬”興嘆。但曾寫過軍事專著的白川卻很清楚：添油戰術，兵家所忌。他決不能像植田那樣依靠不斷地向正面戰場添加兵力而取勝。
　　致勝之道在哪裡？
　　（235）

　　還是日軍用於進攻的看家絕活：包抄迂迴。
　　這恰好符合白川經常說的一句話：“只要能夠迂迴攻擊敵人，就不正面攻擊敵人”。
　　問題是從哪個方向包抄，或者換一種說法，部隊從哪裡登陸。
　　上海的地貌決定了它可以有很多個登陸點，這就好象有一道多重選擇題擺在了白川面前。
　　如果粗看，南面的杭州灣無疑是一個不錯的選擇，因為這裡幾乎沒有防守。
　　但白川很快就自己進行了否決。原因是這裡離淞滬主戰場較遠，等日軍部隊一登陸，中國部隊會有足夠的時間反應過來，並組織防守，不符合此類戰術“迅速、突然”的特性。
　　另外，白川從家裡出來時，頭上還有一個緊箍咒。
　　那就是內閣再三關照的，不能把戰火擴大到租界區，以免引起英美等國的抱怨和干涉（“切勿將兵禍漫及上海租界”）。
　　如果登陸杭州灣，勢必要向北進攻。到那時候，刀槍不長眼，保不准炮彈失了準星，也會一不小心跑到租界裡去闖點禍出來。
　　如果杭州灣不行，那選哪裡呢？
　　我現在眼前就有一張上海的地理圖，它可能沒有白川所用的軍事地圖細緻，但基本輪廓總是一樣的。我可以想像這位倭軍大將當年的思路：南面不行，那就往北面看看吧。
　　一路看過去，他的眼睛緊緊地盯住了一個地方。
　　七丫口。
　　我相信，如果不是淞滬戰爭，誰都不會在意這樣一個地方。
　　它是長江邊上的一個很不起眼的小村落，位置十分偏僻。像我用的這張地圖，你就是搬來顯微鏡，也在地圖上找不出來。
　　但是後來的事實表明，白川的這個選擇是對的。
　　七丫口位於現在的太倉市瀏河鎮以西。從中國守軍的部署來看，它屬於後方，是左翼第5軍的防區。如果在這裡登陸，將具有相當的突然性。同時，由於這一帶河灘平坦開闊，也便於登陸部隊上岸。
　　最主要的是，搶占七丫口後，往南，可完成對淞滬中國守軍的迂迴和包抄。往西，可直取崑山，切斷滬寧線，從而把中國援軍擋在包圍圈的外圍（上官雲相師後來就是從這個方向增援過來的）。
　　當時蔡廷鍇在放棄江灣後，由東往西又重新構築了兩條防線。第一條是廟行、大場防線，第二條是嘉定、黃渡防線。此時部隊主要集中於第一條防線以內。
　　白川的如意算盤是，由正面進攻的金澤師團和登陸的善通寺師團同時發起進攻，最終達到將19路軍和第5軍包圍聚殲於大場、真如一帶的目的。
　　看着地圖，我也不得不感嘆這個老鬼子的思路是何等清晰。他所構想的包圍圈一旦從思路完全變成現實，中國的淞滬守軍必將遭受滅頂之災。
　　登陸的時間，白川把它定在3月1日，也就是第2天。儘管日程表已經安排得非常緊張，但他仍然需要留出1天來進行必要的準備和偽裝。
　　（236）

　　這一招，植田在第二次廟行之戰中就用了，可謂習慣性技術動作。估計陸大老師對他的每個學生都這樣反覆教育過：如果你想打別人的左臉，一定要讓他首先相信，你要打的是他的右臉。
　　接到任務的還有日本海軍。除了要在規定時間接送登陸部隊外，他們還得派出海軍航空兵免費給陸軍打工。
　　沒辦法，誰叫自己不爭氣，既然衝鋒陷陣不靈光，也就只能多幹些賣力氣的苦活了。
　　這些海軍航空兵對日軍的成功登陸確實起到了一定作用。
　　為了讓中國方面相信日軍將會在杭州灣登陸，日機加班加點，不停地在杭州灣上空盤旋，把事情弄得跟真的一樣。
　　與此同時，他們卻偷偷地對七丫口附近的江岸和陸地進行了空中偵察，根據偵察過程中所拍到的照片，陸軍參謀們選定了更為具體的登陸地點和進攻路線。
　　一張大網正在漸次鋪開。
　　2月29日下午4點。
　　實際早已在長江口待命的善通寺師團主力，在師團長厚東篤太郎中將（陸大22期）的指揮下，開始換乘第3艦隊和第1水雷戰隊的艦艇。
　　由於江上風平浪靜，因此這一過程完成得非常順利。
　　晚上10點，夜幕深沉。
　　滿載陸軍部隊的艦艇溯江而上，向七丫口進發。
　　其間，他們經過了吳淞口炮台，但炮台限於其幾乎可忽略不計的攻擊能力，在不明日軍底細的情況下，未作出任何反應。
　　3月1日凌晨2點。
　　日軍艦艇在七丫口停泊地點拋錨。
　　3個半小時後，厚東師團長在“那珂號”巡洋艦上發出登陸命令。該艦隨即在桅杆頂上亮起3盞紅燈作為信號。
　　幾分鐘之內，各登陸舟便成橫隊排列駛向岸邊。
　　從整個過程來看，日軍的行動非常隱蔽，可以說天衣無縫。但在接近岸邊時，仍然被岸上的中國守軍發現了。
　　白川老謀深算，別人也不都是傻子。
　　既然蓋子被揭，再裝就沒必要了。停於江中的日軍艦隊開始進行炮擊掩護，配合行動的戰機也不斷向下施放煙幕彈。
　　在進入淺水區後，日軍即拋下已擱淺的登陸舟，涉水上岸，
　　防守七丫口的，只有教導總隊1個連。
　　其實中國守軍並不是完全沒有預料到日軍可能會在瀏河登陸。問題是，如果事先不告訴你，你知道日軍會從瀏河哪個地方冒出來？
　　對淞滬戰局，身為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委員長的老蔣也一直緊張地關注着。打了這麼多年仗，他對軍事不是外行。就瀏河防守，他給第5軍軍長張治中的意見是，至少應在此配備3個團兵力。
　　張治中哭笑不得。要照他的想法，別說3個團，放3個旅都應該。因為瀏河沿長江岸邊的警戒線綿延數十里，實在太長了，撒多少兵上去都看不見影子。
　　問題是兵從何來？
　　被日本海軍擋在長江北岸的援軍短時間內是指望不上了，從前線抽調兵力更不可能。自植田來到上海後，那裡幾乎是兩日一大戰，一日一小戰。雖說日軍並未能討到多少便宜，但老話說得好“殺敵一千，也要自損八百”，連日來各部隊損失都很大。
　　從第5軍處調人？
　　江灣放棄後，廟行舉足輕重。這時候哪怕抽走一丁點兵力，對防守來說都無異於釜底抽薪。
　　讓19路軍派部隊？
　　人家蔡廷鍇就是因為兵力不足，才不得已命令19路軍退出江灣的。再說如果沒有他們幫一把，第5軍在廟行也獨木難支。
　　預備隊倒還有一些，但那是要逼到絕境時才能派用場的，誰也不敢把他們過早放到到瀏河後方去。
　　思前想後，張治中拿出了教導總隊的第1營及馮庸義勇軍一部分前去瀏河布防。
　　憑心而論，相對於戰火紛飛、也正面臨着缺兵少將困難的前線戰場，能派這麼多人駐紮後方，已經算是不錯了。
　　也因如此，我們對七丫口只有一個連的人馬禦敵，也絲毫不用感到驚訝。
　　沒辦法啊。
　　（237）

　　一個連打一個師團（日軍一個師團從數量上就相當於中國的一個軍），就算有登天的本領也不行，所以儘管教導總隊的官兵殊死相搏，甚至不惜在灘頭與日軍肉搏格鬥，但仍然阻止不了後者如潮湧一般殺上岸來。
　　1個小時後，厚東離開“那珂號”上岸，顯示日軍登陸部隊已在七丫口占穩腳跟。
　　3月1日上午9點，善通寺師團除主力集結於七丫口待機而動外，其前鋒部隊已推進至瀏河附近。
　　幾乎在同一時間，金澤師團師團長植田到達江灣，從這裡，他將指揮日軍發起對正面戰場的攻擊。
　　現在的金澤師團算是重新緩過氣來了。
　 　此前，日本國內給他專程運來的500多名補充兵已到達上海。當然，這點人手遠遠不能彌補金澤師團在戰場上的損失。不過，白川的就任給他帶來了好運氣。因 為隨這個老傢伙一道來的，還有善通寺師團的一個聯隊（第22聯隊）。這個聯隊沒有隨師團主力去瀏河七丫口，而是就近登陸，並劃入金澤師團作戰序列。再加上 久留米混成旅團也得到了400多名補充兵，一時間，植田像被打了一針嗎啡一樣，又神氣起來。
　　在向守軍陣地進行了2個多小時的炮擊後，植田下令向廟行至大場一線發起全面進攻。
　　這一天，除海軍陸戰隊仍有一部分參戰後，他總共投入了整整7個步兵聯隊，可以說在白川面前把吃奶的力氣都用上了。同時，輕而易舉拿下江灣，也使他在進攻方面少了很多掣肘。
　　但是蔡廷鍇和張治中的態度都非常明確，說不給你面子，就是不給你面子，死也不給。
　　如果要概括當天戰況，就是四個字：損失慘重。
　　雙方都是如此。
　　抗戰中第一個戰死於中國境內的日本高級軍官，就在這一天新鮮出爐了。他就是金澤師團步兵第7聯隊聯隊長林大八大佐。
　　說起來，這個林大八的軍人生涯還是蠻有點“辛酸”的。當然，這也可以說是整個“無天組”（非陸大畢業生）日本軍人的共同“辛酸”。
　　每個陸大學生畢業時，都會得到一枚“菊花與星”的紀念徽章，因其酷似日本江戶天保年間發行的錢幣，所以陸大畢業生便常以“天保錢組”自命，而把非陸大出身的軍官稱為“無天組”。
　　在日本軍界，“天保錢組”就是命運寵兒的代名詞，只要不是精神出狀況或腦子有毛病，甭管能力大小，都能在仕途上平步青雲（軍刀組出來的尤其不得了）。反之，“無天組”基本上就是姥姥不疼，舅舅不愛，本事再大，也很少有人能做到高官。
　　林大八很不幸，因為他就是“無天組”出身。
　　其實這位兄弟的能力還是很強的。怎麼強呢？
　　一般人能得到一個“通”的頭銜就不錯了，比如老牌特務土肥原，我們都把他叫做“中國通”。但林大八作為一個職業軍人，卻是“通”兼幾身。
　　此人曾在莫斯科留學，在那裡，他修成了一名“俄國通”。接着，苦學蒙語，把自己練成了“蒙古通”。後來他又到過中國，在張作相手下擔任軍事顧問，成了一名地道的“中國通”。
　　可這個人能力雖強，卻有一個弱點，那就是一進考場就犯暈，用現在的話來說，就是“高能低分”。
　　（238）

　　他在士官學校時成績就不算好，然後考陸大，怎麼考也考不上。這真要了親命了。沒陸大那張金燦燦的文憑，林同學就是再有能耐，也只能眼巴巴地看着別人飛黃騰達了。
　 　林大八畢業於日本陸軍士官學校第16期。這一期出了很多人，比較有名的就有岡村寧次、永田鐵山、土肥原賢二、板垣征四郎。在林大八費盡九牛二虎之力，欣 喜若狂地拿到大佐肩章時，他的這些當年同學或發小都早已當上大佐好多年，只要在家蹺着二郎腿等別人來給他們換少將牌牌就可以了。
　　人與人的差距，咋就這麼大呢？
　　一般來說，在中日交鋒過程中，聯隊長親自上陣並戰死殺場是比較少見的，除非這個聯隊都全體完完了。但是林大八與別人不一樣，他得豁出命來干，否則加官進爵就別指望了。
　　當時日軍的戰場記錄，就明確記載他是在衝鋒陷陣的過程中，被中國守軍的機槍打中後不治身亡的。
　　林大八一死，別說植田，日本國內也震驚異常。
　　人沒死之前，大家都沒覺得他有什麼特別，現在一完蛋，流眼淚的，擦鼻涕的，講好話的，全來了。
　　死者生身的未盡願望予以充分滿足：不僅追晉為陸軍少將，還被冠以“軍神”稱號。
　　在日本，較早被尊稱為“軍神”的是那個抬着三口棺材（他和兩個兒子一人一個）上日俄戰場的乃木希典大將。以林大八的身份和地位，能和大名鼎鼎的乃木共享“榮譽稱號”，真可以說是哀榮備至了。
　　林大八這麼玩命的表現，自然很得被武士道精神搞得五迷三倒的日本人的歡心。但追根溯源，他不過是變態的日本考試制度和軍隊派系下的一個犧牲品而已。
　　就在這天中午，又一個消息傳來。
　　日本第3艦隊旗艦“出雲號”巡洋艦（就是野村來上海時坐的那艘）遭襲。
　　令人驚奇的是，這次襲擊“出雲號”的既非19路軍，也不是第5軍，而是一群來自民間的高手。
　　領頭策劃的是有“美髯公”之稱的胡厥文。
　　淞滬戰前，胡厥文是個開機器工廠的大老闆。難得的是這位生意人不光會數錢，還知道憂國憂民。他之所以要留一把大鬍子，並不是想學關雲長，而是要把它作為“抗戰鬍子”，抗戰一日不取得勝利就一日不刮鬍子（“蓄之以記國難”）。
　　開戰後，他就把機器行里的人組織起來，為19路軍加工製造了手榴彈、迫擊炮彈等各種武器。
　　胡老闆抗戰的情緒很高。光在後面造造手榴彈當然很不過癮。過不多久，他就想到了一個新招：炸日軍的艦艇。
　　當時“出雲艦”就停泊在黃浦江上，日軍陸海軍高層常在這艘船上來來往往。胡厥文認為，日本“上海派遣軍”司令官白川一定也在上面。如果把“出雲艦”炸掉，日軍定將群龍無首，陷入混亂之中。
　　可是“出雲艦”是一艘大艦艇，不是普通的小漁舟，要想動它的手，談何容易。
　　首先是拿什麼去炸，你總不能甩一顆手榴彈或者打一發迫擊炮上去吧，其次是派誰去炸，普通人肯定不行，因為這干的可是一個剌客的活。
　　說起來容易，實際上是一個很複雜的操作過程。
　　（239）

　　胡厥文找了一幫志同道合者商量。
　　在胡厥文找來的這個圈子裡面，有搞實業的（有資金），有搞科研的（有技術），有搞軍工的（有門路），可謂八仙過海，各顯神通。
　　所以大家千萬不要小看我們草根一族的力量，如果能夠凝聚起來，往往就是一個強人團體，不比那些坐而論道的專家差多少。
　　炸彈很快找到了。
　　那是上海兵工廠倉庫里的一顆舊的水雷外殼。
　　舊，沒關係，技術人員可以搞定。
　　經過重新配引信，灌炸藥，老瓶裝新酒，一顆500磅的大水雷就出來了。
　　人也找到了。
　　是一個經過訓練的勇敢的潛水員。
　　大水雷，潛水員，都有了，接下來還需要策劃一下。
　　具體安排如下：找40隻空的油桶，一一密封，固定連接在一起，由潛水員在水下推行。
　　而水雷，就固定在其中一隻油桶下面。
　　日本人恐怕不會想到，黃浦江上隨處可見的油桶漂浮物下面，竟然還藏着足以致命的大水雷！
　　可惜的是，在行動真正付諸實施時，由於時間計算上出現失誤，導致水雷尚未貼着艦艇就提前引爆了，結果未能把“出雲號”炸傷炸沉。同時，白川當時實際上也不在這艘船上。此前，他一直在“妙高號”艦艇上進行指揮。水雷爆炸時，他已經移到了公大紗廠的日軍指揮部。
　　襲擊“出雲號”雖然大快人心，但無論成功與否，從軍事行動的角度而言，對整個戰局並無很大影響。
　　此時，中方指揮官們真正感到焦慮和擔心的，除了正面戰場日軍來勢兇猛以外，就是善通寺師團主力已經在七丫口實施登陸這件事。
　　都是會家子，日軍從這裡登陸要幹什麼，大家都一目了然。
　　得知消息後，負責左翼指揮的張治中迅速做出反應，砸鍋賣鐵，把一直捨不得用的左翼軍總預備隊都拿了出來。
　　宋希濂旅再次被賦予重任。
　　在大部分軍校關於反登陸戰的教案中，都會明確一點，那就是登陸後24小時是決定成敗的關鍵，也就是說如果你在第一時間內不能把對方趕下海，那就只有你自己跳海了。
　　作為黃埔資深教官，張治中當然不會不清楚，他要乘善通寺師團登陸後立足未穩的機會，施以重拳，讓其在岸上呆不下去。
　　宋希濂，你還能像當初強渡蘊藻浜那樣挽狂瀾於既倒嗎？
　　但是命運終於沒有能夠再次賦予他這樣的機會。
　　還是緣於該死的機動能力。
　　瀏河距離部隊所在位置將近60多里路，最快的辦法是用汽車運。但宋希濂想盡了辦法，也只找到11輛汽車，一趟只可運1個營。
　　這當口，你就是急死也沒用。
　　先上1個營，其他人跑步前進。
　　宋希濂親自帶這個營（521團第1營）先行出發。
　　上午11點走的，到瀏河已經12點半了，路上用去了足足1個半小時。其實如果按正常速度開，半個小時即能趕到。問題是他們在快到瀏河時被日機盯上了，沒法正常趕路。
　　日機又是掃射又是投彈，部隊不得不下車隱蔽疏散，這一耽擱，半個小時就過去了。更慘的是，11輛汽車，被炸了8輛，只有3輛勉強可用。
　　還好，總算離瀏河已經不遠了。3輛車掉轉頭一拐一拐地回去接人，先行營則繼續往目的地跑。
　　在瀏河，宋希濂迎面碰見的不是教導總隊，而是馮庸義勇軍。
　 　當時來上海參戰的民眾義勇軍很多，影響較大的就有南京中央大學義勇團（後嫌名字不夠響亮，又改名鐵血軍團）、華僑救國義勇軍（顧名思義，是由愛國僑胞組 成的），不太知名但名稱雷人的有天津骷髏團（打不死你，嚇也要把你嚇死）、中國國民救國軍第一軍第一師（比實際作戰的19路軍和第5軍還要高調）。
　　在所有外地義勇軍中，要論國讎家恨，馮庸義勇軍的感受最深。
　　因為他們就是一路唱着“我的家在東北松花江上”而流亡到關內來的東北大學生。
　　（240）

　　馮庸義勇軍的全稱為馮庸大學義勇軍。馮庸大學是中國第一所西式大學，而且它有一個非常誘人的地方，那就是實行全免費。
　　該校創辦人馮庸與張學良是結拜兄弟，兩人雖不是同月同日，卻是同年出生，關係非常好。馮庸倡導教育救國，而且注重對學生進行軍事訓練。當時的瀋陽人甚至把馮庸大學與東大營、北大營相提並論，稱為“西大營”。
　　然而一個“九一八”事變，幾乎改變了所有東北人的命運。馮庸大學也是如此，他們不願在日本人統治下苟且偷生，遂從校長（馮庸自任）到學生，都一個不剩地撤入關內，並成立義勇軍，發誓要把日本人趕出東北老家。
　　他們的主要職責是在長江沿岸監視敵艦，卻不料現在的後方一眨眼就變成了前線。
　　考慮到這些學生繼續留在這裡只能做無謂的犧牲，因此宋希濂在向他們了解瀏河的情況後，命令他們立即自行轉移到後方安全地帶。
　　中國的讀書種子們，你們還不是軍人，你們應該繼續活下去，為這個國家，為這個民族留一點未來的希望。
　　對於宋希濂來說，再到七丫口去阻止日軍登陸已經來不及了，現在能做的，就是保住瀏河。
　　有一個地方，是日軍的必經之路。
　　它就是瀏河西端的茜涇營。
　　521團第1營立刻向該處行進。沒想到，日軍來得還要早，一見面，二話不說，雙方先來了個見面禮——打一通白刃戰。
　　在這裡，宋希濂總算看到了已歸屬他指揮的教導總隊第1營。
　　都是第1營，宋希濂部在左翼，教導總隊在右翼，向日軍發起進攻。
　　但在人數和實力上，宋希濂已經處於劣勢，而這種劣勢還在不斷擴大：日軍登陸部隊不斷上岸，也就能不斷增援過來，中國軍隊卻遲遲上不來人。
　　原來是這時候汽車都被炸沒了。大家只能跑步前進。
　　兩條腿走路，還得防着上面的飛機轟炸，當然慢了（“敵機二十餘架密罩天空，一律低空飛行，擲彈如雨”）。
　　下午3點，521團第2營到達。
　　6點，第3營也氣喘吁吁地趕到。
　　可惜這時日軍早已占領茜涇營。
　　宋希濂本想等另一個團（522團）到達後，乘夜發動反擊，把茜涇營再奪回來，但他望穿秋水，都深夜11點了，還是連個影子也沒見到。
　　任何一個頭腦清醒的人都應該明白，此時瀏河丟失只是遲早的事了。
　　瀏河一失，善通寺師團必然從左側背南下，與正面金澤師團遙相呼應，形成迂迴包圍之勢。
　　另一方面，經過金澤師團一天來不顧代價的瘋狂進攻，守軍的多處防線被突破，再想反擊也已是力不從心。
　　下面究竟怎麼辦？
　　這是一個考驗戰場最高指揮官的嚴峻時刻。
　　何去何從，多少人的生死，盡在一人判斷與選擇之中。
　　蔡廷鍇，你必須儘快做出決擇。
　　第一個是判斷：在這一局中，中方敗了。
　　第二個是決定：
　　寧小敗，勿大敗。
　　某些時候，打仗也像在炒股票，如果你眼見形勢不妙，還把股票緊緊地握在手上不肯拋售，蒙受的損失也許會更大更慘。反過來，如果你有自認晦氣的清醒和勇氣，栽了就是栽了，能拋的趕緊拋拋掉，那樣說不定還能剩下一點本錢。
　　燒柴的機會以後還多的是，只要你能把青山留住。
　　儘快撤退。
　　目的地是第二條防線——嘉定、黃渡防線。
　　但退，是一門藝術。
　　甚至是比進攻更為複雜的藝術。
　　如同進攻時亦左亦右一樣，蔡廷鍇也必須在撤退前搞出比進攻還要大的聲勢來。
　　他用的辦法是玩了命似地跟日軍死磕到底，狀如瘋狂。
　　（241）

　　直到3月1日下午，日軍根本看不出中國部隊有一絲一毫要撤退的跡像。因為戰鬥已經打到了白熱化的階段。
　　在正面戰場，蔡廷鍇把所能派上場的預備隊都派了上去，就差他本人端着槍上去衝鋒了。那架勢，不光是要保住他自己的陣地，似乎連植田已經含到嘴裡去的那一份都要讓他給吐出來。
　　僅一個八字橋爭奪戰，守軍三失三得，19路軍營副以下當場戰死的就有300多人。金澤師團也沒能討得什麼好，人馬死傷無數不算，光坦克車就毀了3輛。
　　短兵相接處，雙方更是殺紅了眼，直接用剌刀相互招呼，反正你給我一槍，我就捅你一刀，不手拉着手一起上閻王殿就決不算完。
　　碰到這號不要命的對手，植田被整得夠嗆。打到下午，他手上也沒預備隊可用了。
　　下午3點以後，金澤師團銳氣全消，無力再發動大的進攻。
　　蔡廷鍇的玩命死拼，給白川這個老狐狸造成了一個錯覺，他認為中國守軍不僅不會撤兵，還會在大場一線繼續苦撐。
　　既然如此，那就不急，憑他們那點兵力，瀏河遲早是我的。
　　晚上6點，他下達指令，讓善通寺師團吃飯，休息，明天養足精神再把瀏河一舉拿下。
　　晚上9點，同樣要求金澤師團睡覺，休息，並讓植田做好準備，在第二天進攻的時候，要把蔡廷鍇死死拖住，以防他向瀏河增兵。
　　同一時刻，19路軍和第5軍都接到了總指揮部發來的命令：全軍西撤。
　　左翼軍撤往嘉定，右翼軍撤往黃渡。
　　夜幕籠罩下，各部隊依次有秩序地進行撤退。撤退時，均留有一至兩個團在後面進行警戒掩護。
　　在3月2日拂曉前，幾乎所有部隊都已撤至第二道防線。
　　金澤師團打了一天，累得要死，晚上這個覺是真好，根本想不到中國軍隊會進行轉移。
　　第二天睡眼朦朧地爬起來，感覺不對。要在平時這個時間段，大家就得做做廣播體操，用槍聲彼此問候幾句了。怎麼今天的黎明這麼安靜。
　　派人一瞧，都跑了，一個人也沒有。
　　白川和植田都差點氣懵了。早知道支那軍隊已成強弩之末，還睡什麼覺，昨晚上就把他們給全摟摟了。這下好，又得重新去找他們。
　　關鍵是這時間耽誤不起啊。
　　今天是3月2日，後天就是3月4日！
　　但是，直到3月2日，中國軍隊並沒有能夠全部從第一道防線撤出，吳淞要塞還有守軍。
　　吳淞現在成了前線凸出部，隨時有被日軍一口吞掉的危險。
　　指揮官們的心都揪緊了。
　　把守吳淞的，是19路軍勇將翁照垣。
　　他原來是守閘北的。自從19路軍副師長譚啟秀接任要塞司令後，就奉令帶着部隊到了吳淞和寶山。
　　來到吳淞後，天天挨飛機炸，艦炮轟，但翁照垣始終堅守不退，讓日本人從中找不到一點空子。
　　於是吳淞要塞一度成為日軍最為頭疼的地方之一：猶如剌蝟，看着不起眼，猛不丁還能扎你一下，想把它一口吞下吧，卻又下不了嘴。
　　如此，奈何。
　　現在中國軍隊在吳淞主要使用步兵來防守陣地，運用殘存的火炮來突襲敵艦，這套打法運用多次，日軍已經熟悉了。
　　熟悉後就沒有秘密可言，也就意味着防守的難度成倍增加。
　　翁照垣越來越感到兵不夠用了。
　　他知道總指揮部已不可能再給他派什麼援兵了。主陣地一日數戰，硝煙幾乎沒有斷過，他們自己還缺人手呢。
　　但是援兵說來就來了。
　　這支援兵的身份很特殊，和馮庸義勇軍其實是一個性質的，區別在於他們是地產的上海產品，全稱叫做：上海市民義勇軍。
　　上海的民眾義勇軍，不管本地的，還是外地的，主要擔負的是後方支前和群眾宣傳鼓動工作，即使是像馮庸義勇軍這樣奮不顧身上前線的，能做的也大多只是戰地勤務或了望偵察工作。
　　畢竟，銷煙瀰漫的戰場與平時的想像是兩碼事，批判的武器終究還是不能完全代替武器的批判。古時所謂的寫一篇文章，喊一句口號，就能使敵兵倉皇鼠躥的“光榮事跡”，大都不是文人的杜撰，就是類似於意淫般的一廂情願。
　　那種認為沒練過幾天射擊的老百姓，一上陣就能殺敵禦侮的說法，更是經不起推敲。如果不是別有用心，就是缺乏基本的軍事常識。
　　仗要這麼好打的話，那要職業軍人幹什麼？
　　須知，打仗，除了不怕死以外，多少也得有點基本功的。
　　（242）

　　不過整個“一二八”會戰中，還是有兩支民眾義勇軍真槍實彈地上去打過兩場。
　　一支是退職軍人義勇軍。這幫兄弟都是上海本地的退伍兵，有作戰經驗。“九一八”事變爆發後，便聚在一起，並想辦法弄到了60多支槍，原來準備到東北去打鬼子，還沒出發，淞滬抗戰就開始了，正好參加進來。
　 　閘北之戰的當天，他們這200個人就分成10個組，跑到天通庵附近，幫着19路軍迎擊日軍。在戰鬥中，他們以傷亡4人的代價，硬是幹掉了20多個日本 兵，並繳獲槍支40餘支，大大地為義勇軍長了一把臉。之後，其它退伍兵聽到風聲也跑了過來，隊伍越拉越長，人越聚越多，最後由200人擴充到了1000餘 人，使閘北堅守的19路軍如虎添翼。
　　另一支就是上海市民義勇軍。
　　在作為“一二八”會戰誘因之一的馬玉山路事件中，不是有一個浙江 人開的三友社嗎。裡面的工人除了生產毛巾外，主要業餘文化活動不是上迪廳，或者唱卡拉OK，而是進行抗日軍訓。在上海市民義勇軍中，有好多人都是參加過類 似軍訓的，也就是槍都摸過，也知道三點成一線，就這樣上來了。
　　大家都想到了，普通人就算參加過兩天軍訓，畢竟也不能真正跟上過戰場的人相比。退職軍人義勇軍之所以能在閘北建功，那是因為他們本來就曾經是職業軍人。
　　退伍兵會打仗不稀奇，市民會打仗才真了不起。
　　上海市民義勇軍實在是創造了民眾義勇軍的一大奇蹟。
　　這支隊伍共有200多人，大家找到19路軍嚷嚷着要到前線直接參戰。當時翁照垣還在閘北，並擔任義勇軍副總指揮，具體給各義勇軍分配工作。
　　他正是考慮市民義勇軍雖經軍訓，但沒有經歷過實戰，於是決定讓他們先集中到大場參加實地訓練。
　　大場雖非前線，但離前線已經很近，不但能聽到激烈的槍炮聲，而且日機也常來此轟炸。
　　疾風知勁草。在往大場集結的過程中，鬆散型群眾團隊常犯的毛病暴露無遺。還沒到達目的地，好些人就打了退堂鼓，半路溜掉了。
　 　如果是一般的義勇軍，這種情況下隊伍也就散掉了，自然也就無所謂傳奇。但這支義勇軍裡面有一個牛人，此人叫王屏南，是個自學成才的律師。他不但平時急公 好義，愛為人打抱不平，而且使得一手好拳腳，什麼武當拳、五龍手（武術之一種），打起來忽忽生風。對這樣的人，民間通常有個俗稱，叫做好漢。
　　王好漢能講又能打，便被大家公推出來做了頭。也正是由於他的存在，市民義勇軍才未淪為一盤散沙，並成為後來唯一一支上過前線並打過仗的民眾義勇軍。
　　到了大場以後，大家才發現現實遠比自己想像的還要艱險百倍……
　　是的，從坐而論道的憤青到戰場殺敵的軍人，決不是光有熱情就行的。
　　要想取得真經，就必須經歷九九八十一難，少一難都得掉河裡去。
　　堅持，只有堅持，才能最終使我們脫胎換骨，肩負大任。
　　第一難：缺乏給養。
　 　這也不奇怪，那時候連正規部隊的給養都接濟不上，更別說這些連業餘部隊都算不上的義勇軍了。所謂給養者，無外乎兩部分，一曰軍餉（也就是工資），二曰糧 食。兄弟們拋妻別子出來，為的是保家衛國，沒人是看着錢來的，所以軍餉可以忽略不計。但糧食是活命的本錢，沒有可不行。幸好他們身後有強大的群眾後援團， 你捐一點，我捐一點，作為大隊長的王屏南，更是把自己的家底都掏了出來，這才勉強解決了隊伍的溫飽問題。
　　這一難，過了。
　　（243）

　　第二難：生活艱苦。
　　雖然群眾捐助了糧食，但也就剛夠大家吃飽飯的，要想吃好那就萬萬不能了，而且既到大場集訓，一切就必須按軍人的標準 來。用王屏南的話說，那是“言衣，則軍裝薄絮，言食，則一日兩餐，言臥，則單氈稻草，言起，則東方未白，每日三操兩講，風雪無間”。這些人都是從上海大城 市里出來的，受不了苦的大有人在。於是沒過幾天，請假的也有了，裝病的也有了，既請不得假也裝不得病，偷偷溜回家的也有了。
　　跑，那就得抓啊。要不然連最初不想跑的也會動搖。已經跑回城市的鞭長莫及，那就沒辦法了，單說說半路上又被抓回來的。
　　如按軍紀，這些溜號的人就得押送指揮部法辦。王屏南想想，要是照此辦理的話，一則給義勇軍丟臉，二則大家鄉里鄉情，彼此都得照顧點臉面。那就不押送吧。
　　但罰還是要罰的，而且要藉此立威。在這方面，王隊長堪稱一無師自通的思想政治工作者，他採取的辦法是隊務公開，讓逃跑的人公開念檢討書，當眾悔過自新，打一頓屁股後使之歸隊。
　 　僅此一點當然還不夠。為了提高隊伍凝聚力，王屏南是兩手抓，兩手都要硬，一邊加強軍紀，約束隊伍，一邊注意擺事實，講道理（“引用古人救國之大義”）， 並且在緊張的軍訓過程中，插入了捉迷藏、講笑話等遊戲節目，儘量使隊員們以放鬆的心情來投入訓練（有些類似於現在的拓展訓練）。
　　經過他這麼兩抓三抓，效果是明顯的，成績是顯著的。因為從此以後，藉故請假的、偷偷溜號的，基本絕跡了。
　　這一難，由於帶頭人有辦法，也通過了。
　　第三難：軍事技能。
　　上淞滬戰場，需要掌握的最大技能其實還不是射擊或拼剌，而是如何築壕和躲飛機。否則，極有可能還沒看見鬼子長啥樣，自己就先掛了。
　　大場作為二線陣地，工事戰壕都是現成的，只是因前方戰事緊張，並沒有全部挖好。義勇軍便接茬干，把掘壕築壘作為一項基本功加以訓練。日機發現有人在開挖工事後，天天沒事就跑過來下“雞蛋”，久而久之，倒幫助義勇軍完成了一項新的防空課程訓練。
　　會挖戰壕，還知道怎麼防空，加上離主戰場近，又體驗了一把真實戰場的氛圍，這樣上戰場才有了七八分模樣。
　　此難pass。
　　這第四難，卻把大隊長王屏南都給難住了。
　　缺彈少槍。
　　沒打仗的傢伙，老兵來了也沒用哇。
　　王屏南去找19路軍反覆磨嘰，最後總算弄到了60條槍。再要，沒有了。
　　200個人，60條槍怎麼夠分。
　　沒辦法，人家19路軍本來就是支窮部隊，能擠這點出來，已經是很夠意思了，而且這東西不比其它，大家就是想捐，一時半會也不知道從哪裡買。
　　那就只好八仙過海，各顯神通了。
　　會打槍，且槍打得準的，拿槍。其他那一百多號人，就拿梭標。反正也能扎人不是，貼身肉搏的時候用得上。
　　更有甚者，連紅櫻槍也不要。
　　那用什麼？用掌！
　　（244）

　　我小時候看《霍元甲》，最迷“化掌為刀”這句話。想想一隻肉乎乎的手掌都能當快刀使喚，不由得人不激動啊。
　　那時候我就知道，要練出這種絕技，必須讓自己的手掌多吃點苦頭，具體來說就是要時常用這玩意來“砍”東西。據說，經常這樣“砍”來“砍”去，日積月累，“砍”個把石頭都不在話下。
　　為練絕技，我嘗試着拿它來砍了一下板凳面，雖然上面清潔溜溜，但我還是立馬體會到了練“神功”之不易，因為手掌實在是“好痛好痛啊”。
　　理所當然，我放棄了，轉而捉摸更容易的去了。
　　義勇軍里也有這樣的。說來慚愧，人家“砍”的是樹木，而且力道非常之猛（“直至出汗力衰方止，每日不斷”）。
　　那是真把樹木當鬼子使，準備日後肉搏用的，不花力氣還行？
　　就這麼難過來難過去，等市民義勇軍奉令開赴嘉定城接防時，表明19路軍已放心讓他們充當預備隊的角色了。
　　這次行軍對於市民義勇軍來說堪稱一次作戰行動。他們半夜10點半出發，經6小時急行軍，於次日凌晨到達嘉定。整個行軍過程中，既無月亮，也無星光，但隊伍秩序井然，無一人隨意喧譁或掉隊，完全符合銜枚疾走的要求。
　　在嘉定城，市民義勇軍晝夜巡邏，維持治安，不僅確保城內無恙，而且徵招到一支生力軍——溧陽大刀隊（這些猛人都是信刀槍不入那一套的，與鬼子打肉搏戰那是沒說的）。
　　百難成鋼啊。這隊伍算是成形了。
　　正是由於看到市民義勇軍表現合格，指揮部才把他們派往寶山，以助翁照垣一臂之力。
　　此時，由於毛維壽師（一部）已奉令調入江灣，翁照垣一個人要管兩頭：一頭吳淞，一頭寶山。
　　吳淞這邊日軍攻得厲害，而旁邊的寶山基本無戰事，翁照垣就下決心把原駐守寶山縣城的部隊抽出來增援吳淞，寶山防務則轉由市民義勇軍接防，只留下半個排，計18個兵來防守東門外江堤。
　　第二天，翁照垣忽然覺得有些不妥。
　　雖說寶山那邊現在很平靜，可萬一日軍來偷襲呢，這些人怎麼擋得住。
　　再把原寶山部隊調回吧，又不現實。因為他們來到吳淞後，早已是一個蘿蔔一個坑，都分配好了。如果再走，沒人能填補他們留下的力量真空。
　　翁照垣只好打個電話到寶山，告訴王屏南，防守寶山責任重大，問他能否支撐得住。
　　其實王屏南這時候心裡也是七上八下。
　　寶山不是嘉定。嘉定屬於後方，再怎麼着不是前線，而寶山就屬於貨真價實的第一線了。江岸上除了有一個小樹林外，幾無遮無掩，而從江堤上一眼望過去，甚至能看到列隊停泊或往來奔走的日軍戰艦。
　　當年鴉片戰爭的時候，英國軍艦就是從寶山江堤附近登陸的。
　　為了保證吳淞防守，翁照垣不僅調走了寶山原有駐防部隊（1個主力營加1個機槍連），還把那支神神秘秘的溧陽大刀隊也一道喊過去了。現在寶山這裡，真正算是能打仗、會打仗的，只有那18名正規兵，至於王屏南手下的這200個義勇軍隊員——
　　也會打仗，不過是理論上的。
　　（245）

　　這種情形下，誰的後背會不出汗啊。
　　但王屏南既稱好漢，自然也是個硬漢子。
　　他答覆翁照垣：放心吧，撐得住，當然如果能再給點武器，就再好不過了。
　　當晚，翁照垣派軍需送來了手榴彈。
　　防守寶山，18個人靠實力，200個人靠勇氣，還能再靠什麼？
　　靠殺手鐧。翁照垣送來的手榴彈就是第一個殺手鐧。
　 　手榴彈一共有8箱，每箱50顆，總共有400顆。這種手榴彈，據我估計，不是戰前19路軍通過“黑市”買的，就是後來“搶劫”海軍部兵工廠的那一批。反 正是如假包換的好東西。因為它跟國內部隊慣用的那種木柄手榴彈不同，看起來更像日本的“香瓜”手雷。雖然看起來不咋的，但投出去殺傷力極大。
　　王屏南如獲至寶，立即帶領義勇軍進行投擲訓練。當然捨不得真拿“香瓜”來投，而是找差不多重量的鐵球來代替練習。
　　藝高人膽大，武器好也能壯人膽啊。有了這批手榴彈，寶山軍心大定。
　　原寶山駐軍很夠義氣，臨走時除了留下18個兵外，還移交了一個秘密機關——就在登陸的堤岸上，他們埋了9顆地雷，“萬一危急時，可供炸發”。
　　江灘地雷，這是最後一個殺手鐧。
　　好東西齊了，日軍也到了。
　　2月29日拂曉，義勇軍發現江上日艦由3艘增至5艘，且新增2艘噸位很大，估計是主力艦。看樣子，敵人可能要從寶山登陸了。
　　王屏南立即冒着炮彈趕到吳淞，一邊報告敵情，一邊探問是否有調援兵增防寶山的可能。
　　在得知吳淞自身也面臨巨大的壓力，暫時無法增援後，王屏南又急忙趕回寶山繼續部署防守。
　　此時已是黃昏。
　　長江上的日艦忽然發炮轟擊，而且連續5發，均落於寶山城內，把鼓樓、關帝廟及多處民房炸毀。幸好部隊所居地未遭炮擊，而城裡居民已大多遷徒，剩下的少數百姓也躲避在地窖或樹林裡，所以並未受到大的人員損失。
　　但王屏南和義勇軍的神經已經崩緊了。因為仗打到現在，他們也知道日軍的那個老套路了：先集中打炮，打到一定時候就要衝上來了。
　　這是即將登陸的預兆。他必須立即調兵遣將。
　　作為登陸地點，東門江堤自然是重中之重，但其它各城門也要有所設防。
　　夜色籠罩大地。
　　但無人再能安心入眠。
　　王屏南親自來到江邊，用望遠鏡觀察敵人動靜。
　　這時，他發現江上的日艦開始移動，有3艘小火輪及搶來的30餘艘民船緩行至艦艇旁。
　　吃水很深的艦艇無法靠岸，只能依靠小船登陸。
　　這個發現，確證日軍真的要準備動手了。
　　不是今晚，就是明晨。
　　恰在此時，吳淞方面來電，說從他們那裡可以看到寶山城內有青煙出現，根據他們的判斷，這是日軍奸細施放的信號。
　　也就是說，還沒等日軍登陸，寶山就極有可能被“第五縱隊”從裡面端掉了。
　　王屏南布置好堤上的防守，急忙趕回城內。
　　他發布命令，城內外實行軍事戒嚴，一律閉門熄燈，來往人等只能憑口令才能通行，同時在各處布置警戒哨。
　　時鐘指向了晚上11點。
　　此時西門外忽然響起了一聲高過一聲的狗叫（“村犬呼聲甚厲”）！
　　這個細節是很有些蒙太奇味道的，也就是說比較、十分以及非常的嚇人。
　　深更半夜，全面戒嚴，不准任何人隨意走動——事實上，也沒人敢在這種大兵壓境、黑燈瞎火的晚上走來走去。
　　是誰？奸細？日軍？
　　王屏南立即帶人沖向北門。寶山雖說是座縣城，卻是個小縣城，往來不過幾百米，算是短跑沖剌。
　　還好，只是虛驚一場。
　　這裡沒事，不等於其它地方也沒事。王屏南又趕到東門江堤，江上日軍未見任何動靜。
　　晚上風很大，並且開始漲潮。這對日軍登陸並非好事，因為江灘是漫斜着伸向江中的，漲潮時江水也不一定能到達岸邊，反而急漲的潮水對登陸的小火輪相當不利。
　　王屏南鬆了一口氣，看這樣子，今天晚上日軍是不大可能選擇登陸了。
　　他趴在地上，用手電筒照了一下手錶，看到已是深夜1點。
　　趕快合一合眼吧，因為關鍵的時刻即將到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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