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中顧委委員周惠談李銳與廬山會議”這份材料的出現，就像一陣清風，它至少部分吹散了籠罩在1959年夏天廬山上的迷霧，使我們更加接近了廬山會議的真相。

就廬山會議當時的情況而言，一個顯而易見的事實是：毛澤東作為當時黨內毋庸置疑的最高權威，始終是黨內各種政治力量博弈和爭奪的焦點。當毛澤東試圖糾正大躍進中出現的錯誤時，黨內各“山頭”、對“大躍進”立場不同的各派之間的矛盾便爆發了，大家都在千方百計地通過各種渠道影響毛澤東，努力爭取他站在自己一邊，彭德懷的信是這樣，李銳的信也是這樣。基於同樣的理由，毛澤東往往也是各類信息的交匯點，他採取的一些行動之所以會讓後人感到難以理解，很重要的原因之一，就是因為他掌握了一些我們至今尚不知道的信息。

不過，對這份材料的真實性，我認為還是應該採取“懷疑-甄別-採信”的態度。雖然我們暫時沒有辦法以公布檔案的方式確定這份資料的真實性，但我們可以從各方的反映來做一點觀察與思考。

首先是李銳的反應。這份材料的公開，對李銳的影響是巨大的，從整理給我的資料中，我看到有人感嘆“李銳老一世英名毀於一旦，一生事業盡付東流”，這當然是過甚之詞。對李銳，我了解一點，他的性格可以用“精細”、“剛健”來形容。“精細”指的是他善於抓住每一個細節，對利弊得失有深思熟慮的權衡，“剛健”指的是他不是一個輕易妥協的人，有朋友形容他是“得理不饒人，不得理更不饒人”，這在他處理和鄧力群的關係問題上，表現得尤其明顯。現在，這份對他的個人歷史和賴以確立其整個廬山會議敘述的正當性產生顛覆性影響的資料，已經出現一個多月了，但他迄今為止仍然保持沉默，沒有作出正面回應。這種沉默的含義究竟是什麼？

其次是戴晴女士的文章和一位署名“京客”的網絡文章所透露出來的信息，這是目前僅見的兩份對“談話”真實性表示質疑的文章。

“京客”在文章中披露：“周惠的家人多次打電話向李銳解釋說明該《採訪周惠談話記錄》為偽造品。”戴晴女士也在文中披露了一個細節：“筆者抓起電話打到李家，直接向93歲老叟本人打問——該文亮出的周惠所言到底怎麼回事？聽覺有些許障礙，但頭腦敏捷、聲音洪亮的李銳立即朗聲說：你知道惠浴宇（周惠之兄）吧？他的孫女、還有周惠的兒子，都已經鄭重轉告我：周惠生前絕對沒有過這樣的答問談話。”——這個回答是很值得玩味的，李銳否定了周惠生前曾經做過這樣的談話，但對周惠談話的關鍵性內容，包括是否“夜闖美廬”？是否表露過“志在總理”等，卻不置可否。

坦率地說，從實證的角度來看，周惠是不是曾在“1990年代中”的某一天進行過一番諸如此類的談話，周惠家人的證詞只有參考意義，沒有決定意義，並不足以證實或證偽這篇談話；

第三，是李銳自己的專著《廬山會議實錄》的相關記載。李銳在書中承認他8月11日“180度的大轉彎”，當時就令周小舟“極其不滿”，認為他“言不由衷，推卸責任”，由此可以推斷：周惠在談話中說周小舟“氣的臉色發白，回到房間後大罵李銳是婊子養的”並非空穴來風。此外，李銳在書中對自己每天的活動都有詳細記載，但偏偏對8月9日、10日的活動一筆帶過，似有難言之處；

第四，關於李銳是否表露過想當總理的志向。我覺得這一點並不重要，即便他有過類似的表達，也應該只是在和周惠、周小舟、田家英等幾位年齡、地位、觀點都相當或相同，私交也不錯的朋友之間用玩笑的口吻說的。一個值得參考的事實是：在廬山會議之前，李銳確實曾經“紅得發紫”，比如毛澤東在上海會議上，曾當着眾多中央委員的面表揚他，點名讓原本坐在後排的他到前面來。一時間，黨內許多重量級的人物都紛紛向他示好，柯慶施是見過列寧的老資格，連毛都以“柯老”相稱，當時是國務院副總理兼華東局第一書記，政治局委員，同樣深受毛的器重與信賴，而他上廬山時，居然特意帶了兩瓶茅台送給李銳，據李銳自己記述，在毛澤東7月23日講話之後，李銳仍然敢拒絕柯慶施碰杯的要求，當面讓他難堪，可見李銳當時確實是有一點膨脹的，這是人性的弱點，任何人都可能這樣，不必隱諱。

有人質疑，“當總理”是鄧小平、張春橋等都不敢有的想法，說李銳有這樣的想法未免太離譜。但其實毛澤東最反感論資排輩，他用人從來都是不拘一格的，凡是了解毛的人都深知這一點，比如劉少奇原來在黨內的地位遠低於周恩來、朱德、任弼時等，但卻一躍成為第二號人物；鄧小平原來的地位也不高，全靠毛澤東慧眼識珠，大膽使用才脫穎而出，淮海戰役時，他被毛澤東指定為總前委書記，不僅位居資深軍事家劉伯承之上，也位居曾經是井岡山“三巨頭”之一的陳毅之上，鄧小平自己都覺得不是很有信心；農民陳永貴、紡織女工吳桂賢當副總理，王洪文當副主席，華國鋒接任總理，又有幾個人曾經想到？廬山會議如果按照原來的議程開下去，李銳勢必會得到進一步的重用，這幾乎是毫無疑問的。

第五，關於李銳是否可能“跪”？我想提出的參考是：當年確實有一些人，包括身經百戰的高級將領，都曾在毛澤東面前跪下過，不過黨內並沒有下跪的規矩，毛澤東也從不要求任何人跪下。下跪是封建意識的殘餘，是人格不平等的表現，這說明繼續反封建是非常必要的；

說了這麼多，我仍然不願意對這份材料作出我的甄別結論，結論還是讓每一個研究者自己去做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