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0年,筆者曾寫過一篇文章,指出:“四個偉大”並不是林彪提出來的,它是一個集體創作,有一個形成過程。然而,糾正一種錯誤提法真難!時至今日,仍有一些比較權威的人以及不權威的人,比較權威的書以及不權威的書,這樣或那樣說:“四個偉大”是林彪提出來的。把“四個偉大”同林彪綁在一起,把發明權奉送給林彪的現象,相當普遍。而再普遍也不對。“四個偉大究竟是怎樣提出來的?由誰提出來的?仔細翻閱1966年8月份《人民日報》,可以看到,“四個偉大”的提出和形成,其過程是這樣的:
1966年8月18日下午,毛澤東第一次在北京天安門接見紅衛兵。這次接見大會由中央文革小組組長陳伯達主持,由剛剛在八屆十一中全會上成為中共中央唯一副主席的林彪講話。陳伯達在開幕詞中說:“我們偉大的領袖,偉大的導師,偉大的舵手毛主席,今天在這裡同大家見面。”接着,林彪講話說:“這次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最高司令是我們毛主席。毛主席是統帥。我們在偉大統帥的指揮下”,等等。不難看出,在這一天陳伯達先提出了“三個偉大”,即在“偉大的領袖”之外,又給毛澤東增加了“偉大的導師,偉大的舵手”的頭銜,林彪則給毛澤東增加了“偉大的統帥”的頭銜。“四個偉大”在18日確實都有了,但在第二天即19日新華社和《人民日報》關於這次大會的報道中,還未將這“四個偉大”並列在一起,而綜合林彪和陳伯達的提法只是並列了“三個偉大”,即“偉大的領袖,偉大的統帥,偉大的舵手”。這種綜合併列的提法,在19日的《人民日報》上,從通欄套紅的口號,到畫面解釋,再到正文解釋,至少有5次出現。由此可見,“四個偉大”並不是一下子就出現的。
只是到8月20日的《人民日報》社論《毛主席和群眾在一起》,並列的“四個偉大”才第一次出現。這篇社論開頭就說:“一九六六年八月十八日,我們偉大的導師,偉大的領袖,偉大的統帥,偉大的舵手毛主席,穿着人民解放軍軍裝,同他的親密戰友林彪同志,以及其他同志,在天安門上檢閱了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百萬大軍。”這個時間表表明“四個偉大”的提出和形成經過了8月18日至20日3天時間。在“四個偉大”中,為什麼把“偉大的導師”排在最前面?據當時的中央文革小組成員穆欣說,這是康生的“功勞”。他說:“康生還把幾本外語詞典帶到中央文革小組會議室來,翻查、考究、推敲的結果,認為‘偉大的導師’最重要,應放在前面。”8月22日《人民日報》的“報眼”(即第一版右上角刊登毛主席語錄的地方)就寫出了“我們偉大的導師,偉大的領袖,偉大的統帥,偉大的舵手毛主席萬歲!”的口號。8月31日毛澤東第二次接見紅衛兵時,林彪講話開口就是:“我代表我們偉大的導師,偉大的領袖,偉大的統帥,偉大的舵手毛主席,向各地來的同學問好,向大家問好!”這樣,“四個偉大”也就鋪天蓋地地流傳開了。
問題並沒有到此為止。1967年五一勞動節,林彪題詞,即為:
偉大的導師 偉大的領袖
偉大的統帥 偉大的舵手
毛主席萬歲!萬歲!萬萬歲!
這幅題詞的手跡發表在1967年5月1日《人民日報》第一版毛主席像的下面。5月2日《人民日報》頭版頭條稱:“我們的副統帥林彪同志為今年‘五一’國際勞動節的題詞,最集中的表達出了億萬人民對毛主席無限熱愛、無限忠誠、無限信仰、無限崇拜的感情,成為今天整個節日慶祝活動中最響亮的頌歌。”
綜上所述,十分明顯,所謂“四個偉大”並不是林彪首先和直接提出來的。穆欣說,“四個偉大”的發明權當屬於林彪、陳伯達和康生“共有”,這是有道理的,符合歷史實際。我們再看看毛澤東對“四個偉大”的態度和反應。
1966年12月1日,周恩來報送《中共中央、國務院關於革命師生進行革命串聯問題的補充說明》。2日,毛澤東在審閱時,將文中“毛主席”之前的定語“我們偉大的導師,偉大的領袖,偉大的統帥,偉大的舵手”刪去。
1967年2月3日,毛澤東在接見阿爾巴尼亞的卡博·巴盧庫時說:“又給我封了好幾個官,什麼偉大的導師,偉大的領袖,偉大的統帥,偉大的舵手,我就不高興。但是,有什麼辦法!他們到處這麼搞。”
1967年6月17日,中國第一顆氫彈爆炸成功。第二天,毛澤東在具體談到關於氫彈爆炸的新聞稿時說:昨天氫彈公報我就把偉大的領袖,偉大的導師,偉大的統帥,偉大的舵手統統勾掉了。1967年7月至9月,毛澤東視察大江南北時,又一次強烈批評“四個偉大”的提法。他對隨行的楊成武說:“我現在很不喜歡‘四個偉大’,討嫌!”
1970年12月18日,毛澤東同美國記者斯諾談話時說:所謂“四個偉大”,討嫌。總有一天要統統去掉。
以上就是毛澤東對“四個偉大”的態度。
關於“四個偉大”提出的情況,據筆者考查,大體就是這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