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年出差到一個北方海濱城市，下榻旅館的一層有一個不起眼的叫做“三味書屋”的小書店，竟然售賣許多很學術氣味的書籍。傍晚回到旅店前，常常順手買一本，然後躺在床上有滋有味地讀。一次，鬼使神差，我竟然賣了一本關於考古的書，書的名字今天古狗了一下叫做“神祗·墳墓·學者”。裡面講到很多考古先驅的故事，好像有一篇講述有一個人怎樣從小夢想去挖特洛伊城。為了實現夢想，他年輕時去創業，四十歲時賣了很成功的企業，餘下的時光，他把錢都花在尋找特洛伊城上。

當時，我就思考一個問題：人類為什麼要考古？後來，我給自己一個答案。很多文明曾經很輝煌，但卻神秘地消失了。考古就是為了探索這些遠逝的文明失敗乃至消失的原因。就像沒有一個人沒有疾病一樣，沒有任何一個文明是完美的，總有這樣或者那樣的缺陷。考古，就像醫生一樣，是為了發現文明的疾病，給現在的人們一個提醒，反思我們現代的文明是否也是有缺陷的。

文明就像一個生命體，有着一定的結構。由外圍的鬆散組織，也有內部的核心架構。怎樣研究或者理解文明的結構呢?這幾天我想到了高能物理是怎樣研究原子結構的。這裡做個類比。

高能物理研究需要用加速器把一種粒子束加速到很高的速度，撞擊另一種叫做“靶子”的粒子，然後檢測撞擊後的產生的“碎片”，經過複雜的計算和分析，推測出“靶子”粒子的微觀結構。我其實也就知道個皮毛，因為俺也不是高能物理專業的，嘿嘿。要想知道更多，可以自己古狗。（俺很喜歡昭君對google的翻譯，比谷歌好多了，呵呵）。

文明的結構也是可以從不同文明碰撞中得到一點啟示的。現在就有一個離我們很近、和我們息息相關的“高能文明碰撞”的例子，那就是中國近代以來，西方文明和中華文明的碰撞，被李鴻章稱為“千年未遇之大變局”。（我多次篡改為“千年未遇之危局”，是我記憶出錯，抱歉抱歉）。

西方文明就是那個高速運動的粒子，迎面撞上了我自巍然不動、自稱博大精深的中華文明 “靶子”。把中國稱為靶子，那是因為，第一，西方主動撞擊中國，而不是相反；第二，中國的文明結構被劇烈改變，而不是西方被強烈影響。說句不好聽的話，中國至今對西方的影響力還是很小的，雖然嚷嚷着孔子學院。

碰撞的結果，大家都感受到了。數億中國人現在在奮發學習洋文，數百萬學子散落世界的每一個角落，至今還在為“海歸”還是“海不歸”瞻前顧後，斟酌思量，舉棋不定，好費腦細胞呀。要是我中華文明沒有遇到蠻橫的西方文明，我等也不用流落海外，只需要讀讀四書五經，照咱們的智商不考個狀元，也考個進士。再不濟，也來個舉人，和范進一樣總可以吧，嘿嘿。

可惜，歷史不討論“如果”、“假如”、“要是”這些情況的。我們還是清醒一點看看，西方這個粒子碰撞中國這個粒子，折射出怎樣的文明結構來。

在和西方的交往中，中國猛然驚醒是因為鴉片戰爭被打得滿地找牙。我就不詳述這些史實了，各位可能比我更清楚。中國的有學識的官員認識到西方這個敵人不一般，鬼子船堅炮利，比我大清的弓箭大刀強太多。因此，開始了以慈禧為領導核心的“洋務運動”。這個洋務運動的指導思想是“中學為體，西學為用”，手段就是大力發展國營軍事工業。

我認為，中西這個最初的碰撞擦出了文明的最外層結構，那就是科學技術。這個階段的中國人還可以繼續作中華精神文明高超，西方物質文明優越之夢。日本人則不這樣認為，反正中華文化也不是他們祖先的，他們不需要像我中國人這樣珍惜。日本人還認為他們人種都有問題，希望通過和西人通婚來改造人種呢。日本人可是更深入地理解了西方文化。

1894年，等到甲午海戰之後，中國舉國震驚於被日本打敗，有些容易激動的愛國人士發現“中學為體，西學為用”不管用，西方不僅僅船堅炮利，鬼子們實在是狡猾，還有“君主立憲”和“民主制度”這樣的法寶。中國政治層面的變革開始了，無論是“君主立憲”還是“走向共和”都是那個時代中國敏感人群的共識。

我認為這第二個階段的中西“粒子”碰撞，刺痛了文明結構的中層，那就是哲學。俺把政治看成是哲學的一種應用。這個階段，中國開始變革自己的教育制度，引進西學；廢除了名義上的帝王制度，採用了共和體制；經濟制度上也走向市場經濟，雖然有數十年的朝廷官營國有制復辟。

我們可以從張元濟先生創辦的商務印書館，可以看出一點文明結構的端倪。上百年的學術著作翻譯，大多都集中在哲學層面上，包括政治學、倫理學、歷史學和心理學等等。中國切切實實地感受到了西方哲學層面的威力，科學救國之論也被放置一邊了。目前的中國知識分子，大多數人還是停留在這個文明結構上。很多人認為中國文明的前途就是要實現民主。

五四運動中，陳獨秀提出中國要請“德先生”和“賽先生”，其認識就是在科學和哲學兩個層次上。中國長久以來，許多革命者或者仁人志士都希望中國在文明的這兩個層次結構上和西方能並駕齊驅，達到中華之崛起的目的。

然而，一個文明就只有科學和哲學兩個層次嗎？西方只有這兩個層次需要我們中國學習嗎？中國已經引進了西方的大學制度，也有了類似西方的政黨政治，也有股票銀行債卷，我們還缺什麼呢？我在“中國足球打黑見效”一文中，問了一句“為什麼一個表面上好的制度引進到中國就變味了呢？”那麼，我們還缺什麼呢？

現在，大家都感覺的中國社會目前的信仰缺失，道德淪喪。貪污已經成為一種普遍現象，再出一個毛澤東或者朱元璋就能解決這個問題嗎？值得欣喜的是，有一些中國學人已經看到了西方文明的最深層的結構，那就是西方的宗教信仰。

在中國北方的那個海濱城市，我讀到了另外一本書，劉小楓寫的“走向十字架的真”。據說，在香港出版的書名叫“走向十字架的真理”。有個朋友笑着說，在中國大陸就不講“理”了，嘿嘿。據我所知，劉小楓現在是中山大學的教授，他組織翻譯了大量的基督教神學著作，曾一度激發出關於“文化基督徒”的爭論。

從中國文明和西方文明近兩百年的碰撞中，我們可以看到一條清晰的脈絡：中國人首先感覺到西方的科學技術，然後認識到西方的哲學思想，最後才領悟體會到西方的宗教信仰。

文明的碰撞總是從表層到內部，再到核心的深入。那麼我們能不能得出這樣一個結論：一個文明是一個三層結構的生命體，其核心是宗教信仰，外層包裹着哲學思想，最外層就是這個文明的科學技術。這就是我對於文明的三重結構的觀點。

我將進一步用這個觀點去審視中國文明的結構，看看我們自身文明的核心是什麼，這個核心能否有力量阻擋住西方文明的衝擊，也就是說我們真的能“中學為體，西學為用”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