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力雄：收縮內向的明朝—西藏與中國的歷史關係（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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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源：參與 作者：王力雄 [日期：2008-04-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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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歷史資料上看，明朝中國雖然有與西藏的聯繫，但多屬虛的往來（可形容為“應酬”），幾乎沒有實質性的主權關係。歷史學中一般公認明朝是一個內向和非競爭性的國家，農民出身的朱元璋只想固守中國“內地”，無意再向外發展以避免額外枝節。甚至傳示子孫，規定明軍“永不討伐”的國家凡十五個。當倭寇侵擾中國海岸的時候，朱元璋採取的對策是息事寧人，命沿海一帶的中國居民後撤，並一律不許出舟泛海。與歷代相比，明朝在修建長城上花費的力量最多，也反映明朝帝王的心態1。因此，認為明朝會對萬里之外的偏僻西藏有多少經營興趣，不太令人信服。
         
    
     大陸史學界為證明明朝對西藏擁有主權所提供的根據，一是明滅元後，西藏的僧俗首領紛紛上繳元朝的舊敕印信，換取明朝的新敕印信，表示歸順。明朝則對他們進行了重新認可。然而印信只是一個符號，那些首領人沒變，權沒變，仍然自己管着自己的地盤，對外誰強大就向誰表示個歸順，不過是一種投機；明朝真正的建政只是在毗連藏區的漢人居住地建立了一連串被稱作“衛”的地方機構2。由這個名稱（防衛之意）也可以看出，明朝對西藏採取的政策，是當作外敵進行防禦的。
         
    
     大陸史學界為明朝中國對西藏主權尋找的根據之二，是明朝對西藏的政教首領賜予了大量名號。1985年大陸推出一部號稱“國家重點項目”的史料選輯——《西藏地方是中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可想集中了對中國有利的史料），其中關於明朝與西藏關係的部分共81頁，封授政教首領的內容就占了38頁，將近一半3。這種封授只是給個虛名──諸如大寶法王、闡化王、西天佛子、大國師之類，毫無實際意義。不過是朱元璋和朱棣等吸取唐朝受吐蕃威脅的教訓，迎合西藏文化所採取的一種懷柔策略，從中不可能產生任何主權關係。
    
         
     還有一個被當作根據的，是西藏對明朝的“朝貢”及明朝對西藏的“賞賜”。既然前來上貢，豈非就是表示臣服──這是中國方面的邏輯。從文字記載上看，明朝與西藏的“貢賜”往來確實不少，不過透過“貢賜”的表面，有多少屬於真正表示臣服的內涵就值得懷疑了。我一向主張從小處解讀歷史，冠冕堂皇的大說法往往只起誤導作用，了解明朝與西藏的“貢賜”很有意思，也頗能反映歷史上中藏關係的本質，所以不妨對這一方面多說幾句。
         
    
     自古以來的中國皇帝都把周邊“蠻夷”上貢當作統領萬方之象徵，以此滿足“天子”心態。明朝雖然內向自守，皇帝的這種愛好還是照樣有。然而既然明沒有採取大國擴張的態勢，也就不能產生對“蠻夷”的威懾，使“蠻夷”畏懼或有求於“中央帝國”，那麼能靠什麼保證其能自覺前來“上貢”呢？明朝採用的方法即所謂“厚賞羈縻”。
         
    
     對西藏的朝貢物品，明廷要求只需當地土特產即可。明太祖說：“其所貢方物，不過表誠敬而已”，東西本身不重要，要的是政治上“稱臣納貢”的象徵。西藏地方的貢品單上幾乎都有馬匹一項，然後是一些氆氌、硼砂、毛纓、酥油、刀劍、明甲和佛畫、銅塔、舍利等宗教品，大部分不值多少錢。
         
    
     而對西藏朝貢者，明廷給予優渥接待。朝貢者一進入內地，即由軍衛撥兵護送，沿途提供馬匹、車輛、船隻和免費供給食宿，入京後住入會同館。貢品由禮部驗收之後，按朝貢者身分高低給予相應回賜。
         
    
     一般來講，所有回賜皆遠高於貢品所值。對法王等親自入貢者，賞賜尤為豐厚4。賞分兩種，一種是“正賞”──即對上貢行為本身的獎賞；還有一種“價賞”──實際就是給朝貢者所進貢品的酬值5。明廷以“厚往薄來”為原則，賞賜物品的價值一般三倍於進貢物品所值。賞賜實物一般為茶葉、綢緞、生絹、麻織、棉布。這幾大宗都是藏區的稀缺物品，而且是生活必需品。另有金、銀、紙鈔。僧人還給袈裟、帽靴等。賞賜中茶葉最為藏人珍貴。進貢者往往用賞賜的金銀在內地購買更多的茶葉、藥材、銅鐵瓷器，運回西藏使用或出售，僧人則為修寺廟大量購買金箔、顏料、供器、樂器等。
         
    
     很顯然，這種“貢賜”之間存在的差價使受賜一方有厚利可圖，“上貢”成為一種合算的生意。“進一羸馬輒獲厚值”6。在獲取厚利的吸引下，西藏向明廷“朝貢”的人數不斷增加。貢使入明所受的良好接待，也使入貢隊伍日趨龐大。每個進貢團動輒數百人乃至上千人，浩浩蕩蕩來內地免費“旅遊”，甚至出現“假名冒貢”的現象。甘青、四川藏區的“熟番”，也紛紛偽造印信，冒充烏思藏（衛藏地區）的“生番”進京上貢，參加到這種“貢賜貿易”之中。以至當時形成入貢者“絡繹不絕，賞賜不貲”7的局面，給明朝政府造成很大的財政負擔。明廷不得不頒布級別不夠不許上貢的限制，夠級別的也只許三年一貢，且每一貢的貢使不得超過一百五十人。然而那時的局面是想不讓上貢都擋不住，如國師以下不許貢的規定就沒能執行下去8。貢使團人數仍有一團即達到1470人之多9。把別人來占便宜當作對主權的效忠，只能被視為是缺乏自知之明的表現。
         
    
     最後一項被說成中國對藏主權的根據──明朝與西藏有比較密切的茶馬互市貿易──就更加軟弱了。西藏有馬，中國有茶，兩方互有需要，這種貿易在唐宋時期就已廣為開展。明初由官方壟斷交換，後來變成以民間交換為主。不過不管是官方還是民間的，有貿易就說有主權是不能說服人的，中國現在與世界大多數國家都有貿易往來，豈能意味着對它們都有主權？
    
                                   
    1 黃仁宇，《中國大歷史》，台灣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93，頁211
    
         
    2 黃奮生，《藏族史略》，民族出版社，1985年，頁196
             
    3 見《西藏地方是中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西藏人民出版社，1986年，目錄頁
         
    
    4 即使對西藏地方一般喇嘛僧人前來進貢，也有規定的賞賜如下：“刺麻僧人等從四川起送到京，每人彩緞一表里，苎絲衣一套，俱本色。留邊聽賞同。其彩緞一表里，折合生絹四匹，苎絲衣一套，內二件給本色，衣一件折生絹三匹。俱賞鈔五十錠，折靴襪鈔五十錠，食茶六十斤。從桃河起送來者，到京每人折衣彩緞一表里，後加一表里，苎絲並竣貼裡衣二件，留邊聽賞同。其彩緞一表里折生絹四匹。俱食茶五十斤，靴襪鈔五十錠。”（《明會典》卷111，禮部69，給賜2）
         
    
    5 如明廷對西藏所貢馬匹一律給價。宣德以前，不論其等第高下同一給價。宣德元年，禮部奉旨定議按馬匹的等第高下分等給賜“價賞”如下：“中馬一，給鈔二百五十錠、苎絲一匹；下馬一，鈔二百錠，紅絲一匹；下下馬一，鈔八十錠，苎絲一匹；有疾瘦小不堪者，每一馬鈔六十錠，絹二匹。”（《明會典》卷111，禮部69，給賜2）
    
    6 《續文獻通考》卷29，《國用考》。
         
    
    7 《明憲宗實錄》卷21，成化元年九月戊辰。
    
       
    8 黃奮生，《藏族史略》，民族出版社，1985年，頁197、198
    
         
    9 《西藏地方與中央政府關係史》，西藏人民出版社，1995年，頁1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