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大林就重庆之行向毛泽东的认错zt

1945年8月6日和9日，美国分别在日本广岛和长崎投下原子弹。8月8日，苏联对日宣战。蒋介石看到日本正式投降在即，立刻发电报给延安，“邀请”毛泽东到重庆会谈，解决抗日战争过程中产生的一些“争执”。8月16日，朱德代表中共中央复电蒋介石，拒绝关于毛泽东到重庆谈判的“邀请”。
　　8月14日，苏联和中华民国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正式签约。14日晚，日本天皇签署了接受波茨坦公告的《终战诏书》，并于次日向全世界宣告。在这样的形势下，斯大林应中华民国政府外交部长王世杰的请求，于8月20日、22日，连发两份电报给延安，要求毛泽东赴重庆，与蒋介石“紧急会晤”。电报说：“考虑到日本投降和国共双方关系的恶化，这次会晤是必要的。”电报还警告说：“不能进行内战，否则，中华民族的存在将受到危害。因为国际社会和中国人民希望和平，所以毛泽东应与蒋介石在重庆进行和平谈判。”
　　电报还补充说：“尽管蒋介石挑衅想打内战消灭你们，但是蒋介石已再三邀请你去重庆协商国是。在此情况下，如果一味拒绝，国内、国际方面就不能理解了。”
　　在斯大林的逼迫和蒋介石再次电邀下，8月24日，毛泽东复电蒋介石，同意去重庆谈判。
　　历史表明，蒋介石确实没有一丝一毫和共产党妥协的打算，只考虑怎样以武力消灭共产党。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对中国政局的发展和全面内战的不可避免性，有着清醒的认识和积极的准备，没有按斯大林的话办事，经过三年解放战争，就彻底打败蒋介石，推翻了国民党的反动统治。毛泽东对斯大林强迫他到重庆和蒋介石谈判的做法，在当时是以大局为重，忍气吞声，还违心地向党内其他领导人做解释工作，但是内心是十分气愤的。后来，每说及此事，毛泽东都抑制不住积郁在胸中的怨气。　　

1956年3月31日，毛泽东与苏联驻华大使尤金谈话时说：斯大林对中国的形势以及对中国革命发展的可能性，作了不正确的估计。“特别是1945年中共中央收到了不知为什么以俄罗斯共产党（布）的名义发来的（实际上是斯大林发来的）密电，密电中坚持要毛泽东前往重庆同蒋介石谈判。中共中央曾经反对前去重庆，因为预料蒋介石方面会进行挑衅。但是，我不得不前往，因为这是斯大林所坚持的。”

　　两年多后，1958年7月22日，毛泽东与尤金谈话时直刺斯大林。毛泽东说：“斯大林在最紧要的关头，不让我们革命，反对我们革命。在这一点上，他犯了很大的错误，与季诺维也夫是一样的。”毛泽东在这次谈话中，三次讲到1945年8月斯大林逼迫他赴重庆与蒋介石谈判，难抑胸中的怨愤，说：“第三国际已经解散了，还下命令，说你们不与蒋介石讲和、打内战的话，中华民族有灭亡的危险。然而我们并没有灭亡。”
　　斯大林（后来）觉察到自己对中国革命的认识，以及对局势的判断和决策，特别是逼迫毛泽东赴重庆和蒋介石谈判，实在是错误的。对此，斯大林开始感到内疚。1948年初，苏共与南斯拉夫共产党的矛盾已趋表面化了。2月，斯大林会见南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南斯拉夫联邦政府副主席卡德尔，说明自己虽然也会犯错误，但是在南斯拉夫问题上，自己始终是正确的，因为南斯拉夫不同于中国。
　　斯大林关于在中国问题上犯错误的话是这样说的：“我已经在一件这样的事情上做错了，这就是中国。
　　当时我不相信中国共产党会取胜。我那时认为美国人会全力以赴扑灭中国的起义。我曾劝说毛泽东，最好是与蒋介石和解，与蒋介石建立某种联合政府。我甚至把中国代表团召到莫斯科来。代表团来了，听取了我对他们讲的一切。照中国的习惯，他们都面带笑容，直点头，然后走了。他们回去后，毛便开始发动一场革命大攻势，最后取得了胜利。你们看，我也会犯错误。”

　　关于逼毛泽东赴重庆与蒋介谈判问题，斯大林曾向中共中央领导人当面认错。1949年6月28日，刘少奇率中共中央代表团秘密访苏。7月11日，斯大林在克里姆林宫苏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室，以苏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的形式，会见刘少奇。当刘少奇谈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中国的发展情况时，斯大林插话，问：“在你们进行斗争中，我们是不是干扰过或者妨碍过你们？”　　刘少奇回答：“没有！但是当时毛泽东确实不打算去重庆，因为周恩来作为谈判代表就足够了。然而毛泽东到重庆后，结果是好的。”　

　斯大林说：“去重庆对毛泽东来说曾是很危险的，他可能被杀害。”接着，斯大林就以内疚和抱有歉意的语气，讲了下面这一大段话：“胜利者是不受审判的，凡属胜利了的都是正确的。我们不应该指责你们。你们中国同志太讲礼貌，总是责备自己。我们觉得我们是妨碍你们的。你们也有意见，不过不肯说出来就是了。你们无论如何都应当注意我们讲的话正确与否，因为我们常常是不够了解你们事情的实质，可能向你们提出错误的建议。不过，如果我们犯了错误，你们还是说出来好，我们会注意和改正的。”来源：《世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