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7年，根據毛主席生前批示，中央軍委為高敬亭恢復了名譽，並在合肥市舉行了隆重的追悼儀式。高敬亭，大別山最優秀的兒子，從此長眠於地下，永垂千古了，此或可告慰將軍於地下了？

高敬亭屈死

　　1939年春，抗日戰爭已進入了相持階段。4月底，葉挺、鄧子恢、賴傳珠等從皖南軍部出發渡江北上，到達四支隊留守處所在地舒城縣西蔣沖。葉挺等人一到西蔣沖就召開連以上幹部會議傳達中共中央關於四支隊必須向敵後、向皖東發展的指示。會上高敬亭舉手表示服從中央的決定。會後5月中旬，新四軍江北指揮部成立，張雲逸、賴傳珠、鄧子恢分別擔任指揮、參謀長和政治部主任，葉、張、鄧等人於5月22日東進八團駐地青龍廠。四支隊主力除八團已東進敵後外，七、九團繼續東進。

　　這時，高敬亭犯了一個致命的錯誤：命令正在東進途中的七團、九團停止東進。恰恰禍不單行，七團團長楊克志、政委曹玉福逃跑叛變，投靠國民黨桂系頑軍。

　　葉、張、鄧等人在未報請中央同意的情況下一邊發動部隊展開批判"楊、曹叛逃事件"，一邊決定將隨後到達青龍廠的高敬亭拘押審訊，在部隊中展開批判高敬亭的"反高鬥爭"。7 6月21日致23日，在青龍廠附近的一個大樹林裡連續3天召開有近千名指戰員參加的公審高敬亭大會，鄧子恢主持大會決定對高處以死刑並報國共兩黨中央。6月24日，江北指揮部根據國民黨政府軍委會所謂"奉委座電令，所請將高敬亭處以槍刑照准"的電報將高敬亭處死，由葉挺帶到江北的警衛班執行。高敬亭屈死青龍廠，年僅32歲。

中央發現了新四軍在處理高敬亭問題上的失誤，對此提出了批評。主要當事人葉挺、張雲逸、鄧子恢在事後都嚴肅檢討了自己的責任。葉挺在得知中共中央曾有"對高採取過渡辦法"的指示後心情十分沉重和後悔，一再說："遲了！遲了！"張、鄧二人在一次新四軍軍部會議上討論到這一問題時，都主動承擔了責任。

　　葉挺軍長僅依據個別人的誣告，就以“違令”罪名將高敬亭拘捕。事後瞞過新四軍實際領導人項英和延安的中共中央，直接向蔣介石請求處死高敬亭（這是這位北伐名將的最大失誤）。蔣介石可能一生中再也沒有象這次這樣痛快地答應了：“所請將高敬亭處以槍決刑照准。”事後，新四軍領導人項英私下強烈地譴責了葉挺的行為，但為了大局，無論是新四軍內部還是中共中央，都默認了葉軍長殺害高敬亭的無法原諒的過失。可是這個事件卻使新四軍的正副軍長之間形成了永遠也無法磨滅的裂痕。

高敬亭的錯殺與葉挺等人積極執行極“左”的肅反政策是分不開的。但是高敬亭在鄂豫皖根據地恰恰也是一個積極執行肅反政策的領導人，他的肅反，使他養成了“一言堂”的習慣，使鄂豫皖根據地造成很大的損失，由於他的個性也直接致使他成為了下一個肅反的對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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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與葉挺有關史料均稱錯殺高敬亭是葉辦的

1989年11月，解放軍出版社出版了由段雨生、趙酬、李杞華著的《葉挺將軍傳》，第十章“華中抗敵”的第十二節，專寫了“親痛仇快——高敬亭同志被錯殺”的情況，該書“後記”提到成書過程中，得到“葉挺的故舊、親屬、子女的熱情支持”，說明葉挺兒女是認同的。2001年7月，遼寧人民出版社出版了由段雨生、趙酬、李杞華著的《葉挺傳——驍將的坎坷》，下編有一小節專寫了“高敬亭，功勞大，竟借老蔣電令殺”。這兩節字數基本相當，約三千七八百字。相同的內容，除毛澤東的批示“我意此案處理不當，其責任我懷疑主要是項英”和總政發出為高敬亭平反通知外，還寫道：

1939年5月，葉挺去江北組建江北指揮部，向第四支隊幹部動員向東挺進，高敬亭也表示贊成，卻在背後指使部隊停止東進，還發生了與高敬亭關係密切的第七團團長楊克志和政委曹玉福叛變投靠國民黨頑固派的事件。“在廣大幹部反楊、曹叛逃鬥爭中，揭發了一些高敬亭的錯誤言行之後，葉挺、張雲逸、鄧子恢等於6月上旬在肥東縣青龍廠集體召見高敬亭，按照事先的布置，將他扣押起來。”

“為了防止再次發生意外事件，以利整頓部隊，暫時對高採取隔離措施，亦屬必要。但20天之後，葉挺根據五戰區報請國民政府軍委會一個所謂‘白崇禧電奉委座電令，所請將高敬亭處以槍刑照准’的電報，於6月24日將高敬亭草草處死。這是在當時極其複雜的情況下，干出的一件親痛仇快、錯殺同志的蠢事。”

“高敬亭同志被錯殺，作為直接處理四支隊問題的葉挺、張雲逸、鄧子恢等同志，也是有責任的，是個嚴重的失誤。” （見《葉挺傳—驍將的坎坷》第342-343頁）

兩節不同的內容是：《葉挺將軍傳》第327頁有一段話：“葉挺、張雲逸、鄧子恢在處理江北問題的過程中，一直與皖南軍部保持聯繫。重要的事情，都與項英先作商量。向延安報告與向重慶交涉，統由皖南軍部負責。”這段話意思很明顯，錯殺高敬亭是由項英定的，也是由項英向重慶報的，把錯殺高敬亭的責任都推到項英身上。當1995年筆者所寫《項英傳》出版，講到原新四軍軍部秘書長李一氓說當年第四支隊屬第五戰區、軍部屬第三戰區，錯殺高敬亭是由五戰區上報的，不是軍部上報的，項英和他事先根本不知道等情況後，那段話就在《葉挺傳——驍將的坎坷》一書中悄悄地拿掉了。

特別值得提出的，《葉挺傳——驍將的坎坷》一書的責任編輯藍再平，對該書內容的處理很慎重，加了不少編者的話，還加了附錄，收了十篇文章，將筆者所寫《項英傳》中“澄清對項英的一些非議”的內容，單獨成文，其中有用事實說明高敬亭是葉挺搞掉而不是項英搞掉的內容，使該書增加了客觀性的分量。

葉挺赴江北整頓第四支隊，包括解決高敬亭的問題，在處理後很快通過第五戰區向蔣介石作了報告，蔣介石曾復電錶示“慰問”。1939年9月24日，《抗敵報》江北版對此專門作了報道。原文是：

（本報訊）前葉軍長來江北整理部隊，將經過情形呈報委座（按：指蔣介石），茲已接委座復電，特摘錄如下：電悉，貴軍長巡視部屬，抗戰支隊（按：原第四支隊代號）得以整頓就緒，辛勞備著，殊堪嘉慰，尚望轉張參謀長及其所屬，共赴艱難，彼此化除成見，俾遵廖總司令指揮，完成任務，庶不負此行也，特達。 （見《葉挺研究資料》，廣東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316頁）

從《抗敵報》江北版這一報道的字裡行間看出，蔣介石對葉挺以處理高敬亭為主要內容的整頓第四支隊是很滿意的，否則就不會專門復電“嘉慰”了。

四、知情人證實錯殺高敬亭不是項英干的

1941年5月13日，新四軍代軍長陳毅在中共中央華中局高幹會議作報告時，講到“大別山的高敬亭是葉軍長搞掉的，不是項（英）搞掉的。”（見《新四軍抗日戰爭戰史資料選編》第8冊第329頁）陳毅這番話，是在當時批判項英的情況下，用表揚的口氣講葉挺的，另一方面卻證實了高敬亭不是被項英搞掉的。

1989年9月5日，就在高敬亭被錯殺50周年後，原在皖南任新四軍軍部秘書長、時任中共中央顧問委員會常委的李一氓，在同李志光和筆者談及高敬亭被錯殺的情況時，講到：“當時，新四軍第四支隊在江北皖中，屬於五戰區的序列，而軍部及第一、第二、第三支隊在江南，屬於三戰區序列。處理高敬亭，是葉挺他們在江北，由國民黨安徽省主席兼保安司令廖磊，通過五戰區報到蔣介石那裡批準的，沒有經過新四軍軍部和三戰區。當高敬亭被錯殺的消息傳到雲嶺時，項英和我當時都感到突然震驚和惋惜，同時感到無法挽回了。至於說用項英的名義與葉挺一起聯名出布告，或向黨中央報告，那都是可能的，不過項英不可能知道這種做法，如知道，他是決不會同意那樣辦的。”（見安徽《雲嶺》雜誌第26期第6頁，訪談記錄）

幾年前，筆者還問項英在皖南時的秘書顧雪卿、警衛排長李德和，他們告訴我：項英在皖南期間從未去過江北，高敬亭的事不是項英去處理的，錯殺高敬亭責怪項英是冤枉了他。

陳毅、李一氓等從新四軍組建時起，就和葉挺、項英在一起，了解新四軍全局情況和對重要問題的決策、處理過程。因而他們的看法是可信的。

上述情況表明，錯殺高敬亭不是項英經辦的，更不是像有些人所說的項英要求蔣介石批準的，然後由項英按照蔣介石的命令執行的，它和項英提出的對高敬亭應採取教育幫助的本意完全相對立的。因而將錯殺高敬亭之事懷疑、責怪項英是不實事求是的。

項英歷來對待幹部是關心的，處理是慎重的。1931年，項英作為蘇區中央局代理書記和軍委主席，批評中央蘇區和紅軍中肅反擴大化的錯誤，使那裡肅AB團的活動一度停頓下來，保護了大批幹部，儘管後來有反覆，他本人被王明上台後的中央派出的中央代表團撤了蘇區中央局代理書記和軍委主席的職，但在60年後的《中國共產黨歷史》上卷上寫明項英當時的看法和做法是符合實際情況的。1939年錯殺高敬亭後，一些幹部思想不通，受到牽連，項英就讓江北指揮部將林維先、萬海峰等送到軍部教導總隊學習，讓他們改變環境，充實提高，他們後來得到健康、正常的發展。林維先1955年被授予中將軍銜；萬海峰學習後進步很快，曾任團、師、軍領導職務，直至成都軍區政治委員，1988年被授予上將軍銜。他們如果仍在原來的環境，那結果肯定是不一樣的。

由於人們知道的歷史原因，新四軍前期許多辦得好的事情，本是項英辦的，卻記到葉挺名下或被掩埋了；而有些是別人辦得不好的事情，卻往往扯到項英頭上。高敬亭被錯殺一事責怪項英，就是張冠李戴的明顯事例。如今在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日益深入人心的情況下，澄清高敬亭被錯殺的真相，不僅有助於正確的評價項英，更重要的是為了恢復歷史的本來面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