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華夏文摘》增刊二八八期／“文革博物館通訊”一二七期上陳益南《文革中
若干尚不清楚真實內幕的高層人事問題》一文提出了一些很有意思的問題，其中第
三個問題是：“毛澤東為何突然要將王力、關鋒、戚本禹整下去？”問題提得很好
，作者的思考也很能給人啟發。作者指出，在武漢“七二０事件”後，“被中央文
革視為十惡難赦的陳再道，卻被毛澤東特批‘同志’稱呼，並沒被打倒，僅送去學
習而已。可是，文革‘功臣’的王力、關鋒卻……在莫名其妙中倒被關了起來。”
“根椐現能看到的資料中說，是由於王力於當年８月７日對外事口造反派作了一個
著名的‘八·七講話’，之中，觀點極左得很。另外，則是王力、關鋒在當年當期
的《紅旗》雜誌上，組織發表了一篇文章，提出了‘揪軍內一小撮走資派’與‘帶
槍的劉鄧路線’口號，因而，激起了毛澤東對王、關、戚的不滿，指責他們是‘毀
我鋼鐵長城’。”“當時的解放軍代總參謀長楊成武在其回憶中，也說了周恩來讓
他將包括上述內容的材料，送給正在外地的毛澤東批閱的情況。當時，毛澤東在看
了材料後，讓楊成武在毛澤東住地等一天，然後，第二天，毛澤東才作出抓王力、
關鋒的決定。開始，毛澤東的命令中，還包括了抓戚本禹，但在向楊成武下達他的
決定令後，中途，又猶豫了一下，結果，還是讓楊成武在命令中去掉了戚本禹的名
字，說：對戚先再看看，以觀後效。”

　　作者提出：“問題是：究竟是什麼具體原因，促使毛澤東決定讓王、關、戚下
台呢？如果說是因對上述王力的‘八·七講話’與《紅旗》雜誌上的‘揪軍內一小
撮’的觀點言論不滿，按常情，毛澤東完全可以對他們進行指責糾正就是，也可以
撤去他們的一些負責職務，也完全屬執行正常工作紀律。但，一下子卻將他們三人
抓起來關進監獄，上述理由似不夠充份。畢竟，王、關、戚都是協助他毛澤東、為
文革進行而推波助瀾的幹將，是屬於毛澤東的‘無產階級司令部’裡面的人，何況
，十天前（引者註：王力、關鋒被逮捕的時間是８月３０日，此前的７月２５日天
安門歡迎王力大會按推算應為３６天前），中央還將王力作為一個文革大功臣而舉
行過盛大的歡迎大會呀！”因此作者提出質疑：“周恩來托楊成武送給毛澤東的材
料中，究竟還有些什麼內容？是否還有些楊成武現在也不能說的東西呢？”“為什
麼毛澤東在看了楊成武送來的那些材料後，不能馬上作答，而需要他思考權衡一整
天？”“當時毛澤東能寬容有反中央性質的武漢‘七·二○’事件的首要陳再道，
為什麼他卻會下如此大的決心，對王、關、戚採取一杆子整到底的斷然措施？”

　　陳益南先生的思考，使我想到了有關“王、關、戚”事件的兩條“最高指示”
。

　　一條是毛澤東對處理“王、關、戚”問題的指示，即毛澤東在上海要楊成武回
北京向周恩來轉達的口頭指示：“王、關、戚是破壞文化大革命的，不是好人，你
只向總理一人報告，把他們抓起來。要總理負責處理。”此外，毛澤東“並對王力
八月七日講話批：‘大、大、大毒草’。”（見《周恩來年譜　１９４９—１９７
６　下卷》１８３頁，中央文獻出版社１９９７年５月版）

　　另一條“最高指示”，則是至今未引起人們足夠重視（或是被一些人有意“忽
視”）的毛澤東親筆批示。９月７日，毛澤東在戚本禹寫於９月４日的檢討信上批
示：“已閱，退戚本禹同志。／犯些錯誤有益，可以引起深思，改正錯誤。便時，
請你告之關、王二同志。”（《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十二冊４１２頁，中央文
獻出版社１９９８年１月版）值得注意的是，這個批示（可稱之為“九七批示”）
的日期是在作出前一指示（８月２６日）的近一個半月之後。然而，“九七批示”
的提法、語氣，與前一指示顯然有着本質的不同，前一指示認定王、關、戚犯了“
破壞文化大革命”的逆天大罪，而“九七批示”卻認為他們只是“犯些錯誤”（並
認為這“有益，可以引起深思”）；前一指示稱他們“不是好人”，而“九七批示
”卻稱之為“同志”，前一指示叫“把他們抓起來”，而“九七批示”卻似乎不存
在他們已被抓起來了的事實，還囑戚本禹將他的這個批示“便時”“告之關、王二
同志”（可以想見戚本禹看到此批示時哭笑不得的表情）。“九七批示”的態度是
善意的，溫和的，愛護的，同志式的，而且，顯然毛澤東對戚本禹的檢討是認可的
。戚本禹檢討了些什麼呢？從《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編者為“九七批示”所加的
注釋中可知，戚本禹檢討了這樣三點“嚴重錯誤”：（一）錯誤地估計了全國的形
勢，把鬥爭過程中的反覆現象，看作是全國出現了資本主義復辟，看不到革命群眾
的鬥爭成果和力量。（二）錯誤地估計了中國人民解放軍，在報紙、電台到處號召
“抓軍內一小撮”。（三）懷疑一切，隨便動搖毛主席司令部的領導。按照這三條
，王、關、戚只是思想認識問題，並非“破壞文化大革命”的重罪。

　　毛澤東的態度，怎麼會在一個半月之間發生這麼大的變化？這不由得不使人“
多問幾個為什麼”。

　　前一個指示，沒有原文，只是楊成武根據自己的筆記記載向周恩來傳達的，而
且按照指示中的要求，“只向總理一人報告”；而“九七批示”則是毛澤東的親筆
（《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註明是“根據手稿刊印”）。按說，這後一個批示的份
量應更重些。然而奇怪的是，前一個指示，當時很快就通過官方的或民間（造反派
紅衛兵）的渠道傳遍全國（同時傳遍全國的還有另一些相關的“最高指示”，如“
打倒王力，打倒，打倒”，“打倒王力，還我長城”之類），而這後一個“九七批
示”，卻始終沒有公開傳達，無人知曉。須知，若是在當時就傳達出來，“王、關
、戚”諸人定會如釋重負甚至歡欣鼓舞，正如陳再道得知毛澤東在一個批示中仍稱
他為“同志”一樣，馬上就會明白自己的“問題”性質已定為“人民內部矛盾”，
不會被打倒了。可是，當時“九七批示”並未傳達出來，因此不僅“關、王二同志
”繼續身陷囹圄，“戚本禹同志”不久也跟着進去了。那麼，又是誰封鎖了這個“
九七批示”？為什麼？從“九七批示”可以看出，毛澤東並未將“王、關、戚”視
作“壞人”或“罪人”。那麼，為什麼又要讓他們下台呢？

　　有一則故事，從另一側面道出了事情的某些玄機。

　　在宗道一《“王八七講話”與外交部“奪權”鬧劇》（載《中華兒女》２００
２年第一期３５—４２頁）一文中談到，王力、關鋒在８月底被捕後，因中央對外
秘而不宣，直到９月底人們都還沒有得到這方面的消息。外交部反對王力一派的劉
華秋和王海容等急於了解毛澤東的態度，便在９月２４日凌晨毛澤東剛回到北京時
，由守候在中南海的王海容去向毛澤東匯報王力“八七講話”在外交部如何不得人
心，想探聽毛澤東的態度，而毛澤東卻只吟出了兩句古詩：“時來天地皆同力，運
去英雄不自由。”然後就以要休息為由對這位表侄孫女下了逐客令。王海容回來匯
報後，劉華秋等人翻遍唐詩宋詞，也沒有找到這兩句古詩的出處，只得去請教王海
容的爺爺王季范老先生。這才知道這是出自晚唐詩人羅隱《籌筆驛》詩中的句子。
於是，劉華秋、王海容等人認定王力倒台已成定局，“當天，王海容、劉華秋將這
一情況用最快速度報告了周恩來總理，同時又大膽撰寫了題為《王八七講話是一株
大毒草》的大字報……”

　　按宗道一文中所述，劉華秋、王海容等人當時對羅隱這兩句詩的理解，是“曾
經不可一世的‘英雄’已經被歷史的車輪輾得粉碎”。其實，這個理解是文不對題
的。羅隱《籌筆驛》是憑弔諸葛亮的，“時來天地皆同力，運去英雄不自由”的原
意，充滿對諸葛亮雖有雄才大略，然而因時運不濟，終於壯志難酬的感嘆。原詩句
對這位失敗的英雄只是表現出痛惜，哪裡能從中體會出什麼“被歷史車輪輾得粉碎
”的意思？若再聯繫上原詩中這兩句的前邊兩句：“拋擲南陽為主憂，北征東討盡
良籌。”就更可以看出作者對諸葛亮這位失敗的英雄的衷心讚美了。毛澤東引用這
兩句詩，其實應該理解成是對王、關、戚的倒台充滿不得已的痛惜之情。若是按劉
華秋、王海容當年的那種理解，毛澤東完全可以而且應該引用另外的詩句，如“爾
曹身與名俱滅，不廢江河萬古流”之類，這樣內容和感情的詩句多的是。然而毛澤
東卻偏偏引用了這樣兩句，這不是曲折地反映出了毛澤東對拋出王、關、戚的無奈
心境嗎？

　　“時來天地皆同力，運去英雄不自由”所表達出來的對王、關、戚的感情，與
毛澤東“九七批示”是一致的。他並未將王、關、戚歸入應被打倒的敵人之列，而
只是迫於當時的某種形勢，不得不拋出他們來作犧牲，以求得政治上的平衡。他這
個親自發動和領導了“文化大革命”的史無前例的大“英雄”，有時候也不得不受
“時運”的制約，他也常常是“不自由”的啊！

　　　　那麼，毛澤東當時為什麼會感到“運去英雄不自由”？當時有什麼形勢逼
得他非要以王佐斷臂的決心拋出王、關、戚？這還有待歷史檔案的解秘及人們更深
入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