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民黨在戰後國共內戰中的失利，一向為史家關注。抗戰勝利之初，就物質基礎而言（包括軍事、經濟等各方面），國民黨已達到其執政時期的高峰。可又何以在短短幾年間，即在內戰中失利，其間緣由，政治、經濟、外交與社會層面之因素，已為諸多學者所探究。有關研究狀況，可參閱郭永學、吳祖鯤《海內外學者關於大陸國民黨政權崩潰原因的研究綜述》，《吉林大學學報》1992年第5期；文松《十餘年來南京國民黨政權失敗原因研究綜述》，《歷史教學》2001年第9期。然而更直接的原因，應為其軍事失利。就軍事層面的研究而言，學界關注較多的為具體戰役之成敗得失，如1948年底至1949年初的三大戰役。本章則企望以內戰初期國民黨之軍事戰略戰術為中心，對其成敗得失作初步之考查與辨析，期使我們對國民黨何以在內戰中失利之緣由有更進一步之體認。關於戰後之國共內戰戰史的綜合性研究論著，可參閱《國民革命軍戰役史》第5部；《中國人民解放軍全國解放戰爭史》，軍事科學出版社，1993~1998。

一.戰前之國共力量對比

全面內戰爆發前，在軍事力量的對比上，國民黨大大超過其對手中共。國民黨軍總兵力約為430萬人，其中陸軍200萬人，特種兵36萬人，非正規部隊74萬人，空軍16萬人，海軍3萬人，後勤、機關和院校101萬人。關於國民黨軍的總數，目前缺乏國方的統計資料，此處據《中國人民解放軍全國解放戰爭史》第2卷第1~2頁之統計。陸軍編組為步兵36個軍、150個師（內54個整編師）、3個獨立旅，騎兵10個旅、3個獨立團，炮兵12個團（內美式榴彈炮5個團），工兵18個團，輜汽兵24個團、11個營，通信兵8個團、11個營，戰車兵3個團，鐵道兵3個團；海軍編組為海防（青島）、江防（江陰）、運輸（上海）艦隊及8個炮艇隊，有艦艇129艘；空軍編組為瀋陽、北平、西安、漢口、重慶軍區，有飛機443架。《國防部政績報告》，二檔：七八三 797；《國民革命軍戰役史》第5部第1冊，第210~215頁。另據《中國人民解放軍全國解放戰爭史》第2卷第1~4頁之統計，國民黨陸軍編組為86個整編師（軍），248個旅（師），海軍僅接收日偽艦艇即有288艘，空軍飛機有900餘架。其軍力部署大致為，一線：（1）東北行轅（主任熊式輝），7個軍；（2）北平行轅（主任李宗仁），下轄第十一戰區（北平）4個軍、4個整編師，第十二戰區（歸綏）3個軍、1個整編師、1個騎兵軍、2個騎兵師；（3）第二戰區（太原，司令閻錫山），5個軍；（4）徐州綏署（主任薛岳），下轄第一（南通）、第二（濟南）、第三（徐州）、第八（蚌埠）綏靖區，5個軍、9個整編師；（5）鄭州綏署（主任劉峙），下轄第一戰區（西安）8個整編師，第四（許昌）、第五（開封）綏靖區6個整編師；（6）武漢行轅（主任程潛），下轄第六（樊城）、第七（大冶）綏靖區2個整編師。二線：（1）廣州行轅（主任張發奎），2個整編師；（2）衢州綏署（主任余漢謀），1個軍、1個整編師；（3）西北行轅（主任張治中），3個軍、3個整編師、1個騎兵軍、4個騎兵師；（4）重慶行轅（代主任朱紹良），6個整編師。總兵力為78個軍（師）。但上述統計不包括國防部直轄之第五軍、整編第十一、七十四師等部隊。關於國民黨軍的部署狀況，各說不一，此處據《國民革命軍戰役史》第5部第1冊第256~257頁之說法。

中共部隊總數約為127萬人，其中野戰部隊61萬人，計有24個縱隊（師）、11個旅，地方部隊66萬人；分屬陝甘寧晉綏聯防軍（3萬人，代司令員王世泰）、晉綏軍區（5萬人，司令員賀龍）、晉冀魯豫軍區（27萬人，司令員劉伯承）、新四軍兼山東軍區（42萬人，軍長兼司令員陳毅，1947年1月底改稱華東野戰軍）、東北民主聯軍（30萬人，司令員林彪）、晉察冀軍區（20萬人，司令員聶榮臻）、中原軍區（5萬人，司令員李先念）等戰略區，另有炮兵1個旅，14個團，17個營，38個連，沒有海、空軍。中共部隊的人數和編制各說不一，此處據《中國人民解放軍全國解放戰爭史》第1卷第323~338頁的統計。因為各區部隊人數不斷變動，故總數與各區數有5萬人之差。

就軍隊實力而言，國民黨的海空軍為中共所無，其陸軍野戰部隊數量為中共的三倍以上，裝備亦大大超過中共部隊。全面內戰爆發前，中共部隊共有步馬槍44 7萬支，短槍4 4萬支，衝鋒鎗2678支，輕機槍4 6萬挺，重機槍1699挺，輕迫擊炮1559門，92步兵炮124門，山炮58門，重裝備數量明顯偏少。以國民黨軍頭等主力 整編第十一師和中共部隊中裝備最好的東北第一縱隊相比較，前者擁有各種槍11520支（其中衝鋒鎗2370支），各種炮440門（其中105榴彈炮8門），汽車360輛；後者擁有各種槍13991支（其中衝鋒鎗92支），各種炮46門（其中75山炮12門），沒有汽車。兩者相較，槍械數大體持平，但前者配備的自動槍械占據絕對優勢，火炮裝備接近於後者的十倍，機動性更遠勝於後者。《中國人民解放軍全國解放戰爭史》第2卷，第6頁。國民黨所轄軍工企業的生產能力也遠遠超過中共，其18家兵工廠月產步槍約9000支，機槍1430挺，各種炮875門，而中共65家兵工廠月產步槍1030支，機槍15挺，迫擊炮僅2門，基本不能生產重武器。《中國人民解放軍全國解放戰爭史》第2卷，第13頁；《國民革命軍戰役史》第5部第1冊，第164-1頁。當然，國民黨軍擁有的美械裝備是否能在實戰中發揮效用，是值得探討的問題。陳毅根據其作戰經驗認為：“美械使火力增強，但火器複雜，幹部無法掌握，不能靈活機動，消耗彈藥甚多，缺少運輸工具，供給不上。野戰能力很弱。美械化害多利少，最多不過利害相等。”陳毅：《一年自衛戰爭總結》（1947年12月），北京中央檔案館藏檔抄件。而且美械裝備部隊經常受到補給問題的影響，並由於美國一度實行武器禁運，使其效用時常不得發揮。蔣介石曾告杜聿明，“東北部隊對於美械彈藥應設法節省，不得浪費，希特別注意，通飭所屬遵照辦理為要”。蔣並將此情形告在美負責採購軍火的毛邦初，令其“可以汝所知之實情轉告。美械子彈之奇缺實為嚴重情形之主因也”。《蔣介石致杜聿明電》（1946年12月29日），《蔣介石致毛邦初電》（1947年12月6日），《蔣檔•特交文卷•交擬稿件》：23冊2034、2072號。 

正是因為國民黨對中共的強大軍事優勢，使國民黨及其領袖蔣介石在處理戰後國共關係問題時，棄和而就武。1946年1月，國共達成停戰協議，雙方在關內的戰爭暫時停止，但國民黨的戰爭部署並未停止，軍方認為“國共和談終久談不接近，會議亦不過照例文章。”《郭汝瑰日記》（手稿本），1946年1月19日，藏北京中國人民革命軍事博物館。1月14日，副參謀總長白崇禧召集各部門主官開會，提出：（1）陸軍方面以整訓名義，迅速整編，充實糧彈，趕運各師武器，並多制游動鐵絲網，俾適於北地作戰；（2）空軍方面，應多儲油彈於各重要基地；（3）海軍方面，第一艦隊已在渤海口游弋，繼續阻絕奸匪海運；以上各項系密為準備，如中共聽命，則國軍各師固應趁此時機，充實整訓，如其背信抗命，則我有充分準備，寧未雨以綢繆，亦可毋臨渴掘井也。《副參謀總長白崇禧呈蔣委員長關於停戰令頒布後國軍應有充分準備電》（1946年1月15日），秦孝儀主編《中華民國重要史料初編》第5編第4冊，台北，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黨史委員會，1985，第387頁。為此，軍方有關部門在2月間擬出了作戰計劃，蔣介石於3月4日“批交軍政、軍令、軍訓三部秘密研究準備”。該計劃要求第一步攻占熱河之赤峰、承德及察省之多倫、張家口，同時以數軍由海道輸連雲港登陸，以殲滅蘇北魯南的中共部隊；第二步打通津浦線；第三步再擊滅冀南、豫北的中共部隊；對於延安則認為在政治全面破裂之時，應一舉而攻略之。《郭汝瑰日記》，1946年3月9日。4月5日，蔣介石致電徐州綏署主任顧祝同與鄭州綏署主任劉峙，要求“一面縮編，一面訓練，以期隨時可以應戰也。”《蔣檔•籌筆（戡亂時期）》：15823號。5月22日，蔣介石又給顧祝同和劉峙發去極密電，要求陸空軍聯合作戰之訓練工作應即策劃準備，本月內部署完畢，6月1日開始聯合演習，限於6月底訓練完成。《蔣檔•特交文卷•交擬稿件》：23冊1999、2000號。可見國民黨是以6月底為期準備戰爭的。

對於打一場全面戰爭，蔣介石和他手下的軍事將領曾經有過充分的自信。如蔣所言：“比較敵我的實力，無論就哪一方面而言，我們都占有絕對的優勢，軍隊的裝備、作戰的技術和經驗，匪軍不如我們，尤其是空軍、戰車以及後方交通運輸工具，如火車、輪船、汽車等，更完全是我們國軍所獨有，一切軍需補給，如糧秣彈藥等，我們也比匪軍豐富十倍，重要的交通據點，大都市和工礦的資源，也完全控制在我們的手中。”所謂“一切可能之條件，皆操之在我，我欲如何，即可如何。”《國軍將領的恥辱和自反》，1947年6月1日，秦孝儀主編《先總統蔣公思想言論總集》卷22，第135頁。正是因為有這樣的軍事優勢，國民黨才敢於在抗戰結束後不久又發動另一場戰爭，並於內戰之初在擴大占領區方面頗有收穫。 www.

二. 內戰之初國民黨的軍事戰略失誤

雖然在全面內戰爆發之初，國民黨具有對中共的全面軍事優勢，然而軍事力量的優勢並不必然能夠轉換為戰場上的勝勢，古往今來，無數以弱勝強、以少勝多的戰例都說明了這一點。自內戰之初起，國民黨就在軍事戰略與戰術上犯下一系列錯誤，使其沒有能將最初的優勢轉化為完全的勝勢，並一步步失掉了自己的優勢。

從現有資料看，全面內戰爆發前，國民黨內部雖然主戰派占據上風，但並未形成對戰爭指導的全盤戰略部署與戰術規劃。國民黨戰史亦認為：“國軍軍事戰略構想，迄無完整原始資料可資依據”；“綏靖作戰期間之史料，均未載明對綏靖作戰之全般戰略構想”。《國民革命軍戰役史》第5部第1冊，第306頁。戰爭的進行，基本決定於蔣介石的個人決斷，而蔣介石對於如何打這場戰爭，有他自己的一套邏輯和想法。他視中共為“流寇”，認為中國歷來的“流寇”如要生存無非兩種辦法，一種是“流竄”，居無定所；一種是“負隅”，憑險頑抗。但由於現代交通的發達，“不能流竄”，“縱使流竄亦無喘息的機會”；因此只要能夠攻占中共的根據地，使其“不能負隅，那他就不能持久”，則“剿匪”即可告成。《對於最近社會經濟軍事情勢之分析》（1947年2月17日）、《匪情之分析與剿匪作戰綱要》（1947年5月15日），秦孝儀主編《先總統蔣公思想言論總集》卷22，第20、112~113頁；《剿匪戰役之檢討與我軍今後之改進》（1947年2月19日），北京軍事圖書館藏抄件。他認為，“現代作戰最緊要的莫過於交通，而要控制交通就先要能控制都市，因為都市不僅是經濟政治文化的中心，一切人才物資集中之所，而且在地理形勢上，他一定是水陸交通的要點。我們占領重要都市之後，四面延伸，就可以控制所有的交通線，交通線如果在我們控制之下，則匪軍即使有廣大的正面，也要為我所分割，所截斷，使其軍隊運動的範圍縮小，聯絡斷絕，後勤補給都要感到困難，終至處處陷於被動挨打的地位”；而且“沒有大城市作為根據地的匪軍，就永遠只能流竄，永遠只能算是流寇，不能使別人相信他的力量”。因此，蔣的作戰綱領，“可以說是先占領據點，掌握交通，由點來控制線，由線來控制面，使匪軍沒有立足的餘地”。《匪情之分析與剿匪作戰綱要》（1947年5月15日），秦孝儀主編《先總統蔣公思想言論總集》卷22，第112~113頁。蔣的這一套邏輯，聽起來不無道理，而且在全面內戰初期的攻勢中，國民黨軍在進據交通線、擴大占領區方面也取得了一定成果，但歷經實戰之後，卻顯出其不符合戰場實情及其一廂情願。首先是中共並不拘泥於固守某地，在必要時連其政治中心延安亦可放棄，蔣的攻其“負隅”便成了無的放矢；其次是當時各地間的現代交通線路尚未成網（只有東北是例外），同時國民黨軍的能力也還達不到以交通線封鎖中共部隊運動的程度，蔣的阻其“流竄”又成了空談。萊蕪之戰可為例證。1947年2月15日，國民黨軍占領魯南重鎮臨沂，蔣介石因此認為“陳毅已失其老巢，就再不能發生過去一樣大的作用了”；“以後的問題，都在黃河以北了”。蔣介石：《剿匪戰役之檢討與我軍今後之改進》(1947年2月19日)，北京軍事圖書館藏抄件。而事實恰恰與蔣之論斷相反，中共部隊系主動撤出臨沂北上，隨後李仙洲部被殲之消息傳來，可見中共部隊既不“負隅”，而國民黨軍也不能阻止其“流竄”。由於蔣介石固執於自己的一套邏輯，使國民黨軍斤斤計較於占領點線，但這些點線非但無法控制面，反而使占領點線的軍隊成了蔣自己後來所稱的“呆兵”，使一線攻擊部隊越來越少，失去了軍事上的主動權。

為了達成其戰爭目的，蔣介石還主張打速決戰，他認為：（1）國民黨以優勢兵力與裝備，自然有主動迫中共決戰之自由；（2）國民黨軍裝備優良，具備發揮優勢裝備與素質，實行迅速決戰之條件；（3）國民黨的戰爭準備完善，足夠以雷霆萬鈞之力，一舉實行殲滅速決之條件。《剿匪戰事之檢討》，第6頁，北京軍事圖書館藏抄件。蔣介石及其手下的高級將領最初也對速戰速決抱有莫大之期望。蔣介石在與馬歇爾談話時，自信可以在八到十個月內消滅中共軍隊。白崇禧認為，可以在一年內結束“剿匪”軍事。參謀總長陳誠更是自信在三個月至多五個月內便能解決。Marshall sMissionToChina，vol 1，UniversityPublicationsofAmerica，Inc Arlington，Virginia，1976，pp 405－407；上海《中央日報》1946年10月17日。然而，國民黨在內戰初期的作戰方針，與其速決戰的預期背道而馳，最終不僅沒能速決，反而在消耗戰中拖垮了自己。及至戰爭進行一年之後，“剿匪”軍事非但未能結束，國民黨卻被迫在軍事上轉入全面防禦。 

蔣介石雖然對戰爭有他的設想，但他並未據此制定出明確的戰略方針以及與這個方針相適應的軍事部署。1946年6月1日，北平行營主任李宗仁曾致函蔣介石，提出先以東北兩軍“掃蕩”熱河，解除平津北面之威脅，隔斷張垣與東北之聯絡；再以津浦南、北段、膠濟路、魯西四路進軍，“掃蕩”山東中共主力；再以新鄉、德州、石門三路進攻邯鄲，封鎖太行山區，打通平漢路交通；最後由南口、歸綏、大同三面夾擊張家口，打通平綏路，再回師會攻延安。以上部署及指導，應區分守勢方面與攻勢方面，分期實施，並以中共主力為目標，逐次消滅瓦解之。蔣對此並未有何反應。《蔣檔•特交檔案•分類資料（剿匪）：全般措施》：002卷6號。全面內戰爆發前夕，6月13日國防部舉行作戰會報，參謀次長劉斐具體解說了國民黨軍的作戰計劃：“今後作戰方針，應關內重於關外。關內首先打通津浦、膠濟兩鐵路，肅清山東半島，控制沿海口岸。”《國防部作戰會報記錄》（1946年6月13日），北京軍事圖書館藏抄件。因此國民黨軍初期的進攻重點為蘇北到山東一線，這樣的部署有其政治和軍事考慮。政治上，全面內戰爆發時，國民黨由於要應付國內外各種壓力，還維持着國共關係和國共談判不能破裂，因而遲遲不能進行全面動員，進入完全的戰爭狀態，而是在所謂“自衛”、“恢復交通”、“難民還鄉”等口號掩護下發動軍事攻勢；軍事上，由於在抗戰勝利後中共沿交通線的阻擊戰，使國民黨軍的部署遲遲未能到位，及至戰爭開始，兵力調配尚未全部完成，只能就現有部署行動。攻勢發起後，國民黨軍的進攻面越鋪越大，企圖實行全面進攻，但在實際上，其軍隊的部署無法達成全面進攻之目的，而成逐次用兵之勢，結果導致全面進攻難稱全面，重點進攻亦無重點，主要作戰方向不斷在東北、華北、蘇北之間徘徊。3月東北開打，關內尚在停戰；及至7月蘇北大打，東北又處於相對平靜中；直到10月才有了蘇北、華北、東北的全面攻勢。中共領導人劉少奇認為，中共因此而於內戰初期在軍事布局上處於有利形勢。我們可以毫無後顧之憂地以全力對付正面的敵人，就是說，可以放心地把注意力集中使用在一個方向上，對付主要敵人。兩翼（指西北和東北 作者注）雖有敵人的威脅，但危險不大，因為他們的力量較弱，又受到牽制。我們的後方是穩固的（只是在東北地區要加緊剿匪，肅清內部敵人），必須認清這個局勢，決不可丟失這個良好時機和有利的戰略形勢。師哲：《在歷史巨人身邊》，中央文獻出版社，1991，第331頁。國民黨資深將領程潛也曾經抱怨說：“不知蔣先生對這個仗是如何打法？最高的戰略如何策定？重點擺在哪裡？是關內？抑或關外？是由內往外打？還是由外往內打？由南往北打？或者由北往南打？實在令人無法揣測。”如此，“部隊東遣西調，顧此失彼，攻守進退，恐將失機。”王禹廷：《胡璉評傳》，台北，傳記文學出版社，1985，第57頁。參謀本部亦有人認為，“今日全國無重點，用兵如此決無勝算可言”，建議陳誠“應在魯南方面集中優勢兵力，掃蕩隴海路以北地區”。《郭汝瑰日記》，1946年9月7日。根據中共的統計，全面內戰爆發時，國民黨軍一線攻擊部隊為26個師72個旅，約占總兵力的30%，到10月最高峰時也不過為43個師117個旅，約占總兵力的50%。《中國人民解放戰爭第一年戰績公報》，《中國人民解放戰爭軍事文集》第2冊，第544~545頁。這樣的兵力數為中共野戰部隊數量的二倍還不到，加之分散於各個戰場，其不能取得預期的戰果也就理所當然了。

對於兵力分散、顧此失彼之缺失，國民黨將領並非全無體認。1946年11月，陳誠在北平召集各戰區高級將領開會，與會者形成了集中兵力、免化眾為寡、各戰區協力行動的共識。《熊式輝日記》，1946年11月18、19日，HsiungShih huiCollection，RareBooksandMemu***Library，ColumbiaUniversity，NewYork，USA。在軍官訓練團討論時，不少將領總結軍事失利的原因為：“無計劃，無準備，處於被動，常犯逐次使用不充分兵力之過失”；“多行全面攻擊，兵力分散，攻防均無重點，建制常被分割，指揮系統重複而紊亂”；“任務賦予不明確，多以城鎮為作戰目標，故使匪主力得以逃走”；建議今後“確實控制戰略要點，控置戰略機動部隊”；“徹底集中兵力，以機動殲滅敵人”。國防部在作戰檢討中亦認為：“國軍因受政略影響及局部狀況之誘惑，致將主力逐漸分散於各戰場”；“各戰場之兵力，均非絕對優勢。以各個戰場比較優勢之兵力，發動攻勢，固不能獲致重大之戰果。同時，散布各戰場之兵力，因種種關係，抽調轉用，多不自由，以致每每發現良機，而不能捕捉”。《第二期軍事小組討論結論匯集》（1947年）；國防部三廳二處編《綏靖作戰檢討》（2），第75~78頁，引自《中國人民解放軍全國解放戰爭史》第2卷，第263頁。

有鑑於此，1947年3月，蔣介石決定實行所謂重點進攻計劃。他對其設想作過如下的解釋：中共在關內有三個重要根據地，即以延安為政治根據地，以沂蒙山區為軍事根據地，以膠東為交通供應根據地，因此“最要注意的是分清主戰場與支戰場。我們在全國各剿匪區域中，應先劃定匪軍主力所在的區域為主戰場，集中我們部隊的力量，首先加以清剿，然後再及其餘戰場。同時在這個主戰場中，又要先尋找匪軍兵力最強大的縱隊進攻，予以徹底的殲滅。”為此，蔣以山東作為國共兩軍的主戰場，認為“照現在的戰局來觀察，匪軍的主力集中在山東，同時山東地當衝要，交通便利，有海口運輸，我們如能消滅山東境內匪的主力，則其他戰場的匪部就容易肅清了。所以目前山東是匪我兩軍的主戰場，而其他皆是支戰場。在主戰場決戰的時期，其他支戰場惟有忍痛一時，縮小防區，集中兵力，以期固守。”《匪情之分析與剿匪作戰綱要》（1947年5月15日），秦孝儀主編《先總統蔣公思想言論總集》卷22，第114、117頁。據時任國防部三廳廳長的郭汝瑰分析：“進攻山東，是他（指蔣介石 作者注）主觀以為進攻延安後，就可抽調主力在山東尋求決戰，是進攻延安後的臨時決策而不是預定計劃”；“他不懂得開闢新戰場，實際是分散兵力，有礙重點形成的道理。蔣介石本人在戰略上就根本還未着眼到重點進攻，更未想到鉗形攻勢。他進攻陝甘寧邊區，初意也只是想壓迫解放軍東渡黃河進入山西，以便轉用兵力，但兵力轉用何處也並無定見。至於重點進攻山東，那是以後才決定的。即使到那時，他也未着眼到鉗形攻勢。同時，陝北和山東相去甚遠，也不可能發揮鉗形攻勢的作用。”而國民黨戰史亦認為，國民黨軍的重點進攻計劃並未發現己方的原始資料，只是根據中共方面之資料判斷其存在。《郭汝瑰回憶錄》，第244、420~421頁；《國民革命軍戰役史》第5部第3冊，第334~335頁。因此，蔣介石是否有確切的主觀意圖發起重點進攻尚須研究，但無論如何，國民黨軍對陝北和山東的進攻曾給中共部隊帶來相當大的壓力，而因國民黨軍戰區間和戰區內的協同不佳，未能根本改變國民黨的軍事處境，所謂重點進攻最終仍以失敗而告終。

總之，因為當時國民黨的執政黨地位，便不能不以恢復地盤為作戰重點，作戰目標是在廣闊的進攻面下以占領點、線為主，從而使自己背上了守備的沉重包袱，分散了自己的力量，導致占地越多，則被牽制的兵力就越多，機動兵力也越少，既給對手造成打擊目標，自己也疲於應付。換言之，如國民黨戰史所承認：“擴展空間之作戰，必須全面進攻，不但行動遲緩，且兵力形成分散，極易被敵人各個擊破。不但不能牽制敵人 反而易於被敵人所牽制，授予敵人機動作戰之好機。”《國民革命軍戰役史》第5部第3冊，第123頁。內戰之初國民黨軍的失利，絕大多數發生於運動戰中，誠非無因。 

所謂旁觀者清，中共當時即看到了國民黨的致命弱點，“除了政治上經濟上的基本矛盾，蔣介石無法克服，為我必勝蔣必敗的基本原因之外，在軍事上，蔣軍戰線太廣與其兵力不足之間，業已發生了尖銳的矛盾。此種矛盾，必然要成為我勝蔣敗的直接原因。”國民黨軍“能任野戰者不過半數多一點。而這些任野戰的兵力進到一定地區，又不可避免地要以一部至大部改任守備。敵人的野戰軍，一方面，不斷地被我殲滅，另方面，大量地擔任守備，因此，它就必定越打越少。”《三個月總結》，《毛澤東選集》（合訂本），人民出版社，1967，第1102頁。內戰經過的事實驗證了中共的判斷，而國民黨國防部次長秦德純亦承認：“國軍敗固敗，勝亦不勝，蓋每發動一攻勢，勝後即將能機動之部隊悉供於駐守，則爾後即無再主動能力”。《徐永昌日記》，1946年12月3日。

三. 內戰之初國民黨的軍事戰術失誤

戰略指導既無章法，而在戰術方面，國民黨軍亦存在諸多缺陷，導致其在全面內戰開始後即不斷失利。 

其一為作戰保守，主動性不夠，尤懼夜戰、近戰和白刃戰。蔣介石曾抱怨說：“我們只有白天能打仗，匪則日夜皆能打仗，因此在一天之內，匪軍有二十四小時可以利用，我軍最多只有十二小時可利用，匪軍在半天可以做到的，我軍則需二天或三天才能做到，這樣下去我們怎麼不失敗呢？”《剿匪戰事之意義與重要原理之綜述》（1947年4月27日），秦孝儀主編《先總統蔣公思想言論總集》卷22，第98頁。國民黨軍每逢運動戰常常吃虧。1946年12月中旬，整二十六、五十一、五十九、七十七共4個師在魯南向前推進，其中整二十六師推進最快，“惟以前進位置過於突出，兵力極感薄弱，形勢極為孤立”。師長馬勵武曾建議適當後撤，但徐州綏署只令其就地固守而不同意後撤，使其“孤軍久暴，既不進又不退，前後左右皆空，此誠軍語所謂掛形也。”《馬勵武致友人信》，《馬勵武日記》，棗莊市出版辦公室編《魯南戰役資料選》，山東人民出版社，1982，第152~153頁。中共華東野戰軍抓住此一機會，發起攻勢，殲整二十六、五十一師全部和第一快速縱隊共5萬餘人。在近20天的戰鬥過程中，徐州綏署幾乎毫無反應，尤其是隴海路南的十幾萬部隊停留原地不動，聽任路北部隊被殲。以致蔣介石也不能不承認：“我軍不知採取運動戰，不知主動攻擊敵人，只知以穩紮穩打為保存實力、觀望不前之掩飾口號。或株守一地，或陣布長蛇，首尾不能相應，予匪以運動集中、各個擊破我軍之機會。致匪越戰越強，我則兵力日減，士氣日以萎靡不振。”蔣介石：《對匪軍戰鬥手冊之研究及對策》，引自《中國人民解放軍全國解放戰爭史》第2卷，第262頁。 

其二為協同不好，各戰場之間、各戰場內部以至軍與軍、師與師之間，少有協同配合的成功範例。進攻時如此，撤退時更是如此，往往是一支部隊與另一支部隊守望相助，卻終不得助，這種情況多次出現，導致作戰中的惡性循環，守者對援者沒有信心，不敢堅持；援者認為守者不會堅守，救援緩慢，原定的決戰設想便總是落空。蔣介石承認：“我們一般赴援部隊因為在未出發的時候不先加研究，更沒有切實的準備作積極的行動，而只怕在中途被匪軍伏擊或包圍，這樣一開始便沒有信心，就存着不能達成任務的心理。同時被圍的部隊因援軍不能及時達到，又不相信援軍能達成其增援目的，因而不敢持久固守，寧可冒險突圍，以致全部覆滅”，這是“我們國軍將領最可恥的一件事。”《剿匪戰略戰術的總檢討》（1947年4月20日），北京軍事圖書館藏抄件。山東孟良崮戰役即為顯明例證。此役中共華東野戰軍一改傳統戰法，舍弱取強，表明他們能夠根據主客觀形勢而適時改變戰法，出其不意，攻其不備，造成強弱易勢。而國民黨統帥部起初未能判明華野的真實意圖，完全沒有料到其敢於強行楔入重兵雲集的己方部隊當面中心。5月15日整七十四師被圍後，師長張靈甫先“以為左右友軍，在毗接相靠，決不會有意外問題”。國民黨統帥部亦認為決戰時機已至，命令張部堅守，而以整十一、二十五、四十八、六十五、八十三師和第七軍增援孟良崮，同時周邊還有第五軍和整九、二十、六十四師接令向孟良崮運動，企圖一舉圍殲華野部隊。這些援軍多數離孟良崮只有一兩天路程，且不乏精銳之師，如能及時趕到戰場，華野將承受相當壓力。然而當張部在孟良崮苦戰之時，援軍卻行動遲緩，多則前進十餘公里，少不過三五公里，表現出缺乏協同精神，不能互救的頑疾。身為兵團司令的湯恩伯，在16日不能不以近於懇求的語氣電令各部增援：“張靈甫師連日固守孟良崮孤軍苦戰，處境艱危，我奉令應援各部隊，務須以果敢之行動，不顧一切，星夜進擊，破匪軍之包圍，救袍澤於危困，以發揚我革命軍親愛精誠之無上武德與光榮，豈有徘徊不前、見危不救者，絕非我同胞所忍，亦恩伯所不忍言也。”《國民黨一兵團孟良崮戰役戰鬥詳報》，中共山東省委黨史資料徵集研究委員會、中共臨沂地委黨史資料徵集委員會編《孟良崮戰役》，山東人民出版社，1987，第427頁。比較之下，此役華野六縱接到合圍命令後，從魯南晝夜兼程，只用兩天時間便趕了200里山路，攻占整七十四師後退必經之地垛莊，斷其退路，完全出乎張靈甫的意料，表現出高度的協同作戰能力。可是直至張部覆滅，離孟良崮最近的整二十五師仍在10里開外的界牌，炮聲相聞，而終不見援兵之至，陳毅稱此役為“百萬軍中取上將首級”，當不為過。戰役開始前，張靈甫曾在給蔣介石的電文中稱：“以國軍表現於戰場者，勇者任其自進，怯者聽其裹足，犧牲者犧牲而已，機巧者自為得志，賞難盡明，罰每欠當，彼此多存觀望，難得合作，各自為謀，同床異夢，匪能進退飄忽，來去自如，我則一進一退，俱多牽制，匪誠無可畏，可畏者我將領意志之不能統一耳。”秦孝儀主編《總統蔣公大事長編初稿》卷6（下），第446頁。此役之結果恰印證了張靈甫所言。戰後蔣介石對此役“悲哀痛憤”，“尤增憤激”，痛責“高級軍官已成了軍閥，腐敗墮落，自保實力，不能緩急相救”。5月29日發出通令稱：“以我絕對優勢之革命武力，竟每為烏合之眾所陷害，此中原因，或以諜報不確，地形不明，或以研究不足，部署錯誤，馴至精神不振，行動萎靡，士氣低落，影響作戰力量，雖亦為其重要因素；然究其最大缺點，厥為各級指揮官每存苟且自保之妄念，既乏敵愾同讎之認識，更無協同一致之精神，坐是為敵所制，以至各個擊破者，實為我軍各將領取辱召禍最大之原因。”秦孝儀主編《總統蔣公大事長編初稿》卷6（下），第467、462~463、471頁；《主席對孟良崮戰役之講評》，軍官訓練團編印《一年來剿匪重要戰役之檢討》，1947，第55~57頁。

其三為國民黨軍派系複雜，又摻雜着各種不同的人脈關係，加劇了協同作戰之不易。據第五綏區副司令胡臨聰回憶，在1946年9月的定陶戰役中，整三師師長趙錫田為陸軍總司令顧祝同的外甥，為人驕橫跋扈，對綏區抱若有若無態度，私人之間亦少接觸，彼此存有隔閡。他接到鄭州綏署的進攻命令後，不向綏區司令孫震請示即徑往前線，意欲一戰成名而取代孫的位置，使孫甚為不滿。當趙部被圍請求增援時，孫有意使趙栽跟斗，以報趙目中無人並企圖取而代之之恨，沒有令在附近的整四十一師積極增援，致整三師被殲，趙錫田被俘。胡臨聰：《蔣軍進犯晉冀魯豫解放區和整三師趙錫田部的被殲》，《文史資料選輯》第28輯，第58頁。國民黨統帥部也因此而指責將領常有封建思想，視其序列以內之部隊，為其永遠指揮之部隊，一旦有所抽調，即頓形不滿，或不惜借任何理由以阻撓統帥部之兵團部署，常聞某部隊不可歸某人指揮，使在同一戰場之軍隊，不能分合自如，形成半身不遂之狀態。《剿匪戰事之檢討》，第27頁。尤其是1946年上半年的整編，因為裁編所謂“雜牌”而影響到作戰士氣。在整軍過程中，同樣的軍隊，“出身經歷戰績等等都差不多，而屬於所謂 土木工程系 的軍隊（指陳誠系統 作者注），不只不被裁編，反而擴充”，“這種不公不平的事實 怎麼不會使得國軍的精神完全瓦解”。孫元良：《億萬光年中的一瞬》，第286頁。甚至因為整編而荒唐到了“軍官多懼年限失業，以為平匪無異縮短一己職業（退伍有一條可以因需要不按年限者）”，因此作戰不積極。《徐永昌日記》，1947年4月18日。此種情形對於部隊作戰能力之影響甚大。蔣介石過後亦承認，“自從去年部隊縮編，許多軍官轉業之後，現存的部隊往往存着一種恐懼的心理，以為自己的部隊不知何時被縮編，官佐不知何時被遣散。因為心理的不安，以致戰鬥精神亦大受影響。”《對於匪軍戰術的研究與軍隊作戰的要領》（1947年5月19日），《總統蔣公思想言論總集》卷22，第120頁。關於軍事整編及其對國共雙方的利弊得失，請參閱本書第十二章。

其四為指揮和情報能力低下，對戰略戰術的理解近於教條與機械。國民黨軍不少戰區主官仍為長期沒有實戰歷練的老朽無能之輩占據，其中明顯的例子是劉峙和李仙洲。1946年9月，劉峙輕率下令原為齊頭並進、會攻定陶的整三師和整四十七師分別攻擊菏澤和定陶，使兩部之間的距離拉大，結果為中共晉冀魯豫野戰軍所乘，整三師全軍覆沒，劉峙因指揮無能而於戰後被免職。1947年2月，守萊蕪的第二綏區副司令李仙洲突圍心切，率部出萊蕪城後，未派部隊占據突圍路線外側山地要點掩護，也未派部隊留守萊蕪以為支持，結果被中共華東野戰軍於前設伏，於後斷其回城之路，而李部位於狹長地段，機動空間有限，不能展開，只能被迫向內收縮，致互相擁擠，隊形大亂，無法實施有效指揮。未有多少戰鬥即迅速瓦解，4萬人的部隊，不過4個小時即遭全殲，李仙洲及多名高級將領被俘。事後檢討，蔣介石認為失敗“全在於李仙洲司令官指揮部署之錯誤及其怕敵心理所造成”，並訓斥負責指揮的王耀武說：這次你選派的將領也不適當，李仙洲的指揮能力差，你不知道嗎？撤退時他連後尾也不派，這是什麼部署？你為什麼派他去指揮？如派個能力好的人指揮，還不致失敗。秦孝儀主編《總統蔣公大事長編初稿》卷6（上），第394~396頁；王耀武：《萊蕪蔣軍被殲記》，《文史資料選輯》第8輯，第129頁。在對於戰術的機械理解方面，張靈甫可為例證。孟良崮戰役打響後，張靈甫為集中兵力，固執於所謂居高臨下的優勢，將部隊拉上孟良崮高地，然而“退守山地之後，飲料斷絕，渴不可支，體力漸弱，各種火炮以俯角全失，效力降低，且陣地毫無遮蔽，全受共方火制。而山地概系岩石，匪方射擊威力倍增，人馬損害更大，尤以我軍騾馬及雜役兵夫，受敵炮擊驚擾奔竄，引起部隊混亂，致使掌握困難，匪軍因得自各方滲入。”《國民黨一兵團孟良崮戰役戰鬥詳報》，《孟良崮戰役》，第251~253、432~433頁。張靈甫最後只能以慘敗身亡而結束此役。同時，軍隊指揮系統疊床架屋，自統帥部至行營（或綏署、綏靖區）至軍至師，至少有四五級之多，命令來回反覆，大大削弱了部隊戰鬥力。萊蕪之戰，第二綏區司令王耀武判斷華野將圍攻李仙洲部，遂於2月16日令李部後撤，但徐州綏署和南京統帥部則判斷為“共軍敗退”，嚴令李部重回原地。使部隊來回運動，疲於奔命。及至19日，華野出現在李部四周，王耀武不等上峰批准即命李部火速後撤。但是二天的動搖與延誤，已經註定了李部的覆滅命運。所謂“旋進旋退，輕進輕退，舉棋不定，措置乖方，渙散了軍心，打亂了步驟，以致造成了不可收拾之局。”山東省政協文史資料委員會、萊蕪市政協文史資料委員會合編《萊蕪戰役紀實》，中國文史出版社，1995，第287、162頁。在情報方面，內戰初期，國民黨軍進攻中原、蘇北、延安、山東的情報均為中共事先所獲，令其在軍事上處於非常被動的地位，而且使統帥部的決策幾無秘密可言。蔣介石亦承認：“共匪最大的長處，即在於他們情報工作的確實和靈活。他們不但可以多方面搜集我們的情報，刺探我們的消息，而且他們得到了關於我們的情報之後，立刻就能作適當的布置，實行欺騙誘惑，來打擊我們國軍。他們情報人員不僅布置在我們的周圍，甚至打入我們的司令部裡面，擔任很重要的位置”。徐永昌稱國民黨軍的行動為，“通信不能密，截電不能譯，敵測國軍如指掌，國軍對敵在敷衍”。《一年來剿匪軍事之經過與高級將領應注意之事項》（1947年10月6日），秦孝儀主編《先總統蔣公思想言論總集》卷22，第268頁；《徐永昌日記》，1947年1月6日。最可笑的是，作為國民黨軍的統帥，蔣介石既不知彼也不知己。萊蕪戰役中，與中共有秘密聯繫的整四十六師師長韓練成接受華野指示，臨陣主動脫離指揮，導致該部因群龍無首而一片混亂，率先被殲，並牽累李仙洲的全盤行動。事後，韓領中共之意，以突圍而出的身份回到南京。蔣介石不明底里，居然大誇其“從萊蕪帶了一百餘人，在敵人的後方橫行五六百里，歷時十餘日，最後安抵青島 如果共匪真的厲害，韓師長又何能以這樣薄弱的兵力橫行於這樣廣大的匪區？”《國軍剿匪必勝的原因與剿匪戰術的改進》(1947年4月15日)，秦孝儀主編《先總統蔣公思想言論總集》卷22，第64頁。直到1年後，韓練成在西北任職時，其與中共的關係才暴露，結果又因張治中的關係而安然脫離，潛赴香港，再轉往中共根據地。不僅如此，由於國民黨軍與民眾關係的疏離，使其戰場情報工作也往往是一無所獲。蔣介石一方面抱怨“國軍在收復區內不能組織民眾，訓練民眾，以收軍民協力根本清匪的效果，是我們軍事進展遲緩的一大原因”；另一方面又因擔心民眾泄密，居然要求“國軍進入匪區，必須與當地民眾隔離，以便封鎖消息”。《國軍剿匪必勝的原因與剿匪戰術的改進》(1947年4月15日)、《仁和墟與孟良崮兩次戰役之講評及其教訓》（1947年6月6日），《先總統蔣公思想言論總集》卷22，第59、167頁。可想而知，一支不能與民眾交流的軍隊怎麼可能在戰爭中得到民眾的支持。

國民黨軍在抗戰勝利後的接收中，上下交索，撈取實利，貪圖享受，缺乏再打一場艱苦戰爭的心理準備。如同其自身檢討時所稱：“匪軍之優點無他，在其各級幹部均能不避危難，身先士卒，以貫徹其任，反視我軍幹部，下級者，專事其承迎上級之意，不知何謂自動自覺；上級者，則養尊處優，講求享受，對於軍事科學既不悉心研究，治軍教戰之天職，更早置諸腦後，一至大敵來臨，則舉止失措，顧此失彼，如此而司三軍之命，此其所以致敗也。”《剿匪戰事之檢討》，第27頁。國民黨軍的兵員補充仍多依靠強迫性徵補，即所謂“抓伕”。這些抓來的壯丁，生活水平低下，不明白為什麼要打這場戰爭。如蔣介石所承認：“我們的軍隊，除內容空虛，名實不副之外，還有一個最大的缺點，就是待遇太低，生活太苦。現在一般下級官兵的生活，真是到了水準線以下，大多數的士兵吃不飽穿不暖，以致面黃肌瘦。”《整軍的目的與高級將領的責任》（1946年4月3日），張其昀主編《先總統蔣公全集》第2卷，第1807頁。加之沒有思想動員，沒有家庭實際經濟利益的驅動（如分配土地），使本為最廣大兵源的農民沒有徵補的積極性，也使征補來的士兵缺乏高昂的士氣和戰鬥力。結果就是，國民黨軍的熟練士兵在戰爭中因被俘或其他原因投向中共方面，其後只能依靠強迫征補的新兵補充，這些新兵經過訓練投入戰爭後，又不斷投向中共方面，使國民黨軍成了中共部隊兵員補充的重要來源。據統計，戰爭第二年結束時，被俘後參加中共部隊的前國民黨軍士兵已達到80餘萬人，這個數字占其時中共部隊總人數（280萬人）的28 6%，占中共野戰部隊總人數（149萬人）的53 7%，可見國民黨軍士氣之低。《中國人民解放軍全國解放戰爭史》第3卷，第313頁；第4卷，第2~5頁。國民黨軍的裝備同樣不斷落入中共部隊手中，國民黨軍參謀次長郭懺自嘲是“國共合作”，因為國民黨軍的補充每落入中共部隊之手，“豈非與之合作”。《徐永昌日記》，1947年11月29日。

戰後國共全面內戰的爆發，是國民黨在軍事優勢的基礎上，企求通過戰爭，確保其一黨統治地位，並在此基礎上統一全中國的主動行為。然而戰爭是一個包含了政治、軍事、經濟、外交等各方面內容的綜合行為，國民黨在準備戰爭之時，對其面臨的政治分裂、經濟混亂、外交牽制以及社會動盪、後方不穩等等因素未及深思熟慮，只想以軍事解決問題，陷入了惟軍事論的誤區，而僅僅倚仗軍力的優勢未必能打贏一場全面戰爭，何況國民黨還不能或不善於利用和發揮自己的軍事優勢。如一位美國研究者所言，蔣介石“從未能成功地為他的統治創造一個廣泛的社會基礎和一個牢固結合的、對抗共產黨的反共力量的共同戰線。他可以操縱個別的政治家，但中共卻駕馭着民眾支持的浪潮。他只能依靠軍事力量鎮壓民眾革命。”

當我們現在審視當年全面內戰時期國民黨軍事戰略戰術之得與失時，我們的判斷或許更具有學術意味，換句話說，也就是所謂後見之明。而對當時當地當事人而言，這是一場既決定自己也決定其對手命運的戰爭。在戰爭的實際進程中，誰勝誰負並不在於誰不犯錯誤，因為戰爭既由人擔當，而人總是會犯這樣那樣的錯誤。但是，戰爭誰勝誰負的結局，往往在於誰的錯誤犯得更少，誰改正自己的錯誤更迅捷。在一場攸關勝負的戰爭中，最先發現對手的錯誤並能改正自己錯誤的一方，往往是最後的勝利者。當我們論及國民黨軍從戰略到戰術，從指揮到作戰，從前方到後方，屢屢犯着同樣的錯誤而不知或不能改正時，平心而論，我們實際上已經可以判斷這場戰爭最後的勝利者究屬何方。

 文章來源：《1945-1949：國共政爭與中國命運》節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