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2年春天，我從復旦大學畢業，分配到上海市委某機關，搞落實政策工作。  

　　此刻，黨中央撥亂反正的方針大計已定，要求落實各項政策的人真可謂數以千萬計。我每天接待來訪，查閱來信，上門家訪，忙得精疲力竭。  

　　一天，辦公室主任給了我一封信，要我看了信後上門到寫信者家理去一趟。我漫不經心地翻開這厚厚一疊信紙，才看了兩頁，就被信中所敘述的內容深深吸引住了……  

　 　寫信者叫洪揚生，是一個1924年入黨的老黨員，以後擔任過黨中央的政治交通員。1928年11月，黨中央政治局常委決定成立由向忠發、周恩來、顧順章 叄人組成的特別委員會，負責中央的政治保護工作；特委下設中央特科，由顧順章負責。特委是訣策機構，特科是行動機構，就好比一個人，特委是頭腦，特科是人 的手和腳。中央特科成立不久，洪揚生便調入特科，擔任特科一科的負責人。1930年前後，中央特科所做的每一件工作，所進行的每一件政治鋤奸案，幾乎都能 見到他的身影，尤其是他親自參加了由周恩來（黨內又稱伍豪、周少山等）、康生（當時名叫趙容）所直接指揮的處置大叛徒顧順章的事件……  

　 　1930年前後是中國共產黨歷史上的多事之秋。1927年「八七」會議以俊，黨中央各機關陸續搬遷到了上海，黨的工作實際上分成了蘇區工作和白區工作兩 部分。蘇區工作即有毛澤東、朱德、彭德懷等領導的中央蘇區，許繼慎、郭述申、徐向前等領導的鄂豫皖蘇區，賀能、周逸群等領導的湘鄂西蘇區等；白區工作即是 以上海為中心的地下黨領導的工人運動和其它革命活動，但黨的工作中心無可爭議地是放在白區的。黨的六屆一中全會產生的五位中央政治局常委向忠發、蘇兆徵、 周恩來、蔡和森、項英，無一例外，都留在白區。由十四人組成的中央政治局，除瞿秋白留在莫斯科外，其餘都在白區，而且幾乎都住在上海。國民黨蔣介召集團對 中國共產黨人採取了極其殘酷的屠殺政策，即所謂「寧可錯殺叄千，不可放過一個」。「四．一二」清黨以後，直接死在國民黨屠刀之下的共產黨的領袖人物便有李 大釗、羅亦農、趙世炎、陳延年、陳喬年、蔡和森、向警予、澎湃、楊殷、夏明翰、惲代英等數十人，其中大多數人都是由於叛徒出賣而被捕犧牲的，這就迫使中國 共產黨人不得不採取同樣的血腥手段嚴懲叛徒，以血還血，以牙還牙，以求生存。中央特科第叄科（又稱打狗隊、紅隊、紅色恐怖隊）就是黨中央手中一柄出鞘的利 劍！  

　　1929年3月，國民黨內部蔣介石集團與桂系軍閥集團之間爆發了戰爭，史稱「蔣桂戰爭」；1930年5月，蔣介石與馮玉 祥、閻錫山之間又爆發了規模空前的戰爭，史稱「中原大戰」。這場大戰雙方投入了一百多萬兵力，足足打了半年多的時間。紅軍趁此機會獲得了很大的發展。  

　　當時在上海地下黨中央擔任中央政治局主席的是向忠發，他工人出身，做過船工和碼頭工人，大革命期間擔任過湖北總工會負責人。有人說他 工作能力不強，大字不識一個。據當時擔任中共中央委員的女工張金保回憶：向忠發還是有一定工作能力的，他識字不多，但口才很好，六屆叄中全會上作政治報告 （當時通常稱總報告），他看着字寫得很大的報告提綱，滔滔不絕地講了幾個鐘頭……但與周恩來、瞿秋白、李立叄等相比，向忠發自然是相形見拙了。當時周恩來 擔任中央政治局常委兼中央組織部長，實際上主持上海地下黨中央的工作。1930年3月間，周恩來去蘇聯和共產國際討論中國革命，地下黨中央的實際領導便落 在了當時擔任中央政治局常委和宣傳部長的李立叄身上。李立叄從「左」的急進路腺出發，誇大了當時出現的大好革命形勢，在6月11日召開的中央政治局會議 上，通過了他起草的《新的革命高潮與一省或幾省首先勝利》的訣議。7月下旬，由彭德懷指揮的紅叄軍團一度攻克長沙，李立叄興高采烈，在8月初召開的中央政 治局會議上作出決議成立全國總行動委員會，並要求成立各級行動委員會，統一領導黨、團和工會的工作，並提出了準備全國暴動的詳細計畫，重點是武漢暴動、南 京暴動和上海總同盟罷工……按照黨中央計畫，各地紛紛組織武裝起義，結果大多失敗，損失慘重。  
1930年8月，周恩來攜共產國際關於中國 革命的指示匆匆回國，19日（一說20日）到上海，當即與李立叄碰面，嚴肅批評了李立叄。8用22日和24日，中央政治局在雪南路477號（今雲南中路 171—173號）中央政治局機關連續召開兩次會議，周恩來傳達了共產國際的指示，再一次嚴肅批評了李立叄。8月26日，瞿秋白也從蘇聯回到上海，在周恩 來、瞿秋白的批評幫助下，李立叄認識了自己的錯誤。經過了一個月的醞釀準備，中共中央在上海麥特赫司脫路（今泰興路）一所臨時租用的洋房內召開了叄中全 會，會議從9月24日到28日開了五天，出席會議的有中央委員14人，其他代表22人。全會通過了《關於政治形勢和黨的總任務決議案》，同時改選了中央委 員會和中央政治局。被選為中央委員的人有李維漢（羅邁）、賀昌、陳郁、鄧發；候補中央委員有朱德、陳雲、林育英、陳潭秋、惲代英。重新選舉產生的中央政治 局委員為向忠發、周恩來、瞿秋白、項英、張國燾（化名特立）、關向應、李立叄；政治局候補委員李維漢、徐錫根、盧福坦、羅登賢、溫裕成、毛澤東、顧順章。 10月3日在中央政治局會議上，決定李立叄去蘇聯；由周恩來、項英、毛澤東叄人組成蘇區中央局，先派項英去江西中央蘇區，實際上周恩來的工作重心也即始轉 移到中央蘇區去了。更重要的是，黨中央已開始意識到蘇區工作的重要性。  

　　說來也怪，在立叄路線盛行時，反對立叄路線最激烈的是 截然相反的兩幫子人，一是大都從蘇聯歸來的缺乏實際工作經驗的王明、博古、何子述、王稼祥等同志（王明當時名陳紹禹，常用筆名韶玉發表文章，故又叫韶玉。 王明是他再去莫斯科任中共代表團團長後起的名字。）；另一幫子人是長期在基層工作，具有豐富鬥爭經驗的何孟雄、李求實、林育南等同志。這兩幫子人都曾受到 過李立叄不同程度的打擊。但是叄中全會對這兩幫子人的工作都沒有做好，尤其是在全會上還繼續批判了何孟雄，連何長期擔任的江蘇省委候補執委的職務也撤銷 了。以後周恩來曾多次感慨地說過：「叄中全會在組織上也有錯誤，例如批判了何孟雄。」「其實那個時候，他的意見還是對的居多。」  

　　1930年12月，共產國際東方部副部長米夫作為共產國際代表來到上海，他秘密召見了王明、羅章龍、徐錫根等，提出要召開四中全會，繼續批判立叄路線和瞿秋白調和主表路線的錯誤。米夫藉口安全沒有保障，將會期限制在一天之內。  

　 　1931年1月7日，中共六屆四中全會在上海武定路修德坊6號（現武定路930弄14號）顧順章主持的中央特科機關內召開，出席會議的有中央委員向忠 發、周恩來、瞿秋白、李維漢、賀昌、任弼時、羅登賢、溫裕成、顧順章、余飛、徐錫根、張金保、陳郁、關向應共14人，中央候補委員羅章龍、王克全、王鳳 飛、史言彬、徐蘭芝、袁炳輝、陳雲、周秀珠共8人，中央各機關工作人員王明、博古、沈澤民、夏曦、王稼祥、陳原道、何孟雄、韓連會、徐畏叄、蕭道德、袁乃 祥、顧作霖、柯慶施、沈克定、邱伴林共15人，此外還有國際代表米夫，記錄為趙容（即康生）。會議從早上開始，一直開到深夜，共15個小時，唯一的目的是 為了讓王明一夥上台。據張金保回憶：當時中央委員和候補委員有50餘人，出席會議的22人還不足半數；大多數人被通知前去開會，只當作是去開中央緊急會 議，並不曉得是去開中央全會。他們是設了圈子讓我們跳；更荒唐的是米夫提議列席會議的王明等15人，與中央委員享有一樣的權利，既有發言權又有表決 權……  

　　這次會議各派政治力量爭奪得非常激烈，王明一夥咄咄逼人，瞿秋白等人驚恐萬狀，周恩來抱定一個宗旨「相忍為黨」……會 議幾經中斷，幾乎開不下去，一直到1月7日深夜，全會終於通過了米夫提出的據說是共產國際遠東局提議的名單：王明、沈澤民、夏曦、韓連會、沈克定、徐畏 叄、王盡仁、黃酥、曾炳春9人當選為新的中央委員；王明、陳郁、任弼時、劉少奇、王克全增補為新的政治局委員和候補委員；同時，李立叄、瞿秋白、李維漢被 清除出中央政治局；李維漢、賀昌還被清除出中央委員會……  

1月8日，出席四中全會的羅章龍、何孟雄、徐錫根、陳郁、張金保等15人迅即召 開了一個「反對四中全會代表團會議」，會後散發了《告同志書》，要求共產國際派正確的代表來華主持全國緊急會議，成立臨時中央，並在此基礎上召開中共七 大。王明一夥利用中央權力作出強硬反應，1月27日，中央作出《中共中央政治局關於開除羅章龍中央委員及黨籍的決議》，《中共中央政治局關於開除王克全同 志中央政治局委員和中央委員、王鳳飛同志中央委員等問題決議案》，同時在江南省委（即前江蘇省委）集中力量批判何孟雄。但是何孟雄再也不能同王明一夥展開 鬥爭了，1931年1月17日晚上，他和李求實、林育南、蔡博真等在東方旅社被捕，2月7日即被槍殺在龍華監獄。魯迅先生得知噩耗悲憤交加，寫下了「忍看 朋輩成新鬼，怒向刀叢覓小」這樣不朽的名篇。老黨員李沫英在《黨史資料．第七輯》中撰文回憶說：何孟雄入獄後，敵人在審訊時曾說：「是你們黨內鬧宗派，有 人告密出賣了你們。」筆者在訪問張金保時，老人深情地回憶：老何是被叛徒出賣而犧牲的。筆者問：誰出賣了他們？老人幾乎不加思索地回答：王明一夥。筆者幾 經調查，造成36人被捕、24人被殺害的這樁慘劇的據說是一名叫王拙夫（又名唐虞）的交通員（據《黨史資料．第七輯》李沫英同志的回憶）。但是就蓮着名的 美國學者、中國通費正清博士也認為是王明一夥告的密。他在《費正清對華回意錄》一書中寫道：「1931年5位殉難的青年作家，連同英勇就義的19位即將雕 去的共產黨領導人，他們實際是一個較大集團的一部分。剛從莫斯科來繼任的共產黨領導集團，顯然將機密泄露給了國民黨，出賣跟他們抗衡的同志，這樣既可以把 他們除掉，又可以藉殉難者進行煽動，真是一箭雙鵰。」王明一夥是否真的出賣過何孟雄等？這也許是一個永遠解不開的謎了。但毫無疑問，王明對何孟雄的被捕犧 牲是幸災樂禍的。當時擔任江南省委秘書長的劉曉回書記道：「記得有一次省委會議上（王明時任江南省委書記——筆者注），王明以緊張的口氣提到，國民黨特務 已經在東方旅社住下，隨時可能逮捕何孟雄等人。大家要求省委設法營救，至少先通知有關人員再也不要去東方旅社了。王說：他將與中央商量，叫省委不要管 了。」老黨員陳修良在《潘漢年非凡的一生》一書中進一步寫道：將這一消息通報省委的是剛調入特科工作的潘漢年，大家聽到這一消息都非常着急，王明冷漠地 講：這批人是「反黨的右派分子，是進行反黨活動才被捕的。這是咎由自取。」  

　　何孟雄等犧牲以後，羅章龍、徐錫根、王克全等走上了分裂黨的極端，組織成立了「中央非常委員會」，一直到1932年2月由張金保接任「中央非常委員會」主席後，才斷然宣布解散……  

　 　四中全會以及四中全會後接連發生的何孟雄等被捕犧牲，羅章龍等分裂黨遭到清洗，坐享其成收益最大的是王明一夥。1931年3月，新的中央領導機構組成： 總書記向忠發，政治局委員兼江南省委書記王明，中央宣傅部長沈澤民（4月後由張聞天繼任），中央組織部長趙容（康生），中央軍事部長周恩來，中央黨報編輯 委員會主任王稼祥，團中央書記溫裕成。不久溫裕成因貪污公款撤職，由博古繼任。但是僅過了一個月，由於顧順章的叛變，整個地下黨中央再也無法在上海生存下 去了。  

　　1931年6月22日，向忠發被捕，隨即叛變，6月24日由蔣介石親自下令處決；10月18日，王明離開上海去莫斯 科，臨走前經共產國際同意由博古、張聞天、盧福坦、李竹聲、趙容、陳雲六人組成中央臨時政治局。前叄人為常委，博古負總責；1931年12月間，周恩來只 身一人極其秘密地離開上海前往中央蘇區；1933年初博古率臨時中央遷入中央蘇區，臨走時指定由盧福坦、李竹聲、盛忠亮領導上海中央局，從1934年3月 至1935年2月僅一年時間，上海中央局連續遭到六次大破壞，盧福坦、李竹聲、盛忠亮先後叛變；1935年7月上海中央局停止活動，整個上海的地下黨除了 極個別的組織和極少數的幾個人，被國民黨破壞殆盡！  
「潘漢年不是個東西！」洪揚生狠狠地罵道。以後我採訪過許多人，都聽到過這樣的抱怨。 比如當年在上海曾撫養過毛澤東的叄個兒子，以後又護送美國記者斯諾赴延安的「紅色牧師」董健吾也曾這麽抱怨過。潘漢年活得很累，很痛苦，很警覺，長期以來 自己又有一塊大的「心病」，他曉得的事情太多了，自己也不明白對於這許多事應該如何妥善處置。他絕不是一個與人為善的人，在旁人需要他扶上一把的時候，他 往往反而踢上了一腳，他命運悲慘，但許多活着與死去的人並不因為他命運悲慘而同情他！這實在也是一個歷史的悲劇！  

　　「李強替我 作了證明！」洪揚生如是說。1929年底，由於蘇區的擴大，上海地下黨中央迫切需要加強與各蘇區的電訊聯繫，於是成立了特科四科，由李強負責。洪揚生到處 寫信、寫材料、寫特科的點點滴滴……有一封信轉到了李強手裡，李強作了批示，改變了洪揚生餘生的命運。他進了上海文史研究館，總算有了一個幸福的晚年，但 有一個條件，他所寫的一切材料都得轉交抬中央有關部門……  

　　門依然關着，但正是從洪揚生開始，我萌發了要寫一部關於顧順章事件的紀實作品的念頭，為此我作了近10年的努力。我自信自己的作品已經可以撥開迷霧，將歷史袒陳在讀者面前，不管這歷史是醜陋的或是美好的。因為歷史就是歷史，它不應該由人隨意編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