粟裕冤案平反的曲折歷程 楚青

一、粟裕本人申述始末

1979年10月9日，粟裕寫了申訴報告，（1979年8月22日，粟裕應中共中央葉劍英副主席之邀去煙臺。8月22日至26日，粟裕多次拜訪葉副主席。有一天粟個人前去拜望葉副主席，回來後特別高興地告訴我說，葉副主席很關心粟，葉副主席說：“關於你1958年的問題，也該解決一下了。這件事我向小平同志說過，他也點了頭。你給中央寫個報告吧。” 粟裕即表達了自己也迫切希望申述的心情。遵葉副主席指示，粟裕返京後寫了這份申訴報告。）上報中共中央華國鋒主席，葉劍英、鄧小平、李先念、陳雲副主席。回想當年情景至今歷歷在目，痛心不已。1958年開軍委擴大會批鬥粟裕，當時我全然不知，照常到商業部上班，早出晚歸。他和我都經常加班，為了互不干擾，我們分住套間內外室，入睡和起身大家都輕手輕腳習以為常，我完全沒有注意粟裕近期的起居變化。那天早晨，我正準備上班去，粟突然從內室開門出來，面容憔悴，神情憂鬱地低聲對我說：“我出了事你今天可不可以請個假幫我個忙。我頭痛極了，腦袋都快炸開了。”原來軍委正在召開擴大會議，會議本來的主題是討論當前局勢、國防工作和今後的建軍方針，實際進行中卻以“反教條主義”錯誤地批評了劉伯承等主持部隊軍事訓練和院校工作的幾位同志。後來突然轉批粟裕，無端地對他百般指責，他被迫作了違心檢討，並進行了少量的實事求是的解釋，不料由此卻招來更加猛烈的批判，種種誣陷不實之詞紛至沓來，一頂頂駭人的帽子強加於他，上綱為“反黨反領導的極端個人主義者”。他已在內室自我封閉有足足七天了，血壓也上升至低壓110高壓240。他邊把一堆會議材料全部簡報交給我，邊沉痛地說：“你看看這些，幫我寫個檢討吧，我自己下不了手。只要能夠通的過，怎麼寫都可以。”我看了這些材料，太吃驚了，又擔心不違心檢討要被打成敵我矛盾，只得不顧實際代他寫了一份檢討，把強加給他的罪名統統兜了下來。用這個稿子在大會上檢討總算過了關。回家後他冷冷地說：“還是你有辦法，寫出的檢討讓我過了關！”我看出他內心極為痛苦。以後，他多次因實在控制不住內心痛苦，大聲責備我：“你為什麼把我寫成這樣！簡直不成樣子！”我心裡覺得委屈，也痛苦地說：“不是你說的怎麼寫都可以，只要過關就行嘛！”他默默無語，我們相對而泣。現在好了。如果中央受理申述，平反這樁冤案，二十多年一直壓在他心頭的沉重負擔將從此甩掉，他的餘生可能過得幸福一些。我的心也熱了起來。

補記：“四人幫”垮台後，中共中央陳雲副主席曾當面指示粟裕，在適當的時候，在黨的會議上，把1958年這件事說一下。 1979年10月16日，葉副主席對粟裕的申訴報告作了批示，並批送華主席、小平、先念、陳雲、克誠、耿飈、國清、楊勇同志。陳雲、克誠兩位因病未閱，其餘六位均圈閱。葉副主席的批示曾由中共中央辦公廳負責人馮文彬同志遵葉副主席指示送交粟裕看過，隨後送總政辦理。粟裕指示我按原件抄一份留存。批件如下： “華主席、小平、先念、陳雲、克誠、耿飈、國清、楊勇同志：粟裕同志送來關於彭德懷同志利用五八年軍委擴大會議批判他的申訴報告一件，前不久肖克同志看我時，也曾提到有關那次會議反教條主義的事。我認為五八年召開軍委擴大會議，檢查總結建國以來的軍事工作是必要的。至於那次會議的錯誤，我建議總政組織力量，認真地研究，向軍委提出實事求是的報告，以便在適當的時候，妥善處理。當否，請酌。 葉劍英 10月16日” 在得悉葉副主席批示後，粟曾兩次向總政韋國清主任詢問辦理情況，未得到明確答覆。

今年（1980年）春節是2月16日，在元旦至春節期間，我陪同粟裕同志拜望聶榮臻副主席，在室內只有我們三人時，粟向聶副主席匯報了自己向中央寫了申訴報告和葉副主席已批示總政辦理的情況，請聶副主席為這件事說說話。聶副主席說：“這件事應該解決。那個時候說話上綱都是很高的。但總政寫的報告我還沒有看到，等送到我這裡，我會說話的。” 1980年2月16日，粟裕還拜望了徐向前元帥，並向徐帥報告了自己寫申訴報告的事。徐帥也說這件事應該解決。朱楹秘書當天隨往。 1980年3月初，粟裕將去年10月9日向中央的申訴報告抄了兩份，一份送交肖勁光同志，一份送交肖克同志，並各附一短信，告以據悉葉副主席對申訴已批示總政處理。

葉副主席批示至今已五個多月，粟裕仍未見有關部門落實解決自己的冤案，不免心情急切。聽說陳雲同志最近在京，3月10日前後分別給陳、葉兩位副主席又寫了信，信稿如下：一、 致陳副主席信去年10月間，我曾向中央寫了一份關於彭德懷同志利用1958 年軍委擴大會議對我進行批判問題的申訴報告，當時您身體不好，這個報告您可能沒有見到，現將原件復抄一份呈上，請審閱。 您對我這件事是關心的。“四人幫”垮台後，您還當面指示我在適當的時候在黨的會議上將這個問題說一下。在三中全會精神鼓舞下，我向中央寫了這份書面申訴報告。我懇請您在不影響健康的情況下予以批示，促使我的冤案能早日得到解決，使我放下壓在身上二十多年的沉重包袱，在有生之年能夠心情舒暢地貢獻出全部精力，為國防現代化建設作出微薄的貢獻。

二、 葉副主席信您老人家好！我不得不又一次打擾您老人家，去年10月9日我向中央寫了關於彭德懷同志利用1958 年軍委擴大會議對我進行批判問題的申訴報告，至今已經五個月了。在此期間我歡慶又有許多冤案得到了處理，同時也痛苦地想到我的問題至今還沒有得到解決。聽說您對我的報告作了批示，我非常感謝您老人家對我的一貫的關懷。為了使我的問題能早日獲得公正、合理的解決，我再次懇請您老人家能為我的問題再說一次話。請原諒我再次打擾您。 1980年3月26日，葉副主席辦公室王文理秘書給粟裕的秘書朱楹打電話講了以下內容：“葉副主席昨天交代，讓把以下情況告訴粟裕同志：去年10月9日粟裕同志給中央寫信申訴五八年受批判的問題，葉副主席於10月16日作了批示。（王秘書將該批示複述了一遍）今年3月15日肖勁光同志把粟裕同志給陳雲同志的信轉來葉辦，陳雲同志因病未看。我們了解一下情況，在該件上注了一下：此事葉副主席去年10月16日已批示總政辦理，據總政說，報告已寫好，不久可上報。”粟當時在南京，朱楹同志即電話告之郭樹元同志轉報粟裕同志。對給陳雲同志的信，後來中央辦公廳馮文彬同志又傳話說：第一次報告已有批示，又電話查詢過情況，這次信就不再批了。

3月28日上午，粟裕從南京打電話給朱楹，要朱向總政領導報告以下內容：“去年10月我向中央上報了關於彭德懷同志利用1958 年軍委擴大會議對我進行批判的申述報告，我要求總政在總政作出結論上報前，將有關我的結論部分同我見面。” 朱楹當即將電話記錄抄送韋主任的秘書江波同志，請江秘書呈韋主任。 1980年6月12日，粟裕在上海由朱楹秘書隨同前往拜望正到上海的胡耀邦總書記。時趙紫陽同志與耀邦同志住在一起，一同見了面。他們三人進入內室，粟向胡總書記報告了自己申述的問題。耀邦同志說：這件事要解決一下，要找個機會在中央的會議上議一下。 1980年7月6日，粟裕自上海返京，隨後發作腰椎錯位住入301醫院。15日，粟交代秘書 朱楹向總政韋主任處詢問3月28日電話後的情況。韋主任的江波秘書回答說：“5月13日總政黨委討論一次，感到1958 年軍委擴大會議涉及到很多事和人，對會議本身如何評價應慎重，應由中央來作，對批評錯了的同志應給予平反。當時就責成總政組織部和軍紀委對批評錯了的同志起草平反決定。現決定已草出，尚未討論。這件事黃玉昆副主任抓得比較多。後甘渭漢副主任來也抓了，具體工作是組織部張伯祥副部長辦的。決定討論後上報前要送粟裕同志看的。”

7月6日粟去承德休息考察，8月8日返京。因這件事至今未得結果，粟找甘副主任（他還是軍紀委書記）請他催辦。甘說你放心，我一定催辦。後甘副主任到301醫院看望粟時又說，此事張伯祥同志在辦，決定初稿已寫出，總政黨委還沒有安排時間討論，定當催辦。8月17日上午，甘渭漢同志告訴粟裕，這件事進行得不順利。總政黨委討論後認為，這件事涉及對軍委擴大會議的評價問題，要等中央討論後再定。這使殷切期待看到平反決定的粟裕既大失所望又大惑不解。粟深受刺激於次日晨誘發心臟病並臥床不起。此後，平反的事有如石沉大海無人再提，他自己已無力過問，我也不敢向他再提此事，怕他再受刺激。

二、楚青向中央寫信的前前後後 1981年2月1日，粟裕發作腦溢血，此後頻繁發作腦血栓。他的病情已不可能繼續過問申訴的事了。我異常痛苦，既不忍心讓他背着沉重的包袱離去，又覺得自己無能為力。能否由我出面替他向黨申訴，同時為免刺痛他而暫不告訴他呢？我內心反覆鬥爭着。 1982年9月，黨的第十二大選舉產生了新的中央委員會和中央領導機構，陳丕顯同志出任中共中央書記處書記。12月16日，我考慮再三，鼓起勇氣向陳書記寫了一封信，內容如下：陳書記：您好！現將粟裕同志1979年10月9日給中央的申訴報告送上，我還追記了報告上送後的一些進展情況，一併呈上請您參閱。這件事是長期壓在粟裕同志身上的包袱，極大地損害了他的身心健康。三中全會後曾設想解決問題的條件是成熟的，但自1980年8月他因病不能催問後，事情竟如石沉大海。對於這件事，我從不敢過問。本來寄希望於他病體的恢復，不幸經一年較好的恢復而於上月又再次發生腦血栓。醫生會診，病情發展不容樂觀。近周來思維狀況又見衰退。由他自己出面申訴事實上是不可能了。我是相信中央、軍委會為他作出公正結論的，我也堅信他幾十年的革命鬥爭實踐已足夠為自己作出正確的評價。但是，作為親人、同志，總是希望讓他在尚能正常思維的有生之年，能夠見到黨的政策的落實；而實在不忍心讓他終於背着沉重的包袱去見馬克思。這不是太不公道了嗎？為此我晝夜不安，憂心如焚。我也曾想以自己的名義替他向中央申述，但是想到自己人微言輕，未見得能有結果，徒然耽誤時間。您曾長期同粟裕同志一道工作，是了解他的。我考慮再三，覺得還是把以上情況和自己的急切心情向您反映，懇請您將我的呼籲轉報耀邦同志和尚昆同志，如能報告鄧主席和幾位老帥，更是祈盼之至。我要求考慮到他的病情實況，把他的問題同對1958年軍委擴大會議的全面評價分開處理，先行為他作出平反決定，撤消1958年軍委擴大會議上對他的錯誤批判。我認為這是符合中央領導同志圈閱的，葉副主席1979年10月16日批示精神的。原總政有關領導如此對待象他這樣一個老同志的平反問題是實在令人難以理解的。

想到您全局重任在身，百事待辦，而我又來打擾您，心情很不安，但確實也是無可奈何，想您是會諒解的。是否有當，請指示。臨書急切，即頌冬安 楚青 1982年12月16日我還把自粟裕提出申訴前後發展至今的簡要情況，包括1979年夏葉副主席在煙臺對粟的指示，10月9日粟向中央送呈申訴報告，10月16日葉副主席的批示和中央領導同志的圈閱，曾兩次詢問總政韋國清主任未得明確答覆，聶帥、徐帥、耀邦同志都曾表態要解決，1980年3月粟再次向陳雲副主席和葉副主席送呈報告，3月26日葉辦王文理秘書的電話，28日粟要朱秘書向總政打的電話，7月15日總政韋主任處江波秘書的回話，以及1980年8月軍委紀委甘渭漢同志答應催辦，至今卻石沉大海的情況，和粟1980年秋以來病情日益嚴重，他本人已無力再催問等情節，寫了一份“追記粟裕同志為1958年受批判向中央申訴的有關過程”的書面材料，一併送呈陳書記。

1982年12月21日，國防部張愛萍部長到301醫院看望粟裕同志。當時我剛好回家了，是惠寧在她爸爸身邊陪護。張部長對惠寧說，讓你媽媽查查1958年軍委擴大會議對粟裕同志個人形成文件沒有？22日我即給張部長寫了一信，感謝他去醫院探望粟裕同志，向他匯報了據我所知，軍委擴大會議雖未對粟裕同志個人形成結論文件，但當時把他的所謂錯誤傳達到團一級，並有文字的傳達提綱，而當時那些不符事實的發言、簡報等均有文字材料，並都已存檔。我在信中還匯報了1958年對粟裕同志的錯誤批判是壓在他身上的沉重包袱，極大地損害了他的健康，和粟裕同志已於1979年10月9日向中央提出申訴至今未有結果，以及我於本月16日給陳丕顯書記寫信的情況。同時把粟裕同志的“申訴報告”和我寫的“追記粟裕同志為1958年受批判向中央申訴的有關過程”兩複印件附在信中，於今晚由惠寧去張部長住宅送交。 12月22日下午5時，陳小津同志來電話說：“你給我爸爸的信已經轉上去了，轉報給耀邦、尚昆同志。我爸爸附了一便信，大意說粟裕同志是我的老領導，長期在一起工作，我對他的政治品質，他幾十年來為戰爭作出的貢獻是了解的。希望能在他尚能正常思維的情況下解決這個問題。”

1983年1月18日，陳丕顯同志來電話告訴我，他已把我的信轉給耀邦同志看了，耀邦同志已批轉尚昆同志處理。據尚昆同志說，耀邦同志在批轉時寫了“我對這個情況不大了解，請你處理這個問題。”聽尚昆同志的意思，是乎是當時會議沒有對粟裕同志個人形成文字結論，準備再看一下材料，再研究一下，也許在適當的時候，由某位負責人同粟裕同志談一下，說清楚中央對粟裕同志是了解的，象這類事不存在了，已經過去了。我向陳書記反映：當時雖未做出文字結論，但會議文件，包括簡報，那些誣陷不實的發言、粟裕同志違心的檢討等材料都已存入檔案，軍事科學院就有一套，可以在一定範圍內閱看。所以其流毒和影響至今還在擴散、傳播。因此希望有個文字平反材料為好，要不然，在組織上同粟裕同志口頭說清楚時做個談話記錄，同原來的材料一併存檔。丕顯同志聽了我的話，建議我直接同尚昆同志聯繫請示，希望能對這個問題早點有個結果。

1983年1月21日，經過秘書朱楹同志同楊副主席的陳秘書電話聯繫，我請求約見楊副主席。我還準備了一個受接見時的匯報提要。 2月2日晚8時，軍委楊尚昆副主席兼秘書長應我的請求在他的住地接見了我，同我談了話。楊副主席第一句話就說：“粟裕同志1958年的事我了解，當時我是中央辦公廳主任。他的事說起來很簡單，就是得罪了兩個半元帥，兩個是彭和聶，半個是陳。”我當即表示感謝楊副主席對粟裕同志的關心和信任，並請楊副主席理解粟裕同志的沉痛心情。粟裕同志自1958年受冤至今未能得到公正澄清，當年的會議文件又都存了檔，並不斷被查閱，繼續擴散着歪曲歷史、顛倒黑白的流毒。粟裕同志的心靈創傷加重了他的病情，而病情的加劇更迫切期待問題早日解決。接着楊副主席懇切地談起來，我回家後立即追記如下：楊：我本來就想找你來商量商量，你寫的信耀邦同志轉給了我，我把當時的材料粟裕同志的發言都找來看了。楚：謝謝您這樣周道。楊：我同愛萍、秋里，我們三人商量了，想研究一個解決辦法。這件事，就是元帥們當時對粟有些意見，主要是彭、聶、賀，陳也有些意見。當時都說了過頭話。粟裕同志自己的發言，特別是第二次發言也說了過頭話，按現在的說法，就是違心話。楚：當時他不作違心的發言是過不去的。楊：這件事已經過去了。問題是怎樣處理？怎樣不引起新的矛盾？楚：那時的當事人基本上都不在了。楊：當時有意見的現在還有在的嘛！聶嘛。搞得不好那頭又起來了。我為此事同聶老總談過，問他怎樣處理？他說：“我考慮考慮。”這次會議還批了其他的人，很複雜。我們三人研究了一個方案，即宜粗不宜細，發一個文件，把1958年軍委擴大會議文件全部收回、銷毀。收文件時可以派人去收。文件上可以寫銷毀也可以不寫，待收回後再由辦公會議作出決定銷毀，這是一方面。另外怎樣同粟裕同志談一下，明確說這件事已經不存在了。要談就是軍委指定一人，也就是我去談。愛萍同志認為這樣處理可以，撤銷這次會議的所有文件，同粟裕同志談一談。

楚：我原來設想能起草一個簡單的決定，就寫經中央軍委決定，撤銷1958年軍委擴大會議對粟裕同志的批判。楊：當然也可以這樣設想，寫個決定，但又顧慮到引起別的問題。寫決定就要寫對與不對，覺得還是迴避這個問題，收回全部文件為好，以後歷史上就不提這次會議了。本來就打算找你來談一談，聽一下你的意見。楚：我個人認為如果這樣處理也是一個辦法。據我了解，粟裕同志本人沒有設想過要逐項地甄別他的問題，這已是歷史問題了，有當時的歷史背景。但是我覺得如發文件收回1958年軍委擴大會議文件，以註明“撤消”“銷毀”為好，否則將弄不清楚。我還要報告一下，我這次寫信是瞞着粟裕同志的。因為現在他的病情已不可能由他自己催問或再申訴，而我對能否有結果也無把握，生怕如果得不到處理，將更使他受刺激。楊：那就這樣，你先同粟裕同志說說，可以說你有這樣的設想，也可以說是我的設想，聽聽他的意見，不算是最後定下來，他有什麼意見我們還可以考慮。過了年我再找你來，你把他的意見告訴我，然後我來辦。楚：那就太感謝了。我就同粟裕同志談談，他近來病情尚穩定，頭腦還清楚，我告訴他是您的意見。他對你是非常信任的。本來他以為三中全會後解決這個問題並不困難，豈知總政一拖再拖。粟裕同志上送申訴報告後，曾同聶總當面談過，聶總當時說：“這件事應該解決。那個時候說話上綱都是很高的。但總政寫的報告我還沒有看到，等送到我這裡，我會說話的。”其他領導同志也都表示應該解決，可是總政卻不辦。我甚至曾經想過，如果中央認為還應該維持對粟裕同志的批判，那也應該告訴他本人，並允許他申訴，而不能置之不理。楊：中央哪有這個意思！楚：我也相信中央不會有這個意思。

楊：總政未處理是什麼人負責的時期？是韋國清同志的時期嗎？楚：是韋國清同志的時期。楊：他是不會辦的。他就是不辦這樣的事。那就這樣！你徵求一下粟裕同志的意見，年後我才能有時間辦，到時候我去同粟裕同志談。事前我先找你再談一次。楚：謝謝您！您太周到了。我要求您同粟裕同志談話時請秘書同志作個記錄，我們留個記錄好嗎？楊：那可以嘛！我可以先寫好個記錄給你。楚：太感謝了。 在結束談話時，楊副主席還說到陳丕顯同志是主張把這個問題儘快給解決了的。又說到有人說肖克同志有個平反決定，他看了，也只是個很簡單的含糊的東西。 我追記完這次談話已經晚上10點半了。 1983年2月4日上午，我對粟裕同志說：“我有一件事，先前一直不敢告訴你，還好，現在看來這件事還算辦得可以，所以才敢對你講。我為你1958年受錯誤批判一事向中央寫信作了申訴，還得到中央受理呢！現在有了一點結果。”接着我便對他講了全過程。他當時的表情顯得很深沉冷靜，思索一下說：“好！這件事了了，我也就沒有什麼放不下的事了。”接着他交代我在尚昆同志再次約見我時，替他本人講一講，表示自己的態度。我記錄如下：

“一、衷心感謝您親自主持來解決我的申訴，衷心感謝中央、中央軍委對我的關心。我因病不能前來當面致謝，要楚青替我向您表示謝意。二、1958年軍委擴大會議是一個歷史問題，情況複雜，牽涉的人也不少，我完全同意按照宜粗不宜細的精神來處理。我也同意您的意見不再就我個人的問題寫文字的東西，而是把這次會議的問題一次解決掉。我相信妥善地處理了這個問題，將大大有助於恢復和發揚我黨我軍實事求是、有錯必赳的光榮傳統，並有利於肅清所謂“反教條主義”的流毒，加強我軍的革命化現代化建設。三、 對於起草文件有幾點具體要求： 1、要求文件明確撤銷1958年軍委擴大會議文件，不要使用“收回”字樣。因為這次處理是政治上作出的處理，如果使用“收回”，容易理解為是就文書檔案作出的技術性處理，若干年後還會產生歧義。 2、撤銷的範圍，應包括文件、發言、簡報、記錄等全部會議材料，存放在個人那裡的，由組織上收繳。 3、請求由中央軍委辦公廳派人負責收回全部文件、材料，並負責銷毀。” 1983年2月13日是春節，節後有一段時間了，還沒有得到楊副主席的召見。3月14日我給楊副主席寫了如下一封信：楊副主席：您好！遵照您的指示，我於2月4日向粟裕同志轉述了您對我的接見。粟裕同志得知您親自過問他的問題，十分高興，十分感激。他說，他完全信賴您，期待着您的來到。對於處理原則，他很同意；有一點具體要求，要我在您再次接見時面報。

我們都知道您甚忙，但仍祈望這個問題能早日有個結果，請您能諒解我們這種急切的心情。何時賜見，請秘書同志通知我。請恕我打擾。此致 敬禮 楚青 3月14日 隨後我又托楊昭明同志向他父親報告我要求召見。過了不久昭明同志打來電話，說他爸爸這幾天較忙，身體又有一些小毛病，一旦安排過來，就約見我。 1983年4月末，粟裕同志病情加重，30日楊副主席來301醫院看望他，粟已連續幾日呃逆不止，當時正在輸液。楊副主席安慰了他一番後，出來對我說：“粟裕同志病得這樣痛苦，今天我就不對他講那件事了，等他好些再談吧。”我聽後內心極度失望和痛苦，並有一種不詳的預感。楊副主席未按預案談話，粟病得厲害、病得痛苦確是實情，但是不是還有別的原因呢？

晚上，我在一張日曆紙上寫下：他的病情正在迅速惡化，大概他等不到那一天了。少奇同志有一句名言：“好在歷史是人民寫的”，相信人民總是會正確判斷他的，我只有將它交付歷史了。 此後，粟裕的病情日益加重，經專家匯診，決定安裝起搏器，因行政事故在安裝起搏器的當夜引發暴發性肺炎，於1984年2月5日下午4時33分逝世。（301醫院與阜外醫院、北京醫院的三位專家會診，一致認為粟裕同志需要安裝起搏器，專家們的診斷是準確的，他們醫治認真，手術也是成功的。但由於醫療外的環節出現意外，導致粟裕同志接受了兩次手術，並在進行第二次手術過程中嚴重受凍，引發了暴發性肺炎。第一次進行手術時，專家們已在病人胸部切開口子，但打開起搏器密封包裝時，卻發現型號不對，該起搏器竟不是事先囑用的型號，不得已只好臨時縫合切口，把病人送回病房，並緊急派人重新採購。第二次手術是另一天下午，2時許，病人坐上輪椅，我們把他推到手術室，而手術室的門卻鎖着，趕忙去叫管鑰匙的人開門，然而左等右等也不見來人開門，只能在走廊里挨凍等待。手術樓比病房溫度低得多，走廊里則更冷，我們雖為病人加上大衣仍抵不住寒冷。好不容易找到人開門，已將近下午5點。進入手術室，室內是冷的，立即打開暖氣，但一時溫度上不來。粟裕同志脫去衣服躺在幾乎是零度的X光手術台上做手術。手術結束，三位專家面帶笑容說：“成功，成功。”我們還特地向他們寫了感謝信。當晚半夜，粟裕同志發高燒，發生暴發性肺炎，終於不治身亡。）他終於沒有能在有生之年得到解決這個問題的結果，他離去時是抱憾的，然而是平靜的。他已經不相信有什麼救世主，也不指望解決這個問題了。他相信自己的革命實踐足夠說明自己了。我深信人民和歷史自有公斷。

三、粟裕逝世後治喪、訃告的波折 1984年2月5日，粟裕同志終於離開了我們。粟裕同志臨終時，我悲不自禁大聲哭喊：“你放心，我不會把你安放在八寶山，我知道那裡不是你願意去的地方，我會照你的意思辦的。”同時我心中默默起誓：“你放心，我一定以我的全部精力來完成你的遺願，把你希望整理出來的材料搞出來。” 粟裕同志溘然而逝，噩耗傳出，當時在京的中央領導同志和他的生前友好，陸續來到醫院辭靈慰唁。我強忍悲痛深表感謝，並向中共中央書記處、中央軍委、中央顧問委員會領導同志匯報了粟裕同志的生前意願。粟裕同志生前說：“我在革命戰爭年代，在黨的領導下，身經數百戰，在和我共同參加戰役、戰鬥的同志中，犧牲了的烈士有十數萬，而我還活着，見到革命的勝利。在我身後，不要舉行遺體告別儀式，不要舉行追悼會，希望把我的骨灰撒在曾經頻繁轉戰的江西、福建、浙江、安徽、江蘇、上海、山東、河南幾省、市的土地上，與長眠在那裡的戰友們在一起。”在場的主要領導同志有：宋任窮、習仲勛、喬石、榮高棠、張愛萍、楊得志、洪學智、張震、朱雲謙等，另有幾位我不認識。軍事科學院的宋時輪、張翼翔同志也在場。我匯報後，在場的各位領導就議論開了。有部分同志說，粟裕同志個人的意願要遵重，但是，他是國內外有影響的人，不開追悼會恐怕難以通過。另部分同志說，尊重他本人的意願，把骨灰撒在他戰鬥過的土地上，至於開不開追悼會的問題，由中央來決定。張愛萍同志說，撒骨灰可以派一架飛機，在東南幾省轉一下。我聽着領導同志們發表的意見，擔心粟裕同志生前意願得不到批准，仍要為他開追悼會，所以又兩次發言，懇請組織尊重粟裕同志生前的意願辦理後事。最後大家議定，這件事交中央書記處討論決定。

2月6日晨，朱楹同志告訴我，軍委辦公廳的同志聽說中央書記處已同意尊重粟裕同志的意願辦了。隨後，副總參謀長張震同志告訴我，關於治喪問題，在家主持工作的習仲勛同志打電話報告了耀邦同志。耀邦同志先說開追悼會，但在聽了仲勛同志講到粟裕同志生前有個意願時說：那就尊重粟裕同志意願。而且中央去年有個精神，今後喪事從簡。但雖不開追悼會，宣傳規格要高，可以高於廖（承志）公、譚（震林）老。要有一個不是悼詞的悼詞。耀邦同志這個意見紫陽同志也同意了。尚昆同志那兒也同意了。（胡、趙、楊三為這時都在外地）所以就定下來了。 6日上午8時許，張愛萍部長的夫人李又蘭同志給我來電話，說楊副主席一會兒要給我通電話，先告訴我一下。10時許，楊副主席從上海打電話給我。記錄如下：

楊：我本想回來再見粟裕同志一面，沒有想到他走得這樣快。喪事中央基本上同意尊重粟裕同志本人的意願。耀邦、紫陽同志都同意。小平同志在旅途，待聯繫到後再報告他。決定由中共中央委員會、中央軍委聯合發個訃告。粟裕同志有個疙瘩，這件事我還沒有給他辦好。要在這次訃告中來解決。我同愛萍同志商量了。打算從正面講，把一些流言蜚語不實之詞推倒。 楚：謝謝楊副主席。您在他生病和病危期間一直很關心，這次病危您多次來電話，交代醫院盡力搶救。當時他氣管已經切開，腦子還清醒，我告訴他，他點點頭，心裡是明白的。您對他的問題一直是關懷的、盡力的，我是銘感的。去年4月底您來醫院看望他後，我似乎已經預感到粟裕同志本人是見不到處理這個冤案的一天了。現在他已離開我們去了，不會知道了！對於中央如何處理這個冤案，我不強求，我只要求一件事：要求把粟裕同志本人的申訴，還有我向中央寫的報告同那些誣衊他的材料一起存檔，讓歷史給他做結論。楊副主席！恕我大膽直言，我認為黨對粟裕同志太不公正了！

楊：我們要在訃告裡解決這個問題的。我過幾天就可以回去，還要同他見最後一面。現在親密的戰友不多了，愛萍同志算一個。我回去後要同愛萍同志商量一下，從正面把問題說清。這個訃告，我來定稿，定稿前要送給你看。你自己要保重身體，孩子們也要注意。 楚：謝謝關心。我身體還好。我們家中情況不困難，自己都可以安排，我們不會給組織上增添麻煩，更不會給離去的人丟臉，我們一定努力繼承遺志。 6日下午4時左右，參加訃告起草組的奚原、金子谷兩同志來我處，說時間很急，有了一個初稿，先讀給我們聽一聽。他們說，領導上沒有交代要給我看，但他們覺得還是應當讓我知道一下。我看了這份稿子有三段，前段帽子112字；中段講生平274字；末段結束語，包括轉述粟裕同志生前意願，247字，全文共634字，寫得很不象話。

（這是宣稱已作廢而又一再要用以正式發表的稿子，錄以存照。“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中國共產黨中央顧問委員會、中央軍事委員會沉痛宣告：久經考驗的共產主義戰士、黨和軍隊的優秀領導人、無產階級革命家、傑出的軍事家、中央顧問委員會常務委員粟裕同志，因病久治無效，於1984年2月5日16時33分在北京逝世終年77歲。粟裕同志1926年從事革命活動，參加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1927年轉為中國共產黨黨員。從參加南昌起義開始，在黨的領導下，在土地革命戰爭、抗日戰爭、解放戰爭中，他英勇頑強，能征善戰，勝利地指揮了許多重大戰役，為中國人民的解放事業立下了不可磨滅的功勳。全國解放以後，他在擔任中國人民解放軍總參謀長、國防部副部長、軍事科學院第一政委期間，堅持和發展毛澤東軍事思想，竭盡全力，為保衛和鞏固國防，加強我軍的革命化、現代化、正規化建設，發展我國的軍事科學，作出了重大貢獻。在十年動亂中，粟裕同志同林彪、江青兩個反革命集團進行了堅決的鬥爭。粉碎‘四人幫’後，粟裕同志衷心擁護和貫徹執行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的路線方針政策。在他彌留之際，對於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的偉大真理，對於我國建設的光輝前途，滿懷必勝的信念，並表示和老同志一起，為黨為人民發出最後的光和熱。粟裕同志的一生對黨對革命無限忠誠，堅持真理，實事求是，一切以黨和人民的利益為重，為共產主義事業真正做到了鞠躬盡瘁。粟裕同志生前曾表達他的意願說：‘我在革命戰爭年代，在黨的領導下，身經數百戰，在和我共同參加戰役、戰鬥的同志中，犧牲了的烈士有十數萬，而我還活着，見到革命的勝利。在我身後，不要舉行遺體告別儀式，不要舉行追悼會，希望把我的骨灰撒在曾經頻繁轉戰的江西、福建、浙江、安徽、江蘇、上海、山東、河南幾省、市的土地上，與長眠在那裡的戰友們在一起。’中共中央、中顧委、中央軍委尊重粟裕同志生前的意願，喪事從簡，不舉行遺體告別和追悼會。粟裕同志的逝世，是我黨、我軍的重大損失，他的高尚品質值得我們永遠懷念和學習。希望全黨全軍同志化悲痛為力量，以全面開創社會主義現代化和軍隊建設新局面的實際行動悼念粟裕同志。1984年2月6日”）這反映了什麼？是不詳之兆！我不禁心情沉重。

下午5時許，總參張震副總長、總政朱雲謙副主任兩位來我家，正式傳達耀邦同志代表中央對粟裕同志治喪事宜的表態和尚昆同志的指示。還傳達了“張愛萍同志對粟裕同志治喪問題的意見”。（張愛萍同志對粟裕同志治喪問題的意見：一、尊重粟裕同志生前的意願，不開追悼會，不搞向遺體告別，派一架飛機把骨灰撒在有關省、市。二、報紙上發表治喪委員會組成和悼念文章，以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名義對粟裕同志的革命貢獻給予高度評價和稱頌。悼詞中着重寫他能征善戰，運籌帷幄，英勇氣概，對中國人民解放事業和社會主義建設的重大貢獻；還要正面寫他任總長時的功績，以去掉免去總長後，有些人給他的不公平的言論與不實之詞；表彰他對黨、對革命無限忠誠無比高尚的思想、品德、情操、鞠躬盡瘁；說明他生前囑咐，以普通共產黨員的身份，要求不開追悼會的意願。張愛萍同志處。2月5日。這是一份電話記錄，由張震、朱雲謙兩位當面交給了我。）


我問訃告草稿是怎麼回事？朱雲謙同志說，這個稿子是由一些不大了解情況的同志在不到一個小時的時間裡搞的，已經作廢了，現正在重新搞。我當即表示：我對這個稿子不是極不滿意，而是不同意！且不論楊副主席親自交代要把1958年問題從正面說清楚，就是撇開這個問題，也沒有正確地反映粟裕同志。看來儘管中央幾位領導同志的指示都說要把問題從正面說清楚，但究竟結果怎樣，而要作好碰到麻煩的思想準備。 2月7日上午10時，收到送來的一件信函，裡面是一份訃告稿，未附任何信件，也未註明發信單位。我一看這份稿就是昨天朱雲謙副主任明確說的作廢稿，以為既是作廢稿，也就不在意而未加理會。不料下午7時卻得悉中央決定當晚8時廣播訃告，用的就是這個“作廢稿”。我既氣憤又焦急，立即趕赴張愛萍同志處向他報告：昨天朱雲謙、張震兩同志在我家時，朱當面對我表示這個稿子已經作廢，我也明確表示不同意這個稿。現在竟然在不同我們商量，並且不向我們通報的情況下播發這個稿子的訃告，不知中央是不是有什麼新的精神？我請求：與其用這個稿子，不如不發消息，不發訃告。幾十萬人死了也沒有發訃告，這沒有關係。

張愛萍同志說，這件事他也不知道。他讓李又蘭同志立即打電話詢問。隨後得悉並告訴我當天不發了。張部長說起草訃告“應當徵求你的意見”，要我帶着意見到起草組去參加起草。 晚上10時，習仲勛書記給我打電話，大意是：粟裕同志逝世已經幾天了，他是國內外有影響的人物，至今還沒有發訃告，各方面都有些疑問、反映，聽說是我不同意發，究竟是怎麼一回事？我向他如實報告了事情經過和真相，明明通知我那個稿子是作廢的，不知為何又作為正式訃告決定播發？我怎能盲然同意？請仲勛同志主持公道。仲勛同志深表詫異，接着說：“這是怎麼一回事！送給我的可是正式呈批件，是紅頭文件，不是草稿，也沒有說你不同意。我還同耀邦同志通了電話，還報告了鄧副主席，小平同志說：四個評語，同意。兩個‘家’，應該這樣講。具體的你們辦。他們怎麼這樣搞呢。既然這樣，今天就不發。但是訃告消息還是儘快發才好，兩天內必須搞出來，你準備好意見，你去參加起草。”


2月8日，遵照張部長、習書記指示，我於上午8時30分到達京西賓館治喪辦起草組。這時起草組已經有了一個類似悼詞的稿子，約五六千字。我對此稿提的意見主要在兩個方面：一是怎樣從正面說清問題，肅清流毒；二是感到對晚年活動部分，內容顯得單薄，建議充實一些。對於從正面說清問題，我反覆考慮，希望寫上“由於黨內民主生活一度不夠正常，他的處境艱難，但他堅韌頑強，毫不氣餒。。。。。。”這樣的字句；同時希望在適當的地方加上“他以五十餘年的革命實踐證明自己是無愧於黨、無愧於人民的忠誠的共產主義戰士。”對於晚年活動要充實的內容，我準備了具體材料。在文字結構上，我考慮把黨內民主生活一度不正常時他處境艱難、被限制接觸部隊，和他堅韌頑強、從事新的探索結合起來寫，以體現向前看的精神。幾經推敲，我草擬了一個文字材料交起草組參閱。


我提供起草組參考的書面材料：在黨內民主生活不夠正常的相當一段時間裡，粟裕同志的處境艱難。但他堅韌頑強，毫不氣餒，利用一切可能的機會作調查研究，並把注意的重心放在研究未來反侵略戰爭的作戰指導上。1970年，林彪反革命集團把他完全擠出部隊。他不止一次地向周恩來同志表示，一旦打起仗來，我還要重返前線。周恩來同志支持他，為他創造條件，讓他到北部地區走一走。他在50多天內，沿西北、華北邊境走了6000多公里，察看了沿途的地形、工事，直接聽取部隊指戰員的意見。他針對林彪一夥對毛澤東軍事思想的嚴重歪曲和強大習慣勢力的影響，甘冒“四人幫”橫行時的極大風險，提出要恢復和發揚軍事辯證法，針對已經發展變化了的敵我情況，正確處理保存自己與消滅敵人、進攻與防禦、山地與平原、運動戰與陣地戰、殲滅戰與消耗戰、科學技術與戰略戰術、人民戰爭與武器裝備等方面的辨證關係，研究新的作戰方法，探討現代條件下人民戰爭的指導規律，不斷豐富和發展毛澤東軍事思想。並就上述問題向黨中央、中央軍委寫調查報告。他說作為一個老兵，如果不敢指出林彪反革命集團對我軍的破壞，一旦打起仗來，就會多付出無數人的生命和鮮血。他在因重病退出第一線後，仍然整理過去戰爭材料，要把用鮮血和生命換來的經驗教訓，流給後人借鑑。充分表現出一個忠誠的共產主義戰士對黨、對人民、對革命事業始終不渝的負責精神。）

下午，起草組向治喪辦匯報訃告起草情況和內容。他們先談了他們的稿子；然後敘說我要求增加的內容，並當場進行了討論。討論的大致情況是：一、對我補充的晚年調查研究一段，覺得內容是很感人的，但訃告不宜文字太多，這些內容可以將來由其他同志寫回憶錄。二、關鍵是對在黨內民主生活一度不正常這一段，究竟寫還是不寫？竟我力爭，治喪辦表示先寫上，至於寫在什麼位置仍要推敲。我認為若寫得靠後了，同調查研究合為一段，使人誤解是在葉帥領導下的這一時段了。我的意見寫在任總長那一段後面為宜。他們對“處境艱難”、“被限制接觸部隊”、“堅韌頑強”幾個提法都不同意，說這不完全符合正面講的精神，有“對着幹”的味道，不好。刪去上述用語，改為顧全大局之類的詞句。最後歸結成三條修改意見。 1、緊接任總長一段，加“在黨內民主生活不夠正常的一段時間裡，他顧全大局，埋頭苦幹……”。 2、在“1958年任國防部副部長、軍事科學院副院長……創建人之一。”後面，適當充實他晚年的工作活動內容。 3、在適當的地方增加“他以五十餘年的革命實踐證明自己是無愧於黨、無愧於人民的忠誠的共產主義戰士。” 討論至此，我也無可奈何。回家後，晚上，我抱着再一次陳述要求的希望，給楊副主席、張愛萍部長寫了一封信。

（我2月8日晚寫給楊尚昆副主席、張愛萍部長的信的基本內容是：粟裕同志的這段冤案是二十五年一貫制。他長期採取克制態度，即使在彭德懷同志最困難的時候，他也明確表示絕不利用這個時機來解決自己的問題，而期待在黨內民主生活正常的情況下獲得解決。重病以後，他的心情開始淡薄。楊副主席讓我轉達打算處理的意見後，他主要心情是平靜的，他認為歷史是人民寫的。這次中央、軍委決定在訃告中正面寫一下，以推翻一切不實之詞，實在出乎我及全家的希望之外。但實際進行中遇到重大困難：1、平反是針對“反”的，不提“反”，只說正，這個矛盾很難解決。2、中央、軍委對這個問題究竟打算寫到什麼程度，治喪辦的領導同志沒有對起草組作明確指示。3、起草組的同志不了解情況，個別同志根本不認識粟裕同志，他們從文字、結構等等方面考慮得多，不能體會精神，這樣必然形成分歧。我本人，作為粟裕同志的親人、戰友，迫切希望中央為粟裕同志所作的最後文件中，對這一冤案的解決有較好的表述，心情是急切的；但我也一直以大局的利益律己。現在經過各方努力，處理意見是在粟裕任總長後面一段寫上“在黨內民主生活不正常的情況下，粟裕同志意志堅韌，無私無畏，埋頭苦幹，為黨工作，以自己的革命實踐證明無愧於黨、無愧於人民”。我個人認為這是一個最低的方案了。如果仍然不能通過，我請求將這一公案流交歷史。希望得到你們的支持。——這封信沒有發出）

晚11時許，信還沒有送出，軍委辦公廳李希庚副主任來電話說：“下午討論通過的稿子拿錯了，是另一個稿子。這個稿子我看了，比下午討論的那個稿子更好。因時間緊，不送給你看了。”我聽了很吃驚，怎麼會發生這樣的事？同時又奇怪為什麼不讓我看就上報，究竟是一個什麼樣的稿子？我表示，如時間太緊，請在上報的同時抄送我一份。李說：“不必要了，不必要了。”於是，這個上送稿我就無從看一眼。我的心中悲憤交加又萬般無奈。 2月9日，得知晚上播發的消息，我們家中布置好收聽會場，大家靜待廣播。晚9時許，張愛萍部長打來電話，大意說修改稿中寫“黨內民主生活不正常”中央不同意，認為還是要從正面講。而且稿子也太長，決定仍用原來的那個短稿子（即一再說已經作廢的稿子）。這真大出意外，使我們深為震驚，全家相對痛哭。我心急如焚左右為難，覺得要生不得，欲死不能死活都對粟交代不了。活吧，怎能受得住這冤上加曲；死吧，又怎能實現他的遺願，他臨終時我曾發誓要以全部精力來完成他希望整理的材料。痛定思痛，思之又思，我決心再作最後的努力，就毅然立刻趕往張部長處。到達張部長處時，張震、朱雲謙兩位也在。我不顧冒犯地陳述：

一、中共中央、中央顧問委員會、中央軍委的訃告，是組織上對粟裕同志作出評價的最後一個文件了，現在決定用的這個短稿子，朱雲謙同志曾正式告訴過我，那是幾個不大了解情況的同志，在不到一個小時的時間裡起草的東西，中央竟然用這樣一個東西來打發為革命事業作出了畢生貢獻的粟裕同志，這實在是太殘酷了。二、三中全會以後，黨中央有崇高的威信，你們應考慮到這個訃告發出後的影響。粟裕同志的冤案是二十五年一貫制，中央不給他生前平反，難道把生後的路也要給堵死。三、你們都曾經同粟裕同志一起戰鬥過，應該說是老戰友，大家都會有這一天的。請你們設身處地想一想。最後我提議訃告由中央批準的四句評語；粟裕同志的主要任職；本人的意願三個部分組成，其餘什麼也不要寫。中央有權不給他平反，但不能堵死後路，不讓後人講話。如果一定要用最初那個不成樣子的稿子，中央決定了，我們服從，但我們不能同意。我講完後，張部長表示他們將再研究一下，我逐漸冷靜下來，我的心似乎已經死了。 2月10日下午，治喪辦送來重新起草的訃告傳真，並附有張部長批示複印件。張部長批示：“我同意。請送喬石並仲勛同志並電傳楊尚昆副主席審定。”“並送楚青同志。”下面是張部長的簽名，時間是2月10日10點40分。我含淚代表全家表示同意。這個訃告於今晚電視廣播，第二天見報。在粟裕同志病重的晚期，我常想到他身後之事。有時我有一種預感，粟裕同志去世後，可能在治喪中受到新的迫害。但是又想到，我們會照他生前意願辦理後事，不舉行任何儀式，不會麻煩任何人，何至於呢？雖然我自以為也作了思想準備，卻沒有料到事情的經過竟是這樣令人痛心。我也一直弄不懂，有些人轉了那麼多彎子還是要用第一次起草的那個訃告，他們在他生前要冤他，在他去世後還要多方留難，究竟為什麼？粟裕同志一生對黨對人民盡忠盡責，他生性忠厚。沒有對不起任何人，對他的蒙冤挨整，過去我百思不得其解，現在我領悟了。我曾說粟裕同志的悲劇遭遇在於兩條：一是戰功赫赫；二是不搞迎合。一位老戰友語重心長地接着說，這兩條有一條就夠了，何況他有兩條！是的，是的，夫復何言！

2月11日，中共中央、中顧委和中央軍委聯名發布的粟裕同志逝世的訃告在人民日報上發表，關於訃告的爭執終於結束。可是對治喪舉不舉行儀式卻還不一致。粟裕同志生前意願“不要舉行遺體告別儀式，不要舉行追悼會”，我已經向中央領導同志匯報並得到了批准。考慮到我們家人總是要送送他的，同時許多老同志紛紛來家或來電錶示，他們要同我們全家一起見粟總最後一面。因此，我同治喪辦聯繫，請在八寶山革命公墓禮堂布置靈堂，以便我們家人和希望隨同我們一起去的老戰友們為粟裕同志送行。治喪辦表示同意。但是2月8日上午收到一份關於治喪問題的批件，下午送來一份具體安排，治喪辦通知我們：決定在301醫院“瞻仰遺容”，中央的一些領導同志要參加，時間定在2月15日下午3時至5時。那不是又舉行不是儀式的儀式了嗎?我當即提出不同意，指出那樣做不符合粟裕同志的意願。但治喪辦堅持要那樣辦，說那樣對去瞻仰遺容的首長們方便些。他們為了首長們方便，不把粟裕同志本人意願放在眼裡，這使我加倍地受刺激。我憤然說，如果哪一位認為不方便就請他不要去!我堅持到八寶山送行；他們堅持在301瞻仰遺容。這件事就僵住了。

晚上，張愛萍部長召見粟戎生，詢問原來是不搞遺體告別儀式的，怎麼又要搞?張部長對戎生說：“今天找你來是想問一下，原來說是不搞遺體告別的，怎麼有人說又要搞一個?楊副主席才回來，他問我，我不清楚。所以找你來問一問。”戎生回答：“關於這個問題是這樣：我爸爸去世的當天，在醫院裡，我媽媽就向中央和軍委的首長轉達了爸爸的意願，當時首長們就原則同意了。後來治喪辦的同志又通知要在301醫院搞一個小型的、內部的遺體告別，時間定在15日下午3點到5點。我媽媽就向他們提出還是在八寶山送行，時間也不要那麼長，這樣既符合中央精神，又符合爸爸的意願。如果在301那樣辦，說不是儀式，也是個儀式。但辦公室的同志堅持要在30l辦，說是對首長方便些。”張部長說：“還是你媽媽意見好。這樣既符合中央的精神，又符合你爸爸的意願。還是按你媽媽的意見辦。”

2月12日上午10時，楊尚昆副主席召見戎生，首先對戎生說：“這次報上發表的四個（稱號）是很高的，評價也是很高的。在某些方面比彭德懷還高，當然評價彭德懷那個時候，有當時的歷史條件，那時剛開始平反。關於1958年的事，你爸爸生前有個願望，我也答應給他辦好，但沒有想到他會去世這麼快。這件事現在辦也還有些阻力，當時批判他很激烈的人有些還在。當時主要是他和幾位老帥的關係不好，這個問題有他自己的責任，也有幾位老帥的責任。以後慢慢地可以把那次會議的文件收回來，把他寫的材料也可以存檔。”楊副主席說在訃告中寫“黨內民主生活不正常”這樣的話不合適，還是從正面寫好，應從指揮作戰方面多寫，以突出戰將。之後，他問了告別儀式問題。戎生如實匯報了治喪辦的安排和我們的不同意見。楊副主席接着說：“我一下火車就找了軍辦的同志到我家來研究辦喪事的問題，我問他們為什麼要在301，他們說為了老同志的身體健康，301有暖氣。我說那沒有關係，我們可以多穿一點，到八寶山脫個帽行個禮還是沒有問題的。我同意你媽媽的意見，還是你媽媽意見好，這樣，符合你爸爸的意願，符合從簡的精神。”楊副主席表示，到那天他和中顧委少數人去看一下，還有一些華東、三野的老同志和親屬、友好去看一下，他是一定要去的。楊副主席還說，他問軍辦的同志關於“批件”的問題，軍辦同志告訴他是中辦的人寫的。他批評他們辦得太欠考慮，如三叉戟是密封的，不能開門，怎麼能行?他再次對戎生說：“這件事還是按你媽媽意見辦，這個東西（指“批件”）作廢。你媽媽是個老同志了，是能夠處理好這些問題的。”他告訴戎生下午3點要來看我，戎生說讓我去看他。楊副主席最後說：“不，我應該去的。我下午3點多鐘去看她。耀邦同志15號可以趕回來，他也可能會看粟裕同志最後一面，鄧主席他回不來，讓我表示慰問。下午我去看你媽媽，把這件事最後定下來。”

粟戎生回來後，我立即根據楊副主席對治喪方式的指示寫了一個紀要：“中央、中央軍委原定在301醫院舉行內部的、小規模的遺體告別，因尊重粟裕同志的意願和家屬的一再請求，決定不再舉行。定於2月15日下午3—4時，由直系親屬、治喪辦公室領導同志和工作人員護靈，前往八寶山火化。不再發訃告。部分生前友好、老戰友、老部下一再提出要見粟裕同志最後一面，家屬已經向組織上反映了。領導同志指示，這些同志到時可自行前往八寶山革命公墓同粟裕同志見最後一面。” 下午3時，戎生陪我到楊副主席處，自然應該我去。現在我已下定決心不提為粟裕同志平反的事，讓這樁冤案留交歷史，任後人評說。我準備了一個受接見時的談話綱要，包括下列各點：

1、表示感謝之情。 2、說明粟裕同志是在對未來事業滿懷必勝信念的心情下離去的。對他自己的問題，在我向他轉達了楊副主席的意見後，再也沒有為這件事煩惱過，我以為他的心情是平靜的。這一點請楊副主席放心。 3、我雖為他作過申訴，但沒有設想過在他身後再提這件事。楊副主席還想為這件事再作努力我十分感激。人在悲傷的時候容易說過頭話，冷靜下來覺得這件事實在不必再提了，只要求組織上把他的申訴和我的報告，正式存入檔案就可以了。我想我若再用這件事來干擾中央、中央軍委，定然不符合粟裕同志的心意了。 4、對於中央的訃告，我們全家一致感謝。黨和人民給予粟裕同志很高的評價，而且文字寫得樸實，符合他為人的一貫作風。 5、我要為治喪問題說幾句。我們一直堅持按粟裕同志意願辦事，從未對治喪辦提過違背喪事從簡原則的要求。但是治喪辦的一些做法令人難解。例如訃告的第一次稿，告訴我是由不了解情況的同志在一個小時內起草的，已經作廢，但卻又打印，作為正式稿上呈書記處，並且說我已閱過。又如治喪辦集體討論通過的稿子（這次討論有我列席），不到半小時就來電話告訴我，討論時的稿子拿錯了，不是原來準備提交討論的稿子。我要求把這個未經討論的稿子送給我看再上送，他們推說時間來不及而不同意。我要求在上送的同時送我看一看，他們也不同意。使我至今不知上送的是什麼樣的稿子。再如，這次見粟裕同志最後一面所製造的混亂，有傳聞說我們本來說不舉行儀式，後來又要舉行儀式等。我們本來很傷心，聽到這些不負責任的流言更感痛心。 6、關於撤骨灰，我是一定要親自辦這件事的。原定派飛機，但大飛機有技術問題，而小飛機我又因身體不能適應。我請求火化後由我們將骨灰先安放在家裡，過一段時間我和子女於適當時機分次逐步去一些地區撒放。 7、粟裕同志生前想把自己親身參加、指揮過的一些戰役、戰鬥材料整理出來，讓這些用鮮血和生命換來的經驗留給後人借鑑。他病中，我們協助他整理了一些，最多只占一半，還有約一半以上工作待完成。請求組織上批准我們繼續搞下去，並給予必要的人力、物力的條件。 8、我們家裡沒有什麼困難。孩子們在黨的培養下都已成長。生活上沒有什麼困難，請求留用汽車。一切請組織上放心。

到達楊副主席住地，楊副主席及其夫人李伯釗大姐一同會見我們，4時左右我們告辭返回。楊副主席同我談話約一小時，記要如下： 楊：我應該去看你的，你先來了。上午我不該跟戎生說，讓你知道了。 楚：您那樣忙，又剛從外地回來，如果您來看我，我怎麼能過得去呢! 楊：還是應該我去看你的，想問一問，看還有什麼事。 楚：我向您先匯報一下。（大致如上述準備的提綱，從略） 楊：在我來講，沒有在他很清醒的時候把他1958年的事同他談清楚，覺得心裡有歉意。我應該最後見他一面的。去年4月底我去看他時，他正犯呃逆，很痛苦，沒法談。所以我同你說了“今天不談了”。當然也還有一點阻力。我本來是想解決得更完滿一點。沒有想到他去得這樣快，這在我心中總是個遺憾。報告存檔，還有原來說的文件派人收回、銷毀，都是要辦的，都可以辦到。 關於訃告，四句評語是書記處提出的，報告了小平同志，小平同志點了頭。又報告了耀邦同志，耀邦同志也同意。又告訴了秋里，他也同意。他們都同意。當時起草人他們只說還寫了他本人的意願，至於四句評語底下的文章是怎麼寫的，不清楚。等了幾天沒有發表消息。到金華時，正下大雪，我打電話問，說還在寫。到了上海我又問。到南京時說寫出稿子了，其中有一小段，“在黨內民主生活不正常情況下”如何如何。我和耀邦都認為不合適，還是從正面寫好。我給愛萍打電話說還是從正面講。愛萍說有一個比較簡短的稿子。我還說我和耀邦都在南京，你們把全文電傳過來，讓我們看看，就可以定下來了。我還問了耀邦，你的意思究竟怎麼樣?他說，對過去宜粗不宜細，我的意思突出戰將、戰功，尤其善於指揮大兵團作戰。

楚：我向起草組提過這句話，我還說，這不是我說的，是鄧主席說過的。 楊：毛主席早就說過，我在中辦都知道。蘇中七戰七捷時就說了。對於一些重要戰役，毛主席常說，發電報徵求一下粟裕的意見。後來他們把稿子的全文電傳過來了。我們覺得寫得不錯。電視廣播的那天晚上，南京軍區老的聶鳳智，現任的向守志、郭林祥等同志和我在一起看電視。王必成同志身體不好，不在。他們聽了也比較滿意。他們問我，能不能發唁電，能不能去人? 我說，當然可以。用單位、軍區的名義可以發，用個人的名義也可以發，都可以。老戰友要去的，同軍委辦公廳聯繫，由他們安排。回來後，聽說有個千把人的儀式，我問愛萍，為什麼又搞個儀式，這與原定的不合。他們未給我答覆。至於在301醫院，他們倒說了，是因為怕領導同志受涼。上午你兒子來，談了經過，給我看了中央批準的治喪安排，我就清楚了。 楚：中央、中央軍委批準的治喪安排報告中有這項儀式，對此我一直提不同意見，但說是中央定了。 楊：那個安排是不合適的，你們提的意見是對的，很好，完全符合粟裕同志的意願。地址就定在八寶山。你們親屬算是一個方面；我們，書記處、中顧委、中央軍委的一些老同志，例如姬鵬飛他們，我估計二三十個人，最後告別一下。這部分由軍委辦公廳通知。 楚：還有一些老戰友、老部下一再要求在火化前見最後一面，我想讓這些同志在中央領導同志告別後去。

楊：那可以嘛! 由他們自己去，不發通知，需要車輛由辦公廳保障。也不一定在中央同志後面，插在中間也可以。在上海、南京時，一些老同志說要寫紀念文章，我告訴他們，你們寫嘛! 長短不論。還有陳丕顯同志托我轉告，他因心臟不好，不能回來，讓我代慰問。 楚：他是不應該回來的，保重身體要緊。現在整理粟裕同志回憶和總結戰爭經驗的工作只進行了不到一半，請求組織上批准繼續辦完。 楊：行! 應該把這件事辦完。我跟辦公廳交待一下。這個事應該繼續下去，對黨、對人民是有益的。在廣州時他曾給我說過有四五個人在搞的。 楚：那些同志早散了，都是臨時抽來的，搞一段就回去了。現在又借了二三個人，住在招待所。這些年由於他生病，我們忙於照顧他的病體；進展很慢。我估計還不足一半，也許還得兩年多的時間。 楊：兩年搞完了就了不起了。（《粟裕戰爭回憶錄》於1988年由解放軍出版社出版。國家主席楊尚昆題寫了書名。）先由這些同志搞，以後力量不足再解決。撒骨灰問題，三叉戟不行。這是個不懂軍事的人寫的（指治喪的批件）。這件事過一段時間辦，可以。主要看你的身體。現在南方都是雪，如果不用飛機，那就只能局限在幾個點了。 楚：就是兩件事請楊副主席交代一下：一件是粟裕同志和我為1958年問題寫的申訴報告要求存檔；一件是還要留下人員整理粟裕同志的材料。 楊：可以，可以。15號以後你可以好好休息一下。我看你很堅強，我也就放心了。你們以後可以來玩，晚上來嘛! 楊副主席的這次接見，李伯釗大姐自始至終參加着；戎生也一直陪同我受接見。

在治喪期間，不少老同志要我向中央要求為粟裕同志平反，他們情真意切聲淚俱下。我卻難以表達自己的心情，也無法向他們陳述種種情況。郭化若同志為了這件事幾次來電話，要我應為粟總辦好這件事。我悲憤難言。2月8日下午，他又來電話，要秘書記下他的話轉告我，他說：“中央說正面平反，無非是評價高一點。訃告是對外的，講不得反話。而平反是有反才平，只有承認原來撤銷他總長的命令是錯誤的，至少是考慮不周，那才行。這個平反可以在內部傳達。這次如果不解決這個問題，以後就沒有機會了。建議楚青同志還是去找一下陳雲同志。我是一個紅軍，是粟裕同志領導下的一個兵團幹部，我隨粟裕同志去的日子不遠了，這是我最後的一個建議，請把辦的結果告我。”我給郭老簡復了一信，只說了粟總生前提出申訴時已報告過陳雲同志，這件事只有交付歷史了吧。肖勁光同志在粟裕同志去世的次日就寫了《悼念粟裕同志》一文，他是為粟裕寫悼念文章的第一人。他在文章中正面提出了1958年問題。當他將文稿送給我徵求意見時，我百感交集。肖公文中有這樣一段話 “1958年所謂反教條主義時，他遭到了不公正的批判。在軍委擴大會議期間，有一次毛澤東同志與我談話時，問我對粟裕的看法，我說：粟裕同志為人正派，沒有二心，是好人。毛澤東同志點了點頭表示贊同。”儘管這段話溫和之至，但我預計不一定能發表。後來果然報社提出了要刪去。肖公不同意。他們再次動員，說是中央精神，是上面讓刪去的。肖公就表示，文章我就這樣寫，刪否由領導上決定。最後，發表時還是刪去了。（上海人民出版杜組稿編輯《一代名將——回憶粟裕同志》一書時，收入肖勁光同志這篇文章。楚青向楊副主席面報此文被刪情況後，經楊副主席批准才恢復原文。《一代名將》於1986年出版。中共中央總書記胡耀邦題寫了書名。）肖公後來把文章原稿送一份給我作紀念。其情其意至深至長。王必成司令得悉粟裕同志逝世後立刻給我來電話，他對我講悼念和慰問的話時語言哽咽，顯得很傷心，最後又嘆又憤地說：“粟總是被浪費的人才!”（1984年4月，我赴東南諸省撤放粟裕同志的骨灰。到南京後，我去王必成家看望他。我們淚眼對淚跟，沉默了好一回。當時張文碧同志也在座，張說軍區通知參加學習，他不能為粟總送行了。王司令一聽很生氣，瞪着眼對張說，“你敢! 你要去，你必需去! ” 後來他說，下—次中顧委華東組分片會在杭州召開，他要在會上提出粟總這件冤案。”他認為中央對粟總不公平。我為他的耿直深深感動，同時又考慮到他自己也身處逆境，不願他因此再受委屈。我勸阻他，他不聽。我情急了，就說你即使不為自己着想，也要為我們着想。我希望有一個較為平安的環境來完成粟裕同志的戰爭回憶錄。請求他不要提這件事以免反而惹出麻煩。我們雙方都很激動、痛苦。大家又沉默了許久，最後他不說話了，似乎默許了我的請求。粟裕蒙冤，內心深表同情的同志極多。但由於壓力太大，當年出面仗義執言的，只有肖公勁光和王必成司令二人，我至今還一直對他們懷着深深的感激。）

2月15日下午，我們全家到八寶山為粟裕同志送行，在京的黨和國家領導人也到八寶山送別粟裕同志。沒有發通知，消息卻不脛而走，成群成群的人自發涌到八寶山要見粟裕同志最後一面。人固有一死，有輕如鴻毛，有重於泰山，人們心中自有桿秤。 至此，我咽下了一切悲痛，把全部身心專注到整理他的遺作——《粟裕戰爭回憶錄》。經歷了種種折磨和痛苦，我再也不願意提1958年的事了。我寫下： 獨步沙丘，獨上層樓，獨自思量獨自愁。 四十二年過去也，空餘遺恨付千秋! 我在家中設立了粟裕同志永久的靈位，香案上方懸掛着他晚年的照片。我們相伴相隨。他期待的眼光，給我以力量，鼓勵我奮進!

四、 大百科軍事卷人物分冊《粟裕》條目釋文的反覆 我曾想對1958年問題不再提它，但事物的發展不以人們主觀意志為轉移。 1986年4月，我不能不又提往事，因為客觀上把這件事再次擺到我面前。近來得悉大百科全書軍事卷人物分冊 （徵求意見稿）在“肖克”條目中寫有“1958年因所謂‘教條主義’受到錯誤批判而離職”，而“粟裕”條目中卻沒有寫。這是怎麼回事? 我既納悶又着急，只得求見楊副主席，向他陳訴。 1986年4月23日下午4時40分楊副主席接見了我。談話記錄如下： 楚：我請求楊副主席接見，是為了粟裕同志的問題。粟裕同志逝世後，楊副主席由外地給我打電話，返京後又親切地接見我，在這兩次，楊副主席都說：粟裕同志1958年的事，我還沒有給他辦完，本想解決得完滿一些，沒有想到他走得這樣快。但他的這件事我還要給他辦完。楊副主席的這兩次談話對死者的英靈是極大的慰藉，也是對我極大的安慰。在這兩次我都向楊副主席表示：粟裕同志已經離去了，今後我不會再向組織上提這件事了。但是，現在出現了新的情況。在黨中央、中央軍委的領導下，各有關部門、單位、地區都在編寫黨史、軍史、人物傳記等等，如果中央、軍委對粟裕同志1958年受到錯誤批判這件事沒有一個公正的說法，將來勢必是按留存的檔案材料寫上歷史。最近我看到大百科軍事卷人物分冊徵求意見稿，其中“肖克”條寫了“1958 年因所謂‘教條主義’受到錯誤批判而離職”；而“粟裕”條中卻沒有寫。在1958年軍委擴大會議上受到點名批判的，就是粟裕、肖克兩位同志，這是當時黨內、軍內都知道的。現在條目中對肖克同志平了反，而對粟裕同志沒有提，使我萬分震驚和憂慮，這豈不是要使粟裕同志蒙冤千古。為此，我不得不再次替粟裕同志申訴。楊副主席曾經讓我向粟裕同志轉述過組織上擬處理這一歷史上遺留下來的問題和方案，粟裕同志表示過同意，我懇請楊副主席能使這一方案落實；並懇請解決當前的大百科軍事卷人物分冊條目中的問題，要求比照“肖克”條，在“粟裕”條中寫上相應的內容。我來干擾楊副主席，很覺不安，但又不得不來。

楊：這本書我還沒有看到。你看到了，向我提出來，是應該的。粟裕同志的問題早就不存在了。如果“肖克”條寫了，“粟裕”條當然應該寫，否則就太不公道了嘛! 這件事我來辦，我把它找出來看看。 楚：這兩年我受到很大的壓力。一是相當一部分老戰友責難我，沒有能在粟裕同志治喪期間，請求中央替粟裕同志把這個問題解決了。對於他們的責難，我也不便說什麼。二是有部分同志，因沒有見到中央的平反，便對粟裕同志繼續散布流言蜚語。前年我去外地撒骨灰，南京軍區領導同志對有近百位粟裕同志的老部下自發前往車站迎接粟裕同志的骨灰這件事進行責難。 楊：哦! 有這樣的事! 南京軍區的領導為什麼這樣?! 楚：據說是在北京聽到了一些什麼，我認為就是流言蜚語。說明流毒、影響還是存在的。 楊：有的同志對當時的情況並不了解，對粟裕同志也不了解。 楚：我還報告一件最近的事。上海人民出版社編輯出版一本回憶粟裕同志的書，書名《一代名將》，耀邦同志題寫了書名。書中收入肖勁光同志在粟裕同志逝世的次日寫的一 篇文章。文中寫了這樣一段：“1958年所謂反教條主義時，他遭到了不公正的批判。在軍委擴大會議期間，有一次毛澤東同志與我談話時，問我對粟裕的看法，我說：粟裕同志為人正派，沒有二心，是好人。毛澤東同志點了點頭表示贊同。”當時因中央決定對1958年的事，在訃告上從正面講清 問題，領導上審稿時要肖公將這一段內容刪去。開始肖公不同意，後來還是按領導要求刪去了。我覺得這段史實對粟裕同志，對我們都極為珍貴，而現在離治喪已經兩年了，所以我請求肖公，在再發表時把這段內容恢復。肖公同意了。但後來肖公的秘書又提出如果這次寫上，是否要給總政寫個報告。現在這本書即將出版，怎能再寫報告。這些都說明流毒、影響還是存在的。使我很覺傷心。我在楊副主席面前講一下我內心的話，我同粟裕同志相處幾十年，我毫不感情用事地分析過，我認為他是一個老實人、正派人。他對領導同志是很尊敬的，但比較拘謹；對下面的同志較謙和。這可能和他長期工作在作戰第一線有關。另方面，他對他分工負責的工作，提意見一貫直言，對某些他認為是重大問題，甚至比較堅持。楊副主席一直在中央，對這一情況是知道的。我想由於他的這一特性，可能引起某些領導的誤解，甚至得罪了什麼人。但是，退一萬步來講，即使得罪了什麼人，也不能因此而使他蒙冤後世。

楊：你的分析有道理。當年要他過長江，他就提了不同意見，主席馬上就同意了。我對粟裕同志有了解。我那時在中央，不過不管軍委工作。他每次來，都來看我，同我談談。 但是，總是有人不能這樣看。 楚：我請求楊副主席為他說公道話。我以為只有楊副主席有魄力處理這個問題。 楊：這本書我找來看看。我贊成寫。《肖克》條寫了，《粟裕》條也應該寫。我看過後找他們研究個辦法。肖公文章上的那一段，可以寫上。肖公講的，總不是假話嘛! 楚：需不需要我寫個報告? 楊：不要，不要，我來辦。 楚：太感謝楊副主席了。 楊副主席的談話使我頗為感動。 1986年4月26日上午，總政周克玉副主任的秘書王登平同志打電話給朱楹同志說：前兩天楚青同志向楊副主席反映的兩件事，楊副主席讓總政研究一下，現將總政意見通知如下： 1、 關於大百科條目的事正在商量。因別人也有類似問題，需統一考慮。 2、關於肖勁光同志《悼念粟裕同志》文章中毛主席的一段話問題，經軍委領導（余秋里主任）同意，可以恢復。請你們直接告知上海人民出版社。 5月3日，姚旭同志來電話說；他聽說因楊副主席有批示，大百科軍事卷人物分冊《肖克》條目中有關1958年受批判的內容也撤掉了。 5月6日，姚旭同志又來電話說，肖克同志的秘書電話告訴他，總政通知，大百科《肖克》條中不寫1958年受批判的事，是因為楚青同志提了意見。姚認為我應向總政問問清楚究竟是怎麼回事，並提出，總政對肖克同志的答覆不利於團結。隨後，我立即問朱楹同志覆核了總政4月26日的電話，並向王登平秘書詢問楊副主席批示的內容。王秘書複述了上次的電話通知，並明確答覆楊副主席讓總政研究，總政讓搞條目的同志查一查還有什麼人的條目中提到受批判的內容，然後統一考慮。這與總政對肖克同志的答覆顯然有出入。因王秘書說此事總政尚在研究中，所以我就沒有再提出報告。


1987年6月6月晚，大百科軍事卷人物分冊《粟裕》條撰稿人金子谷同志與總政幹部部百科編審室主任李偉民同志商談《粟裕》條釋文內容。之前，我在去年4月楊副主席接見我後，就把楊副主席同我談話的內容通報了大百科軍事卷編審室主任奚原同志和《粟裕》條撰稿人金子谷同志。奚、金兩位都表示有這個精神就好辦了。金還告訴我，他已在《粟裕》條加上了1958年受錯誤批判的內容，並由大百科軍事卷編審室上送總政百科編審室審查。6月初，他們得悉，關於1958年的事，《肖克》條寫了，《粟裕》條被刪。商談中李偉民同志認為《粟裕》條中可以加上例如1958年受到不公正的批判這樣的話。障礙在周克玉副主任的秘書王登平傳達楊副主席指示是肖、粟都不要寫。而奚原同志則說楚青同志說，楊副主席指示肖、粟兩人都寫，這不一樣了。李偉民同志說，《肖克》條之所以又寫上，是肖克同志後來又找了楊副主席，有個報告。劉帥條寫上是有中央的悼詞，當時加不加這句話也有不同意見，最後加上了。《粟裕》條要寫上，只要楊副主席那裡來個電話。 6月7日，李偉民同志電話告知金子谷同志，他已同原主編周顧問說了。周顧問也同意加上一句。看來現在就缺楊副主席的一句話了。我等待着。 8月31日，又一個多月過去了，這件事仍未落實。而有消息說大百科軍事卷人物分冊即將正式發排付印。我有些心灰意懶而又不甘心情願，千思萬想，覺得如果就這樣了結，實在太對不起粟裕同志了，太對不起關心粟總冤案的廣大同志了。我又打起精神作最後的努力。

9月4日我給大百科軍事卷編審室寫了一封信，內容如下：1958年軍委擴大會議對粟裕、肖克同志進行批判，還實際上批了劉帥。粟裕同志於1979年10月9日給黨中央寫了申訴報告，葉劍英副主席作了批示，以後中央決定由楊尚昆副主席受理。楊副主席對此案已有指示。1986年4月 23日，我受楊副主席接見，向他報告了人物分冊《粟裕》條有關情況，要求寫上“1958年受到錯誤批判”的內容。楊副主席面示：“粟裕同志的問題早就不存在了。如果《肖克》條寫了，《粟裕》條當然應該寫，否則就太不公道了”。現得知軍事卷人物分冊即將付印，我要求在《粟裕》條中寫上“1958年因所謂教條主義受到錯誤的批判”，並請告知劉帥、肖克同志條中對這一問題是怎樣寫的。以上務請考慮和答覆，不勝感謝。

9月6日，大百科軍事卷編審室給我覆信，抄錄如下：楚青同志： 九月四日來信收到。您所詢問軍事卷我軍人物條目有關情況，簡復如下： 一、劉帥和肖克同志條目釋文中，關於1958年受批之事，現各寫了一句：因所謂教條主義問題受到錯誤的批評 （或批判）。 二、在粟裕同志條目釋文中，撰寫人金子谷同志鑑於 1958年粟裕同志受到錯誤批判並曾傳達到團以上幹部，影響很大，故原來亦寫有與劉帥、肖克同志相同的內容。我室作為撰寫單位，在初審時經過認真研究，完全同意子谷同志的意見，並曾口頭向主編單位（總政幹部部百科編審室）作了說明。後來在審定稿時，該句釋文被略去。詳情和原因尚不很清楚。 三、您的意見，我們當即轉告主編單位，建議在釋文中保留“1958年因所謂教條主義受到錯誤的批判”一句。 您還有什麼意見，請隨時告知。 此致 敬禮 軍事卷編審室 1987年9月6日

接信後，我隨即寫了—個給楊副主席的報告，全文如下：尊敬的楊副主席： 您好! 我是在感情不安和痛苦的情況下給您寫這份報告的，請恕我對您的干擾。 1986年4月23日下午，您曾接見我，聽取我對大百科軍事卷人物分冊《粟裕》條有關情況的陳訴，和比照《肖克》條，在《粟裕》條中寫上“1958年受錯誤批判”內容的要求。您當時面示：“這本書我還沒有看到，你看到了向我提出來，是應該的。粟裕同志的問題早就不存在了。如果《肖克》條寫了，《粟裕》條當然應該寫，否則就太不公道了。這件事我來辦。”您的面示，使我衷心銘感。 4月26日總政周克玉副主任處的王秘書給我來電話，說楊副主席已將此事交總政辦。總政因還有類似的問題，待統一考慮後再定。但以後再未有過答覆。 近日突然得知人物分冊即將付印，《肖克》條寫了1958年受錯誤批判的內容，《粟裕》條仍然沒有寫。這顯然不符合楊副主席的指示。為此，我立即詢問大百科軍事卷編審室。據該室答覆，劉帥、肖克同志條都寫了這個內容，《粟裕》條撰稿人寫了這一內容，但為主編單位刪去。對此我感到異常震驚。粟裕同志1958年的問題中央早就不存在了。我認為這個精神在《粟裕》條中應有適當的體現。

一、粟裕同志1958年受錯誤批判是歷史事實，也是粟裕同志一生中的一個重大事件，應該寫入《粟裕》條中，不應刪去。 二、粟裕同志受錯誤批判一事，在全黨全軍影響很大，甚至在國外也造成影響。粟裕同志生前於1979年10月9日給黨中央寫的申訴報告中除陳述了具體事實和理由外，還寫到：“1958年對我的批判雖未形成正式決定，但曾經傳達到團一級，我還看到一個中央文件上把我做為軍內的‘壞人’點了名，影響及於全黨全軍，而且那些不符事實的發言、簡報，我的違心的檢討等等，均已做為歷史文件存檔。” 三、大百科是代表國家和軍隊具有權威性的著作，將在國內外發行，影響深遠。1958年軍委擴大會議批判了粟裕、肖克兩位同志，還實際上批了劉帥。這次人物分冊中《劉伯承》、《肖克》條都提到1958年受錯誤批判（或批評）的內容，唯獨《粟裕》條不提，相比之下必將造成更壞的影響。 現在該書即將出版，我為此心急如焚。粟裕同志生前已蒙冤二十六年，現在竟要他長久蒙冤後世，這實在太不公道了。我作為粟裕同志的遺孀，不得不再次向您懇切申訴，請求您再次過問，伸張我黨一貫的公道對待幹部的作風，指示在大百科軍事卷人物分冊《粟裕》條中寫上“1958年因所謂教條主義受到錯誤的批判”的內容。 臨書惶恐，祈求批示。如蒙賜見更不勝感盼之至! 專此，致 敬禮 楚青謹上 1987年9月 日

寫好報告，我打電話給楊副主席辦公室，請求楊副主席約見，並打算在楊副主席接見時面呈這份報告。 9月9日，幾次請求楊副主席約見都未得答覆。今天上午楊副主席的秘書蔣省三同志來電話說，楊副主席實在太忙，責成他先接待我，約定下午6時半在三座門他的辦公室面談。我按時前往。蔣秘書同我一見面就說，我幾次求見楊副主席他都向楊副主席報告了。楊副主席實在太忙安排不出時間，所以交代他先聽我談談，看我有什麼要求。我把事先寫好的報告，補上今天的日期，遞交給蔣秘書請他轉呈楊副主席，並向他扼要介紹了寫此報告的緣由和報告中的內容以及楊副主席前幾次同我談話的情況，當前就是要求楊副主席為這件事再講一句話。蔣接着說：“這件事楊副主席原來具體怎麼說的我雖然不知道，但大致情況我還知道一些：肖克同志給楊副主席寫了報告，是我們送呈楊副主席的。楊副主席見到肖克同志的報告時說：‘粟裕同志也有類似的問題，我給總政打過招呼，他的問題解決了’這句話是我親耳聽到的。”蔣秘書表示他將把我所談的分作四層意思，即去年談話情況；有關部門處理；現在的問題；我的要求，向楊副主席報告。後天（9月11日）前辦好，然後電話告訴我辦理的情況。最後蔣秘書還說，“這件事你如早告訴我，我早就可以給你辦了。”

9月9日下午，奚原同志來電話，談了他向總政幹部部百科編審室報告，明確提出《粟裕》條應寫上“1958年因所渭教條主義受到錯誤的批判”理由有四：1、1958年對粟裕等同志的那次批判，許多老同志屢有反映，現在只要在《粟裕》條上寫上一句，就了了此案。2、根據楚青同志來信，楊副主席早有面示，領導上的精神是清楚的。3、粟裕同志 1958年受錯誤批判，曾傳達到軍內團以上幹部和許多地方幹部，影響面較大，寫上一句有利於消除種種傳聞。4、當時肖克、粟裕同志受批判，劉帥也受批評，現在《劉伯承》、《肖克》條寫了，獨獨《粟裕》條不寫，矛盾太突出了，發行後必然引起種種反響以致責詢，將難以回答。


9月10日下午6時，我電話詢問蔣秘書進展情況，蔣答覆已報告首長了，定在明天上午軍委常務會議上討論。 1987年9月12日上午9點15分，楊副主席處蔣省三秘書來電話，正式通知我：1987年9月11日上午，軍委常務會議決定，在《中國大百科全書•軍事卷》的《粟裕》條目寫上這樣一句：“1958年在所謂反教條主義中受到錯誤的批評”，蔣秘書還說楊副主席說：“我已費了很大勁，這件事只能辦成這樣了。” （註：1997年7月出版的(中國軍事百科全書)第8卷，已寫(粟裕)“1958年在軍委擴大會議上受到錯誤的批判，並因此長期受到不公正的對待。”）前後經過30年，粟裕這件冤案、錯案才算有了一個文字的結果。而我已是精疲力盡，感慨萬千，欲哭無淚了。

補敘—段插曲： 1987年6月20日，中共中央發了一個為肖望東同志平反的中發（ 1987 )92號文件，其中引用了粟裕同志在1958年軍委擴大會議上違心檢討的內容。我是到7月中旬才得知此事的。當即寫了一份申訴報告，分呈軍委楊尚昆副主席和總政余秋里主任，並抄呈中共中央組織部和解放軍總政治部，請求主持公道，予以審批澄清。這份報告是這樣寫的： 申訴報告 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中發( 1987 )92號文件批覆同意的中組部、總政《關於原淮南軍區主力北撤問題》的複查報告( 1987年4月15日 )，是對原華中分局1946年12月 23日《關於淮南路東工作的決定》的複查報告。報告中有如下一段：

“關於責任問題，1958年7月14日粟裕同志，( 原華中軍區副司令 )在軍委擴大會議上，就淮南失守問題談到：‘淮南迅速被敵人占領，與我強調蘇中地區的重要性，缺乏全局觀念，沒有早作部署也有很大關係，但我卻把責任推到肖望東同志身上’。” 對此，我提出如下申訴： 1958年軍委擴大會議問題是已經不存在的了。依據如下： 一、1958年軍委擴大會議對粟裕同志進行錯誤批判，粟裕同志在黨內民主不正常的情況下，被迫作了違心的檢查。1979年10月9日，粟裕同志向中央、中央軍委申訴，要求平反，葉劍英副主席作了批示。1983年2月2日軍委楊副主席召見楚青，要楚青向粟裕同志轉述有關處理申訴的三點指示： 1、1958年軍委擴大會議問題，中央早就不存在了。 2、歷史遺留問題的處理宜粗不宜細。 3、發一個文件把1958年軍委擴大會議文件、材料全部收回，銷毀；派專人執行。 楚青原原本本向粟裕同志轉述後，粟裕同志表示同意。楚青同志已據此如實報告了楊副主席。

二、1986年10月16日，中央為劉伯承同志所作的悼詞中對1958年軍委擴大會議作了正式評論：“1980年鄧小平同志明確指出：‘那次反教條主義是錯誤的。’這也是黨中央一致的意見 。” 但是，在複查報告中竟然引用1958年軍委擴大會議上粟裕同志違心檢查的內容，而且是在粟裕同志已經不在人世，失去發言權的情況下引用。如此做法違背了黨的實事求是的原則，同時也使粟裕同志再次蒙冤。 為此，我特提出申訴，要求更正該報告有關內容。 專此謹呈楊副主席（余主任） 楚青謹上 1987年7月20日抄呈：中共中央組織部、總政治部

報告雖然送出，但我估計組織上不會聽取我的申訴更正文件中的錯誤。而我也只想在有關單位留下一份歷史檔案。我的報告得到了楊副主席的關注，他不了解這個情況，批交張震同志閱辦。張震同志為此專門寫了一個報告，他把草稿給我看了一下，大意是這件事與粟裕同志沒有關係， 1958年粟裕同志是被迫作的違心檢討，把這件事攬到自己身上。當時是譚震林同志力主給肖望東處分；若講責任應該還是由一級黨委負責等等。後來我問過楊副主席辦公室，領導上對報告如何處理? 答覆是楊副主席表示找個機會議論一下。

1987年10月31日上午，張震同志來雨兒胡同傳達楊副主席指示：關於1958年軍委擴大會議上粟裕同志受到錯誤批判的事，在大百科全書軍事卷人物分冊《粟裕》條中已經寫上了，這件事就結束了。肖望東同志受處分確實不是粟裕的責任，但文件已經發了，而且範圍很小，是否就不再處理更正了。張震同志說，楊副主席讓他來傳達並讓他做做我的工作。我對楊副主席受理我的申訴內心深為感動，當即表示，我當按楊副主席指示辦，請楊副主席放心。

1987年11月1日，總政組織部來了一位處長和另一位同志，向我解釋說，他們引用粟總的話，沒有重提1958年軍委擴大會議的意思。我對他們的解釋甚不滿意。為了尊重楊副主席的指示，我指出他們這樣行文、處理，在為一個同志平反時又冤屈另一個同志，是違背黨的實事求是作風的。至於如何具體處理，由組織上決定。不論如何處理，希望把我的申訴存檔。那位處長表示，我的話他們認真作了記錄，回去匯報，申訴報告一定會存檔的。這樣，這件事也就這麼結束了。 1987年，幾經周折，最終在《中國大百科全書·軍事卷》的《粟裕》條目中寫上了“1958年在所謂反教條主義中受到錯誤的批評”一句。不了解情況的人難以想象，即使這淡淡的一句也是多麼來之不易啊。 歷經滄桑，我對粟蒙受的不白之冤能否得到真正平反，已不抱任何幻想了。我只堅信他自己說的：“我相信我幾十年的革命實踐足夠說明自己。”

五、南京六位老同志的報告和軍委再受理 1993年11月17日。昨天收到譚肇之同志11月13日來信，說他和金冶、秦叔瑾、黃野松、黃亦凡五人聯名向軍委寫了一個旨在為粟總“平冤獄”恢復名譽，“建議召開粟裕同志逝世十周年紀念會或座談會的報告”( 附來報告的複印件 )。傅奎清同志熱心支持幫助，由他致信總政于永波主任轉呈軍委。據間接了解，於主任已批示總政宣傳部研究。讀後悲思難禁，感慨萬千。 這些年來，我的哀思轉為把全部精力放在整編《粟裕戰爭回憶錄》和《粟裕軍事文集》上，以此作為對他永恆的紀念，同時平衡自己的心態。 他們的報告會有什麼結果雖難於預料，但他們這種不計個人得失，堅持真理，仗義執言的凜然正氣和無畏勇氣，令人由衷敬佩，並溫暖了我已經冷漠的心和綻出了一線希望。 今天覆信肇之同志，向他們致以衷心的感謝。 金冶、譚肇之、秦叔瑾、黃野松、黃亦凡五同志的建議報告如下：

建議召開粟裕同志逝世十周年紀念會或座談會的報告于永波主任並請轉呈軍委江澤民主席，劉華清、張震副主席： 我們是原新四軍和華東野戰軍、華東軍區的老戰士，過去一直在陳毅、粟裕、譚震林等老首長領導、指揮下，轉戰在大江南北和蘇魯豫皖各地。離休後現在南京安家。但至今仍然崇敬着、懷念着率領我們南征北戰，為建立新中國立下汗馬功勞和卓越功勳的陳、粟、譚這些華野好司令、好政委! 金冶、周蔚昌、譚肇之等同志參加了南京地區粟裕軍事思想研究組，1991年5月曾去北京，參加由國防大學、軍事科學院聯合主持召開的“粟裕軍事理論與實踐研討會”，聽取了張震同志在會議開幕式上的講話，學習了他發表的論文《創造性地運用毛澤東軍事思想指導作戰的典範》。我們結合平時的粟裕軍事思想研究，還認真學習了《粟裕軍事文集》、《粟裕戰爭回憶錄》以及新華出版社《名將粟裕》中刊登的張震同志的《一代名將，功垂青史》，楊尚昆同志的《學習粟裕同志的革命堅定性和創造精神》，張愛萍同志的《痛悼粟裕同志》詩詞，上海人民出版社《一代名將》中肖勁光同志的《悼念粟裕同志》等等，深受啟發教育。對於粟裕同志從南昌起義伊始，在二十二年革命戰爭中先後六次負傷，有的彈片一直留在頭顱中未能取出，但仍始終堅持戰鬥在第一線，對黨對人民無限忠誠，又具有卓越的軍事才能，在組織大兵團作戰中不斷克敵制勝，為中國人民解放事業立下了不朽戰功，這樣一位無產階級革命家鞠躬盡瘁的一生，我們懷着深深的崇敬心情。

張震同志這位在豫東戰役、淮海戰役和在渡江戰役、淞滬戰役中，與栗裕同志朝夕相處，共歷艱辛並分享歡樂的親密戰友—，着重在紀念文章中記述了粟裕同志雖屢建戰功，卻從不居功自傲，始終保持着謙虛謹慎的高尚的道德情操，並列舉了他在華中軍區和華東野戰軍工作時“兩讓司令”，請求仍任副職的經歷，在華東地區一些老同志中一直傳為美談。張愛萍同志在粟裕將軍逝世當天，寫下了“為國為民平生願，無私無畏天下歌”的《痛悼粟裕同志》詩詞。

可是，這樣一位歷經無數事實證明“為國為民平生願，無私無畏天下歌”的無產階級忠誠戰士，在我黨1957年開始的“左”的指導思想影響下，在1958年5月27日至7月22日於北京召開的軍委擴大會議期間，卻被無辜地蒙上了不白之冤。在這次有軍隊高級幹部一千多人參加的大會上，既對主持我軍軍事訓練和院校教育工作的劉伯承、肖克等同志的所謂“教條主義傾向”進行了錯誤的批判，又在“反對個人主義”的名義下批判了當時任中國人民解放軍總參謀長的粟裕同志。其理由，據說是因為粟裕在一次會見蘇軍一位領導人時，曾詢及在蘇聯紅軍總參謀長與國防部長之間的關係問題。其原意本來是想為總長辦公室工作人員起草總參謀部工作條例和各部起草工作細則時用作參考，豈不料為此竟惹出了大禍。這在以“打倒奴隸思想，埋葬教條主義”為主題的1958年軍委擴大會議上，就成為一條莫大的罪狀，被人說成是什麼企圖擺脫當時任國防部長的彭德懷的領導，因而也就是犯了謀求爭權奪利私慾的“個人主義錯誤”，等等。

當時除了嚴肅的思想批判以外，還有嚴格的組織處理。1958年8月3l日，粟裕被免去已任職四年的總參謀長職務，調任一個1958年3月15月宣布成立的新單位軍事科學院副院長。這個成立僅有半年的軍事科學院，除了已公布葉劍英同志任院長兼政委外，還公布了宋時輪、彭紹輝、楊至誠三人為副院長。粟裕同志去後沒有多少事干。論時機，又正值海灣地區爆發伊拉克革命，美軍登陸黎巴嫩，而我國為了聲援阿拉伯人民的正義事業，正在籌劃和實施金門炮戰過程中。此時將一名中國人民解放軍總參謀長突然免職並調任這樣的工作，事出意外，不能不在我國、我軍乃至全世界範圍內引起不小的震動和不良的影響。我們南京地區的新四軍老戰土中，金冶、周蔚昌等同志那時參加了軍委擴大會議，譚肇之同志參加了這次會議的會務工作，其他一些人則在所在單位聽取了參加軍委擴大會議同志的傳達報告，大家對粟裕同志因所謂“個人主義錯誤”蒙受批判都深感意外。

粟裕同志是一個寬宏大度，不計個人名利，並在逆境中能含辛茹苦、忍辱負重的人。此後，他在領導軍事科學研究工作中，仍堅持認真進行實地考察、調查研究，向中央軍委多次寫出很有價值的報告和建議，並針對國防建設和現代戰爭中的一系列重大問題，發表了一些具有重大學術價值的報告和論著。晚年他雖疾病纏身，仍精心撰寫戰爭回憶錄，認真總結親身經歷的革命戰爭中的寶貴經驗，以有利於教育後人、造福後世。

1959年7月，彭德懷同志在廬山會議期間，因對國內經濟形勢上的嚴重問題直言無隱，受到了錯誤的批判。粟裕同志此時不計個人恩怨，不圖落井下石，不去利用這一“良機”去要求為彭老總主持軍委日常工作期間召開會議對他所作錯誤批判“翻案”。在十年動亂中，栗裕同志跟林彪、江青兩個反革命集團進行了堅決鬥爭。1975年他對剛調往北京工作的張震同志說：“毛主席批評了‘上海幫’，把小平同志請出來主持工作。現在周總理病重，我們要堅定地按小平同志指示去做，要垮台大家一起垮台好了!”( 見張震同志《一代名將，功垂青史》一文 ) 張震同志在文中還說：“他對鄧小平同志的愛戴和對‘四人幫’深惡痛絕的神情，使我至今難忘”。


此時粟裕同志遵照黨中央和毛主席的決定，有一段時間參加了國務院業務領導工作，在處境十分困難複雜的情況下，協助周恩來總理堅決抵制這幫反革命集團分子的罪惡陰謀和干擾破壞，儘自己的最大努力，保持和促進了他所分管的國防工業生產、交通運輸和郵電事業的穩定和發展。當陳丕顯、鍾期光等新四軍老戰友遭受政治迫害、身陷逆境時，本身正遭“炮轟”的粟裕同志又冒着風險去探望他們，幫他們說公道話，並設法將被誣陷為“反革命”的他們的子女安排適當出路，充分體現了無產階級革命家的大無畏精神和高尚情操。 據軍事科學院編寫的《中國人民解放軍大事記》記載： 1958年5月至7月召開的軍委擴大會議，“對訓練工作中的所謂‘教條主義傾向’進行了不適當的過火批判，致使後來的正規化訓練和現代化建設受到嚴重影響。”因此，原來安置在劉伯承、肖克等同志頭上的“教條主義傾向”帽子，至今巳經摘除。可是，在1958年同一次軍委擴大會議上安置到粟裕同志頭上的“個人主義”帽子，至今卻仍然存在，未能糾正。這不能不使我們許多新四軍和華野部隊的老戰士引以為憾。

粟裕同志是湖南省會同縣人，1907年8月10日出生， 1984年2月5日逝世。到1994年2月，將是他逝世十周年。我們建議中央軍委，通知南京軍區（ 粟裕同志長期工作、 戰鬥過的老單位、老地區）屆時召開一次“粟裕同志逝世十周年紀念會”或“粟裕生平事跡座談會”，邀請原華東有關同志到會，並請中央軍委一位領導同志出席講話，跟大家一起照一次相。肖勁光同志生前在紀念文章《悼念粟裕同志》中已經提到：“1958年所謂反教條主義時，他遭到了不公正的批判。在軍委擴大會議期間，有一次毛澤東同志與我談話時，問我對粟裕同志的看法。我說：粟裕同志為人正派，沒有二心，是好人。毛澤東同志點了點頭表示贊同。”( 見《一代名將》第14頁 ) 這次會議軍委領導同志講話中，能講到粟裕同志1958年軍委擴大會議中雖受到了委屈，自己仍能正確對待。這就給他摘除了“個人主義錯誤”這頂沉重的帽子，消除了壓在楚青同志 ( 粟裕夫人 ) 及其子女還有許多新四軍和華東老戰士心頭的陰影。經過“粟裕同志紀念文集”（紀念會或座談會上的講話、論文等）的發表，各種新聞媒介的傳播，大家從軍委領導同志講話和紀念文集出版的實際行動中，就會了解中央軍委已用這樣的辦法，對粟裕同志的光輝一生作出了正確評價，認真貫徹了黨的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推倒了過去的不實之詞，恢復了粟裕同志應有的榮譽。如果“紀念會”或“座談會”都不方便召開，到粟裕同志逝世忌日 (明年2月5日)， 請一位軍委的領導同志發表一篇紀念文章，以達到“平冤獄”、恢復名譽的目的，以慰革命先烈於九泉之下，粟裕同志的親屬和許多新四軍、華東老戰士，也都會由衷地感激黨。

紀念會或座談會的具體籌備工作，如軍委確定在南京召開，請通知南京軍區及早着手準備。如有需要，我們較熟悉情況的同志可應邀積極參加。 以上建議，僅是我們這些新四軍和華野部隊老戰士、栗裕同志老部下的迫切心願。未知當否? 請中央軍委領導同志早日斟酌審定。 建議人：南京軍區離休幹部 金 冶 譚肇之 秦叔瑾 黃野松 黃亦凡(執筆) 1993年10月28日於南京


傅奎清同志致總政于永波主任的信於主任： 你好! 金冶、譚肇之等五同志，向你並報呈江澤民主席，劉華清、張震副主席，寫了一個建議的報告。他們怕你對這五位同志不大熟悉，要我同時給你寫封信介紹一下。金冶、譚肇之等同志長期在粟裕同志領導下工作，他們對粟裕同志生平了解較深，懷有深厚的感情。他們建議報告的中心是懇請軍委撤銷一九五八年軍委擴大會議中對粟裕同志不公正的批判。那次軍委擴大會議我也參加了。金、譚等同志報告中所例舉的事實是實際的。為了恢復栗裕同志應有的聲譽，堅持黨的實事求是精神，因此，我也贊成金冶、譚肇之等同志的建議請求。是否有當，請審定。 詳情請看金冶、譚肇之等同志的報告。 祝你健康! 敬禮 傅奎清 11月1日於南京


11月18日接到徐充同志15日來信。24日同孫克驥政委通電話。他們都說到了這件事。結果會怎樣，我想只能待來日分曉。若軍委再次受理，自然是盼望的；如果不能解決，也不感意外。過去多次都說要解決，甚至說代表中央跟粟談話，最終也沒有實現。反正我經受的折磨已夠多了，再怎麼樣也受得了。現在既然有了新的希望，自當盡力爭取。不過自己內心裡灰心的成分多一點，也看得淡一點。歷史總是歷史，粟總一生的革命實踐擺在那裡，不是某一次會議能夠否定的。 11月27日，南京吳克斌來電話，說總政郭得河同志向他了解南京軍區五位老同志要求為粟總平反的有關情況，郭是總政宣傳部編研室副主任，受命就1958年粟總受錯誤批判問題調查研究。我 ( 吳 ) 介紹他向朱楹同志了解和採訪你 ( 楚 )，並把朱楹和你的電話號碼告訴了他。

隨後，郭副主任即來電話同我聯繫。我問他領導上對報告批示的內容，他說，軍委領導批示：以什麼方式什麼時間問題再定，先把事實搞清楚。他表示要向朱楹和我了解情況。我請他先找朱楹，朱楹因病住在301醫院。他下午就去醫院找朱。晚上朱楹電話告知我，他們去了二人，態度較好，還要採訪我。 11月28日，電話告知郭得河同志，向他們表示我願意配合他們調查，向他們介紹有關情況。約定明日下午來家裡面談。粟總蒙冤三十五年，他本人和我都申訴過，中央領導也批示要解決，曾經看到平反在望，不料後來不了了之。他抱憾而終，我把痛苦埋在心裡。但我總盼着有朝一日恢復歷史本來面貌，還他一個清白。

11月29日，按昨天的約定，郭得河、李翔兩同志於下午2點45分來雨兒胡同。郭先說他對粟總很崇敬，接着說明了來意和總政領導交給他們承辦的經過，又說他們寫了一個傾向應該予以解決的意見，用總政辦公廳名義上報軍委辦公廳。軍辦送呈軍委劉華清、張震兩副主席。劉副主席劃了圈。張副主席批示要軍辦查閱檔案，1958年的事交他們調查。他們是抱着把問題得到解決的真誠願望來找我談的。 我覺得他們的態度是誠懇的，就把1958年的冤案和從 1979年開始申訴，雖經中央領導批示要解決，但石沉大海，粟抱憾重病，並因行政事故而去世，以及訃告、治喪問題，肖勁光文章、大百科條目的周折，撤骨灰情況，為肖望東平反卻又再次嫁冤於粟裕等等，從頭到尾講了一遍。他們聽後表示，絕對不能想象如粟裕同志這樣的人平反竟如此困難，都說該解決，就是不能解決，是什麼原因呢? 是啊，1958年批判粟裕是公認的冤案，但就是得不到平反，究竟是什麼原因呢? 這該問誰呢?老天該知道其原因吧! 他們臨走借去五份材料，打了借條。

12月5日、12日，兩次打電話給郭得河同志，詢問進展情況和借去的材料複印了沒有，若材料已複印請退回原件，並告知他朱楹同志已出院。郭說：材料已複印好，原件於13日親自送回，送材料時說一下有關情況，暫不找朱楹同志。 13日上午8時半，郭得河同志來電話說，因忙，自己不能來了。材料密封派人送來。8時45分來人送回材料，我退回借條，並附信囑“事情的結果，請按常例告訴我一下”。 12月25日、27日，郭副主任多次來電話，一是找《一代名將》、《名將粟裕》二書和“中央訃告”；二是詢問幾件事的具體細節，如聶帥對粟總向他匯報申訴表態時有無秘書在場，粟總到徐帥處的準確日期，張愛萍部長那份治喪意見的電話記錄的來處等；三是要我將我所知道的情況包括時間、地點等具體情節寫個回憶材料。我都一一回答和照辦了。郭派人於25日取去兩本書和內有“中央訃告”的剪報本 ( 我將當年報載粟裕同志逝世治喪的報導剪貼成冊，題名《深切悼念粟裕同志》)，30日取去我寫的《中央領導對粟裕同志對1958年問題指示、批示追憶》。31日朱楹同志也按郭的要求整理了一份《有關粟裕同志1958年問題申訴的幾點回 憶》。


1994年1月15日，下午3點25分給郭得河同志打電話，請他將《深切悼念粟裕同志》剪報本送還。郭說不日即讓人送回，接着說這次他們費了很大勁把一些領導人如耀邦同志、丕顯同志等以及一些人對粟的評價都找出來了，很費一番工夫，寫了報告，上報總政黨委。他們認為問題應該解決，再不能像過去那樣用一句話—帶而過。部領導也支持這個意見，而且認為應該用個適當方式鄭重處理一下。他還說本想將搜集整理的材料複印一份給我，但覺得不妥，怕我看了生氣，有些人的一些話實在太不像樣。

1月23日下午5時45分，打電話到郭副主任家裡，他愛人周同志接的，說郭到軍委辦公廳加班去了。並告訴我說，郭的報告已工工整整謄抄，原定前天向於主任報告，後因於主任太忙改為送呈簽閱，於主任簽閱後就看軍委張震副主席如何批了。看來這次事情進行得較順利，據他們說，就為了一點小事，粟總受彭、聶元帥批判，後來多次說要解決，就是不能落實。使粟總遺憾地離開人世，實在可嘆和不可思議。 2月1日上午，奚原同志來雨兒胡同悼念粟總逝世十周年。他談起1984年治喪時寫訃告的情況，當時對在訃告或生平中寫不寫1958年受到不公正批判的句子，—種意見寫上，一種意見不同意。請示後得到的回答是不能用死人壓活人，於是就寫不成了。

2月3日中午，南京吳克斌來電話：郭得河同志同他聯繫，告知他總政領導和軍委首長對南京幾位老同志的建議報告都很重視，作了批示，一致認為應解決。並說張副主席態度很積極，關於解決問題的方法，決定以寫文章方式，因當年未作文字決定；“文革”中許多受冤的人的平反也未作文字決定。趕2月5日是來不及了。具體時間另定。文章由誰署名尚未決定。我問文章由誰起草? 吳答：估計還是由郭得河他們起草，因郭在電話中說將來寫文章還得找你們幫忙。 2月4日，在粟裕同志逝世十周年之際，幾位老同志發起在雨兒胡同舉行了一個小型座談會，好幾位八十以上高齡的粟總當年的老戰友，冒着嚴寒來參加，尤其令人感動。隨着時光的流逝，粟總的形象沒有在人們的記憶中減弱，而是更加清晰、明亮。粟總的一生有光彩照人的不朽畫卷，也有蒙冤受屈韻漫長歲月。他對自己的貢獻總是功高不居，而對所受委屈則極為克制。他以充滿自信和豪邁的革命樂觀主義精神宜稱：“我相信我幾十年的革命實踐足夠說明自己。”我和大家都堅信他這句肺腑之言。今天的這個座談會雖然規模是小的，發言又受時間所限，但與會同志們的感情是真摯深厚的，而且我感到這種感情是代表了許許多多未出席會議的同志的感情的。

2月5日上午11時，中央辦公廳曾慶紅主任來雨兒胡同悼念粟總逝世十周年。說到軍辦到中辦調閱有關粟總 1958年問題的申訴檔案，他說這件事他本來並不清楚，只聽到一些傳聞，這次看到檔案才知道一些，問我現在問題解決沒有？當年鄧小平同志是總書記，這件事與他有關係嗎? 我簡略地介紹了自己所知道的原委，並說小平同志是那次會議的領導小組組長，但他表示同意解決，這是葉帥親自告訴栗總的。據悉現在決定通過軍委領導同志寫一篇文章來解決。我希望這篇文章要明確說粟裕同志1958年受到錯誤的批判，並且最好能由總書記署名，也許這是我的奢望。我又說難得見到你，這件事就拜託你了，還希望文章寫好後能給我看一下。慶紅同志表示一定把我的兩點希望向扛總書記反映，文章是應該給我看的。他說這件事雖不歸他管，但他會關心的。

2月5日下午4時半，張震副主席偕夫人馬齡松同志來雨兒胡同悼念粟總逝世十周年。我向張副主席報告了南京有幾位老同志寫報告給軍委領導要求給粟裕同志“正名”和總政宣傳部編研室一位副主任向我調查粟總1958年受錯誤批評的事。以及得悉要用寫文章的方法解決這件事，希望在文章中寫上粟總受到錯誤批判，強加給他的許多誣衊不實之詞應予推倒的話。 張副主席說，有這件事，他知道。1958年的會議他投有參加。大家都知道粟總是冤枉的。他說，粟總見到他時從來不談此事，他也不談，能說什麼呢? 這次看了總政報告和檔案，才清楚—些。

我對那次會議情況更不清楚。粟總對我也不談。他去世後，別人都以為我保存有他的有關那次會議的材料，但我找遍了他的東西，竟然什麼都沒有留。從張副主席的談話中，我大致了解到以下一些情況：指責粟的其實就是三件事，一是粟以總參名義下發了兩個文件，未經過國防部，即所謂“爭權”；二是軍委要總參起草國防部和總參的職責條例，粟向蘇聯同志詢問了蘇方是如何分工的，就被說成“裡通外國”；還有一件張副主席一時想不起來了。至於聶帥受毛主席批評則與粟根本沒有關係，卻也把賬記在粟頭上。當時聶代總長，粟為副總長，張震同志任作戰部長。聶交代張說：“主席很忙，你們不要干擾他，凡有報告報主席必須經過我，我認為送就送，否則不能送。”以後毛主席大為震怒，說是聶封鎖他，把少奇、朱老總等都找來一起開會批聶。毛主席說：中央的材料是十個萊，吃都吃不完，軍隊卻沒有材料，想餓死我們啊! 少奇責問張，李濤 ( 前總參作戰部長 ) 在時經常送材料，你為何不送? 張只得把責任擔起來說：“怕你們太忙。”朱老總說：“我看不過來，有軍事秘書看嘛!”當時毛主席脾氣很大，要撤聶的職。這被說成是“告陰狀”。粟當總長時，彭為國防部長，粟的工作真太難，開始一段還好，後來黃克誠來任副總長，黃同彭私交很好。黃雖是副總長卻是軍委秘書長。遇到事情總長得向副總長請示，很不正常。毛主席要求粟有事向他報告，粟每周直接向毛主席報告一次，彭對此大發脾氣。粟覺得不給毛主席報告又不行，於是寫報告就寫“彭副主席轉報毛主席”，彭又大罵，說我又不是通信員。粟經常挨彭的罵，有一次張看到粟伏在桌上哭。後來粟怕到彭那裡去，結果越怕越挨罵。1958年有人寫大字報說將帥不和，把責任推在粟身上。

我對張副主席說，粟總現在已經不在了，其實文章再怎樣寫他也不知道了。不過人總是有感情的，我總是希望黨能說一句公正的話，以告慰他在天之靈，我這一輩子也就只有這麼一個心願了。張副主席說打算寫一篇文章解決這件事，本來在粟總逝世十周年發表最好，但來不及了，現在要專慮發表的時機。 2月6日上午，張震同志的兒子海陽來看我。我對他說，昨天你爸媽回去後我又想過，發表文章今年就是一個好時機，今年是粟總逝世十周年，不一定限於2月5日，任何一天都可以發表。我托海陽把我這一想法報告他爸爸，希望文章能儘早發表。

2月15日上午，我給郭得河同志打電話，索要 《 深切悼念粟裕同志 》剪報本。他說本子他保存得很好，因領導隨時要調閱材料，暫時放在他處，絕不會丟失。接着說總政已將報告上報軍委，兩位副主席都作了批示，要解決粟總1958年的問題，因1981年中央有個文件，決定以後不再發平反文件，劉帥的問題也是在悼詞上寫的，故方式決定寫篇文章。文章有正面評價，評價參照中央發的訃告，然後把1958年受到不公正的對待問題寫清楚。我說2月5日張副主席來我家悼念粟總逝世十周年，我乘此機會向張副主席報告：如果要寫文章，要求寫上：“1958年軍委擴大會議以所謂‘個人主義’對粟裕同志進行了錯誤的批判，強加給他許多誣衊不實之詞，應予推倒。”如果沒有這樣的話，寫文章也沒有意義了。治喪時爭的就是這一句話。郭說他們查問了大百科人物條目中為何沒有寫“個人主義”，據當時的同志說，大百科為學術性辭書，決定不寫政治問題，教條主義屬觀點性質，且那次會議也以反教條主義為標誌。同時也覺得寫個人主義會使一些不了解情況的後輩人覺得怎麼粟總還有個人主義問題，影響栗總的威信。那是當時軍委常務會議決定的。問我覺得要寫“個人主義”嗎? 我說是的，而且不能只說“不公正的批評”，應寫“錯誤的批判”。不良影響事實上是存在的，因為大量的檔案存在那裡，後人總會研究的。他說他們會把問題寫清楚的。我又說到時機，希望能儘快解決。他說總想找個有紀念意義的時機。我說清明節也可，他說清明節來不及。又說5月孟良崮戰役，6月豫東戰役，還有濟南戰役、淮海戰役，8月粟總誕辰都是有意義的，他們一定儘量把這個問題寫好。我說關鍵就在於你們怎麼寫了。並說拜託了。

2月16日上午，中央辦公廳曾慶紅主任電話告訴我，他向江總書記說了我希望那篇文章由總書記署名的事，江總書記說：“我那時不在軍隊工作，兩位副主席都是德高望重的，由他們寫好，由我寫反而不好。”曾還說，得到總書記的同意，他向總政于永波主任問了問有關情況。永波同志說：南京軍區幾位老同志給軍委寫了個報告，要求解決粟總 1958年的問題。軍委領導批總政辦。我們研究了有關材料後認為應該解決一下，給軍委寫了報告。解決方式是由軍委一位副主席寫篇文章，文章中寫1958年受到不公正的批判，然後就轉到他顧全大局，仍然盡力為黨工作，而不涉及具體事。正面評價，參照中央1984年所發訃告。文章決定由南京軍區負責寫，最後由這裡把關。慶紅同志接着說，文章是否同楚青同志見見面，聽取一下她的意見。永波同志回答，這個意見可以考慮。我表示不同意他們寫“不公正的批判”，要求寫“錯誤的批判”。曾說文章會先同我見面的。隨後我給南京吳克斌同志打了一個電話，告訴文章將交南京軍區起草，請關心一下，其實這件事要解決也就是幾句話的問題。我希望文章中寫上“在1958年軍委擴大會議上，以所謂個人主義對他進行了錯誤的批判，強加給他許多誣衊不實之詞”這句話。

16日下午給郭得河同志電話，提出我認為解決問題也就是落實到一句話的問題，所以我對這句話的措辭十分關心。我要求用受到“錯誤的批判”而不能用“不公正的批判”。他作了解釋，我說了理由，他表示他們會很好考慮的。 2月18日下午2時半，按昨天的約定，總政宣傳部畢副部長和郭得河同志來雨兒胡同看我。寒暄和說了他們承辦經過後，畢副部長說，這次他們調閱了有關材料，才知道粟總受到那樣大的委屈。他們的意見是應該進一步解決一下。從材料中看到，對粟總和我的申訴報告，當時中央領導同志的批示都是明確的。總政黨委也研究討論過。華楠同志發言非常鮮明，檔案中還有“關於1958年粟裕同志受錯誤批判的平反決定”這個目錄，但查不到內容，只有一個標題。畢副部長隨後介紹了這次解決問題的方案，即前天于永波主任向曾慶紅主任說的那個方案。我向他們表示了感謝，並簡要追溯了粟總蒙冤、申訴、逝世和治喪、訃告、大百科條目釋文等情況。同時細述了之所以要求在文章中寫“錯誤的批判”不同意寫“不公正的批判”的具體理由。 (不久前有一天，原總政副主任華楠同志到雨兒胡同看我，得悉粟裕同志沉冤至今未雪，不勝驚訝。他說：“不早就解決了嗎!”他說他在位時親自參加了1980年5月的總政黨委會，會議明確決定為粟裕同志平反，所以他原以為問題早巳解決了。華楠同志的這次來訪，為進一步查明有關檔案提供了重要線索。)

這幾天我一直考慮這篇文章的關鍵用語，現在到了關鍵時刻。2月25日上午，我把18日向畢副部長談的意見和要求歸納了一下，給張副主席寫了一個報告：尊敬的張副主席： 您好： 我是在急切的心情下向您寫這份報告的。2月18日下午，總政宣傳部畢副部長向我通報，中央軍委已決定由一位副主席寫一篇文章，進一步解決粟裕同志1958年的冤案。文章的寫法考慮正面評價參照1984年中央為粟裕同志逝世所發訃告，冤案部分寫上“在1958年軍委擴大會議上受到不公正的批判”這句話。 我對中央軍委決定進一步解決粟總冤案衷心感謝！但對畢副部長告知的所擬措辭有如下申訴： 我認為既然是以寫文章的方式解決問題，如何措辭就成了關鍵。我要求在這篇文章上明確寫上“在1958年軍委擴大會議上受到錯誤的批判”這句話，而不同意寫“受到不公正的批判”。主要理由如下： 一、當年對粟裕同志的批判，強加的帽子都是敵我性質的，如“反黨反領導”、“裡通外國”、“極端個人主義”等，這種性質的批判，難道還不是錯誤的嗎? 如果使用“不公正”這個詞，顯然不符合歷史事實。 二、那次會議重點批判了兩個人，一是粟裕，一是肖克。對肖克同志一直是使用的“錯誤的批判”，如果對粟裕同志使用“不公正的批判”，兩者的差異，必將加重對粟裕同志的誤解。

三、更為重要的是經1987年9月11日軍委常務會議決定，已在大百科軍事卷人物條目《粟裕》條中寫上了“受到錯誤的批評”’。儘管“批評”二字並不符合歷史事實，但畢竟明確寫了“錯誤”兩個字。大百科已在國內外發行，考慮到即將發表的這篇文章，在政治上的權威性是大百科無法比擬的，如果在措辭上出現這樣的退步，必然被認為是對大百科的更正，勢將使粟裕同志受到新的委屈，從而使進一步解決問題的目的落空。 為此，我非常焦慮，特此向您申訴，懇切祈望能在您的關注下，使這件延續了三十六年的冤案得到合理的解決。 以上申訴，懇請予以批示! 此致敬禮 楚青上 1994年2月25日

下午3時半，去晉見張副主席，當面向他致謝並送呈報告。張副主席說畢副部長已把我的意見告訴他了。文章已經要南京軍區起草了，定稿是北京。待南京起草後送來再改吧。我說我是希望現在能告知南京軍區改一改，因為這個不同的詞會影響文章的整個基調。我對呈送的報告略作了些說明。以後轉入閒談。又說起 1958年的事，大致與2月5日所談差不多。說到粟受不了彭的脾氣，他的自尊心很強。我說粟是悲劇人物。他說，不能這樣說，他是偉大的，了不起的。又說粟青壯年戰爭緊張，操勞過度，後期壓抑太厲害，環境都不好，在總參、在軍科環境都不好。 3月7日，郭得河同志來電話說：“那天畢副部長回來後已將你提的三條意見 ( 即：用“受到錯誤的批判”；軍事上從戰略思想、戰略性建議上評價；文章寫好後經你閱看 ) 寫報告給於主任，於主任將報告上送張副主席，張副主席批示同意這三條意見，又送劉華清副主席，劉副主席也同意，為此，我們已通知南京軍區。”

同日，吳克斌同志受南京軍區文章起草組李德平同志委託，聽取我對文章寫法的意見，我談了以下意見： 一、1958年問題是對粟的全面否定，流毒影響及於全軍全國，至今猶存。故文章應達到兩個目的：一是對粟作公正的全面評價；二是旗幟鮮明，起到撥亂反正作用。文章長短關係不大，傾向於鮮明、精煉，並富於感情。 二、全面評價方面，要達到無產階級革命家、傑出軍事家、戰略家水平，肯定他戰略家的地位 ( 見1991年2月3日人民日報第五版郭化若《傑出的軍事家戰略家粟裕》一文 )，軍事上包括以下方面：1、赫赫戰功；2、戰略思想及戰略性建議；3、推進解放戰爭進程；4、豐富和發展毛澤東軍事思想作出重要貢獻，構成集體智慧結晶的毛澤東軍事思想的組成部分。 三、品德方面是文章重要部分，應適當增加具體內容，突出的一是從不居功自傲、功高不居，兩讓司令；二是在受錯誤批判後的態度極為克制，決不利用黨內政治風浪的起伏，相信自己幾十年的革命實踐足夠說明自己。具體品德可考慮增堅韌不拔和艱苦樸素。四、對建國後總參和軍科兩段要有評價：對國防現代化作出了開拓性貢獻；對軍事科學研究也作出了開拓性貢獻，從更高的角度進行戰爭經驗的總結和未來戰爭的探討，其軍事思想達到了新的高度，上升到了理論。在十一屆三中全會後率先在軍內黨內堅持反對唯心論和機械唯物論，提出研究戰爭要以毛澤東軍事思想為指針，從根本上說就是要完整地準確地領會和掌握毛澤東軍事思想的實質，要學習和運用軍事辯證法。

3月9日下午4時半，畢副部長和郭副主任來301醫院看我，我談了對文章的要求，主要是：一、希望達到兩個目的，即全面評價和撥亂反正。二、精煉、鮮明和評價有針對性，基本內容大致如前日對吳克斌所談。 3月26日，黃亦凡同志送來南京起草的文稿，我就該稿作了多處修改增補，以供參考。 4月7日，黃亦凡同志到南京軍區招待所來看我。我向他表示衷心的感謝。特別感謝他們的正義和勇氣。說實在的，我知道，對粟總的受冤內心不平和同情的同志確實很多，但敢於仗義執言的卻很少。 我這次路過南京，是應邀到海安參加為紀念粟裕逝世十周年而舉行的“粟裕與蘇中”研討會。老區人民對粟裕同志始終念念不忘情深潭水。我過去並不認識黃亦凡同志，這是第一次見面。我同他長談了粟總的一生，他的輝煌和坎坷和他蒙冤、申訴、逝世等遭遇以及我這些年的辛酸。對南京起草的文稿提出了一些具體意見，請他考慮是不是先同向軍委寫報告的幾位老同志一起斟酌一下，要不要向起草文稿的同志反映反映，供他們參考修改。

6月21日上午，郭得河同志來雨兒胡同聽取我對《追憶粟裕同志》一文的意見。從9點半交談到11點。我談了三條主要意見和十點文字表述看法。第一條意見是希望寫上“1958年，粟裕同志在軍委擴大會議上受到了錯誤的批判，並因此長期受到不公正的對待，這是一個歷史的失誤。這也是中共中央軍事委員會的看法。”沒有後面這兩句話，別人看文章體會不到平反的用意。人們看了還不知為什麼發表這篇文章，因為紀念文章不少了，張副主席也寫了好幾篇了。第二條意見覺得文章的第一段寫得不太理想，主要是缺少對他在總參期間的評價。似乎只講戰爭年代，不完整。這一段實際上是導語，提導全文，應全一點。可先概括他戰爭年代的功績，其次是對現代化國防建設中的貢獻，再次是個人品德。粟總在總參工作期間，正值建軍由低級階段向高級階段轉變。他和其他領導同志一起，為現代化國防建設、軍隊建設做出了開拓性貢獻。第三條意見是請於發表文章的同時，由新華社發一個簡短的消息。說軍委某副主席撰文，懷念粟裕同志。消息中點出上面為他平反的一段話，這樣可以使他當年的老部下都知道。因為現在很多老同志已沒訂解放軍報了，許多同志到地方上去了。

郭表示對第一條那一段話他回去再考慮，設想如何措辭既能達到目的又不傷害團結。對其餘部分和文字表述意見都記下，表示很好。郭還說到粟老總的功勞實在太大，功高遭忌嘛，這是幾千年來的情況，我們也不能完全避免。對上，還有功高震主的說法。其他，他帶部隊是治軍從嚴，這就難免不得罪人，你對他從嚴，他就心懷不滿。從同郭的談話中了解到，1980年5月13日總政黨委曾開會討論過1958年軍委擴大會議問題。華楠同志首先發言，認為對會議的評價和為批評錯了的同志平反分兩步走，先解決人的問題。韋國清主任作總結是同意的。會議明確對批評錯了的同志應該給予平反，並責成總政組織部和軍紀委對批錯了的同志起草平反決定。對粟裕同志的平反決定已經寫好了。但郭得河同志查到了會議記錄，查到了檔案目錄，也查到了其他檔案，唯獨找不到這份決定。最後，在軍紀委幫助下，終於在甘渭漢副主任的個人公文包中找到了。甘副主任已過世，當年他為什麼放在自己的公文包中不拿出來，是受到何種影響還是有什麼其他考慮，現在也無從猜測，這成了一個謎。



1994年10月15日，這三四個月中，為文章事，郭得河同志、總政宣傳部趙部長，或來我家或通電話又作了多次商討。趙部長說現任的軍委領導人和總政領導人對解決粟總的問題都是熱心的。今天上午，郭得河同志電話告訴我，總政黨委已通過這篇文章了，已於10日上報軍委。張副主席出差廈門，20日可回來，回來即可討論，估計今年發表總沒有問題。 11月2日至17日，多次與張副主席處鄧秘書和中辦曾主任通電話，了解到文章已分送中央黨史研究室和軍委江澤民主席。中央黨研室經專家審閱後認為 “事實準確，評語恰當”。文章決定由軍委劉華清、張震兩位副主席署名。



1994年12月7日下午4點45分，中央辦公廳曾慶紅主任來電話告訴我：為粟裕同志平反的那篇文章，中共中央總書記、中央軍委主席江澤民同志已經批發了。總書記讓他打電話告訴我，並要我多保重。我請他向總書記轉達，我並代表我全家，還代表地下的粟總向總書記表示衷心的感謝。這說明我們黨不愧是光榮、偉大、正確的黨! 曾主任說，實事求是嘛! ( 據悉江主席在審批過程中還有人對江主席施加影響，企圖阻撓。可見當年批粟的能量及其流毒影響之大。) 我再次請他務必向總書記轉達謝意。我相信許多當年同粟總共同戰鬥的戰友們也會和我有同樣的心情。


12月15日下午3點30分，總政宣傳部秦懷保副部長、編研室郭得河副主任來我家，出示最後定稿的文章，上附江澤民主席，劉華清、張震兩位副主席批示。並告知文章定於12月25日《人民日報》、《解放軍報》同時發表，並附發粟的兩張照片；一張為任總長時視察部隊訓練，一張為豫東戰役在前線指揮所。並由他們交代新聞聯播中播發兩位副主席發表紀念粟總文章的消息。 1994年12月25日，從1979年10月粟裕同志提出申訴起，盼望了十五年之久的一天終於到來了。今天，劉華清、張震兩位中央軍委副主席共同署名的《追憶粟裕同志》文章，經中共中央總書記、中央軍委主席江澤民同志簽發，在《人民日報》和《解放軍報》同時發表了。這不是一般的個人紀念文章，而是組織上以文章的形式為粟裕同志平反的文件。文章除了對粟裕同志的革命一生作了公正全面的評價外，最核心的是明確指出“1958年，粟裕同志在軍委擴大會議上受到錯誤的批判，並因此長期受到不公正的對待。這是歷史上的一個失誤。這個看法，也是中央軍事委員會的意見。”粟裕同志蒙冤三十六年，終於大白天下。此時此刻，我的心情不是語言所能表達。粟裕同志本人固然已不可能看到今天的這個結局，但他若地下有知，必定同我一樣歌頌我們偉大的黨。我們的黨不愧是偉大、光榮、正確的黨。我們的黨完全能夠依靠自己的力量，糾正、克服歷史上出現過的失誤。歷史是公正的，也是不可返回的。歷史的失誤所造成的既成事實和損失已成為歷史。毋庸諱言，這既是粟裕同志個人的悲劇，也是黨和人民的悲劇。人們的思維定勢也是不易改變的，悲劇是人為的，被神化了的人，在某些人心目中寧願他始終是神。（完）

粟裕的申訴報告


華主席，葉、鄧、李、陳副主席：（為中共中央華國鋒主席，葉劍英、鄧小平、李先念、陳雲副主席。） 在黨的三中全會方針鼓舞下，我對1958年彭德懷同志利用軍委擴大會議對我進行批判提出申訴。 1958年的軍委擴大會議，是在黨中央、毛主席的關懷下召開的。會議的任務是檢查總結建國以來的軍事工作。全國解放和抗美援朝勝利後，我軍面臨由新民主主義革命到社會主義革命，由戰爭時期到和平時期這兩個歷史性的轉變，軍事工作出現了一系列的新情況，大家缺乏經驗，工作中存在不少問題，各方面意見較多。召開軍委擴大會議，研究總結八年來的軍事工作是十分必要的。會議上，毛主席對軍隊建設形勢作了正確的估價，指出：“同志們大多數都說，八年來基本上搞的好，有些缺點、錯誤。”“基本方針是沒有錯的，但工作有很大缺點。”毛主席還為我們承擔了領導責任。但是，彭德懷同志背離黨中央、毛主席的指示精神和當時的實際情況，把工作上的某些缺點和錯誤，以及正確的東西，上綱為“建軍新階段中兩條軍事路線的鬥爭”，把肖克同志打成這條軍事路線的代表人物，實際上是批了劉伯承同志；同時又把我做為反黨反領導的極端個人主義者拿來批判，混淆是非界限，破壞七大以來黨內民主和實事求是的優良作風，把會議引向了歧路，在軍內開了很壞的先例。

在這次會議上，彭德懷同志對我搞突然襲擊，實際上把我一棍子打死。在總參工作期間，彭德懷同志對我專橫跋扈、訓斥謾罵，使我實在難以忍受；我在工作上同他也有一些爭論。他抓住我在工作上和處理問題上的某些缺點和我性格上的弱點，牽強聯繫，混淆是非，給我扣上“反黨反領導”、“向黨爭權”、“陰險卑鄙”、“告洋狀”等等莫須有的罪名，企圖把我打成反黨反領導的極端個人主義份子而置於死地。為了把我的問題搞到外部去，還組織地方幹部參觀大字報。在當時的形勢下，我無法為自己做實事求是的申明。而且，為了不致被打成敵我矛盾，只得違心地做檢討。尤其是我的第二次檢討，（粟裕在軍委擴大會議上突然遭到猛烈批判深感意外，對被強加的種種罪名困惑莫名，在家中連續七天閉門反省，百思不得其解。高度緊張的思慮，引發血壓升高頭昏腦脹，無奈中由楚青代寫了這份檢討。）完全是違心的，不符實際的，把強加給我的罪名差不多都兜了下來，把自己說得簡直不成樣子。就是這樣，彭德懷同志還不放我過關，以後他竟在中央說我“裡通外國”。

我向中央申訴：我在總參工作期間，由於我的思想政治水平不高，又沒有在首腦機關工作的經驗，工作沒有搞好，對我進行批評是應該的。但是，彭德懷同志發動對我批判用心是不好的，方法是錯誤的；強加給我的罪名是莫須有的，目的是要把我打下去。我在長期革命鬥爭中，包括我在總參工作期間，儘管在工作上、思想上有過這樣那樣的缺點甚至錯誤，但是我對黨對人民一直是忠誠的，任何時候沒有反黨反領導，，沒有向黨爭權，沒有在背後搞過任何同志的鬼，沒有任何兩面行為。我深信，我參加革命五十多年的實踐是足以證明自己的，（註：1959年7月和8月，中共中央在廬山先後舉行政治局擴大會議和八屆八中全會。粟裕出席了8月2日至16日的八屆八中全會。會後他回到北京家裡已是深夜，我正熟睡。往常他見我睡熟總是輕輕進來以免影響我，這次卻推醒我，“快醒醒!快醒醒!”廬山出了大事了，彭德懷挨批了。”“有個下午，少奇同志對我說，1958年的事你也可以說說嘛。還有位老戰友也建議我乘 此機會把1958年的事提一提。”“我沒有發言。我不願在彭德懷受批判的時候提自己的問題。我決不利用黨內政治風浪的起伏。我相信我幾十年的革命實踐足夠說明自己。”—楚青）也是經得起組織上審查的。

在這裡，我還要向中央報告，聽說現在還有人說，1943年饒漱石趕走陳毅同志，我是支持饒漱石的。這完全是莫須有的。我想這是1958年對我的批判所造成的惡劣影響。 1943年華中抗日根據地還處於被敵人分割和多層封鎖的狀態，軍部在淮南地區盱胎縣黃花塘，一師師部活動於蘇中海安、東台地區。當時我們對軍部的情況很不了解。對饒漱石製造的“黃花塘事件”我們根本不知道，事後也沒有聽到傳達。我是後來才從長期在黃花塘軍部養病的一師政委劉炎同志 ( 已故 ) 處聽到一些傳聞。解放戰爭期間，我經常在前方，幾乎全部精力集中於打仗。我對於饒漱石的陰謀活動完全不知道，這一點即使在1958年的高壓下，我也是堅持了的。我對陳毅同志一貫是尊敬的，而且認為華東部隊必須由陳毅同志來統率。1947年，軍委要我帶六縱 ( 王必成縱 ) 到魯西南，同已在魯西南的陳 ( 士榘 )、唐 ( 亮 ) 部隊會合，統一指揮這六個縱隊。我當即請求，這六個縱隊是華東的主力，必須由陳毅同志親臨指揮。中央同意了我的請求，我是隨陳毅同志一起去的魯西南。1948年5月初我隨朱德同志（註：這是筆誤。粟裕同陳毅於1948年4月25日從濮陽出發前往西柏坡，5月中旬朱德總司令在陳毅、粟裕陪同下親臨華野指揮機關和部隊駐地濮陽。）、陳毅同志一起到西柏坡向黨中央、毛主席匯報作戰方案。匯報結束後，毛主席對我說，以後華野就由你來搞，陳毅同志要到中原去。我立即請求說，陳毅同志無論如何不能離開華野，毛主席說，那邊必須陳毅同志去。我又請求說，如：果陳毅同志必須去中原，華野也仍然要由陳毅同志兼。當時毛主席同意了我的請求。如果我有排斥陳毅同志的思想，那不正是機會嗎? 這些歷史事實是有案可查的。

我記得1958年批判我，硬說我一貫反領導，我曾說了這件事。我還舉了另一件事來說明：1946年，中央任命我為華中軍區司令，張鼎丞同志為副司令。我認為張鼎丞同志是黨內很有資望的老同志，新四軍二支隊時他是司令，我是副司令，華中軍區司令應該由他任才好，我壓下了這個任命，向中央做了報告。後來，中央同意了我的報告，下達了新的任命。但是，當我講了這些情況以後，彭德懷同志竟然說，“這正說明你陰險”，壓我對此做出檢查。僅此一例就足以說明當時對我的批判是如何不實事求是。 1958年對我的批判，雖未形成正式決定，但曾經傳達到團一級，我還看到一個中央文件上把我做為軍內的壞人點了名，影響及於全黨全軍。而且那些不符事實的發言、簡報，我的違心的檢討等等，均已做為歷史文件存檔。二十多年來，它已成為壓在我身上的沉重負擔，使我內心深為痛苦。但是，由於近二十多年來，黨內民主生活很不正常，我一直克制自己，沒有提過申訴。現在，我們黨已經取得了粉碎林彪、“四人幫”的偉大勝利。在黨的三中全會方針指引下，歷史上許多冤假錯案已經陸續糾正。中央對彭德懷同志的功過是非也已做出評價。我迫切懇求中央能將彭德懷同志對我製造的冤案予以甄別，撤銷1958年軍委擴大會議對我的錯誤批判。請求中央受理我的申訴，使我在今後有限的餘年終於能放下這個沉重的包袱，更好地為革命貢獻全部力量。

 此致

敬禮

粟 裕

1979年10月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