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t 文革史考證：宋彬彬“一次就打死了七個人”嗎？

作者：邋遢道人


袁騰飛說文革期間毛主席接見了北師大女附中高三學生宋彬彬，給她改了個名字叫宋要武。於是宋要武就回去 就開始打人，一次就打死了7個人。

袁騰飛的這段話是有出處的，而且確實很長時間都流傳過宋彬彬組織人在校園裡打死了她們的女副校長卞仲 耘，她還與人比賽殺人。別人殺了6個，她一奮勇就殺了8個。很關鍵的是，這些內容不僅是“老百姓”說的，最主要都是從很有名的嘴裡先說的。千家駒說過，徐 友漁說過。還都是正經出版社的文章，於是就成了鐵證了。名人都說了，於是流傳就更廣，“老百姓”中間就流傳了。

徐友漁在他的《形形色色的 造反——紅衛兵精神素質的形成及演變》中寫道：“現在不少回憶文章都提及作者在目擊女紅衛兵打人之狠和虐待人方式之殘忍時的震驚心理。如北京師大女附中的 副校長就是被一些女紅衛兵打死的，而且死後還暴屍校園。最典型的例子是在天安門城樓上給毛澤東獻紅衛兵袖套的宋彬彬。1992年香港《開放》雜誌有文章， 提到她親手打死九人，後來有文章更正，說確鑿的數字是七人。也許，她的動力來自毛澤東接受袖套之後鼓勵她「要武」。在文革前，毛澤東就鼓勵並讚揚中國青年 女性「不愛紅裝愛武裝」。宋彬彬也立即把名字改「宋要武」。”（見第三章「紅衛兵的區別與派別」，第64頁，香港中文大學，1999年，中文大學出版 社。）

如果追溯信息來源，徐友漁顯然是聽千家駒說的。千家駒怎麼說呢？

《開放》雜誌總編金鐘先生在「千家駒痛述：追隨共 產黨的報應」一文（指千家駒未發行的《自撰年譜》的一段文字）里說∶“千家駒憤怒地寫道：‘不是有一個女孩子名叫宋彬彬的紅衛兵嗎，在檢閱時，毛皇帝說 「文質彬彬，要武嘛！」於是她改名為要武，她與人作殺人比賽，有一紅衛兵打死了六個，她為了勝過別人，就打死八個。這都是真人實事，如非身歷其境，簡直令 人難以置信。’”

千家駒當時不在北師大女附中，不可能“身歷其境”，千家駒只能是聽說的。千家駒聽誰說的呢？應該是來自網上一篇自稱是宋 彬彬的高中老師的文章。這個“老師”這些寫到：

……但到了八月十八日毛澤東首次接見紅衛兵時，毛澤東問獻花的女紅衛兵的姓名，回答說： “我叫宋彬彬。”毛又問清是“文質彬彬”的“彬”後，說了一句：“要武嗎！”這個紅衛兵便改名為“宋要武”，隨之而生的正是全國一片打砸搶之風，草菅人命 之風！　
　　……下面就是當時我同我所教的一個男生的談話情況：　
　　“老師！你當過兵，可曾打死過人？”　
　　“沒有。我當兵 之後沒仗可打了，才轉業教你們的。”　
　　“那可不如我，我昨天在教堂打死八個。”　
　　他剛十五歲（我教的那個班都是十五、六歲），手 里提着一條渾圓的皮鞭，已經被血漬浸成烏黑色。他說話時是那麼悠閒自在，哪裡像殺人不眨眼的魔鬼？接着他向我描述了這樣的場面：王府井旁邊有一座天主教 堂，紅衛兵先將十幾個修女遞解出境（當時《人民日報》曾作為紅衛兵的壯舉加以報導），後來便住在那裡。教堂里儲存有罐頭食品，吃飯自然不成問題。每天先到 警察派出所問：“誰是資產階級？”然後根據提名把這些“資產階級”帶入教堂，一帶便是一家人。一家進去，立即被紅衛兵分光。三個紅衛兵揪一個，先將人推 倒，有人喊：“一、二、三！”同時動手，皮鞭齊下，有專人拿着秒表計時，看各組打死人都用了多長時間，當然用的時間最少的是“冠軍”。令我震驚的是：獲 “冠軍”最多的竟然是宋彬彬等幾個女生。　
宋彬彬是我平時喜歡的女孩子，她靦腆、嬌小、作業認真、字體清秀，考試成績也在班裡數一數二。而現在， 她居然能用皮鞭連續“作業”，數不清的“冠軍”，連眼前這個男生也流露出“自愧弗如”的神情。人之變化，令人難料；毛澤東之“神力”，也確非虛傳。十幾歲 的女孩子以殺人為愉悅，我至今不敢多想。更不知我一絲不苟地給他(她)們上課，換得這樣結果，我的心血是不是該花費？

這位自稱是宋彬彬老 師的話，顯然就成了鐵證。

可是，千家駒顯然很粗心。因為當時的北師大女附中明明白白是“女附中”，根本沒有男學生，一個男生也沒有，宋彬 彬班裡怎麼能會突然跑出個男生呢？其次，宋彬彬當時是高三學生，年齡一般應該19歲（66年下半年），根本不可能出現“我教的那個班都是十五、六歲”的情 況。十五六歲是高一學生。還有，宋彬彬個子偏高（照片中與毛澤東低不多少，宋彬彬插隊蒙古時老鄉稱其為“耐林溫都爾”，意思是“高挑”），一點也不像這個 “老師”說的“嬌小”。還有一點，王府井的教堂在東城，而師大女附中卻在西城。當時北京“破四舊”不但不跨區，而且不跨派出所管片。

因 此，稍微一留心就知道，這個帖子是瞎編的，是特意造謠的。無論千家駒還是徐友漁，以及金鐘先生，都有很豐富的經歷，都該知道女附中是沒男生的，都具備難辨 別其中真偽的能力。但是他們全部採信了這個謠言。於是，這麼一篇完全捏造的文字，就被諸多專家引用，出書立說，反覆轉載，成為“信史”了。

2004 年初，卡瑪紀錄文革的電影《八九點鐘的太陽》。片中宋彬彬親自在電影裡澄清，她不但沒打死過人，也沒打過人，連抄家都沒參加過。並且她從一開始就反對動 手。她從來沒改過名叫“宋要武”，更從不曾寫過首發在《光明日報》上的那篇「我給毛主席戴上紅袖章」。她事先對此一無所知。和所有的人一樣，她也是在看到 了報上那篇文章以後才知道自己已經改名“宋要武”了。於是，美國和中國都跑出來一批人對卡瑪電影進行批判，說她為文革辯護。卡瑪解釋說：“這可分幾點來 說。首先，我認為要公正就應該把她的話報導出來。說到相信不相信，你的問題也可以反過來問：你根據什麼相信她打過人？指控一個人打人，甚至打死人，是很嚴 重的事情。我面對的是兩種不同的說法。第一種是網上匿名的指控以及我在當年就聽說過的各種有關‘宋要武打人’不着邊際的傳言。所謂‘學者的書裡’根據的也 只是這些，傳言一經懶學者引用便成了‘正史’。第二種是我多年來從許多見過宋彬彬本人或與她有直接接觸的人那裡了解到的情況，她的為人，以及相關的時間、 地點。這些人，不管原來是哪派的，都與宋彬彬本人的說法一致。例如，我問過王友琴，關於宋彬彬所在的師大女附中打死女校長的事，王友琴在這個問題上調查是 最深入的，我問宋彬彬參予了沒有，她說沒有。”

貧道看到一個網站關於女附中90周年紀念中關於這件事的帖子。沒有一個當事人證明宋彬彬參 與打死校長，倒是都在證明宋彬彬當時沒打入。下面是幾個當事人的帖子：

“關於卞仲耘之死，我也說幾句。我是師大女附中67屆高中學生，我是當年事件的目擊者……1966年8月初的一天，學生在學校大操場揪斗校領導，卞仲耘也 在其中，當時雖有毆打，但並未到武鬥的地步，真真的殘忍是在對校領導的集體揪斗之後。當年高一的幾個女生在對校領導的集體揪斗後，將卞仲耘拉到實驗樓 前，……我能確認，實驗樓前對卞校長的毒打宋彬彬並未在場，多半也是事後才知道的，因為大操場揪斗後學生已經散了……宋彬彬，她從來沒有打過人，也沒組織 過打人，並很早就淡出了女附中的文革運動，當時的校革委會也並沒有起過什麼作用”

“我同意上面校友的留言。我那天也沒有看見宋彬彬在打人 現場。”

關於文革，有很多傳言。傳多了就成芒刺兒說的“常識”了。而且會流傳很多年，像澄清都不容易。就像所謂曹操七十二疑塚本不存在， 宋以前從未有類似記載。但當被文人們作詩時只管引用，再往右就沒人懷疑了。

如宋詩人俞應符的“生前欺天絕漢統，死後欺人設疑冢。人生用智 死即休，何有餘機到丘壟。”
王安石《將次相州》詩云：“青山如浪入漳州，銅雀台西八九丘。螻蟻往還空壟畝，騏麟埋沒幾春秋。功名蓋世知誰是，氣力 回天到此休。何必地中余故物，魏公諸子分衣裘。”
范成大《七十二冢》詩云：“一棺何用冢如林，誰復如公負此心。聞說北人為封土，世間隨事有知 音。”

這麼多名人“認定”，假的也就成真的了。而且能越千年而無疑問。

像割喉管、殺八人等謠傳，編造容易，轉引隨便，可 真要恢復歷史原來面貌就難了。幸虧有卡瑪女士（美農業專家韓丁女兒，哈佛博士）這樣的人比較認真。描黑文革和描黑毛澤東的事情，文人們集中精力下足功夫搞 了三十多年了，今天的八零後九零後究竟對這個時期的認識有多少真實性？真讓人懷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