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晚年，想用提拔工人農民進入國家領導核心的辦法，體現他的反修 理想。山西農民陳永貴，當了政治局委員，國務院副總理。陝西紡織女工吳桂賢，經周恩來提名當選了政治局候補委員，國務院副總理。上海國棉十七廠保衛科幹事 王洪文，本來是張春橋引薦給毛澤東的，毛澤東卻對張春橋當面說：王洪文做過工人，當過兵，當過農民，他的條件比你我兩個優越，我們要了解工農兵，還要搞調 查研究，他自己做過工，當過兵了，已經具備這種條件。毛澤東一度安排他當自己的接班人，在中共十大提名他當中共中央副主席，排名第三位，在周恩來之後，康 生、葉劍英之前。

　　其實，工農出身，並非預防腐敗的保證。不論什麼出身，只要掌握不受制約的權力，都有導致腐敗的可能。當時，這些從基 層提上來的高級領導幹部，並沒有享受高工資。吳桂賢原來月工資67元2角，到中央工作後還是67元2角。參加國務院會議喝一杯茶要交1角茶葉費，吳桂賢原 來不知道這個規矩，就喝了茶，知道這個規矩後，就說自己不愛喝茶，只喝白開水了。陳永貴原來沒有工資，在大寨掙工分。大寨每個工1元5角，一個月出滿勤是 45元。陳永貴繼續掙大寨的工分外，山西省每個月補助他100元。中央每天也給陳永貴1元2角的生活補助，一個月36元。陳永貴在消費上也比較克制，接見 外賓收到一些計算器之類的小禮物，他都上交。

　　王洪文原來月薪68元。當了中央副主席以後，並沒有量入為出，自我克制，而是利用職權， 鳥槍換炮了。王洪文愛打獵，愛釣魚，愛看電影過路片，愛請客。1974年1月，十屆二中全會開了三天，他就宴請上海的中央委員兩次。一次是從上海“莫有財 ”菜館調去廚師做中餐，一次是把錦江飯店的名廚調去做西餐。上海方面也給王洪文生活補助，具體數量，連市委書記徐景賢都不清楚。徐景賢1975年3月10 日給張春橋、姚文元寫信，告了王洪文一狀。信中說：“據敬標自己說，洪文同志處是每個季度送些錢，秀珍、祖敏等是逢年過節‘補助’一些，並說是經馬老同意 的。我曾經問每次給的具體數字多少，他吞吞吐吐地說有幾百元，始終未說明具體數字，並說是洪文同志打電話來要的。連敬標自己也說：‘恐怕太多了！’”徐景 賢提到的“敬標”是張敬標，時任上海市委常委、市委辦公廳主任，“馬老”是馬天水，時任上海市委書記。

　　1976年10月王洪文被捕以 後，搜查者從他在釣魚臺的住所搜到“一些裝有現金的信封。信封上印有上海某機關的名稱。這些信封都未拆開，是上海每月給他的生活補貼。大概是1976年1 至10月份的，總共一千來元。當我們清查他從上海帶來的那個警衛員的房間時，在廢紙簍里也發現一個未拆開的信封，同王洪文裝錢的信封一樣，是上海同一個單 位發的生活補貼，只不過錢比王洪文的少，每月有15元。”

　　王洪文愛喝茅台酒，被捕以後還從他的辦公室酒櫃裡發現不少整瓶茅台酒。當時 的茅台酒在市場上買不到，價格也相對較高，1瓶6、7元錢。王洪文如果用自己的工資喝茅台，一個月工資只夠買10瓶酒。但當時人民大會堂舉辦國宴，每次國 宴結束後，都要把瓶中剩下的茅台酒並在一起，然後重新裝瓶內部供應，一兩塊錢一瓶。王洪文看中這個機會，去買了許多次，一些人知道後就很看不起他。王海 容、唐聞生甚至說：“他要到我們這裡來占什麼便宜，沒門”。

　　當時的制度對官員公款吃喝限製得很嚴。但王洪文找到了變通的辦法。徐景賢 的回憶錄《十年一夢》揭開了這個秘密。王洪文安排他在工總司的小兄弟馬振龍當了上海市輕工局黨委副書記兼革委副主任，直接掌握了試製試用產品的大權。王洪 文去北京以後，馬振龍就源源不斷地給王洪文送試吃、試穿、試用、試玩的產品，從香煙、酒類到糖果、罐頭、從手錶、照相機、打火機到錄音機、電視機，連王洪 文設宴用的高級瓷器、玻璃器皿等，都由馬振龍送去。……高檔食品、家用電器、日用百貨、漁獵用具一應俱全的上海市輕工局，成了王洪文直接控制的物資供應 站。而執掌這方面大權的馬振龍，也越來越受到王洪文的重用和提拔，不但當了四屆人大代表，而且經王洪文批准，連續到日本、阿爾巴尼亞等國訪問。一番投桃報 李的交換，使王洪文有了物質基礎，過上了神仙般的生活。

　　現在，有人以為當時的官場都是兩袖清風。其實，當時的情況因人而異。有的高官確實廉潔自律，但有的高官以權謀私也不含糊。權力天生有一種自利的衝動。絕的權力就是絕對的腐敗，作為一條政治學規律，在那個時代照樣生效。王洪文就是一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