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自保
　　這樣的心情表現在行動上，有一個或許已經被人忘卻的例子：文化革命的一
個重要內容是教育革命，記不得是科學院還是科技大學的什麼人找到錢學森，讓
他發表對教育革命的意見，刊登在學校群眾組織出版的小報上。錢的講話給我們
印象最深的是，他主張大學都不要辦了，學生應該參加到科研課題組中，在完成
科研任務的過程中接受教育，跟着老的科學家和工人師傅邊干邊學，按照需要才
上一些課。

　　他的這種意見同他一貫的強調學好基礎課程的主張是完全相反的。１９６３
年是我們近代力學系第一屆學生畢業，我們聽說因為這屆學生１９５８年招生時
有部分調干生（從工作崗位上抽調上學的工農幹部），畢業時學習成績不能讓他
滿意，所以其他系的學生都畢業了，唯獨力學系的學生全部被留在學校里多上了
半年課，專門補習基礎課和外語。如今這種一百八十度的大轉變，很難說是出自
他的真心，只能理解是錢先生的一種自保的姿態——當時批判資產階級教育路線
的一個重要內容，是說教師把學生當敵人，用考試和成績來為難學生，把他們引
上“白專”道路，有些工農出身的學生，將此上綱到迫害工農子弟的高度。５８
級學生延遲畢業是錢學森一手決定的事，他必須主動自我否定來表示懺悔，以減
輕群眾運動的衝擊。這種做法在當時中國的高級知識分子中並不罕見，最為著名
的是郭沫若院長發表在１９６６年４月２８日《光明日報》上的一番講話，當時，
他預感到文化革命這場風暴的猛烈，因此搶先向當局和群眾表明：“拿今天的標
准來講，我以前所寫的東西，嚴格地講，應該全部把它燒掉，沒有一點價值。”

　　當然，郭沫若的書沒有按他自己的意見燒掉，大學也沒有按錢學森的意見解
散。１９６８年７月１２日，毛澤東在人民大會堂接見中央文革碰頭會成員時說：
“大學還是要辦的，我這裡主要說的是理工科大學還要辦，但學制要縮短，教育
要革命，要無產階級政治掛帥，走上海機床廠從工人中培養技術人員的道路。要
從有實踐經驗的工人農民中間選拔學生，到學校學幾年以後，又回到生產實踐中
去。”半個月後，毛澤東接見北京大學的聶元梓等人時又說：“我說大學還要辦。
講了理工科，但沒有講文科都不辦。但舊的制度，舊的辦法不行了。學制要縮短，
教育要革命。”

　　當時我們都認為這些“最高指示”是針對錢學森先前的講話而說的。可見，
毛澤東對於錢學森的話，也並不全都相信和贊同，他在大躍進失敗後說是看了大
科學家錢學森的文章才相信糧食畝產萬斤的報道，多半是給自己和別人找的下台
階的遁詞。


　　◇　奪權
　　　發起奪權的“九一六”組織的頭頭就是葉挺將軍的兒子葉正光。美國的華裔
女作家張純如為了撰寫錢學森傳記《蠶絲》，在１９９３年到中國採訪了葉正光，
據葉正光說，受到毛澤東對於上海“一月風暴”的讚揚的鼓舞，北京的中央各部
都紛紛效仿，他們也決定奪取七機部“走資派”的權。他說，他們事先還請示過
周恩來、聶榮臻和李富春，在得到准許後，於１９６７年１月２３日晚上１０點
多鍾把部長王秉璋、錢學森和其他四個副部長召集到部長辦公室，通知他們七機
部奪權了。“錢學森聽了一下子變得面無血色，差點昏了過去。”葉正光趕緊過
去扶住他，讓他坐下，並告訴他不要擔心，他是受到保護的，不會撤他副部長的
職位——看來周恩來對此已經有所關照。然後，他讓各位部長們表態，錢學森和
另外兩位副部長都立即表示支持奪權，王秉璋和另外兩位副部長則表示反對，而
且王秉璋拒絕交出印章。“九一六”的人於是用焊槍割開保險柜取出了印章，王
秉璋被罷了官，葉正光成了七機部的一把手——“總勤務員”。

　　在第二天召開的有數百人出席的會議上，錢學森恢復了平靜，他在發言中贊
揚了葉正光和造反派，而且說，這是他第一次呼吸到新鮮的空氣。事後看來，這
次“九一六奪權事件”對錢學森只是虛驚一場，他除了從此要到普通職工食堂排
隊打飯以外，仍然是七機部的主要領導。而且，周恩來在幾個月後宣布奪權無效，
權力和印章又回到了王秉璋的手裡。


　　◇　死訊

　　真正讓錢學森感到震驚的是１９６８年以後接連不斷的死訊，其中最主要的
是姚桐斌和趙九章的死。

　　１９６８年６月８日，七機部兩派發生大規模武鬥，７０３所所長、冶金和
航空材料專家姚桐斌被“九一五”組織的人在“打死你這個反動權威”的罵聲中
用鋼管打死。

　　趙九章是氣象學和空間物理學家，科學院地球物理所的所長。他於１９６８
年１０月份在中關村的家中服安眠藥自殺。

　　他們的死，不僅讓錢學森失去了在導彈和衛星計劃方面的兩位得力的同事和
友人，更給他傳遞了一個令他不寒而慄的信號：他們兩人有着同錢學森類似的背
景——都屬於今天被人們稱為“海歸”的一類人：姚桐斌留學英國，１９５７年
歸國，在國外工作期間已經參加了中國共產黨；趙九章留學德國，四十年代就回
國了。論起愛國情懷和政治覺悟來，他們都不比錢學森低，然而在文革中卻難逃
厄運。尤其是趙九章，是科學院的代號為“６５１”的衛星設計院院長，中國人
造衛星事業最早的倡導人之一。他資歷和地位都和錢學森差不多，他領導的機構
屬科學院，不屬於軍隊系列，少了一層保護。而且他還有一個要命的社會關係—
—他的姨夫是國民政府時期的考試院長戴季陶。戴的名言“舉起你的左手打倒帝
國主義，舉起你的右手打倒共產黨”，被毛澤東的《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分析》所
引用，從而使得戴季陶成為中國大陸人人皆知的“國民黨右派”。這使得趙九章
早在文革初期就靠邊站了。在忍受了掛牌、遊街、批鬥和體罰等種種侮辱之後，
終於選擇了自殺。錢學森明白，自己也同趙九章和科學院的許多高級科學家一樣，
有着複雜的“社會關係”。拿他的岳父蔣百里來說，是國民黨“反動軍隊”的一
級上將，幸虧他已經去世多年，而且毛選里也沒有他的名字。不過那時紅衛兵有
本事到舊時代的報刊中去挖掘出共產黨高級幹部當年自首出獄的“悔過書”，誰
能保證他們不會去挖掘出點他岳父“擔任反動軍閥和蔣介石的黑高參”這樣一類
的罪證來？何況，他妻子蔣英的工作單位是中央音樂學院，那裡的紅衛兵和學生
造反派隊伍是很有戰鬥力的，有着把校長馬思聰逼得逃亡海外的業績。幸運的是，
姚桐斌和趙九章的死，使得周恩來感到保護科學家的緊迫性，他開列了一份《重
要科學家保護名單》，要求保證名單上的每個人的生命安全。

　　不過，“周恩來名單”或許能夠保住錢學森本人的平安，卻不能保護他熟悉
的同事和朋友——如果他們不是從事國防科研的骨幹的話。錢學森最親密的戰友
郭永懷，在１９６８年１２月因公殉職，被授予烈士稱號。但是郭永懷的夫人李
佩在中國科技大學教英語，１９７０年隨科大遷到安徽，“清理階級隊伍”的時
候，因為留美的經歷，照樣被工宣隊和軍宣隊列為“美國特務嫌疑”受到隔離審
查，致使她在絕望中服安眠藥自殺，經搶救才活了下來。錢學森在美國時的學生
羅時均先於錢學森歸國，在哈爾濱軍事工程學院教書，他和妻子在文革中被說成
是美國間諜，妻子在她的單位里被逼自殺，他自己也被隔離審查將近一年，審查
期間受到日夜連續審訊，他一睡覺就被審查人員打醒，致使他一度產生幻覺。他
們的孩子也長期無人照顧。

　　“海歸”人員被打成“間諜”或“特務”，是１９６８年開始的“清理階級
隊伍”中的普遍現象。當時的形勢可以用這樣一幅對聯來概括：“留學歸國是特
務，被捕出獄皆叛徒——基本如此”。絕大多數的留過學的高級科研人員都有一
番不堪回首的遭遇。錢學森在聽到趙九章的噩耗時一定也聽到了：近代中國物理
學的奠基人之一、北大物理系的饒毓泰教授就在同一個月裡在家中自縊身亡。也
是在這個月裡，也是從美國歸來的力學家、北大數學力學系教授董鐵寶，在學校
附近的樹上上吊自殺。１２月，火箭燃料的研究基地大連化學物理所的化學家蕭
光琰不堪刑訊逼供，服用過量安眠藥自殺，三天后，他的妻子和女兒也用同樣的
方法結束了自己的生命（江海蒼茫注--女兒已經15歲了，無非是擔心受到更大的侮辱，母親才會將孩子的生命一起結束，蕭光琰將美國所有的家產購置成書籍設備等回國的）。

　　錢學森有一個朋友羅沛霖，他們的友誼從交通大學讀書的年代就開始。錢學
森在加州理工學院任教的時候，羅沛霖又在那裡當研究生，他幾乎每個周末都是
在錢家度過的。錢學森回國以後住在中關村的日子，羅沛霖又成了他們家的常客。
可是１９６８年中，他也受到了隔離審查，原因是他的妻子楊敏如是翻譯家楊憲
益的妹妹，楊憲益和他的英國妻子戴乃迭在１９６８年４月２７日同時因“英國
間諜”案被捕入獄。楊敏如１９９４年對《楊憲益傳》作者雷音回憶說：“他們
一被捕，我們兩人立刻就都是‘特嫌’了。他（羅沛霖）就回不來了。我很快地
也隔離了。家都完了。我母親立刻就掃街了。作為特嫌寫交代。你知道我多難寫
嗎？就是他們進監獄以前的十天，每天有什麼來往都得寫。一段一段地寫。今天
什麼時候見到乃迭的？你們都說了什麼話？你為什麼送她一個被子？他們難道沒
有棉被嗎？你送的棉被裡有什麼東西？把棉被都撕了，查裡頭有什麼東西。那簡
直就像特務來了一樣！”

　　羅沛霖只是因為妻子的嫂子是英國人，就全家“被特嫌”了，錢學森妻子的
母親是日本人，兩人的親屬中有許多生活在海外，包括蔣英的姐妹和他自己的堂
兄弟。他能不受追究和牽連，完全是由於“中央很保護他”。他心裡當然明白，
中央哪天不保護他了，或者一時顧不過來，忘了保護他了——當時周恩來忙於應
付全國各地的武鬥和混亂，被中央文革和它的追隨者弄得焦頭爛額，完全有可能
顧不上他——他就會落到他認識的那些“海歸”們一樣的命運。而如果真的落到
那樣的地步，死神也就離他不遠了。錢學森後來說：“文革中，如果沒有周總理
保護，恐怕我這個人早就不在人世了。”這話不單是反映了錢學森對周恩來的感
激之情，在筆者看來，也反映了他對於中國政治現狀的悲哀：一個對國家有重大
貢獻的科學家，他的生命安全不是由國家的法制來保護，卻需要某個領導人來保
護，普通中國人的安全就更不用說了。筆者還認為，這話也反映了年近６０歲的
錢學森的自知之明，他對於自己在逆境中的承受能力有清醒認識——假如讓他自
己處在趙九章、董鐵寶和蕭光琰這些人的地位，他一定會追隨他們而去的，也許
他有過這樣的思想準備。

　　◇　難關

　　幸虧有了中央的保護，錢學森不僅沒有受到審查，反而在１９６９年４月的
中共九大上被“選”為中央候補委員——看來中央要把他培養成“紅色專家”樣
板的計劃沒有因為文革而中斷。

　　１９７０年８月２３日，中共九屆二中全會開幕，錢學森作為新當選的中央
候補委員上了廬山，九屆一中全會是緊接着九大閉幕後開的，只是舉手選舉政治
局這一類例行公事。所以這次廬山會議大概是他第一次以這樣的純粹黨的官員身
份出席的會議。在廬山上俯瞰全國，錢學森是什麼樣的心情呢？當時，他早年認
識的許多“海歸”科學家們，如果沒有“自絕於黨和人民”，也正在經受着“特
嫌”審查的煎熬，歸國後認識的許多官員和將軍也靠邊站或者成了“走資派”，
而自己得以身免，錢學森此時的心情大概是比前一段時間要輕鬆一點。沒有想到
的是，他開幕第二天在華北組的分組討論會上的一席發言，使自己陷進了一個險
惡的漩渦——他這位研究流體漩渦的國際權威完全陌生的政治漩
渦。

　　參加華北組討論的除華北地區和北京軍區的中央委員、候補委員外，還有中
央軍委和軍兵種的部分中央委員、候補委員，總計３０多人。同華北無關的錢學
森剛出任國防科委副主任，是作為來自軍隊的候補委員，不知什麼原因被安排在
華北組。討論的內容是林彪在前一天開幕式上的講話。討論的發言被寫進了“中
共九屆二中全會第六號簡報”。這份簡報字數不過一千左右，報道華北組在８月
２４日討論會上的發言情況，發言內容在局外人看來全是些順着林彪前一天的講
話稱頌毛澤東是“當代最偉大的天才”一類當時流行的諛辭。誰也沒有料到，這
份簡報被毛澤東在第二天就命令立即收回，而且被定性為“反革命簡報”加以嚴
厲批判。

　　尤其讓錢學森惶恐的是，這份材料在十二個發言人中，只點名引用了三個人
的發言，而他就是其中一個。他的發言內容是：“錢學森同志首先建議在憲法上，
第二條中增加毛主席是國家主席，林副主席是國家副主席，接着汪東興同志進一
步建議憲法要恢復國家主席一章，大家熱烈鼓掌，衷心贊成這個建議。”從字面
上看，這樣的發言在當時是百分之百的“政治正確”。本來，中共九大上已經把
林彪作為毛澤東的接班人寫進了黨章，錢學森的建議無非是把林彪的地位從黨章
延伸到國家憲法而已。當然，從今天的眼光來看，在黨章或國家大法中規定具體
的個人擔任某個職務，都是開歷史倒車、復辟封建帝制的做法，錢學森在二十世
紀七十年代提出這樣的主張，自然難辭其咎。不過，如果僅止於此，毛澤東大概
也不會如此震怒，這份充滿套話、假話和空話的簡報也不會名垂史冊。

　　毛澤東不能容忍的是，在錢學森和其他發言人的言辭背後隱藏的深意。要領
會這一層深意，必須了解廬山會議幕後的黨內鬥爭。在這方面，已經有許多當事
人的回憶和國內外學者的分析。簡單來說就是，林彪在前一天的講話中提到，中
央有人不認同“毛主席天才地、全面地、創造性地繼承、捍衛和發展了馬列主義”
這樣的論斷。他這話里矛頭所指是張春橋，因為吳法憲向他匯報張在討論憲法修
改草案時講的一些話有諷刺林彪上述論斷的嫌疑。林彪的講話加上陳伯達和汪東
興在華北組的鼓動，讓與會人員“知道了我們黨內，竟有人妄圖否認我們偉大領
袖毛主席是當代最偉大的天才”，紛紛表示“（這種人）應該揪出來示眾，應該
開除黨籍，應該鬥倒批臭，應該千刀萬剮，全黨共誅之，全國共討之。”——大
家心照不宣，知道這個人就是張春橋。不僅是華北祖的成員，在其他各組討論的
中央委員和候補委員在知道張春橋被揪住了小辮子時，絕大多數表現出了這種
“全黨共誅”的熱情。

　　這才是毛澤東感到震驚和惱怒的原因，他知道，這些中央委員和候補委員在
林彪帶領下，把矛頭對準張春橋，實際上是發泄對江青和張春橋及他們所代表的
文化大革命的不滿。如此洶湧的群情，連錢學森這樣文雅、有頭腦的人也跟着大
家起鬨，讓他看到了文化大革命在中央委員會裡不得人心的程度，也讓他看到了
林彪及其勢力在九大後的膨脹。保衛他親自發動的文化大革命，這是毛澤東的
“核心利益”。於是他在９月１日召集中央政治局和各大組召集人開會，明確指
出，凡是在這次廬山會議上發言犯了錯誤的人，是上了陳伯達一類騙子的當，都
要作檢查。

　　應該說，毛澤東沒有看錯，廬山會議上“起鬨”的人們——包括跟林彪沒有
多大關係的陳毅、許世友以及錢學森——確實十分樂於看到張春橋倒台，以便早
日結束那種政治迫害隨時會落到自己頭上的提心弔膽的日子。如果不是礙於江青
的身份，他們也會毫不猶豫地把她一起送上政治斷頭台，就像他們在毛澤東死後
所做的那樣。從這一角度看，錢學森的發言，雖然只是他個人情緒的流露，
實際上是代表了全國的遭受審查和迫害的知識分子和各級幹部共有的一種對文革
厭惡的心情，不過是用一些聽起來左得不能再左的言詞表達出來而已。因此，偉
大領袖又一次沒有聽信“大科學家”的意見，不僅沒有聽信，而且當頭一棒，將
這種意見定為“反革命”。“九一三”林彪出逃事件後，毛澤東又將“設國家主
席”定性為林彪篡黨奪權的反革命綱領之一。從歷史上來看，這份簡報實際上是
毛澤東和林彪公開攤牌決裂的導火線。錢學森的不幸就在於他在自己毫無察覺的
情況下被分配在錯誤的討論組，在錯誤的時間、錯誤的場合，做了一次錯誤的發
言。

　　不諳中國政治的張純如在她的《蠶絲》一書裡沒有提到“廬山會議”，不過
書裡引用七機部某工程師的話說：“（當時）他遇到了政治上的大麻煩。他不得
不作檢查，承認在１９７０年自己犯了嚴重的政治錯誤。”七機部里流傳着錢學
森給中央寫了檢討的小道消息。也就是說，儘管他幾次都是毛澤東的座上客，這
一次毛澤東沒有對他格外開恩，他必須做出檢查才能過關。在“廬山會議”後的
一兩年時間裡，一連串的事件對錢學森來說都不是好消息：對陳伯達的批判調子
越來越高，華北組的召集人李雪峰和鄭維山為了那份“六號簡報”，被扣上“緊
跟反黨分子陳伯達，反對黨的九大路線”的罪名。文革開始以來軍隊幹部一直享
受着地方幹部沒有的優越地位，而現在翻了過來。毛澤東抓住軍隊在政治局裡的
幾位重要人物黃、吳、葉、李、邱不放，逼他們在“批陳整風”中一次次檢討，
而且不讓過關。最終的高潮是林彪在１９７１年９月１３日出逃和喪命的事件。
李雪峰在“九一三”事件後被打成了林彪反黨集團的成員。錢學森多年的同僚王
秉璋因為“上了林彪的賊船”被關押了起來，傳說是為林彪外逃提供外匯。錢學
森的問題當然沒有這麼嚴重，人們還是免不了要問：你錢學森一年前主張“設國
家主席”，提出把林彪擔任國家副主席寫進憲法裡去，是不是同林彪也有脫不了
的干係呢？

　　在這樣的險境中，錢學森是如何做檢查和過關的呢？他和他的家人在那段時
間裡是如何自處的呢？我們現在沒有這方面的資料。因為錢學森所寫的檢討都是
不准擴散的“絕密”材料。他為華北組討論會上的錯誤發言所作的檢查如果還沒
有銷毀的話，至今一定深藏在中共中央的絕密檔案館裡。不過人們可以從下列小
事觀察到一些蛛絲馬跡：在《蠶絲》一書中，張純如採訪了一位不願透露姓名的
女士，她的母親是錢學森的老部下，因為歷史上是江青一位仇人的朋友，在文革
中被關進了牛棚，而且，她的母親看來也是一位“海歸”，所以還被當作美國間
諜嫌疑受到審查。這位女士本人是下鄉知青，１９７１年回到北京曾去錢學森家
拜訪。當她還小的時候，蔣英見到她總是笑眯眯的。但是這次見面卻發現錢氏夫
婦對她的態度完全變了，竟然批評起她的家庭。錢學森冷冷地告訴她說，她母親
的態度不好，交待問題像擠牙膏一樣，還教訓她應該回到農村去。受到這樣的冷
遇，從此這位女士再也沒有同錢家來往過。她也許錯怪了錢家，實際的情況可能
是，錢學森在這段時間裡承受着巨大的心理壓力，正在為自己的檢討頭痛，對所
有的來客都沒有好心情來笑臉相迎——在這種時候，他要試圖同一切可能受到懷
疑的關係劃清界限。

　　用他的秘書的話來說，他在本來已經“非常謹慎”的處事方式之上再加了一
個“非常”。在這段時間，有一個外國人曾有機會接觸錢學森，他就是錢從前的
學生查里克（Ｊｏｓｅｐｈ　Ｃｈａｒｙｋ）。他也提供了一個難得的鏡頭，使
我們對錢學森在林彪事件發生之後幾個月裡的舉止心情有所了解。查里克在１９
７２年初作為美國政府官員到中國為尼克松訪華建立衛星通訊設備，他到中國後
向中方提出要見錢學森，不久錢學森就在幾個人陪同下在一家豪華的飯店裡接見
了他。張純如的《蠶絲》一書記載了查里克對此事的回憶：錢學森首先告訴查里
克，他要用中文說幾句正式歡迎他的話。然後他就開始批判當時失勢的官員——
當時林彪出逃事件剛剛在普通群眾中傳達，這些失勢的官員顯然是指林彪及其黨
羽——翻譯逐字逐句把他的話翻譯給客人聽。講話完畢，錢學森說：“現在我們
可以坐下來吃飯了。”其餘的時間他都用英語交談。查里克後來說，他肯定最初
的那一段講話是上邊要求他講的。飯後他同錢學森在飯店的院子裡散步，查里克
告訴錢，聽說老師曾經身體欠安，錢學森回答時話中有話，說身心之間有着密切
的聯繫，現在中國的事情發生了變化，他的病也好了。這段回憶顯示，即使在沒
有旁人在場的情況下，錢學森也不敢直言自己遇到的麻煩，只是暗示自己有“心
病”。這大概是他在文革中日子最難過的一個時期。


　　◇　批鄧

　　能夠使他稍感寬慰的是，他在五、六十年代提議和領導的幾項對國家有重大
意義的國防和科研項目，在進入七十年代時開始收穫成果。錢學森在１９６５年
１月提出，由於東風系列導彈取得的進展，中國應該儘早開始規劃全面的航天事
業，因為長程導彈和洲際導彈的開發將使發射衛星成為可能。當年４月，國防科
委提交了在１９７０年或７１年發射衛星的計劃。這個計劃在８月得到了周恩來
的批准並列入國家計劃。１９７０年４月２４日，中國第一顆人造衛星如期發射
成功，４月２７日，《華爾街日報》用了這樣的標題“北京的第一顆衛星是美國
培養的科學家計劃的”。接着，錢學森主持的海鷹號地對艦導彈在同一年試驗成
功。在後來的幾年裡，在他提議和領導下，中國又把海鷹號導彈從雷達制導換成
紅外線制導。後來海鷹號導彈出口到中東，就是國際上說的“蠶式導彈”。錢學
森對中國導彈和衛星事業的貢獻和不可替代的地位使他獲得了特殊的保護，在一
定程度上幫他度過了當時的政治難關。

　　但是，一旦離開他的專業本行，進入社會政治領域，錢學森就時常陷入被人
指責的境地——不是在１９５８年因為論證糧食產量而受到基層群眾的指責，就
是在１９７０年因為廬山會議的發言而受到最高領導的指責。不是他的智商不高，
而是中國的政治風雲變幻莫測。

　　１９７５年底，毛澤東發起“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的運動。年初剛出任
國防科委主任的張愛萍和當時的鐵道部長萬里、教育部長周榮鑫以及科學院主持
工作的胡耀邦，被人們稱為是追隨鄧小平搞右傾復辟的“四大金剛”，國防科技
和國防工業系統被宣布為右傾翻案風的重災區。國防科委黨委和七機部黨組共同
組成“聯席會議”，號召科技戰線上的廣大職工“打一場批判張愛萍的人民戰
爭”。作為國防科委副主任和黨委的成員，錢學森大概是唯恐重複１９７０年廬
山會議的錯誤，決心“同中央保持一致”，維護毛澤東親自發動的“文化大革
命”。他在這場運動中為了表明自己旗幟鮮明地同上司張愛萍劃清界限，貼了一
張大字報揭發張愛萍的“大國沙文主義”——那是他在六十年代陪同張愛萍到發
射場去時發生的事情，張愛萍曾指着地圖跟他說：“這裡是蒙古，從前都是中國
的領土。”當時這張大字報在北京城裡流傳甚廣，許多人都知道而且感到不可思
議——自從林彪事件以後，人們對毛澤東已經沒有了原來那種狂熱的崇拜，對文
化大革命早已心生厭倦。在“批鄧”中一般人寫大字報都人云亦云，抄幾段報紙
上的語言應付過去，他老先生卻用文革初期那種無限上綱的紅衛兵手法，寫這種
沒有水平的大字報。這張大字報或許張愛萍並不在意，但是錢學森在批鬥會上的
發言卻深深傷害了張愛萍，甚至損害了他的健康。張愛萍的兒子張勝在２００７
年出版的《從戰爭中走來：兩代軍人的對話》一書中有這麼一段話：“其實，父
親並不在意別人對他的批判，他經歷得太多了。說：‘要我聽就去聽嘛，有什麼
大不了的！’只是有一個大科學家的發言，使他困惑和難受。這位科技界的泰斗
說：‘張愛萍是個什麼人？我看是個魔鬼！他想拉我下水，就像魔鬼在向我招
手！’父親心臟病突發，３０１醫院立即上報軍委。”——誰都知道，這位“大
科學家”、“科技界的泰斗”指的就是錢學森。可以想象，錢學森在發言中一定
還有張愛萍如何“拉他下水”的揭發內容。

　　１９７６年９月９日，毛澤東逝世。９月１６日《人民日報》發表錢學森的
文章《終生不忘毛主席的親切教誨》，文章除了感激“毛主席把我從外國的苦難
中救了出來而且引導我走上革命的道路”，也不忘“繼續批鄧”，說“劉少奇、
林彪、鄧小平是所有走革命道路的科技工作者的死敵。”

　　錢學森的這些令人不解的表現，只能說明他一回國就被特殊措施保護起來，
同中國社會長期處於隔離狀態，對於民瘼和民心完全缺乏正確的把握。比較起來，
同樣從事國防科研的錢三強、王淦昌等科學家就要清醒得多，他們同老百姓之間
的聯繫從來沒有中斷過。


　　◇　寂寞

　　錢學森在批鄧中的表現堪稱毛主席的“優秀共產黨員”，可惜不是鄧小平要
求的“優秀共產黨員”。“四人幫”不久就垮台了，鄧小平復出，張愛萍回到國
防科委重新掌權。城頭上的旗幟變換得如此迅速，錢學森的那些批鄧、批張的言
論文字人們還記憶猶新，這使他一度十分被動。１９７８年郭沫若逝世，按錢學
森“中國首席科學家”的地位、他在國際上的聲望以及他對黨的忠誠程度，他應
當是繼任科學院院長的第一人選，但是沒有輪到他。科學界的人士都猜測這同他
在批鄧運動中的積極表現有關。應該說，錢先生不是一個熱衷於官場的人，恐怕
也無意出任這一類職位。他的種種引起人們非議的做法在很大程度上是出於自保，
並非為了官場中的升遷；能夠在在毛、劉、周、林、鄧鬥爭的夾縫中得到他們一
致的保護，很大程度上也是憑藉他自己的學識和能力。

　　使他感到寂寞的倒是，他那些從前的朋友、學生都在渡盡劫波後聲討“四人
幫”對他們的殘害、互相傾訴在“牛棚”里接受特嫌審查的苦難，互相交流如何
把鄉下的子女調回身邊的門徑，而他已經同他們沒有共同的語言——他安然度過
了“十年浩劫”，自己和家人沒有受到審查，兩個孩子都進了軍隊。在他們面前，
他像是從另一個世界來的人。平心而論，這不是他的過錯。就像那些非猶太血統
的德國科學家，安全地度過了納粹時期，沒有受迫害，不是他們的錯。但是，當
他們在戰後重逢那些倖存的猶太血統的老師、學生和同事時，從前那種友情是很
難恢復的了。

　　錢學森對此應該有親身的觀察。他想必記得，１９４５年隨老師馮·卡門去
戰敗的德國時遇到的情景——馮·卡門同他以前的導師普朗特見面時，兩人心裡
想的完全是南轅北轍：馮·卡門想的是屠殺猶太人的集中營，他說：“我一次也
沒有笑過。”普朗特和他的同事們卻好像沒事一樣，普朗特甚至問馮·卡門：
“今後我們的研究經費是否是從美國來？”

　　回顧錢學森在這一時期的經歷，我們可以說，他在這樣一個動盪的時期，得
以繼續從事專業工作，為國家貢獻自己的學識和智慧，確實得益於“中央很保護
他”這樣一條政策。需要質疑的是，這種保護，難道不是“中央”本應向全體國
民提供的？在那個年代的中國，“保護”成了稀缺資源，只是選擇性地惠及極少
數人，它成就了中國的“兩彈一星”，固然值得慶賀，然而那未能得到保護的一
大片，他們受到的磨難、喪失的年華以至生命，難道是必須付出的代價？何況，
錢學森這樣的人雖然免遭迫害，也未能免於恐懼，以至說出些無法為之辯解的話
來，直讓敬重他學問的人們頓足嘆息。


　　２０１０年１月１８日

　　原載網刊《記憶》第４３期２０１０年２月２７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