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6年的“反冒進”是周恩來與毛澤東之間少有的一次、也是最後一次的正面衝突。

　　1956年，在實現了生產資料所有制的社會主義改造之後，中共高層在如何確定新中國經濟建設方針的問題上出現了分歧和爭論。毛澤東要求超速實現工業化，號召批右傾保守。周恩來等人主張積極穩妥地發展，提出反急躁冒進。

　　同年的11月30日、12月1日，毛澤東主持中央政治局會議，中心議題就是在各項工作中反對右傾保守主義，加快建設速度，並且提出，黨的八大的準備工作應以反對右傾保守主義為中心。因為毛澤東認為，中國“完全有可能迅速建成社會主義”，“這不是急躁冒進，而是實際與可能的要求，是穩步前進”。

　　周恩來最早提出防止冒進的問題，是他在1956年1月20日中共知識分子問題會議結束時作的總結講話，那時國務院剛剛接到國家計委關於1956年國民經濟計劃控制數字和15年遠景規劃的綜合報告。在這次講話中，周強調說：在經濟建設中不要做那些不切實際的事情，要“使我們的計劃成為切實可行的、實事求是的、不是盲目冒進的計劃”。

　　1956年1月30日，周恩來在政協二屆二次會議所作的《政治報告》中，周恩來隻字未提在當時全國叫得很響的一個口號——“提早完成社會主義工業化”。鑑於這個口號是毛澤東提出的，而且是不久前劉少奇剛剛在中央座談會上傳達的，周恩來的報告明顯地表露出與毛澤東的不同思路，以至於一些會議代表為此提出了疑問。

　　2月8日，周恩來再次提出這個問題，而且口氣更加堅決：“絕不要提出提早完成工業化的口號。冷靜地算一算，確實不能提。工業建設可以加快，但不能說工業化提早完成。周恩來又補充說：“當然反右傾保守是主要的，但領導者的頭腦發熱了的，用冷水洗洗，可能會清醒些。各部專業會議提的計劃數字都很大，請大家注意實事求是。”毛澤東一再告誡“不要潑冷水”，周恩來卻提出“用冷水洗洗”，兩種不同的思路已經顯現。此時，劉少奇表示了支持周恩來的態度。

　　進入4月以後，在發展速度問題上，周恩來等國務院領導人與毛澤東之間的分歧明顯加大了。毛澤東主張進一步追加預算，一些地方和部門也相互爭投資；國務院感受到經濟生活中矛盾日益突出，難以支撐高投資，必須壓縮預定計劃。毛周之間的矛盾開始明朗化。

　　4月上旬，經濟建設中出現了嚴峻形勢，不但財政上比較緊張，而且引起了鋼材、水泥、木材等各種建築材料嚴重不足的現象，從而過多地動用了國家的物資儲備，並且造成國民經濟各方面相當緊張的局面。為扭轉被動局面，國務院開始採取應急措施：“動員生產，約束基建”。4月10日，周恩來主持國務院常務會議，薄一波、陳雲等人也都主張“降溫”。

　　然而，毛澤東的主張卻與周恩來恰恰相反，他要求國務院繼續增加基建投資，以擺脫困難局面，解決物資平衡問題。為此，周恩來與毛澤東發生了當面爭執。在4月下旬的一次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上，毛澤東提出再追加20億元的基本建設投資。周恩來再三說明這樣做會帶來一系列困難，與會大多數人也不贊成追加投資。但是，毛澤東仍堅持己見。

　　胡喬木後來回憶說：“會上尤以恩來同志發言最多，認為追加預算將造成物資供應緊張，增加城市人口，更會帶來一系列困難等等。毛澤東最後仍堅持自己的意見，就宣布散會。會後，恩來同志又親自去找毛主席，說我作為總理，從良心上不能同意這個決定。這句話使毛主席非常生氣。不久，毛主席就離開了北京。

　　為了證明自己的主張， 4月14日，周恩來乘火車到鞍山、撫順、天津視察鋼鐵工業， 18日飛回北京。19日，約重工業部副部長呂東同上海鋼鐵廠和重慶大渡口鋼鐵廠廠長商談增產事宜。5月6日，又飛往太原視察全國唯一能生產矽鋼的太原鋼鐵廠，次日飛抵唐山，視察那裡的鋼鐵廠。

　　通過實地考察，周恩來了解到各地鋼廠不僅不能增加產量，有的甚至對完成現有的生產指標都感到沒有把握。經過調查研究，周恩來心裡更有底了，進一步把注意力放到了反對冒進問題上，並且公開講出了不同意見。5月11日，周恩來在國務院全體會議上提出：“反保守、右傾從去年8月開始，已經反了八九個月，不能一直反下去了！ ”

　　實際上，毛澤東在這一期間也在積極地進行調查研究。繼2 月— 4月聽取中央各部委的匯報之後，毛澤東在5月下旬開始收集和聽取地方各省市、委的匯報，匯報內容涉及工業、交通、商業、農業乃至失業問題等十幾個題目。可見，毛澤東並非不關注經濟發展速度問題，他在此時之所以沒有對國務院的主張明確表態，或者是因為考察的結果並不能支持自己的主張，或者是因為不願直接否定中央多數人通過的新方針。

　　6月3日，財政部向中央提交了1956年國家預算報告初稿。這個報告是在周恩來指導下起草的，體現了他從年初以來一再提醒的防止冒進的思想。當時毛澤東正在南方視察，未參加這次會議。6月15日，毛澤東出席了全國人大一屆三次會議開幕式，會議由劉少奇主持。李先念所作預算報告是這次大會的主要文件，而這份文件的主題和基調就是反冒進。

　　毛澤東對李先念的預算報告以及其他會議發言作何感想，目前尚無史料可以說明，惟一能夠讓人們察覺到毛澤東對反冒進這種提法不滿的，就是他看到6月20日《人民日報》社論時的態度。

　　1958年1月南寧會議期間，毛澤東把這篇社論作為反冒進的材料，做了許多批語，如“庸俗辯證法”，“庸俗馬克思主義”，特別是在社論中的“又由於缺少深入的調查研究工作，對實際情況了解不夠，心中無數，有盲目性，在這種情況下，處理事情當然就容易偏於一面、發生片面性”一句話旁，毛澤東劃了三道豎線，打了一個問號，又寫道：“尖銳地針對我”。毛還在會上拿着這篇社論，念一段，批一段。他說：“這篇社論針對誰？ 是針對我的《高潮》序言提出批評。社論提出的方針對社會主義建設不利，沒有想到造成這樣反冒進的空氣，挫傷了積極性。”

　　“二五”計劃的建設規模，在相當程度上仍然取決於蘇聯對華援助的規模，以及能否如期提供設計方案，供應物資和設備。周恩來所提倡的經濟發展方針之所以能夠在最後關頭為毛澤東所接受，一個重要因素是莫斯科的態度。

　　建國初期， 中共黨內的民主空氣還是比較濃厚的，不同的意見可以在各種層面反映出來。儘管毛澤東的領袖地位和個人權威是不可動搖的，也從來沒人對此有所覬覦，但在毛澤東身邊的那些人，畢竟是與他共同歷經磨難的同志，在一段時間內，，這種感覺和情誼還在，特別是在蘇共“二十大”反對個人崇拜和中共八大提倡民主生活的氛圍里，即使是與毛澤東本人的看法有分歧，只要是在自己分管的領域內，他們還是願意而且敢於仗義執言的。

　　1957年反右、1958年“大躍進”和1959年反右傾以後，情況就完全不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