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沒有眼淚—假如蔣介石沒有進行1946年那場決定命運的賭博
China without Tears:If Chang Kai-shek Hadn’t Gambled in 1946 by Robert Cowley
岳健勇譯
這是一篇反事實推理文章。文中假設,如果不是因為一個人固執下賭,以及另一人、一位真正的美國英雄糟糕的判斷,冷戰最壞的局面有可能不會出現;那就不會有朝鮮戰爭、印度支那戰爭、越南戰爭、柬埔寨和台灣海峽危機,也不會有美國的紅色恐懼;十餘萬美國人以及不計其數的亞洲人的生命將得到挽救。這位賭博者是中國國民黨領導人蔣介石。他在二戰結束之際,決心徹底消滅在滿洲的中共勢力。蔣不顧美國的勸告,投入了最精銳的部隊,並且在1946年春季幾乎取得全面的勝利。突然,蔣介石在馬歇爾將軍的壓力下下令停止進軍,而馬歇爾此時正在調處國共關係,試圖在兩者之間達成和平。蔣介石從此永遠失去了打敗中共的良機,3年後,他被逐出中國大陸。但是,假如在中國大陸出現了兩個中國,歷史又將是何等情景呢?
一
設想一下沒有“紅色中國”的冷戰情形。冷戰的主要舞台將是處在蘇聯嚴密控制下的中歐,那麼,冷戰也許就遠沒那麼可怕。沒有“紅色中國”的支持,金日成永遠也不敢入侵南朝鮮;沒有“紅色中國”積極提供庇護地,胡志明的越共永遠也休想在印支取得成功;沒有共產黨大陸和反共的台灣之間的分裂對峙,台灣海峽就不會在1950年代和1990年代釀成重大危機;沒有亞洲地區的動盪不定,持續引發衝突,冷戰的局面將大為不同,也將會溫和得多。
但是,上述可能性可以想象嗎?是的。因為,如果中國國民黨領導人蔣介石沒有在1946年初夏犯下致命錯誤,共產主義征服中國這一關鍵事件就不會發生。1945年年底,日本投降後,蔣介石總司令開始把最精銳的部隊空運到滿洲,而共產黨已經在此立足。中共軍隊拼死抵抗,但不是久經險戰的國軍的對手。國軍迅速向北推進,經過一個月的戰鬥,粉碎了中共軍隊在四平街的抵抗,克復南滿,中共軍隊則一路北逃。1946年6月6日,中共統帥林彪接到命令,準備放棄北滿的最後安全屏障哈爾濱。可就在國軍前鋒已進抵哈爾濱之際,蔣介石卻下令停止進攻。這是一個永遠無法糾正的錯誤,蔣失去了戰略進攻的勢頭,共產黨軍隊得以喘息並重整旗鼓。蔣介石的軍隊從此再也未能到達哈爾濱。三年後,國軍被徹底打垮,餘部逃到了台灣。蔣沒能把握住稍縱即逝的歷史機遇,由此對亞洲其他國家造成的嚴重後果迄今仍未完全消除。
如何解釋蔣的行動?四個字:美國壓力。蔣的錯誤完全是因令人人尊敬的喬治·馬歇爾將軍的壓力造成的,馬歇爾當時正在中國執行一項不可能完成的使命--在國共之間調處和平。馬歇爾此人如何?毫無疑問,他是位出色的軍人和政治家,但他在中國則是角色不當、能力不足。這位勇敢可敬的人趟入了中國政治的混水,卻對之一竅不通;他試圖帶來和平,但他真正帶來的卻是冷戰在亞洲的開啟。這實在是件可怕而意想不到的事。
在日本震驚於蘇聯進軍滿洲和美國對本土的原子彈攻擊,而突然宣布投降的時候,沒有人想到共產黨會在中國取得勝利。當敵對行動忽然終止之時,共產黨大部龜縮在戰時根據地延安,遠離晉北戰場,基本沒有重裝備。而所有的外國列強(包括蘇聯在內)均承認在重慶的蔣介石政府是中國唯一的合法政府。
斯大林當然並不相信共產黨會取得勝利。《雅爾塔秘密協議》給予蘇聯軍隊在滿洲行政和軍事特權,卻沒有提及中國對滿洲的主權。事實上,19世紀末以來,俄國和日本一直在爭奪滿洲,因而許多人認為,莫斯科一定會吞併滿洲;而一旦滿洲掌握在敵對者手中,將會對蘇聯的遠東地區和在弗拉迪沃斯托克(海參威)的重要軍港構成威脅。既然歐洲已有類似的領土重新劃分以滿足蘇聯的安全要求,亞洲為什麼就不可以如法炮製呢?美國記者埃德加·斯諾寫的戰時暢銷書《人民在我們一邊》很可能是提供了最清晰的信號,幾乎可以肯定,斯諾獲得了內部消息,該書告誡讀者,莫斯科會在東北做出類似的領土變更。
問題是,中國政府對此方案堅決反對。中日戰爭最早因滿洲而爆發,中國絕不可能坐視蘇聯取日本而代之。因此,蔣介石和國民政府沒有將注意力集中於已經麻煩很多的中國本部,而是中國在東北的主權。
蔣介石在1925-1928年聲譽鵲起。作為軍事統帥,蔣認識到在中國北部出現了短暫的機會。蔣孤注一擲,把軍隊投入了一場閃擊戰式的軍事進攻--“北伐”,推翻了北京的軍政府,並在南京建立了中華民國國民政府。北伐是自古以來中國戰略家們所一直青睞的經典的速戰速決軍事行動。通過對“勢”的分析判斷,確定行動之“機”,用之以“謀”,也就是快速打擊;在武漢取得對北方精銳軍事力量的關鍵性勝利,然後連續攻擊直至最後勝利。蔣介石是中國歷史上從南方北伐統一國家的第二個領導人,這是卓越的成就。他的1946年收復滿洲之“謀”基本上是基於類似的考慮。
但蔣也是個有爭議的人物,雖然華盛頓是他不可替代的盟友,但他不被許多美國人所欣賞。他不講一句英文,對外國人態度僵硬和矜持:“生薑喬”史迪威--美國駐中印緬戰區指揮官對蔣十分鄙視,稱其為“花生米”。中國在蔣的領導下毀於一場無效的對日抵抗戰爭中,而蔣個人則應對猖獗的腐敗、黑市和國家暴力承擔責任。而未經一試的共產黨人則讓很多人感覺更好,包括不少頭腦清醒、善於辭令的外國人。
二
對於身處偏遠之地延安的共產黨人來說,1945年8月蘇聯紅軍進軍滿洲給他們帶來了戰略機遇。從戰略上看,延安毫無價值:中共從1930年代國民黨的“剿匪”戰役中逃離至此,它的最大優勢就是靠近當時處在蘇聯秘密警察的有效控制下、完全受制於蘇聯的蒙古人民共和國。如果國民黨再度威脅延安,蒙古將是中共最後的庇護所。
滿洲則完全不同。在戰略上,滿洲始終是控制中國關內廣大地域之關鍵:在歷史上,這裡是征服中原王朝的跳板,最近的一幕發生於1644年,滿人將此地命名為滿洲,派遣軍隊穿過關隘,占領了北京以及更遙遠地區,建立起大清王朝,直至1911年。因此,中共決定把行政機關和軍隊開進滿洲,隱身於蘇軍背後。事實上,蘇聯人幫助中共開進了滿洲,部分中共力量進入後部署在蘇聯控制的鐵路沿線。但有個問題:蘇聯對於滿洲屬於中華民國領土合法組成部分的說法並不當真,而對中共則完全不予以正式承認。
但紅色中國人與蘇聯人畢竟都是共產主義者,國際共產主義的兄弟,因而總會找到共處的辦法。中共軍隊被安排駐紮在省會城市之外,易名為“地方自衛武裝”,他們與蘇聯人建立了良好但“非正式的”聯絡渠道;蘇軍則阻止國民政府軍隊開進滿洲對日受降。
由於蘇聯在軍事上控制滿洲,中共得以立足並將主要精力用於建立強有力的行政控制網絡。起初他們並沒有集中力量擴充軍隊,而是在滿洲的每個村鎮建立黨的組織機構,也許他們期望蘇軍能夠永久地保護他們。與此同時,費盡心力想把蘇聯趕出滿洲的國民黨人,為讓蘇聯撤出滿洲,發起了密集的外交攻勢並最終取得成功,這一階段也讓蔣介石做出了攸關中國命運的決定。
假如蔣沒有與蘇聯和中共角逐對滿洲的控制,事情又會如何呢?亞洲局勢將會如何演變?答案是,除了業已由蘇軍在平壤扶植起來的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之外,“中華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一個類似東亞的東德,幾乎可以確定無疑地將出現在滿洲。但與毛和他的軍隊經過長期內戰於1949年建立的中華人民共和國不同的是,這個建立於東北的紅色中國將被蘇聯牢牢控制。
中共的許多領導人早年在蘇聯接受過教育;許多人依然把蘇聯看作是中國的樣板,他們相信,正如周恩來所言,“蘇聯的今天就是中國的明天”。甚至毛澤東這樣受教育不多、從未出國遊歷、與蘇聯沒有淵源的中共領導人,在冷戰之初也本能地朝蘇聯“一邊倒”。所以,幾乎可以確信,中共領導人將會安心於甚至是歡迎有這樣一個良機:在蘇聯的恩澤下,如同烏布利希的東德那樣,建立一個社會主義中國。中共把重心放在建立行政機構上,等於已明確告訴了我們,他們不會有更高期盼。
如果毛像南斯拉夫的鐵托那樣拒不順從,情況會如何?在東歐的共產黨領導人表現不佳時,他們經常會失蹤,或“被迫自殺”,或乾脆被拋棄。同樣的事情很可能也會發生在蘇聯控制下的中共代理國。毛對中共的控制絕非絕對,很多共產黨人仇恨毛。有明確的證據表明,蘇聯在1950年代初支持過滿洲反對北京的陰謀(編者註:指蘇聯想利用“東北王”高崗),那些陰謀失敗了。但是,如果是在蘇聯控制着滿洲的情況下,蘇聯很可能能夠成功地除掉毛。南斯拉夫不管怎麼說在地理上利於防守,它還有自己的軍隊,並且從來沒有被蘇聯控制過;而滿洲則被蘇聯團團圍住,蘇聯海軍和軍事設施在滿洲的合法存在甚至連國民政府也是確認無疑的。
更進一步講,在滿洲的“紅色中國”至少在初期幾乎肯定能夠運轉良好。與大部分中國腹地不同的是,滿洲十分富饒:土地肥沃,人口稀少;煤鐵等資源蘊藏豐富;日本人建立的工業體系保存完整;作為海上良港的大連與外部世界聯繫通暢,中東鐵路與蘇聯鐵路連接在一起。總之,滿洲的經濟已經十分發達。
隨着中國內戰的升溫,蔣介石的美國顧問建議他不要奪取滿洲。他們感到那樣會把戰線拉得太長,從而大大減少蔣控制中原的機會;莫斯科也許正指望美國人止於東北一線,以確保中國關內地域掌握在非共產黨政權的控制下。如此情形,勢必把中共推入莫斯科的懷抱。
邊界的確定會帶來睦鄰關係,這一點在戰後歐洲是很明顯的。盟軍和蘇聯紅軍推進到而非越過事先約定的界限,當地性情急躁的領導人,無論是共產主義者還是反共分子,都無此運氣把大國裹挾到衝突之中。唯一危險的模糊發生在柏林和南斯拉夫,而這些危機的發生都有其自身原因。除此之外,有可能發生衝突的世界上,這最強大的兩支軍隊之間關係卻是出奇地平靜。
如果亞洲問題事先得到謹慎處置,那麼與歐洲相同的事情也同樣會發生在亞洲。大國之間就可能達成協議,把中國分治為一個小的共產黨國家和一個大的非共產黨國家,如此結果將從毛澤東的手中,如同從金日成和胡志明手中那樣,抽掉將來把大國捲入地區性衝突的籌碼,這將會帶來一個更加和平的亞洲。
“是你們挑起的!”這是中共在1945年至1949年間,中國內戰爆發並升級為大規模戰爭後,對國民黨的一項重要指控,這並非沒有道理。正是蔣的滿洲遠征使整個國家陷入戰火。二戰結束時,蔣最好的部隊正在中緬印戰區,這是一支在東南亞叢林裡與日本人進行過艱苦卓絕戰鬥的勁旅,該軍在印度得到美國的重新裝備和訓練,中國最有才華和最勇敢的軍事將領就出自這支軍隊,最著名的是畢業於弗吉尼亞軍事學院的孫立人將軍。被投入到滿洲的新一軍和新六軍,如鋼鐵般勇敢頑強,有着共產黨軍隊所無法比擬的強大戰鬥力。此外,他們還配備有強大火力的炮兵,遠勝於只配備輕型武器的共產黨游擊部隊。蔣手中還有空軍,他對於掌握最先進的軍事技術十分着迷。在對日戰爭之初,蔣就大力支持克萊爾·陳納德將軍的制空權思想,羅斯福總統特使史迪威的地面戰思想則受到蔣的冷落。於是,一個仿效1920年代末“北伐”的計劃開始在蔣的頭腦中形成。中共則不期望在滿洲開戰,如果國民政府勸說蘇聯人撤離滿洲,隨之投入重裝備的中緬印軍,國民黨軍事力量將如諺語所說的刀切奶油那樣在滿洲斬斷中共;同時,蔣的空中優勢也會克服亞洲陸戰的天敵--後勤障礙。通過空中運輸,蔣一定能夠把軍隊投入到中共軍隊背後,從而把分散在廣大地域的軍事據點連接在一起,並對之恢復供應。
這一遠景與20年後美國在越南採取的措施並無不同。起初,蔣的計劃似乎開始奏效了,蘇聯人同意撤離,國民黨從1945年秋開始通過空中投入軍隊,碾碎一切阻擋在眼前的力量。共產黨軍隊對此大為震驚,既毫無準備,也無裝備應付這種作戰方式。國軍沿着鐵路線向北推進,在滿洲中部的關鍵軍事要塞四平街打了一個月的壕溝戰,直至中共軍隊戰線崩潰;中共軍事統帥林彪面對國民黨軍火力,發起一波又一波人力攻擊,其中包括10萬名長春工廠的工人,這完全是絕望之舉。到5月,中共軍隊的半數,即4萬人陣亡,林彪則逃往北滿。
接下來發生的事情非常像希特勒著名的“停止進攻命令”,希特勒下令德國國防軍停止進攻已經被包圍在敦克爾刻的潰敗的英軍,從而把一場本來可以成為德國決定性勝利的戰役變成了戰略性的失敗。馬歇爾將軍此時正試圖在蔣的國民黨和毛的共產黨之間達成和平,這是根本不可能實現的使命,也沒有任何協議規定國民政府不會進攻滿洲。共產黨在談判中拼命反對,堅稱蔣的突然襲擊破壞了達成和平解決所必須的信任與合作。馬歇爾在1946年1月斡旋達成停戰,但很快戰事又起;於是中共向馬歇爾施加壓力,要求他採取行動,因為他們知道現在有能力阻止蔣的不是中共的軍隊,而是馬歇爾。馬歇爾聽了進去。作為蔣介石唯一盟友的美國,是戰後世界廢墟上最富裕的國家,擁有壓倒性的實力,馬歇爾本人也有一些不現實的想法,他向蔣施壓要求軍隊停止推進,蔣不得不從。
當滿腹狐疑的前線將領們懇求蔣重新考慮他的決定,告知國軍一旦奪取哈爾濱,將意味着在滿洲取得對中共的全面勝利時,蔣勃然大怒。他對最高指揮官說,“你們說奪取哈爾濱易如反掌;可是,如果你們知道為什麼我們不奪取哈爾濱的原因,你們就會明白為什麼這樣做一點也不容易。”事後,蔣把放棄攻取哈爾濱看作他與共產黨打交道時犯下的最嚴重的錯誤。
假如中共領導人拒絕了馬歇爾的主張,人們可以想象得到,蔣介石將會成功給中共以致命一擊,從而把一個既成事實呈現在世界面前。屆時,不僅華盛頓、還有莫斯科都會站在蔣一邊。或者人們還可以想象,蔣在最初獲勝後情況開始逆轉,共產黨重新組織力量,攻擊蔣被拉長的補給線。但即便如此,可以肯定的是:停止進攻的決定使蔣失去了在軍事上贏得戰爭的一個重要機會,國軍軍事進攻的勢頭由此失掉了。如同西塞夫斯,國軍幾乎推進到滿洲的頂部卻放棄了,以致功敗垂成,開始走下坡路。
三
假如,現在我們設想蔣沒有爭奪滿洲,而是把軍隊集中於中國關內地域,力量則會強大得多,這可能是決定性的優勢。進一步說,為此中國與蘇聯和美國的關係也將會大為改善。假如中國關內的戰鬥持續下去,馬歇爾就會把憤怒轉向中共;而蘇聯在看到蔣允許其實際控制中國東北後,很可能與蔣合作,把中共軍隊和政府約束在東北邊界以內。隨着毛建立政權和發展經濟,並與蘇聯的西伯利亞和遠東部分在管理與經濟上日益融為一體,毛的軍隊則不得不仰蘇聯在滿洲駐軍之鼻息。
進一步說,這將符合夢想統治整個中國的中共大多數領導人(即便不是毛本人)的心願。在他們看來,雖然不能排除在全中國爆發革命的可能,正如蘇聯經濟學家充滿信心地預測的,全國革命的發生只不過是被推遲到全球資本主義的崩潰,那時革命就瓜熟蒂落了。這曾經是法國共產黨請求在納粹失敗後奪取政權時斯大林發表的見解。他說,等幾年,經濟規律會起作用,世界危機正在到來;同時,沒有必要去刺激英國和美國。
當然,有關經濟危機的權威說辭是錯誤的,包括斯大林和許多美國經濟學家在內的許多人所期待的二戰後將發生的全球衰退,並沒有像一次大戰後發生大蕭條那樣接踵而至。相反,自由市場經濟緩慢復興,繼而出現了奇蹟般的局面。德國迎來了經濟奇蹟--“Wirtschaftswunder”,日本從被占領時期的簡單加工躍進到高技術、高質量生產的最高工業化階段。香港,毗鄰中國最南端的一個沉睡不醒、人口稀少的殖民地港口,從極端貧困發展到相對富足,到20世紀末,香港人均收入超過了它的殖民地主人。
假設蔣沒有進攻滿洲,那麼就會出現穩定的分治局面。東亞最大的經濟中心-上海將會在1950年代實行貿易開放,而不是被排外的中共政權和西方在冷戰中對華禁運封閉住國門。長江流域巨大的市場、資源、人力和物資將與其他經濟體共同造就亞洲經濟奇蹟。在中國於1980年代放棄最糟糕的共產主義經濟政策,實行對外開放時,中國取得了驚人的成就-兩位數的增長率,出口大規模增加,經濟欣欣向榮。如果中國關內地域掌握在國民黨手中,這一切本可以在20年前就實現的。
而且經濟的繁榮將會如同德國和朝鮮半島發生的那樣,改變中國的戰略平衡。在朝鮮半島,北方傳統上是工業區,而南方則是農業區,因此,分治最初對北方有利;但南朝鮮最終完全壓倒了北朝鮮,到1990年代時,共產主義的半壁江山饑饉遍地,而南部則是個繁榮興旺的民主國家。同樣,東德經濟的失敗和西德經濟的成功為兩國1989年之後的統一鋪平了道路。
滿洲是中國的重工業、採礦、鋼鐵製造的中心地區,在最初中國本部無法與之相比,到1960年或1970年時,中國的南方地區幾乎可以肯定會遙遙領先。正如共產主義在其他地方繼承或創造的工業資源,社會主義管理下的滿洲很快會變成生鏽的垃圾場,而南方則肯定會成為“龍經濟”。
蔣和國民黨人在付出最初的代價後會得到多得多的報償,到蔣介石總司令1975年去世時,他領導下的中國將決定性地令東北的“紅色中國”相形見絀。當前國民黨統治下的袖珍台灣與北京之間的關係格局將會根本扭轉,隨着“紅色中國”在市場、投資和技術依附於繁榮的南方鄰居,並日益受到空中電波以及自由得多的南中國的影響時,撬動歷史的槓桿將幾乎完全掌握在非共產黨的中國關內當局的手中。正如德意志民主共和國之於西德,“中華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到1970年代就會四面楚歌。
但歷史事實是,中國沒有出現分治,蔣把軍隊投入了滿洲。在他採取這一行動時,他的夢想就開始坍塌了。認為“停止進攻命令”是蔣介石最大的挫敗,這一點是有爭議的,然而其他的危險不過是隱藏在表象之下。指望共產黨軍隊僅僅是拼死衝殺而後敗走麥城是不現實的,滿洲是他們的必爭之地,因為他們沒有選擇,只有戰鬥在孫子所曰的“死地”。而他們的確堅持死戰,數十萬中共將士戰死於1946年至1948年間的長期消耗戰,中共軍事統帥林彪在自己的軍隊血流成河之後阻止住了國軍的進攻。林彪和中共竭其所能改進其武裝,使其與國軍的優勢比起來不相上下。蘇聯以及日軍丟棄的重炮被編組進中共軍隊,為此還成立了炮兵學校。隨着中共裝備的重型化,戰鬥對各方來說都變得異常殘酷、代價高昂。蔣的軍隊不再擁有超過對手的軍事裝備,當中共的高射炮瞄準國軍空中運輸線的時候,連接國民黨占領的滿洲城市之間的關鍵交通線被切斷,數十萬國軍精銳喪失了戰鬥力。他們守衛着過於漫長的戰線,被牽制在無謂的消耗戰中,無法集中兵力,主動出擊,以扭轉戰局。
中共在滿洲據有兩大優勢:其一,滿洲是其主戰場,他們可以集中力量、傾力一搏,而蔣則不得不在中共隨時發起進攻的時候,狼奔豕突於中國全境。其次,蘇聯在北滿的地位給予了共產黨軍隊有效的庇護,中共軍隊可以輕易得到補給,必要時則躲在蘇聯身後。與此相比,國民黨的海空交通線則十分薄弱,很容易被破壞。中共在其關內根據地淋漓盡致地發揮其優勢。在山東,他們發起游擊戰,擊退了本來可以調往滿洲的國軍的進攻;他們在全國範圍內把國軍牽制在陣地防禦戰中,並且在鞏固自身的常規力量之後,對國軍逐步蠶食消滅。其結果就像是白蟻對一幢一度堅固的建築物的攻擊。從1945年至1947年,表面形勢似乎對國民黨並不壞,國民黨取得了一系列看起來令人矚目的勝利,但軍事上的勝算正在發生逆轉。隨着時間的推移,國民黨越來越虛弱,而中共則日益強大。1948年,滿洲淪陷,數十萬國軍被切斷分割在幾十個孤立的據點,最終被迫投降。國軍本可能在中國本部贏得勝利,但時過境遷。1949年,已占據優勢的中共軍隊發起了一系列強大攻勢,導致國民黨的軍事大廈最終轟然坍塌。
震驚於共產主義在中國的勝利,即著名的“失去了中國”之說,導致了麥卡錫時代的開啟,這是美國冷戰時期最殘酷的年代。其後,也就是幾個月後的1950年6月,北朝鮮入侵了南朝鮮。這場危機比歐洲發生的任何一場危機都要嚴重得多,導致美國與莫斯科的關係降到了冰點。
我們現在已知,共產主義在中國的勝利刺激了金日成對漢城發動閃擊戰。我們同樣知道,斯大林與毛澤東一致同意入侵南朝鮮,兩人都相信金日成很有可能成功。華盛頓曾經對中國的淪陷作壁上觀,現在怎麼可能在弱小的南朝鮮遭受侵略時袖手旁觀呢?但是,如果中國成功實現分治,那麼,金日成永遠也不會制定他的入侵計劃。假設金日成做此計劃,中國的分治局面豈不是能夠確定無疑地阻止之?朝鮮戰爭使得冷戰變得冰冷,假如沒有蔣的滿洲賭博,這場戰爭根本打不起來。防衛台灣也在莫斯科與華盛頓關係之間打進了楔子,如果沒有共產主義在中國的勝利,那麼永遠不會有台灣問題。最後,毗鄰一個反共的中國,越南則永遠也不會赤化。中國顧問團、物資供應和提供的積極庇護,是越盟在奠邊府取得對法國勝利的決定性因素。沒有越南的分裂,美國就不會捲入越南戰爭,那麼,冷戰就不至於惡化。的確,冷戰中的“戰爭”幾乎全部發生在亞洲,並且都源於共產主義在最大的亞洲國家中國的勝利,亞洲成了推動冷戰從危機走向危機的馬達。
假如歷史上出現的是一個更為溫和的冷戰,一個更廣闊、更強大的非共產主義世界,亞洲經濟更早更快的復興,在蘇聯東部邊界東歐共產黨國家的大破產加之“紅色中國”的失敗,林林總總,在我們的反事實推理中,這些都將促成共產主義更早的垮台,以及冷戰更徹底的終結。容忍在滿洲建立一個“紅色中國”代理國,將耗盡蘇聯的財力,共產黨政權將會變得越發虛弱不堪;如果毛被剪除,一個魅力和毛無法匹敵的中共領導人,會在蘇聯支持下被扶植上台。到了1970年代,歷史將為“自由中國”從經濟、政治、社會等各方面消化“紅色中國”搭好舞台,正如西德戲劇般吞併東德那樣,這一切也許會發生得更早些。具有諷刺意味的是,當時的蔣介石和國民黨人都認為,如果放棄滿洲,將無法挽回地導致國家永久性分裂;而歷史的結局恰恰是,如果不進軍滿洲,蔣介石及他的政權就能夠最終完成他們長期追求的實現國家統一的目標。
編者說明
本文英文標題為:China without Tears: If Chang Kai-shek Hadn’t Gambled in 1946
此文譯自Robert Cowley ed., What If...? Vol. 1, The World's Foremost Military Historians Imagine What Might Have Been (What If...?), Simon & Schuster Audio, 1999。
(原刊於《當代中國研究》09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