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伐林: 蕭燕談蕭軍（下）：可以是奴隸，決不當奴才

送交者: 高伐林 2010年05月30日06:53:52 於 [史地人物] 發送悄悄話

【提要】關於中國知識分子在二十世紀下半葉迄今，集體人格扭曲、畸變的過程，現在成為熱門課題。不少人說，這一過程濫觴於延安整風。而1949年6月東北局開展的對蕭軍的三個月批判，成為中共建國後連續不斷的政治運動的先聲 　　（續上篇）關於中國知識分子在二十世紀下半葉迄今，集體人格扭曲、畸變的過程，現在成為熱門課題。不少人說，這一過程其實濫觴於延安時期整風運動。 “精神流浪漢” 　　北大教授錢理群說：那一天，蕭軍在陝北公學的操場上，和毛澤東與陳雲、李富春、成仿吾等中國領導人一起會餐。在塵土飛揚的大風中，輪流共喝一個大碗裡的酒，開懷暢飲，高談闊論，放聲大笑。那股“大風起兮雲飛揚”的豪氣迴蕩胸間，蕭軍對中共和毛澤東始終懷有一種特殊的感情，與他這一“最初印象”恐有關係。毛澤東曾寫信給蕭軍說“你是極坦白豪爽的人，我覺得和你談得來”。毛澤東與延安時期的共產黨人，作為舊中國的反叛者，在某種意義上，也都是“精神流浪漢”，和蕭軍確有相通之處。 　　但是蕭軍和其他知識分子又不同。錢理群講得很精闢：蕭軍到了延安，卻並不以延安為生命與精神的最後歸宿；對於真正的流浪漢，精神“聖地”永遠只在“遠方”、在彼岸。在他們看來，任何現實生活中的絕對的、凝固化的“聖地”，都是虛幻的，他們有一種近乎本能的警惕。 蕭軍第一次到延安時就是這個形象。他在精神上更是一位“流浪漢”。（蕭燕提供） 　　蕭軍愛唱歌，每天早上都要去延河邊唱個痛快。他甚至親自設計、定製了一件俄國式襯衣，繡上白色花邊，胸前還紥上綠樹枝的圖案……這一切都使蕭軍在邊區顯得鶴立雞群，與眾不同。這種與眾不同，讓人側目，孕育着危險，他卻渾然不覺。 　　可以想象，一個具有他這樣特立獨行個性的文人，與革命隊伍講求黨性、鐵的紀律、步調一致，其間註定要發生水火不相容的衝突。蕭軍與周揚之間就起了摩擦：1941年6月，《解放日報》連載周揚文章《文學與生活漫談》，引起艾青等人不滿，他們討論後要蕭軍執筆，寫成“商榷”文章。蕭軍本來對此興趣不大，但寄給《解放日報》被退了回來，使他憤憤：太不公平，太不民主了，就將周揚文章和自己的文章一起送給毛澤東。毛提示說：《解放日報》不給登，你不是自己辦了一份《文藝月報》嗎！於是就在《文藝月報》第8期上登了出來，其中尖刻挖苦的句子，周揚看後必不好受。 做不做得到“個人無條件服從組織”？ 　　 整風期間，批鬥作家王實味，後來以莫須有罪名處決，是躍躍欲試要奪取政權的政治力量，用暴力壓服思想不馴、不“純”的知識分子的典型事件。蕭軍看似偶然，實則必然地被捲入到這一事件之中。 　　王實味於1937年從上海奔赴延安後，在中央研究院（前身為馬列學院）任特別研究員，四年間他翻譯近200萬字馬列經典。但他有一支雜文利筆，還辦了份壁報《矢與的》，對延安的不良現象尖銳抨擊，最着名的就是《野百合花》，其中有諷喻抗日前方炮火連天，而延安卻上演京劇《玉堂春》、周末跳交際舞的辛辣名句：“歌囀玉堂春，舞回金蓮步”！這些文章，被重慶、西安那些與共產黨明爭暗鬥的國民黨勢力拿去做攻擊邊區的“炮彈”，邊區這邊批判、審查王實味，王氣憤之下，提出要“脫黨”。 　　蕭軍並不認識王，但他熟悉的作家李又然很欣賞王實味的才華，看到王運交華蓋，他知道蕭軍同毛澤東的交往，懇請蕭軍去向毛反映。蕭軍真的去找毛澤東。想不到毛一聽談王實味，馬上封門：“這件事你別管”。蕭軍解釋：我並不想管，是有位朋友叫我來問問。毛說：“聽說王實味有‘托派’嫌疑，正在調查，這件事你最好別管！”在當時，“托派”是跟“日本特務”一樣殺頭沒商量的罪名。蕭軍聽毛澤東這麼說，就不再提了。 　　中央研究院批判王實味，“文抗”派一些作家當代表去旁聽，蕭軍、王德芬夫婦也被動員去了。王德芬寫道：幾百個人圍了一圈，王實味坐在躺椅上病病歪歪。“大家向他提出質問，他剛一說話就被大家打斷了，剛一回答又被大家止住了”，坐在後邊根本聽不清前面的人說些什麼。蕭軍忍不住大聲說：“讓他（指王實味）把話說完再批判也不晚啊！”會場上人們的目光一時集中到蕭軍身上，他也毫不在乎。 　　散會後蕭軍跟人議論說這種批判是“往腦袋上扣屎盆子”（王德芬記憶中他說的是“簡直像狗打架倒尿盆”）。不料被女作家陳學昭聽到，向“文抗”黨組織匯報了。幾天后，中央研究院派郭小川、金燦然等四名代表到蕭軍住處提出抗議，指責他破壞批判會，要他承認錯誤，賠禮道歉。蕭軍勃然大怒，斷然拒絕其要求，將四名代表轟出門去。他余怒未息，即刻寫了一份題為“備忘錄”的材料，交給毛澤東。他自己也留了底，在整風小組會上念了不算，1942 年10月19日，在延安中央大禮堂舉行魯迅逝世六周年紀念大會，他是主席團成員，又是魯迅研究會總幹事，輪到他發言，蕭軍當着兩千多人，出人意料地掏出《備忘錄》公開宣讀一遍。這下惹火了也坐在台上的主席團成員——丁玲、周揚、柯仲平、李伯釗、劉白羽五名黨內作家和陳學昭、艾青兩名黨外作家，輪番上陣，與他辯論。蕭軍不信邪，不怯陣，以寡敵眾，從晚上8點一直辯到凌晨2點，會場上鴉雀無聲，無一人退席。大會主席吳玉章最後站起來勸解：“蕭軍同志是我們共產黨的好朋友，我們一定有什麼方式方法上不對頭的地方，才使得蕭軍同志發這麼大的火，我們應該以團結為重，自己先檢討檢討。” 　　吳老的話使蕭軍感到溫暖，他想起毛澤東叮囑他“要故意強制地省察自己的弱點”的話，便盡力心平氣和地說：“我先檢討檢討，百分之九十九都是我的錯，行不行？那百分之一呢？你們也想一想是不是都對呢……” 　　誰知丁玲劈頭一句：“我們一點也沒錯，你是百分之百的錯！告訴你，蕭軍，我們共產黨的朋友遍天下，丟掉你一個蕭軍，不過九牛一毛……” 　　蕭軍剛剛平息的怒氣，立即再次爆發，騰地站起來說：“百分之九十九我都攬過來了，你連百分之一的錯都不肯認賬！那好吧，你們既然朋友遍天下，我這個‘毛’絕不去依附你那個‘牛’；你那個‘牛’，也別來沾我這個‘毛’，從今天起咱們就他媽的拉、蛋、倒！”蕭軍用右手重重地頓了三下，拂袖而去。 　　這次會後，蕭軍無形中已被視作“同情托派分子王實味”了。給蕭軍後來的政治和文學生涯，蒙上一層濃重的陰影。 　　六十多年後的今天，蕭燕對我分析說： 　　我覺得根本癥結是“黨同伐異”：入黨之後就一切要聽“組織”的，“組織”說好就是好。周海嬰曾說他母親許廣平有時也不理解“組織”，但是，不可能懷疑“組織”——黨怎麼會犯錯誤？！所以她只能反省自己有毛病，自己跟不上形勢，只能儘量改造自己——當時的宣傳是“黨是絕對正確的”，這些觀念對人們頭腦潛移默化，一點點積累。“延安整風”現在有很多人在罵，當時我父親認為中共確實應該“整風”，但整出這麼多“特務”，很多都是屈打成招！老畫家張仃現在的老伴當時才十幾歲，是“紅小鬼”，她說當時也不懂啊，跟着胡說八道——也幸好當時小，什麼都不懂，所以就沒摻合進去。張仃當時在高台上就被推下來，他女兒喬喬當時給父親送飯，還記得那些事。一入黨馬上人就變，“六親不認”，所以我父親說他不願入黨，他做不到“個人無條件服從組織”麼！ 　　不過——蕭燕又說——他父親還是認為，當年延安那批人，包括丁玲那樣的人，唯我獨“革”也好，投井下石也好，他們畢竟還有變革社會、拯救民眾的理想。現在這一代共產黨人呢？很多人蛻變成了奔着好處去的幫派，他們的“理想”是什麼？就是撈權，撈利，撈錢！我父親後來很理解丁玲，他說大家當時都年輕，都會犯錯誤，不管怎麼說都還有超越於個人利益的信念。“文革”中有人來找蕭軍，想借魯迅所說的“（國民黨）政府在養她”將丁玲打成“叛徒”。蕭軍說：“丁玲如果被國民黨關起來了，那也是‘政府在養她’，並不一定是叛變了”。後來丁玲的老伴陳明出回憶錄，就說對蕭軍這點很佩服——自己沒有“解放”，還為批判過他的丁玲說話，很難得！ 剛入黨就成了“反蘇、反共、反人民” 　　蕭軍對毛澤東發動“文革”頭一批要打倒的彭真，也是這樣，全然不顧日益逼近自己的危險，堅持認為：“彭真是一位受人尊崇的老革命！” 　　蕭軍與彭真之間的友誼，始於延安時期，經毛澤東介紹而相識。 　　毛澤東幾次要蕭軍入黨。王德芬書中說：“越說越興奮，毛主席忽然對蕭軍說：‘蕭軍同志，你改改行好嗎？’‘改什麼行？’‘入黨，當官！’‘哦，不行，不行……’”蕭軍推辭了。 　　蕭燕介紹：後來彭真受毛的委託，專門找我父親談，說“你是魯迅的弟子，又是知名作家，影響力很大，你不入黨不好。”蕭軍說：“入黨，我不是那材料；當官，我不是那坯子，還是獨來獨往比較好。” 　　1944年3月，蕭軍因忍受不了一些小官員的刁難，拖家帶口到延安縣劉莊的山溝里，度過了一段艱苦而又坦然的山野村民生活。毛澤東後來派胡喬木去找他回來。他前往拜訪了時任中央黨校副校長的彭真，針對毛澤東兩年前力勸他“入黨”的提議，首次鄭重提出申請，還把自己在劉莊鄉下寫的日記給彭真看了，讓“黨”了解自己的申請動機。彭真當然高興，表示熱烈歡迎。這一次談得也很融洽。但是，最後彭真問：“黨的原則是少數服從多數，下級服從上級，地方服從中央，領導你的人工作能力不一定比你強，你能夠做到具體服從嗎？” 　　這下點到了要害。蕭軍毫不掩飾地答道：“不能！我認為不對我就要反對！更不能服從、照辦！誰要是命令我、支使我，我立刻會產生一種生理上的反感，這是我的弱點！難以克服的弱點！” 　　蕭軍再次穎悟到這個問題“難以克服”，便自己撤消了入黨要求：“看來，我還是留在黨外吧，省得給黨找麻煩。” 　　朱鴻召著《延安文人》中說：在延安知識分子中，蕭軍是少數幾個經歷過整風運動而沒有被完全改造了的知識分子之一。大多數文人經過整風，都不同程度地開始甚至完成了“皈依”過程，蕭軍卻“冥頑不靈”：還是個“精神跋涉者”。 蕭軍畢生崇敬魯迅先生。（蕭燕提供） 　　1945年8月日本投降，9月，毛主席、黨中央派彭真等去東北地區建立政權，蕭軍也要求回東北工作。11月中旬，蕭軍隨同周揚等率領的魯藝文藝大隊踏上回鄉旅程前，到毛澤東住處辭行。毛澤東當着朱德和劉少奇的面說：“聽彭真同志說你有過入黨的要求，我們歡迎你！到了東北，如果考慮成熟了，可以向東北局提出來！”毛邀他一起去朱德家共進午餐，飯後將蕭軍送到大路旁揮手告別。 　　1946年8月，中共東北局作出決定：任命蕭軍為東北大學魯迅藝術文學院院長。受彭真委託，蕭軍為哈爾濱各單位、機關、學校作了60多場演講，聽眾達七、八萬人之多。蕭燕說：我父親作為魯迅的弟子，從延安來，演講主要就是讓年輕人擺脫滿洲國殖民思想。 　　1947年初，在彭真過問下，滿足蕭軍的期望，支持他辭去魯迅藝術文學院院長，創辦了魯迅文化出版社和《文化報》，擔任主要負責人。1947年7月25日，蕭軍寫信給東北局宣傳部部長凱豐，再次申請入黨：“我個人感到現在已是我走入共產黨的時期了——主觀和客觀條件已經到了應該解決的時期了，因此我今天鄭重提出，請求加入共產黨”。 　　此事很快由已調任中共中央組織部長的彭真向毛澤東作了匯報。８月，中共中央、毛澤東批准蕭軍為中共黨員，並由東北局正式通知他：可以參加所在黨小組生活了。 　　然而，天有不測風云：就在這個當口，實際由高崗主政的東北局發動了與蕭軍的論戰，很快就變成了猛烈批判；魯迅文化出版社和《文化報》被停辦，他被撤消了一切職務，下放撫順礦山“體驗生活”。參加黨組織生活一事也成了泡影。 　　蕭軍自己認為：如果彭真還在東北，不致於如此。從五十年代彭真對蕭軍的關照看，蕭軍的推測或許不錯。蕭軍因東北局不給轉組織關係，一直沒有收入，在北京靠借貸度日，全家陷於絕境。他潛心鑽研掌握了正骨、針炙、按摩等醫療技術，1959年決定棄文從醫。這時突然被安排到北京市戲曲研究所任研究員，每月發給生活費110元，養活了家小，就是因為彭真針對他的情況發了話：共產黨是不能餓死人的，總得給出路，而且他又是《八月的鄉村》的作者，影響面很大。 　　但以蕭軍的秉性，如果不肯改變，與當權者的衝突和決裂在所難免。何況，彭真身處險惡的政治江湖，到1966年，他不是自身難保了麼？ 　　蕭燕說：在東北，其實高崗也不是要整我父親這個人，他主管東北，就是要造出統一的一種聲音。直接出面整的，是東北局宣傳部副部長劉芝明。我父親又演講又辦報，在東北掀起高潮，東北局看到後，覺得他跟他們“搶生意”，馬上辦了一份《生活報》，任命劇作家宋之的當主編，唱起對台戲，大批我父親。 　　宋之的在“三十年代”是“國防文學”陣營的，而蕭軍當年是在魯迅舉起的“民族革命戰爭的大眾文學”旗幟之下。 　　唇槍舌劍之時，《生活報》報頭畫上出現一隻鐵拳——在後來幾十年一次又一次思想文化批判運動中，大家對鐵拳司空見慣了，但在當時它頭一回出現，卻令人悚然。蕭軍當即問道：你們是不是“欲使蕭軍及《文化報》”“身為齏粉”？ 　　蕭燕認為：東北局的定性，主要認為我父親跟共產黨在爭群眾。所謂“反蘇”，是因為當時蘇聯紅軍在東北幹了許多壞事，包括把瀋陽、哈爾濱的機器、撫順的礦井設備拆的拆、毀的毀——當時蘇聯軍隊裡有許多是白俄士兵，有些是囚犯，斯大林放出來打仗賣命，這些人為非作歹。我父親認為：你蘇聯對我們要一律平等，不能以“老大哥”自居，欺負我們——這就是“反蘇”。 　　第二是“反共”。當時共產黨到東北搞“土改”，採取了很多像“清倉出戶”、“滿門抄斬”的政策。在內地，你家有20畝地，你就是地主，在東北這算什麼？二百埫地都不應算地主。但是當時把關內許多政策用到關外，把“地主”拉出去斃了，把老婆都分給貧下中農當老婆了。這種事幹了很多。彭真專門為這寫了《東北土改的若干問題》，專門出了書。我父親看見很多這種事情，批評說你們不能這樣搞，關內的政策在關外要因地制宜，不能照搬——這就是“反共”。 　　所謂“反人民”，就是他當時提出了很多想法，要轉化“滿洲國殖民思想”。 　　東北局《生活報》連續發表八篇社論，組織作家與讀者大寫批判文章，對蕭軍及《文化報》進行了有組織、有計劃的大規模聲討，扣上“挑撥中蘇民族仇恨”、“反對人民的解放戰爭”的大帽子，指責蕭軍自居“救世主”，“故意的遺忘”“共產黨是人民的救星這一基本真理”。 　　蕭軍不知厲害，一如既往，無所顧忌，痛加反擊。而在他的批判者們看來，這是在與整個黨負隅頑抗！“攤牌”到來了：1949年5月，先由東北文藝協會作出《關於蕭軍及其〈文化報〉所犯錯誤的結論》，後由中共中央東北局發布《關於蕭軍問題的決定》，給蕭軍作出了“用言論來誹謗人民政府，誣衊土地改革，反對人民解放戰爭，挑撥中蘇友誼”等“反蘇，反共，反人民”三頂大帽子的組織結論。一個黨的高級機構對於批判一個文化人竟如此重視有加，如此煞有介事：從1949年6月開始，在全東北地區黨內外，各機關、學校、單位，大張旗鼓地開展長達三個月的“對於蕭軍反動思想和其他類似的反動思想的批判”，成為中共建國後全民性連續不斷的大批判運動的先聲。 　　蕭軍不可能不想起王實味的前車之鑑。蕭燕告訴我：朝鮮戰爭即將爆發時，我父親對我媽說：“帶着孩子趕快走！戰爭一爆發，我可能馬上就會被斃掉！”我母親帶着四個子女來到北京，寄住在我姥姥家，我父親1951年才過來。 《人與人間——蕭軍回憶錄》從童年寫到1949年他在東北辦《文化報》受到中共中央東北局的大規模批判。（蕭燕提供） 　　蕭燕說：劉芝明主編了一本《蕭軍思想批判》，匯集了當時在東北報紙上批判蕭軍的文章。劉芝明自己也要批蕭軍，但沒看過我父親的文章，居然來找我父親要。我父親將全套報紙文章全給他了。他寫完批判文章後給我父親看，問“覺得怎麼樣？”我父親說：“不怎麼樣！若是我批判蕭軍，就不這麼寫。你把蕭軍比作狼、蟲、虎、豹，還有什麼老鷹、獅子等凶獸，但凶獸畢竟不是吧兒狗！魯迅說過，自己的血肉寧願餵鷹餵虎，也不給吧兒狗吃，養肥了癩皮狗亂鑽亂叫，可有多麼討厭！”蕭軍離開東北時還對劉說：“咱倆的帳沒完！不過今天不跟你算了，二十年後再看！” 　　筆者查到，劉芝明早年曾到日本早稻田大學留學，延安時期擔任中央黨校教務處主任、延安平劇院院長等，去東北後擔任東北局宣傳部副部長、東北人民政府文化部長、東北文協主席。1953年後，當過文化部副部長、全國文聯副主席兼秘書長。他是平劇《逼上梁山》《三打祝家莊》等的作者之一，應該說，對藝術並不是完全外行。蕭燕說，很多人對劉芝明的印象很壞，據說他後來死得也很慘…… 　　學者謝泳寫過一篇文章談蕭軍在東北挨批判的公案，他說：批判作家，在延安知識分子中是有傳統的。蕭軍“雖然是真正的左翼，而不是那種見風就轉向的左翼作家。他在延安的時候，就是一個有獨立思想的人”，“對蕭軍的批判，方式和方法都是從延安過來的，主要特點是把文藝思想等同於政治思想，而且預設自己絕對正確，不許被批評的一方還手，除了這些以外，還對批判的對象進行組織處理。” 　　例如丁玲的批蕭文章，從用詞到舉例，基本都是“延安新意識形態”的體現：“蕭軍的個人英雄主義在群眾面前已經徹底垮台了，紙老虎已經拆穿，人們看到他不是什麼了不起的人物，而是一肚子腐化的、墮落的、反動的東西。”這些話和“反右”時周揚批判丁玲的話基本一樣，也與“文革”時姚文元批判周揚的話基本一樣。丁玲、周揚、姚文元都想不到對別人的批判，過不了幾年就落到自己的頭上。謝泳寫道：“大家在這樣的意識形態下生活，自以為找到了真理，其實是不但失去了良知而且失去了獨立的人格，最後與早年被自己所批判的對象同歸於盡，甚至結局常常更慘，這不是因果報應的循環，而是一種意識形態所內含的必然邏輯。” 可以是奴隸，決不當奴才 　　蕭燕排行老五，除了他，其餘兄弟姐妹都在國內。蕭燕一一說起他們名字的來歷：大姐蕭歌，因為我爸爸喜歡唱歌；大哥蕭鳴，他小時候哭聲特別響亮；二姐蕭耘，她出生在延安大生產時，由我爸爸親自接生；三姐蕭濱，生在哈爾濱；然後是我，蕭燕，生在北京；下面大妹蕭玉，她生下來很白；再一個妹妹蕭黛，長得黑，17歲就在“文革”中去世。她因為是“狗崽子”，想參加紅衛兵得有“突出表現”，她就參加紀念毛澤東暢遊長江游泳訓練，患尿毒症感染死了……這是我爸爸最痛苦的事。中間還有個蕭小紅，是為紀念蕭紅取的名，在哈爾濱時病死了。 　　蕭軍出生六個多月的時候就喪失了母親。母親非生病而死，而是挨他父親一次毆打，不堪忍受，服毒自殺。蕭軍幼年時，別人問他“你長大了幹什麼”？“給媽媽報仇！”他父親不禁哀嘆：“這不是我的兒子，這是我將來的敵人，冤家啊！”蕭軍自小就是叛逆者，學了武術，父親打他，他就不客氣地對打，父親給他定論：“他學徒，會打死師傅；學買賣，能氣死掌柜！” 　　蕭軍進了張學良開辦的東北陸軍講武堂，他仍不安分，被打手板、關禁閉，好容易熬到臨近畢業，卻又因打抱不平，與中隊長發生衝突，他盛怒之下，掄起手中鐵鍁差點將中隊長劈死，被講武堂開除。 　　“文革”中他被關押批鬥，“革命群眾”大喝一聲：“牛鬼蛇神，站起來！”蕭軍紋絲不動。有人要上前拖他，他一聲怒吼：“誰上？你們敢動手動腳，我與你們同歸於盡！”他們果然不敢動了。 1967年，失去自由許久的蕭軍被允許回家兩天，照了這張全家福。前排坐者為蕭軍及夫人王德芬，第二排右一為蕭燕。（蕭燕提供） 　　蕭燕說：毛澤東喜歡我父親這種性格，但是，他沒掌權以前需要朋友，掌權以後他更需要奴才——我父親和蕭紅在魯迅身邊出書的時候，需要起一個名字，他們說叫“奴隸社”，魯迅先生叫好，說“奴隸”比“奴才”好，奴隸有反抗性，奴才則是順從的。毛澤東後來需要的就是奴才。而父親，依然不當奴才，他對當官兒的常說一句話：“你就是狗尿苔長在金鑾殿上——長的是地方！” 　　毛澤東當年親自審閱刪改後發表的《論同志之“愛”與“耐”》，五十年代中期卻成了蕭軍的罪證、被批判的靶子。毛澤東對蕭軍態度的這種變化，反映了他自己走向反面：當毛澤東自己也是反叛者時，他青眼看蕭軍；但當毛澤東自己建立了新的社會秩序，就對蕭軍投以白眼了！ 　　當然，蕭軍也不是一成不變。蕭燕曾經給上海《東方早報》記者講述過父親的變化：年輕的時候氣盛，到老了性格上收斂不少。蕭燕18歲時在山西插隊，父親送給他的生日禮物是一條皮帶，還用毛筆在上面寫了“約束”兩個字，告訴他說：“男孩子要有約束自己的力量，要有責任感。”蕭軍還提倡忍耐力，說“‘忍’還容易，是一種力度的考驗；‘耐’就不容易，那是一種長度的考驗。有時，你是龍也得盤着，是虎也得屈着，但這不是說這時你就不是龍、不是虎了。” 　　蕭軍於逝世前一年的1987年6月20日，在自知餘生無多時，對家人做了一次重要談話。他說： 　　我之所以和彭真同志、毛主席相交，首先，他們不是按一般的作家來看待我的，我也不是按一般的政治領袖來看待他們的。其次，我不是他們的下級，我尊重他們，但也並沒有忘記我自己。我們是同志、朋友、知交，是半賓半友的形式相處的。 　　“共信不立，互信不生；互信不生，團結不固”。正因為他們二位對魯迅先生有着深刻的認識，而且十分尊重；魯迅先生對中國共產黨也有着充分的認識的。我們的友情，是建立在“魯迅關係”上的，才可能有這樣的理解和久遠。 　　人們，往往對於在上的人容易有禮而難於得體，而對於在下的人又容易得體而難於有禮！自己究竟應該擺在什麼位置上，是個很應當考慮的為人態度問題。……我也不特殊驕傲，也沒什麼特殊謙卑，任其自然！ 　　一個人為自己而生、而生活會苦惱，處處會碰到死角！一個人為社會而活，前赴後繼是自然規律，就會樂觀，如同魯迅先生，仍活在人們心中！（引文據賀金祥《彭真與作家蕭軍》） “成此舐犢吟，吟罷一嘆息” 　　在蕭燕家，掛着一幅蕭軍手書的條幅，寫的是他自己的一首詩《舐犢吟》，題記說：“日前讀陶淵明喻兒書，感而成此也。”全詩如下： 蕭軍手書條幅，寫的是他自己的一首詩《舐犢吟》。（高伐林攝） 　　我有七兒女，長幼各懸殊，大者二十二，小者四齡余。生長各異地，輾轉萬千里。智愚雖有差，愛之實若一。歌兒性愚憨，鳴兒性浮虛，耘兒驕不馴，濱兒潑躁急，燕兒若泥鰍，只知貪玩嬉。玉兒性嬌憨，顢頇有主意；黛兒醜小鴨，時時向我索吃食。阿母不常歸，我出臨樓呼，我歸倚門啼；偶或逢我怒，責之常自悔。何必期鳳凰，遑論麒若驥？苟爾樂且康，此外復何冀？成此舐犢吟，吟罷一嘆息。 　　此一九六一年偶作，黛兒已死余尚在，燕兒欲此，謹書與之。蕭軍 一九八三.元月二日 　　蕭燕笑說：俗話說，三歲看大，七歲看老，這話一點兒都沒錯兒，父親對我們小時候性格的描繪，用來形容現在一點兒也不差！ 　　蕭燕從鳳凰衛視辭職後，就想拍攝一部專題片《親朋好友話蕭軍》。他於2006年回國，在東三省、上海、青島、西安、北京等父親留下足跡的地方尋訪故地，遍訪健在的父親當年親友、同事，有魯迅的兒子周海嬰，有着名畫家張仃（作家張朗朗的父親）和現任妻子，有艾青的前妻……接待筆者專訪時，他播放了拍攝的部分資料。這些耄耋老人回憶當年，連說帶唱加比劃，沉浸在那個充滿了無限憧憬、又給後世埋下了巨大禍根的年代。 　　蕭燕和他姐姐蕭耘、姐夫王建中回了父親的故鄉——遼寧省凌海市沈家台鎮大碾村。他們不僅為吉林電視台《回家》欄目組拍攝紀錄片，還為家鄉人民修繕父親故居、修建以父親名字命名的文化廣場留下珍貴鏡頭。 　　故居只有中間一部分是老宅殘留的古牆了，當地政府準備做成一段文化牆。按照初步設計好的蕭軍文化廣場效果圖，將由文化牆、主題雕塑和文化館三部分組成。文化牆上要刻有蕭軍的主要事跡及名人題詞；主題雕塑則由蕭軍的代表作《八月的鄉村》為主基調，當年魯迅先生為《八月的鄉村》作的序雕刻其上；在廣場一端的文化館裡，還將有精美的全景畫，完整再現蕭軍的人生歷程與歷史背景。屆時還將展出蕭軍生前的一些用品及着作…… 　　2007年，蕭燕要在父親百年誕辰前完成《親朋好友話蕭軍》，當一個又一個人物走進他的鏡頭，訴說着對蕭軍的懷念時，在他心中的屏幕上永遠定格的，是凝望着他的、他崇敬的父親。 　　補記：中國作協等機構紀念蕭軍誕辰一百周年，2007年底出版了20卷本《蕭軍文集》。但規定其中18－20卷（這三卷全是日記）不得公開發行。蕭燕帶到美國兩套，將這三卷借給我瀏覽了一遍。作為文學史料自有其不可取代的價值（尤其是其中數十萬字的延安日記）。或許將來有機會在海外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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