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所經歷的六四屠殺
Author: shanren

1989年6月3日晚，我騎車從東城向西回單位去。在天安門廣場上度過了幾個不眠之夜後，這天一早又去長安街呆了幾乎整整一天，在岳父家吃晚飯時困得我眼 皮直打架。岳母和尚未過門兒的老婆再三叮囑：“哪兒也別去，趕快回家睡覺去！”我滿口答應。一吃完飯，我就告辭了。走大街，穿小巷，沿車公莊大街走到二環 時，我驚訝地發現，馬路中央居然停着好幾輛軍車！一大堆老百姓在那裡圍着，氣憤地向車上的軍人訴說着什麼。

5月19日晚當局宣布戒嚴後，全北京城的千百萬老百姓眾志成城，把當局召來執行戒嚴令的部隊堵在了北京城外。人們發現，自從北京發生反腐敗、要求政治民主 變革的示威活動後，這些戒嚴部隊的軍人就再也沒有看到過任何電視、報紙，也沒有聽到過廣播，連有些軍車上原有的收音機都被拆掉了，部隊完全被置於嚴密的新 聞封鎖之下。因此當“上級”宣布北京發生反革命動亂、部隊奉命去北京保衛黨中央的時候，官兵們信以為真，毫不遲疑地日夜兼程趕往北京。但5月19日夜裡在 北京城外，無數聞訊趕來的北京市民和學生擋住了他們的去路，紛紛告訴他們北京城裡近幾周來發生的一切。呼家樓附近，一位白髮蒼蒼的老太太擋在軍車前，激動 地告訴士兵們：“40年前，是我和我的鄉親們用小車把解放軍送進北京城的！可今天，你們要想進城鎮壓那些為了咱國家示威、絕食的孩子們，除非從我身上壓過 去！”在這樣形勢下，5月19日夜間被召來“勤王”的部隊非但沒能進城，而且從老百姓那裡得知了北京城裡的實情，官兵們震驚了。道路被大批軍車和老百姓堵 得水泄不通，部隊的供給很難送到被圍堵的官兵手裡。於是周圍的北京市民們紛紛準備了大量吃的喝的，用三輪車、自行車送到官兵手裡。這些被圍困的戒嚴部隊官 兵了解了實情，自然也就徹底失去了任何進城鎮壓學生和市民的意願。

所以當我6/3晚上在北京城內離復興門長安街僅幾公里的地方看見了軍車，不由得吃了一驚：戒嚴部隊怎麼進城了？這時候大約是晚上8點鐘，天還沒完全黑。原 來，就在此前不多一會兒，一隊軍車沿西二環路由北向南直衝過來，施放了很多催淚彈，乘着路中央的百姓們躲避的那一瞬間，頭幾輛軍車沖了過去，但後面的軍車 馬上被回過神來的市民截了下來。我到的時候，很多老百姓們已經爬到車上，有的在大聲質問，有的在對士兵們好言相勸，有的在大罵士兵們“良心被狗吃了”！一 輛車的駕駛艙內，一個軍官模樣的人滿臉通紅，在磕磕巴巴地向車外憤怒的市民解釋“我們也是執行命令來的。。。。。。”

我爬上了一輛卡車，只見車上的士兵都蹲、坐在車廂的地板上，個個低着頭，一言不發，有些人眼圈還紅紅的。我拍拍離我最近的那個士兵，問他：“你們不是被堵在城外好些天了嗎？怎麼進城來了？”他搖搖頭：“我們沒被堵過。”再問他們從哪裡來，他搖搖頭不說話了。

圍着軍車的百姓，男女老少什麼人都有，都穿着背心兒汗衫大褲衩，很多人趿拉着鞋，有的手裡還拿着扇子，看來基本都是周圍的居民。大學生模樣的倒沒看見幾 個。車上的軍人都沒帶任何武器，也沒有下車。有個小伙子扒在車上，說到激動處伸手去推搡車上的士兵。不等士兵作出任何反應，周圍的大爺大媽們立刻大聲喝止 了那個年輕人：“不許動手！他們（士兵）也都還是孩子，是政府叫他們來的。你難為他們，犯得着嗎？” 那年輕人也就住了手，繼續激動地大聲向士兵們說着什麼。除此之外，我沒看見任何肢體衝突。

在那裡停留了約一個多小時後，我繼續騎車往學校走。到院門口時天已經全黑了，大門口聚着十幾個二十來人，在焦急地商量着什麼。我問他們出了什麼事兒，一總務處的女同事告訴我，圖書館XXX的兒子受傷了，在鐵路醫院，她正急着找車去醫院！

那位中年女圖書館員我認識，但是不熟。“喲，傷得厲害嗎？” 我問

“不清楚，好像說挺厲害的。”

“怎麼鬧的？摔了，還是被車撞了？”

“哪兒啊！？槍打的！”

“槍。。。！？”我一聽就傻了眼：“槍打的！？誰打的！？ ”

“還能是誰？解放軍唄！”

“開。。。開槍？？？解放軍！？開槍！！！？？？”我怎麼也無法把“開槍”和“解放軍”聯繫起來。“沒搞錯？？？”

“我操！”同事一下子火了，她一跺腳，朝西南方向一指，沖我大嚷一聲：“你他媽聽啊！你他媽倒是聽啊！”

她這一說，我才聽到西南方遠處傳來密集的鞭炮般“啪-啪”的聲音。這是槍聲？？？不可能！解放軍怎麼怎麼可能朝老百姓開槍呢？決不可能！但同事的兒子已經 被送進了醫院，而且據說是槍傷！我立刻重新跨上自行車：不行，我得自個兒去長安街看看！背後幾個同事大聲朝我喊：“小X，你別去！他們真打呀！”我頭也不 回地直奔長安街而去！

我趕到燕京飯店（位於長安街北側，軍事博物館/木樨地以東，復興門立交橋以西約半公里處）旁時，軍隊還沒到。路口聚集着成百上千個市民和學生們，正彼此交 換着剛才公主墳、木樨地那一帶軍隊槍殺百姓的消息，大聲商量着怎麼才能延遲軍隊的推進速度、好讓天安門廣場上的人們有時間撤離！隨後人們呼啦一下動起手 來，三下五除二就把路邊的好幾輛公共汽車推到長安街中央，橫七豎八地堵在路上，有人大喊：“用鋼幣兒頂住氣門心把（車胎）氣撒了，那樣兒車就不好挪了！” 我找出一個鋼幣兒來，手忙腳亂地在氣門心上頂了半天，卻怎麼也沒能把氣放出來！這時衝過來一爺們兒，把我往旁邊一扒拉：“快起開！”只見他一把抓住氣門 心，怎麼稍稍一弄，我就聽見“呲-------”一聲，車胎癟了下去。

我們哈着腰爬進公共汽車，蹲在車窗旁往西望去，只見幾百米外，軍警們好幾十人一橫排，層層疊疊也不知道隊伍有多長，不停地打着槍，放着催淚瓦斯。一些軍人 在隊列前方清理着被市民和學生們用來做路障的水泥墩子和鐵杆（自行車道與機動車道之間的隔離墩、杆）。鋼盔和盾牌在長安街昏暗的路燈下幽靈般地閃着寒光。 我看到這個陣侯， 腦子裡的第一個反應就是小時候抗日電影裡的鏡頭：“操！鬼子進村了！”

軍隊越來越近了。我們下了車，貓着腰快步跑進了燕京飯店旁的路口。軍隊開到路口時，我們離開軍隊約有60來米。武警一到路口，馬上朝着我們打了好幾個催淚 瓦斯彈。一時間我們被熏得狂咳不止，眼淚鼻涕全下來了，拿什麼捂着眼睛和鼻子也沒用。人們呼啦一下子潮水般朝後面撤去。煙霧剛剛消散，人們呼啦一下子又回 到了原來的位置，大喊着：“別開槍！”“人民軍隊不殺人民！”“打倒李鵬！”“人民軍隊人民愛，人民軍隊愛人民！”。。。。。。直到此刻，學生和市民們 （包括我自己）還是不能接受解放軍會向老百姓開槍的事實，還在企望能感化軍隊，停止殺戮。

噠噠噠噠噠噠-------槍響了。只見周圍的牆面上濺起點點火花。人們哄地一聲，往後退去。槍聲一停，人們又呼拉一下湧上前來，回到原來的位置，始終與軍隊保持着60-70米左右的距離。

當局後來千方百計要人們相信：是“暴徒們”先用雨點般的石頭、磚塊攻擊戒嚴部隊，後者才反擊、開槍“鎮壓暴徒”的。但是請大家別忘了，這是在89年的北京 城，還遠不是90年代那種“全城是個大工地”的狀況。你到哪兒去隨手就找來那麼多的石頭、磚塊？更何況，學生和北京市民在5/19戒嚴後的兩個來星期中， 與被圍堵在城外的部隊在很大程度上已經完全溝通了，是市民在給學生和被堵的軍隊供飯、供水。用當時有些外國記者的報道來說，市民與被圍堵的士兵之間形成了 “一種奇怪的、狂歡節的氣氛”。所以市民與被堵的部隊之間無法形成大規模衝突。執行進城屠殺任務的軍隊，是從別處調來的、不明真相的部隊。他們向手無寸鐵 的市民和學生開槍後，市民開始以他們能找到的東西反擊。能扔的東西，基本上也就是人行道上、花壇邊的地磚。但絕大多數地磚是用水泥封死在地面上的，鬆動 的、能輕易被摳起來地磚，數量有限。

在燕京飯店旁路口的這段時間裡，我沒看見任何一個老百姓扔一樣東西。而且，百姓與軍隊之間一直保持着六、七十米的距離。有幾個人能把磚塊扔出那麼遠去？

槍聲再次響起時，在我面前一米多、兩米處一個頭上繫着布條、穿白襯衫大學生模樣的小伙子突然向後倒下了。我本能地上前去試圖架住他，但腦子裡一片麻木，根本沒有反應過來他是被子彈打倒的！

周圍的人們馬上圍了過來。小伙子戴着眼睛，雙目緊閉，對人們的呼喊毫無反應。白襯衫上，腹部有兩大灘迅速擴大的血跡，肩上還有一塊。大家迅速把他抬起來，快步向後走去。

“有人受傷啦！快，誰有車？”

“我這兒有摩托！”一個男人開過一輛那時候常見的 “幸福”大摩托來。人們喊着“輕點兒！”“小心！”，七手八腳地把傷員架到駕駛員背後坐下，在後面又擠着坐上一個小伙子，把傷員夾在中間，晃晃悠悠地往醫院駛去。

在親眼看到軍隊殺人後，人們的口號立刻就變了：“李鵬，我操你媽！”“打倒法西斯！”“打倒共產黨法西斯！”。。。。。。

我也聲嘶力竭地喊着口號，只覺得血全衝上了腦門子，渾身戰慄，想不出下面該怎麼辦。最後，轉身走到後面，找到我的自行車：我要繞到前面去，說不定還能幫着 截住軍隊！旁邊一個陌生小伙子問我去哪兒，我說我要繞到前面去！他問我去幹嘛，我說看看吧，說不定有什麼別的招兒能截住那幫孫子！他馬上說，那你把我帶上 吧！

我騎車帶着他，繞道往復興門立交橋衝去。遠遠看見立交橋的橋面上橫七豎八停着幾輛公共汽車，有的開始冒煙了，閃着火光。等我到了由二環上長安街的引橋邊，戒嚴部隊已經上了立交橋。旁邊幾個市民在恨恨地跺着腳：“咳！可惜了！(公共汽車)沒着起來！截不住了！”

看來當時長安街旁的市民和學生的想法都差不多：要阻止軍隊開進天安門廣場，防止更大的流血事件！或至少要遲滯軍隊的推進，讓廣場上的人們有時間撤離。次日早上我才知道，另一支部隊此時早已從地道進入了人民大會堂，從那裡直接進了廣場、並攻擊大會堂背後的人群。

軍隊不時地向兩旁掃射着。槍聲一響，人們立刻趴下。槍聲一停，大家又馬上站起來，觀察着長安街上的情形。剛剛開始燃燒的公共汽車很快被軍隊滅掉了火、推到了一旁。大隊步行的軍人過去了，開始有帶蓬的軍車車隊開上了立交橋。

我身旁一個高中生模樣的小伙子緊握着拳頭，嘴裡喃喃自語自語着：“我操他媽的！真打呀！真殺呀！老子這就回家造槍、殺丫的狗日的！”我無語。剛才口號喊得 聲嘶力竭，我此刻覺得口乾得快說不出話來了。前面不遠處，有人從路旁的綠地邊撿起了什麼東西，哈着腰向前走幾步，朝軍車扔去！我知道，在這個距離上，他也 就是扔東西撒撒氣，根本無法砸到軍車的。但手無寸鐵的我們，面對着殺人不眨眼的法西斯軍隊（不，說錯了，是共產黨軍隊），還能幹什麼呢？

這時候大約是午夜12點左右。軍隊一陣陣的掃射，人們一次次趴下，又一次次站起。沒有人跑，甚至沒有人往後退。我想起來我身後有一個垃圾桶，琢磨着我是否 該躲到垃圾桶背後去，多少好有一點兒遮蔽。正在這時，又一輪掃射開始了。我趕緊蹲下，兩手撐地，正要趴下，只覺得左肩好像被人從後面狠命拽了一把，便朝後 一個跟斗翻了過去！往後翻滾時我發現我背後沒人。與此同時我的右手已經條件反射地捂向左肩，只覺得一片濕潤。


從脖子的左下方到左肩、左胸一片麻木。我知道我中彈了，只是不知道中彈的位置究竟在哪裡。但我神志很清醒，知道此刻決不能爬起來，便躺在那裡不動。幾乎就 在這一刻，我聽見周圍有人喊：“不好，有人受傷了！”只見附近有七八個素不相識的人“噌”地一躍而起，一起把我抬起來，就往後撤！

槍聲還在響着。這些把我從槍口下搶下來的人與我素昧平生，我恐怕永遠都不會知道他們是誰，永遠也無法當面感謝他們！但北京爺們兒的正義感、在這種生死關頭大義凜然、敢做敢當的精神、他們的救命之恩，我今生今世，沒齒不忘！

只聽見眾人急急忙忙喊着：“快，誰有車？有人受傷了！”

黑暗中有人回答：“我有板兒車！”一個長髮披肩、穿一件小褂子、敞着懷的小個子“板兒爺”（當時北京人對蹬三輪平板車的車夫的稱呼），推過來一輛三輪板兒車，人們把我放到車上。

“去哪兒？去哪個醫院最近？”板兒爺急促地問。

“XX醫院！”

“XX醫院在哪兒？我不是這兒的！”板兒爺又問。

“快走快走，我給你帶路！”一個小伙子把板兒車狠狠推了好幾步，一躍上了車。走沒多遠，又跳上來一個小伙子，手裡舉着兩大把棉花，十分鎮靜地對我說：“你把手挪開，我給你捂着！”

板兒爺的個子不高，車上又坐了三個大男人，他不得不站起身子，狠命蹬着車，與車上的那兩個小伙子一起嚷嚷着“閃開，快閃開”！一路向醫院飛馳而去。

在車上，我試着抬了抬胳膊，還能舉過頭頂。又試着深深喘了幾口氣，沒覺着胸部疼痛。看來沒有傷到骨頭，我尋思着。

一到醫院，只見門口擠滿了人。看到板兒車過來，人們迅速閃開了一條道，讓板兒車直接到了大樓門口。我看到很多男人光着膀子（北方不少男人喜歡光膀子睡 覺），有些女同胞只穿着小背心兒和內褲（這是89年的北京，遠不象今天這樣“開放”）。幾個小時後，我的同事告訴我，那些人都是從睡夢中驚醒，聽說軍隊開 槍了，立刻跑到醫院來等着獻血的。要知道在當時的中國，平時很少有人願意獻血，獻血是需要再三動員的，每個單位都有硬性規定的獻血指標，未達標的單位出現 病人需要輸血時，醫院有權利拒絕提供血液！但那天夜裡，同事告訴我，傷員還進來沒幾個，醫院庫存的血漿就用完了。後來大批傷員送到醫院時，無數的人們就等 候在手術室門口。門一開，護士喊一聲“要Ａ型！”立刻就有一群人舉着胳膊爭先恐後擁上前去。。。。。。六四時的民心向背，由此可見一斑。

板兒車一停下，馬上有好幾個市民（不是醫護人員）抬着一條候診室病人坐的長凳，緊貼到了板兒車旁。板兒爺轉過身來關照：“左肩傷，左肩傷！看着點兒他左 肩！”人們輕輕地把我抬起來，挪到長凳上，穩穩噹噹地抬進了急診室，又輕手輕腳地讓我躺到另一條長凳上，便迅速抬起那條長凳撤了出去。整個過程，真好像事 先操練過多少次一樣，專業，迅速，有條不紊！後來想想，人們常說北方人“粗”。可那天夜裡的北京人，從那些把我從槍口下搶下來的人們，到“板兒爺”，到馬 路上手舉棉花的小伙子，到把我抬進醫院的市民，到爭相獻血的男女老少，唯一算得上“粗”的，就是性命攸關的時刻敢上，僅僅憑着樸素的正義感，毫不猶豫地為 素不相識的人兩肋插刀！其它的一切過程，都表現得那麼細緻、協調、默契！北京的老少爺們兒，我這個外地人算服了！

急診室內太擁擠，我很快就不得不坐了起來。四處一望，到處是血，屋子裡，走廊里，遍地都躺滿了頭部、胸部、腹部、眼睛、大腿。。。。。。裹着繃帶的傷員！一個渾身上滿了繃帶的小伙子躺在地上，看見我，慢慢舉起手打了個V字手勢。我只覺着眼睛潮濕了。

一位年輕的護士，帶着哭得紅紅的眼睛很快走了過來。和平時期的醫生護士，誰見過槍傷？一下子進來這麼多傷員，醫院裡早已亂作一團，器械也早就不夠用了。護士甚至連一把剪刀都找不到了。我掏出了我的摺疊式旅行剪刀，她為剪開了我的汗衫。

“幾個窟窿？”我問她。

“一個”。她回答。

來的路上，我希望子彈穿透我的身體出去了，這樣我就不必挨一刀取出子彈了。但看來這一刀跑不了了。

她迅速為我清洗了傷口，包紮好，馬上又去看別的傷員了。但沒一分鐘又回來了：“我得借一下你的小剪刀！”

“你拿走吧，我不要了！”她急急忙忙從我的鑰匙環上摘下小剪刀，匆匆走了。

另一位護士走來，告訴我，為了對傷員和家屬有個交待，醫院必須登記每個傷員的姓名、單位和聯繫人及電話。我明白，這是醫院怕萬一傷員死在醫院，他們好通知 家屬。她再三向我保證，傷員的名單決不會落到警察和戒嚴部隊手裡。這家醫院的上上下下恪守了自己的諾言：幾周后，我從J教授那裡聽說，戒嚴部隊和警察幾天 後跑到這家醫院去要傷員名單。明明所有可能登記的傷員都登記了（送來時神志不清、無人陪伴的除外），這份名單經過了醫院裡多少人的手，但此時從院長書記主 任，到醫生護士清潔工，卻眾口一詞，一口咬定當時都只顧搶救傷員了，誰也沒顧上去登記姓名！那份傷員名單就此失蹤了。

當夜，醫院給我照了X光：子彈從左肩靠近頸部處“由上向下”射入（因為我當時哈着腰正要趴下，頭朝前），穿過幾厘米厚的肌肉，撞到了第一根肋骨後折轉停止。算我命大，子彈沒有傷及骨頭和內臟。



可能因為我的傷勢較輕，拍完X光片，我就被轉到了後面的觀察室里。這裡也一樣早就躺滿了傷員。我旁邊的床上，躺着一個十二、三歲的男孩子。他的一個小夥伴在旁邊陪着他。我問那孩子：“你這麼個小孩，怎麼會讓解放軍打傷了？”

小不點兒和他的小夥伴告訴我：長安街邊，軍隊衝過來的時候他們隨着人流往胡同里跑。軍人在後面緊追，追進了胡同拿衝鋒鎗掃射，一顆子彈穿透了小不點兒胳膊。。。。。。

一條胡同才有多寬？衝鋒鎗在胡同里掃，我不敢想象在那一個地點就有多少人倒在了槍口下！

小孩兒再過去一個床位，躺着一位工人模樣30來歲的男子，在那裡破口大罵GCD、解放軍。不多會兒，又進來一對年輕戀人：他們從遠處路過，那個男的推着自行車的手被子彈擊穿。

凌晨四點來鍾，一位負責人模樣的醫生走進了觀察室，大聲對大家說，鑑於已經發生的屠殺，形勢逼人，軍隊能那樣大開殺戒，天亮後難保不會衝進醫院來抓人、殺 人。所以，請所有沒有生命危險的傷員，都儘快離開醫院，疏散回家。醫院願免費為所有傷員提供力所能及的藥品帶回去，等避過了風頭，再請大家回醫院來動手 術、取出子彈。

此時單位來醫院探聽情況的同事已經發現了我，打電話回去招了人來，用自行車把我馱了回去。

回到宿舍，我找出雲南白藥，吞了一粒“保險籽”。醫務室的大夫也來了，一直守護着我。我只覺得頭昏昏沉沉的，迷迷糊糊睡了一會兒。天亮後（6/4），很多同事和學生都來看我，也帶來北京城各個角落裡軍隊殺戮的消息。

早晨7點不到，我的一位同事臉色煞白，兩眼冒着怒火衝進了我的宿舍，哆嗦着嘴唇，向我們講述了約半個小時之前慘絕人寰的一幕：他從幾十米外目睹了坦克在長 安街的六部口沖向路邊的學生隊伍、壓死多名學生的全過程，並與很多當時在場的市民一起冒着生命危險，沖回滿地血肉模糊的現場，拍下了照片！雖然我這一夜已 經見到了太多的血腥，但聽完這一幕，我還是忍不住流下了眼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