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伐林: 張海迪怎樣成為改革開放後頭號全國典型

送交者: 高伐林 2010年06月07日21:16:37 於 [史地人物] 發送悄悄話

2008年11月2日，中國《南方都市報》刊出了一篇回顧當年張海迪宣傳的深度報導，該報記者鍾剛，採訪過最開始發現張海迪這個典型的山東畫報社李霞、新華社山東分社記者宋熙文，又越洋採訪了我。現將該報這篇報導轉載如下（文中有兩處將1983年寫成1993年之類的小差錯，我已順手改正）。 　　◆《南方都市報》記者鍾剛、實習生楊一飛 　　1981年12月，新華社和《人民日報》頭版頭條報道了張海迪，一場關於先進典型的宣傳戰開始了。張海迪成了改革開放後第一個全國典型 1983年3月1日，《中國青年報》的頭版頭條報導了張海迪的事跡掀起巨大反響。 　　“突然，無數雙手伸了過來，把她的輪椅推得滴溜飛轉，一直將她推向講台，推向令人頭暈目眩的高度”。從報紙上第一次報道張海迪到團中央命名表彰，只用了一年三個月時間。現旅美自由撰稿人、曾在團中央宣傳部工作的高伐林回憶當時情景時，接連稱：“驚人，確實驚人！” 　　對張海迪而言，1983年3月7日，也是特殊的一天。在那一天，她被授予了“優秀共青團員”，這也是她最廣為人知的頭銜，此後，媒體對這位28歲的山東姑娘進行了鋪天蓋地的宣傳報道，她也相繼被冠以“中國的保爾”、“八十年代新雷鋒”的稱譽。 　　儘管張海迪一再強調，自己在過去和現在都是一個平凡的人，但在當時，她已經被團中央確定為全國青年的學習模範。甚至早在表彰大會之前，記者郭梅尼就受命前往山東進行了採訪，並在1983年3月1日《中國青年報》頭版頭條搶發文章稱，“張海迪的事跡正傳遍祖國大地，深入青年的心。” 無名殘疾女上了《人民日報》頭版頭條 　　張海迪在1981年10月之前，並不為太多人所知。“莘縣裡唯一的宣傳機器就是廣播，當地的廣播也沒有宣傳過她”。宋熙文是新華社山東分社第一位報道張海迪的記者，他的消息來源是由山東畫報記者李霞提供的。 　　“我當時就在山東畫報社工作，負責聊城地區的報道。”現為該雜誌社副總編的李霞說，她有一位同事的愛人，與張海迪的父親在莘縣機關共事，聽說過張海迪，了解到她的小名叫玲玲，是一個身體殘疾、但相當好學的青年，先後自學了小學、中學和大學的專業課程，並學會了針灸，熱心地為鄉親們治病。 　　不過，這並沒有吸引李霞去進一步了解張海迪。直到李霞到莘縣採訪，住在縣城的招待所，聽到服務員對玲玲的議論，她才意識到應該去認識一下這個叫玲玲的姑娘。“當時我住在招待所，偶然聽到服務員在談論玲玲，說她發燒住院了，病得不輕，我當時就很好奇，這個女孩的病情竟然如此牽動人心。”李霞決定去採訪一下，探個究竟。 　　當時是1981年10月，恰逢張海迪昏迷了五天五夜。張海迪自從5歲時患上脊髓血管瘤，高位截癱，一直病痛不斷，這一次，是因為她長年大量服用止痛藥，藥物中毒導致間歇性呼吸停止，瀕臨死亡邊緣。李霞的採訪因故無法順利進行。 　　半個月後，山東省引黃濟津工程潘家閘起閘儀式在東阿縣舉行，記者們聚到一輛車上談天說地，李霞談起了玲玲，同車的新華社山東分社記者宋熙文表示了興趣，於是，在起閘儀式結束後，他們停留在了聊城。兩人經過商量，李霞先到她家了解情況。 　　“張海迪大我兩歲，年齡相仿，我們很容易地就交談開了。”張海迪對生活充滿信心，談笑風生，有親和力，李霞感覺她並不像一個殘疾人，精神狀態甚至比健全人還要好。“她的房間布置很簡單，但是這間屋子稱得上是莘縣最活躍的一角。各色各樣的年輕人在這裡進進出出，有的拉手風琴，有的唱歌，大家聚在一起高談闊論，熱氣騰騰。” 　　宋熙文通過李霞的轉述，判斷這個人物很特殊，值得寫一篇報道。 　　後來，宋熙文再訪莘縣，在縣城裡採訪了十天，翻閱了張海迪的日記書信，訪問她的朋友、父母，並與張海迪本人談了兩天。張海迪身體殘疾，但是並沒有放棄自己，反而主動學習。“她有自主意識和不屈不撓的精神，這正是改革開放初期非常需要的一種精神支柱。” 　　“當時基本上是白天採訪，晚上理理頭緒，最後寫稿時，我採取的方針是篇幅不宜太長，但是要能夠引起人們的注意。”本來一個晚上就能寫好的，宋熙文改了多次，並從張海迪的詩歌中摘出“只要你能昂起頭”一句，作為了文章的標題。交稿後沒幾天，新華社就在12月28日播發了這條通訊，12月29日的《人民日報》也進行了轉載，並放在了頭版頭條的顯著位置，這讓宋熙文非常驚喜，也出乎他的意料。 　　一篇連分社領導都不太看重的稿子，最終為什麼會發在如此重要的位置？宋熙文至今也沒能有機會和發稿編輯交流並弄清其中緣由。 仰慕者王佐良追求張海迪最終成婚 　　曾經於1989年發表長篇報告文學《天上有個太陽，水中有個月亮》的高伐林，在他的採訪中，也沒有試圖去了解其中內情。“當時我並不覺得這有什麼奇怪，當沒有國內外重大新聞的時候，一個能體現當局提倡的道德風尚的殘疾女孩，登上了中國第一大報的頭版頭條，雖不常見，也不算太破格。”然而，正是這不常見的舉動，卻改變了張海迪的一生。 　　“12月29日，張海迪的父親就接到了一個電話，她在武漢的姑姑聽到了廣播，非常驚訝的她，急切地想確認廣播裡聽到的玲玲，是不是她的侄女。”宋熙文仍然記得，稿子發出後的第二天，在當地就議論開了，張海迪也陸續地收到信件，臨近春節時，她一天能收到二三十封，已經根本無法一一回復了。 　　高伐林聽說當時的聊城地委領導也注意到這篇報道，“與其說是被玲玲的事跡感動，不如說是被莘縣這個地名吸引，自己治下有這麼一位先進人物，並且上了《人民日報》頭版頭條，本地區的宣傳部、報社和工青婦居然從未提起過，領導還為此發了很大的脾氣。”“地、縣團委和縣婦聯當時也迅速開始着手整理張海迪的材料，開座談會，到了1982年，全省都動起來了，她家裡已經根本無法接待日漸增長的來訪者，縣裡為此還專門成立了接待處。” 　　王佐良也是給張海迪寫信的萬千者之一，當時，他是巢湖油泵油嘴廠里的一名計量工。高伐林了解到，“王佐良從《人民日報》上看到張海迪的報道，抑制不住內心的仰慕之情，下決心提筆給千里之外的張海迪寫下第一封信，其間王佐良數度千里迢迢赴莘縣看望張海迪。王佐良的不少同事潑冷水，張海迪的不少朋友鼓熱風。”書信來往多次後，王佐良向張海迪表達了愛意，經人撮合，兩人於1982年7月23日成婚。 　　也就是在此時，宋熙文憑藉自己新聞敏感，正醞釀着對張海迪進行後續報道。不過，當時的山東分社領導認為，這個人物影響很大，但也沒有做出什麼驚天動地的事，至於是否應該做後續報道還值得商討。“我等不了，於是，自作主張地去了一趟莘縣，並寫了一篇《撥火記》，但是，最終沒有發表出來。” 不用寫地址，直接寫“張海迪收”即可 　　李霞也遇到了同樣的問題。儘管李霞早在1981年年底就完成了採訪，但是她的圖片新聞直到1982年5月才得以發表。“人物稿時效性不強，在當時，我們也沒有搶發稿的意識，更重要的是我們沒有想到中央會如此大力推張海迪這個典型，更無法預料1983年的學習張海迪熱潮的到來，當時媒體對張海迪的報道，也還是相當有限的。” 　　不過，山東各級工委、團委和婦聯卻都在行動，他們開始大張旗鼓地宣傳並爭奪張海迪這個典型，並竭力向各自的報紙 ──《工人日報》、《中國青年報》、《中國婦女報》推薦，要求給更多的版面。 　　當時在團中央宣傳部工作的高伐林透露，到了1983年元旦，時任團中央書記的王兆國也正在尋找適合的典型，“當時對張海迪的殘疾人身份也有過猶豫”，高伐林說，“由於遴選的是一個全國級別、年代級別，要跟雷鋒雙峰並峙的先進典型，‘殘疾人’這個因素就未免太‘特殊’了。如果當時另有一個青年（不管是男是女）與張海迪事跡相似，而卻是健全人的話，我們為全國青年所遴選的典範，就不是張海迪了！” 　　不過，比張海迪更合適的人選並沒有出現，張海迪是當時確定的最佳人選，於是，團中央迅速決定了張海迪的進京事宜。高伐林說，“在她到京之前，整個宣傳活動方案由團中央宣傳部精心推敲，以求達到最廣的覆蓋面，造成最強的衝擊波。” 　　1983年2月24日，張海迪抵京。她被安排在城西中央團校院裡的萬年青賓館。當天，團中央一把手王兆國和他的同事、其他幾位書記就去看望了張海迪。隨後，安排了大夫為她進行詳細的、全面的身體檢查。 　　2月28日，張海迪和記者見面。高伐林回憶說，張海迪那天穿的是一件乳白高領毛衣，外套一件西服上裝，剛開口流露出一絲拘謹惶惑，不過，拘謹很快就消散了，顯得自信和從容，不忸怩作態，不一本正經，這贏得了常與官員打交道的記者們的好感。 　　在此之前，高伐林從媒體上讀到的對於張海迪的報道並不多，只有宋熙文發表在《人民日報》頭版的那篇人物特寫，以及《工人日報》的一個專題。張海迪給他印象最深的是兩條：一是自強不息，一是熱心助人。但是這樣的印象也都是抽象而模糊的，在集中宣傳之前，張海迪在全國的公眾知名度不是很高，她在北京的行程起初並沒有引起公眾的注意。 　　不過，在當天的記者見面會上，張海迪的談吐、氣質與一般追求美的大學畢業生沒有什麼兩樣——雖然她並沒有上過大學。“當時她的身體狀況還不錯，講了一個多小時，又回答了約大半個小時的提問。”隨後，她還分別用中文、英語、日語唱了三支歌：《生活多美好》《哆來咪》和《四季歌》。 　　“會場始而鴉雀無聲，繼則淚光閃爍，終於掌聲如潮。”記者們被感動了。只有當記者是被激情驅使而不只是被指令調動，才有可能達到最佳宣傳效果，看到記者們一個個悄悄掏出手絹，高伐林和他的同事們露出了笑容。全國範圍內對張海迪的集中宣傳，就此展開。 　　3月1日，《中國青年報》頭版刊髮長篇通訊《生命的支柱———張海迪之歌》，以及張海迪的自述《是顆流星，就要把光留給人間》。這篇文章因為挖掘出張海迪的迷茫與軟弱、甚至動過自殺的念頭，一時之間引起轟動，該文也成為通訊寫作範文。 　　當時的新聞戰打得火熱，記者想盡辦法爭取採訪張海迪的機會，幾個出版社競相加緊編纂關於張海迪的事跡文章匯集，搶着搜集整理出版她的書信、日記。宋熙文由於沒有隨張海迪進京採訪，他琢磨着在山東打一場漂亮的外圍戰。 　　“我以前翻看過張海迪的日記，這是得到過張海迪允許的，她到了北京後，我再次趕往莘縣，當時，我已經跟她爸媽比較熟了，徵得他們同意後，我搬出一摞日記進行整理，編輯成《生活的旋律——張海迪日記實抄》於當年5月發表。”這一篇日記摘抄的發表，成為整個宣傳戰中非常重要的一筆。“ 　　李霞的1983年，也是前所未有的忙碌。當時時興櫥窗圖片展，全國的櫥窗都競相展出張海迪的新聞圖片，沒有照片，怎麼辦？大家都找到了圖片社。“我們不斷接到索取張海迪照片的電話和信函。由於需求量大，在我看來拍得不好的照片，也都拿出來了，全部都沖洗。我們當時為此沒少加班，每天都有大量的圖片往外寄發。” 　　宣傳攻勢的加重，每天上千封給張海迪的信件寄向了張海迪，並且這個數字不斷增長。在當時給張海迪寫信，地址可以不用寫，直接寫“張海迪收”，就會直接送抵團中央大樓。當時在各地的學習張海迪活動也陸續開展，其中以上海的活動讓高伐林印象深刻，甚至可為之叫最絕。上海團市委組織了一個張海迪事跡演講報告團，報告員都是從上海業餘文藝骨幹中百里挑一選出的佼佼者，據說那位女青年是上海譯製片廠的兼職配音演員，模仿張海迪的音色、語氣不僅惟妙惟肖，甚至被聽眾評價為“更像張海迪”！ 　　不過，在宣傳熱潮中，張海迪突然病倒了。3月11日下午，張海迪在人民大會堂激情澎湃地作完報告後，回到下榻的總參第一招待所，突然陷入昏迷，停止了呼吸，經緊急搶救，才把張海迪從死亡線上拉回來。團中央緊急研究決定，馬上送張海迪到北京軍區總醫院治療，才停止了一切活動和採訪。 塑造典型人物已經越來越難 　　“北京之行，我只把它當成一種迫不得已的任務，我想得很簡單，如果一定去的話，那我很快就回來。”後來談起這段經歷時，張海迪認為自己實際上更適合在屋子裡讀書、工作、學習、思考，“我喜歡跟我的朋友們在一起，我習慣了那個小縣城。” 　　高伐林透露，他曾和張海迪在北京有過一次交談，“張海迪聽說回到濟南後，要安排住進南郊賓館（這是當時濟南最好的賓館），她想表示堅決不住，她希望回到以前的生活。”不過，張海迪未能如願，“回濟南後，她還是住進了南郊賓館。她的力量，沒有拗過那些好心的人。” 　　“在宣傳熱潮中，對於一個先進人物的宣傳，聲勢之大，篇幅之廣，已經是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首屈一指”。張海迪的事跡，青年們已經耳熟能詳了。但是在官方宣傳機器的震天轟鳴中，陸續冒出了一些對張海迪的質疑以及批評。高伐林說，在3月10日，就有人投遞匿名信，語氣尖刻地指責她介紹的某些事跡失實 ──“後來我們在重新調查張海迪事跡時證實，以前宣傳報道的個別細節，像她高考的分數，確實有出入。”高伐林說。 　　從共青團中央辦公廳公布的1983年3月22日的《張海迪同志活動的安排意見》中，記者注意到，“當前要抓好的幾件事”中，就包括“組織團中央調查組，深入到張海迪同志生活、學習、工作過的地區和單位，進行全面深入地調查”。 　　“在1983年3月下旬到4月底期間，各地報刊已經很難發出有分量的文章，有些人已經在說：這項活動的集中宣傳已到了尾聲。”高伐林說，正是考慮到張海迪的質疑和宣傳式微，團中央派出8人的宣傳調查小組奔赴山東，山東從省委宣傳部和團省委抽調7人組成山東省委宣傳調查小組，兩個調查組成員搭配，分成幾個小組，按照張海迪人生經歷的幾個階段的地點，如濟南、莘縣、聊城，分成幾個專題，如個人經歷、自學成才、學醫治病等，分頭調查，除了查找原始檔案記錄，還要找到當事人和知情人。 　　“張海迪本人在北京住院，她的父母當時主要在北京，中間回到山東，我們也見過面，但是我們調查的情況在沒有對團中央和山東省委匯報，進而對黨中央匯報之前，對他們也是保密的。”對於此前一段宣傳張海迪的過程當中，聽到一些對她的負面反應和對宣傳失實的批評，他們也受命要一一核實，經過二十多天的調查發現，張海迪的主要經歷和基本事跡是屬實的。 　　儘管調查結果證實了張海迪事跡的真實，但是對張海迪的報道，並沒有出現恢復的趨勢。高伐林分析認為：“全國民眾和青年的興奮點已經轉移，這應是最為重要的原因；張海迪本人刻意保持低調，她也選擇了公眾視野之外的生活；團中央雖然沒有忘記這個青年榜樣，但是也沒有合適的宣傳契機。再說，對任何一個典型的宣傳，都有開始、有結束。”實際上在當時，高伐林也注意到張海迪的事跡已經披露得差不多了要想挖掘出新的材料已經非常難，因為最典型、最動人、最翔實的事例已經公布得差不多了。 　　儘管如此，當高伐林趁休假回到武漢時，他看到的景象，還是讓他吃驚。“當我在武漢大學、毛麻絲公司、武漢商場、省圖書館直接找團員、青年聊天時，他們的調子明顯不同了，他們對張海迪的熱情已經急劇冷卻！” 　　“在宣傳張海迪的過程當中，親身感受到對她的宣傳規格越來越高，但是這個典型離青年越來越遠，使我這個參與宣傳者陷入困惑和矛盾之中———張海迪本人也在困惑和矛盾之中，這一效果出乎所有抱有良好願望的相關人士（包括張海迪）的意外。”高伐林認為，隨着改革開放的深入，從鄧麗君流行曲、油印《今天》、星星畫展、四月影會……年輕的心靈在各個層面都開始了覺醒、躁動、掙扎，宣傳機器包括媒體的公信力急劇衰減，塑造典型人物越來越難，是必然的。 　　也就是在這時，張海迪開始逐漸地遠離公眾視線。在後來接受媒體訪問時，張海迪說，“我應該保持一份清醒的頭腦，特別是我選擇了這個職業。作為作家，我是應該在幕後工作的，而不是在前台，因為我不是一個演員。” 【大事記】 　　●1981年12月29日，《人民日報》頭版頭條刊發了宋熙文的稿子，題目改為《癱瘓姑娘玲玲的心像一團火》，全文1100餘字。 　　●1983年3月1日，《中國青年報》在頭版頭條位置發表了介紹張海迪事跡的長篇通訊《生命的支柱》，配了照片，頭版上還刊登了昨天新聞發布會的消息。 　　●1983年3月5日，首都各界集會隆重紀念學習雷鋒20周年，胡喬木代表黨中央和國務院作報告，萬里、習仲勛、王震等領導人會前接見了張海迪等人，張海迪隨後在人民大會堂主席台上就座。 　　●1983年3月7日，共青團中央在全國政協禮堂舉行“優秀共青團員”張海迪命名大會，王震、陳丕顯等人出席並講話。 　　●1991年，張海迪在做過癌症手術後，繼續以不屈的精神與命運抗爭，她開始學習哲學專業研究生課程。經過不懈的努力，她寫出了論文《文化哲學視野里的殘疾人問題》。 　　●1992年，張海迪獲中國作協莊重文學獎。 　　●1993年，張海迪在吉林大學哲學系通過了研究生課程考試，並通過了論文答辯，被授予碩士學位。 　　●1997年，張海迪被日本NHK評為“世界五大傑出殘疾人”。 　　●1998年起，張海迪擔任中國肢殘人協會主席。 　　●2000年，張海迪被國務院授予“全國勞動模範”稱號。 　　●2001年，張海迪被新華社《環球》雜誌評為“環球二十位最具影響力的世紀女性”。 　　相關文章： 回憶27年前對張海迪事跡調查——答記者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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