迷上朱德的共產國際間諜史沫特萊

徐沛

中共媒體一直把史沫特萊當香饃饃吹捧。上個世紀的八十年代，史沫特萊象斯諾和斯特朗一樣上了紅色郵票，並且還因與朱德有不明不白的關係而成為紅色宣傳片的 主角；還有大陸作者把史沫特萊與王安娜一起視為宋慶齡的洋秘書加以美化；這個世紀，史沫特萊又因曾吹捧朱德成了紅色宣傳片的配角，還名列鳳凰電視台宣傳的 十個“紅色中國的外國人士”（一）。

不過那位在鳳凰台露面的中共史沫特萊研究者也不得不承認 ，史沫特萊在被強姦後公開表示她因此有了“性的覺醒和滿足”。就是說，史沫特萊缺乏羞恥心，樂於被虐待，是個洋賤貨。這樣的人難免投入共產黨的懷抱，因為共產黨就需要被虐待的對象。

史沫特萊投身於共產國際顛覆中華民國的地下活動，通過她的劣跡可以了解相關人物和事件，因此，有必要揭示史沫特萊的本來面目。

對照宋慶齡

史沫特萊（一八九二－一九五零）出身貧窮，父親是礦工，母親早逝，姨媽是妓女；宋慶齡（一八九三－一九八一）的父親則算暴發戶，家境富裕。表面上，她們的區別很大，但實質上，卻大同小異，都屬反傳統反道德的紅色女性。

史沫特萊自己的婚姻破裂後到紐約結識印度共黨領導人恰托，成為其情婦。與孫中山不同的是恰托沒有因為新歡而拋棄老妻。史沫特萊與宋慶齡都涉足他人的婚姻，都是二奶的先行者。與此同時，她們也都是紅色恐怖主義的幫凶。

一九一八年史沫特萊被控違反間諜法， 入獄六個月。雖然罪證確鑿，她卻聲稱自己是無辜的受害者。所以，曾同情她，試圖為她寫傳來證明她的名譽的普萊斯最後在大量的事實面前認清史沫特萊後表示，這個時候史沫特萊“已經成為欺騙高手”。（二）

二十七、八歲時，史沫特萊跟着情夫移居歐洲共運的中心柏林。在那裡她結識共產國際成員德國人威利•明曾伯格（Willi Muenzenberg）和他的戰友雅各•馬婁夫－安布拉莫夫（Jakob Mirov-Abramov）。前者堪稱共黨在德國的宣傳員，曾於二五年在“幫助在飢餓中罷工的中國工人”等口號下募得二十五萬美元。後者的官方身份是蘇 聯駐柏林大使館工作人員，實際上是共產國際國際聯絡部歐洲區頭目，後來還成為蘇聯軍事情報組織的重要人物。馬婁夫－安布拉莫夫出面建議派史沫特萊前往中 國，幫助第三國際建立新的交通線和聯絡方式。

一九二一年，史沫特萊就到過莫斯科。二八年，史沫特萊再次去蘇聯，並從那兒與一位小秘兼情夫進入中國。對此鳳凰台的史沫特萊宣傳片也有所披露。

二九年，史沫特萊在柏林寫作的英文自傳《大地的女兒》發表。從中可以斷定史沫特萊與魯迅一樣都是屬於心懷嫉妒和仇恨的失意者。她到紐約後，面對他人的財富 表示，“我痛恨我所在的這個大城市，痛恨這從工人身上剝削來的財富。我在四十二號街和五號街上停下來看着那流水般的汽車，許多汽車的價錢比我一生所能賺的 錢還要多。懶洋洋地躺在這些汽車裡的人，他們一生中連一天工也沒做過，將來也不會做工，也不必去打仗。

　　我並不是單純地寫下一些字句。我寫下的是人類的血和肉。在我的經驗和信念中，有着根深蒂固的仇恨和痛苦。這種仇恨和痛苦的經驗決非筆墨所能增減的。”

三二年，這本與丁玲的《莎菲女士的日記》在一個檔次的下流作品被翻成中文在上海出版。楊杏佛（楊銓）雖然認識到作者是個“完全未受宗教勢力和道德觀念薰陶 的野女子”，但並不影響他給此書的中文譯本寫序，可見這位中央研究院總幹事的品位多麼低下，難怪他會支持消滅私有財產的共產主義，贊成視貞操如敝屣的女性 主義。

宋慶齡則在國民黨清黨剿共後，與曾代孫中山與蘇共聯絡的陳友仁一起站在了共產國際一邊，並於二七年八月共同前往蘇聯，受到蘇共厚待。在南京政府因蘇聯支持 共產黨在南昌等地的武裝暴動而與其斷交時，宋慶齡又與陳友仁等一起在莫斯科譴責中國政府。在莫斯科，史沫特萊與宋慶齡第一次相見。

二八年三月，宋慶齡從蘇聯到柏林，陳友仁則去了巴黎。他們本來分別是鰥夫寡婦，又成雙結對，以致外界報道他們象蔣介石和宋美齡一樣結婚。歷史證明宋慶齡需要孫中山遺孀的名義，為共產國際效勞，因此他們當時用分離來闢謠。

二九年春天，在南京紫金山修成耗資巨大、歷時三年的中山陵。南京政府為孫中山舉行國葬儀式。宋慶齡回國出席葬禮，史沫特萊則前去報道國葬。

應共產國際操縱的“國際反帝大同盟”之請，宋慶齡又發表對國民政府的譴責。宋慶齡宣稱：“反革命的國民黨領導人的背信棄義的本質，從來沒有像今天這樣無恥 地暴露於世人面前。在背叛國民革命後，他們已不可免地墮落為帝國主義的工具，企圖挑起對俄國的戰爭。”宋慶齡已墮落為共產黨的工具，失去了正常的判斷力， 否則，她就會認識到背信棄義的首先是共產黨，而國民黨只是被迫反抗。好在宋慶齡的赤色宣言沒有得到多大反響，於是，宋慶齡又離開中國，一直到三一年宋慶齡 才以奔母喪為由，回國協助史沫特萊們執行共產國際赤化中國的任務。

共產國際遠東局

史沫特萊被派到中國後，以記者的名義在上海定居。鳳凰台說史沫特萊在上海的七年扮演了多重角色。她是魯迅的親密戰友，宋慶齡的得力助手，還對周恩來領導的 特科提供幫助。一九二八年，周恩來從在莫斯科召開的中國共產黨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返回上海後，組織成立中共中央特別任務委員會（簡稱特委），下設中共特別 行動科（簡稱特科），並化名伍豪從事地下活動，包括收集情報、暗殺、安排共黨人員滲透國民黨黨政部門等。就是說，鳳凰台沒有明指他們都受共產國際及其遠東 局操縱，在為顛覆中華民國而奮鬥。

最遲在二三年就成立的共產國際遠東局一直在“幫助、指導並監督中共中央的工作”。

二七年七月，中國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發表聲明與莫斯科中山大學斷絕一切關係。一九三零年夏天，象黃埔軍校一樣成立來赤化國共兩黨成員的莫斯科中山大學被撤消，但共產國際繼續為中共培訓間諜等各種人才。

二七年底，國民政府與蘇聯斷交後，受蘇聯操控的共產國際只能在中國非法從事地下活動。共產國際於二八年春派以化名為牛蘭著稱的紅色間諜到上海，以商人身份 作掩護，建立共產國際聯絡部中國聯絡站。亞洲各國共黨從牛蘭的合法公司暗中得到共產國際的經費。據楊奎松的相關論文透露，在三零年八月至三一年五月期間， 共產國際平均每月向中國共產黨提供的資金達二點五萬美元。

從二九年二月起，共產國際的遠東局就從海參崴移到上海。其中一個原因是中國共產黨成立後，中共中央領導機關主要設在上海，一直到三三年一月才被迫遷往共產黨占領的江西瑞金。

二、三十年代的中國是個開放的自由世界，上海等地都是當時的國際大都市，既接納來自蘇聯的逃難者，又接納來自德國的猶太人，還是國內外不安分守己者如魯迅和斯諾的樂園。各國的共產黨徒包括遭到本國共黨開除的南非共產黨人格拉斯也在上海找到用武之地 。

共產國際以各種形式，打着各種旗號進行紅色滲透，為此在中國出版過無數紅色刊物，比如史沫特萊主編的英文雜誌《中國呼聲》和中文名為伊羅生的紅色美國人主編的英文周刊《中國論壇》。它們都由共產國際出資，專門發表接受共黨領導的魯迅們的作品。

一九三二年一月，《中國論壇》創刊後，伊羅生與史沫特萊一起於五月以“國民黨反動派的五年”為題發表專號，抹黑國民政府，大搞紅色宣傳。可是，《中國論 壇》沒有因此停刊。倒是一九三三年秋天在“十月革命”十六周年的專號上，因為伊羅生沒有謳歌斯大林而被迫停職。從此伊羅生也象遭斯大林迫害的托洛茨基及其 支持者一樣被排斥。伊羅生帶着紅色情結離開中國。一九七四年，伊羅生還在美國出版四十年前由魯迅和茅盾編選的紅色宣傳品《草鞋腳》。

不過伊羅生卻證明，斯大林曾於二七年四月五日在克里姆林宮大廳演講時表示，他企圖把國民黨“像一個檸檬一樣擠碎，然後扔掉”。以蔣介石為首的國民黨及時奮起反抗，讓斯大林的陰謀沒有得逞。 可惜宋慶齡卻支持斯大林，反對國民黨，好像吃了迷魂藥。宋慶齡既然要繼承孫中山的遺志，就應該支持國民黨在中國實現尊重民族、民生、民權的三民主義才對。而共產黨提倡階級鬥爭，要實現無產階級專政，與孫中山的三民主義根本不相容。這就是國民黨要清黨剿共的根本原因。

可惜宋慶齡卻似乎不明白這個道理，象史沫特萊一樣甘當共產國際間諜。

 

聽命於共產國際的中外鼴鼠

宋慶齡身為孫中山的遺孀在中華民國位高名重，本來可以為在中國實現孫中山治國理念而奮鬥。可是她卻鬼迷心竅，淪為共產國際間諜，為共產黨顛覆奉孫中山為國父的中華民國發揮了無人能夠替代的作用。

在戴季陶、蔣介石、汪精衛等國民黨要人相繼認清共產黨的危害後，國民黨不再是共產國際成員的保護傘，國際共運在中國的勢力也象在德國一樣遭到毀滅性打擊。

到了三一年剩下的地下共產黨人也接二連三被國民政府抓獲。曾在蘇聯接受間諜培訓的顧順章也是在這年四月被捕。據楊奎松說，顧順章在被捕後招供到：“共產國際派遣代表九人來上海，即系國際遠東局，大多數是俄人，也有波蘭人、德國人”。

顧順章曾在周恩來手下工作，負責過專門從事恐怖活動的“特科紅隊”，暗殺過多人，尤其是那些棄暗投明的共產黨員。顧順章招供後，五月，周恩來就親自帶領康 生等人組成的紅隊將顧順章家屬、訪客等多人全部殺害。如此紅色恐怖活動自然不得人心。同年底，周恩來就不得不逃離上海，潛入共黨在江西的占領區瑞金。

在顧順章被捕兩個月後，牛蘭夫婦也落網。為了讓牛蘭夫婦不招供，幫他們逃脫懲罰，共產國際發起了一場國際性的援救運動。史沫特萊的情夫，共產國際在中國的 高級間諜佐爾格建議用美元收買有關人員。共產國際於是派出兩名德共黨員攜帶幾萬美元前往上海。其中一個就是後來以化名李德進入中共黨史的奧托•布勞恩 （Otto Braun），李德交了錢後，在上海為共產國際收集軍事情報。

三三年，中共中央機關被迫從上海遷往共黨占領區瑞金。時任中共中央最高領導的博古（秦邦憲）在徵得莫斯科同意後，派人把李德秘密護送到瑞金，成為中共中央蘇區的最高軍事領導。正是李德導致了被中共美化成“長征”的大潰退。

李德不僅在軍事上是個庸才，在常人眼中還是下流痞子。史沫特萊樂於被強姦，敢於“在第一屆中國蘇維埃大會中和學生狂飲大醉後除了戴一頂紅帽子外一絲不掛高 唱國際歌”，李德則一到瑞金就因性騷擾而出名。在騷擾了至少兩名女性後，“黨組織”強迫蕭月華為共黨獻身，做了與她語言不同的“德國毛子”的性奴。蕭月華 比賀子珍慘，因為她們都淪為共匪頭目瀉欲的工具，但賀子珍不挨打。蕭月華一直到把共軍指揮得幾乎被殲滅而失勢的李德有了新歡李麗蓮後才得以解脫。在李德三 九年被召回蘇聯時，象江青一樣在上海從事過紅色文藝活動的李麗蓮則被留在了延安，成為沒有休書的棄婦。李德在被派到中國前就至少有兩個“革命伴侶”，其中 一位曾組織紅色恐怖分子把李德從柏林監獄裡劫持出來。在共產國際的地下組織幫助下，兩人逃離德國，潛入蘇聯。三一年，這對“革命伴侶”卻因李德有新歡而分 手。

受斯諾影響的愛潑斯坦在其宋慶齡傳中證實：“宋慶齡幾乎從回到上海的第一天起就設法營救兩位持有瑞士護照的外國人——保羅和格特魯德•牛蘭（魯格）”。愛 潑斯坦還介紹說，“牛蘭是‘泛太平洋產業同盟’（職工會）秘書處的代表（這個同盟是‘紅色工會國際’的分支機構）。更為機密的是，他又是共產國際的代表， 專門協助中國的地下革命者。同鄧演達一樣，他們也是先由公共租界的特別巡捕逮捕，然後轉送給蔣介石政府的。營救他們的運動是由專以保護和支援全世界地下革 命者為職志的‘國際紅色救援會’發起的。當她還在柏林或返國途經莫斯科時，就已有人告訴她關於牛蘭夫婦的危難並請她援助。”

在宋慶齡年譜中，從二九年她離開中國到三一年回國基本是空白，念及廖承志表示宋慶齡在地下工作中訓練有素，因此，我想宋慶齡可能在這段時間裡曾接受過秘密培訓。畢竟宋慶齡是共產國際的間諜已經被蘇聯解體後公布的秘密檔案證實。

共產國際由宋慶齡出面從瑞士請來紅色律師為牛蘭夫婦辯護，共產國際的另一名中國黨員陳翰笙在宋慶齡與瑞士律師之間傳遞信函。宋慶齡在史沫特萊等的協助下，一邊為象她們一樣從事違法活動而被捕的共產國際鼴鼠奔走， 一邊製造輿論，混淆視聽。

三一年十二月，宋慶齡再次以孫中山遺孀的名義發表《國民黨已不再是一個政治力量》的聲明，誣衊國民黨。這份聲明與她在一九二七《赴莫斯科前的聲明》和上面 提到的她在共產國際的授意下對國民黨的譴責就足以證明宋慶齡完全淪為共產國際的傳聲筒。而這些聲明也都由史沫特萊等紅色記者向各界傳播。

宋慶齡深知中共的一切活動都由共產國際資助，但她卻公開誣衊，“國民黨向外國乞求援助：金錢、武器和子彈，來和中國的人民作戰”。 “這不是生路，這是中國民族的死路。”國民政府象英、美、日、德等國政府一樣反共，是在抵制共產國際赤化本國，不讓本國人民淪為馬列子孫，但宋慶齡卻象魯迅一樣混淆是非，兜售來自蘇聯的紅色宣傳，抵制國民政府的正當行為。

對此楊天石在相關著述中有詳實介紹，他還引用了蔣介石三一年十二月十六日的日記說明宋慶齡的行徑 ：“蘇俄共產黨東方部長，其罪狀已甚彰明。孫夫人慾強余釋放而以經國遣歸相誘。余寧使經國投荒，或任蘇俄殘殺，而決不願以害國之罪犯以換親兒。絕種亡國， 天也，余何敢妄希倖免！但求法不由我毀，國不為我所賣，以保全我父母之令名，無忝此生則幾矣。區區嗣胤，不足攖吾懷也。”

於是，共產國際為了與國民政府的司法部門唱對台戲專門於三二年成立“中國民權保障同盟”。三三年初，上海的盟員發展到三十一人，其中自然有魯迅。宋慶齡為 主席、楊杏佛為總幹事、史沫特萊為英文秘書。史沫特萊便以此名義聯絡國內外的紅色勢力包括反對暴力革命的肖伯納等國際名人製造輿論，混淆視聽，欺騙民眾。 被捕的中共“左聯”黨團書記丁玲等都因此被釋放並潛入蘇區。

牛蘭夫婦被捕後，在共產國際的支持下拒不認罪，三二年被判無期徒刑。

三三年四月五日，宋慶齡、楊杏佛和沈鈞儒特意到南京獄中探望牛蘭夫婦。

三七年“八一三事變”發生，中日關係象共產國際希望的那樣惡化後，宋慶齡們藉機促使相關部門以“驅逐出境”為名，釋放牛蘭夫婦，讓這對共產國際間諜回到蘇聯，繼續助紂為虐。

放牛歸蘇不過是史沫特萊、宋慶齡等共產國際間諜濫用中華民國的自由盜取的紅色成果之一！

受共產國際操縱的紅色文化戰線

共黨在上海成立了“特委”後，又於二九年下半年，成立領導文藝界的中央文化工作委員會簡稱文委。“文委”領導的團體有左聯、社聯、劇聯、美聯、教聯、音樂小組、電影小組等等。

就這樣，共產國際濫用中華民國的遷徙自由、結社自由、出版自由等等自由滲透了社會各界。魯迅也好，“七君子”也罷，都是紅色滲透的成果，“七君子”之一的鄒韜奮堪稱被赤化的典型。

鄒韜奮原本是黃炎培創辦的《生活》周刊的主編，在紅色鼴鼠們的影響下，談論個人修養、職業道路的《生活》周刊變成了赤化青少年的紅色刊物。

三二年七月，鄒韜奮又出面創辦了生活書店，出版大量紅色書籍，成為共產國際在中華民國的文化陣地之一，許多共產黨員為這個書店工作。這與三二年起成了魯迅著作代理發行店的內山書店的情形應該大同小異，據其店主內山完造說，內山書店供應三百三十種紅色讀物。

鄒韜奮象內山完造一樣可以算共黨在出版界的代理人，宋慶齡、史沫特萊和魯迅則分別算共產國際在政界、新聞界和文壇中的代言人。紅色鼴鼠遍布中華民國的各 界，連我這樣的研究者有時都會被搞糊塗，更別說那些還不知共匪為何物的民國公民。同時代的人中，誰能想到或相信“國父的遺孀”是共產國際間諜， 誰又能想象蔣介石的心腹張治中也是紅色鼴鼠呢？

共產國際由紅色代理人領銜在中華民國成立過無數組織，除上述以宋慶齡為首的“中國民權保障同盟”外，還有以魯迅為首的“左聯”。

魯迅最遲在三零年三月“中國左翼作家聯盟”成立時，就可算作共產國際的筆桿子。魯迅為共產國際製造輿論，顛倒黑白，誤導民眾發揮了巨大的作用，深得與他“ 心靈相通”的毛澤東的讚賞。四零年毛澤東就把魯迅吹捧為“空前的民族英雄”，還宣稱“魯迅的方向，就是中華民族新文化的方向。”魯迅對蘇聯及其文學的吹 捧，表明他是一個空前的民族敗類，因為一個獨立的知識人比如徐志摩不會相信和兜售蘇聯的宣傳。魯迅的方向其實就是共產國際及其反傳統的黨文化的方向。

二一年就加入共黨的茅盾在“左聯”成立後，從日本回來出任行政書記，創辦《北斗》，並於三三年響應共黨號召，發表《子夜》，用小說抹黑中華民國，鼓吹階級鬥爭。

以魯迅為首的紅色筆桿子不僅在自己創辦的刊物上以各種筆名搞紅色宣傳，還給其他刊物比如《申報》副刊等投稿，影響輿論。

繼“左聯”後，共黨還在上海於三零年八月成立“左翼劇聯”，三三年成立夏衍任組長的電影組。夏衍是二七年入共的地下黨員。

被魯迅在病逝前兩個月指稱為“四條漢子”的周揚、夏衍、陽翰笙、田漢不僅是地下黨員，還是“文委”成員。後三者是導演紅色話劇，拍攝紅色影片的核心人物，被他們誤導的觀眾不知有多少。

田漢以愛國的名義寫作《義勇軍進行曲》的歌詞，挑起和渲染對日本的仇恨，以轉移共產國際與中華民國的矛盾。這首紅歌藉助夏衍編劇的電影《風雲兒女》傳遍中國，對共黨利用民眾的愛國激情轉嫁矛盾，掩蓋真相，為共黨擺脫當時的危機起了難以估計的宣傳作用。

共黨篡奪中國的政權後，“四條漢子”先成為紅色中國文藝界的領導，領導了文藝界的一系列迫害行動，比如“肅清胡風反革命集團”（三）和“反右”。六四年 後，害人者自己先後淪為受害人，他們都失去在中華民國享有的自由並遭到殘酷迫害。夏衍、周揚和陽翰笙分別被囚禁八年、十年和九年，田漢則在迫害中死去。

那些跟隨他們的紅色藝人比如趙丹（一九一五－八零）同樣不得好報。趙丹三二年加入“左翼劇聯”，成為紅星。

一九三六年四月，在杭州錢塘江畔的六和塔下，趙丹與葉露茜，藍苹（江青）與唐納，顧而已與杜明潔集體結婚，沈鈞儒專程去杭州做他們的證婚人。鑑於他們都是 接受共黨領導的紅色藝人，我猜想，這象由史沫特萊出面舉辦的魯迅五十歲生日活動一樣，也應該是個由共黨組織的紅色宣傳秀！

六七年底，趙丹等十八名三十年代在上海參與過紅色文藝演出的藍苹同事全被打成“特務、叛徒、歷史反革命、黑線代表人物”，受到了肉體和精神的殘酷迫害。趙 丹留下兩大捆被他的第二任妻子黃宗英稱為“在紅色恐怖高壓下，嚴刑拷打摧殘下，無所不用其極的精神折磨下被逼迫寫的”的“交代”材料。趙丹飽嘗“比法西斯 還法西斯”的共產黨的苦頭。趙丹曾因其紅色活動在新疆被盛世才投入監獄五年後才被混跡國民黨將領中的紅色鼴鼠張治中釋放。在“舊社會”坐牢沒讓趙丹留下傷 痕，但在“新中國”坐牢後，趙丹滿身傷痕，包括兩隻耳朵。

趙丹加入“左翼劇聯”後，在“舊社會”拍了至少三十二部電影，但在他嚮往的“新中國”，他演主角的《武訓傳》成為中國電影史上第一部被槍斃的影片，從此，趙丹失去演戲的自由，飽嘗作踐自己的痛苦。

共產國際不僅滲透了文藝界，科研部門也一樣遭到滲透。上面提到的陳翰笙也是史沫特萊到中國後有直接聯繫的另一個共產國際成員。一九二九年春天，陳翰笙被時 任中央研究院院長的蔡元培聘為社會科學研究所副所長，從此共產國際通過陳翰笙掌握了這個研究所。陳翰笙以請史沫特萊搞社會調查為名，抹黑中華民國的現狀， 為受到懲罰的共產黨猿鳴冤叫屈。一九三三年，陳翰笙和薛暮橋等人成立中國農村經濟研究會，並創辦《中國農村》月刊，刊登大量紅色報告和論文，在理論上配合 共党進行從根本上破壞中國社會根基的“土地革命”。

馬克思的歪理邪說也在三十年代前期被地下黨徒翻譯成中文並公開發行。郭沫若則在三零年就寫出第一部用馬克思主義的哈哈鏡扭曲中國歷史的紅色著作《中國古代社會研究》。

一句話，聽命於共產國際的各國鼴鼠利用中國的各種自由大搞紅色宣傳，成功滲透社會各界。

扶持和吹捧魯迅

史沫特萊到上海後，就與魯迅取得聯繫。魯迅與母親、原配本來住在北京，因與學生許廣平的姦情，於二七年起與二奶定居上海。

魯迅在上海與馮雪峰等地下黨員關係密切。

在共產黨奪取政權後，馮雪峰也象被魯迅罵過的“四條漢子”一樣遭到迫害。馮雪峰在六八年寫的“交代”材料中，為史沫特萊在上海的紅色劣跡提供了佐證。馮雪 峰寫到，“從三零年起她對當時左翼文學運動有過一些幫助，她對魯迅的感情特別深。我們當時都相信她，現在我也認為她是革命方面的人。我覺得她當時對我黨領 導的中國革命和中國人民確實有高度熱情的，她寫的有關中國革命和工農紅軍的一些通訊報導和文章，在國際上起過相當影響的宣傳作用。

三零年時，我好象聽說過，她同共產國際有秘密聯繫。因此，對於她當時在上海的關係的複雜和來往的方面之多，我是知道和有所聞的。例如，她同當時在上海的外 國人認識很多，在中國文藝界則同林語堂等人也接近和來往。我們都認為這是她為了工作和為了掩護她自己。我知道她的事情還是很少。但同魯迅及當時左聯有關的 幾件事情我是知道的，如三零年魯迅五十年壽辰（當時左聯是作為一個運動舉行的）就是她設法借荷蘭菜館而開成的。當時魯迅的活動和左翼文學運動等情況，她曾 竭力介紹和宣傳到外國去。

一九三六年初，魯迅和茅盾致電毛主席，祝賀紅軍長征勝利的電報是她設法送到陝北的。

三六年五月下旬魯迅病重，她非常着急，由她同宋慶齡請了當時認為在上海的最好的肺病專科醫生（美國人），去給魯迅診視。

史沫特萊大概在一九三六年下半年到陝北去，是從華北方面進去的，沒有經過上海方面的介紹。一九三七年一月我去延安向中央匯報工作時，曾在延安見到過她。

我聽張聞天說，魯迅和茅盾致電毛主席，祝賀紅軍長征勝利的賀電是一九三六年四月上旬，在瓦窯堡，在我動身到上海前個把星期收到的，即四月十日左右。”

馮雪峰證實共產國際間諜史沫特萊積極宣傳魯迅，傳播以魯迅為首的左聯成員的作品。共黨利用魯迅們從思想上了顛覆中國傳統價值觀，為反人興的紅色文藝打下了根基。

因此，“欺騙高手”史沫特萊會宣稱：“激勵着我精神力量的魯迅，已成為我人生的路標，我從這位偉大的作家那裡所感受到的一切，將永遠銘刻在我心中。”

一九三一年二月，共黨內訌，借刀殺了左聯的五位成員後，史沫特萊將魯迅所寫的《黑暗中國文藝界的現狀》一文翻譯成英文，在美國的共產黨刊物《新群眾》上發 表，誤導和欺騙了不少讀者。被魯迅們吹捧的“左聯五烈士”實為鼓吹暴力的劣士。對此九十年代被迫逃離大陸的高爾品（辛灝年）在他主編的黃花崗雜誌上有專文 論述。

一九三三年五月，史沫特萊到蘇聯十個月，這期間她將新舊宣傳品，加工匯編成《中國人民的命運》，象魯迅一樣“揭露了中國的黑暗現實”，目的就是誤導讀者投入共產恐怖主義運動。三四年，史沫特萊響應中共中央宣傳蘇維埃運動的需要而寫作的《中國紅軍在前進》也問世。

三四年十月，史沫特萊經美國重回中國，在魯迅家裡寄居一年。

對馮雪峰提到的魯迅五十歲壽辰，魯迅自己在一九三零年九月十七日的日記中寫到：“友人為我在荷蘭西菜室作五十歲紀念，晚與廣平攜海嬰同往，席中二十二人，夜歸。”

史沫特萊則於三七年十一月在上海《文學》月刊九卷四期發表《追念魯迅》，描述了魯迅的五十歲壽辰，情況與魯迅的自述區別很大。鑑於《魯迅日記》也沒透露多 少與許廣平的姦情就足以知道魯迅的日記並非真實生活的記錄，所以，我認為史沫特萊的回憶可能誇張，但比較翔實。因為，馮雪峰佐證了“左聯”由史沫特萊出面 借魯迅生日搞紅色聚會。魯迅不必從下午聚會開始就到場。史沫特萊稱生日活動人數不下兩百人，可能誇大，但她的描述證明這個活動如馮雪峰所說不僅僅只是給魯 迅祝壽。史沫特萊說那是她第一次會見魯迅，有研究者指出是二八年，以我掌握的資料來看，應該是二九年。在史沫特萊眼中，“魯迅是惟一天才的作家。”因為史 沫特萊自己缺乏教養，所以，魯迅是她“所認識的人當中教養最深的一個。” 畢竟人以群分，魯迅象史沫特萊一樣與正統社會格格不入，他們的人品和作品都無誠信和善心。

魯迅於一九三六年九月發表在《中流》半月刊第一卷第二期的文章《死》中也提到史沫特萊， “當印造凱綏•珂勒惠支（KaetheKollwitz）所作版畫的選集時，曾請史沫德黎（ASmedley）女士做一篇序。自以為這請得非常合適，因為她們倆原極熟識的。不久做來了，又逼着茅盾先生譯出，現已登在選集上。”

無論是《追念魯迅》，還是《死》都透露，魯迅與史沫特萊互相提挈，一起為共產國際在中國開闢思想通道。 《死》發表一個月後，魯迅就病逝。

地下黨員胡愈之在《我的回憶》中承認，他與領導“救國會”的沈鈞儒們共同商定:“魯迅先生的葬儀以上海救國會聯合會名義主辦，並應通過魯迅先生的葬禮，發 動一次民眾的政治性示威，把抗日救國運動推向高潮”。那時共產國際的陰謀是借抗日救國的名義迫使國民政府停止剿共。因而魯迅的葬禮被共產勢力借用來向國民 政府要求“抗日救國”，也即停止剿共。所以，連漢字都要罵的魯迅居然被共產國際成員哄抬成“民族魂”。

魯迅逝世當天，上海《大晚報》發表《魯迅先生訃告》，其中公布由十三人組成的魯迅治喪委員會名單：蔡元培、宋慶齡、內山完造、沈鈞儒、蕭蔘、曹靖華、A．史沫特萊、茅盾、胡愈之、胡風、許季茀、周建人、周作人。

負責魯迅喪儀的馮雪峰私自把這個名單刪改為含毛澤東的名單，在日本報紙《日日新聞》上發表。（四）內山完造與史沫特萊都名列魯迅治喪委員會，雖然其時史沫特萊本人已在西安等候蔣介石中計。

魯迅死後，其家屬懷疑魯迅信賴的退伍日本軍醫須滕，對此三八年投身赤潮的王元化表示，“魯迅死於謀殺，是可能的”。我在撰寫報告《我看紅色文藝及其源頭》時也發現“魯迅的死讓中共獲得了生機”，而如果共產國際需要魯迅死，魯迅自然活不了。

無論如何，共黨需要正人君子比如蘇雪林眼中的“小人之尤”魯迅，而魯迅也是靠國際共運躋身中國和世界文壇。史沫特萊也象斯諾一樣算魯迅的洋推手。

當蘇雪林眼中的“流氓大師”被中共包裝成“民族魂”後，支持共黨地下組織把魯迅喪禮搞成紅色遊行的沈鈞儒們不久則被紅色媒體包裝成 “七君子”。從《胡喬木書信集》中可以獲知，魯迅的送葬隊伍中有不少中學生。他們是以教書為掩護的中共地下黨員帶去壯大聲勢的。當年在上海培明女子中學當英文教員的胡喬木就是這些誤人子弟的地下黨員之一。僅此可見共黨的滲透和造假何其厲害。

被宋慶齡告狀

史沫特萊在上海法租界寓所里掩護過不少從共黨蘇區到上海治病養傷的共軍將領。根據他們的講述史沫特萊撰寫不少文字，宣傳紅軍，比如《中國紅軍在前進》。對 此，劉小莉評論說，“史沫特萊在《中國紅軍在前進》中所記敘的中央紅軍發展壯大的過程，並非是堅守新聞報導的實事求是原則的‘有血有肉的記錄’，而是抹除 了蘇區肅反擴大化的災難性後果，創造了‘紅軍不可戰勝’的神話。所以，這部作品不僅在實際上成為王明時期中共中央政治宣傳的傳聲筒，而且為江西蘇區的‘左 ’禍提供了佐證。”（五）

一九三六年九月，史沫特萊在宋慶齡介紹給張學良當副官的共產國際成員劉鼎的安排下去西安，住進臨潼華清池溫泉招待所，在蔣介石來到前，搬進西京招待所。史 沫特萊就如此“偶然”地成為共產國際策劃多時的“西安事變”的參與者。周恩來到西安後，很快與史沫特萊取得聯繫並安排她搞紅色廣播。史沫特萊在完成了“西 安事變”的宣傳任務後，得到去延安的邀請。豈知她卻促使宋慶齡留下了一封把她們自己釘上歷史恥辱柱的密信。

三七年一月，宋慶齡從上海寫信向在莫斯科的王明告已潛入延安的史沫特萊的密狀。此信證明他們三人都接受共產國際領導。這封告狀信已於七十年後在中共黨史出版社出版的《聯共（布）、共產國際與中國蘇維埃運動（一九三一—一九三七）》第十五卷發表。這封信透露了宋慶齡濫用其身份，秘密違反家規國法，象史沫特萊一樣為共產國際工作，從中也可以看到史沫特萊不是宋慶齡的洋秘書，因此，有必要在此照登宋慶齡的秘函。

親愛的同志：

　　我必須向您報告以下情況，這些情況有可能威脅我的工作和損害我將來在中國可能與之有聯繫的任何運動。我提出這些情況供您研究，希望您能着眼於業已發生的情況，給我提供關於今後行為方式的建議。

　　一段時間以前，作為對毛澤東同志請求幫助提供資金的來信的答覆，我在三個月前給他寄去了一筆款項，此事在這裡只有一個人知道，他起了聯絡人作用，通過他，我收到了來信和轉寄了錢款。

　　幾周前，宋子文得到釋放蔣介石的保證從西安回來後，想與我見面。他對我說，蔣介石獲釋有一些明確的條件，這些條件經商定是嚴格保密的，並且蔣介石在過 一段時間是要履行的。但是他說，共產黨人出乎意料地通過西安電台公布了這些條件，而其英譯稿也經史沫特萊報道出去了。史沫特萊小姐以自己的名義公開證實了 這些消息的真實性，並補充說，周恩來同蔣介石、宋子文進行了談判，等等。宋子文說，我們說好了，所有這些事情要絕對保密。

　　蔣介石對“共產黨人違背諾言和缺乏誠信”非常惱火，決定不再受這些諾言的約束，也不履行任何條件。他對宋子文說，別指望同這些人合作，“他們沒有起碼的誠實”等等。這使宋子文極為不安，因為他知道不可能再保持其《西安協議》保證人的地位。

　　我自然為我們的同志們辯護，我說，這種背信棄義的事應該是楊虎城干的，還說，無論如何史沫特萊不是在為共產黨做工作，而是一個同情中國民族解放運動的 自由派作家和新聞記者。當時宋子文問我：“要是我告訴您，周恩來曾告訴我，不久前您給他們寄去了5萬美元，您還會否認您的同志出賣了您嗎？並且他還對我們 兩個人（我和宋美齡）說，我們可以通過您同紅軍的代表取得聯繫。”

　　至於史沫特萊小姐，我想說，她不顧不止一次的指示，繼續保持着不好的關係，向他們提供資助，然後就要求黨來補償那些由她提議花費的款項。實際上這裡的 人認為她是共產國際的代表。她把《工人通訊》的出版者、工會書記、“中共上海中央局”特科的工作人員和其他許多人帶到同情我們的外國人的一個住所，結果這 個用於重要目的的特殊住所遭到破壞。雖然她無疑是出於好意，但她的工作方法給我們的利益造成了損失。

　　我轉達了您把她孤立起來的指示，但我不明白，為什麼我們的同志讓她在西安工作，給我們造成了麻煩和困難。或許他們認為這只是我個人的看法。

　　忠實您的宋慶齡（親筆簽字）

　　1937年1月26日於上海

宋子文與宋美齡最遲在“西安事變”之後就從周恩來處獲知他們的姐姐秘通共匪，這在當時是殺頭之罪， 但是他們縱容了宋慶齡的謊言和違法行為。為此他們付出了從四九年起就喪失家園故國，父墳母墓被挖，流亡至死等的代價。善惡必報，縱容邪惡也要遭報。對於史沫特萊而言，這封信無異是個沉重打擊，宋慶齡宣布與她決裂，史沫特萊無法再以“國母”的秘書身份活動。

被賀子珍打罵

史沫特萊在全程參與了中共通過張學良逮捕蔣介石，強迫國民政府放棄剿匪計劃的“西安事變”後，於三七年一月在中共的邀請和安排下進入延安。《紐約時報》則 分別於三七年一月八日、十日、十七日以《幫助中國叛亂的美國女人》、《中國譴責美國女人》、《中國叛亂中的妥協》為題報道了史沫特萊在“西安事變”中起的 負面作用。

共產國際則於一月十九日致電中共中央稱：“史沫特萊的行為相當可疑。最後，必須取消她以共產黨人的名義和似乎他們所信任的人的身份發表演講的機會，必須在 報刊上譴責她的所作所為。”毛澤東和周恩來答曰，“我們事先並不知道，該記者現來蘇區，當勸其謹慎發言”。這當然是撒謊，因為史沫特萊在“西安事變”中是 周恩來的話筒，如果她違背了周恩來的意思，就不可能被邀請到延安。

放蕩不羈的史沫特萊在延安得到了男同類的親睞。是她把交際舞帶到了延安。事後，史沫特萊寫到:“朱德同我破除迷信，揭開了交際舞的場面。（……）在延安的 婦女中間，我贏得了敗壞軍風的惡名。人言可畏，群情側目，以致有一回朱德邀我再教他跳一次舞時，我居然謝絕了他。他指責我怕事，說道:‘我同封建主義鬥了 半生，現在還不想罷休！’我只好站起來以民主的名義和他跳了一次。”史沫特萊和朱德之間是否也有姦情，我不好判斷，但康克清與賀子珍都因此吃醋卻顯而易 見。 史沫特萊還與賀子珍打起來。

曾志（陶鑄妻子）在其回憶錄中說，她在延安問毛澤東為什麼賀子珍要離開他時，毛說：“不是我要離開她，而是她要離開我。她脾氣不好，疑心大，常為一些小事 吵架。有次一位外國女記者採訪我，美國女人開放、無拘無束，我也愛開玩笑，我們又說又笑，這就激怒了賀子珍，她不僅罵了人家，兩人還動手打了起來。我批評 她不懂事，不顧影響，她不服，為此我們兩人吵得很厲害……”

其實史沫特萊與毛雖打情罵俏，但雙方沒有姦情，毛看上的是女翻譯吳莉莉（吳光偉），而史沫特萊追求的知名者有彭德懷和朱德。史沫特萊不光亂談情，還借錢不還，凡此種種讓史沫特萊在延安引起眾怒。最好笑的是這位“共產共夫”主義的實踐者卻被吃醋的賀子珍扣上了 “帝國主義分子”與“破壞共產黨黨風、紅軍軍風的壞女人”的共產大帽子。

史沫特萊不僅被拒絕加入令她如魚得水的中國共產黨，她的延安行還因賀子珍到吳莉莉的窯洞捉姦而被中斷。賀子珍負氣去了蘇聯後，吳莉莉與史沫特萊也難以再在 延安停留。史沫特萊九月離開延安，先跟隨朱德當了九個月的“隨軍記者”，這可能是宣傳片《在太行山上》有史沫特萊鏡頭的原因。這期間史沫特萊與朱德分別向 印度的孫中山—尼赫魯寫信求援，促使尼赫魯決定向中國派遣醫療隊，其中就有象白求恩一樣死在中國的柯棣華。

一九三八年一月，史沫特萊到了漢口，以記者和中國紅十字會工作人員的身份，借抗日之名為共軍向國內外募捐和申請各種援助。有資料稱，“她多次接觸約翰•戴 維斯、佛蘭克多恩、史迪威和陳納德，這些人後來成為影響美國制定對華政策的重要人物。”念及後來的美國對華政策有利於中共，所以，積極為中共宣傳的史沫特 萊，可能或多或少地迷惑過上述美國要人。

一九四零年九月，史沫特萊離開中國前往香港，並於四一年五月回到美國， 開闢紅色陣地， 繼續為中共宣傳。四三年，史沫特萊寫成《中國的戰歌》，借國民黨抗日吹捧假抗日的共產黨。一九四四年八月十四日，朱德致函史沫特萊說：“我們音信斷絕已經多年，現在終於有可能建立聯繫了。” 最遲從這時起，史沫特萊就投入在美國支持中共顛覆中華民國的宣傳戰， 她寫信告訴“我的親愛親愛的朋友朱德”，“你今年七月的來信我最近才收到，你囑我相信中國人民，你還指出你也相信美國人民。我已從你的來信中摘出一段，印在新年的賀年片上，寄發給所有為中國的勝利出過力的朋友們。”

還有資料透露，史沫特萊與馮玉祥一起，開着車身貼滿宣傳畫和標語的汽車在紐約四處演講，呼籲美國人民起來反對政府援助蔣介石政府。象共產黨一樣不仁不義的馮玉祥，最遲從四七年五月開始在美國協助紅色勢力抹黑蔣介石。馮玉祥自己淪為共產國際的狗，卻罵蔣介石為 “帝國主義之狗”。這個大老粗還在紅色勢力的支持下，寫出《我所認識的蔣介石》，竭力抹黑蔣介石。 因此毛澤東不惜花大價雇蘇聯客輪去紐約接馮玉祥回國，豈知客輪失事， 馮玉祥葬身大海。

史沫特萊則繼續在美國為中共混淆是非，欺騙世人，比如，她在芝加哥作“中國的民主鬥爭”的演說時宣稱:“當我們美國人說我們怕極權主義，我心存懷疑。因為 如果真的怕，我們就不會去支持蔣介石的極權統治了。可是二十年來我們就是支持那個政權，我們對希特勒、墨索里尼和佛朗哥也都是同一個做法。我們並沒有發現 他們有什麼不對，雖然他們侵犯了民主的各個方面，不給人民以公民權利，而且憑武力進行極權統治。我們的政府支持着今天的國民黨極權統治，而談論着遙遠的未 來的中共的極權主義，這樣做是不誠實的。”

史沫特萊濫用言論自由，顛倒黑白，終於受到美國聯邦局調查。四九年底，史沫特萊想從英國轉道投奔紅色中國，在英國病重。死前，史沫特萊指定朱德為其稿費接受者並表示“我希望我的骨灰能和死去的中國革命者同在。”

因此，史沫特萊在倫敦去見馬克思一周年時，中共為她舉行了追悼大會和隆重的葬禮。史沫特萊的骨灰被安放在北京八寶山中共烈士陵園，一塊大理石墓碑上用金字鐫刻着朱德寫的碑文：“中國人民之友美國革命作家史沫特萊女士之墓”。

被稱為“中國人民之友”的史沫特萊顯然只是中共之友，或曰朱德的“白膚女皇”。史沫特萊的《偉大的道路：朱德的生平和時代》和斯諾的《紅星照耀中國》一樣都是紅色外國人美化共匪及其頭目的代表作。

然而，即使是朱德也沒有在紅色中國免遭迫害。紅色暴政建立後，朱德開始享有特權，一個人就有五位秘書、六名警衛、還有醫生、護士、阿姨、廚師等。 “文革”開始後， 朱德身邊只剩下三個警衛員和一位廚師。“批判朱德大會”臨時被取消，但康克清則被打成走資派，掛着走資派的牌子被卡車拉着，在北京遊街、批鬥。後來掃廁所 改造，七十年代後才官復原職。朱德的子女則被禁止進入中南海。連朱德紀念康克清的前任伍若蘭而養的蘭花，用朱德孫子朱和平的話說， “也同樣遭到厄運。”

值得一提的是，康克清在八九年下半年聽了有關羅馬尼亞的紅色暴政轟然垮台的文件後中風，清醒來後她的第一句話，竟是“齊奧塞斯庫夫婦怎麼樣了”？侵擾了全世界，占領半個世界的共產黨在蘇聯、東歐各國都被人民推翻，我相信中國人也必然會解體共產黨的極權專制。 史沫特萊這樣的共產間諜到時自然會成為反面教材。

紅色戰績

綜上所述， 史沫特萊在二十年代末被共產國際派往中華民國，以記者身份從事的紅色宣傳和滲透活動。史沫特萊象約翰•里德（John Reed）一樣是在莫斯科的文學檔案中有文章保險柜的兩個美國人，面對史沫特萊是共產國際間諜的鐵證，曾想為她辯護的傳記作者普萊斯也不得不表示，“願意承認史沫特萊是個狡猾和高超的間諜”。

史沫特萊等協助以宋慶齡為首的中國敗類與反共的民國政府作對，誤導和欺騙中國民眾，最後利用民眾的愛國激情迫使民國政府改變了剿共政策，承認了反傳統反人類的國際恐怖組織共產黨在中國的合法地位。

史沫特萊還參與了共產黨一手策劃的“西安事變”。我認同日本歷史學家松元一男在《張學良和中國》中得出的結論，“在西安事變里獲益最多者是中國共產黨，蔣 介石失去了身為國家元首的面子，張學良種下了被監禁半個世紀以上的開端，楊虎城也導致了被慘殺的命運，但是對共產黨來說，拜西安事變之賜，紅軍得以蘇生、 發展而取得天下。”

從“西安事變”的和平解決就可看到中共完全聽命於蘇共。中共本來想殺害蔣介石，但斯大林只想迫使蔣介石抗日。所以，“西安事變”發生後，蘇共的《真理報》 和《消息報》相繼發表社論抨擊“張學良叛變、反對政府，綁架蔣介石”，認為這將導致中國內戰，日本坐收漁翁之利。與此同時，蘇共發電報給中共，要求和平解 決西安事變。斯諾在《紅色中國散記》中透露，宋慶齡曾告訴他，這期間她“曾替斯大林轉過一封很兇的電報給毛澤東，內容是要求中共必須（對張學良）施加壓力 放蔣。”張國燾的回憶錄也提到當時曾接到斯大林措辭很嚴厲的一封電報。

蘇共還藉機在《真理報》和《消息報》上誣衊汪精衛，說“張學良是受了汪精衛的影響，或者是汪精衛利用東北軍中的反日情緒，發動了這次政變，綁架了蔣介石。 ”汪精衛因反共而主和，所以，蘇共誣衊他“主張對日妥協，是賣國賊”。這是共產國際的統一調子。過了兩天，蘇聯政府還通過駐中國的使館發表聲明，謊稱“蘇 聯政府一直沒有和中國共產黨有任何直接聯繫，我們一直支持蔣介石政府，反對張學良發動的這次政變。”

君子鬥不過小人，因為君子不會信口雌黃，也不屑使用陰謀詭計。

共產黨卻為了篡奪各國政權不惜一切手段。中共一邊渲染甚至製造中日矛盾，一邊挑起民眾的抗日情緒，目的就是要國軍停止剿共。共黨製造了“西安事變”後，還 發生了導致中日矛盾激化的“八一三事變”，於是，國民黨中央社於九月二十二日發表了周恩來七月十五日擬定的《中共中央為公布國共合作宣言》。共黨信誓旦旦 地表示：

一、孫中山先生的三民主義為中國今日之必需，本黨願為其徹底的實現而奮鬥。

二、取消一切推翻國民黨政權的暴動政策及赤化運動，停止以暴力沒收地主土地的政策。

三、取消現在的蘇維埃政府，實行民權政治，以期全國政權之統一。

四、取消紅軍名義及番號，改編為國民革命軍，受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之統轄，並待命出動，擔任抗日前線之職責。”

共黨在第二條中自己承認了國軍剿共的原因。

歷史已經證明，共黨完全違背了自己的宣言。

可惜，共產國際迫使國民政府承認中共的陰謀卻得逞了。上當受騙的蔣介石只好退居台灣，對共黨採取 “不接觸，不談判，不妥協”的態度。國共兩黨誰正誰邪，從四九年後的台灣和大陸的狀況就一目了然。

一九八二年七月二十四，中共讓木偶廖承志出面發表致蔣經國的公開信後，宋美齡出面回了廖承志一封公開信。對照兩封信，就能獲知中共的偽善與邪惡。在此摘錄宋美齡信中的一段，以示國民黨與共產黨以及宋氏姐妹的不同：

“《北京日報》亦曾報導，北京市政府人員在‘文革’中，就有一萬二千人被殺，共黨高層人物，如劉少奇、彭德懷、賀龍等人，均以充軍及飢餓方式迫死，彼等如 九泉有知，對大量幹部自相殘殺，豆萁相煎之手段，不知將作何想法？……世侄所道‘外人巧言令色’旨哉斯言，莫非世侄默詆奸邪之媚外乎。

相對言之，中華民國開國以來，除袁世凱之卑鄙覬覦野心失敗外，縱軍閥時代，亦莫敢竄改國號，中華民國自國民政府執政以來，始終以國父主義及愛國精神為基 據，從未獅褻諛外，如將彼等巨像高懸全國，靈爽式憑，捧為所宗者，今天有正義感之猶太人尚唾棄其同宗之馬克斯，乃共黨竟奉之為神明，並以馬列主義為我中華 民族之訓練，此正如郭沫若宣稱‘斯大林是我爸爸’，實無恥之尤，足令人作三日嘔。”

（一）被鳳凰台吹捧的十個紅色洋人分別是：

鮑羅廷（一八八四－一九五一），俄國人，共產國際駐中國代表。

史沫特萊（一八九二－五零）美國人，以記者身份做掩護的共產國際間諜。

白求恩（一八九零－一九三九），加拿大人，共產黨員，被派到中國醫護共軍。

柯棣華（一九一零－四二），印度人，共產黨員、被派到中國醫護共軍。

三七年十一月毛致尼赫魯 朱德名義 史沫特萊

馬海德（一九一零－八八）祖籍黎巴嫩，共產黨員、與斯諾一起潛入延安醫護共軍。

斯特朗（一八八五－一九七零） 美國人，紅色記者。

路易•艾黎（一八九七－一九八七）新西蘭人，赤色分子。

愛潑斯坦（一九一五－二零零五）猶太人，共產黨員，入了紅色中國國籍。

埃德加•斯諾（一九零五－一九七二）美國人，史沫特萊同行。

李德（一九零零－一九七四）德國人，潛伏在中國的共產國際軍事顧問。

（二）普萊斯 是《史沫特萊的多重生活》（ The Lives of Agnes Smedley）的作者Ruth Price。她在其文“Agnes Smedley, an Example to Whose Cause?”（吳萬偉譯為魯斯•普萊斯 ： 史沫特萊，為誰的事業而奮鬥？）講述了在八十年代中期開始研究史沫特萊的時候，並沒有打算揭露史沫特萊的秘密生涯。普萊斯覺得史沫特萊受到不公正對待，畢 竟史沫特萊寫過不少東西。好在普萊斯有職業道德，她獲知在一九五零年的蘇聯百科全書詞條中對史沫特萊的人品和新聞工作給予高度評價等等事實後，“願意承認 史沫特萊是個狡猾和高超的間諜”。普萊斯發現，“雖然我知道這個非同尋常的女人為共產國際和中國的蘇維埃軍事情報做出重大貢獻，俄國人像中國人一樣，並沒 有承認她為他們做的秘密工作。”

這篇文章除參考了文中提到的研究成果外，還在網上查閱了中文、德文和英文的相關資料。

（三）胡風在共黨篡奪政全後，出任中國文聯委員、中國作家協會理事、第一屆全國人大代表。五四年，胡風向中共中央寫了《關於幾年來文藝實踐情況的報 告》（即“三十萬言書”），被定為“胡風反革命集團”之首被捕入獄。“胡風反革命集團”牽扯全國五千餘人，其中逮捕五百餘人，六十餘人自殺，十二人非正常 死亡。

（四）詳細情況請參考呂春的文章《追憶魯迅喪儀二三事》和周楠本的文章《關於毛澤東列名魯迅先生治喪委員會的一些情況》。

（五）文章標題為：《中國紅軍在前進》── 回應「左聯」前期的無產階級革命文學焦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