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要】原始認為：“縱觀百年來的中國領袖，袁世凱應該算對中國人民造成的傷害最少、干實事最多的一位。”而數一數他被指責最多的幾件事：戊戌告密，史家多已否定；21條，他盡力拒絕了其中最兇殘的七條，悲憤地簽訂了其它14條城下之盟；稱帝是他的污點，但他並沒有打算搞家天下……



原始夫婦在加拿大

◆高伐林


　　定居加拿大的袁世凱曾孫、畫家原始（原名叫袁緝燕），作品參加過在北京、香港、日本、加拿大和新加坡等地的畫展，中國《美術》雜誌刊登專文做過介紹。在香港1991年“中國現代繪畫展”上，他的《牡丹》獲得一等獎。他希望人們更多地關注他本人的藝術歷程和創作個性，而不是將他只當成袁氏家族中的一員。
　　不過，原始承認，他和袁氏家族成員的命運，確實又受到這位著名先輩的極大影響。他的家族的命運，正是中國社會百年走向的一個縮影。

家族成員紀念，謝絕媒體參加

　　2009年9月16日，是袁世凱誕辰150周年，袁氏後人集中到河南項城，在家族成員內部舉行研討、紀念活動，“謝絕媒體參加”。這反而引起了我對袁氏家族的興趣，與原始多次就此問題漫談。
　　袁世凱的一妻九妾生了17個兒子、15個女兒，這17個兒子生了22個孫子、25個孫女；第四代就更加枝葉繁茂。原始十分坦率地告訴我，對於家族源流，成員情況，他遠不如著有《項城袁氏家傳》的王忠和、著有《袁世凱家族》的張永久等人掌握得全面，“你問我現在袁世凱的後人有多少，我說不清”。
　　袁世凱後人散布於海內外。原始告訴我，他哥哥袁萌臨育有一兒一女，都在美國，兒子袁啟禾現擔任歐洲一家公司駐中國分公司的總經理，經常往返於歐、美和中國。
　　與其他名門望族相似，袁氏宗族也代代傳家訓、續家譜。原始說他小時候還見過家訓，一直放在家裡，但“文革”抄家之後就再沒見着了。而家譜更是從一解放就被掃得差不多，只聽說在袁氏老家河南項城，有族人保存並整理家譜。旅美物理學家袁家騮上個世紀七十年代初回河南項城時，提議過“續家譜”，但後來不了了之。原始還得知，在紐約一所大學圖書館工作的姑姑袁家淦，多年來一直在搜集資料，準備寫一部中英文對照的袁氏家譜，供美國學者和研究部門參考。

袁克定晚年淡定無人企及

　　原始沒有為親者諱：“對於袁世凱稱帝，應該說我爺爺袁克定是有責任的。而且，他封建思想嚴重，對弟弟妹妹總是擺出‘長兄如父’的架勢，所以與弟妹關係都不融洽。他鼓動父親稱帝，大錯特錯，兄弟也都不滿意他。他對子女更是擺足了家長威嚴——爺爺端坐在椅子上，我父母不能坐，站在旁邊。他說什麼話，我父親都只說‘是’，我從沒有看見他們對他表示過不同意見。”
　　但是原始又說，“抗戰時日本人請他出山，他拒絕了給他的官職——我聽長輩說過，當時還是有很大風險的，日本的便衣隊將他監視起來，他要出門還派人跟着。1949年以後政府曾想給他政協委員之類頭銜，他也不接受。”
　　“一些文史資料中說，袁克定晚年很潦倒。我認為，作者並不了解袁克定的精神境界。他經歷過的榮華富貴是常人很難想象的，晚年生活在書香世界，那份淡定，也是我們沒法企及的。由於他在‘袁世凱稱帝’一事上扮演了不光彩角色，後半生生活在愧疚之中，作出很多常人沒法理解的行為，例如他揮霍起金錢來完全不在乎；他完全將自己封閉起來，幾乎不跟人來往；不管是執政者還是地方官，在別人看來是不能得罪的一些人，他也不理不睬。他晚年生活困難，但他從來不向人訴苦，也不向人借錢，不苟言笑，悶頭看書……”
　　原始告訴我，“我父親有兩個姐姐，袁家錦和袁家第。家錦姑姑嫁到天津的雷家；家第姑姑嫁給上海的費鞏——費鞏是浙江大學的政治經濟學教授，跟沈鈞儒他們一起參與民主憲政運動，1945年3月被特務秘密殺害，屍骨無存，後來被追認為革命烈士。”
　　原始說，他爸爸的性格忠厚老實，從小受的封建倫理教育，影響了他一生，儘管他後來到美國來讀中學、大學、研究生，在哥倫比亞大學拿下地質學博士，前後在美國學習、生活了十來年，養成西方生活方式，但是關鍵時刻，影響他作出決定的，還是中國的忠孝古訓。
　　原始舉兩件事為例：
　　一件是，袁家融在留美期間，先後與一位美國姑娘、一位中國姑娘相戀，但是他在童年時，就由他奶奶（袁世凱的正房夫人）于氏做主，與湖北督軍王占元的女兒定了親。這是一位熟讀四書五經、精通琴棋書畫的舊式淑女，在苦苦等待袁家融留學歸來的漫長歲月中，就用繪畫寄託情懷，“等啊等啊，等到26歲，在當時算是‘大齡女青年’了，不免會引發議論。甚至有人傳說‘袁家融已經在美國結婚了’。我爺爺大怒，一連發了12封電報，要他回國成親。我父親最終與心愛的姑娘分手，回國與我的母親成親。”
　　原始回憶：五十年代初，有一次父母帶着他到王府井辦事，巧遇那位女士，“他們三人寒暄時，我看見父親臉上浮現出一種從來沒有見過的怪異的表情。現在我才體會到父親當時的尷尬。”
　　另一件事是，國民黨政權敗退台灣前夕，袁家融的美國同學設法弄了一架飛機飛到香港，要接他全家去美國。但是袁克定堅持要留在中國大陸。袁家融為了盡孝，也就拒絕了去美國。
　　父親回國後，先後在天津、綏遠、武漢、貴州工作，原始有時跟著漂泊，有時父子離散。“我上過的中學多了，先在北京七中，後來轉到武漢五中，從暑假念到寒假；我母親在南方住不慣，她娘家人都在天津，就把我又帶到了天津……”
　　根據他對一些家族成員的了解，幾代人的遭遇，最大的共同之處是，都背負着沉重的罪惡感和屈辱感；這些親屬分布在三百六十行，卻有一個共同點：都遠離政治。
　　原始告訴我，“袁家後人的身份，對我的命運、性格產生了極大影響。從上小學開始，就被同學指指點點說‘袁世凱的孫子’（其實我是重孫），內心就有屈辱感。‘文革’中我落到社會最底層，當一個自食其力的體力勞動者，我的心態很坦然、很平和；但‘二等公民’、‘階級異己分子’，畢竟讓我時時感受到政治壓力。不過，反正沒有政治前途，反而使我放開手腳，我行我素，在藝術中隨心所欲地探索，遠離正統的創作路線。”
　　原始總結說，自己性格中堅忍不拔，不屈不撓，或許來自曾祖父；淡泊名利，熱愛藝術，或許來自叔公袁克文；而繪畫的天分，是繼承了母親的遺傳。



　　我問他，袁家老宅，你印象最深的是哪一處？原始說，“我年齡很小時，父親帶我去過老家項城，沒有印象了。印象最深的舊居，是爺爺袁克定50年代初遷居的張伯駒住的承澤園，那是有一座山、一條河、兩個湖的大莊園，每年寒暑假，我都會跟姐姐、妹妹去看爺爺，住很長一段時間。現在那兒是北京大學的一部分了。對我來說，最親切的是租住的北京寶鈔胡同63號，那個有四進院落的老宅。房主姓張，過去是給皇宮裡養金魚的專家。我出生在那兒，度過童年、少年時光，熟悉院內一草一木，多年來不時出現在我的作品之中。五十年代中期，房主把房子賣給了總政文工團，幾十年拆建、改建，早已沒有舊模樣了。”
　　原始享有退休金，不時有畫作賣出，可謂衣食無憂。他很珍惜能用全副精力進行美術創作的時光。他居住在加拿大中部的愛德蒙頓，這裡地廣人稀，民風淳樸，茫茫草原上，湖泊星羅棋布，駕車三小時開外，就是終年積雪、令人震懾的洛磯山。原始說，“中國有很多秀麗山水，但人為修飾太多，我的性格，更喜歡未經雕琢的、天然粗獷的東西——所以我改名叫‘原始’。我一到這裡就一見鍾情，感到心靈找到歸宿，能靜下心來追尋往日的藝術之夢了。”原始早年習畫學的是嚴格寫實的俄羅斯學院派，又有幾十年出外寫生的功底，後來他借鑑了印象主義講究光與色的風格，又融匯了中國潑墨大寫意的表現手法，用油畫原料盡情揮灑。退休之後的幾年，他的靈感迸涌，創作了大量新作品。
　　原始感謝接納他的加拿大人民。他決定，在離開這個世界之前，將關於加拿大風土人情的所有作品，全部捐獻給加拿大政府。
　　原始也沒有忘記故國。他籌辦了在天津小站的油畫作品義賣，所得捐給項城扶貧、希望工程和袁世凱故居的修繕。他的父親任教過的貴州工學院，也跟他聯繫，要求他去貴州辦義賣，以資助該校貧困學生。這件事也正在籌備之中。

百年來對人民傷害最少的領袖

　　我們談得最多的話題，除了他的畫，就是袁世凱了。
　　原始是在袁世凱死後四分之一世紀才出生的。他告訴我，從年輕時到現在，對袁世凱的看法有一個轉變過程——
　　年輕時，對袁世凱的了解，僅限於從歷史教科書和關於辛亥革命的讀物上得到的知識：眾口一詞，痛罵他“竊取辛亥革命成果”，“稱帝開歷史倒車”，“簽訂喪權辱國的21條”……“我沒法對他作出自己獨立的判斷。但是從父輩的談話中，我隱隱約約察覺，辛亥革命不是像教科書所講的那樣。那時有一條我是堅信不疑的：對於推翻滿清王朝，袁世凱功不可沒——他掌握着新軍，若站在朝廷這邊鎮壓起義，那麼滿清還可能苟延殘喘。說他‘竊取辛亥革命成果’，是不公正的。”
　　原始有了更多閱歷，歷史知識漸多，對袁世凱在歷史上的地位也有了比較完整的認識：他作為封建朝廷大員，在任內做了很多有益於社會進步的事，中國的很多“第一次”都跟他有關。但是人都有局限性，袁世凱限於知識結構和生長環境，看不到社會發展的規律和前景，當共和內外交困、自己權力受到挑戰時，袁世凱想到的唯一辦法就是回頭走老路。
　　當原始來到加拿大，閱讀了海外大量有關辛亥革命的文章、資料，對袁的功過有了更深入的思考和更全面的判斷。袁世凱是中國繼李鴻章之後，引進現代軍事、政治體制、教育、經濟、工業、商業、貿易、金融等最積極的一位當權者，他主持在中國初次試驗議會民主制度；民國初年，中國的改革開放，尤其是政治體制改革的嘗試，在此後近一百年，都算得上最活躍的時代。後來的當權者，從國民黨到共產黨，一直將袁世凱稱為“竊國大盜”“賣國賊”，對袁的功績隻字不提——不公正持續了近百年啊！
　　直到21世紀，才有唐德剛這樣評價：“袁世凱是傳統中國里的‘治世之能臣，亂世之奸雄’。才大心細，做事扎紮實實，有板有眼，是位極有效率的行政專才，和標準的中國法家；然此公無理想，對現代政治思想更是一無所知，這是時代關係，先天后天自然發展的結果，非可相強也。”
　　原始認為：“縱觀百年來的中國領袖，袁世凱應該算對中國人民造成的傷害最少、干實事最多的一位。”
　　原始告訴我，袁氏後人基本上持有相同的觀點：袁世凱功大於過。



二十一條與稱帝

　　過去所說的袁氏“罪行”中，許多站不住腳。例如關於戊戌變法失敗，越來越多的史家相信，不可能是袁世凱告密所致，這方面的文章太多，此處無須細述；
　　簽訂21條，袁世凱應該承擔一定責任，但史家認為，他盡了他最大的力量與日本周旋。在當年直接參加談判的曹汝霖所著《曹汝霖一生之回憶》（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唐德剛《民國前十年》（台灣遠流出版公司，後來大陸廣西師大出版社節選其中內容，出版《袁氏當國》）、張永東《百年之冤：為袁世凱翻案》（明鏡出版社）、趙焰《晚清有個袁世凱》（廣西師大出版社）等書中，對於此事都辨析甚詳。
　　簡略而言，是這樣的：
　　日本趁歐戰爆發列強無暇顧及中國之際乘虛而入。中國要求日本從山東退兵，日本反而向中國提出了“五號，二十一條要求”：
　　第一號四條；第二號七條；第三號二條；第四號只有一條，這前四號的要求，集中在要中國承認日本在山東、南滿和東內蒙的路礦等權利，以及沿岸港灣及島嶼，概不讓與，或租借與他國；
　　第五號有七條，最為苛刻：中國須聘用日人為中央政、財、軍顧問；日本在中國開設的醫院、寺廟、學校，有土地所有權；中日合辦各地警察局、軍械廠；日本享有武昌至九江、至南昌及南昌至杭州、潮州各鐵路之修造權；福建省內路礦、港口、船廠，日本有優先權；日人有在中國布道權。
　　面對這次危機，雙方交涉之初，袁即疾言厲色地告訴日使，可讓者自可談判，不可讓者，如第五號諸條，則絕不能讓。談判歷經四月，中方代表能拖就拖，費盡唇舌，想方設法保住國家利益，“賣國言行則末嘗有也”。日本要求袁世凱保密，但袁推動將消息曝光，以求讓列強對日本形成制約。果然條約內容在歐美披露之後，舉世譁然。說袁世凱“為了圓自己的帝制夢，關起門來跟日本搞交易”這樣的說法並無根據。
　　經過多方交涉，二十一條中最兇殘之“五號七條”，日本人終於被迫放棄。日本政府下了最後通諜，中國再不簽字，日本就要海陸並進。袁世凱被迫無奈，只好簽訂城下之盟。他含恨宣布：（第五號）現在即已撤回，議決各條，雖有損利益，尚不是亡國條件。只望大家記住此次承認是屈於最後通牒，認為奇恥大辱，從此各盡各職，力圖自強，此後或可有為。“若事過輒忘，不事振作，朝鮮殷鑑不遠，我故責無旁貸，諸君亦與有責也”。
　　“稱帝”無疑是袁世凱的重大污點；但袁世凱糾正錯誤、退回民國的舉措之爽快，也是給人印象深刻的。還有一點，過去我們都沒有想到，我讀到《曹汝霖一生之回憶》，忍不住將其中原書167頁的一段回憶，打字發給原始：

　　（袁世凱去世）後黃陂（黎元洪）同合肥（段祺瑞）視金匱，黃陂說一定有芸台（袁克定字）名字。有一固封木匣，啟視後，見項城（袁世凱）親筆寫在紅箋上，是黎元洪、徐世昌、段祺瑞三人，合肥看了嘆一口氣。可見項城雖然帝制自為，尚無家天下之心也。

　　“賣國賊”、“竊國大盜”這樣的帽子，難道不應該給袁世凱摘下來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