談到余揀瓷片的緣起，要追溯至1970年的夏天，周六在家居的中學裡閒逛，於操場邊的雜草叢裡發現許多破碎的碗碟瓷片，多為畫着仙人仕女的晚清民國的彩瓷，青花的較少見，估計人們認為青花尚存“勞動人民本色”而不在“四舊”之列。破四舊（舊思想、舊文化、舊風俗、舊習慣）運動始於1966年8月，古籍、書畫、戲裝、神像成為破舊立新的重點，各地孔廟無不遭殃。群起而攻之的力量是無窮的也是恐怖的，但立“新”必須破“舊”，就象今天的“非毛去毛”，河南扒了民間毛祠，可嘆毛主席心繫人民，新“四舊”沒法破啊！主席過去30年，無數的小百姓不懂電腦的也都學會了敲鍵盤，上網替主席辯護，生前身後，永不變心的都是黎民百姓

余自幼就是個大“忙人”，總有干不完的事，下課放學就往家裡跑，幹啥？抄書！將圖書館或同伴處借來的新刊舊書，摘文抄之，照圖錄之，在家自編書刊。文革前的少兒刊物還是很豐富的，特別是上海出版的《小朋友》、《兒童時代》、《少年文藝》等，插圖都是張樂平、賀友直、來楚生、范一辛、田原、林曦明、嚴折西、何艷榮、俞理、陳永鎮等名畫家。文革中上海出的《紅小兵》畫刊，也很多彩，戴敦邦、黃全昌、施大畏等連環畫高手也競相登場。余對傳統文化的興趣，竟於“破四舊”的文革中萌動的，那時，最引人入勝的是《文物》、《考古》這些專業刊物，裡面有許多畫的很精妙的專業考古展示圖，那些繁花似錦的紋飾，簡直令人驚奇不已！那時覺得《文物》的刊名題得有點怪怪的，原來出自康生手筆。

現在，提到文革就是“破四舊”，其實不然，文革中被抄沒的文物並未全部毀壞，相當部分有價值的文物被收集整理，許多博物館藏品數量的劇增也在這一時期，湖博畫冊就是活的見證。上博青銅器館藏也得於當時的廢品收購站。新中國考古事業的高峰期正在這一時期，馬王堆漢墓、滿城劉勝墓、銀雀山竹簡、河姆渡遺址、秦始皇陵兵馬俑等重大考古成果，並培養了大批無名小輩的考古人材，為後30年進一步的學術研究，奠定了厚實的基礎。當年轟轟烈烈的“文化大革命時期出土文物展”可謂影響深遠，1973年還發行了專題郵票，正是這套郵票的問世，使吾步入了中華文化的“陷阱”。少時，校辦工廠里做泥磚，余取邊角泥料，照着畫報上的圖片仿製青銅器，還做了個劉勝着金縷玉衣的小泥人，藏在貼黃紅綠金紙的小盒裡。1966年，江蘇有關部門還發過倡議書《徹底清除四舊 注意保護文物》的倡議書，看來文物與四舊還是有區別的，只是老百姓難以辨別它們的區別何在。還特別強調文物是勞動人民智慧的結晶，這是史無前例地對中國歷史上大美術史之無名工匠的創造作了的肯定，在當前“精蠅教獸”的天下來看，更是正確的“反動”。

　 　朝鮮金正日主動向中央廣播委員長車承洙指示，應該把電視節目製作得更精緻更有趣。這位車委員長立即主持從電視廣告入手去追求“精緻和有趣”。於是，啤酒、高麗人參、髮夾等廣告開始在熒屏出現，還刻意製作了金領袖曾經光顧過的餐廳“玉流館”的“鵪鶉料理”廣告。外界也紛紛臆測，朝鮮可能要開始改革開放了。呵呵，孰料小金看電視廣告時勃然大怒，吼道：“這是中國改革開放時的做法！”某年，單位還是公有制時，請市里讜哮專家上課，禿部長談起朝鮮反對中國改革開放，很是不屑。但小金旁觀30年依然毫不動搖，初聞匪夷所思，細想廊然洞豁，30年驚回首隻能稱其為高人啊！的確，若許“大同江啤酒”、“高麗人參”等電視廣告發端，最後肯定是“麥當牢”、“迪斯溺”收場，什麼場？殖民地！

電視廣告正是中國誤入歧途的開端。現在人民最痛恨的就是廣告，而媒體離不開的也是廣告,起先還有許多“國產名牌”的廣告，漸進中全被外資所控制，廣告殺手橫衝直撞，許多正義的媒體因得不到廣告只能苟活，像“南都”、“財經”這樣外資廣告資源豐厚的，則必許為外資工作，為黑惡鳴鑼！意識形態是美國的，推崇模式是美國的，報紙賣給中國人看，傳播的是美國“己所不欲”的價值,而員工的收入與民工幾啥差別。美國正是通過廣告掌控了國家的命脈,網站也是一樣，沒有廣告的網站發不出自己正義之聲。錢學森遲至2008年才看上電視，90多歲的老人就敏銳地發現了問題，並證實了他“國家還好嗎？”的巨大擔憂！大領導們是無知還是無奈？大家多清楚，國家是在等死。小金英明啊！苦點，但資源都在己手，命脈也在己手，有了原子彈還怕啥？我們的核按鈕正是被“廣告”這蠅頭小利，忽悠到了美國的手裡。許多“知識分子”還撰文嘲金，呵呵，你的知識如同接軌吃屎，如同傻瓜在笑智者，懂啥？幫人數錢的弱智或是裡應外合的內鬼。想想奧運火炬誰給予強有力的支持？朝鮮、俄國、巴基斯坦、尼伯爾，而大佬給他們什麼回報？不支持俄國倒格國，悍然制裁小金，冷漠旁觀巴鐵，視普拉昌達叫花子。凡是落井下石的“國際社會”，反倒全都送了大禮包。

　 　余平日裡網遊，有時手癢也來點跟帖評論，但無論在鳳凰、新浪還是天涯，總是發上去未多久就被刪帖，後來次數多了也不願費這神了，可能這個就是他們想要的效果吧，真是見識了崇美媒體的“普世價值”。如果開放讜禁報禁，最後也還是美國資本說了算，金主選傀儡，金主控輿論，可能比讜更可怕。鳳凰曾有博文談“國寶遷台”之事，本來舊事重提，光大文化精神，也值得肯定，但變成反毛頌蔣話題則有點本末倒置，似乎國寶比國家還重要？蔣公挾着國寶棄東北、失華北、陷南京、躲重慶，逃台灣，貴為統帥難道還光彩照人不成？而潤公抗美、抗印、抗蘇、抗越，平藏、定疆，國內從此無焦土，確保60年家國安穩，反倒因破了點“四舊”而罪不容誅？最後，談毛的當然都被刪而獨留“蔣頌”。毛蔣的區別在於前者重精神後者蔣物質，毛澤東崇尚的是“糾糾老秦，共赴國難”和“犯我強漢，雖遠必誅”的秦漢風範。余好戲曲敬中醫，尊成祖拜澤東，後面都隱着一個“道”字。

在讀到尼克松談：“蔣在敗北後在他逃亡的船艦上騰出地方裝走了近40萬件中國古代藝術品”時，余忽然醒悟毛,澤,東從不留戀那些古董，一生未進紫禁皇城的道理，毛重精神蔣重物質。故毛澤東終其一生永遠是“少年中國”，而不是“垂暮中國”，一個偉大的五四青年，其終極目標是要創造一個新世界！這正是美國民族的精髓或中華民族的弱點，一代一代的中國文化人和商人，在“玩物喪志”中走向沒落！30年後人們才徹悟當年批武訓、評法批儒和說水滸的深意，毛,澤,東要“革”掉民族血脈里的“奴”性，而中國傳統文化的缺失就在於尊儒抑法，法家重軍民輕書生的被棄，民族的“霸”氣也隨之失落。所以，無論從思想史、社會史還是藝術史而言，說漢晉以前的才是文物，餘下下的皆是四舊也不為過。翻閱藝術史，到唐已顯珠光寶氣，到清已是萎靡不振了。錢紹武講古代雕塑，唐以下不足論。毛,澤,東的血性就是中國人的尊嚴！近來，從越來越多的方面看出，毛,澤東時代與美國或日本某種程度上更為相通且更為高超，有霸氣不稱霸，這就是“王者之氣”，是“大國崛起”的正道。所以，稱毛,澤,東為“全世界進步青年的偉大導師”，也是恰如其份的，多少當年讀他的著作而成才的青年，已成為世界政壇叱咤風雲的人物，而棄毛後的中國卻成了唯命是從的走卒。

說到文革與文物，必談康生與文物。在黨內高層領導中康生、陳伯達、郭沫若、田家英、鄧拓、陳老總等喜愛文物，據說康生有一種“存錢骯髒”的思想，故將省吃儉用的余錢全部用於購買文物。康生主喜好硯台和善本書，不藏字畫。閒暇時他的休息就是玩賞文物。他會動手加工雕刻硯台，常跑琉璃廠，看中的東西也從不還價。近年來，京都拍場常有康老的書法作品上拍，古玩行的專家私下很服他的書法與學識。文革才子王力回憶道：“文革開始後，因為忙和亂，我和康生都不能再跑琉璃廠了。但他積極反對把文物歸為四舊。毛澤東也這樣，他根本不贊成破四舊，四舊是陳伯達提出的，但他說的四舊也不包括文物。在大動亂的年代裡，康生也是反對任何人破壞任何文物的。他自己沒損壞過一件文物，對破四舊他曾主張堅決糾正。就是在他的建議下，毛澤東派戚本禹搶救了一批要被拉去化銅的古銅器，戚本禹為此講了一篇話，日本共同社作了報道”。

許多人看了康老的書法，對“字如其人”的說法很是疑惑，但吾觀其書作，覺得他的字城府和功力都很深，但格局與心胸不大，“文人雕蟲”還是很符合他的性格。其實，康老絕非奸臣，他在黨內有“捷爾任斯基”之稱，似潘天壽筆下的食腐禿鷲，作為毛,澤,東手中的“手術刀”，從延安整風到文革揭批一直受到器重，開罪過許多人，“迫害老幹部”成了他的罪狀，故死後遭到撤消悼詞和遷走骨灰的報復。現在當然百姓們領叫了，哪些“老幹部”都是些什麼貨色？康老“為人民”，字如其人啊！文人最擅長的就是整人的手段多，所以，毛澤東既重粗人也會用文人。新中國成立不久，毛澤東清醒地認識到：“治國就是治吏，禮義廉恥，國之四維;四維不張，國將不國。如果臣下一個個都寡廉鮮恥，貪污無度，胡作非為，而國家還沒有辦法治理他們，那麼天下一定大亂，老百姓一定要當李自成。國民讜是這樣，共產讜也會是這樣。”所以，“整肅”貫穿着毛澤東治讜治國的心路歷程。通過近來轟轟烈烈的“重慶打黑”的教育，余忽兒對康老有了全新的認識，他不就是今天薄書記靡下王力軍嗎？薄王聯手打黑不是也遭到讜內群僚和南都文痞的嫉恨和打壓嗎？當年的,澤東就象是個從全局探病因的高超中醫，他需要康老這把“不講情面的刀”，來剜除讜內肌體上的毒瘤，至於“擴大化”，做醫生的都知道，這是除惡務盡的必需。所以，評法批儒時也有“百家講壇”，講的不是“秦氏淫喪”或“紅頂胡商”的陳事，而是“焚書坑儒”和“扁鵲問醫”的典故。整個渾沌十年，眾人皆愚毛獨醒。1965年重上井岡山時，他從“包產到戶”看出了“君有疾在腠理，不治將恐深。”於是，批走資派鬥文人抓投機倒把，下了十年猛藥，但大家還是蒙在鼓裡。老人家去世後有人變本加厲，導致貪官奸商文匪結成吃人的“鐵三角”。所以，30年後易中天無意中重提“諸子百家”，令過來人頓悟“評法批儒”的深意。重慶“不怕左書記”用毛傳神方：唱紅打黑，群策群力，人人過關，紅色風暴，持續數月挖根去毒自是療效顯著，孰知被歧路羊唐僧轉世唸起“緊箍和諧咒”，讓薄自打嘴巴，真是親痛仇快啊！再次諱疾忌醫並錯失良機的共產讜，結局只能是“今在骨髓，臣是以無請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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