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精英階層的流氓化現象

星期一 八月 27, 2007 7:57 am

鄙文貼出以來，受到五柳村編者按：看到精英階層的流氓化是對的，但是否“與普通老百姓即所謂的民眾沒有任何關係”？則未必。“事實上恐怕是有什麼樣的民眾就會有什麼樣的精英”。2007年8月31日。五柳村編者的言論不僅是對中國民眾的侮辱，更是對中西文化中關於領導力和治理理論的蔑視。本人對五柳村編者評論“事實上恐怕是有什麼樣的民眾就會有什麼樣的精英”絕不敢苟同。魏武：製法而自犯之，何以帥下？，美軍著名將領艾森豪威爾則說“你身為一個領袖，對於你部下所犯的錯誤必須負起完全的責任。”有什麼樣的政府就有什麼樣子的民眾，文革十年動亂期間為此做了鐵的明證。

內容提要：上海同濟大學文化批評研究所教授朱大可提出一個結論：中國(主要指大陸，以下同)是一個流氓化的社會。本文指出，造成中國社會流氓化這一現象的重要原因，是由於上層建築的腐敗與有政客背景的產業流氓、文化流氓的結合因素。引用郎咸平的話：“始料未及的是腐敗的商人跟腐敗的政府官員有千絲萬縷的關係，等到節目被關我才發現，原來是腐敗的政府官員，勾結腐敗的商人，共同掠奪老百姓的財富，而且有腐敗的學者散布很多似是而非的觀點給他們打掩護，給他們製造合法性。這樣形成鐵三角，共同操縱媒體。








上海同濟大學文化批評研究所教授朱大可提出一個結論：中國是一個流氓化的社會。那麼中國是一個流氓化的社會麼? 他所提出的精英又是什麼概念呢?

關於“中國是一個流氓化的社會”，為什麼提出這個問題？提出這個問題的立基點在哪裡?如果優先界定說“中國是一個流氓化的社會”，那麼他得出的結論是不是“一個流氓化的社會”必須用“流氓化的政治”來治理？如果不是，那麼提出這個論點的立基點又在哪裡? 反過來說，如果他所謂的“中國是一個流氓化的社會”的論點成立，那麼在這個“流氓化的社會”中出現的“精英”，是否可以表達為“流氓化社會中的精英”，或者“流氓中的精英”，更或者“流氓精英”?

從正方面看，他所提出的“中國是一個流氓化的社會”，乍一分析，似乎很有道理，更詳細的定義一下，叫做“流氓文化法制化社會” ，有文化麼?有，怎麼能說沒有啊?五千年哪，好傢夥！有法律麼？有，解放以來直到現在是甚囂塵上日甚一日的條分縷析、明白清楚的很！可惜的很啊，前邊加了個定語“流氓”，後邊又來個狀語“化”，把中間兩個“文化”、“法制”就塗抹成大花臉啦！這樣我們得出兩個結論來“流氓文化”、“流氓法制”，文化流氓化、法制流氓化，有法不依法，法出不執行，所謂政出私門，大爺就是法，不需要一一舉例吧？遠的不說了，近的郭沫若就是最具有代表性的“文化流氓”，至於法制流氓，太多到沒有辦法羅列。


但是即使這樣，把民眾歸結為生活在“中國這樣一個流氓化的社會”，其意思似乎是民眾耳濡目染、近墨者黑，在流氓化社會大家都成了流氓，這個提法有失公允，中國的流氓化社會與普通老百姓即所謂的民眾沒有任何關係，與所謂的“精英”有很大的關係，上行下效，這社會就流氓化了。中國精英階層的流氓化現象，引導着社會的流氓化進程。

首先解讀流氓，說道這個，想請朱教授在發言前讀讀中國文史出版社出版的《流氓的歷史》。

羅竹風主編的《漢語大詞典》對“流氓”一詞作如下解釋：一是本指無業游民，後用以指不務正業、為非作歹的人。二是指施展下流手段、放刁撒潑等行為。(《漢語大詞典》第5冊，第1263頁，漢語大詞典出版社1990年版)。（引自《流氓的歷史》該書）


《現代漢語詞典》解釋為：“(1)原指無業游民，後來指不務正業、為非作歹的人。(2)指放刁、撒賴、施展下流手段等惡劣行為的人。” (中國社會科學院語言研究所詞典編輯室編：《現代漢語詞典》，商務印書館1996年版) （引自《流氓的歷史》該書）


馬克思、恩格斯早年在其著作《共產黨宣言》中就對“流氓”一詞有所揭示。書中對“流氓無產階級”一詞，曾作如下解釋:“流氓無產階級是舊社會最下層中消極的腐化的部分，他們有時也被無產階級革命卷到運動里來，但是，由於他們的整個生活狀況，他們更甘心於被人收買，去干反動的勾當。”(《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62、254頁) （引自《流氓的歷史》該書）

馬、恩對這一階層的認識側重於社會地位、社會階層和行為特徵等三個方面，即“舊社會最下層中”“消極的腐化的”部分和“好勇鬥狠”、“懶散怠惰”等方面。這是對流氓無產者的基本品質的深刻揭示。馬、恩對“流氓無產階級”品質的揭示帶有其深刻的階級特性，並更多地着力於這個社會階層的政治特點，有其獨到之處。後來《不列顛百科全書》引入“流氓無產階級”這一概念時，就基本以《共產黨宣言》作為其解釋的依據。（引自《流氓的歷史》該書）


朱教授想必讀過以上馬列著作，把社會低層和底層的無產者稱謂“流氓無產階級”，那麼，中國社會的確是一個“流氓化社會”，因為在低層和底層的民眾太多了。但是關鍵是“流氓”而無業，並且能放刁、撒賴、施展下流手段，這些結合在一起，沒有個靠山，在中國社會很難想象。就像當是時也。西門慶沒有家資交接權貴蔡京等上上下下從中央到地方大官小吏作靠山，根本就流氓不起來。


所以，老百姓流氓不起來，沒有資本耍流氓，沒有資格耍流氓，更沒有閱歷耍流氓；而朱大可教授似乎想說的是流氓社會“大家都是流氓”、只有“社會精英”不是流氓，那些構成“社會精英”的人物似乎不是流氓，當然自己更不是流氓，言外之意似要把自己列入“文化精英”。


朱教授又說：“中國精英的人格獨立表現不充分，發育也不充分。無論是政治精英、財經精英，還是文化精英，都有很明顯的依附性人格”，既然列名自己為“文化精英”，則明顯的在邏輯上肯定了自己的依附性人格。

那麼，依附性人格與流氓之間有邏輯可尋麼？有！歷史上的大流氓、大惡棍、文賊文痞無不依附於主子而成其流氓性質的“精英”事業。郭沫若依附於中國人民的大救星這位大主子而成其政客文痞的“文化精英”事業，科學院的何大家依附於親家中堂而成其“學術精英”，西門大官人依附於老賊蔡京而成其“經濟精英”，周正毅依附於某要人成其“財富精英”，陳良宇依附於哪位大官人成其“政治精英”則不得而知。


按照推理，生活在““中國這樣一個流氓化的社會”，而且又有依附性人格，那不是流氓的幫凶也是流氓的同志，而中國的“精英系列”就象中國的“中國製造”品牌一樣被製造出來，不僅僅被世界各國掛出黃牌警告，甚至直到說“不”！


摘錄朱大可教授的觀點，並總結一下他的論點。



■關於目前中國精英的依附性人格

朱大可:中國精英的人格獨立表現不充分，發育也不充分。無論是政治精英、財經精英，還是文化精英，都有很明顯的依附性人格，它之所以會被網民所批評或誤解，這是一個大前提，不然，民意不至於此。

南柯舟：首先是一位中國科學院院士，國務院某要人的親家，其次是全國人大常委一位參與制定證券立法的經濟學家。在二位身上，表現最明顯。朱教授所謂的精英，就是上文提到的“政治精英”、“財經精英”，還是“文化精英”，那麼，先分析一下，當前中國的“政治”和“經濟”精英情況，上海派兄弟倆在浦東黃金地段一分錢不花的圈地發財，陳良宇，這位在沒有下台前，算是精英吧，看看他一路怎麼走上來的。最近又爆出西門子公司在中國市場的銷售額600億歐元是由於某前國家領導人的關係而順利拿到了訂單。西門子中國有限公司總裁理查德-霍斯曼在上海對記者表示，公司內部進行的調查顯示，西門子公司在中國的經營存在一些「不適當的商業行為」，有多少商業交易是政治和經濟精英的“交易行為”，不得而知。在中國，所有的經濟精英都是政治的孿生子，有例外麼？沒有或者很少。


■一派胡言:互聯網絡是社會大動亂的前兆

朱大可:互聯網是一個"無名氏"的地盤，會加劇這種非理性、極端的話語暴力傾向。好像非罵不足以快意恩仇。不誇張地說，現在已經形成一個精英和大眾高度的對立。在中國歷史上，這種對立通常是社會大動亂的前兆。

南柯舟：朱大可教授提出，精英和大眾高度的對立的社會是大動亂的前兆，並把他歸咎於互聯網絡。互聯網最早發端於美國，在很多州有法律許可持槍的情況下，也沒見的有什麼動亂，何以見得互聯網到了中國就成了怪獸?精英和大眾高度的對立，不是互聯網的原因，有深層次的複雜社會因素。國家統計局如果不改變固有的統計口徑和統計方法，那麼它就成了真正意義上的“科學化”造假局。它發布的數據引發了國際上的和來自國內民眾的普遍疑惑，很多網友認為，採用平均數進行統計，不代表中國民眾的生存現狀。精英和大眾高度的對立，來自於社會公正，包括法律、經濟、民生，而不是來自於互聯網！古人云，不平則鳴！社會大動盪不是來自於互聯網，費城爵碩大學商學院"教授謝田最近也認為，貧富懸殊會給中國帶來社會動盪。從歷史的角度看來，精英和大眾高度的對立，不是互聯網的原因，而是有深層次的社會誘因的。



■誰在淡化階層意識？依附於權利和利益集團的中產階級

朱大可:中國現在的中產階級非常弱，也具有很強的依附性，要麼依附於高層階級，要麼依附於大眾，中國目前每一個階層都缺乏清醒的自我論述和自我意識，角色定位不清晰。階層對抗是社會破裂的一個前兆。

南柯舟：中國目前的中產階級具有很強的依附性，原因在哪裡？問題的癥結沒有找到，朱大可教授先提出兩個宿主，似乎中國的中產階級只能要麼是高層階級的奴僕，要麼是大眾的同人，據他說，中國目前每一個階層都缺乏清醒的自我論述和自我意識，問題在哪裡？責任在哪裡？責任在國家統計局，國家統計局統計數據的遮人耳目，它的目前的工作任務重心，似乎已經墮落為科學的奴僕，政治的工具，民眾的迷魂藥。國家統計局目前的工作，似乎是淡化階級意識，共赴和諧社會，大家關起門你喝稀的我吃稠的，統計一下平均消費，稀的加稠的取其中，然後向社會公布，這個嗎，情況蠻不錯的！這是中國社會階層角色定位不清晰的根本原因！實際情況是，根據英國廣播公司中文網8日報導，亞洲開發銀行(ADB)的研究發現，中國貧富差距增加的幅度超過了除尼泊爾外的所有亞洲國家。


■具有中國特色的“公共知識分子”，依附於利益集團的精英文化

朱大可:我理解的精英應該退居於中低階層，可是我們現在不是這樣，他跟利益集團捆綁在一起。比如現在"公共知識分子"的名詞被人嘲笑，其實最初它是負有責任感、獨立人格化的一個很好的詞，但因為我們看多了所謂公共知識分子迅速和某些利益集團結合的例子。也許發言不一定是錯的，但你不是獨立的，不獨立就是可疑的。


南柯舟：朱大可教授說"公共知識分子"的名詞其實最初它是負有責任感、獨立人格化的一個很好的詞，但是稍微有點歷史常識的人都明白，中國社會的公共知識分子是如何短命！所以從這一點上，中國有沒有過公共知識分子尚是一個假說，公共即是代表民眾的，解放以來的文人們誰代表民眾? 來自下層的文人痛苦的反思吶喊，來自上層的文人歌功頌德，這就是現狀。文學界的山藥蛋派已經過去，荷花町派也已經過去，巴金已經去世，巴金可以算是一個合格的公共知識分子。站在民眾的角度為民眾說話，需要敏銳的歷史的眼光和一顆科學的、火熱的良心、直面人生、直面現實的勇氣。在歐美人的眼中，13億的中國人中只有5位“公共知識分子”，分別是樊綱（經濟學家）、高行健（作家）、哈金（作家）、王緝思（外交政策分析家）、鄭必堅（政治學家），香港的曲力秋教授甚至說，“中國合格的經濟學家最多不超過5個”，這些觀點，無不反應了國際社會對中國國家行政治理、學者學術道德和社情民情的觀測情況。


■連話語權都要剝奪：弱勢階層的話語權

朱大可:一個國家，民眾的權力只是停留在話語階段，而不能轉換成決策，那麼這種權力是無效的。在民眾只擁有一種無效權力的情況下，應該更多地站在民眾這一邊。

南柯舟：看着郎咸平的《由腐敗鐵三角所控制的中國》，再到袁偉時的《保障公民權利是大國崛起的基礎建立》，繼續反思孫立平的《市場經濟條件下的利益均衡機制》，我們不竟要問，弱勢群體，連話語權都要剝奪，你的權利究竟在哪裡?

民眾的權力只是停留在話語階段，甚至話語權對民眾也是一個奢侈，遠的不說了，剛才，就這篇文章，我準備發在新浪上，顯示它需要“政審”的政治正確性檢查的通過，顯然，我是不代表公共的，我也不是知識分子。我沒有發言資格，靠這些據朱先生所說無效的話語權利，靠那些有發言資格的御用公共知識份子把這些轉換成決策，茫然不知何年何月。 所以朱先生為弱勢階層的話語權提出一個哀求說“在民眾只擁有一種無效權力的情況下，應該更多地站在民眾這一邊”。顯然，哀求與吶喊都是“停留在話語階段，而不能轉換成決策”，至於其遠期效果，拭目以待吧！




■民族文化的劣根性：“虛”“偽”的中國人。

朱大可:在西方，沒有人民的概念，因為它是虛的概念，他們只有民眾的概念。民眾的概念是以投票權來決定的，它有一個非常量化的標準，但是中國不是這樣，我們只是用"人民"這樣一個虛的概念來代替。


南柯舟：中國歷史上是沒有民眾的，有的只有“朕”、“孤家”、“寡人”，“鄙人”、“足下”，要不就是傲氣十足，要不就是虛偽不堪，連中國人講文化，都是以談玄論道為榮，既“虛”則“偽”，中國人搞政治，都講求陰陽的一套，明里虛與委蛇，暗裡暗渡陳倉，五千年文明中國人搞人治就搞了兩千多年，是中國文化的精髓啊，怎麼能丟開?



■誰在提升精英文化為集權專制？中國民眾有流氓本性麼？

朱大可:中國是一個流氓化的社會，流氓意識是統領中國很重要的一個本質特徵，他和集權專制是兩個東西，中國社會總是在這兩個東西之間擺動，擺到流氓這一塊就開始踩精英了。

南柯舟：即使象朱教授所說流氓社會的怪圈如果成立，那麼他為何特別指出“流氓意識是統領中國很重要的一個本質特徵”，而“他和集權專制是兩個東西”，很顯然，朱教授是要說明“中國社會可不是個集權專制制度”或者，流氓社會與社會制度無關啊，為自己在政治上的正確性或者說政治傾向性辯白，這在金融上叫做洗錢，無論你怎麼洗，都擺脫不了自己所認可的“中國精英的依附性人格，即流氓化人格，即是魯迅所說“流氓等於無賴子加上壯士、加‘三百代言’”，把自己以“中國精英的依附性人格“為因的列入“文化精英”的所謂三百代言角色。更有甚者，他甚至贊成歷史的鐘擺“擺在”“集權專制”這一頭，據他說：中國社會擺到流氓這一塊就開始踩精英了。事實是什麼呢？中國民眾有沒有流氓本性？這個可以從古代歷史找到。莊子的盜拓中提到一個叫拓的大盜，講的的盜亦有道的故事，但是盜與流氓是兩回事情，流氓是什麼?鬥雞走馬、耀武揚威、交接權貴、稱霸鄉曲、欺壓良善、橫行不軌、侵霸財物、調戲婦女，這一碼提起來，活脫脫一個西門大官人，現實社會中若有一個西門大官人，則是門庭若市，車馬不息，直到西門大官人樹倒猢猻散門可羅雀，這是中國民眾的一個規律，不僅僅中國，在歐洲文化中，莎士比亞的戲劇中也多有反映。所以“中國社會擺到流氓這一塊就開始踩精英了”是個偽命題，因為正說明了所謂的精英是偽精英，凡是被打到的偶像都不是偶像，凡是假冒偽劣精英都該被剷除泯滅。類如“陳良宇”、周正毅等偽造的假冒“社會精英”產品。中國人的劣根性質，恰恰在於對這些偽精英的寬容甚至保護，中國人最大的劣根性在於，追求理想在萬不得已的情況下不會揭竿而起，追求理想在萬不得已的情況下也不會捨身忘死。正如我在一篇文章中指出的：愛因斯坦在給居里夫人的悼詞中說：“第一流的人物對於時代的意義，其人格的力量常常遠勝於單純的才智。” 那麼可以說，中國歷史從孔子而後小人儒開始的後世時代，再也沒有產生哪位能夠從基於公義的全面的人格道德的力量上震撼人心、讓人值得終生景仰尊敬的人物。舉凡伽利略、哥白尼，當西方歷史上那些走在歷史前列的很多人生於憂慮死於憂慮，為追求科學與真理獻出生命，中國歷史上的賢達們正在追求生於憂患，死於安樂。他們所追求的最大理想，也僅僅是丹心書汗青。那些彪炳史冊的人物，無一不是為某王朝某帝王的統治嘔心瀝血拋肝棄膽的所謂烈士，而少有為追求科學與真理直至獻出生命的英雄。對於那些偽精英，應當踩在腳下，壓在五行山下萬世不復。中國如果形成流氓社會，偽精英的出現責在其首，而這些偽造的人工溫室培養的“精英”，罪不可涉！


■形成"蘋果化"中國媒體的深層原因在哪裡?

朱大可:大陸的都市報、娛樂報全部"蘋果化"了；而主流報紙民眾也不接納，它雖然在民眾之上，但是無法指導民眾，當然民眾只能接納娛樂小報的知識了。

南柯舟：早在1931年，魯迅在上海東亞同文書院作題為《流氓與文學》的講演時，曾對“流氓”一詞作過如下界定：“流氓等於無賴子加上壯士、加三百代言。流氓的造成，大約有兩種東西：一種是孔子之徒，就是儒；一種是墨子之徒，就是俠。這兩種東西本來也很好，可是後來他們的思想一墮落，就慢慢地演成了‘流氓’” 。


引用郎咸平的話：“始料未及的是腐敗的商人跟腐敗的政府官員有千絲萬縷的關係，等到節目被關我才發現，原來是腐敗的政府官員，勾結腐敗的商人，共同掠奪老百姓的財富，而且有腐敗的學者散布很多似是而非的觀點給他們打掩護，給他們製造合法性。這樣形成鐵三角，共同操縱媒體。

中國精英階層的流氓化現象，是出於經濟利益和政治利益驅動，因為看到利益，所以互相勾結，互相依靠，互相瓜分蛋糕。三百代言是日語詞彙，相當於有產階層及其代言人。“文化精英”的背後，利益驅動原則是他們講話的重要原因，實則是家族性的、小集團性的、派系間的利益，他們就做了在各種行業和各種層面的“訟棍”，在經濟界他們有“訟棍”叫嚷着，為保護既得的“蘋果”並持續擁有權力掌握政策性的偏向自己的“正確規則”；在實業界他們有“訟棍”叫嚷着，以保護自己的那塊“蛋糕”不被瓜分。他們唯恐天下不亂，唯恐天下大治，他們不斷的製造混亂從中漁利，魚肉中產和無產者的腰包，魚肉國家的資產，魚肉政府的制度，總之，在他們眼睛裡，無一不是機會和主子，主子可以變換，但是機會卻無所不在！魯迅在這裡講的很明白，而中國媒體“蘋果化”的原因，正是由前者造成的，即所謂有產階層及其代言人“文化精英”。這些“”文化精英，魯迅所謂“他們的思想一墮落，就慢慢地演成了‘流氓’” 。就是朱教授所說的"中國精英的依附性人格" 的人格墮落，形成"蘋果化"的中國媒體的深層原因，在於政治經濟治理制度的整體缺陷和政治經濟治理結構的墮落，使得出現”中國精英的依附性人格”，今天上台表演，明天淪為“玩具門”、“鬧劇門”、“笑劇門”、“喜劇門”、“貪污門”、“腐敗門”，這些偽精英的出現加重了種種惡性循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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