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所知道的蔣介石專機機長衣復恩（三）
除東南航線外，空運隊的另一條熱線就是西北航線，從成都經蘭州到迪化。迪化就是烏魯木齊，那時叫迪化，有“啟迪教化”的意思，後來為了改善民族關係，恢復了烏魯木齊的原名（按維吾爾語的發音，應讀為Urumchi，重音在詞尾）。
這條航線和東南線相反，它全程都在大後方，因此全部是白天飛行。氣象條件也好，晴天多，陰雨天少，基本上都是目視飛行。最大的不同之處飛行高度比東南航線高得多，如蘭州武威之間的烏鞘嶺，哈密到迪化要飛越天山，其高度都在四五千公尺以上，武威到哈密則沿河西走廊飛行，航線緊靠着高達5000 公尺、像一條銀龍一樣巍峨的祁連山，莽莽蒼蒼的雪山和廣闊無垠的沙漠，給這條航線配上一道壯麗無比的自然景觀。
在這條航線上執行過一次特殊任務，就是為美國副總統華萊士的專機領航。
1944 年6 月，美國副總統華萊士訪華。此行的主要目的是向蔣介石提出美國派觀察組到延安的要求，並最終迫使蔣同意了這一要求。在此之前，羅斯福曾多次提出要求允許美軍觀察團去延安，蔣都不置可否，華萊士此行，可算得上是一次破冰之旅。
華萊士的專機是一架C54，是前三點式四發動機巨型客機，他走的是北線，經由莫斯科、阿拉木圖到迪化，然後經蘭州轉重慶。由於迪化蘭州段要飛過雪山、沙漠，地形較複雜，美方要求中方派一個飛行組擔任領航，這個任務理所當然地落到衣復恩頭上。
我們機組一行提前一天到迪化，華萊士的專機當日中午抵達，在迪化過夜，第二天清晨，我們便登上這架C54 飛往蘭州。在機上，衣復恩坐在副駕駛的位子上，我也坐上報務員的座位，套上耳機，和沿線電台取得聯繫。飛機於中午在嘉峪關用餐，下午三點到達蘭州，而C47飛這條航線一般都要兩天，去時要在哈密過夜，回程則在酒泉過夜。華萊士一行共4人，其中有美國國務院中國科科長范宣德，戰時情報局太平洋分局局長拉鐵摩爾和美國對外經濟處對華供應科首席聯絡官哈查德。
華萊士個子很高，衣着隨便，很有學者風度，據說他是位農業專家，他對中國西北地質情況很感興趣，覺得和美國西部很相像。他還帶了一包美國最新培育出來的優良品種香瓜籽送給甘肅省政府，後來這種香瓜在蘭州安家落戶，繁衍生息，成為瓜果市場上的搶手貨，並給它取名叫華萊士瓜，也就是現在的白蘭瓜，瓜形滾圓，皮白，甜美多汁，直到今天還是西北瓜果市場的主要品種，行銷全國。
為了感謝中方機組的協助，就在蘭州機場，他的座機前，華萊士和我們照了一張合影，照片上我站在最左邊。經過多年動亂，此照片現不知去向。
緊接着華萊士之後，又有羅家倫西北之行。
抗戰以前，新疆就是盛世才的天下，盛世才號稱“新疆王”，為了和蔣介石對抗，他曾一度投靠蘇聯，並在1938 年加入蘇聯共產黨，在新疆推行六大政策、八項宣言。作家杜重遠還寫了一本小冊子《盛世才與新新疆》宣傳盛的新政，很多文化界名人都慕名前往，盛況空前。二戰爆發，他認為蘇聯要完蛋，便轉而投靠蔣介石，但後來看見蘇聯打了勝仗，又想再度拉攏蘇聯，蘇聯不再理他，他只得再度投蔣。由於盛的反覆無常，蔣對他很不放心，先後派了朱紹良、翁文灝、羅家倫去新疆進行說服和監視，同時大兵壓境，軟硬兼施，最終迫使盛世才就範。
為了表示效忠蔣介石，盛世才在新疆大開殺戒，第一個開刀的就是那個曾經為他歌功頌德的杜重遠。杜是他在日本士官學校的同學，盛在東京窮途潦倒，杜周濟過他，替他捧場，最後竟落得如此下場，可見盛之狠毒無情。在此同時被殺害的還有共產黨員陳潭秋等多人。羅家倫是中央大學校長，國內知名學者，衣復恩很尊敬這位老前輩（衣是燕大的學生），叫他“羅校長”。羅身材矮壯、粗獷，臉上輪廓分明，布滿深刻的紋路，有如羅丹的雕像。外表看完全不像文人。飛機停在嘉峪關進餐，席間他和我們談笑，他向我們攤開雙手風趣地說：你們看我這雙手，像握鋤把的還是拿筆桿的？他的手掌五指粗壯，像五根棒槌，而且五個指頭一樣長，一樣粗，的確像一雙農民的手。羅家倫給我留下一個深刻的印象，真是一位怪老頭。
當晚，盛世才在督辦府舉行盛大宴會歡迎羅家倫，也邀請我們機組參加。督辦府大廳燈火輝煌，中央掛一盞巨大的豪華吊燈，四壁是俄式風格的壁飾和油畫，盛裝的紳士淑女翩翩起舞、觥籌交錯，一派歌舞昇平的景象。
盛世才個子不高，體形壯實，方臉，身穿純白毛料中山服，沒有戴帽，髮式和鬍鬚都竭力摹仿斯大林，甚至舉手投足，一顰一笑，都是斯大林式的，很像在演戲。盛安排羅家倫和我們機組與他同席，衣復恩向盛介紹我們的姓名、職務，盛和我們一一握手，這位不可一世的混世魔王，這時離我們如此之近，借握手之機，我和他面對面凝視了幾秒鐘，但覺其目光閃爍，深不可測。
朱紹良於1944 年8 月15 日繼羅家倫之後來到迪化，羅朱等人住在督辦府東花園，周圍步哨林立，實際上被盛軟禁。這時盛最後一次打電報給斯大林，表示悔過自新，並提出將新疆劃為蘇聯的一個加盟共和國。斯大林拒絕了他的要求，並將這份電報轉給了蔣介石。這時盛感到大勢已去，只好向羅朱表示接受農林部長的調令，於9 月11 日離開迪化去重慶。
羅家倫當時的職務是新疆監察使，朱紹良是第八戰區司令長官，他們都在盛下台之後才離開迪化。他們在促成盛世才歸順的過程中是起到了一定作用的。而且冒了極大的風險。據說，朱紹良臨行之前，蔣介石接見朱時竟將手加於朱紹良膝上，關切詢問朱有幾個兒女，年齡大小，意思是萬一朱紹良遭遇不測時安排他的身後事。朱在迪化被軟禁，曾對羅家倫說：“盛世才要解決我們，易如反掌，不過是多消耗幾粒子彈而已！”羅家倫和朱紹良在回到重慶之後，受到了蔣介石的熱情款待和慰問。應該說，新疆的歸順，實現了中華民族大家庭的統一，從中國歷史發展的進程看，是值得肯定的。
1944 年12 月，我們又一次來到迪化，遭遇了一場罕見的暴風雪，機場被迫關閉一個多月，我們只好留在迪化過年，直到第二年春天雪化才回到成都（那個年代沒有今天這樣的除雪機）。
塞外的冬天是壯麗的，這次讓我充分領略了“千樹萬樹梨花開”，雪滿天山路的美麗風光。其實新疆的冬天並不如想像中那樣嚴酷。過去聽人說那裡氣溫會降到零下40 幾度，小便會變成冰棍，要用棍子把它敲斷，這多少有點誇張。其實迪化最冷也不過零下20 多度，小便時也不會在空中凝結，只是接觸地面才變成冰。不過每次上廁所確也是一場考驗，我們住的地方沒有抽水馬桶，廁所在露天，確有“大風吹屁股，冷氣入膀胱”的滋味。室內雖然沒有暖氣，但燒起高大的帶煙筒的圓筒形火爐卻也滿室生春，室內甚至可穿襯衫。
在迪化我還結識了一些朋友，其中就有孫泰昂。孫是迪化空軍電台的報務員，很健談，他談的多半是關於新疆的事，他說，維吾爾文很容易學，文法很簡單，維吾爾姑娘很美，但她們一般不和漢族通婚，如果非結婚不可，只能當上門女婿。“二轉子”就不同（新疆把中俄混血兒叫作“二轉子”），她們願意嫁給漢人。
新疆人一般都對蘇聯反感很深，他們把蘇聯人叫“老毛子”。李維寧有一首歌曲《玉門出塞》，其中最後一句是“莫讓碧眼兒射西域盤雕”，這個“碧眼兒”實際上也就是“老毛子”的意思。
孫泰昂說：“老毛子經常製造邊境事件，成批的維吾爾人、哈薩克人被他們裹挾到中亞細亞，有時整個村莊都被他們呑並。”
他又說：“老毛子有一個騎兵團長期駐在哈密，名字叫團，實際上是一個旅。”（這個團就是紅八團，於1943 年撤回蘇聯）他還說：“老毛子派了很多特務間諜，深入新疆內地搞地質勘探，尋找礦藏。”
過去，我看的都是一些正面歌頌蘇聯的書，比如鄒韜奮的《萍蹤憶語》，總覺得蘇聯是先進的社會主義國家，人民都幸福自由，就像歌曲里唱的那樣：“我們沒有見過別的國家，可以這樣自由呼吸。”怎麼會侵略別國呢。現在聽到這些完全不同的報導，總覺得不大對勁，有時也會和孫泰昂反駁。實際上，蘇聯對新疆確實是懷有野心的。如果不是蔣介石及時採取果斷措施，斬斷了盛世才和蘇聯的勾結，大刀闊斧地解決了新疆問題，說不定今天的新疆會和外蒙一樣獨立，或者成為蘇聯的加盟共和國了。
孫泰昂也經常帶我去逛街。我們身上穿的是航站發給的全副裝備，一件不帶布面的老羊皮襖，頭上戴有護耳的羊皮帽，手上帶着雙層皮手套（四個指套外面再用一個護套，把四個指頭包住），腳上套着齊膝深的厚氈筒，氈筒很暖和，走在鬆軟的雪地上吱吱地響，也不會透水，因為雪永遠不會融化。
迪化城區很小，沒有什麼高樓，最繁華的市區也只有兩層樓房，沒有公共汽車，出門就坐馬車，這是一種平板馬車，沒有車廂，車上鋪一層厚厚的毛毯，人坐在兩旁，兩足吊在外面，別有一番風味。
除了供人乘坐的馬車，還有一種運水的水車，也就是在平板車四周加一層攔板。那時迪化沒有自來水，吃的水都是從烏魯木齊河上敲下來的冰塊，運到各家各戶，那時的水質沒有污染，作飲用水是完全合格的。
街上賣羊肉串的很多，和我們今天在內地吃到的大不相同，烤肉的鐵叉約有一兩尺長，很沉重，肉片每一片都很大，烤熟後灑上作料真是鮮美無比，只消一串就可以吃得半飽，這種羊肉串以後再也沒有吃到過。
迪化還有一處熱鬧場所，那就是南梁，南梁是一個小商品市場，長長的街兩旁擺滿地攤，商品五光十色，琳琅滿目，最多的是各色各樣的維族小帽和各種飾品。
空氣很冷，但很清新，吸進鼻孔感到頭腦特別清醒。口裡呼出的水氣很快就會在鬢邊凝結成霜，馬呼出的熱氣也在鬃毛上凝成冰墜子，在脖子上甩來甩去。天氣總是很晴朗，碧空如洗，有時也會有霧，但這是一種固體的霧，空中像撤滿了銀粉，在陽光下閃閃發光。
在迪化我還有一個朋友，這個朋友是一條狗。它的名字叫“Bишь”（英語發音像wish），其實這不是什麼名字，俄語Bишь相當於英語中的Hello，也就是漢語的“餵”，它的原主人可能是一個俄羅斯貴族，喚狗時總是叫“喂，過來！”於是“餵”就成了它的名字。不知什麼原因，這條狗被航站食堂收養了，這是一條純種的藏獒，身材高大雄壯，有小牛犢大小，全身披油光鋥亮的黑色長毛，圓圓的大腦袋，粗壯的大尾巴。我喜歡摸它的圓腦袋，它就會在我面前伏下來，大尾巴直搖表示友好，並且用它黑亮的眼珠望着我，眼神流露出真誠和馴善。它很快就和我混得很熟，我走到哪裡它就跟到哪裡，只要我叫一聲Bишь，它就會飛快地跑來，向我搖尾巴，甚至我晚上睡覺時它也會在我床前踡成一團，和我作伴。Bишь還會和人握手，只要你伸出右手，它就會伸出右前爪給你。它的爪子很大，腕部比人的手腕還粗。
我離開迪化時，和它握手道別，它的目光確實有點依依不捨，食堂的人說：你那麼喜歡它，就把它帶回去吧！但我沒有帶它，飛機上不可能帶狗，再說我也沒有時間去照顧它，主要的還是它是在大西北冰天雪地中長大的，換一個陌生環境它是否能適應？
Bишь應該早已離開人世，狗的壽命究竟比人短得多，但它那善良的眼光卻永遠地留在我的記憶中。
1945 年2 月底，再一次來到迪化，正好碰上被盛世才打入黑牢的趙丹釋放出獄，在迪化劇場排演於伶的話劇《夜光杯》，那天正好是最後彩排。新上任的新疆省主席吳忠信邀請我們去看，並安排我們坐在劇場前排，和趙丹坐在一起，吳把我們介紹給趙丹，趙和我們一一握手，然後就和衣復恩攀談起來，好像是問到衣飛越大西洋和駝峰飛行的情況，衣也談到《十字街頭》和《馬路天使》，對趙推崇備至。經過幾年牢獄生活的折磨，趙丹看起來又黑又瘦，但嗓音洪亮，目光炯炯有神。《夜光杯》是於伶的早期作品，寫的是地下工作者舞女郁麗麗誘殺漢奸應爾康的故事，有點像張愛玲的《色·戒》，劇情比《色戒》更曲折，演女主角郁麗麗的女演員（名字忘記了）穿一身紅絲絨短袖旗袍，亭亭玉立，光彩照人，演技出色，在偏僻的塞外能夠物色到這樣一位演員，實在難得。趙丹不久即回到重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