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伐林: 探究歷史，先“倒空杯中水”

送交者: 高伐林 2010年07月05日16:07:29 於 [史地人物] 發送悄悄話

漢語“歷史”由“歷”和“史”組成，即“對過去的公正記錄”（據《說文解字》：歷，過也，傳也；史，記事者也，從又持中），我心目中的歷史，更接近將英語“歷史”一詞拆字——history拆開來就是his story（他的故事）：歷史，不是無數人經歷的集合，而就是“他（她）”的生命流程、所見所聞 ◆高伐林 　　2004年2月，多維媒體集團總裁兼總編輯何頻先生轉給我一封電子郵件，說：“你們新澤西這位是什麼人，怎麼發這麼大的火？”我一看，電子郵件中劈頭就說：“最近貴報發表《陳璧君：牢底坐穿的女人》一文，完全是一派胡言。”隨後“污衊革命黨先烈”“對讀者毫不負責”的指斥接二連三，火氣的確不小！ 　　一看信末署名：“讀者何重光”，我明白了。 　　我對何頻說：我在新澤西華人舉行文化活動中結識這位女士，但還沒有機會深談，她是汪精衛、陳璧君的外孫女。平時她待人接物很有禮貌啊，再說國人批汪已經60來年了，她們家應該早已習慣義憤填膺的聲討了，這次反應卻如此激烈，必有內情。 　　何頻就索性委託給我：那就請你幫忙去徵求意見：她說我們轉載國內的這篇文章是“一派胡言”，那麼她了解的真相是什麼呢？ 　　毫無思想準備地倉促上陣，便是我與許多歷史名人、歷史事件結緣的開始——說不定，這甚至是我人生軌跡的轉折點，就這樣跌進歷史門坎，後半輩子就一隻腳門裡，一隻腳門外了。 　　在此之前，不是沒有接觸過探討歷史。就在前一年，我跟記錄片《八九點鐘的太陽》的製作者之一卡瑪談過，跟《文革受難者》的策劃人王友琴博士談過，沉浸在“文革”血淚交迸的歲月之中。但是那畢竟還是我自己親身經歷過的年華，關注的落腳點也畢竟還是現實。而這次攪動的，不折不扣就是塵封的史頁，比成為時下熱點的“文革”“反右”都要早，一直上溯到抗日戰爭、辛亥革命。 　　有了無數次交談——通電話，寫電子郵件，登門拜訪當面討論，與年滿花甲的何重光夫婦談，與她年近九旬的父母、汪精衛的女兒女婿汪文惺、何孟恆（何文杰）兩位老人談。談了還要看，很榮幸得到被訪者的信任，他們搬出了成疊的史料，攤開了成摞的照片，擺出了成打的線索…… 　　說“得到信任”，當然不意味着站在被訪者立場上，成為其忠實的代言人；而是要站在獨立立場上，成為他們認真的對話者。作為歷史人物的直系後裔，他們對其先輩會有基於血緣和親情的情感傾向，會有自己特定視野與角度的認識局限，這既難以避免，也無可厚非。但是我作為一個歷史真相的探索者，應該有自己清醒的認識。一開始，我就對汪、何兩位老人說：對採訪者的要求，是儘量客觀；對被採訪者的請求，是儘量理性。他們對此完全理解和認同。事實上，以他們的人生經歷，並不需要誰跟着他們回憶的喜怒哀樂而隨聲附和，需要的是這樣的人：既能與他們一起“重返”歷史現場審視蛛絲馬跡，又能站到今天的高度來俯瞰來路，條分縷析。我的自我角色定位能被他們高度認同，對我的盤根究底連串質疑，他們也就不以為忤，反而求之不得了。 　　對於他們所講的內容，還要去廣泛查閱各種史料，相比照、相印證。事實上，這也是採訪對象再三的要求，他們多次對我說過：你不能光聽我們的，要去查閱更多資料，尤其是原始資料。於是，除了自家圖書派上用場，我也成了附近普林斯頓大學圖書館的頻頻造訪者；回國更是到書店和出版社搜求，不辭勞苦搬到美國。 　　實話實說，心中有幾分興奮：汪精衛作為在中國近代史上有十分重要地位的人物，由於其政治抉擇給其名聲帶來了毀滅性的打擊，並沒有得到歷史學界全面深入的研究。這個名字已經成為“千夫所指”的象徵符號了，怎麼罵他都可以無所畏懼，學者要研究他卻不免有所顧忌，“口將言而囁嚅”。這就給我這樣半路出家、沒有包袱的“歷史實習生”留下空間。何況，有親屬知情人能夠提供若干第一手資料，這是稍縱即逝的機會啊！ 　　興奮歸興奮，真一涉足，卻大吃一驚：任何一個看來不大的歷史專題，典籍論述都汗牛充棟，學有專攻的專家窮一生之力也未必能全部讀遍；即便是汪精衛這樣並未得到學者充分重視的歷史人物，官史野史、正傳軼聞，也不僅以其數量繁多讓人氣餒，更以其真偽混雜讓人束手。 　　最艱巨的，還在於清理自己的觀念。突破官方禁區易，挑戰民眾思維定勢難，而我自己正是民眾一員，與所有同胞一樣，我自己就有十分堅固的思維定勢，對歷史事件和人物，早已經被灌輸了一腦子“忠奸”“善惡”的預設觀念。歷屆執掌權柄者，為了證明其權力來源的合理合法，遵循“勝者為王敗者為寇”的邏輯，妖魔化政敵，壟斷了大量的史料，掩蓋了大量的史實，對於掩蓋不了的也儘量加以簡單化的詮釋。這就使包括我在內的處在信息缺乏環境中的中國民眾，只能將活生生的歷史人物，按照京劇臉譜的方式，分門別類，非紅即黑，歸類的標準，也只能跟隨權力者的評價“官雲亦云”。 　　正如禪宗和西哲用不同方式說過的同一道理：一個杯子裝滿了水，是不可能再向裡面倒進任何水的。於是我的採訪過程，就成了不斷用新的“水”（信息）來替換原來的“水”（固有預設觀念）的過程。或許對我來說，這也是採訪歷史事件知情者和名人後裔的又一重吸引力：它能夠讓我跳出原來的位置，從新的視角觀察，不斷挑戰、不斷超越我自己頭腦中的成見。 　　就這樣，從澄清汪精衛的“緋聞”開始，隨後采寫汪精衛河內被刺事件之謎，汪精衛之死和遺囑真假、汪精衛與張學良爭論始末、汪精衛從“容共”到“反共”……手上還有三四個關於汪精衛的專題正在進行。采寫的人物範圍也不斷擴大，以前我也常說新澤西是藏龍臥虎的地方，卻沒有想到，就在我居住地點周圍不大的地域內，竟有如此之多的歷史事件的親歷者和歷史人物的知情人，題材“自動”源源不斷地送上門來。 　　歷史是什麼？對許多人來說，可能是一方石碑，一堆竹簡，一摞發黃的照片和檔案，一些辭書的條目……而對我來說，歷史就是眼前這一位皺紋深刻的老者，就是他或她沉緬於往事的眼神、緩緩敘述的話語、或長或短的停頓。如果說，漢語“歷史”由“歷”和“史”組成，即“對過去的公正記錄”（據《說文解字》：歷，過也，傳也；史，記事者也，從又持中），那麼我心目中的歷史，更接近將英語“歷史”一詞拆字——history拆開來就是his story（他的故事）：歷史，不是無數人經歷的集合，而就是“他（她）”這一個人的生命流程、所見所聞。 　　採訪時或許沒有多想，但事後不無驚異地發現：這些選題居然都與汪精衛選題類似，都隱含着對不加思索、脫口而出的現成定論的某種質疑、挑戰甚至顛覆——原來，並不是所有“他（她）的故事”都同等對我有吸引力！對僅僅用某個人的經歷去驗證、去重申公認結論的選題，自己實際上興味索然，已經有成萬上億的人這麼說過的話，何必再去記錄某一位老人大同小異的話？既然“歷史意味著一種貫穿‘過去’、‘現在’與‘將來’的事件聯繫和作用聯繫”（海德格爾），既然“一切歷史都是當代史”（克羅齊），那麼，我的採訪的價值所在，正在於去挖掘或者放大“這一個”老人的聲音，去仔細查看並搖撼那些既定公論的基石，去嘗試改變過去的事件影響現在和將來的方式。 　　2004年到2006年，我關於歷史事件的親歷者和歷史人物的知情人的採訪，都發表在多維集團旗下的各種媒體——《多維月刊》、《多維時報》和多維新聞網，有一些經過刪節後也被大陸媒體採用。多維提供給我充分的自由：負責人所要求於我的，只是要符合專業規範，而在採訪人選、課題、觀點、篇幅上，概不干預；多維旗下各家媒體的記者、編輯、排版美術人員，表現出可貴的團隊精神，給予了切實有效的協助和支持，從提供參考文獻、採訪線索，到指點我提問的技巧，批評我表述的不足，在此表示衷心的感謝！ 　　我也要感謝明鏡出版社給予我這樣一個機會，選出兩年多來的這些採訪文稿匯集成冊出版。 　　當然，最應該感謝的，是所有接受我採訪的歷史事件的親歷者和歷史人物的知情人，是所有認真傾聽、熱情討論的讀者。 　　要說明的是，這本書所收錄的，均為我自己採訪撰寫，重在記述有關歷史人物命運（及其家庭、後代遭遇）的文章，有些在意圖上另有側重（例如闡述某種見解，或者側重談現實課題）的專訪，以及由我提問、由採訪對象作書面回答的文稿，儘管各有價值，就不選入了。還要說明：我不算嚴格意義上的學者，這些記錄歷史事件當事人和名人後裔講述往事的文章，肯定不夠格列為專業正規的論述。不過，我心中所懸的，是“儘量真實準確”這麼一個專業標杆，自我要求，是至少從我的筆下，儘可能不再傳遞不準確的信息，以訛傳訛。若能給真正的專家提供一點繼續探究的新線索，給廣大的讀者開闢一個重新思考的新視角，這些文字也就算沒有白寫。至於其中的錯謬之處，一定少不了，還望方家給以批評斧正！ 　　2004年12月寫，2006年6月11日修改，用作《歷史塵埃》（明鏡出版社）一書的代後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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