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伐林: 平型關炮火回聲--七旬老人尋訪真相為父辯誣

送交者: 高伐林 2010年07月06日16:15:52 於 [史地人物] 發送悄悄話

“七七”將臨。中國大陸民眾熟知“平型關大捷”，在很長時間中，這是中國大陸中小學歷史課唯一講到的抗日戰鬥。實際上，林彪率領的八路軍115師的伏擊戰，是整個平型關戰役的組成部分，整個戰役中最慘烈的血雨腥風，籠罩在高桂滋中將指揮的84師拼死防守的陣地。 ◆高伐林 　　前一機部黃河工程機械廠工程師高斌先生，78歲了，還在美國新澤西州上班，開著車從上午忙到深夜，一周工作六天；唯一的一天休息，他精神抖擻地上網、去書店、去圖書館……查閱浩如煙海的關於中國抗日戰爭的中文和日文書籍。 　　成天盤旋於高斌腦海的，是70多年前的往事——確切地說，1937年9月22日深夜至9月25日上午，中國山西省西北角上那個叫“團城口”的村莊，險要山梁上究竟發生了什麼事？ 高桂滋的兒子高斌休息日就查閱抗戰史料。（高伐林攝） 將門之子 　　高斌是中國抗日名將高桂滋的獨生子。“高桂滋”這個名字，年輕讀者未必熟悉了。“西安事變”蔣介石被張學良、楊虎城扣押後，就被軟禁在高公館——那是高桂滋剛建成還沒來得及入住的住宅，被張學良借去派了這個臨時用場，現在這裡是陝西省作家協會所在地。 　　高斌未滿周歲時，父親就參加了長城抗日。1937年“七七事變”爆發後，高桂滋請纓抗戰，於7月9日奔赴南口前線，後被任命為第17軍軍長兼第84師師長。井兒溝、喜峰砦兩役，與日本的藤井少將指揮的兩個武器精良的偽蒙軍教導團惡戰，俘敵280餘名，斃傷800餘人，繳獲迫擊炮6門、輕重機槍13挺等大量武器裝備和120餘匹馬，藤井僅以身免，被史家稱為平綏線戰場“僅有的勝利”（李良志等主編《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史長編》）。9月14日，在廣靈、火燒嶺與日軍坂垣師團又惡戰了一場的高桂滋，按照第二戰區司令長官閻錫山的命令，倉促趕到平型關北翼的團城口、迷回村一帶布防。 　　中國大陸民眾熟知“平型關大捷”，在很長時間中，這是中小學歷史課唯一講到的抗日戰鬥。實際上，林彪率領的八路軍115師的伏擊戰，是整個平型關戰役的組成部分，整個戰役中最慘烈的血雨腥風，籠罩在高桂滋指揮的84師的陣地。 　　高斌對筆者說：我爸爸帶的84師是“雜牌軍”，當時交他指揮的李仙洲21師，是蔣介石的嫡系中央軍。參加平型關戰役的晉綏軍、陝軍、中央軍和八路軍有十來萬人，其中84師、21師，晉軍的73師、獨3旅等部隊從前方退來，傷亡減員嚴重，沒有得到休整補充；而像晉軍郭宗汾的軍隊從後面開到，並無對日作戰經驗；口音混雜，裝備懸殊，士氣和戰力差別很大，主軍、客軍又打算各異，根本來不及上下左右好好溝通……沒有辦法啊，日寇不容人有喘息之機，有名的精銳之旅坂垣師團，帶著偽蒙軍隊，正馬不停蹄一天幾十里急速追來！ 位於山西省東北部的平型關。（網上資料圖片） 舉棋不定 　　汪精衛曾有個一針見血的說法：中國並無真正的“國防”，只有“省防”，至多是“數省聯防”。無論山東省主席韓復榘，還是察哈爾省主席劉汝明，哪有什麼“全國一盤棋”“覆巢之下無完卵”的觀念，都幻想讓自己的地盤躲過一劫。從東京日本士官學校畢業的“山西王”閻錫山，也利用各種手段和社會關係，企圖把日寇禍水引到別處。但日寇沿著平綏線直撲他的地盤，避無可避，只得匆忙調兵遣將。南京中央政府擔心日寇攻占山西，長驅直入南下四川，也匆忙調來援軍。 　　1937年8月底，閻錫山把前線總指揮部設於雁門關下一所窯洞，同周恩來、彭德懷會商制定第二戰區戰役計劃，作戰方針為“利用山地殲滅敵人”。閻錫山分析：日軍欲圖晉綏，必先爭太原；欲爭太原，必先奪大同，於是調集重兵布下迎戰陣勢。 　　沒想到，日軍於9月13日攻占大同，坂垣師團卻打了個“左勾拳”，避實就虛，揮軍直指平型關，沿著坂垣征四郎在一年前強橫地假借“遊歷五台山”而親事勘查的路線，要越過平型關天險，抄擊中國軍隊的後方。雁門關一帶兵力雄厚而無用武之地，而平型關一帶則危如累卵，閻只好趕緊調兵趕往平型關。 　　平型關戰役的方案也幾經更改。閻錫山原來的構想是：我方11個軍、10餘萬人，放日軍進入平型關之後，再封死其退路，在平型關以西、繁峙以東沙河一帶開闊地打一場包圍戰。閻錫山自詡這個部署為“口袋陣”，親召他的嫡系陳長捷、郭宗汾兩名軍長面授要領。 　　關鍵時刻，前線指揮官卻猶豫起來。 　　前線指揮官是第六集團軍總司令楊愛源，副總司令是孫楚，楊對孫言聽計從。孫楚對這一放日寇進關、關門圍殲的計劃產生動搖，說服了閻錫山在大敵逼近時臨場變卦，改為拒敵於關外。 　　如果只有晉綏軍，閻錫山守土有責，平型關這一仗他硬著頭皮也得打。可是來了三支客軍：八路軍115師，高桂滋17軍，由安徽開來的劉茂恩15軍，閻的想法就複雜了。他本想讓115師和高桂滋一起守平型關正面，周恩來、彭德懷提出，這非八路軍之所長，不如讓115師隱蔽集結於日軍前進道路的側面，從敵後伏擊，閻錫山同意了。 　　戰幕拉開時，高桂滋的84師布防在平型關以北的東、西跑（一作泡）池、團城口至1981.49高地（按海拔高度命名），防線長約14公里；右鄰是晉軍獨8旅、73師防地，左翼是名義上歸高指揮的中央軍21師，向北延伸13公里到講堂村；21師的左邊是劉茂恩15軍，向西、北延伸。八路軍林彪115師在東南邊的平型關外進入潛伏陣地；由後方開來的晉軍郭宗汾71師、陳長捷72師為預備隊——其中71師於9月23日晚抵達高桂滋84師防線的後面集結；72師於9月24日午夜抵達離前沿陣地約10公里的齊城待命。 　　中國軍隊布防時，並不確知日寇主攻矛頭所向，但後來根據地形地貌看，84師防守的內長城上的團城口，與平型關、東西跑池，應是主戰場。 　　高斌給我攤開當年許多戰報、電報、官兵回憶錄。有的他從這裡史籍中查到的，有的他在西安工作的妹妹高士潔（她也曾是陝西省政協委員）多年從檔案館、圖書館和政協等單位苦心搜集的。我2006年10月前往西安，承高士潔多次接談，更提供很多關於其父親和平型關的詳細資料，字裡行間瀰漫著血火硝煙，“激戰甚烈”“全部殉國”“傷亡殆盡”的字樣比比皆是。 戰況日誌 　　9月22日　夜11時，日軍第五師團21旅團四、五千人配戰車尾隨我第73師，進逼至平型關前，在平型關前公路上與高桂滋部的斷路部隊遭遇，爆發激戰。 　　9月23日　凌晨，日軍主力並坦克數十輛，沿平型關汽車公路南北高地進攻，企圖占領高地控制便道，直取大營鎮。駐守1886.4高地的晉軍兩個連官兵殉國，陣地失守，後高桂滋部奪回；路北敵人進攻，84師502團的王新耀和李榮光兩個營全部投入戰鬥，艾捷三團長親率兩個連搶堵敵人的突破口，腹部中彈負傷，李榮光營長陣亡。高桂滋即令84師250旅來援，499團楊學武營對敵反擊，楊學武也受重傷。 　　另敵二千餘攻晉軍獨8旅，兩連守軍犧牲，陣地失守。第六集團軍副司令孫楚急令高桂滋84師499團、501團向南攻擊，晉軍73師和獨8旅配合，血戰至午後一時，84師付出慘重代價將敵擊退，收復的陣地仍交晉軍防守。 　　進攻84師陣地的是坂垣機械化部隊，炮兵整天轟擊。戰前雖然南京中央政府給山西撥了國防經費，但這一帶事先並未挖設工事，84師進駐後匆忙挖的掩體無法抵擋日軍猛烈炮火，石片橫飛，加重了我軍傷亡。到下午4時，敵軍終被擊退，501團呂曉韜團長一度出擊，繳獲輕機槍四挺等武器。 　　這一天，800餘敵寇進攻21師陣地，未得逞；千餘敵寇進攻15軍陣地，也未得逞。 　　23日凌晨5時，晉綏軍第七集團軍總司令傅作義接到閻錫山電話命令：“敵以優勢兵力攻我平型關陣地，我84師與敵苦戰中，已調71師郭宗汾部前往大營布防，35軍所屬步兵2旅，著用汽車輸送至大營附近，增援平型關戰鬥。”閻並命令傅與楊愛源聯合指揮平型關戰事。 　　傅作義即於同日電令各部： 　　給朱德電：我決殲滅平型關之敵。增加八團兵力，24日拂曉可到。希電林師（115師）夾擊敵之側背。 　　電令71師速即向大營東北地區（團城口一線）前進； 　　電令72師陳長捷部速向沙河前進待命。 　　傅作義命令：乘日援軍未到，我軍將預備隊投入到團城口方向全線出擊，全殲關前日軍。原定24日出擊，但是郭宗汾稱“預備隊71師行軍疲勞”，改為9月25日凌晨出擊。傅作義無奈，只好趕快通知八路軍總部轉告林彪，推遲一天出擊——好險，林彪的報務員正要關掉電台出發，他們趕忙派通信員通知已在行軍中的部隊。 　　入夜，日軍又猛攻團城口，在高桂滋部隊後方待命的晉軍71師清晰地聽見槍炮廝殺聲。 　　9月24日　八路軍115師在平型關東20里公路兩側進入伏擊陣地。 　　這是高桂滋的將士打得最慘烈的一天。敵增兵五千餘，向平型關、團城口等各陣地猛攻，炮擊甚烈，激戰終日，高軍傷亡團長、副營長數員，連排長30餘員，士兵千餘，師、旅、團、營的全部預備隊均已投入戰鬥，各處告急，卻無兵可派，高急電閻錫山和孫楚求援，卻沒如願。 　　閻錫山命令傅作義赴大營附近指揮。傅率幕僚於午夜12時進駐大營附近，又得知郭宗汾師“因天雨行動困難”，出擊“延後二小時”——作戰方案變更，傅總指揮竟然不知情！ 　　9月25日　凌晨2時，日寇再攻1886.4高地，晉軍又失守了。大雨如注，84師呂曉韜團長挑選奮勇隊，再度奪回該高地。 　　凌晨3時30分（日方史料說“凌晨4時”），日軍的龍澤（第9）、石山（第10）中隊及橘（第12）機槍中隊等部，夜襲我軍，占領團城口、東跑池附近某高地（日軍稱為“石山高地”），但日軍三個中隊共傷亡98人。（見日本《中國事變陸軍作戰史》及《濱田聯隊史》） 　　八路軍115師伏兵向坂垣師團第21旅團輜重、補給部隊發起殲滅戰，115師的685團則頑強阻擊日寇來救援的三個中隊。 　　高桂滋的84師連日血戰損失慘重，漸不能支（2006年10月，高齡95歲的84師501團營長邵春起，對高士潔回憶當日情況：“凌晨我腿部負傷被勤務兵救下火線時，陣地上已經沒有能作戰的人了。”）。上午10時左右，團城口一帶陣地陸續被敵突破。502團代理團長杜文卿在率隊強堵陣地缺口時，壯烈犧牲。 　　下午3時，晉軍防守的1886.4高地得而復失，84師師部亦在敵炮火覆蓋下。 　　郭宗汾71師按再三延遲的方案，應於上午8時抵達攻擊位置，由團城口以北出擊，但據晉綏軍人員回憶錄及該師戰報記錄：遭到攻占了團城口高桂滋陣地的日軍射擊，出擊受阻！ 　　怪呀，上午10時，高師殘兵失守部分山頭，怎麼郭宗汾8時出擊就說遭到高桂滋陣地上日軍射擊？ 　　這正是後來爭論了70年的問題，下面再說。 　　9月26日　日軍從鷂子澗和平型關正面抽兵來援，61軍程繼賢團趁虛奪回鷂子澗，日軍又反撲，程團和敵人逐院爭奪，彈盡援絕，堅持至28日，團長以下官兵近千人壯烈犧牲。 　　高桂滋的84師殘部仍在團城口以西堅持，其251旅旅長高建白、250旅旅長李濃藻仍在迷回村。26日晨日軍飛機和大炮轟擊迷回村，下午501團呂曉韜團長被日軍包圍，251旅派部隊將其救出。 　　郭宗汾71師對日軍攻擊沒有進展，至16時敵我呈混戰狀態。 　　9月27日　日軍繼續進攻我21師陣地；另一路日軍東條縱隊在北面進攻由楊澄源第34軍防衛的茹越口。高桂滋致蔣介石密電：職軍馬已奉令向靈邱西南王成莊附近轉進。 　　9月28日　平型關這邊激戰正酣，遠遠的北邊防線被日軍東條縱隊突破了茹越口，防守的203旅梁鑒堂旅長陣亡，晉綏軍退到茹越口南邊的鐵角嶺，楊澄源退入繁峙。 　　高桂滋84師師部移至西河口，收容整理殘部。 　　9月29日　晉綏軍丟失鐵角嶺。 　　9月30日　日寇攻占了繁峙縣。繁峙位於平型關我軍防線的側後，如日軍堵住後路，中國軍隊就有被包圍全殲的危險。閻錫山緊急會議，決定全線撤退。 　　國民政府軍委會第一部派往晉軍第六集團軍的監軍介景和，這天致電軍委會第一部部長黃紹竑，急報戰況：“敵以一聯隊攻茹越口，已長驅直入。刻楊、傅二總司令已作向五台山退卻準備，此戰失後，第二線更無法守。請中央速籌大計，以免貽誤全局。” 　　10月1日　日軍攻占代縣，情況更加危急！ 　　10月2日　夜，中國軍隊撤退，平型關戰役結束。 　　從交火到撤退，平型關之戰歷時十天，日軍記載傷亡8562人；中方傷亡無法確切統計，但無疑遠超日軍。 自左至右：高桂滋、楊永泰（蔣介石的侍衛室主任）、張學良、楊虎城。（高斌提供） 本可取勝 　　高斌說：傅作義不愧為名將，他極力主張在日軍大批增援部隊尚未趕到之際，集中優勢兵力多路出擊，全殲關前敵人。奈何啊，傅作義並不是晉軍的掌門人。     二戰區“爰定於24日出擊”，預定用總預備隊中之郭宗汾71師附金憲章新2師共八個團，並以陳長捷72師及35軍兩旅為總預備隊，由傅總司令任出擊軍之指揮（見附錄《平型關戰役八次爭奪戰》）。16個團出擊，與林彪的115師形成合圍態勢，兵力應該超過平型關前已有相當消耗的日軍和偽蒙軍隊。 　　然而，郭宗汾71師卻提出：不行，“以出擊軍行軍疲勞之故”要休整一天。（出處同上） 　　對此，高斌百思莫解：高桂滋等不少部隊都是從河北、察哈爾一路阻擊、千里轉移到這裡，戰鬥減員十分嚴重，兩個月來連續作戰，沒有時間休息整頓，接到命令後，立即構築簡易工事投入戰鬥；而郭宗汾部還沒有跟日寇交過手呢，又是在山西本鄉本土，不說養精蓄銳吧，也是以逸待勞，怎麼就“行軍疲勞”不能馬上上陣？同為晉軍將領的陳長捷不是還稱讚郭宗汾“該部初次上抗日戰場，士氣尤銳”嗎！ 　　出擊時間後來再次推遲。按84師高建白旅長回憶：出擊從24日下午6時，推到晚8時，再推到晚12時，又推到25日凌晨4時，又因雨推到8時以後——“改變五次，結果沒有出動一兵一卒”。 　　不僅出擊時間延後，傅作義本來制定了出擊計劃，到24日午夜出擊在即，他才得知被改動。郭宗汾的第11號命令，已經不是傅作義策劃的與八路軍合圍日軍於平型關之外，而是把敵人放進平型關內來打。 　　當出擊時間一再延遲時，在最前線快頂不住的84師高建白旅長等人，逼問晉軍202旅旅長陳光斗究竟何時出擊，陳拿出一紙命令：“郭載陽（即郭宗汾）轉閻長官命令‘無本長官電話命令不得出擊’。” 　　高斌說：“戰機一縱即逝，這推遲一天，對於戰爭勝負、對高桂滋的部隊來講事關重大！” 　　郭宗汾71師戰報更稱：9月25日，由於高桂滋據守的團城口陣地被日寇占領，導致71師出擊受阻。 團城棄守？ 　　這就產生了兩個問題： 　　第一個，高桂滋是否擅自下令84師自團城口陣地撤退？ 　　第二個，郭宗汾71師出擊究竟情況如何？ 　　先來看第一個問題。 　　這個問題有兩個要點：高桂滋是否下令撤退？日軍什麼時候占領團城口？ 　　《抗日戰史·太原會戰》說：“平型關正面之敵，獲援軍五千餘後，於本（24）日拂曉起，復向我平型關、團城口及講堂村一帶陣地攻擊，並以戰車隊向我東跑池以南衝擊，戰鬥至晚，敵未得逞。”“至25日，我第71師各部隊正前進之際，適敵鈴木兵團及偽蒙軍亦向我84師團城口附近陣地攻擊，第84師被迫撤退，敵遂占領團城口、鷂子澗、六郎城一帶高地。我第71師，沿公路前進之第404團，於2時許與上述之敵遭遇。”（第26－29頁） 　　這裡說的是：高的第84師於9月25日在敵軍攻擊下“被迫撤退”。時間雖未註明，但是說郭宗汾71師“2時許”與敵遭遇——71師若出擊也是在上午8時以後，可見這裡“2時”只能是午後2時。 　　時任84師營長的邵春起現仍健在，曾任安徽省人大代表、民革阜陽市名譽主委。他曾撰文回憶當時的血戰，讓人驚心動魄： 　　（9月）24日先是陰雨濛濛，繼而越下越大，士兵沒有雨具，衣服都被淋濕，敵坂垣師團大部趕到。下午1時，敵人在飛機大炮的掩護下，分路向我師全面進攻，敵攻甚猛，接近肉搏距離。此時，營、團、師預備隊全部投入戰鬥，士氣大振。由於我將士齊心協力，英勇奮戰，打得敵屍狼藉……502團代團長杜文卿壯烈犧牲，499團楊世立營長負重傷，我營四連代連長張振恩以下官兵傷亡數十人。 　　25日拂曉前，右翼由我師的499團劉營防守的無名高地被敵人偷襲占領，若敵居高臨下，天明後，我營就要受到威脅，無法立足，而不戰自退。……為了確保我營陣地安全，我立即決定從六連抽出士兵20名，聯合劉營官兵，由排長郁風祥率領，從無名高地右側迂迴到敵後，實行兩側夾擊，一舉奪回小高地。經過白刃拼搏，浴血奮戰，終於把該高地奪回，仍交劉營防守，穩定了戰局。但排長郁風祥和十多名士兵在戰鬥中壯烈殉國，同時我的右腿負重傷。 　　……高桂滋雖然多次向總指揮楊愛源及閻錫山請求增援，他們每次都答應，但始終未見派來一兵一卒。終因傷亡過重，陣地無人固守，於26日淪入敵手。 　　他說的是：陣地無人固守，9月26日“淪入敵手”。 　　而抨擊高桂滋“下令撤退”的將領，以時任晉軍61軍軍長的陳長捷為代表。陳長捷1948年擔任天津警備司令，被解放軍俘虜，被判為“戰犯”關押多年，1959年獲特赦。他回憶說： 　　高部的團城口、鷂子澗、西泡池間陣線，雖不斷受敵炮擊，守軍依託強固陣地，配備稍疏，尚無重大傷亡。由於攻平型關之敵源源北展，高部發生了恐慌。一聞郭軍到達大營，更加緊向孫楚呼告不克支持，且直接要求郭軍即刻增加前線守御。郭以奉令出擊為辭。孫對雙方爭執，未加明確節制，固知高部意存避敵，以為郭軍集結好，一展開出擊，便得立解糾紛。24日晚，敵對高部陣地右翼西泡池和團城口兩處，發動夜攻，高益覺形勢嚴重，要求開到齊城的郭軍一部就近增加於西泡池，郭又未允。當夜孫楚適得八路軍高參通報：林師已阻截平型關、東河南敵後的公路，即對敵發動抄擊，並以一部向大小含水嶺挺進，接應團城口、平型關大軍進擊。形勢大好，敵已陷我掌握之中。孫楚認為高部縱感緊急是暫時的，可以堅持的；郭軍須集結全力作大規模出擊，萬不可分割應付，陷於膠著。遂要求高桂滋、李仙洲須鎮定固守，不得動搖。高桂滋根本藐視孫楚的指揮權能，認為孫楚是有意識地要犧牲他們，來讓晉綏軍獨占風頭。由於錯覺而怨憤，擅自放棄團城口，鷂子澗、東西泡池各部亦均退迷回村，再縮避於恆山方面，依劉茂恩軍，共同保存實力，耍著雜牌軍的故態。他們根本否認八路軍已到敵後，以為向蔡家峪、東河南間合力殲敵，為虛構的願望。為了對孫、郭泄憤，故意閃開團城口、鷂子澗險隘，讓貿然出擊的郭軍碰釘子去。他向閻報告，則以執行所預示的“沙河會戰計劃”為詞。閻錫山作為戰區司令長官，在當時的緊急狀態下，苦在心頭，對雜牌客軍的故態復萌無可奈何。以後閻在呂梁山集訓中，偶爾同晉軍將領回憶起平型關之敗，猶憤慨地說：“高桂滋放棄團城口，比劉汝明放棄張家口，更為可殺！”（《晉綏抗戰》第25-54頁，中國文史出版社1994年2月） 　　在陳長捷筆下，高桂滋部“無重大傷亡”，只是“意存避敵”“耍著雜牌軍的故態”，更嚴重的是，“為了對孫、郭泄憤，故意閃開團城口、鷂子澗險隘，讓貿然出擊的郭軍碰釘子去”。如果說，“擅自放棄”防地還只是為保存自己，故意閃開險隘讓郭軍“碰釘子”簡直就是配合日寇、陷害友軍了！對於抗日軍人來講，這實在是一個非同小可的指控。 　　陳長捷這一說法對後世影響甚大，陶純所著《血色雄關》（解放軍文藝出版社，1995年）一書是最突出的一例，用文學手法鋪陳渲染，繪聲繪色： 　　書中寫道：還未和敵接火，高桂滋就給閻錫山和孫楚打電話要求增援和撤進關內。9月24日，得知郭宗汾率部到來，高桂滋又給孫楚打電話，請立即派郭軍前來增援。孫楚告訴他，“閻長官和戰區決意令郭軍另行出擊，配合八路軍作戰。請你再堅守一陣，明日情況就會有所好轉。” 　　高桂滋怒罵一句，又要通郭宗汾：“郭軍長，按閻長官的命令，貴軍應來接替我部。我部連日苦戰，傷亡慘重，實難堅持，請貴軍速速前來接防陣地!”郭宗汾：“高軍長，我並未接到增援貴軍的命令，恕難從命！”…… 　　24日入夜之後，孫楚又接到高桂滋求救的電報，這封電報的措辭更為悽厲：“最後哀鳴，伏維矜鑒”。該書接着寫道： 　　……（高桂滋）又要通“難兄難弟”——第21師師長李仙洲。他說：“李師長，孫楚手中握有一個軍，而不增援咱們，實在可惡！” 　　李仙洲：“他不是要讓郭宗汾出擊嗎？” 　　高桂滋：“即便出擊，又頂屁用！而八路軍抄擊敵後，兄弟也認為這是孫楚虛構的幻想，他純粹是有意犧牲咱們，而讓晉軍獨占風頭。咱不上他這個當！” 　　李仙洲：“軍長有何打算？” 　　高桂滋：“當務之急，撤！” 　　李仙洲猶豫了。高桂滋說：“李師長，你撤不撤兄弟就不管了，我將馬上傳令，我的第84師撤至迷回一帶！” 　　放下電話，高桂滋對他的參謀長說；“派傳令兵下去，命令各團全線撤退！再給閻老西發報，就說我部按長官原定計劃，撤回關內。放敵進到繁峙打！” 　　一個小時後，東、西跑池、團城口、鷂子澗一帶兩公里寬的防禦地段落入敵手。 　　而孫楚等人一直蒙在鼓裡。 下令撤退？ 　　上述說法令高斌與高士潔兄妹難以接受。高斌質問：陳長捷率61軍在200里外的後方待命，接到命令馳援，該軍先頭部隊24日午夜趕到，他有什麼憑據斷言高桂滋受敵“猛攻”、“傷亡慘重”是謊言，更指控高桂滋“意存避敵”“擅自放棄”甚至“故意閃開”險隘，讓友軍陷入陷阱？ 　　陳長捷被特赦後，於“文革”中不堪凌辱而自殺，高士潔便於1996年12月狀告《血色雄關》作者陶純和解放軍文藝出版社侵犯名譽權，要求賠償。 　　西安市新城區法院一審判決：“該書不構成名譽侵權”，駁回高士潔起訴；並要求高士潔賠償解放軍文藝出版社交通費3740元。 　　高士潔不服，上訴到西安市中級人民法院。1998年8月12日，法院做了終審裁定。裁定可圈可點：陳述了“高桂滋率部對入侵日寇進行了抵抗，傷亡二千餘人後潰退”，但又說《血色雄關》“以重筆描寫高桂滋所部潰退似無可厚非”，所以“不構成對高桂滋名譽的侵害”。 　　沒錯，如果寫高桂滋所部“潰退”確實“無可厚非”。問題是該書並不是這麼寫的啊！高士潔所告的，是《血色雄關》重筆描寫高桂滋“命令各團全線撤退”！ 　　84師是“下令撤退”還是“潰退”？84師陣地是“放棄”還是“失陷”？這兩者含義根本不同，正如陝西省社科院學者郭潤宇所說：放棄，是能守不守，為了某種目的故意丟掉；失陷，則是由於敵我力量懸殊，欲守不能，被迫丟失。 　　西安市中級人民法院終審裁定另一值得玩味之處，是將下級法院駁回高士潔“侵犯名譽權之訴”，改為駁回“名譽侵權賠償的訴訟請求”。這就是說：駁回的只是高士潔的賠償要求。終審裁定還撤銷了下級法院要高士潔賠償被告3740元。 　　高斌、高士潔作為高桂滋的子女，為其父辯誣的心情，筆者可以理解，但是我們更得求證於當時的權威調查結論和第一手資料。筆者閱讀各方人士，包括各支部隊的軍人、戰地記者、村民的上百萬字戰報、電報、回憶、交代，還有北京、台灣、陝西、山西等地學者的分析，力圖回到歷史現場，釐清真實脈絡。 　　筆者迄今未曾發現高桂滋下令撤退的任何證據，陶純所著《血色雄關》中所謂高桂滋“派傳令兵下去命令各團全線撤退”，純屬報告文學作家自己的想象。 　　我查詢的這些史料展現的場景是： 　　從23日到25日，日寇全力攻擊團城口一線，高桂滋部隊防守近30里長諸多山頭，傷亡慘重。團里將士拼光了報請旅長增援，得動用旅預備隊頂上去；旅里將士拼光了報請師長增援，得動用師預備隊頂上去……到後來預備隊都頂上了最吃緊的地方，甚至數十名騎兵也被高桂滋作為步兵派上火線。有的山頭官兵全部犧牲，層層報上來，高桂滋手裡再無兵可派。 　　高桂滋火急上報前線總指揮楊愛源和副總指揮孫楚，請求增援。楊、孫並不相信這個客軍將領的報告——軍閥混戰了多年的中國，今天握手、明天拔刀，誇大戰果和誇大損失都是常態，他們無法驗證84師是否真到了千鈞一髮地步，只是空言鼓勵和安慰，說援軍即將開來，要他堅持、再堅持。 　　時任第六集團軍秘書長盧宣朗回憶：“第六集團軍總部開會研究對策，第七集團軍總司令傅作義也在座，多數認為全線都頂不住。”盧宣朗特別提出由15軍抽調兩個團兵力增援高桂滋以減輕其壓力的建議，但孫楚堅持不派援軍，“只能以‘已飭郭軍出擊’一類的空話，制止高桂滋，不准擅自後退”。（《平型關戰役中第六集團軍總部見聞》，載《山西省文史資料匯編》第40輯，1981年） 　　名義上歸高桂滋指揮的21師李仙洲也拒絕了高要其增援的命令。萬般無奈的高桂滋，向就在自己陣地後方待命的預備隊郭宗汾和其它友軍求援——哪怕只一個團、一個營，也可以解燃眉之急。郭宗汾及其部下陳光斗旅長都拒絕了。 　　老同盟會員續範亭，在《三年不言之言》中充滿義憤地記述：閻錫山接到第六集團軍總司令楊愛源的報告：“郭師長宗汾作總預備隊，違背命令，不肯增援，現在已經耽誤了很好的時機一日一夜了，最好閻司令長官親來督戰云云。”閻錫山連夜馳往平型關，當晚在第六集團軍司令部里，“郭宗汾首先滔滔不絕，花言巧語的報告了一點多鐘，訴說他不肯增援的理由，其中最重要的話就是說‘我們要留些餘地，保存些實力，不要把力量用盡了’”！郭宗汾出去以後，楊愛源才把戰爭情況詳細報告了，並說到郭宗汾逃避戰爭、不肯增援的事實。 　　高士潔費了很大力量，從勞改局找出時任84師502團三營機槍連連長邱仰岳（1951年因反革命罪判死緩，1979年釋放）獄中寫的材料，詳敘該團防守團城口的情況：9月25日上午10時，陣地上有戰鬥力的官兵已經很少，大部非死即傷，槍聲漸稀。日軍趁機蜂擁而至，陣地失陷，所遺傷號，均被日軍殘殺。高桂滋令21師增援，21師抗命，而晉軍派來配合高師作戰的一營炮兵，一炮未發——懼怕暴露目標，遭日軍炮火回擊。 　　高斌與高士潔都認為：邱仰岳所說的“陣地於25日上午10時失陷”是可信的，與高桂滋致蔣介石電、李仙洲致蔣介石電，及高建白回憶錄的說法可以互相印證。 　　日本《中國事變陸軍作戰史》（防衛廳防衛研究所戰史室編，中文版一卷第二分冊，中華書局）說：“戰況進展困難，戰鬥激烈，25日，旅團終於占領了該地附近的二公里長城線的正面，但同日因優勢的敵人切斷旅團的後方聯絡線，並不斷增加兵力，所以該旅團陷入被包圍的困境。”這裡所說的日軍占領的“二公里正面”，應該就是指502團上午10時失陷的陣地。 　　平型關戰役這麼長的防線，在戰役前期真正阻滯了日軍進犯步伐的，只有84師、獨八旅和八路軍115師——這是84師的不幸，也是84師的光榮。 　　沒有人能助高桂滋一臂之力。高桂滋的部隊在強敵一波又一波進攻下，戰鬥力極度耗損卻得不到增援，拼散了，拼光了，拼垮了，首尾難以相顧，上下斷了聯絡，陣地上死傷枕藉、無人再向日寇射出子彈。烈士們死不瞑目，他們怒視著如虎似狼的日寇踏上一個又一個山頭。（未完待續） 【高桂滋簡介】 　　高桂滋，字培五，號濟民，陝西定邊人。1891年生於貧民家庭。1911年加入同盟會，參加辛亥革命，後又參加反袁護國和反段護法之役。1926年任毅軍旅長，與李大釗等聯絡，響應北伐。後任國民革命軍獨立第八師師長、暫編19軍軍長。1927年國共分裂後，高桂滋任47軍軍長，1930年在山東莒縣舉旗反蔣。蔣馮閻大戰爆發後，任討蔣軍第十路總指揮兼魯南警備司令。 當年《良友畫報》上登載的正在平型關前線指揮作戰的高桂滋將軍。（高斌提供） 　　1933年任32軍副軍長兼84師長，參加長城抗戰。1934年10月被調回陝北“剿共”，毛澤東寫信並派人聯絡，簽訂“互不侵犯協定”。1936年夏，日本坂垣征四郎以“旅遊”為名，欲去陝北刺探情報，高斷然回絕。時高多次與張學良、楊虎城密議，反對蔣介石“攘外必先安內”政策。1937年“七七”事變後，高請纓抗戰，任17軍長兼84師長，參加南口、平型關、忻口、太岳山、中條山等戰役，後任36、38集團軍副總司令，又兼中條山游擊總司令，率部與日寇作戰。 　　日本投降後，蔣介石整編免去其軍長職，調任第一戰區副司令長官。1947年，胡宗南進攻延安，擬委高指揮，被高拒絕。同年被選為國民黨候補中央委員。1948年他堅辭不受第19綏靖區司令官之任。1949年胡宗南要派飛機送高去台灣，高得悉躲入醫院。1950年，中共安排他出任西北軍政委員會委員，後兼西北農林部副部長，並任陝西省政協副主席、陝西省政府參事室主任等職。1954年安排為第二屆全國政協委員。1957年2月突發腦滲血症住院治療，未受“反右”波及。1959年1月6日逝世，終年68歲。由國務院副總理習仲勛主持公祭，安葬在北京八寶山革命公墓。 　　高先後有數任妻子，生有四女一子。（高伐林） 　　相關文章： 　　他們是失敗的英雄——記中條山戰役中的抗日軍人 　　轉來了汪精衛後人的一封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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