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 | | 謝靜宜當然不是謝富治的女兒。惟這種近似於當代宮帷秘史類的傳聞每隔數年便又沉渣泛起，被人炒作一番。（近者見溫*相“葉劍英大鬧京西賓館”、“對丁某人 的評論的解答”諸文）事出有因，主要的，還是緣自於中共自身披露的公開信息的混亂。
如１９９２年由中共黨史研究室下轄的中共黨史出版社出版的《歷屆中共中央委員人名詞典》，謝靜宜簡歷如下：
“謝靜宜（１９３９－）中國共產黨第十屆中央委員會委員。湖北黃安（今紅安）人。１９６４年畢業於清華大學。同年參加中國人民解放軍。後加入中國共產 黨。１９６８年隨解放軍毛澤東思想宣傳隊進駐清華大學。後任清華大學革命委員會副主任，北京市革命委員會常委、中共北京市委常委，共青團北京市委書記、第 一書記，北京市革命委員會副主任，中共北京市委書記。１９７３年中共第十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當選為中央委員。是第四屆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１９７６年粉碎 ‘四人幫’後被清理。”（劉金田、沈學明主編：《歷屆中共中央委員人名詞典１９２１－１９８７》，北京：中共黨史出版社，１９９２，頁３６７）。
謝富治是湖北黃安人，該書的謝靜宜簡歷條目又緊跟在謝富治的簡歷後頭，使人產生聯想，也就不奇怪了。相信溫*相先生起始可能也是這一錯誤信息的受害 人？但簡歷稱謝靜宜“１９６４年畢業於清華大學”，也就未免離譜了點。
到１９９４年６月，北京出版社出版了一本回憶錄集，內收謝靜宜所寫的《毛澤東給予我們的教育、理解和關懷》、《跟隨毛主席在外地視察》兩篇文章，書 後，附有其簡歷：
“謝靜宜：女，１９３５年１２月出生，河南人，１９５２年參加革命，１９５３－１９７６年從事機要工作，曾任主席機要員，現為退休幹部。”（楊復沛、 吳一虹主編：《從延安到中南海－－中共中央部分機要人員的回憶》，北京：北京出版社，１９９４，頁５３５）。
此簡歷雖短，但因是由作者本人所提供，其出生日期、籍貫資料自然值得信賴。謝在回憶文章中還提及：“１９５３年初春，我從軍委機要學校（長春７９３部 隊）畢業後，到中央機要局工作。１９５９年擔任了毛主席的機要員。”（同上書，頁２６５）。
２００１年中，還是那位沈學明，再次主持編寫了一本《中共第一屆至十五屆中央委員》，其中謝靜宜的簡歷修訂如下：
“謝靜宜（１９３５－ ）：河南商丘人，女。１９５２年參加中國人民解放軍。在解放軍長春七九三部隊（今解放軍電子學院）畢業後，入中共中央辦公廳機 要局工作。１９５６年５月加入中國共產黨。曾任黨支部組織委員、青年委員兼團支部書記、團總支書記。１９５８年入中共中央辦公廳機要學校進修。１９５９年 任毛澤東的機要員。１９６８年後，任北京大學黨委常委，清華大學黨委常委、副書記，清華大學革命委員會副主任。１９７０年任中共北京市委常委。１９７３年 任北京市委書記，共青團北京市委書記，北京市革命委員會副主任。同年在中國共產黨第十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當選為中央委員。是第四屆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 １９７６年粉碎‘四人幫’後被撤銷黨內外職務。”（沈學明、鄭建英主編：《中共第一屆至十五屆中央委員》，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２００１，頁 ７６０－７６１）。
本來，《從延安到中南海》和《中共第一屆至十五屆中央委員》兩書出來後，謝靜宜的出生日期、籍貫及早年經歷應已清楚，顯然，此“小謝”與那“老謝”家 並無任何瓜葛。
根據公開資料，謝富治倒是有一女兒謝小沁，上世紀六十年代中就讀於高乾子弟雲集的哈爾濱軍事工程學院。文革前，高乾子弟最佳去處就是哈軍工一類的國防 尖端科技院校，這也是文革前中共高層生活中一個最基本的常識（滕敘兗：《哈軍工傳》，長沙：湖南科學技術出版社，２００３，頁１９１８）。
“潛規則”是現今大陸很流行的一個詞兒。中共黨內其中一條重要的“潛規則”就是：中央機要部門不使用任何高級幹部的子女，這是一條鐵律。這樣，高乾子 弟有可能去上類似謝靜宜就讀的機要學校嗎？試想一下，在中央機要要害部門安插使用高乾子弟，該有多少弊端！如何能保證這些人不會將隨時可能接觸到的、有涉 其父輩利益關係的機密外泄？試看毛澤東身邊的工作人員，挑的全是清一色的普通工農子弟，道理其實也就很顯淺－－毛怎能允許在自己身邊有一個黨內僚屬的耳 目？不僅是毛澤東，整個中央高層誰也不會幹此等傻事。其實，光是這麼一條“潛規則”，就足可以將溫*相們駁倒。
溫*相文中所謂周恩來說話的語言，本身就充滿了演義的味道，而稍稍了解真實的文革史的讀者都會知道，這次會議過程中批蕭華，消息的外泄者是與會的北京 軍區司令員楊勇（可參見舒云：《百戰將星－楊勇》，北京：解放軍文藝出版社，１９９９，頁２７２－２７４），與鄭維山沒有關係（楊勇隨後的被打倒倒與鄭有 些關係），與溫*相指名道姓的謝富治、謝靜宜更沒有絲毫干係。即便假設如溫*相所虛構兩謝是一家人吧，這“小謝”是機要幹部出身，是毛澤東的譯電員，“保 守機密，慎之又慎”，“不該講的不講，不該問的不問”，是機要幹部的最基本守則，這麼一個會都要外傳消息給什麼造反派，他毛家還有什麼秘密可言？她謝家與 蕭家又沒有什麼深仇大恨，憑什麼要落井下石，把會議消息告訴外人？還有什麼“軍委辦公廳保密局”。軍委辦公廳與總參辦公廳、國防部辦公廳其實是三塊牌子， 一套班子，隸屬總參編制序列，本身並無下屬機構，而總參只有“機要局”，可沒有什麼“保密局”。
本來以為溫*相先生不過是假貨的受害人，這一來，反倒令人懷疑他是假貨的販賣者、批發商了。不過，編故事還得會編，如京夫子、師東兵等就編得似模似 樣，溫*相編的卻很蹩腳，怎麼也說不圓那故事。更令人稱奇的是，溫*相還偏偏愛把編的故事說成不是故事而是嚴肅的正史，把喜劇、鬧劇說成是正劇，把《三國 演義》說成是《三國志》，這就更不如京夫子，京夫子大概從來就沒有把他的“歷史小說”說成是嚴肅史學著作。
當然，謝靜宜自己的簡歷也有一些問題，如稱其“１９５３－１９７６年從事機要工作”，這就公然侮辱了曾經經歷文革的千百萬人的集體記憶。
據一般的說法，謝靜宜１９６８年就隨“首都工人、解放軍毛澤東宣傳隊”進駐清華大學，《歷屆中共中央委員人名詞典》也重複了這一說法，但似乎這種說法 並未能得以有力的證實。根據現有的公開資料，１９６９年３月２４日上午，中央警衛團８１名軍宣隊員在楊德中政委、王連龍副政委率領下進駐北京大學（此前， 組成北大軍、工宣隊的軍隊成員全為６３軍的人）。同日，宣傳隊指揮部向北京市革委會、北京衛戍區報送《關於北大宣傳隊成立領導小組的報告》，《報告》提出 由中央警衛團、工宣隊、６３軍共十三人組成駐北大宣傳隊領導小組（組長為６３軍政治部副主任劉信），中央警衛團參加領導小組的是楊德中、王連龍、張躍忠、 遲群、謝靜宜五人。（《北京大學紀事（１８９８－１９９７）》下冊，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頁６７９）
１９６９年９月２７日，北京大學革委會成立，楊德中為主任，謝靜宜為常委之一。１９７１年５月２４日，北大重新成立校黨委，楊德中為書記，謝靜宜亦為 黨委常委之一。（同上書，頁６８４、７０４）
由於公開資料的缺乏，我們不知道謝靜宜１９６８－１９７０年間在清華軍宣隊、革委會任職的情況。清華１９６９年１月２５日成立校革委會，主任張榮溫 （兼），１９７０年重新成立校黨委，書記為楊德中（兼），１９７２年１月，遲群任清華校黨委書記、革委會主任，謝靜宜同時任校黨委副書記（《清華大學九十 年》，北京：清華大學出版社，２００１，頁２８１）。
雖有道是“英雄莫問出處”，但以謝靜宜一個普通的機要譯電員身份（雖則是毛的機要員）和相當中專畢業（謝其實在機要學校也只讀了一年）的學歷，同時擔 任中國兩所最負盛名的最高學府的高層領導，那也是文革時期才能出現的“新生事物”。
１９７１年３月，在中共北京市“四大”後召開的四屆一次全會上，謝靜宜“當選”市委常委。１９７３年５月１８日，經中共中央批准，謝被任命為中共北京 市委書記（《中國共產黨北京市組織史資料１９２１－１９８７》，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２，頁３４５）。
今年１月由當代中國出版社出版的吳德口述《十年風雨紀事》，談及謝到北京市委任職的經過：“在這裡就有必要談一下謝靜宜的情況。大概在１９７３年時， 謝靜宜調到市委任書記處書記，她是中辦機要局的人，與毛主席很熟。謝靜宜調來前，是周總理與我談的話，周總理說，就派謝靜宜任市委書記處書記，可以經過她 向毛主席反映一些情況，傳達毛主席的指示”（見該書頁１９６）。吳德以上回憶的線條還是基本清晰的，吳還說及謝靜宜到市委後，“是準備鬧一鬧的”，確實也 鬧騰了一陣子。而在該書中，吳德還提及１９７４年下半年籌備四屆人大時，“周總理還提出謝靜宜任副委員長，他找我徵求意見時，我表示同意”，而毛澤東在批 閱人大和國務院的人事安排名單時，才把謝任副委員長劃掉了（見該書頁１０５－１０６）。吳德無意中透露了在謝靜宜一路往上竄的過程中，周恩來是起了推波助 瀾的作用的。
以上羅列了謝靜宜這麼多橫跨北大、清華、北京市及團中央（籌備組）的職務（還幾乎當了人大副委員長），不過是就此說明，她在１９６９年以後並不是“從 事機要工作”，至於她當時利用這些職務到底幹了些什麼，相信經歷過文革的千百萬人們都耳熟能詳，毋需筆者多費筆墨。
１９７６年１０月６日，中共北京市委對謝靜宜採取了“隔離審查”措施。１９７７年７月６日，中共北京市委通知，謝靜宜從北京市委除名。同年１０月４ 日，中共北京市委作出《關於開除遲群、謝靜宜黨籍的決定》。《決定》指稱遲、謝“充當了‘四人幫’篡黨奪權的急先鋒；他們罪行嚴重，民憤極大。市委決定永 遠開除遲群、謝靜宜的黨籍，並撤銷他們黨內外的一切職務。”（以上見中共北京市委黨史研究室編：《中國共產黨北京歷史大事記１９４９－１９７８》，北京： 北京出版社，２００１，頁３４４、３５３、３５７）。
惟由中共北京市委組織部、中共北京市委黨史資料徵集委員會和北京市檔案館共同編寫的《中國共產黨北京市組織史資料》，關於謝靜宜被開除黨籍一事與上書 說法有異：“謝靜宜因參與江青反革命集團的陰謀活動，１９８２年１１月１７日中央警衛團黨委決定開除其黨籍”（見該書頁３４５）。
中共官方的正式出版物又一次表現了在謝靜宜身上發生的信息混亂。謝的組織關繫到底在那裡？她是否可能被開除兩次黨籍？哪一種說法更為可靠？看來是有待 有心人進一步予以考證了。
但無論如何，溫*相先生所謂北京市公安局的“四人幫從犯主要身份認證”（見溫*相“關於對丁凱文一文《歷史豈可任意胡編亂造》的解答”，“浴火鳳凰” 網站．鳳凰論壇．莫談國事，２００４－６－２８），卻是無中生有之物。證偽其實十分簡單，首先，只有“江青反革命集團主、從犯”，而沒有“四人幫反革命集 團主犯”、“四人幫從犯”這樣不“規範”的說法，此外，既然是“認證”，怎麼會是“之女（又作侄女）”的？天下那有這樣模凌兩可的“認證”？然而更重要的 是，謝靜宜被捕後關押於公安部所屬的秦城監獄，其案件的審理，權屬中央“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案件審理領導小組”（簡稱“兩案審理小組”）及其辦公室（對 外亦稱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第二辦公室），北京市公安局無管轄權。
曾經擔任過兩案審理小組辦公室副主任兼審訊組長、參與審理過謝靜宜案的汪文風先生，寫有一本《從‘童懷周’到審江青》，值得一看。該書提及：
“由中央‘兩案’審理領導小組主持召開的五次全國‘兩案’工作會議提出，需要建議起訴判刑的名單，由五百多名最後縮減到中央只將林彪、江青兩個反革命 集團的十一名主要罪犯移交司法機關建議起訴判刑。每減少一個人，都是經過了大量艱苦的調查工作和循循善誘的說服解釋工作，才取得一致意見的。五次全國‘兩 案’工作會議每次都研究如何對待審理對象的問題，主要是考慮中央與各個地方在定性、定量、定人上的平衡問題。為了拿出一個典型，說明可以考慮不交司法機關 建議起訴判刑的政策界限，就要選一個具體人。我們選定了江青反革命集團的謝靜宜。
“謝靜宜是河南人，‘文化大革命’前，由專門從事機要工作的學校畢業，分配在毛主席身邊擔任機要員，主要負責文件的收發送閱。‘文化大革命’中，謝靜 宜同遲群一道，作為８３４１部隊派出的軍宣隊，進駐清華大學，擔任該校的黨委副書記。她在領導清隊、整黨、鬥批改等工作中，參與了對學校許多幹部、教授、 教員、學生的迫害，後來飛黃騰達，當上了中央委員、中共北京市委文教書記。她所具有的一個特殊地位，就是‘通天’，並且跟江青過從甚密。在北京市委，甚至 市委第一書記也要看她的臉色行事。這也反映了鄧小平同志所說的，有段時期，黨內政治生活極不正常。正所謂小人得志便猖狂。謝靜宜這麼一抬舉，就不知自己幾 斤幾兩了，她仗恃其特殊的身份，積極搞江青集團打倒一切、全面內戰、篡黨篡政篡軍的一套東西。在作風上，則飛揚跋扈，任意訓人罵人。她對原為黨中央的政治 局委員、政府的副總理、軍隊的元帥將軍們，都不放在眼裡。她同遲群一起，以清華大學為基地，搞反‘回潮’，反‘復辟’，‘批林批孔批周公’，‘批鄧反擊右 傾翻案風’，這些完全都是按照江青集團搞亂全國、亂中奪權的方針步驟行事的。她搞所謂批林批孔是假，誣鄧誣周是真。《林彪與孔孟之道》第二批材料，就是她 秉承江青的旨意炮製出來的。在１９７５年的‘一．二四’、‘一．二五’萬人大會上，江青縱容她出來當打手，在台上發言，對周恩來同志搞突然龔擊，明目張胆 地整周總理。她還率領一批‘打手’，衝進中央政治局會場，公然指着鼻子詆毀鄧小平同志出來後的‘抓整頓、批派性’，是所謂搞‘右傾翻案風’。她什麼壞事都 干，廣大幹部群眾提到她就咬牙切齒，因此她民憤極大。
“１９７６年１０月６日，黨中央一舉粉碎了‘四人幫’。謝靜宜作為江青安插在北京市的兩個黑幹將之一，被隔離起來進行審查。許多幹部群眾都要求對她進 行嚴厲懲處”。
誠然，謝靜宜後來未如遲群般被判刑，原因正如汪文風先生所透露，是欲以其作為一個典型，“說明可以不交司法機關建議起訴判刑的政策界限”，汪文風還 說：
“……在謝靜宜的嚴重錯誤和罪行方面，有上當受騙的一面。
“當然，謝靜宜也不是完全上當受騙的問題。她所以陷得那麼深，還有其本身個人主義惡性膨脹的原因。這就是她作為一個機要員，卻處心積慮地往上爬。正因 為緊跟江青一夥，才爬上了全國最高學府的黨委副書記、北京市委文教書記、中央委員的地位。她在參與江青搞的許多活動中，要表現得更突出、更兇殘，以便沿着 江青遞給她的梯子往上爬。
“對謝靜宜這樣的審查對象，我們建議國家司法機關免予起訴，不給判刑，這體現了中央‘兩案’審理領導小組處理‘兩案’時關於‘教育大多數，孤立打擊極 少數’，對‘四人幫’手下分子宜寬不宜嚴，要重在挽救的方針。這樣做，對於徹底分化瓦解江青反革命集團，震動大，意義深。對於謝靜宜本人來說，也給她提供 了改惡從善、悔過自新的一次機會。對於國內外，也昭示了我們黨和國家偉大的共產主義的胸懷和敢於放寬政策改造犯罪者的膽略、說到做到的實事求是的作風。因 此，這樣做是有深遠意義的。”（汪文風：《從“童懷周”到審江青》，北京：當代中國出版社，２００４，頁１６０－１６５）。
對謝靜宜是否應判刑，幾經激烈爭辯，後由兩案審理小組的老人們最終拍板議決，“１９８１年１月，最高人民檢察院決定對謝靜宜免予起訴”。
免予起訴，並不等於沒有犯罪。謝靜宜的歷史，有極不光彩的一面。然而，去年１２月間，為“紀念毛澤東誕辰１１０周年”，香港“鳳凰衛視”拍攝了一部電 視專題片“說不盡的毛澤東”，謝靜宜作為正面人物，多次出現在鏡頭前接受採訪，大談特談當年在毛身邊的“幸福”，仿佛曆史上完全沒有十年文革這麼一回事， 這就令人非常噁心！因為一涉及毛與這位“小謝”的關係，一段顛倒黑白的話語總使我們記憶猶新：
“清華大學劉冰等人來信告遲群和小謝。我看信的動機不純，想打倒遲群和小謝。他們信中的矛頭是對着我的。我在北京，寫信為什麼不直接寫給我，還要經小 平轉。小平偏袒劉冰。清華所涉及的問題不是孤立的，是當前兩條路線鬥爭的反映”（《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十三冊，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１９９８，頁 ４８６）。
“鳳凰衛視”一貫以正義的裁判者自居，東征西討，動輒指責某人“忘記歷史”，宣判某人“傷害了中國人民的感情”，而“鳳凰衛視”自己此番對謝靜宜的偏 愛，難道不也正是極大地傷害了千百萬經歷過文革浩劫的國人的感情？！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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