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伐林: 汪精衛從“容共”到“分共”（上）

送交者: 高伐林 2010年07月14日14:50:15 於 [史地人物] 發送悄悄話

一個非同小可的歷史關頭，一份非同小可的絕密文件。羅易泄密，對中國的走向，對所有相關人士後來的命運，產生了始料未及的影響：一個半月之後，發生了中共黨史上稱作“七一五反革命政變”、國民黨黨史上稱作“分共”的重大事件。國民黨中最著名的左派領袖汪精衛，從此與蘇聯和中共分道揚鑣。 ◆高伐林 　　1927年6月1日，素被稱為“三大火爐之一”的武漢，已經暑氣蒸人。共產國際駐中國代表團團長羅易，匆匆約見時任國民黨和國民政府黨、政、軍最高負責人的汪精衛。 　　40歲的印度人羅易，18歲就參加印度地下獨立運動，發動推翻英國統治的起義，他四海為家、亡命亞、歐、美幾大洲，當過墨西哥社會黨總書記，又創建墨西哥共產黨，後來他還創辦印度僑民共產黨。羅易剛來中國三個多月，對撲朔迷離的中國政治兩眼一抹黑。 　　據汪精衛這一年晚些時候在中山大學演講《武漢分共之經過》（1927年11月5日）中回述： 　　……蘇俄代表羅易忽然約兄弟去談話：“莫斯科曾有一種決議案，給我與鮑羅廷（時任俄國常駐全權代表、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最高顧問——高伐林按）的，鮑羅廷有給你看沒有呢？”我說：“沒有。”他說：“我可以給你看。”他於是把那決議案給我，一是俄文的，一是中文的。中文的是他們自己翻譯出來。兄弟看過以後，覺得嚴重時期已到了。兄弟說：“可以給我嗎？”他當時有點遲疑，最後才說：“今天晚上送給你，因為要修改幾個字。”晚上果然送來…… 　　這就是歷史上著名的“羅易泄密”事件。70年來，史家長久地議論：羅易何以要對汪精衛泄密？如果汪精衛沒有看到這份文件會怎樣？ 　　這是一個非同小可的歷史關頭，這是一份非同小可的絕密文件。羅易泄密，對中國的走向，對所有相關人士後來的命運，產生了始料未及的影響：一個半月之後，發生了中共黨史上稱作“七一五反革命政變”、國民黨黨史上稱作“分共”的重大事件。國民黨中最著名的左派領袖汪精衛，從此與蘇聯和共產黨分道揚鑣。 國民黨容共政策之由來 　　自袁世凱死後，中國進入軍閥混戰和割據時期。雖然沒有任何一派軍閥能統一全國，軍閥內部也未能產生一個足以懾服各方或統領各派的公認領袖，但他們名義上都奉中華民國之正朔，這個時期政權雖然四分五裂，卻始終存在一個形式上的“中央政府”，中華民國的國號與法統得以維持不墜。北京政府代表中國國家主權，為列強所承認，其內外政策與政治舉措是當時輿論關注的焦點；而在1926年北伐以前，不僅南方革命政權的實際管轄區域囿於廣東一隅，未得到國際社會的承認，就在國人眼中，也始終未能擺脫“地方政權”的形象。 　　1922年秋天，亡命到上海，處境險惡的孫中山為走出困境，考慮實施“聯俄容共”政策，允許共產黨人加入國民黨。 　　蘇俄於1920至1923年間十數次派人來中國找孫中山。在中共成立前，意圖是想變中國國民黨為中國共產黨；在中共成立後，則期望國民黨和共產黨合併。但孫中山不同意，只允許共產黨員以個人身份參加國民黨。蘇俄便改變策略，下令中共派黨員加入國民黨，直至命令全體中共黨員都加入國民黨。 　　1923年1月26日，孫中山和越飛二人聯名在上海發表宣言。其中第一條說：“孫逸仙博士以為共產黨主義組織甚至蘇維埃制度，事實上均不能引用於中國，因中國並無可使此項共產主義或蘇維埃制度實施成功之情形存在之故。此項見解，越飛君完全同感，且以為中國最重要最迫切之問題，乃在民國的統一之成功，與完全國家的獨立之獲得。”（全文附後） 　　汪精衛在前述演講中的回憶，也證實了上述說法：“容共政策的起源要上溯到民國七年（1918年）俄國革命之後，總理（孫中山）有電報給列寧，慶祝俄國革命的成功。民國十年（1921年）總理在桂林，俄國派人到廣州、到桂林去見總理。俄國一面在北方也派人去考察吳佩孚，同時也在南方考察國民黨。”“到了民國十一年（1922年。這一時間汪氏說錯了，應為1923年元月——高伐林注）冬，俄國代表越飛在上海和總理聯名發表一個宣言。”“宣言中說明俄國願意幫助中國國民黨反抗帝國主義，取消不平等條約，認共產主義是不能實行於中國，故俄國不是來宣傳共產主義，而系來贊助國民革命。” 　　孫中山徵詢自己同志們的意見，廖仲愷贊成，汪精衛、胡漢民反對。蔣介石在幫助孫中山制定這一政策時，汪、胡二人並未與聞。1926年北伐時蔣介石影印發表孫中山生前給他的信，信中寫道： 　　革命委員會當要馬上成立，以對付種種非常之事。漢民精衛不加入未嘗不可。蓋今日革命，非學俄國不可……精衛本亦非俄派之革命，不加入亦可。我黨今後之革命，非以俄為師，斷無成就，而漢民精衛，恐皆不能降心相從。 　　但孫中山1924年改組國民黨、舉行“一大”之前，突然電召在上海的汪精衛回粵參加改組，汪並不知道孫為什麽原因而改了主意。他回粵後，孫中山出示章程草案，看到這次改組的精神是擴大黨內民主，與前此孫中山搞中華革命黨時搞黨員按手印、對之宣誓效忠那一套大不同，十分贊成，自此即盡力助孫改組。 　　國民黨“一大”上，正式確定了“聯俄容共”政策。 　　什麼是“容共”？“容”是“容納”。“容共”不同於“聯共”，“聯共”是聯合共產黨，兩黨各自還是獨立的。“容共”就不一樣了。孫中山允許共產黨員以個人身份加入國民黨，進入高層決策機構，而且——這一條最關鍵——不改變原來信仰，換句話說，允許共產黨人雙重黨籍，既是國民黨員，也是共產黨員。 　　孫中山對於共產黨人加入國民黨，當然也設定了條件，後來他正是用這些設定條件來說服對“容共”充滿疑慮的國民黨員，那就是：共產黨人以個人身份加入，遵守國民黨黨綱黨紀。李大釗在國民黨“一大”上保證：“我們加入本黨（指國民黨），是一個一個加入的，不是把一個團體加入的”。 　　允許另一個黨的成員進入自己的黨，使自己黨內有相當一部分成員同時也是另一個黨的成員，這在世界政治史上即使不是絕無，也屬罕見。 　　有關各方策劃“容共”之際，自然都各自權衡過，認為對自己利多弊少。 　　孫中山為何要“容共”？主要是他多年奮鬥，到處碰壁，幾近山窮水盡，想得到蘇俄的援助，也想藉助共產黨的活力。 　　蘇俄與共產黨為何要推動國民黨“容共”？原因就複雜了。 　　中共早期重要骨幹、後來反對共產國際路線的鄭超麟曾指出：斯大林為首的蘇聯領導人謀求自己的國家利益，將共產國際變為蘇聯外交部的工具，只求各國共產黨努力保衛蘇聯，而非努力發展本國的社會主義革命。蘇聯對於中國的“援助”自始就是懷抱這個目的。所以它來中國尋求友人，首先就去找吳佩孚，其次又去找陳炯明，未成，又去找孫中山。“它的目的是要在中國找到一個有實力的人物，扶助他們執掌政權，同蘇聯友好相處，不會侵犯蘇聯的東方邊界。至於在中國建立共產黨，那不過是共產國際的例行公事而已，起初並不重視”。 　　蘇俄派來的代表馬林會見吳佩孚、陳炯明、孫中山時，已經暗中組織中國共產黨。馬林後來給蘇俄決策中樞的秘密報告中，對中國的政治狀況歸納為幾點：（一）中國有主義有政策以建設中華民國的只有孫先生一人和率領的國民黨。但陳炯明和孫不久定將決裂。（二）最有力量的是吳佩孚，但他絕不了解政治。（三）所以中國中、南、北三部都要聯絡，以掩護中國共產黨之成長。後來蘇俄正是基本上根據他的這份報告，制訂了在華的方針和策略。 共産國際代表馬林參加中共“一大”，負責審查中共活動計劃和撥給經費預算。（資料圖片） 　　別看中國積攢了幾千年的政治策略，早就上升到了博大精深的理論，在革命這門學問中，中共領導人與俄國老師相比，只能算剛剛上小學一年級，對“共産黨加入國民黨”百思不得其解。但是，組織上必須服從，行動上必須照辦，因為中共的活動和發展計劃都歸馬林審查，馬林聲明，中共的“全部經費應由共產國際支付”——具體也就是由馬林說了算。中共“一大”召開後，陳獨秀在給共產國際的報告中說：“自1921年10月起至1922年6月止，中央機關支出17655圓，其中收入國際支持款項16665圓，自行募款1000圓。”也就是說，蘇聯以共產國際的名義承擔了中共中央機關開銷的94％，不聽馬林的還行？中共“二大”更明文宣布加入共產國際，成為其下的中國支部。中共“三大”上，陳獨秀承認：“黨的經費，幾乎完全是從共產國際領來的。” 　　中共“不理解也要執行”，“在執行中加深理解”，很快領悟到蘇聯策略之高明，明白了馬林在1922年8月的中共西湖會議上所說的“共產黨員加入國民黨，既可以謀革命力量的團結，又可以使國民黨革命化；尤其可以影響國民黨所領導的大量工農群眾，將他們從國民黨手中奪取過來”確實是妙不可言。1923年5月中共“三大”決定全體加入國民黨，同時決定“積極領導工農運動，以成為國民革命中一個強大的左翼”。1923年11月初維津斯基來華時又進一步向中共交底：“共產國際要中共加入國民黨，用意在使國民黨革命化，絕不贊成犧牲中共的獨立”。中共領導人開竅了：是啊，國民黨畢竟有更雄厚的政治資源、更完整的組織架構，若能大批加入進去，進而改造它、掌控它，對於中國革命和中國共產黨來講，難道不是事半功倍的捷徑？ 　　1924年1月國民黨開“一大”，孫中山發言說明“共產主義與民生主義毫無衝突”。由於孫中山在國民黨內的巨大權威，會上無人挑戰孫“容共”政策，只在雙重黨籍問題上有所質疑。審議國民黨章程草案時為此進行爭論，廖仲愷、汪精衛、胡漢民都為共產黨人雙重黨籍問題辯護。吳稚暉1924年5月的一封公開信，頗能代表當時革命陣營內的普遍想法：無政府黨、共產黨和國民黨，說到底都是革命黨，分別只在程度不同。無政府黨最徹底，共產黨其次，國民黨則最現實。因此“不約而同的終混在一起”，實不可免。（《吳稚暉致華林書》，《中國國民黨周刊》第22期） 1924年元月，國民黨“一大”孫中山、李大釗和代表們走出會場。（資料圖片） “容共”問題成為國民黨分裂的導火索 　　國共看來是各有所獲，用今天的時髦話說，可以“雙贏”。那麼為何國民黨內部對此爭論不休？共產黨人與國民黨人在價值觀、在人事、情感上的格格不入倒是小事，問題的關鍵是，共產黨人進了國民黨之後，究竟為誰奮鬥？這個問題較難判定——兩個黨都聲稱是為中華民族奮鬥，共產黨否認是為一黨之私，國民黨卻總有人懷疑其是“幌子”；不妨換個比較容易判定的標準：共產黨人在國民黨內究竟是以個人身份活動，還是“黨中有黨”，聽從秘密的黨團組織的指揮？ 　　中共中央一度明確要求全黨：“本黨以後一切宣傳、出版、人民組織，及其他實際運動，凡關於國民革命的，均應用國民黨名義，歸為國民黨的工作”，只有“我們所認為必要事項，而國民黨不願用其名義活動的，仍作為本黨獨立的活動”。（《同志們在國民黨工作及態度決議案》，1924年2月，《中共中央文件選集》第1卷，中央黨校出版社1989年版） 　　然而，強調組織功用、又堅信自己的是“歷史上最革命階級、最先進政黨”的共產黨人，真可能脫離共產國際和中共中央的指令、真可能放棄指導、監督資產階級政黨的歷史使命，真可能安心以普通國民黨人身份，聽從國民黨中央的指揮？ 　　這個問題在中共黨內，也是爭論不休。中共創始人之一、周恩來的入黨介紹人張申府後來之所以退黨，重要原因就是他反對中共黨員加入國民黨後服從國民黨領導。美國學者舒衡哲在《張申府訪談錄》中記載張的一段回憶說：“周恩來在大堂過道截住我，跟我說他贊同我的觀點，但請求我不要脫離黨。”（轉引自章立凡《君子之交如水》，作家出版社） 　　張申府到底退黨了，他還是書生氣太濃，沒有明白政治鬥爭中的中共，說的與做的、對外說的與對內說的，可以完全是兩回事。在國民黨“一大”上，當共產黨員雙重黨籍案遭到質疑時，李大釗代表中共發表聲明稱：“此次偕諸同志加入本黨（指國民黨），是為服從本黨主義，遵守本黨黨章，參加本黨革命事業，絕對不是想把國民黨化為共產黨，乃是以個人的第三國際共產黨員的資格，加入國民黨，從事國民的革命事業，並希望諸先輩指導一切。”但是半年之後的7月1日，李大釗於莫斯科共產國際第五次代表大會第22次會議上，說法就完全不一樣了：“根據共產國際執委會的指示，我們黨的黨員和共青團員個別地參加國民黨，目的在於改組它，改變（國民黨）綱領……在國民黨中把左翼拉到我們一邊……” 　　國民黨人對李大釗背着他們說的這番話，當然是被蒙在鼓裡的，但他們的疑慮，被“容共”造成的利益轉移所刺激起來。 　　國民黨“一大”後產生的國民黨中樞，執行委員及候補執行委員共41名，新入黨的共產黨人占10名，即譚平山、李大釗、於樹德、沈定一、林祖涵、毛澤東、於方舟、瞿秋白、韓麟符、張國燾，擁有近四分之一席次。作為中央權力執行機關的中央黨部移駐廣州，脫離了老國民黨員聚集的上海，新選用的幹部大都是支持“容共”政策的黨員和共產黨人，組織、工人、農民等部基本上由共產黨人主掌，孫中山長期倚重的老黨員被擠到一旁。據汪精衛1924年4月17日致戴季陶函中所述，北京執行部中央執行委員和候補執行委員9人，除3人外都是共產黨、團成員；上海執行部中，執行委員胡漢民、汪精衛、葉楚傖3人雖為國民黨人，但下設組織部、宣傳部、工人部秘書（秘書即負責人），則分別為共產黨人毛澤東、惲代英和邵力子。孫中山授權共產黨員譚平山等負責組織發展，譚依靠共產黨人來推動地方黨務，從而使不少地方黨部的組織部及執行部為共產黨人所實際掌控，像漢口執行部、湖南省臨時執行委員會成員幾乎全姓“共”。國民黨老黨員對黨權旁落，看在眼裡，急在心頭。 　　國共兩黨都“以俄為師”，兩黨的綱領目標和思想基礎雖然不同，但是組織格局和政治文化，卻不僅“形似”而且“神似”。以往研究中，人們往往簡單化地從“反共”單一視角看待國共糾紛。事實上，國民黨人與共產黨人的關係，國民黨內部對“容共”政策的爭論，是在一系列互動中變化的。對於“容共”的爭論一波未平，一波又起，中國大陸近代史專家楊奎松教授曾著有《“容共”，還是“分共”？——1925年國民黨因“容共”而分裂之經過》的長文，詳細考察，可供參考，又有厚達700多頁的《國民黨的“聯共”與“反共”》（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這裡限於篇幅，只能簡略帶過。 　　孫中山在1924年1月21日的演說中就介紹：對“容共”懷疑尤甚者“為海外同志”。國民黨在中國國內之基礎，主要是有產者，他們也很難接受共產黨人階級革命的理念。對孫中山幫助甚大的重量級華僑商人黨員鄧澤如，在國民黨“一大”召開前夕的1923年11月29日領銜上書孫中山，歷陳“容共”之危險。他憂慮共產黨人“有系統的有組織的加入”國民黨，不僅要“利用我黨”，而且欲“借國民黨之軀殼，注入共產黨之靈魂”，陰謀使國民黨外結怨於國際，內斷絕實力派之協助，“陷於孤立無援之地”。甚至尖銳地提出：“奸人謀毀吾黨，其計甚毒，不可不防。”（《鄧澤如等呈總理檢舉共產黨文》，國民黨中央黨史史料編委會編《革命文獻》第九輯，台北1955年版）曾倍受孫中山倚重的田桐，得知“一大”結果後專程從上海趕去廣州，向孫中山抗爭三次。張繼、居正等人多次強調要規定進本黨就得遵奉本黨主義，黨中不可有黨。鄧澤如、馮自由諸人“連同各省及華僑黨員參加者五十餘人”，在廣州集會“通過警告李大釗等不得利用跨黨機會以攘竊國民黨黨統案”，準備公告天下。經鮑羅廷提議，國民黨中央執委會幾乎立案開除領頭的馮自由等四人黨籍，惟孫中山念及四人均為老黨員才訓誡了事。 　　國民黨人反彈，還有一個重要原因，是共產黨人在北京政府簽訂《中俄解決懸案大綱》期間的言論，與國民黨人唱對台戲。國民黨人否認北京政府合法，要求收回外蒙古，何況《孫文越飛宣言》中也明確寫了：“俄國現政府決無亦從無欲在外蒙實施帝國主義政策，或使其脫離中國之意思與目的”；但是中共黨人基於列寧關於民族自決的觀點，主張北京政府與蘇聯相互承認，給予外蒙古以自決權，還向北京政府請願，支持蘇軍駐兵外蒙古。這下連孫中山也覺得不能容忍，批示“着中央執行委員會嚴頒紀律”。 反對容共的國民黨人抓住了把柄 　　孫中山只是“嚴頒紀律”，要求共產黨人遵守諾言，卻並不打算改變“容共”政策。汪精衛一直站在孫中山一邊，他對蘇聯和中共的學說並不感興趣，但多年忠誠於、聽從於孫中山，同時，他也感到共產黨人的魄力和銳氣，遠勝許多老國民黨人的惰性和暮氣。 　　“容共”政策使國民黨組織和人數在全國取得前所未有的大發展，國民革命的洪流由珠江流域迅速擴展到長江流域。然而許多老國民黨人的心結未解：量雖然增了，是否質也變了呢？初期是共產黨人加入國民黨的單向流動，到後期，國民黨青年加入中共者日多。中共意識形態的強勢宣傳，中共對國民黨地方組織和民眾運動的強力領導，以及中共組織嚴密與國民黨組織散漫的強烈反差，使相當多的國民黨人憂慮共產黨“反客為主”。共產黨人進國民黨，他們擔憂；國民黨人進共產黨，他們也擔憂。這種危機意識最終使第一次國共合作破裂。 　　一直苦於空口無憑的國民黨老黨員，最後是從謝持由巴黎返國的女婿手裡，得到了一份白紙黑字的證據：《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第二次大會議決案及宣言》。其中寫道： 　　本團團員加入國民黨，當受本團各級執行委員會之指揮，但本團之各級執行委員會，當受中國共產黨及其各級執行委員會對於團員加入國民黨問題之種種指揮。本團團員在國民黨中：（1）應贊助中國共產黨黨員之主張，與其言語行動完全一致；（2）本團應保存本團獨立的嚴密的組織。 　　我們加入國民黨，但仍舊保存我們的組織，並須努力從各工人團體中，從國民黨左派中吸收真有階級覺悟的革命分子，漸漸擴大我們的組織，謹嚴我們的紀律，以立強大的群眾共產黨之基礎。 　　“在國民黨中須注意下列各事”中，還有“須努力使國民黨與蘇俄接近，時時警醒國民黨，勿為貪而狡的列強所愚”的文句。（見《中央監察委員會彈劾共產黨案》，《革命文獻》第九輯） 　　謝持、居正、張繼等老黨員趕到廣州，決定從紀律角度提出彈劾：你李大釗當初的保證實乃“不忠不德，險詐不信”，“欺矇本黨總理及全國代表”。(出處同上) 　　鑑於黨內爭執愈演愈烈，孫中山於1924年7月11日設立了一個“中央政治委員會”，以輔助他來籌劃大政方針和重要人事任免。孫中山自任該委員會主席，聘鮑羅廷為高等顧問，指派胡漢民、汪精衛、廖仲愷、譚平山（後由瞿秋白代）、伍朝樞和邵元沖為委員。雖然規定中央政治委員會應對中央執委會負責，但是既然孫自任政治委員會主席，政治委員會的決定自然也就具有了最後決定的意義。孫中山把眾多老黨員排除在決策圈外，架空中央執委會，權力集中於擁護聯俄容共的幹部手中，引入鮑羅廷直接參予中央決策，國民黨黨內矛盾更加激烈，上海贊成“容共”政策的原有共產黨籍的邵力子甚至遭到群毆。 　　當時聯名提交檢控信和彈劾案的國民黨人就有2000人之多，儘管彈劾案最終沒有通過，卻足見國民黨人對共產黨的敵意。（未完待續） 　　（高伐林按：本文引文註解眾多，為便於網友閱讀，從略） 廣州國民黨“一大”會址現為全國文物保護單位。（資料圖片） 附1：孫文越飛宣言全文 　　1922年陳炯明翻臉後，孫中山從廣東退居上海，絕境中得到共產國際的幫助。蘇俄代表越飛在北京，同孫中山委派的代表互相訪問和交換書信。孫中山派張繼去會見越飛，經過張繼聯繫，1923年1月17日，越飛南下到上海，在莫利愛路29號孫中山住宅，首次同孫中山會面，傾談良久，商討改組國民黨、建立革命軍以及共產國際援助中國革命問題。以此為精神，此後雙方又經過幾次會談，1月26日，雙方聯名發表著名的《孫文越飛宣言》，使國共第一次合作有了基礎。 　　1月27日，越飛即以療養為名，乘輪渡日。隨後，孫中山派廖仲愷前往日本，與越飛繼續商討實現宣言的具體辦法。雙方在日本熱海進行了一個多月的會談，就蘇俄援助中國革命、創設軍官學校、建立革命軍隊以及改組國民黨、實行國共合作等問題，詳細地交換了意見。 　　《孫文越飛宣言》是中國近代史上一份重要文件，全文如下，供讀者參考： 　　越飛君此次在滬，曾與孫逸仙博士談數次，關於中俄關係各重要事件，意見一致，而以下列數端尤著： 　　（一）孫逸仙博士以為共產黨主義組織甚至蘇維埃制度，事實上均不能引用於中國，因中國並無可使此項共產主義或蘇維埃制度實施成功之情形存在之故。此項見解，越飛君完全同感，且以為中國最重要最迫切之問題，乃在民國的統一之成功，與完全國家的獨立之獲得。關於此項大事業，越飛君並向孫博士保證，中國當得到俄國國民最摯熱之同情，且可以俄國援助為依賴。 　　（二）為明了此等地位起見，孫逸仙博士要求越飛君再度切實聲明1920年9月27日俄國對中國通牒中所列之原則。越飛君當即重新確認此項原則，並向孫博士切實宣稱：俄國政府準備且願意根據俄國拋棄帝政時代對華一切條約及強奪權利之基礎，另行開始中俄交涉。上述各條約中，包括關於中東鐵路之各項條約及協定在內（關於此路之管理，上述通牒中第7條曾特別敘述之）。 　　（三）因承認全部中東鐵路問題，只能於適當之中俄會議始克滿意解決，故孫逸仙博士以為就目前的實際情況，宜於該路之管理之上，覓一相當辦法，且與越飛君同意現行鐵路管理法，只能由中俄兩國政府不加成見，協商暫時改組。但不得損害兩方之真實權利及特別利益。同時，孫逸仙博士以為此點應與張作霖將軍商洽。 　　（四）越飛君向孫逸仙博士切實宣稱（孫博士對此層完全滿意）：俄國現政府決無亦從無欲在外蒙實施帝國主義政策，或使其脫離中國之意思與目的。孫博士因此以為俄國軍隊不必立時由外蒙撤退，緣為中國實際利益與必要計，中國北京政府庸弱無能，無力阻止因俄兵撤退後白俄反對赤俄之陰謀與敵對行為之發生，而釀成一種較目下尤為嚴重之局面。 　　越飛君與孫博士以最為親摯與有禮之情形相別，彼將於離日本之際，重來中國南方訪問，然後赴北京。 　　預報：汪精衛從“容共”到“分共”（下）——讀史札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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