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論古今中外，一個國家民族要想繁榮富強，可以說有兩個必要條件：一是需要有社會穩定，分裂內戰、兵荒馬亂不行，盜賊遍地、犯罪猖獗也不行；二是需要有一定的寬鬆包容度，讓人們的活力和創造性發揮出來，並及時清除弊端。如何把社會穩定與一定的寬鬆包容度結合起來，達到有機合理的平衡，這可以說是判斷政治家和政治思想水平高下的標準。

    從這一標準來判斷，我國歷史上商韓法家和孔學禮教思想都不能說是好的政治思想。

    商韓法家堅持“刑無等級”、“法不阿貴”、“刑過不避大臣，賞善不遺匹夫”的法制傳統，這是其可取之處。但其強調嚴刑苛法，以民為敵：“有道之國，務在弱民”（《商君書•弱民》），“民愚則易治也”（《商君書•定分》），“禁奸之法，太上禁其心，其次禁其言，其次禁其事”（《韓非子•說疑》）。商韓這種軍國主義思想使百姓成為耕戰的機器，在對外戰爭有利可圖的時候的確可以富國強兵；但一旦沒有了對外戰爭或對外戰爭無利可圖時，由於缺乏內部活力和發展機制，要麼激起百姓反抗，要麼陷入愚昧殘虐。

    孔學繼承了堯舜禹湯文武周公的德政思想和注重道德教化的傳統，這是其可取之處。但其主張尊君抑民，強調尊卑有序、貴賤不愆：“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約之以禮”、“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畏大人畏聖人之言”、“小人學道則易使”。在這種禮教思想薰陶培育下，人們的確變得規規矩矩、安分守己，男人以服從君父為本、恭順易使，女人以節婦烈女為榮、三從四德；但卻不敢質疑權威、守舊封閉、缺乏活力和創造性。在禮教思想居統治地位的先秦魯國和明初、清代，都明顯陷入禁錮、僵化、停滯。

    如果說商韓政治思想的特點是“威之以刑”，孔學禮教思想的特點是“約之以禮”，那麼周文化政治思想的特點是“寬而有制”，齊文化政治思想的特點是“靜因任法”。人們公認，我國在漢唐宋時代要更繁榮活躍、開放先進，但不能忽視的是，漢唐宋大部分時間是周文化有很大影響時期，齊文化和道家思想也有相當影響（在西漢初有絕對影響）；孔學禮教思想那時雖然也有很大影響，但基本不居絕對統治地位。

    周文化“寬而有制”的政治思想可以說相當集中地體現在周公的兩句名言上：一句是“撫民以寬，除其邪虐”（《微子之命》），另一句是“明德慎罰”（《康誥》）。

    “撫民以寬，除其邪虐”這句話出自《微子之命》。現在的這篇《微子之命》雖是古文尚書，但《史記·周本記》中有“周公……初作大誥，次作微子之命……”，顯然歷史上的確有這篇文誥。而且“寬”也一直是我國上古時代政治思想的傳統。《尚書》的《舜典》中就載有舜帝的話：“契，百姓不親，五品不遜。汝作司徒，敬敷五教，在寬。”（《史記》的《五帝本紀》中也載有這句話。）《大禹謨》有：“臨下以簡，御眾以寬。”《商書》的《仲虺之誥》有“克寬克仁，彰信兆民。”《伊訓》中有：“惟我商王布昭聖武，代虐以寬，兆民允懷”，等等。

周公的“撫民以寬”思想可以說體現在兩個方面：一個是民計民生方面，一個是輿論言路方面。

    在民計民生方面的撫民政策，我們可以舉《康誥》中的一段話來說明：“敬哉！無作怨，勿用非謀非彝蔽時忱。丕則敏德，用康乃心。顧乃德，遠乃猷，裕乃以。民寧，不汝瑕殄。”

  周公在率軍平定了東方的叛亂後，將一部分殷民安置在衛地，任命自己的弟弟、素有賢名的康叔為衛君。在康叔赴任前，周公囑咐了他一系列應採取的大政方針，就是這篇著名的《康誥》。值得注意的是，康叔要去治理的對象是被征服敵國的百姓，而且不久前剛發生了叛亂，但周公仍舊講：“惟爾王家我適（只有你們王室是我的敵人）”（《多士》），並要康叔“若保赤子，惟民其康乂（要象保育子女那樣保育百姓，以使百姓康樂安寧）”（《康誥》）。

    上面所舉的《康誥》中的那段話意思是說：要謹慎戒懼（敬哉）！不要製造怨恨（無作怨），不要使用詭詐的計謀和不合法的手段來遮蔽你的誠心（勿用非謀非彝蔽時忱）。要努力施行德政（丕則敏德），以安定殷民的心（用康乃心）。要想着他們的好處（顧乃德），減緩他們的負擔（遠乃猷），豐足他們的衣食（裕乃以）。百姓過上安定日子，上天才不會怪罪厭棄你（民寧，不汝瑕殄）。（對這段話解釋的分歧較大，以上是我個人的理解。）

    周公之所以這樣盡心盡力施行德政，是與當時“敬天保民”的信念有關。那時人們相信：“天佑下民，作之君，作之師，惟其克相上帝，寵綏四方”（《泰誓》），因此君主的責任是“奉答天命，和恆四方民”（《洛誥》）。他們也相信：“天矜於民，民之所欲，天必從之”（《泰誓》），因此“不敬厥德，乃早墜厥命”（《召誥》），“行而不順，民將棄上”（《國語•周語上》）。只有“徽柔懿恭，懷保小民”、“治民祗懼，不敢荒寧”（《無逸》），才能“受天永命”（《召誥》）。

周公有這樣強烈的德政思想，也應該說與自古以來的傳統有關。從周公之前的典籍中我們可以讀到大量的德政民本論述，如：“德惟善政，政在養民”（《大禹謨》），“民惟邦本，本固邦寧”（《五子之歌》），“天吏逸德，烈於猛火”（《胤征》），“天道福善禍淫，降災於夏，以彰厥罪”（《湯誥》），“惟上帝不常，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伊訓》），“慢神虐民，皇天弗保”（《咸有一德》），等等。

人們也許會注意到，上述具強烈民本思想的名言很多出自古文尚書。秦始皇焚書時，以《書》被焚最徹底。在漢代復得的《尚書》諸篇中，後來古文經書又散失的最厲害。從上述具強烈民本思想的名言多出自古文尚書這點看，我們似乎明白為什麼古文尚書保存不住了。好在《清華簡》正在整理，我們有可能不久就能看到我們民族思想文化源頭的真實原貌了。

    德政當然要體現在民計民生上，但如果把德政只理解為保障百姓的物質生活，那還只是“撫民”，還談不上“寬”。大多數政治家和政治思想至少在主觀願望上還都是願意安民、富民的。就連秦始皇刻石頌秦德，也是講“黔首是富”、“黔首安寧”（《史記•秦始皇本紀》）。周公政治思想的可貴之處，在於他還主張輿論言路方面的“寬”。而中外歷史均表明，只有當輿論言路達到一定的寬鬆包容度時，社會的弊端才能暴露出來，人們的活力和創造性才能發揮出來。當然也不可能是越寬越好，因為過寬則亂。對“寬而有制”尺度的把握應當說是領導者的一種政治智慧和藝術。

    他曾引用古人的話說：“古人有言曰：‘人無於水監，當於民監。’”（《酒誥》）意思是說：不要只把水面當鏡子，而要把百姓的反應當鏡子。他也曾世事洞達地對他弟弟康叔講：“不要事事都照你的心意去做。你要想事事都順你的心，你就不會有順心的事。”（“勿庸以次汝封。乃汝盡遜曰時敘，唯曰未有遜事。”《康誥》）他還告誡已成年的成王說，古代賢王對百姓的抱怨指責“不敢含怒”；面對百姓的抱怨指責，要永遠想着依法辦事（“永念厥辟”），要放寬心胸（“寬綽厥心”）。

    周公用古代賢王的例子來告誡成王的那段話出自《無逸》，原文是：“自殷王中宗及高宗及祖甲及我周文王，茲四人迪哲。厥或告之曰：‘小人怨汝詈汝。’則皇自敬德。厥愆，曰：‘朕之愆允若時。’不啻不敢含怒。此厥不聽，人乃或譸張為幻。曰小人怨汝詈汝，則信之，則若時：不永念厥辟，不寬綽厥心，亂罰無罪，殺無辜。怨有同，是叢於厥身。”

    這番話的意思是：從殷代的中宗、高宗、祖甲到我們周的文王，都是明智的領導人。如果有人來向他們報告，說：“百姓在怨恨你、罵你哪。”他們就更謹慎戒懼自己的行為。如果有人指責他們的過失，他們就說：“我的過錯的確是這樣。”並且“不敢含怒”。如果不這樣，就會有人更誇大其詞、搬弄是非。要是有人來向你說：“百姓在怨恨你、罵你哪。”你就聽信，就不想着依法辦事、不能放寬心胸，那就會“亂罰無罪，殺無辜”。這樣，百姓的所有怨恨都會集中在你身上了。

    這種對百姓指責抱怨持開放開明的態度，也非周公所獨創，而是我國上古時代一直流傳下來的傳統。據《尚書·舜典》，舜委派一位叫“龍”的人做“納言”的官，職責是“夙夜出納朕命，惟允。（每天傳達我的命令，收集百姓的反應，要真實公正。）”《商書·仲虺之誥》中有“好問則裕，自用則小”。《商書·太甲下》中有：“有言逆於汝心，必求諸道；有言遜於汝志，必求諸非道。”《商書·說命上》中有：“惟木従繩則正，後従諫則聖。”上面提到周公在《酒誥》中引用的話：“人無於水監，當於民監”，也是“古人有言曰”，即也是周公之前就有的格言。

另外，《管子•桓公問》中講：“黃帝立明台之議者，上觀於賢也。堯有衢室之問者，下聽於人也。舜有告善之旌，而主不蔽也。禹立諫鼓於朝，而備訊矣。湯有總街之庭，以觀人誹也。武王有靈台之復，而賢者進也。”意思是說古代賢君都有讓臣民自由發表意見和不滿的場所。因此管仲建議桓公設“嘖室”，找人專門給君主施政挑毛病。

    西漢建國初，廢除了不少秦代的苛法，但還保留有“妖言誹謗罪”。漢文帝即位第三年，即下令廢除這項罪：“古之治天下，朝有進善之旌，誹謗之木，所以通治道而來諫者。今法有誹謗妖言之罪，是使眾臣不敢盡情，而上無由聞過失也。將何以來遠方之賢良？其除之。”（《史記•孝文本紀》）

    從管仲和漢文帝的話中看，上古時代可能的確有讓臣民自由發表意見的場所和制度。這倒也不奇怪，因為上古時代距原始部落時期未遠，還保留有部落民主制的遺風，百姓都是原部落成員的後裔，是有相當社會地位的。從《尚書》有關篇章看，那時百姓稱王為“我王”，王稱百姓為“我民”。《商書•盤庚》中，盤庚要遷都，百姓不願意，盤庚只能把民眾召集起來做說服動員工作。儘管是連勸說帶威嚇，但畢竟不象後來那樣一道聖旨就行了。從周初的《洪範》中看，那時百姓是有“投票權”的：遇到遲疑不決之事，王的意見一票，卿士的意見一票，庶民的意見一票，龜卜的結果一票，筮卜的結果一票。

    上古至周公這種對輿論言路的開放態度對後世影響很大。人們都熟悉“防民之口甚於防川”的典故：據《國語•周語》，周厲王把出言抱怨他的國民殺掉，於是沒人敢再說話了。厲王高興地說：“吾能弭謗矣，乃不敢言。” 邵公告訴他：“防民之口，甚於防川。川壅而潰，傷人必多”，“是故為川者決之使導，為民者宣之使言”。“王不聽”，後“三年，乃流王於彘”。

  在這段記述中，除其固有的警示意義外，我們還可以看出：那時的歷史記述如實公正，是怎麼回事就寫怎麼回事，是誰的錯就寫誰的錯。但這種記事記言、秉筆直書的優秀傳統後來被孔子修《春秋》破壞了。要讓孔子來寫，厲王殺人會寫成“誅”，邵公的話根本不會提起，“流王於彘”會寫成“王狩於彘”。在孔子筆下，君主都是好人、完人，千錯萬錯都是臣民的錯。

    “子產不毀鄉校”的事情對後世影響也很大。春秋時，鄭國出了個大政治家叫子產，比孔子約大30歲。他既明智又務實，推行了一系列改革措施，使鄭國富強起來。那時鄭國人好聚集在鄉校里議論政事，有人對子產說：“毀鄉校，何如？”子產答道：為什麼要毀呢？人們議論政事，認為好的，我就去做，認為不好的，我就改，“是吾師也”。我聽人說“忠善以損怨”，而沒聽說“作威以防怨”。我要讓他們閉嘴當然辦得到，但這就好比用“堵”的辦法對付河水泛濫，一旦堤破，傷人必多，就沒有辦法救了。不如留個口子，引導流向。與其讓他們閉嘴，不如我視之為苦口良藥。也許是因為這件事不涉及國君，孔子也稱讚道：“人謂子產不仁，吾不信也。”（《左傳•襄公三十一年》）

    我國歷史上有三大治世：西周的成康之治，西漢的文景之治，唐代的貞觀之治。西周成康時代的資料現在很少，具體情況我們還不很清楚。但西漢的文景之治和唐代的貞觀之治都有充分資料說明有言路暢通、政治清明的特點，這方面的資料、文章很多，不再贅述。

而反面例子也有不少，這裡僅舉兩例：秦二世即位後，有官員從東方來，告訴秦二世有人造反，“二世怒，下吏”，即把這人拘捕治罪。後來再有官員從東方來，二世詢問情況，這些官員都回覆說：不過有些毛賊，當地官員已經抓獲了，不必擔心。二世聽了很高興。“群臣諫者以為誹謗”。後來天下大亂，叛兵殺進宮裡，二世身邊只剩一個宦者。二世問這宦者：“公何不蚤（早）告我？乃至於此！”宦者答道：“臣不敢言，故得全。使臣蚤（早）言，皆已誅，安得至今？”二世只好自殺。（見《史記•秦始皇本紀》）我們還可以舉宋徽宗的例子：宋徽宗在金兵逼近、倉皇退位時，曾頒“罪己詔”，其中便檢討道：“言路塞蔽，導諛日聞”。但為時已晚，北宋遂亡。

    上述三大治世除有言路暢通、政治清明的特點外，也都有社會穩定、犯罪率很低的特點。這三大治世的執政者當然也都注重教化，但並不認為教化是萬能的，都有注重法制、執法嚴明的特點。用周公的話來說，就是既要“撫民以寬”，又要“除其邪虐”。

    從《康誥》中看，周公要清除的“邪虐”既包括“邪虐之民”也包括“邪虐之官”。

    周公所講的“邪虐之民”有兩種。一種是“寇攘奸宄，殺越人於貨，睯不畏死，罔弗憝”。意思是：偷盜作亂，殺人劫貨，強橫不怕死者，沒有人不憎恨他們。另一種是“不孝不友”者，即指子不孝、父不慈、弟不恭、兄不友。他講：對這些人如果我們執政者不治他們的罪，上天賦予我民的常規常理就會出現大混亂。要依文王制定的法從速懲罰他們，不要赦免。（“惟吊茲，不於我政人得罪，天惟與我民彝大泯亂。曰：乃其速由文王作罰，刑茲無赦。”）

    周公所講的“邪虐之官”也有兩種。一種是不遵循國家大法，另外發布政令、煽動民眾，不聽從國君法令，危害國君。另一種是不能約束他們的家人和下屬，作威作福、虐待百姓，完全違背王命（“惟威惟虐，大放王命”）。這兩種官員都不要用德政對待（“乃非德用乂”）。

    有關周公和上古傳統中的法制思想，我們另文再進一步談。

    周公的另一句名言“明德慎罰”確鑿無疑地是周公本人的話。這句話在《康誥》和《多方》中重複出現，而且《左傳•成公二年》中也有：“《周書》曰：‘明德慎罰。’”

    在《康誥》中，緊接着“明德慎罰”這四個字，周公講：“不敢侮鰥寡，庸庸，祗祗，威威，顯民”。這番話的意思是：不敢欺侮孤苦無靠的人，任用那些應當用的人，敬重那些應當敬重的人，威懾那些應當威懾的人，這些都要顯示給人民知道。這番話可以說基本解釋了“明德”的含義。

    在稍後一些，周公解釋了“慎罰”：不要隨便刑人殺人（“無或刑人殺人”），審判案件時，要把法律宣告給負責司法的人，這樣他們審判才會有條理（“外事，汝陳時臬司師，茲殷罰有倫”），對囚禁的犯人，要考慮五、六天乃至十天，再判決他們（“要囚，服念五、六日至於旬時，丕蔽要囚”）。

    周公的“明德慎罰”思想同“撫民以寬，除其邪虐”思想一樣，都典型地體現了周文化“寬而有制”的色彩。“寬而有制，從容以和”這句話雖然是成王講的，而且是出自古文尚書（《君陳》），但這句話的確非常好地概括了周文化的風格特點。

    無論中外，現代的民本民主思想可以說都是間接來自於原始部落時期的傳統。西方現代思想很多來自於古希臘、古羅馬文化，古希臘、古羅馬文化中保留有相當一些原始部落時期的民本民主傳統。我們中國原始部落時期的民本民主傳統遺風則主要保存在孔子之前的上古典籍中，特別是《尚書》和《詩經》中，《左傳》和《國語》中也有一些遺留。以前提到，《大英百科全書》的“中國哲學”條目中就將商周時代的思想概括為“中國人本主義之根（Roots of Chinese humanism）”，這一概括可以說是很合理的。後來隨着君主專制的加強和禮教思想的提倡，民本民主風氣就越來越淡薄了。西方近代文藝復興意味着某種程度上向古希臘、古羅馬文化的回歸；我們的復興不能回歸到孔學的禮教思想那兒去，而應回歸到更具民本民主色彩的上古優秀傳統。

    孔子有慕古情結，這是可以理解的，也可以說是善良的，而且孔子也的確繼承和闡釋了一些上古優秀傳統。但在另外一些事情上，他不是象管仲、子產那樣，繼承上古民本務實、寬而有制、明德慎罰等優秀傳統的精神實質結合新的客觀情況進行改革創新，而是堅持分封制、等級制、井田制、禮儀禮法等具體典章制度不許走樣。這種本本主義、照抄照搬是一些擅長搞書本學問的人好犯的毛病。

    （上一篇文章題目：《孔子對上古倫理道德傳統的繼承和偏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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