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北京市委黨校寬大的綠色庭院中央，有一座已有400多年的意大利傳教士利瑪竇墓園。當時一位太監問相國葉文忠，自古來賓眾多，皇帝為何獨給利瑪竇賜葬地？葉答：“子見從古來賓，其道德學問，有一如利子者乎？姑無論其它事，即譯《幾何原本》一書，便宜賜葬地矣。”最近上海博物館編的《利瑪竇行旅中國記》介紹了這位意大利老人的傳奇一生。



利瑪竇是著名的天主教耶穌會傳教士，也是一位學者，1552年出生於意大利馬切拉塔，1578年受命赴遠東傳教，四年後到達澳門，1583年獲准入居肇慶，先後移居韶州、南昌、南京等地，當時正是明萬曆年間。在中國生活期間，他學習漢語，研讀並翻譯中國典籍，廣交士紳，長期侵染在中國文化中，儼然一位地道的中國文人，被稱為“泰西儒士”。1601年，利瑪竇向明神宗進呈自鳴鐘等貢品，遂定居北京，直至1610年病逝，終身未能返回故鄉。1605年利瑪竇給父親寫了極其熱忱的家信，當這封信抵達馬切拉塔時，父親已經過世了；而當報告這一死訊的信回到中國，利瑪竇本人也已去世。利瑪竇在南京、北京成功立足後，不斷介紹耶穌會教士來華，從萬曆到崇禎，有明一代共有90位教士在華，以各種方式進入內地，在江南、北京、福建、江西、陝西、山西、河北、山東等地傳教。

利瑪竇在中國的傳教生涯不是一帆風順的，他在韶州寓所曾受到強盜襲擊，從窗戶爬出求救，摔傷一足，留下終身殘疾。他還曾在贛江遭受沉船之難，僥倖逃生。利瑪竇是善於變通之人，他發現僧侶的身份有礙於傳教事業的發展，尤其和儒生們交往和談話時，更是得不到對方重視，便決定將自己的身份改為文人布道者，換上儒生長衫，雇傭僕從，出門乘轎。利瑪竇易儒服，按士大夫禮節行事，逐漸融入中國主流社會，從此在華教士得以躋身士林。1595年利瑪竇撰文提出，即使涉及不同的信仰方式，也可以有一個可進可退的迴旋餘地。讓大家保留各自的文化風俗禮儀和習慣，在不同文化搭建的公共平台上，進行一場不同宗教信仰之間的交流和對話。


利瑪竇為中國帶來了歐洲先進的數學、天文、地理等科學知識和哲學思想。利瑪竇來華後，比較精確地實測了北京、南京、大同、廣州、杭州、西安、太原、濟南等城市的經緯度，與現代數值相當接近。利瑪竇最早把“五大洲”和“萬國”的概念介紹到中國，使中國士人第一次看到了一個未知的全新的世界整體面貌。利瑪竇多次編繪中文版世界地圖，是西方文藝復興時期製圖學知識傳入東方的明證，不僅把歐洲傳統的地理研究的成果和地理大發現以來最新的成就介紹給了中國人，而且收集和利用了中國文獻的資料，特別是自己旅行實測的資料。據此繪製了比同時代歐洲製圖學家所繪更為精確的有關中國的地圖。這些最新知識的介紹大大拓展了中國知識階層的眼界，打破了明清士大夫以中國即為“天下”的夜郎自大的觀念。在西學東漸史上，利瑪竇是一個標誌性的人物，他不僅用漢語編寫《天主實義》和《交友論》，闡釋基督教神學和倫理思想，而且和徐光啟譯出《幾何原本》前6卷，傳授歐洲天文學知識，不僅如此，他還是西方音樂、繪畫和鐘錶製作技術最早的推介人。《利瑪竇中國札記》1615年初版，轟動歐洲，代替《馬可波羅遊記》成為歐洲人了解中國文化的基本讀物，詳盡準確概括了中國文化的特徵。日本學者平川佑弘稱利瑪竇為“人類歷史上第一位集歐洲文藝復興時期的諸種學藝和中國四書五經等古典學問於一身的巨人”。

利瑪竇等人開創的中國天主教事業於百年之後陷入困境，康熙以後，雍正禁教嚴厲尤甚，而乾隆雖然在宮廷中啟用耶穌會士從事各種藝術，但對天主教的神學和教義並不同情和理解。原因就是歐洲天主教會對中國禮儀、中國本土宗教採取了排斥和不寬容的態度。由此反觀利瑪竇這位西方先賢的中國之旅是具有劃時代意義的，它打開了數千年封建時代厚重的封閉之門，為中國人送來了寶貴的西方文化與自然科學知識，開拓了中西文化交流的新時代。利瑪竇中國行旅，不僅是地理意義上的，更是文化意義、心靈意義上的行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