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9年廬山會議後，張聞天的悲慘遭遇

1959年的廬山會議上，張聞天被撤職罷官，從此離開了中國的政治舞台。在他最後17年含冤受屈的晚年歲月里，頂住一次又一次的批判，背着沉重的思想包袱，依然爭取機會深入調查研究，探討中國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理論，矢志不渝地提出糾“左”建議。他臨終也沒有看到為自己平反，但那九死不悔的精神已經銘刻在一個共產黨人的豐碑上。

　　共產黨員不言後悔

　　張聞天筆名“洛甫”，是早年在莫斯科中山大學留學時俄文名字“伊斯美洛夫”的諧音。他還曾留學日本和美國，能用英語和俄語演講。所以在建黨初期馬列翻譯著作不多的情況下，張聞天便成為黨內為數極少的造詣很深的馬克思主義理論家之一。建國後雖然轉入外交領域，但他對社會主義基本理論的研究始終非常重視，在調查研究中思考中國的現實問題。

　　在1959年的廬山會議上，彭德懷給毛澤東寫了一封信，使得風聲日緊。此間張聞天曾就自己的發言提綱徵求過田家英、胡喬木等人的意見，因此他們7月20日曾分別打電話給張聞天，婉轉地透露“上面”有不同看法，勸他“有些問題就別講了”，張聞天的秘書也勸他還是不講為好。但張聞天聲稱不能退縮，仍然堅持要講，並在7月21日的華東組講了3個多小時。他指出了“大躍進”、人民公社化以來的“左”的錯誤等13個問題，並明確表示贊成彭德懷信中的意見。張聞天由此換來了兩頂帽子：“彭德懷反黨集團成員”和“右傾機會主義分子”。

　　他百思不解，獨自來到牯嶺山中，默默坐了很久。

　　8月20日，張聞天回到北京，夫人劉英已經在家等待。劉英時任外交部部長助理、人事司長、部黨組成員兼監委書記，她已然獲悉廬山風暴。所以張聞天一進家門，她就急切地問他犯了什麼錯誤，埋怨他捅了馬蜂窩，“你做外交工作，經濟問題何必去多講呢！”張聞天開始有些激動，說自己非講不可，老百姓沒有飯吃，經濟這樣搞下去怎麼行，人民生活怎麼得了，“後悔就不對了，後悔又有什麼用呢？事情已經發生了。共產黨員不言後悔。”他又平靜地說，“廬山那篇講話，談思想方法和民主作風的一些話可能尖銳一些，但這個問題非解決不可，不然難免要犯斯大林晚年的錯誤。”（類似的話他還與別人講過，成為“裡通外國”的把柄）。劉英聽了，說這事最犯忌，他卻說：“封建社會都提倡犯顏直諫，共產黨員還怕這怕那嗎？如果大家都不講，萬馬齊喑，會出現什麼局面呢！”

　　晚上散步，來看他的秘書何方也為他廬山發言惹禍惋惜，張聞天說：“不上山也可能不發這個言，但那是偶然性；有意見就要講，則是必然性。”他還引用韓愈的話說，“物不得其平則鳴。腦袋裡裝了那麼多東西，心裡有那麼多話，能夠不說嗎？我是共產黨員，應該講真話！”

　　所以，這時的張聞天還是有所期待的。他在下山之前，曾給毛澤東寫了一封短信，表示“希望能在北京，再見到你，並希望你多多指導”。毛立即批示：“我以極大的熱情歡迎洛甫這封信。”還表示：“必須有溫暖，必須有春天”。廬山會議決議中也說，對犯錯誤的同志“應該採取滿腔熱情的態度”。

　　但事實上，春天並沒有到來，下山以後接踵而至的卻是一場暴風雪。外交部召開全國性會議，集中批判鬥爭張聞天。主題不是針對廬山發言的是非，而是翻歷史老賬，追查根本就不存在的所謂“軍事俱樂部”和“裡通外國”。對這個問題，在廬山時張聞天就嚴正聲明：“這是完全沒有的。現在沒有，將來也不會有。”想不到下山以後還糾纏這種子虛烏有的事，張聞天感到受到莫大的侮辱，傷心之至。在會場上，他的眼淚只能往肚裡流；回到家裡，同親人默默相對，就禁不住潸然淚下。他哽咽着對劉英說：“說別的什麼，那是觀點不同，說我'裡通外國’，真是冤枉！”自從長征途中他們結婚以來，劉英還是第一次見到丈夫落淚。

　　花甲之年的張聞天經受不住如此沉重的打擊。先是血壓猛增，暈眩，心悸，還得硬撐着去接受批判。接着尿毒症威脅着他的生命，被送到醫院搶救。外交部對張聞天的批判這時才轉入“專案審查”。城門失火，殃及池魚。許多同志受到株連，張聞天的秘書以及被認為與他關係密切的幹部，都被打成“張聞天反黨集團”成員和“右傾機會主義分子”。

　　夫人劉英也因無從揭發“裡通外國”而被定為“嚴重右傾”，不僅被撤銷了黨內外一切職務，還要以反對毛主席的罪名開除她的黨籍。劉英不服，就上書毛澤東申辯。在毛澤東的批示和周恩來、陳毅的保護下，這才作罷。劉英從此離開了外交部，被貶到中科院近代史研究所做研究工作。他們惟一的兒子張虹生，也在就讀的北京師範學院被戴上“右傾”的帽子，定性為“壞學生”，被退學送往新疆建設兵團農一師勞動。臨別那天，劉英忍住淚水，為兒子打點行裝。張聞天囑咐道：“年輕人應該多吃苦，要都不去新疆，誰去呢。”張聞天此時說的仍是“豪言壯語”，但他心裡清楚，是自己連累了年幼的愛子。

　　請求中央給我分配一點工作

　　廬山會議決議指明：“把彭德懷同志和黃克誠、張聞天、周小舟等同志調離國防、外交、省委第一書記等工作崗位是完全必要的。”9月中旬張聞天被撤銷外交部常務副部長之職。此後，他雖然名義上還是中央委員、政治局候補委員，但實際上一切工作都沒有了。對於淡泊名利的張聞天來說，權位一向並不重要，但失去工作的權力才是令他最痛苦的。他神色黯然地對劉英說：“我不能閒着！我要工作。大的工作幹不了，就做小的工作。”劉英完全理解這位奮鬥了大半輩子的職業革命家的心情，就鼓勵丈夫給中央領導寫信“申請工作”。

　　1960年元旦，張聞天大病未愈，就給毛澤東寫了一封信，表示：“我還是一個要革命到底的共產黨員，我還是想改正錯誤，改造自己，並繼續為黨做點工作的人……希望早日投入到戰鬥的行動中去。”3月7日，張聞天剛剛出院，又寫信給黨中央和毛澤東、劉少奇，“要求中央給我分配一點工作”，表示“願意在中央政治局研究室當一個研究員或通訊員”，或“到下面做點地方工作”。

　　張聞天又找到總書記鄧小平，請求安排工作。鄧建議張聞天，今後可以找幾個助手，研究一些國際問題。張即於10月8日致函毛澤東、黨中央：“我希望在最近時期內能夠給我分配一點工作”，並提出“能在國際問題研究方面出一點力量”。此後又找主持中央一線工作的劉少奇談，劉對他說最好不要做外事工作了，勸他以後在中蘇關係一類問題上採取迴避態度，“你還是找富春同志談談，研究經濟問題吧。”

　　張聞天從劉少奇的談話中意識到，所謂“裡通外國”還是一個“懸”着的問題，不過，搞經濟工作他還是樂意干的。10月21日他約見當時的國務院副總理兼國家計委主任李富春，李很快與張聞天見面並很熱情，說我們這兒正需要像你這樣懂經濟理論的人，歡迎你來呀，可以擔任國家計委副主任。哪知過了兩天，李富春給張聞天回信說，什麼也不要做了，有人不滿意你，連我也不滿意了。他在信中表示歉意。張聞天這樣的“求職”信寫了不下10封，大都石沉大海。好容易得到李富春的支持，可他又做不了主。這讓張聞天萬分苦悶。

　　1960年11月中旬，中央組織部副部長帥孟奇找張聞天談話，說中央決定讓他到經濟研究所當“特約研究員”。經濟研究所屬中國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部，是一個學術研究機構。掛“特約”二字的唯有一個張聞天，這意味着並不需要他擔負實際的研究任務，只是一個“閒職”而已。好在張聞天對這種安排也不介意。回家後告訴劉英，笑着說：“只要有事做，就行。”並立即通過中科院黨委，介紹到哲學社會科學部，同經濟研究所所長孫冶方接上了頭，於11月21日就去經濟所報到了。

　　幾經周折，張聞天的工作總算有了眉目。且不管這工作是否重要，“有事干就行”，這反映了張聞天一貫的求實作風和能上能下的崇高精神。

　　1935年前後，王明、博古、張聞天被共產國際派回國內工作，組成“三大常委”。但張聞天與他們的分歧日漸加深。長征途中，張聞天向毛澤東談了他的苦悶心情。遵義會議後張聞天被推舉為黨的總負責人，但在大政方針上，他都按照毛澤東的意見辦。他說：“實踐證明，用馬列主義解決中國革命問題，還是毛澤東行。”而毛澤東也充分肯定他的歷史功績，曾說：“如果沒有洛甫、王稼祥兩個同志從第三次'左’傾路線分化出來，就不能開好遵義會議。同志們把好的賬記放在我的名下，但絕不能忘記了他們兩個人。”張聞天那時感到自己並不適合於領袖地位，1935年4月主動要求離職到白區工作，而毛澤東不同意，改派了陳雲。同年夏天，紅一、四方面軍會師後，張聞天又提出將自己的位置讓出來，被毛澤東制止。1938年秋天，張聞天在六屆六中全會後又誠懇“讓賢”，推舉毛澤東為黨的總負責，而他改任中央政治局常委兼宣傳部長。“七大”以後，他仍是政治局委員，卻主動提出到東北去，擔任了東北局常委、組織部長。

　　張聞天從來就沒有把權力和地位看重過，而且敢於“自貶”。儘管擔任過多項要職，但他從不居功自傲，總以革命利益為重，以謙和的態度和一副平常心對待自己的沉浮。因此廬山罷官對於他來說並沒有激起什麼“波瀾”，他要的是“有事干”，這是他的最低要求和底線。

　　一個令人尊敬的忠厚學者

　　經濟研究所所長孫冶方對張聞天的到來是很歡迎的。早在1925年秋天，他們同乘一條蘇聯運煤船離開上海，前往莫斯科中山大學學習。三十多年後，張聞天蒙冤遭貶，來到經濟所，兩人重敘這段舊誼，既格外親切又感慨萬端。孫冶方告訴張聞天，所里目前的中心工作是編寫一本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教科書，可以參加一些學術討論會。還指定學術秘書孫尚清給他介紹情況。

　　孫尚清曾想，張聞天政治上受到嚴重打擊，到經濟所來很可能是混日子，“但一見面，我發現自己想錯了。他毫無心灰意冷的表現，不但非常細心地聽取我的介紹，而且詳細地作筆記，還不時地提出問題，詢問各種觀點和論據。我們的談話變成了無拘無束的學術座談會，一直談下去，竟足足談了三個半天。因此他在我心目中的印象發生了急劇的改變，由我原來設想的一個受打擊的混日子的'大官’，變成了一個學識淵博、謙虛好學、善於與人平等地討論問題的令人尊敬的學者。”

　　張聞天參加了在香山舉辦的《社會主義經濟論》審稿研討會。在一系列重大問題上，張聞天和孫冶方的觀點完全一致。他們都看到了那幾年存在的突出問題：搞“窮過渡”，追求“一大二公”，急於實現全民所有制；刮“共產風”，搞“一平二調”，急於向按需分配過渡；不算經濟賬，搞“高指標”，違背價值規律。張聞天說，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研究，不能脫離現實，應該從客觀存在的實際出發，研究經濟運動的客觀規律。他指出，“研究經濟學的人必須學點哲學，也應懂些歷史，否則不容易理解經濟規律。”張聞天對於編寫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著作和如何學習《資本論》的邏輯、結構、方法等問題，做了多次精闢系統的長篇發言。這部文稿吸收了許多張聞天的觀點。他和孫冶方這兩位傑出的理論家的崇論閎議，猶如黃鐘大呂，和鳴激盪，啟迪着參加審稿會的每一個人。

　　60年代初吃不到什麼東西，有人提出隔一段時間到餐館聚餐一次，大家湊份子，敲“老革命”的竹槓，讓他們出大頭。張聞天、孫冶方等老同志每次出40元左右，年輕人只拿1元或5角。“餐桌上，聞天同志和大伙兒有說有笑，親如一家。一次吃完烤鴨，聞天同志建議兩位青年人把鴨架子包好帶回家去，因為他們的妻子正懷孕。聞天同志正像和風春雨，潤物細無聲……”許多人回憶起當時的情景，還對這位忠厚長者感激莫名。經濟所這份來之不易的工作也使張聞天仿佛找到歸宿，1961年1月20日，他給毛澤東寫信說：“中央已分配我到科學院經濟研究所當一個特約研究員。我覺得這個工作正合我的心願。我現在一方面參加研究所方面一些經濟問題的研究討論，另一方面閱讀一些有關文件與書籍……自知年老力衰，能力有限，思想方法上還有問題，在這方面也搞不出什麼名堂來，但仍願為之，無負於一個共產黨員應負的責任。”

　　事實上，廬山會議後，張聞天已被剝奪了發表文章的權利，但無法禁錮他的思想。他曾說：人的思想是禁錮不住的！這時他的思考、感受、看法，主要是通過讀書筆記來記錄和表述的。這方面的文字竟有80多萬字。

　　1961年夏天，張聞天利用到青島度假的兩個月，精心研讀《資本論》，研究中國的經濟學，結合評論《政治經濟學教科書》。臨窗思考，海邊漫步，都離不開活躍在他腦海中的沉重話題。8月10日，他用了10頁篇幅寫了《關於按勞分配提綱》，針對當時流行的“左”的觀點和誤解指出：“社會主義、共產主義就是為了人們生活得更好。怕說生活，怕生活好了就會資本主義化，這是一種錯誤的思想。”“政治教育，必須有適合於當前經濟政策的具體內容。不能脫離實際，成為空談，說大話。”8月16日的筆記中寫道：“把社會主義的基本矛盾，說成是兩個階級和兩條道路的矛盾，說在社會主義的發展過程中，這一矛盾貫徹始終，這是否把階級矛盾與鬥爭擴大化了？把社會主義建設問題上許許多多不同的意見，都看成是兩個階級、兩條道路的鬥爭，就必然要亂戴帽子，任意開展鬥爭了。'雙百’方針當然也不可能實現了。”寫於9月15日的長達54頁的《關於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的要點》，針對1958年以來急於向共產主義過渡等錯誤認識和實踐，相當系統地論述了社會主義的性質、特徵和規律。張聞天理論思維的深邃，突出地體現在突破教條的束縛，靈活地運用馬克思主義原理來解決前人和同時代人未能解決或不敢說的問題。在當時情況下，敢於否定“階級鬥爭”，這得需要多大的勇氣！這些論述反映了張聞天對中國問題的深度思考和廬山會議以來的一貫看法，經過幾十年的實踐檢驗，愈加顯示出它的理論力量和科學遠見。張聞天在逆境中的探索，再一次證明了他是一位具有遠見卓識的中國社會主義時期思想解放的先驅。

　　再次打擊下的錚錚鐵骨

　　張聞天到經濟研究所後，黨中央的活動幾乎與他無緣了。出乎意料的是，1961年的歲尾，他接到了出席擴大的中央工作會議的通知。

　　1961年1月11日在北京開幕的擴大會議，俗稱“七千人大會”，是中共歷史上一次別開生面的大會。張聞天不僅出席了會議，而且還坐上了主席台。因為他的八屆中央委員和政治局候補委員身份還保留着，所以被安排為這次會議的主席團成員。這對於在研究所“賦閒”的張聞天來說，是一個好兆頭。

　　這是一次總結經驗教訓的大會。劉少奇指出，造成當前經濟困難的原因是“三分天災，七分人禍”。毛澤東也作了自我批評，他說：“凡是中央犯的錯誤，直接的歸我負責，間接的我也有份。第一個負責的應當是我。”這次會議還發出了《關於加速進行黨員、幹部甄別工作的通知》。

　　這給了張聞天很大的鼓舞，他從中看到了社會主義事業的轉機和希望。彭德懷寫了八萬字的申訴信，要求中央全面審查他的歷史。而張聞天並沒有提出自己的要求。他將目光集中在經濟研究和集市貿易等問題上，想為中央克服經濟困難提供一些有益的建議。會後，他就同夫人劉英商量，要外出作一次調查研究。劉英說：“你是犯錯誤的人，上面能同意嗎？”張聞天滿有把握地說：“估計問題不大。”他把打算到江蘇、浙江、上海、湖南等地作調查的報告送了上去。不久，中辦主任楊尚昆來電話說，中央已經同意了。

　　1962年4月18日，張聞天和夫人劉英、3歲的養女小倩及兩位經濟所的同志，開始了南方之行。這次農村調查歷時兩個多月，走訪了20多個縣市。集市貿易是張聞天調查的重點，他特別關心市場情況，詢問市場上有些什麼東西可以買賣，糧食是否可以交易。為此他還特意去了集貿市場，他說，我看自由市場現在商品不多，但有強大的生命力，將來很有前途。

　　回到北京後，張聞天顧不上休息，撰寫了《關於集市貿易等問題的一些意見》，在經濟所進行了討論修改。有人建議他最好不要向上面送這樣的材料，但張聞天堅持要送，他說：“這是影響人民生活的大問題，而且也反映了群眾的要求，怎麼能夠不提；至於聽不聽是中央的事，我是共產黨員，既然看到問題，該提的建議還是要提。”

　　結果，這篇被稱為“集市貿易意見書”的調查報告成了新罪證。在隨後的八屆十中全會上，批判“黑暗風”和“單幹風”相聯繫的“翻案風”，並繼續審查“彭黃張周反黨集團”，追逼“裡通外國”。康生說張聞天曾講斯大林晚年錯誤，“我看裡通外國的帽子戴得對。”張聞天據理力爭，講清此話事實真相，堅持說這些事實“不能作為'裡通外國’的根據”。他鋼鐵般的辯白使得康生無言以對。

　　八屆十中全會後，中央取消了張聞天參加中央一切會議、閱讀中央一切文件的權利，並由彭德懷專案組連帶審查。到1964年秋天，就連與孫冶方等人的工作關係也不能維持下去了。

　　孫冶方因為寫了《社會主義計劃經濟管理體制中的利潤指標》一文，被《紅旗》雜誌主編陳伯達登出批判，說他是“中國最大的修正主義者”，孫冶方被停職反省。康生、陳伯達派出了一個由70人組成的“四清”工作隊，進駐經濟研究所，說孫冶方的主要罪狀之一，就是支持張聞天在經濟所進行“反黨活動”；而張聞天的“反黨綱領”，就是他的“集市貿易意見書”。他們對這份材料組織系統批判，上綱上線，最後的結論是：張聞天的主張反映了地主、富農以及一切嚮往資本主義道路的富裕中農的要求，張聞天充當了資產階級、投機商人的代言人的角色。是“又一次向党進攻，性質的嚴重超過了廬山會議上的發言。”他們被打成“張孫反黨集團”，孫冶方被撤銷經濟研究所所長職務，同時也撤銷了張聞天“特約研究員”職務。

　　張聞天被徹底冷落，但隔上一段時間，他總要給毛澤東、劉少奇寫信報告自己的學習、生活、思想情況。每寫出一篇文稿，都要送他們參閱。在給毛澤東的信中說：“近來腦筋里似乎有許多思想要求我把它寫出來，可惜，今年已經六十四歲，自覺年老力衰，精力不濟，究竟一個人能搞出什麼東西，自己也不敢有什麼奢望，但我一定要努力為之。”作為一個成熟的馬克思主義理論家和一個正直的知識分子，他所關注的仍然是黨和國家的命運和前途。他曾在一份文稿里寫了“現在一些文件上，把對立統一規律通俗地稱為'一分為二’，這種說法有缺點。”如此“不合時宜”的觀點他都敢提。

　　最後的遭遇與歷史的回聲

　　用張聞天自己的話說，廬山會議後，他“過的是脫離群眾、脫離黨的直接領導並聽候黨的長期考察的孤獨生活。”但“文革”風暴的到來使得張聞天不再“孤獨”，並立即被捲入喧囂之中。

　　7月12日，中央專案組建議：撤銷張聞天中央委員、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的職務，開除黨籍，在報刊上公開點名。

　　8月9日，張聞天被揪到三里河國家經委禮堂台上，掛上一塊大牌子，戴上一頂高帽子，站在孫冶方旁邊一起挨斗。那天天氣悶熱，患高血壓和心臟病的張聞天，彎腰低頭站了一個多小時，終因體力不支一頭栽倒。有個造反派罵他“裝死”，又被拖了起來。在持續5個小時的拽來拽去中，他的衣服扣子全部掉光。鼻青眼腫的張聞天回到家中，向夫人劉英敘述經過，傷感地說：“今天差點兒回不來了。”看到丈夫慘不忍睹的模樣，劉英號啕大哭。

　　造反派又把他弄去陪斗彭德懷，“每次看到他懷揣月票手提書包擠汽車去接受批鬥，我一天的提心弔膽便開始了，擔心他在撲面的風沙或當頭的烈日下昏倒，在途中被如潮的人群擠壞，更擔心被人揪斗致死。黃昏降臨，我便倚門而望，眼巴巴地等待親人歸來……”劉英悽慘地回憶起丈夫被折磨的日子。

　　張聞天一邊接受批鬥，一邊接受中直機關和來自全國的提審和外調，僅10個月就有219起。在調查中，張聞天忍受住辱罵、恫嚇、拳打腳踢，堅持實事求是地說明情況，提供材料，顯示了他堅定、正直的人格。康生讓張聞天證明，企圖通過“六十一人案”打倒一批老幹部，可是張聞天提供的材料恰恰相反：“61人出獄是經我簽字同意的，此事黨中央領導集體是知道的”。儘管如此，在印發的中央文件里還是用了“劉少奇、張聞天這個叛變的決定”等嚴厲字眼，並下令北京衛戍區分別將張聞天夫婦武裝“監護”了523天，直到1969年10月20日“緊急疏散”時，他們才被從小屋裡領出來，在審訊室里重逢。

　　三天后，在專案組的“護送”下，張聞天夫婦帶着10歲的養女小倩匆匆離京南下，來到廣東省肇慶軍分區大院，一個半山坡的平房裡。在這裡，張聞天的名字被停止使用，他化名“張普”，不准打電話，不准與外人接觸，不准離開宿舍區，每月要向軍分區保衛科書面匯報思想和言行。他常常到旁邊的西江大堤散步，面對滾滾東去的江水出神。

　　“9·13”林彪自我爆炸，使71歲的張聞天看到了希望，認為“文革”的形勢和自己的命運將有所改變，應該把社會主義的基本理論系統地寫出來，他對劉英說：“也許有一天我能在哪次會上談談。”從1971年10月12日起，張聞天忍着病痛，避開監管，開始秘密寫作文稿。計有《論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無產階級專政下的政治和經濟》、《關於社會主義社會的公私關係》、《黨內鬥爭要正確進行》、《衡量黨的路線政策的最高尺度》等等。這些後來被稱為“肇慶文稿”的論文，可以說是探索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的最早的理論成果。在當時亂鬨鬨的年月，潛心作這種研究的，除了張聞天，恐怕在中國找不出第二人。

　　1972年4月2日，張聞天給“毛主席、周總理並黨中央”寫了一封信，訴說自己“過着非常孤寂和閉塞的生活，精神上感到苦悶”，請求“早日在政治上和組織上解決我的問題”，“回到北京去，在黨的領導下做些力能勝任的工作”，言辭甚為懇切。到6月份，張聞天被告知：中央決定自今年5月起恢復張聞天和劉英原工資待遇，算是得到一點寬慰。

　　1974年10月18日，張聞天又給毛主席寫信，“希望回到北京生活和養病，除此之外，沒有其他要求了。”這封信是托王震轉呈的。幾近失明的毛澤東，聽完來信，讓身邊工作人員簽批：“到北京住，恐不合適，可另換一地方居住。”

　　1975年8月23日，張聞天一家離開廣東肇慶，來到江蘇無錫湯巷45號定居。此時的張聞天已是百病纏身，曾幾次送醫院搶救。1976年4月的一天，張聞天自知不久於人世，讓妻子寫下他們的合約：“二人生前商定：二人的存款，死後交給黨，作為二人最後所交黨費。張、劉，1976年4月。”重病中的張聞天依然關心他的理論研究，曾讓人重抄在無錫修改的文稿，說：“如果能有一個懂政治經濟學的文字秘書，我就可以寫出更多的東西來。”

　　1976年7月1日下午7時30分，受盡磨難的張聞天因心臟病猝發在無錫逝世。享年76歲。

　　1979年8月25日，中共中央在人民大會堂為張聞天舉行隆重的追悼大會。陳雲主持，鄧小平含淚致悼詞。他在悼詞中說：“張聞天同志已經離開我們三年了……張聞天同志是我黨的優秀黨員，是我黨在一個相當長時期的重要領導人。張聞天同志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是忠於黨、忠於人民的一生。”“要學習他終身好學，不斷求知，重視調查研究，堅持實事求是的科學態度；學習他胸懷坦蕩，光明磊落，愛憎分明，敢於鬥爭的革命精神。”並代表中央宣布“決定為他平反昭雪和恢復名譽”。

　　1985年8月30日，在張聞天85周年誕辰之際，包括廬山會議發言和“讀書筆記”、“肇慶文稿”精彩篇章在內的《張聞天選集》正式出版，嗣後又出版了《張聞天全集》4卷。他的遺願實現了。

　　張聞天曾說過：“歷史最公正，是非、忠奸，這一切，歷史終將證明，終將作出判斷。”歷史的風雨裹雷挾電，大浪淘沙般沖洗着一個個匆匆過客，也更加閃映着那橫亙天際而九死不悔的璀璨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