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以為毛髮動的文革早就被國人唾棄,卻不成想還有一些聰明如落基山人和信濟這樣的人對文革還有相當正面的評價。我原以為已經不是輕易動氣的人,但這次我得承認我有點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緒。原本想用自己經過的具體實例來說明文革對中國人心靈的傷害,但許多人還是會說:那是你個人的感受造成了你的偏見。然而,誰沒有偏見?誰不是用自己的眼睛看世界,用自己的腦袋得出結論?沒有人敢說自己的見解就是真相。只有溝通,我們才能從別人的眼睛中看到另一個世界。這是人性最美好的東西,這也說明言論自由是人最基本的人權。
我最近常想,為什麼會有文革的發生?文革是中國歷史上獨一無二的現象嗎?鄧小平在六四事件之後有一個講話,說六四風波是國際大氣候和國內小氣候共同的結果,是必然要來的。那麼,文革是不是必然要來的?我想,文革也是國際大環境和國內小環境決定的。
先說,國內小環境。中國很多朝代建立伊始,都有一定程度的權力鬥爭。當共同的敵人被消滅之後,皇帝及其出生入死的弟兄們都面臨一個尷尬的處境。趙匡胤面對他的將軍們說出了皇帝們共同的疑慮,“我們是提着腦袋共患難的弟兄,但如果你們的部下也要黃袍加身,你們怎麼辦?”而著名的“飛鳥盡,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道出的卻是做一個臣子的無奈。從數千年的范蠡到張良開始,到朱元璋時代的徐達常遇春,再到毛澤東時代的劉少奇林彪等,這是中國所謂政治的現實。
從這種意義上講,許多開國皇帝都發動過類似的“文革”,比如劉邦對於韓信,李世民對於他的哥哥弟弟。這種清除潛在的權力威脅者的措施,是每一個王朝建立之初都有的,這是中國的宿命。毛對此不能再熟悉了,要知道他很少讀外國書,卻熟讀古書,精通明史。他在內心中就把自己定位在“唐宗宋祖”之上的“看今朝”的開國皇帝。(今朝應該讀成今“朝chao”,朝代的朝)。
但歷代開國皇帝雖然清除功臣,但都沒有發動文革式的全國性的動亂,何在?哪個皇帝希望自己統治下的王朝陷入混亂?就算武則天篡了李唐,不能不任用酷吏對死守教條終於唐室的大臣迫害鎮壓,但也沒有發動下層小青年來衝擊朝廷各級官府。那麼,為什麼毛要如此呢?
這不能不提到國際大環境。整個中國近代史就是一個古老文明遭遇強大的西方文明衝擊的一種反應。中國的歷史慣性需要皇帝來維繫國家的完整,但西方共和民主思想的引入,在袁世凱稱帝失敗之後,在名義上就失去可能性。就算毛很想住進故宮,但也不能不屈服於歷史潮流而退而求其次,住進了緊挨故宮的中南海。梁思成不會揣測聖上心思,很書呆子地建議在北京近郊另建都城,從自己的建築專業角度建議保留城牆,讓城牆之內成為公園。他不知道,毛就是想成為一個貨真價實的皇帝,怎麼可能建個故宮建築模樣的人民政府呢?
要是毛是一個真正的皇帝也好辦了。雖然他可能沒有日本天皇般的絕對權威,但也有名義上至高無上的尊嚴。這樣,他的安全感至少和趙匡胤一樣了,至少和朱元璋一樣。那麼,當毛感到大權有點旁落的時候,他只需要打倒他周圍的幾個權臣就行了,大可不必冒險煽動全國的小青年衝擊各級政府。要知道一旦失控,他這個隱形皇帝也有可能被清除,不是被暴民,也有可能被躲在台灣的蔣介石替代。
因此,中國歷史上有很多次的“文革”,折騰權臣,清除威脅皇權的勢力。但我朝的文革很特別,特別在受到西方思想的影響,毛不能作實實在在的皇帝,他清除他心目中的威脅的辦法沒有過去皇帝那麼多,因為他沒有傳統的儒家的理論基礎。他只好採取了用下層衝擊中上層官僚的辦法,然後再把下層弄去上山下鄉,免得他們繼續革命,對他不利。
毛要是名正言順的皇帝,具有一套嚴正的道統和法統維護他的權威,發動下層式的文革不會發生。上層怎麼折騰,折騰到弒父殺兄滅宰相將軍的九族,老百姓該幹什麼還是幹什麼,輪不到他們掄起胳膊上陣。武則天,篡了唐朝,建立新周,一個女人在那個時代當了開國皇帝,多不容易!她要折騰多少大臣將軍,甚至導致了兵變,歷史書上還是記載着:在武則天統治時期,社會經濟繼續發展,為開元盛世奠定了基礎。
毛要是沒有皇帝的權力,中共是事實上的集體領導,那麼文革也發動不起來,因為存在權力間的制約。就像當今我朝,沒有一人獨大,任何人企圖越軌,都很難。薄熙來企圖採取特別手段,用類似文革的手段博取更好的政治前途,但很多人對他都是戒心很重。下層人民生活不好,被官僚壓迫,好不容易有個大官討好一下,唱幾句紅歌,喊幾句“人民萬歲”,大都感激到痛哭流涕,要效忠了。
所以,毛氏文革的產生一方面是由於中國有帝制的內在歷史慣性,另一方面也由於西方文明的衝擊造成顯性帝製成為過去式。這兩方面作用下,隱性帝制就是必然的選擇。儒家中的孟子有很強的民本思想,已經把皇帝的權威限制住了,讓中國產生不出天皇式的絕對權威的統治者。在中國人心目中,“皇帝輪着做,明年到我家”,“王侯將相,寧有種乎”的觀念很深。因此,中國人崇拜皇權,但又不尊重皇權,基本上不把皇權看得神聖。因此,古代皇帝沒有安全感,而隱性帝制的皇帝更沒有安全感,今天的道統和法統都不支持皇帝的權威了。
極度缺乏安全感的隱性皇帝毛澤東,不能名正言順地討伐威脅到他的權臣,只好編造反對官僚的繼續革命的理論,利用下層來衝擊中上層。清除權臣,這是歷朝歷代都要做的事情,但在中國文化遭遇西方文化的內外環境下,這種保證皇帝權威的政變就只能採取下層衝擊中上層官僚的形式。我個人認為這是文革的歷史定位,這是文革之所以發生的內在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