呈父親的最後作文

當越洋電話告知父親去世的消息時，我的大腦一片空白。電話是母親托熟人打過來的，時間是美國東部時間凌晨五點。我放下電話後，妻子睡眼惺松地問：“誰這麼早打電話？”我的回答好像脫離了自身的軀殼，聽上去遙遠，飄渺：“父親走了。”妻子猛然從床上坐起，盯着我問：“你說什麼？”我才意識到剛才的失態好像“靈魂出竅”，撕裂了我的思緒和現實的關聯。費城的黎明和家鄉的一樣平淡無奇，我站在臥室中央，望着搖籃中熟睡的寶貝女兒，感到一陣突如其來的空虛和傷感。我不敢相信兩天前猶在耳畔的爽朗笑聲竟至永遠消失，我不能相信數十年來伴我成長的清癯身影竟成永遠的回憶。

記得上小學時我在一篇題為［我的父親］的作文中描述父親：“雖然年過半百，但走起路來還像十七八歲的小伙子。”父親看後哈哈大笑，撫摸着我的頭說：“誇大其詞，誇大其詞，都快退休了，還十七八歲的小伙子呢。”接着他告訴我作文用詞要準確，形容一個人要適度。我不服氣地說：“你說話聲音那麼大，走路那麼快，我跟都跟不上。”父親笑着建議我改成：“父親雖然年紀較大，但說起話來依舊聲音洪亮，走起路來依舊勁頭十足。”父親考慮的是作文，他沒有意識到我童年心目中的父親形象。在我幼稚的心中，父親就是太陽。他學識淵博，精力充沛，不遺餘力地給我知識的光和熱。而太陽還會衰老嗎？

父親很會講故事。他能梳蓖萬點群星給我指點北斗七星的飄逸，他能隨和蛙鳴蟲吟給我演繹牛郎織女的絢麗。父親講故事從不逐字逐句照搬原文，他經常把自己的個人體驗蘊涵其中。印象最深的就是講［西遊記］，父親不僅把孫悟空的機智勇敢，豬八戒的好吃懶做講得維妙維肖，還不露痕跡地在每個故事的結尾做了一點小小的改動。在這些故事中，孫悟空主要依靠自己的力量戰勝妖魔鬼怪。以後我問父親為什麼要這樣改，他回答說：“我是在給你們講故事。［西遊記］是成年人讀的書，有很多東西不適合小孩。修改每個故事的結尾主要是突出孫悟空本領高強，另外也想讓你們懂得凡事都要靠自己，求人幫忙都靠不住。”

父親總是鼓勵我們多讀書，讀好書。我讀的第一本通俗讀物［屈原］就是父親推薦的。有一天晚上，家裡停電，全家坐在蠟燭前聊天。父親讓我把讀過的［屈原］給大家講講。我結結巴巴，東拉西扯試圖把整個故事講清楚，父親耐心地聽着，始終沒有打斷。他只是端坐在桌前，眼睛不時露出欣喜的光芒，對母親說：“哎呀，你看小天他讀懂了呢，他真懂了呢。”等我全部講完，他才親着我的臉說：“你查查字典看，那個虎狼一樣的國家好像是秦國而不是泰國。”父親對愚民主義的危害有切身感受。他參加紅軍不久，部隊上文化課。下課後，父親給授課的文化教員指出講授中的錯別字，受到嚴厲批評，幸虧該教員很快脫離了革命隊伍，他才沒有受到進一步追究。父親熱愛收集各類書籍。有一天，我意外地在書櫃中發現了美國小說［飄］，頓時大喊：“哇，我們家還有這麼本大毒草，歌頌奴隸制的，還不趕快扔掉。”父親嚴肅地回答：“胡說八道，誰說毒草就該扔掉？你不知道毒草還可以肥田嗎？書籍不過給人知識，讓人增加見識，見識越多，對是非的分辨力越強。怎麼能一說毒草就扔掉，那不是‘焚書坑儒’嘛”當時‘四人幫’正在搞什麼“評法批儒”，大張旗鼓宣傳秦始皇。我咕嚕道：“‘焚書坑儒’不是革命行動嘛。”父親簡單地反問：“那他為什麼很快亡了國？”而我也因此見識了這本世界名著的風采。

豐富的知識使父親具有獨特的見解和敏銳的觀察力。我曾見他在［明鑑］大同總兵周遇吉遇難處批註：“既然矢集如蝟毛，又何能被執罵賊死？拙劣的吹噓。”托爾斯泰的名著［戰爭與和平］最後一部描寫彼爾和娜塔莎的婚後生活。父親在這裡批註道：“大作家名作品也有敗筆，從這一篇的第五章到這一章(十六章)我看是全書中最不必要的部分了。這怎麼能叫第一個總結呢？不過敗筆也有可取的地方，寫娜塔莎婚後的變化還是比較好的。”讀了列寧遺孀克魯普斯卡婭的［列寧傳］後批註：“比較梅林的［馬克思傳］，這本書顯得人物蒼白，內容枯燥乏味。看來要寫一本好的傳記除了與傳主關係密切外，還需要一些別的東西。”父親對阿加莎.克里斯蒂的［東方快車謀殺案］最難以理解，讀完該書後的批註是：“這是一個混蛋寫的最混蛋的故事。”

有一年，成都下了一場罕見的大雪。吃完晚飯，父親帶着我和哥哥出門踏雪。那天風不大，滿天雪花在昏黃的燈光下懶洋洋地飛舞。一路上父親興致勃勃，給我們講解毛澤東的［沁園春.雪］。談到“數風流人物，還看今朝”時，我想起當時流行的宣傳說，這裡風流人物指的是人民群眾，便想問問他的解釋。父親沉吟了一會兒，沒有正面回答：“對一首詩，各人可以有各人不同的理解，你覺得合理就行了。”過了好一陣，他又從另一個話題扯回來：“人們通常說詩以言志，作詩賦詞往往反映了作者自己的想法，毛主席的詩也不例外。”我當時還小，沒有繼續深思。只記得回家寫了一篇寒假作文描寫那晚的雪景，父親看後很高興，建議我把“雪花像萬朵棉花在天空中飛舞”中的“棉花”二字改成了“梨花”。

很久以後，我才意識到父親早就注意到一代偉人頭腦中殘存的帝王思想。他在“文化大革命”中就和好友探討過［東方紅］和［國際歌］的相互矛盾之處。“難道就沒有人看出‘救世主’和‘大救星’是一回事兒嗎？”父親提這個問題時情緒異常激動，原本洪亮的聲音好像和人在吵架。“馬克思真偉大，一百多年前他闡明的共產主義讓多少人神魂顛倒，那都是些有本事的人呀，怎麼就沒有看出這個簡單問題？”後來談到毛澤東，父親頗有些不以為然：＂看他建國初說得多好聽：務必保持謙虛謹慎，戒驕戒燥的作風，奪取全國勝利只是萬里長征走完了第一步。沒想到，全黨全國第一個驕傲自滿，頭腦發熱的居然是他自己。＂

父親曾經給我們講過［老殘遊記］第十二回：寒風凍塞黃河水。“雖因為月在雲上，雲在月下，所以雲的亮光是從背面透射過來的。而山卻不然，山上的亮光是由月光照到山上，被那山上的月光反射過來，所以光是兩樣的。”父親就是那種身在雲霧山中，可以憑藉月光的透射或反射敏銳識別雲山差異的人。一九八六年安徽、上海等地發生學潮。中央決定開除方勵之，劉賓雁，王若望三人的黨籍，多數人以為事情到此為止。那時父親早已離休不再過問政治。一天，一位省委書記在路上和父親禮節性寒喧，無意中提到“這次學潮是從中央到地方長期縱容資產階級自由化思潮的結果。”父親頓時警覺地問：“這是中央的提法嗎？”書記回答是。父親乾脆地說：“那後面還有大傢伙喲。”書記一臉尷尬，半天才扭扭捏捏地告訴父親是總書記胡耀幫出了問題。相比之下，一九八九年六四期間的省委第一書記楊汝岱則是另外一個故事。五月二十日晚，李鵬總理宣布北京地區戒嚴，全國震動，蜀中三尺小兒都明白總書記趙紫陽出了問題。第二天，省委人心惶惶，議論紛紛。一個小年青問楊汝岱：四川該怎麼辦？楊汝岱脫口而出：“還不是按趙書記的五四講話精神辦。”此言一出，全場啞然。父親對各位書記一般不叫他們的官銜，這時卻拉長嗓音，一板一眼地：“楊書記，趙書記恐怕出問題了喲。”

“啊?” 後來成都市最大的人民商場在混亂中被付之一炬，損失僅次於＂動亂＂，＂暴亂＂或者＂風波＂中心的北京。

豐富的知識也賦予父親超乎尋常的自信。不拉關係，淡泊名利是父親性格的一大特點。父親才華出眾，許多熟悉父親的人都為他未能走上更高的位置感到惋惜。在他主管全川文教系統工作期間，父親從不允許省內的任何廣播和報紙提到他的名字。父親心目中也沒有什麼條條框框和清規戒律，尤其沒有官階等級觀念，每次別人叫他“首長”，他就說是“腳長”。他也不喜歡別人叫他部長。在子女教育上有一點非常嚴格，就是嚴禁我們以幹部子女自居，鼓勵我們和普通人家的子女交往。我們長大後也沒有幾個堪稱幹部子女的朋友。

父親極其痛恨那種在官場上拉拉扯扯，抱大腿，稱兄道弟，走夫人路線的作風。他給我們講［古文觀止］時，第一篇選的是張薄的［五人墓碑記］。他欽慕顏佩韋等五人蔑視權貴、“呼中丞之名而詈之，談笑以死”的豪邁。第二篇選的是宗臣的［報劉一丈書］。鄙視那些“甘言媚詞做婦人狀，日夕策馬候權者之門”的人。父親在位時，來往我家的客人不少是當時政治上的倒霉蛋，沒有一位灸手可熱的人物。對這些來訪者，父親總是熱心招待，盡力幫助。三年自然災害期間，我家的糧食定量銳減，生活受到很大影響。這時父親下放川東梁平地區糾‘左’，一位和父親沒有過深淵源的老幹部向他求助。此人被打成資產階級個人主義分子，下放梁平縣一個農場勞動。父親設法湊了八十斤糧票給他，並與地委書記商量把他調到萬縣地委的一個單位工作。父親離休後這位老幹部的兒子買了很多梁平柚子前來表示感謝，提到正是那八十斤糧票救了他們全家的命。父親聽罷，唯有欷噓而已。“文化大革命”初期，我家交上了一家新朋友。她家和鄧小平粘親帶故。我們兩家交往密切，她家的小孩和我們兄弟兩人年齡相差無幾，經常一起做遊戲。在她家危難時，母親還為她們藏過一包東西。文革結束後，鄧小平復出，他們全家青雲直上，而我們的友誼也到此結束，再沒有任何來往。“文化大革命”後期是父親這幫老傢伙的艱難時期，造反派三天兩頭找喳。當時的省文化局X副局長嚇得躲到我家避難，父母親對她關懷備至。父親對她說：“你害怕什麼，有什麼問題只管往我這裡推，讓他們來找宣傳部解決。”在她處境困難想自殺時，父親勸慰她，並送錢給她。不料“文化大革命”結束後，為了爭權位，爭“正確”，最先跳出來指使人給父親貼大字報造謠誣陷的居然是她們夫婦倆，連我們做子女的看着都寒心。父親則無可奈何，只能念叨：“真是升米是恩人，斗米是仇人啊。”

在南京華東工程學院期間，父親參觀南京名勝“勝棋樓”(朱元璋和大臣徐達下圍棋的地方)時寫過一首詩：“棋局焉能呼萬歲，官場遊戲賴逢迎。編成醜事成佳話，攪亂湖心月不寧”。他時常對我們說：“我這個人的缺點就是不會拉關係，走上層路線。你們以後還得靠自己，只要自己有本事，走哪兒也餓不死。”值得欣慰的是我們姐弟三人至今沒有一個藉助父親的餘蔭升官發財。遺憾的是這種同情弱勢，疏遠權貴，堂堂正正做人的觀念，在今天的中國似乎變成了過於理想化的迂腐，而這原本是人類對自然天性的本能追求。

豐富的知識還促使父親一生求實，從不容忍華而不實的東西。說到戰場上士兵的勇敢，他認為：“誰不怕死？只是槍林彈雨中越勇敢越不容易受傷，膽小怕死反而危險。”“文化大革命”中一位負責商業貿易的幹部在會上做報告，說他們做到了蔬菜供應“淡季不淡，旺季不爛。”會後吃飯時，父親對他說：“啥子淡季不淡，旺季不爛？你到菜市場去看看，那裡只有幾棵大頭菜，連旺季都沒菜吃呢。”說得大家哈哈大笑。父親認為做宣傳工作應該思想活躍，提倡敢想敢說敢爭論的風氣，發揚民主，實事求是的作風，說實話，講真話。當然，限於當時的情況，父親很難真正做到這一點，畢竟他不是動輒拿雞蛋往石頭上碰的人。有一次我和他開玩笑，說：“戰爭時期你們的宣傳是不是也像現在一樣，盡賣狗皮膏藥？反正那時當兵的都是農民，文化水平不高，容易上當受騙。”父親嚴肅地回答：“看你說的，以為農民就是傻瓜？中國農民聰明得很，沒有實際利益誰聽你的話？我們那時說話有人聽靠什麼？還不是政策對頭。另外，當時共產黨作風民主，幹部廉潔，給人一種新氣象，讓人覺得有希望。按你說的靠欺騙，你騙給我試試看。”

多年艱難曲折的經歷塑造了父親平等待人，以普通人利益為重的思想。父親始終認為，就大多數人而言，參加革命的動機並不是追求虛無縹緲的理想，而是為了實實在在的切身利益。他經常說：“共產黨不讓老百姓吃飽飯，誰跟你共產黨幹革命？”

父親出生在山清水秀的陝南漢水之濱。爺爺去世後家道中落，生活變得十分拮据。一九三六年，他和幾個好友懷着對新生活的憧憬到西安報考大學。父親的語文和數學在當年陝西考生中名列前茅，但英語卻吃了個零蛋，因此沒有考上自己心嚮往之的武功農學院。正在進退兩難之際，西安事變爆發，紅軍從遙不可及的陝北開到了離西安不遠的三原。父親就此踏上革命的道路。不久，一位在中學時代就慷慨激昂談論革命理想，而且同他一起參加革命的同學突然和父親告辭，原因是家鄉的親屬在當地縣政府給他找了一個肥缺。這是父親參加革命後遭遇的第一個意外，也是父親第一次認識到理想和勢利之間的模糊界限。

從父親參加革命到全國解放，正是中國共產黨從艱難到蓬勃發展的時期。年輕的共產黨人自信地認為真理在手，把古老的中華大地倒騰了個天翻地覆。這時雖然條件艱苦，但無疑是父親一生中心情最為愉快的時期，而他對這一時期的回憶也相當有趣。如響堂鋪伏擊戰後，部隊繳獲了日軍很多黃油罐頭，多數人不懂這是什麼玩藝兒，分戰利品時無人問津。父親和幾個學生幹部不聲不響把這些罐頭全部收集起來，自己躲在房間中炸饅頭。旅長陳錫聯開會時聞着香味跟蹤而來，踢開房門“大罵”：“誰那麼大膽子，竟敢在老子的司令部打埋伏。”然後會也不開了，蹲下來一起品嘗美味。淮海戰役後，父親所在的二野三縱俘虜了上萬敵人。政治部主任閻紅顏突然想起了父親：“叫明朗去把黃維抓出來。找不出來，拿他是問。”父親嘀咕道：“這叫什麼話，如果黃維不在這些俘虜中怎麼辦？”閻紅顏答：“不在裡邊不是你的責任，要在裡邊被他跑了，你兜着。”父親只好一頭扎進俘虜堆中仔細查找，還真把黃維找了出來。有意思的是，黃維在身份被揭穿後還想耍賴，寫了一張保證書：如果本人就是黃維，願受槍斃處置。父親當着黃維的面把他的保證書撕成碎條。黃維的臉紅一陣白一陣，最後用雙手捂着臉大哭起來，大罵蔣介石瞎指揮。

然而，就在這一時期，紅色恐怖也在父親心中留下了陰影。“文化大革命”中，宣傳部的一個幹事逗着我玩，出了個謎語：“隔壁有個毛東西，坐着還比站着高。”謎底是狗。我聽了後覺得很有意思，回到家鸚鵡學舌講給父親：“中國有個毛東西，坐着還比站着高。”我的邏輯很簡單：既然是狗，肯定全國都有，不限隔壁一家。父親聽後嚇了一跳，厲聲追問我從那裡聽來這個謎語。第二天，他把那位倒霉的幹事叫去臭訓了一通，害得對方連連解釋道歉。後來父親告訴我，他剛參加革命不久，有一位從白區來的同學閒得無聊，把“向前，向前，我們的隊伍向太陽。”改成了“後退，後退，我們的隊伍向月亮。”結果被公審處決。行刑隊員那充滿仇恨的雙眼和揮舞的大刀在父親心目中留下了不可磨滅的印象。

建國後，父親身不由己捲入了歷次政治運動。在那場傷害了數百萬知識分子的反右運動中，父親的態度，用他自己的話說，是“幼稚和偏激”。但他在組織處理時，始終堅持儘可能少劃右派。當時，四川省委要求宣傳部按比例抓右派。父親大為不滿：“這不是胡鬧台嘛。右派又不是地裡頭長的莊稼，那麼勻稱。是就是，不是就不是，怎麼按人頭比例來抓？”但父親也不一概反對按比例劃線。例如，新華社駐四川分社記者紀希晨屬於可劃可不劃之列。父親把他的案子壓在手上，拖了很長時間，最後以該單位右派人數已經達到規定比例為由，讓其不了了之。順便提一句，當年省委宣傳部只有一個人被劃為右派，後來父親仍然對此表示了極大的懺悔。

“大躍進”時，父親下放德陽工作。有一天夜晚，他在公社的估產會議上看到面容憔悴的公社領導人為放“衛星”虛報產量絞盡腦汁，頓感啼笑皆非，說：“都回去睡覺。莊稼是地裡面長的，是多少就是多少，還能靠你們坐在這裡冥思苦想？你們往上報，出了問題我負責。”當時德陽縣委書記為應付上級檢查，只在路邊搞了幾塊示範田，糊弄前來參觀的上級領導。父親知道後一不批評，二不向上反映。結果德陽地區沒有放一顆“衛星”，而附近的郫縣紅光公社則放了一顆在全國都響噹噹的十萬斤高產田“衛星”。在後來的所謂三年自然災害期間，德陽的受災程度遠較全省其他區縣輕，這一結果決非偶然。

三年＂自然災害期間＂，父親下放到梁平糾“左”，親眼目睹了那場人間慘劇。由於“大躍進”的影響，梁平一個縣就有八萬人非正常死亡(此數據為父親找當時的縣公安局長調查，除掉正常死亡人口後推算得到，梁平當時的總人口約五十萬)，是全省的重災區(還算不上受災最嚴重的地區)。父親親身到過幾個受災最嚴重的村子，感覺就好像＂淮海戰役剛結束時的雙堆集＂，真是＂千村薜荔人遺矢，萬戶蕭索鬼唱歌＂。當時，四川省委依舊猶抱琵琶半遮面，把大饑荒說成是＂浮腫病＂流行，還大力推廣什麼＂蒸氣療法＂。去梁平之前，父親的好友，宣傳部副部長李亞群提到此事，火冒三丈：＂我回家鄉看過，什麼浮腫病？就是沒飯吃餓的。你下去能給農民搞點糧食就行了，千萬不能相信蒸氣療法，那是催命的玩意兒。＂所以父親到梁平後，先找地委要了些種子糧（當時省委尚不允許發放庫存糧食救災）發放給農民，很快就看到有人下地幹活。然後，他搞了一套類似於包產到戶的政策，解散公共食堂、分給農民自留地、不再強迫農民種雙季稻，改種中稻（後來，省委也知道問題嚴重，對這些措施睜一隻眼閉一隻眼），很快扭轉了梁平的困難局面，至今尚有梁平人記得父親的名字。父親後來對此輕描淡寫：＂老百姓種了幾千年的地，用得着我們去瞎摻和？不曉得省裡頭一天到晚管那麼寬幹啥子。＂

關於種稻子，不得不多說幾句題外話，因為這是典型的長官意志。四川號稱天府之國，但建國後很長時間糧食供不應求，除開大躍進，文革等全局性錯誤，一個重要原因就是歷任四川省委負責人，不論誰上台，始終堅持在農村強行推廣種植雙季稻。那時早晚稻畝產加起來最好也不過千把斤。由於沒有機械化，搶收搶種根本來不及，經常誤了農時，造成晚稻絕收。而中稻一季就是穩產八百斤，還有餘力種些雜糧，效費比一清二楚。然而他們偏要把它和路線問題掛鈎，不種雙季稻就是反革命，真不知腦袋裡搭錯了那根筋。這個政策直到趙紫陽主政四川才根本改變過來，所以有＂要吃糧，找紫陽＂一說。

七千人大會時，父親給中央寫了一封匿名信，反映當時的省委負責人李井泉在“大躍進”中的極左做法，致使其作了檢討。說到李井泉，我的一個大學同學張口就是：“李井泉的紅頂子是四川人用鮮血染的”。父親有一次用調侃的口氣談到他：“李井泉在四川還是幹過一件好事：在商業街(省委門前的主街道)種了兩排泡桐樹。”“大躍進”四川餓死數百萬人，李井泉要負主要責任。李井泉抓農業喜歡下基層蹲點，喜歡總結經驗。但他總結的經驗無一不是揣摩或迎合上級指示的產物。工作中，李井泉一貫“寧左勿右”，主觀主義，瞎指揮，不顧客觀實際硬拼蠻幹。他不學無術，不像柯慶施，張春橋等人那般頭腦靈活，新點子多，整個就一起鬨的主兒，但極端自以為是，心胸狹隘，報復心極強。所以，父親寫匿名信時很動了一番腦筋。只提“有的縣餓死百分二十，有的縣餓死百分之十”，絕口不提任何準確的死亡人數，以防省委從各縣的民政統計中發現寫信人的背景。信寫好後，他讓在北京的叔叔用左手抄寫在小學作業本上發出去。小學作業本遍地皆是，公安機關無法清查來源。遺憾的是，當時的中央領導人，包括鄧小平，明顯袒護李井泉，讓他輕鬆過關。李井泉回到四川後，馬上動用公安機關追查匿名信作者，同時把矛頭指向所有對自己提過意見的幹部，令父親不寒而慄。不久，父親得到一個朋友的提醒：“怎麼回事兒？你居然和李政委搞壞了關係，這可不得了，趕快寫檢討。”他告訴父親，李井泉已經準備先把父親趕到德陽農機學校，然後再算總賬。父親考慮再三，無奈退讓，他就以前多次當面頂撞李井泉的問題寫了一紙檢討。李井泉收到[投降書]後，得意對父親說：“好好工作，過去的事兒一風吹了。”於是，在文革前數年，父親和李井泉的關係十分“和諧”。還好，那時的中央大政方針比較右傾，兩人沒有根本的觀念衝突。父親的匿名信在“文化大革命”中被紅衛兵翻出，父親神奇地得以躲過大劫，從牛鬼蛇神的隊伍中被結合到新成立的省革命委員會內，但也種下了“文化大革命”結束後遭受厄運的禍根，可謂成也肖何，敗也肖何。

文革前的最後一個故事發生在一九六四年，省級幹部下放農村搞“四清”，割資本主義尾巴，實際就是整治農村基層幹部。由於“桃園經驗”的影響，許多地方大搞逼供信，致使不少人上吊自殺。父親蹲點的江北區仁和公社卻沒有死一個人。原因就是父親始終嚴格掌握政策，嚴禁任何形式的逼供信。當時，有一小學教師被控褻瀆女學生，一時群情激憤，紛紛要求工作組嚴懲。父親深知此事十分敏感。他一面控制流言擴散，保護原告名譽。另一方面嚴禁在調查中對被告使用威脅性語言：＂農村小學老師沒見過大風浪，很容易走極端，弄不好就要出人命。＂後來發現，該老師只是平日愛講幾句下流話，沒有流氓行為，所以處理時只給他一個口頭警告，然後調離學校了事。

“文化大革命”號稱是觸及人們靈魂深處的思想大革命，實際是一場中國歷史上空前的大浩劫。當時四川各地派性林立，矛盾錯綜複雜。造反派得勢的和未得勢的，原有宗派體系打倒的和未打倒的，再加上武鬥，軍隊支左中“支一派，壓一派”的做法導致了一系列複雜難纏的混亂局面。而這一時期的地方黨組織又是新中國成立以來最軟弱渙散的官僚機構。父親以其膽識和能力被歷屆省委視為解決各種問題的救火隊員。說起父親的膽識，我想起一件事。有一次他和造反派辯論，一個五大三粗的傢伙突然衝上來，大罵父親跟隨劉鄧路線，就像是劉文彩的小老婆。父親勃然大怒，伸手給了那傢伙一記耳光：“我幾十年吃的是共產黨的飯，干的是共產黨的事。你罵我是劉文彩的小老婆，是不是說共產黨是劉文彩。”

有膽有識，才有果斷的辦事能力。對此，讀者可以從父親在亂世中做過的幾件事中管窺一二。文革初期，內江地方兩派奪權，各自搞出了一套權力分配方案，省委讓父親去解決。父親到了內江，對兩派符合政策的要求儘可能滿足，對無理取鬧的要求堅決頂住，最後搞了一套讓兩派都能接受的方案，頗得省委好評。文革中期，合川地區有個“王大爺”組織搶劫國家銀行，搶得現金十多萬元。父親受省委委派去合川秘密調查。這次調查整個就一好萊塢大片。“王大爺”是縣人武部部長，有槍有爪牙，他手下是具有黑社會性質的武裝團伙，很不容易取證。但是，堡壘最容易從女人突破，父親他們找到了一個被“王大爺”姦污過的女知青做證人。取得確切證據後，父親回來向省委作了匯報，並建議逮捕法辦“王大爺”。由於此人在“文化大革命”初期拉起山頭，是名噪一時的造反派頭子。在當時的特定環境下，省委徹夜開會研究，居然下不了抓捕決心。眼看會議開到後半夜，各位書記們還在那裡膩膩歪歪，父親忍不住站起來大聲說：“我的老子，這是搶銀行啊。你們說說，世界上有那個國家允許人隨便搶銀行的？這不亂套了嘛。我就不信抓他還把天塌了，弄得大家睡不成覺在這裡討論。”這一席話促使省委終於下定了決心，讓公安廳立即組織人，連夜趕赴合川。父親受命再次去合川，配合(我覺得是組織)了這次抓捕行動。文革後期，省委急於樹立一個造反派掌權的典型交差。正好省委第一書記趙紫陽看見達縣造反派頭子郭智奪權後搞的總結，比較滿意，便讓父親去調查。父親打着考察京劇劇目的幌子來到當地，白天和造反派周旋，夜裡秘密找達縣的幹部群眾談話。當時達縣地委書記躲在一所中學裡，父親費了很大勁才把他找到。經過仔細調查，父親認為郭智此人在群眾中口碑極壞，他的奪權經驗也非常危險。趙紫陽聽了父親的匯報後，就此打消了樹立郭智為典型的想法。

說來令人難以相信，我家直到文革中後期才安裝了一部電話。自從這部電話安裝後，我們家就沒有睡過幾天安穩覺。這玩意兒不分什麼節假日，經常半夜三更鈴聲大作，伴隨着母親的詛咒聲，是父親窸窸嗦嗦的穿衣聲，輕輕的帶門聲和遠去的腳步聲。接着就是我記憶中的漆黑，冰冷和寂靜。而這個時候父親那裡可是人聲嘈雜，每個人都青筋暴額，口乾舌燥。因為造反派經常組織群眾在晚上包圍衝擊省委機關，甚至發生過他們把兩位省委書記挾持到北京告狀的惡性事件。父親的位置就是省委的第一道防線，幾乎每次都是無休無止的舌戰。有一天，父親處理完這類上訪，筋疲力竭往家走，正好碰上趙紫陽在院內散步，他走到父親身邊，手撫其肩說：“老明呀，等忙完這段時間，我送你去廣東療養。”具有諷刺意味的是，父親的那些造反派死對頭，背地裡卻對他懷有幾分敬意，其中有些人在他離休後還來看望過父親。

一九七六年是我最難忘的一年。從周恩來逝世到“四五”天安門事件是父親情緒變化最激烈的時候。開年傳來的噩耗對父親可謂當頭一棒。連續幾天父親、母親一直處於高度緊張狀態，每天從報紙廣播新聞中搜尋蛛絲馬跡推斷誰給總理致悼詞。直到看見鄧小平出現在追悼會上才稍微鬆了口氣。父親平時對上級下發的文件都謹慎對待，唯恐被人抓住把柄。這次接到中央通知不准送花圈，不准設靈堂，他卻火冒三丈，聲稱這不是中央正式文件不作數。四五運動是新中國成立後爆發的第一次大規模自發性群眾抗議。那段時間，經常有父親的朋友到家裡來，眉飛色舞地講述南京、鄭州、成都等地的動態。開始，父親顯得很高興，總算有人跳將出來，替這伙窩窩囊囊的老傢伙出了口鳥氣。然而，隨着事態逐步升級，越鬧越大，父親也越來越擔心：“這事啊，還得看看再說。弄得不好，鄧小平也會被搞下台。”父親的預感很快得到證實。四月五日，天安門廣場上的群眾集會遭到錯誤鎮壓。中央同時宣布撤消鄧小平的一切職務。父親頓時像掉進了冰窟窿。他對着收音機猛敲桌子，失聲大叫：“鬧吧，鬧吧，這下舒服了。全完蛋了。”此後父親心情非常壓抑，他甚至和母親私下商量如何在最困難的時候安置子女的生活。父親離休後，我們全家去九寨溝遊覽，路上談起了當年的緊張狀況。開車的師傅說：“說實話‘四人幫’上台也得搞經濟，不然他們的屁股坐不穩。我們老百姓有什麼，還不是照樣過日子。倒霉的是你們老幹部，啃窩頭，下放，勞改，蹲監獄，槍斃，什麼都說不準。”父親聽完，撲哧一笑。

那年夏天，國民經濟瀕臨崩潰的邊緣。成都附近的農民成群結隊進城，排隊購買涼粉。因為涼粉便宜，又不需要糧票，農民可以買得起。那會兒下館子可得心理素質堅強。你買一碗餛飩坐下，後面就等着好幾個人。只要你放下筷子，他們就立即撲上去爭奪剩下的殘湯。一次父親去遂寧出差，途經三台，在飯館要了一碗麵，發現其中只有幾星醬油點子，便問老闆娘：碗裡怎麼沒有油。老闆娘告訴父親當地已經半年沒有供應食油了。父親聽完，放下筷子，半晌沒有吭聲。回家後，他的第一句話就是：“老百姓把鍋兒都吊起羅(意思是沒有飯吃)。”這個時候的父親大概也有點豁出去了，在全省召開的農業學大寨會議上，他閉口不談抓革命，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只講如何促生產，提高全省糧食產量。氣得造反派在背後大罵：“誰是四川最頑固最死不肯改悔的走資派，我看就是明朗。”

混亂的政局外加天災肆虐，搞得全國人心惶惶。唐山大地震後，成都市也四處傳言即將發生大地震，人人都有點杯弓蛇影。松蟠地震那天，父親當眾說了一席頗具迷信色彩的話：“四川地震有什麼？關鍵是唐山，那裡是京畿地區。從歷史上看，但凡京畿地區發生大地震都沒有好事兒。”一個月後的一天中午，樓下的阿姨蹬蹬跑上來，直衝進我家臥室和母親嘀咕了很長時間，其間不時爆發出幾聲歡笑。阿姨離開後，母親壓抑着喜悅，嚴肅地告訴我毛主席去世了：“當然，他老人家去世我們應該悲痛，但他對我們家的關係實在太大。”父親那天回來很晚，他面色平靜，沒怎麼說話，只記得我家輕輕鬆鬆睡了個好覺。在我感覺中，公元一九七六年的歲末除夕不是十二月三十一日，而是九月九日。

當“四人幫”和“造反派”成為歷史名詞、人們興高彩烈之際，父親卻再一次厄運臨頭。文革中家破人亡的原西南局第一書記李井泉復出，他在病床上也沒有忘記父親：“明朗這個人很壞。”幸運的是，鄧小平沒有讓他當還鄉團長，否則不知四川還有多少人會遭殃。李井泉人沒有回四川，但他的宗派體系“山西幫”依舊根深蒂固。於是，父親要回過頭來面對文革中那些同一戰壕的“戰友”。詳細描述這場鮮廉寡恥的鬧劇實非我的能力所及，在此只能講述幾個側面。父親從璧山農村工作團回來，發現遍地貼滿了誣陷自己和四人幫勾結的大字報，他怒不可遏，當即和幾個正在刷大字報的傢伙辯論起來。突然，一個女人陰陽怪氣地插進來：“明朗同志，你要注意自己的態度，要正確對待群眾運動。”定睛一看，原來是省委第一書記趙紫陽的夫人。趙夫人當時在省委文教系統沒有任何職務，也沒有和父親打過交道，她為什麼跳出來，父親真是百思不得其解。回到辦公室，好心人提醒父親注意趙夫人的身份，父親情緒激動，極不冷靜地嚷嚷：“什麼夫人？臭老婆。”他馬上給趙紫陽掛了個電話。趙紫陽見到父親後，態度誠懇公允：“她（指趙夫人）不了解情況，不應該亂講話，我已經嚴肅批評她了。”很讓父親感動了一把。此後，趙紫陽的確約束了自己的夫人，但他也不願得罪山西幫。在後來的事態發展中，他選擇了超脫中立的立場。趙紫陽有能力，有正義感，能容忍不同意見，不整人（至少在四川是如此），但他為人過於圓滑，關鍵時刻模稜兩可、迴避責任，讓同事和下屬無所適從，找不到感覺。在文革中面對造反派他是如此，在文革後對待山西幫也是如此，在六四期間這一性格弱點更是暴露無遺。趙紫陽被軟禁後，父親曾登門拜訪。談及當年的事，趙紫陽坦白地承認：“四川省委對你的處理是錯誤的，我應該說話，但沒有說。”

鬧劇的最後，省委在沒有任何理由、拿不出任何罪證的情況下，居然要把父親降級調往武漢一所中專當副校長。父親就像“秋菊打官司”里的秋菊，堅持要求省委給一個說法，對自己的“問題”作出一個明確公正的結論。一位省委書記，文革中的軟腳蝦，這時氣壯如牛地對父親咆哮：“明朗，你再不服從組織分配，我們就要和你作鬥爭。”

後來我在北京工作，每年寒假都要回家，經常陪父親出去散步。一天下午，我看見馬路對面一個衣着樸素，面容和善的老人向父親打招呼，然後走過來握住父親的手，熱情地和父親寒暄，兩人談笑風生，好不投機。

老人走後，我問父親他是誰？父親嘿嘿乾笑兩聲：“他就是XXX。”

“XXX？” 我覺得自己的腦子沒轉過彎： “不是當年整你的負責人嗎？”

“不是他是誰？”父親回答。

我在本文中沒有指明那些整人者的名字。他們和父親一樣都是天地之一粟，而且都已經作古。我只希望今天的讀者了解昨天的故事，而不願意前輩的恩怨攪亂後輩的平靜。說句題外的話，此事對我影響頗大。七八年我在準備高考時，放棄了自己喜歡的文科專業而改報了理工科。

父親的抗爭並非完全無效，最後中組部把父親大致平級地調到南京華東工學院當院長兼黨委書記。父親離休後很少談及這段經歷。建國後很長時間，大學都被視為貶嫡官員的流放地，父親難免有點心理不平衡。然而，這種邊緣環境也給他提供了一次閃光的機會，因為他大致可以按照自己的意願來推行一次民主的嘗試。

南京華東工程學院現在改成了南京理工大學，原來是哈軍工的炮系，院內將官就有好幾個，全是些老資格，導致“文化大革命”中兩派矛盾重重，無法解決，五機部感到很棘手。中組部考慮父親是從部隊下來的幹部，多年從事文教工作，收拾這個爛攤子比較合適。父親到任後還是老辦法：符合原則的意見接受，無理取鬧的堅決頂住。當時，華工有一個員工，因為在抗美援朝期間和楊得志總長跳過舞，手眼通天，居然讓五機部出面要求學校為其調級、調工作，報銷未經許可在外學習的費用。父親是見過世面的人，哪裡把這點小事放在心上，他乾脆地說：“那還不好辦，誰批條讓她找誰去解決。”過了一段時間，父親辦公室來了一個五機部的調查組。組長坦誠地告訴父親:五機部接到群眾舉報，說父親打擊迫害學校職工，破壞華工落實知識分子政策，要求進行調查。他們這個調查組在華工已經秘密調查了很長時間，沒有發現父親任何問題，問父親是否願意看看他們的結論。父親正色回答：“這個結論我絕對不能看。既然是秘密調查，結論就只能告訴五機部，由他們去決定該怎麼辦，怎麼能先告訴我這個被調查人？那豈不是讓我有機會對舉報人打擊報復？”

就這樣，父親這個外來戶很快贏得了華工上下的尊重和信任，也贏得了說話辦事的權威。他不耐煩成天雞毛蒜皮，相互扯筋，決心調整學校的領導班子，徹底解決“文化大革命”中遺留的派性問題。為此，父親做了兩件事：一是按中央“一刀切”的規定把到年齡的老傢伙統統切下來，包括他自己。二是在全校教師中搞了幾次自下而上的民主選舉，根據民意而不是自己的感覺或別人的推薦來選定領導班子。他對這件事非常認真，從民意調查到選舉辦法的制定都親自過問，認真研究。順便提一句，最初中組部想把父親調往中央黨校，據說李井泉找到胡耀邦說父親在文革中有問題，不適合在中央黨校工作。中組部無奈只好把父親調往南京，並許諾以後會重新安排父親的工作。在確定新領導班子的過程中，五機部也堅持要求父親繼續留任，因為學校的工作剛剛出現起色。不管從那方面說，他都沒有必要馬上退下來。但父親一來對權勢不感興趣，二來對政治已經徹底寒心，所以新領導班子成立後，他馬上辦理離休手續回四川養老，決不搞什麼“扶上馬送一程”。當然，這次閃光不過是劃破夜空的流星轉瞬即逝，但卻真正體現了父親正直坦蕩，不以個人權力、利益為重，一生追求民主自由的理想。就如同安徒生筆下的那根火柴，映照出一個純潔女孩對美好世界的真心嚮往。

父親講解陶淵明的［桃花源記］時顯得有些草率，但對蘇軾的［前赤壁賦］卻下了很大工夫。他渴望無拘無束，過一種“浩浩乎如馮虛御風而不知其所止，飄飄乎如遺世獨立羽化而登仙”的自由生活。他說，司馬遷、蘇軾等人的偉大不單在於他們寫下了流芳百世的文章，而且因為他們的文章往往不拘泥於個人坎坷。“一個人一輩子總要倒點霉。倒霉時憤世嫉俗容易，但要超脫卻很難。”父親離休後依舊勤於讀書思考，終日勤耕苦讀。他的思考往往超越了數十年的個人恩怨，直接關注我們今天的制度缺陷。在談到［紅樓夢］時，他說：“她就是那麼本書。所有人看上去都是好人，干出的事兒卻儘是烏七八糟的。說明一個好的制度可以讓壞人干好事，壞的制度可以讓好人幹壞事。我們今天的許多問題說穿了也就是個制度問題”。談到戰爭年代共產黨的民主作風時，父親說：“原因很簡單，那時誰也不知道明天怎麼樣，我拍你的馬屁幹什麼？解放後就不同了，中間有個利益問題。沒有真正的制度作保障，誰敢給頂頭上司提意見？”對他一向景仰的領袖人物，他也有自己的看法：“廬山會議那麼多領導人，要都站出來支持彭德懷，一個人還敢那麼胡整嗎？還是私心做怪。”父親對美國有點酸葡萄心理，畢竟他和他的戰友挨過蔣記美國造的炸彈。在電視上，他看見美國航天飛機凌空爆炸的場景時，忍不住哈哈大笑：“活該，誰叫你有錢搞這個花架子。”但在談到美國的社會制度時，父親說：“美國，你說他是真民主也好，假民主也好，總之他讓你有個地方說話，老百姓有什麼怨氣也有個出氣口。我們這裡行嗎？看看每天的電視新聞，千篇一律，整天形勢大好，誰能提個意見嘛？”從感情上說，父親對右派始終沒有好印象。但在反思反右運動時，他認為，問題的關鍵不在個人好惡，而在是否壓制不同意見：“我們可以不讓右派說話，到頭來別人同樣可以不讓我們說話。”提到批判流沙河（四川最大的右派）的［草木篇］時，他說那也是無限上綱，羅織文字獄，自己也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父親最先提出［草木篇］有問題，後經毛澤東欽點把流沙河定成右派)。法國大思想家伏爾泰曾說：“我可能不同意你的觀點，但我誓死捍衛你說話的權力。”父親的作為不正符合這一民主的基本原則嗎？

父親年輕時儀表堂堂，風度翩翩，爽朗大度，說話簡潔有見解。在大會做報告提綱挈領，很少超過半小時，從不拖泥帶水，從不念稿子、說空話，深得人們好評。他的講演才華直到晚年擔任華東工程學院院長時還沒褪色。當時華工馬列主義教研室的老師抱怨現在學生沒幾個愛上政治課，讓領導支持一下，父親自告奮勇說我來試試。他對全校學生講黨史，開場白是：“我講課不打考勤，來去自由。不過，你們要注意，我講的東西和你們的教科書有出入，不能用來應付考試，應付考試肯定會得零分。”結果整個講座大受學生歡迎。父親結婚後，依舊頗具異性殺傷力，何況他主管宣傳文藝，身邊歌舞團、川劇團、話劇團、音樂團，很難做到“出污泥而不染”。當時的四川就出過好幾起“小資產階級腐蝕革命幹部”的桃色事件。然而父親正直坦誠，與母親相伴數十年，伉儷情深。父母來美國探親期間，一日母親正在廚房幫我妻子準備晚餐。父親數次干涉，不住地對母親說：“你那麼累了，還不上來休息。”母親不耐煩地回答：“真羅嗦，不用你管。”父親大聲道：“我不管，誰會管你？”妻子聽後大為感動，堅決要求老公我以此為榜樣。父親生性豁達，得知自己的癌症病灶已經全身擴散後，他依舊和大夫們調侃：“你們做醫生的，對人是實話實說。我們搞政治的，對人是拐彎抹角。”

父親有幸親身經歷中國歷史上最偉大的變革時期，變幻莫測的政治風雲如水銀泄地一般滲透了社會生活的每一個角落。在這個荊棘叢生的大舞台上，無數人隨波逐流，登台亮相，演出了升降沉浮的悲喜劇。父親一生特立獨行，膽大心細，信步風口浪尖而不折節權貴，遊刃雜亂紛糾而不劍走偏峰。他以憧憬明君賢相的開明治世始，以探索民主自由的普世價值終，其終身不渝的執着信仰就是堅持一個普通人說話的權力，堅持一個普通人做人的權力。父親為自己的堅持企盼過，努力過，徘徊過，失敗過，痛苦過，但從來沒有後悔或絕望。他就像飛蛾撲火，望着天邊若隱若現的晨曦，孤獨地在人性的黑暗泥潭中艱難跋涉。父親沒有千秋功名，但志趣高雅，慕古先賢，同生死，輕去就，抱膝危坐，笑傲風月。誠所謂此非瀟灑孰為瀟灑，此非風流孰為風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