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伐林: 汪精衛與張學良（上）

送交者: 高伐林 2010年07月18日15:52:41 於 [史地人物] 發送悄悄話

中國人熟知這兩個名字，前者從三十年代末，被釘上恥辱柱，被斥為“漢奸”“賣國賊”，被後世無數次唾罵；而後者，1949年之後，被銘刻於紀念碑，被稱作“千古功臣”、“民族英雄”，被億萬民眾崇敬地傳頌。處於社會評價和人們愛憎兩極的兩人，彼此有什麼瓜葛嗎？ ◆高伐林 　　“汪精衛與張學良”——這是胡適當年一篇文章的標題。中國人熟知的兩個名字，前者從三十年代末，被釘上恥辱柱，被斥為“漢奸”“賣國賊”，被後世無數次唾罵；而後者，1949年之後，被銘刻於紀念碑，被稱作“千古功臣”、“民族英雄”，被億萬民眾崇敬地傳頌。處於社會評價和人們愛憎兩極的兩人，彼此有什麼瓜葛嗎？ 　　張學良在汪精衛遇刺時曾出手相救。1935年，國民黨舉行四屆六中全會，以攝影記者身份進入現場的刺客孫鳳鳴，打算在代表合影時刺殺蔣介石，但敏感的蔣介石覺得現場秩序很亂，不肯露面，孫鳳鳴退而求其次，連發三槍擊中汪精衛。國民黨元老張繼衝上去抱住刺客，張學良一腳踢掉了其手槍。汪精衛的長女汪文惺和女婿何文杰告訴筆者，汪精衛後來向“二張”每人送了一支精美手杖表示感謝。 　　早在1922年，汪精衛就與張學良結識。汪氏幾次去東北，協助孫中山與奉系張作霖、皖系段祺瑞結成三角同盟，期間曾會晤過張學良。 　　八年後，1930年8月，汪精衛與馮玉祥、閻錫山、李宗仁等反對蔣介石的勢力在北平大聯合，爆發了中原大戰。張學良當時已經接掌東北，在“挺蔣”還是“倒蔣”的天平上，30萬東北軍這顆砝碼加在哪頭，哪頭就必贏無疑。汪氏又去電又派人，張始終含糊其辭。北平等待不及，9月1日組織國民政府，仍推張為五委員之一。但張學良看到閻錫山、李宗仁的軍隊與蔣作戰落了下風，對北平失去了信心；蔣介石則派出龐大遊說團至瀋陽勸張學良出兵援蔣，張問蔣能給多大好處？雙方討價還價。蔣介石任命29歲的張學良為全國海陸空副總司令、蔣以下的第一人，又給了3000萬銀元，還許以平津地盤。張學良覺得這頭更有實惠，9月18日（也真巧，正是“九一八事變”之前整整一年）通電支持南京，並將主力部隊開入關內“武裝調停”。汪、馮、閻腹背受敵，只好偃旗息鼓。 　　汪精衛與張學良更深刻的衝突，發生在1932年夏天。當時，張學良因丟了東三省，退到熱河，背負“不抵抗將軍”的惡名；而汪精衛卻在國難當頭，與蔣介石談妥重新合作，剛剛上任當了國民政府行政院長，是對日主戰派的代表。 　　今天，我們在探討張學良由對日軍“不抵抗”，演變到發動“西安事變”扣蔣的同時，也梳理一下汪精衛如何由對日主戰轉為主和的演變脈絡，因為，汪的思想轉折，正是由張而起。 東北軍少帥張學良。（資料圖片） 汪精衛提出對日“一面抵抗，一面交涉” 　　日本關東軍少壯派將校趁張學良的東北軍主力進關，東北空虛，發動“九一八事變”之後，又在上海燃起戰火，同時為了割斷東北抗日部隊與關內的聯繫，擴大並鞏固偽滿洲國疆界，對熱河(今屬河北和內蒙古)虎視眈眈。國聯調查團調查時，1932年3月1日成立的偽滿當局竟公然將熱河列為其國土一部分，聲稱其疆域“以長城為界”。而熱河、長城與平、津只有咫尺之遙。 　　張學良晚年頗為“不抵抗將軍”這個稱號忿忿，唐德剛、王書君《張學良世紀傳奇》（明鏡出版社）中甚至說：“汪精衛落井下石，送給了他一頂‘不抵抗將軍’的帽子”。這頂帽子豈是別人送了就能戴得上的？凡是經歷過那個年代的人，都能回憶當時全國人民對一槍不發將東北拱手送給日寇的張學良的忿恨之情。 　　丟掉東北的張學良，被蔣介石任命為北京綏靖公署主任，鎮守華北。全國民眾期望他秣馬厲兵，將功折罪——“不抵抗將軍”的帽子，還得他自己用行動摘啊。 　　對華北的防衛安危，南京中央政府高度憂心。 　　“九一八”事變時，汪精衛還在野，他在廣東聽說張學良採取“不抵抗”政策，立即嚴厲批評。1931年10月底，南京蔣介石和廣東汪精衛再次握手言和，國民黨這兩大派系在政策上達成共識：中國從經濟、軍事和政治上都未做好抗日準備，對日作戰若失敗，就會簽訂喪權辱國條約。所以必須抵抗、交涉並行，先安內後攘外，延緩戰爭爆發，爭取時間備戰。汪精衛說，“這次日本的舉動，正如強盜明火打劫一般，我們如果遇著強盜入室，唯一的方法，便是一面向他迎頭痛擊，一面鳴笛報警，協同捉拿。所以兄弟主張，一面要抵抗，而一面仍要交涉……”（上海《申報》1931年12月7日）這裡他首次提出“一面抵抗，一面交涉”的方針，認為比蔣介石和張學良的不抵抗或不交涉，更能有效阻擋日本侵逼。 　　1931年9月18日晚，日軍炮轟東北軍瀋陽北大營。 　　筆者的父親和伯父，當年是位於瀋陽的東北醫科大學的同一屆學生，“九一八”事變當夜，恰逢我祖父從關內來探望他們兄弟倆，父子和同學們經歷了激憤萬分的一夜。 　　在中央常會上，正式確定由蔣任軍事委員會主席，汪任行政院長，形成“蔣主軍，汪主政”的格局。還有一個黨權，名義上是汪、蔣和胡漢民“三駕馬車”，但中央政治會議三常委之一的胡漢民仍不肯與蔣合作，寧願扮演在野派角色，所以最高決策者，就是蔣、汪二人，蔣管“安內”，主要是調集大軍圍剿中共領導下的紅軍，撲滅每一處星火，以防燎原；汪管“攘外”，與列強打交道，尤其是應付日益緊急的日本外患壓力。從蔣介石的角度來看，當時中國民眾抗日呼聲很高，對政府抨擊猛烈，辦外交吃力不討好，樂得讓汪精衛去擋在前面，承擔“賣國”罵名，口乾舌躁地向憤怒的民眾和輿論解釋政府的苦衷和打算。 　　汪精衛闡述“一面抵抗，一面交涉”政策說：乃是軍事不宣戰而盡力抵抗，外交上不絕交而盡力交涉。二者並行，以“不失國土，不辱主權”為最低限度，“在最低限度之上，可以忍受，就可以和；在最低限度之下，不能忍受，毅然拒絕，就只得出於一戰”。（《對於軍事外交的方針和決心》） 　　為什麼“不宣戰”“不絕交”呢？因為一旦宣戰、絕交，中日成為敵國，就迫使世界列強選邊站，他們就必須按照國際外交通行的規則恪守中立。那麼，如果日本封鎖中國港口，國際上都只能袖手旁觀，反而使中國得不到急需的物資援助和道義支持。權衡得失，中國對日“不宣戰”“不絕交”更為策略。美國等也表示不贊成中國與日本絕交。 　　中國大陸民眾多知道毛澤東的重要軍事著作《論持久戰》，以為是他首創長期抗戰和全民抗戰思想。實際上，當時有如此認識的人實在不少：軍事理論家蔣百里（1882—1938）早在1923年就預言中日之間必有一場大戰，如果中日交戰，日本利在速勝，而中國利在持久，1937年抗戰爆發前，他出版十萬字《國防論》，闡述持久戰思想；蔣介石麾下陳誠將軍也早就在1935年到36年的數次演說中，提出“以空間換取時間”的持久戰構想；蔣介石本人及政府也早就確定持久抗戰的戰略方針，1936年底，蔣介石命參謀部制訂《民國廿六年度國防作戰計劃》，起草於1937年1月的甲案中就提出：“實行持久戰，逐次消耗敵軍戰鬥力，乘機轉移攻勢。” 　　汪精衛於毛澤東文章之前六年，1932年2月15日在徐州的政策性演說《政府對日方針》中，就完整地提出這一思路：“我們現在只有以廣土眾民的中國，與富國強兵的日本長期抵抗，處處抵抗，人人抵抗，則日本必有精疲力盡之一日，我們就可以得到最後的勝利了。”他強調：“我們在野不要唱高調，在朝不要說軟話。”（黨史會《革命文獻》第36輯，1570－1572頁） 　　這些都比毛澤東1938年5月底至6月初所寫的《論持久戰》要早。但毛澤東雖然不是對日“持久戰”的首創者，這部著作自有其重要價值，這是題外話了。 汪、張為何吵起來？ 　　有人說汪精衛是“親日派”，我查閱有關史料，認為這種說法並無事實根據，倒更只像三十年代末之後人們的激憤之詞。汪精衛雖然年輕時到日本留學（實則參與推翻滿清），也受到過日本明治維新“三傑之一”西鄉隆盛、以及勝海舟等人改革思想的影響，然而辛亥革命塵埃落定，他立即功成身退，帶著幾位家人親戚前往法國再留學。中國政壇“城頭變幻大王旗”，汪精衛多次被逼下野，每一次都是直奔歐洲養病、隱居，而不是去日本，更何曾與日本人攀過什麼交情？ 　　汪精衛對日本的野心早有察覺，多次警告國人。1919年，他在《巴黎和會與中日問題》中即指出：在歐戰之前，中國飽受各國軍國主義的壓迫，而尤以日本為最。在另一篇文章《人類共存主義》中，他指出：歐戰以後，次於德國而為人類共存主義之敵者莫如日本。 　　汪精衛上任後，宣布遷都洛陽，擺出架勢積極抗戰，稱中國政府“決非威武所能屈，決不以尺土寸地授人”。適逢處理上海“一二八事變”（順便說一句，當時駐守上海閘北，頑強抵抗日軍的蔡廷鍇十九路軍，正是親汪精衛的粵系部隊）。他力主抵抗，認為“軍事上若不抵抗，則外交上無進行可言，而外交上得力，亦可使軍事勝利更有把握”（汪兆銘對日政策談話，1932年2月7日）。 　　他以“一面抵抗，一面交涉”模式，主持達成中日淞滬停戰協定，打算用同樣的模式處理熱河局面。    2月8日，汪精衛代表國民黨中央慰勉上海十九路軍將士“忠義之氣，照耀天日”，犒勞十九路軍5萬元。汪精衛還下令其它部隊增援上海的十九路軍，但蔣介石私下指示其嫡系按兵不動，十九路軍的抗戰終究孤掌難鳴。 　　汪、蔣催促張學良增兵熱河前線，既強力支持東三省義勇軍，更威懾日軍使之不敢進窺。汪精衛認為，“一面抵抗，一面交涉”，交涉須以抵抗為前提。唯有“一面抵抗”，才能為“一面交涉”創造形勢和增加籌碼。他要求於張學良的，是盡到起碼的守土之責。若沒有“抵抗”這“一面”，如何迫使日本談判，如何爭取國際同情？政府對日“交涉”那“一面”勢必落空——美國前國防部長拉姆斯菲爾德闡述外交政策時，引用過黑手黨艾爾·卡彭的話，異曲同工：“在說好話的同時帶上槍，會比只說好話更有功效。” 　　早在“一二八”淞滬抗戰時，國民政府就計劃將山西駐軍如宋哲元、龐炳勛、孫殿英各部共12萬人，開往熱河東北軍控制的地盤，此舉卻遭張學良強烈反對而流產。汪精衛兩度敦促張學良對東北採取軍事行動，配合淞滬抗戰，牽制日軍首尾不能相顧，張以“鞏固後方，推進前方”空言作答，按兵不動。 　　上海這邊平定下來，熱河的壓力就驟然加大了，局面一天比一天緊張。 　　汪精衛曾派陳公博到北平說服張學良起兵，但張學良只是以上賓招待他們，一談到出兵之事就支吾過去。1932年6月19日，汪精衛親自出馬，持蔣介石的親筆信，與宋子文、李濟深等趕到北平，與張學良相商，再次敦請張整頓華北防務，撤換熱河省主席湯玉麟，並出兵東北。 　　請注意，我們用的詞，是“相商”。當時中央與地方的關係，與後來中共加強集權之後中央與地方的關係很不一樣；而張學良與兩廣桂系李宗仁、雲南龍雲又不一樣，張學良1929年東北易幟、歸順中央後，不到而立之年，就被蔣介石頒封上將，中國北方的軍務政務，人權財權都歸他一把抓。用他晚年對唐德剛等人不無得意的話說：“蔣先生差不多把北方的事完全交給我了。我常常自個兒說翻手做雲，覆手做雨，差不多三分天下，不能說有其二，有其一了。……我那時才二十八九歲。”這一片國土猶如張的自治領，他具有高度的獨立自主權。有人曾說：1931年即使蔣介石真的下令不抵抗，聽或不聽，都還取決於張學良呢。 　　汪精衛雖然是中央政府首腦，去張學良的地盤，只能與他“相商”而不是聽取匯報、下達指示。 　　張學良自1930年進入北平後，開始了他一生中最糜爛的一段生活。他嗜毒成癮，形容枯槁，這段時間的風流韻事更數不勝數——張學良好色是有名的，他說過，“自古英雄愛美人，不愛美人不英雄。我雖不是英雄，但在愛美人方面和英雄一樣”，不過他和父親多養妻妾迥然不同，張學良的“愛美人”，就是“睡完就扔”，例證太多，這裡就不細說了。 　　張學良對汪精衛並不買賬。汪在北平住了四天，張見面愛答不理，敷衍推託，說須委員長親自下令。其後張更稱病住院而不予接談。 　　6月22日，窩了一肚子火的汪精衛離開北平南下，經過濟南，勸韓復渠出兵抗日。韓受張學良節制，未得張同意，他不敢應允。 　　張學良之所以如此，部分原因是張擔心汪插手東北軍政。汪出任行政院長後，想用東北義勇軍後援會來牽制張學良，策劃如果與日本交涉成功，日軍退出東北，即以朱霽青指揮的東北國民救國軍主導接收，這觸到張學良的痛處。 　　另據披露：張學良毒癮太大，過一會兒就須打針，所以無法久談正經事。但汪精衛得知，稱病的張學良卻跟宋子文泛舟北海。 　　國家危急關頭，鎮守最前線的封疆大吏竟是這麼個德性，讓汪不生氣也難。 　　張學良自知理虧，晚年對唐德剛等人輕描淡寫地說：“當然，有件事情也是我做得不對。我跟宋子文是好朋友……我晚上跟宋子文出去玩，到北海去玩，我就沒有理他（指汪）。” 　　張學良還這麼解釋： 　　我跟汪精衛鬧彆扭就是一件事，他是行政院長，同宋子文到北京來看我，拿了蔣先生一封信，他的主意要我們與日本打一下，我就問他怎麼打？咱們真打嗎？你中央有什麼辦法嗎？他說你要是不打，南京政府受不了，你打一下子。我說汪先生您說什麼？利用我部下，你那麼做，我問心有愧。我不想拿我部下的生命來換你的政治生命，這不是我張學良。（台灣《聯合報》2001年10月28日） 　　是汪精衛口才不夠，沒講清楚？還是張學良耳朵不靈，沒聽明白？ “九一八”事變，張學良在瀋陽的官邸也被日軍占領。（資料圖片） 中央催抵抗，少帥討糧餉 　　就從張學良的上述說法中，也可以看出，在他當時的心目中，打還是不打，是他與中央政府討價還價的一場交易——要我打，你中央給我什麼？ 　　倒也不能完全責怪張學良。自古以來“兵馬未動，糧草先行”麼。而且，張學良對中央是否有抗日決心，一直心存疑慮——這也是當時廣大民眾的疑慮。再說，中國有句唱詞：“有槍就是草頭王”，他父親是土匪起家，給他留下東北軍這一筆老本，他哪願輕易耗損，去配合中央政府的對日“交涉”？蔣、汪的中央會不會有以地方軍隊充當炮灰的盤算呢？他也不能不防着啊。 　　張學良遲遲不加強熱河防務，還有一個重要原因，是他對熱河省主席湯玉麟心存顧忌。奉系老軍閥湯玉麟，綠林出身，外號“湯大虎”，是張作霖的拜把兄弟，算張學良的叔輩，在熱河以聚斂民財為能事，久為人痛恨。張學良無法指揮他，也不敢撤換他。日本人拼命拉湯玉麟，張學良擔心，如果用武力解決湯玉麟，他馬上就會投靠日本，將熱河併入偽滿洲國。 　　許多話張學良說不出口，能說出口的，就是向中央政府叫窮伸手。 　　恰恰在“中央給張學良什麼”的問題上，汪精衛兩手空空。中央手中的軍隊主力，蔣介石調去剿共，自然抽調不了；能抽調的晉軍、西北軍，張學良又不要。張學良要的是糧餉。蔣於6月18日宣布“攘外必先安內”，發動第四次圍剿，需要龐大軍費；財政部長宋子文曾允諾江浙資本家四年內不發行公債，因蔣要錢逼得緊，宋躲到上海直想辭職。汪精衛赴上海圖謀借款也無所得，哪裡還能滿足張學良的要價？汪只能反覆曉以大義，張學良卻不想聽空話。他在8月1日召開北平政委會，會議宣言暗示汪無權指揮華北軍事。 　　自北平返南京後，汪精衛在中政會上報告說：“對日外交已窮，中國唯有努力自衛。”奈何指揮棒不靈。1932年7月17日，日軍進攻熱河，狼煙四起，告急電報接連報到南京，汪精衛連續召開會議，但北方前線的事，還得通過張學良才行。汪能做的只是發電報：令熱河省主席湯玉麟誓死抵抗，催促張學良布兵抗敵。但汪精衛一催張學良出兵，張便回以索要糧餉。7月22日，汪以行政院長名義發表通電：“國難日深，凡我軍政長官，應督飭所屬，從今努力，共謀捍衛”。發電的同時，軍事參議院擬具了抵禦日本侵略的計劃。 　　此時的張學良沒有行伍生涯的體力，也沒有作為統帥的膽魄。當時西北軍的將領宋哲元在軍事會議上對張學良公然頂撞抗命，張學良也無可奈何。胡適一針見血地說：“張學良的體力與精神、知識與訓練，都不是能夠擔當這種重大而危急的局面的。” 　　1935年3月18日，《時代》以汪精衛為封面人物。這一年， 汪精衛出任中華民國國民政府行政院院長兼外交部長。《時代》在描述汪精衛的政治經歷時，將他比喻為“鯨魚鬍鬚”――容易彎曲，也能予以反擊。（資料圖片） 汪精衛：我辭職，你也辭職 　　汪精衛防守熱河的考慮，一言以蔽之：增兵換將。“增兵”走不通，就只好“換將”，驅除張學良，換上更堅決抗日、而且中央指揮得動的將領。 　　1932年8月5日，張又電汪索取出兵費，汪精衛急了，使出了最後一招。8月6日，他連發五電，斥責張學良“去歲放棄瀋陽，再失錦州，致三千萬人民，數十萬土地，陷於敵手，致敵益驕，延及淞滬。”今又“未聞出一兵，放一矢，乃欲藉抵抗之名，以事聚斂”。汪精衛宣布：自己“惟有引咎辭職，以謝張學良；望張亦辭職，以謝四萬萬國人，無使熱河平津，為東北錦州之續”。 　　此舉頓時引起軒然大波。函電交馳，互相指責。一時好不熱鬧，這邊國民黨中執委臨時常委會8月7日決議致電並派人慰留汪氏，那邊張在北平極力分辯，聲淚俱下，隨後又致電汪精衛稱決辭職。 　　有人認為汪此舉是“挾嫌報復”，因為一年多前汪氏主持馮、閻各派勢力興兵反蔣，張學良挺蔣，結下前怨。這種說法未免片面，我不敢說汪氏對張學良毫無心結，但是在熱河抗戰問題上，很明顯，汪精衛是站在歷史正確這一邊的。他決心逼張與自己一起下台。汪精衛致電中執委請准張學良辭職，以之為開端，打破中國由軍人割據的局面。汪精衛還向記者發表談話：“國難日亟，而內部不統一如故。……今熱河告急，平津危殆，張漢卿（張學良）擁兵不前，民族淪亡，指日可待。故救國唯有去軍閥，統一內政”。 　　正與紅軍苦苦纏鬥的蔣介石，一方面慰留汪精衛，一方面安撫張學良。他給張學良提出三個解決方案，希望張於三天內親率所部急赴熱河，對內對外都會有轉機。但張學良決定辭職，無意進兵熱河。蔣在日記中感嘆張“猶豫依違，誠不足與共事”。 　　經國民黨要人一再勸慰，汪表態說，辭職是辭定了的，但如果中央同意張學良辭職，他可以回南京用另外的方式服務。8月16日，行政院會議准張辭職，汪遂於17日返南京。 　　張學良部下的軍人卻不幹了——57名東北軍將領聯名發電挽留張學良，表示要與少帥“共進退”。而此時，日軍又再次進犯，熱河再次報警。蔣介石只好另想一招，將北平綏靖公署改為軍委會北平分會，自任委員長，令張學良代理委員長，才緩解張學良這些親信們的怨氣。 　　這麼一通折騰，表面上汪張都辭了職，又都沒離任。不過，蔣在汪張交惡中是有傾向性的，他要繼續推行“攘外必先安內”的大計，視中共為心腹大患，而東北軍除張學良之外找不到替代統帥人選，對張只好更多遷就。汪覺得熱河防務依舊無法改觀，自己做不下去，長嘆一聲，告病三個月出國到德國療養。（未完待續） 　　（本文註解較多，為方便讀者閱讀，此處從略） 　　下篇預告：汪精衛與張學良（下）——讀史札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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